我也认真回你第一句，这人吃人的社会可不是我们乱讲的，对岸大师 郎咸平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你或许不服，认为我们在讲的是开肠破肚的吃人 朗咸平讲得是生活中的互相压榨。只不过在我看来，这都是因为体制造成人为了生存而 不得不的相食悲剧阿！ http://hi.baidu.com/63065666/blog/item/01c9c2ef5038542facafd5ca.html 郎咸平：现今中国是人吃人的社会 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 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时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国处於最原 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内和谐化是当务之急。必须解决政府腐 败低效问题，以严刑峻法实行法治。 我仔细研读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今年十月）公报，认为五中全会是* 本质转变的开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所提 出的「国际和平化，国内和谐化，两岸和解化」的「三和理论」将主导*未 来的执政理念。「国际和平化、两岸和解化」较易了解，我将另外为文讨 论。我认为真正对中共执政基础产生冲击的将是「国内和谐化」问题，而这 也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今天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 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腐败阶段正是欧洲两 百年前****革命的温床。中国经历了那麽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 义，赶走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 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以及类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窘境。对外而言，这种 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 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ZF放弃了本身 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 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像。 表面上看，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 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 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 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 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 浪费是先进国家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其他问题如固 定资产投资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经济表面现像的恶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在以简单 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举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 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 公现像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 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须郑重地申明，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 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贱价买 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ZF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 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 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於 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於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 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麽还能这样毫无羞耻 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这个坏土壤所孕育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处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 思。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ZF补贴，但是ZF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 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 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 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 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 「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 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 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类似的现像在医改问题上也是让人扼腕痛惜。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 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 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 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此外，腐败的地方ZF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 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 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 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 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於死地。中国大地什麽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 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麽待遇 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 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旅游抗议冲击地方ZF的时候， 地方ZF是什麽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 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 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 更有甚者，目前中国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还上升到了行 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司法暴力审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着名的 例子当推港商嘉利来的股权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来与北京市二 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组建公司，共同开发世贸中心项目。二零零零 年时，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垂涎於嘉利来的股权，於是勾结社会恶商， 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夥，侵 吞嘉利来股权。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来提起行政覆议，商务部其後撤销了北京市商务 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务局拒不执行。其後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法 制办查核後，国务院办公厅零三年七月责令商务部等单位督促北京市商务局 立即执行中央ZF行政覆议决定。八月十四日商务部也明确再次要求北京市商 务局立即执行。为遮掩商务局违法行政的错误，北京二商集团依据伪造的复 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商务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ZF败诉。 北京市ZF内部的腐败分子这种操纵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决将尽 失民心，而严重动摇国本。 这些年来农村的衰败也不遑多让。三农问题的严重，让人感到怵目惊 心。农村破败的基本原因，还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远低於工业品的附加 价值，因此经济越高速发展，农村就相对地越破败，而其必然结果就是农村 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价值。但是农村资金缺乏的结果，是与各种权 力高度相关的地方干部亲属和非农经营业主，透过高利贷进一步剥削穷困不 堪的农民。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调查，类似於国民党时期的高利贷在很 多农村地区就重新泛滥起来，而且情况是极其严重的，与国民党时期的乱像 相比，毫不逊色。