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国庆早上九点，我和之前联系上的公费生陈弘先生、郑坚先生，以及全 国台联的职员徐波先生约在北京国际饭店见面。坐地铁到王府井站，参加国庆升 旗典礼的民众人山人海，在挤地铁的时候我就深深感觉到，就算我把双脚悬空， 也不会掉下来，难道这就是漂浮的奥秘？飞起来了怎麽可能救命啊我不要，快来 爱我不然我会疯掉。 　　穿过重重人群来到饭店门口，竟然拉起封锁线不让进，包含北京国际饭店到 天安门广场的区域全部管制，我才发现我看错地图了，把北京饭店误认为北京国 际饭店，你TM的这跟AC米兰和国际米兰有什麽不一样啊！ 　　还好北京国际饭店也在地铁一号线上，就两站地的距离。可是当我想回去搭 地铁的时候，才明白张爱玲小说《半生缘》里面，曼桢对世钧说「世钧，我们回 不去了」这句话的最高境界。 　　从地道里不断涌出蚂蚁雄兵般的人群，爸妈带小孩，甚至连阿公阿嬷全家来 观礼的都有。就升个旗而已有什麽好看的？这盛大场面在台湾的双十国庆已经见 不到了，害我根本没法往地铁里面挤啊。 　　後啦，哇崩溃啊！ 　　理论上应该有其他的入口可以让我进入地铁，可是就两站地而已，走一下就 到了不是吗？反正交通管制打不到车，不妨就走路过去吧。 　　然而，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北京之大，从地铁站的间距就能看出，北京 国际饭店距离王府井实际上非常遥远。我已经迟到了，进不了地铁打不到的，又 看不到路的尽头，只能靠自己的双腿。 　　於是你就看到有个台湾来的小伙子，国庆一早在东长安街和建国门内大街晨 跑，好个强身救民族，奔跑庆中国啊。 　　後啦，哇崩溃啊！ 　　我脱去外套，满身大汗，总算到了北京国际饭店。两位老人家等我一阵子了 ，脸上略显不悦，我只能连忙赔不是。 　　喘完几口大气後，我才向两位老先生说明此行拜访他们想要了解的问题。如 果你问我，有什麽必要为了调查公费生的事情大老远从台北飞到北京，在电话中 直接询问他们不就行了吗？ 　　理由很简单，我在台湾时和他们通过几次电话，才知道原来不只尤老师，每 个当年到大陆就读的台湾公费生，都背负了那个时代的动荡。我对於这几位台湾 老前辈的人生际遇感到非常震撼，才特别想要亲自见上他们一面，以表达我这个 後生晚辈对他们的尊敬之情。 　　就说到陈弘先生吧，他的本名叫陈伯熙，1946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 他在台湾有位未婚妻，名叫杨惠华，两人约好一毕业就结婚。 　　三年後国民政府撤退台湾，陈弘先生选择留在大陆，并透过香港友人写信给 杨惠华女士要她到大陆。杨惠华女士的父母不准女儿孤身赴对岸和陈弘先生完婚 ，杨女士只能痛苦地和陈弘先生解除婚约。在她回给陈弘先生的最後一封信，泪 水都模糊了字迹。从此两人音讯断绝，只能各自成家，陈弘先生和家里也完全无 法联系。 　　若干年以後，陈弘先生才知道，他的母亲认