举例而言，月息在一点五至二分之间的民间高利率借贷占 了百分之二十点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贷约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 分至四分的高利贷占了百分之十八点二，月息超过四分的恶性高利贷占近百 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农村的农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贷是用於农业 再生产，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费性的借款，而不会投入生产的循 环使用，因此就很难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麽来还钱。此外，高利 借贷与买卖婚姻、赌博等现像相关，诱发了一系列的民间纠纷，有的债主请 黑道讨债，有的发生斗殴致伤，还有的与黑恶势力结合，殴打无力还贷的农 民、强行拉牛抓猪，影响了基层的政治稳定。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 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像，我们见得少了吗？ 那麽到底是什麽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 所仅见。” 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 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 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 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 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 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 阶级。例如，以往被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刘文采，最後也被实事求是的态度翻 案了，原来他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如此例 子不胜枚举，山西几个大地主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包括乔家、王家，到了 分土地打土豪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所以才将这些古迹保存了 下来。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 礼教。 最後，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地方干 部和恶霸在历史上一向为所欲为的传统到了新中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一 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 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执政哲学使得中国这一代人更往「钱」看，但是不 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 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 就是因为这些改革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现像太过严 重，因此五中全会「国内和谐化」的理念就特别地具有时代意义。从我前面 所分析的问题看，目前在这片坏土壤上以简单经济发展为唯一考量的发展 观，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和谐，而国内和谐化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充 分而且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停滞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 执政下的台湾就充分说明，一个社会绝无可能在社会极端不和谐的情况下发 展经济，而且不和谐的社会将使得ZF的执政基础迅速沦丧，造成社会进一步 的动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ZF的不稳定、的频仍以及经济的停滞发展，不正 说明社会和谐的重要吗？在社会不和谐的危机之下，学者专家却仍然高喊着 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的目标的理念将会如同菲律宾等国一样，使得中国经济体 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ZF信誉 宗教信仰是靠历史的传承，礼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积累，绝对无法而且 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这套系统。透过长期的法治化建设形成法治化的游 戏规则，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应当是ZF长期努力的目标。但在短期之下， ZF必须利用严刑峻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 政司法、ZF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可是严刑峻法的推动脱离不了各级ZF在中 央ZF的领导下的执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来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ZF 包括司法机构的嚣张气焰，不但无视中央ZF的存在，而且其作为已经开始动 摇国本。有这样的地方ZF，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再加上改革开放後官商勾结 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国内和谐化的改革越发艰难。在此我呼吁中央ZF进一步 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整肃吏治，因为没有一个 廉洁有效率的ZF就很难彻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也无法推动以民为本的 法治化建设。 其具体做法应重新定位各级地方ZF的行政职能，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理 念，何谓正确的ZF职能。各级ZF的职能不应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的目标，更不 是像目前各级ZF一样的大商贩的身份。协调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 求，只有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ZF的首要施政目标。但要解 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的廉洁和高效的 ZF。中国各级ZF的全面腐败与低效率曾经引发了大面积的体制改革的讨论。 一些食洋不化的专家学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监督包括民主（议会）监督和舆 论监督是体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监督能否到位还 遥遥无期，而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纲的错误思维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汤和 不和谐。 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ZF的腐败以及低效率。我认为这 一切应该归咎於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过肤浅所致。举例而言，一九 九七年之前的港英ZF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当时的香港有民主吗？有民 意监督吗？有舆论监督吗？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体胆敢批评港英 ZF，政治部的官员就上门抓人以「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递解出境。这种威权 体制下的港英ZF竟然是最廉洁与最高效率的ZF。清廉的新加坡ZF也和香港类 似。可是，亚洲其他地区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等， 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引进了民主与舆论监督，但是ZF的腐败和低效依然严 重而不能解决。而这也是我为何主张单靠民主与舆论监督不能解决腐败与低 效的主因，因为民主与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这 也是为何民主与舆论监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国家有效而在亚洲大部分国家无效 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ZF的廉洁和高效来自於英国人建立起来的 严格的流程式管理。那麽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协议转让为例， 如果规定要竞价拍卖，那麽竞价拍卖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领导 拍板决定。以往领导有很充分的空间去讨价还价，由於没有一个价格机制 在，因此需求量是无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竞价拍卖就是一个规范的 流程，减少了官员腐败的空间，而且由於价格的调整使得需求减少。如香港 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开竞价，港府官员没有贪污的空间。而如何补偿拆迁户 都有一整套的程序，双方都没有议价的空间，因此大幅减少司法和黑道威 胁。 最後我想提出，五中全会的「三和理论」将是继「三个代表」之後的重 要里程碑，也和「三个代表」一样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毫无疑问， 「国际和平化」及「两岸和解化」的推动，与「国内和谐化」的日益恶化， 更显现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论」的迫切性，而解决「国内和谐化」是重中之 重。在国内法治化的建设还未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严格流程化的管理解 决各级ZF的腐败和低效的现实情况，然後以严刑峻法解决人民最不满意的问 题，才是各级ZF的首要施政目标。（亚洲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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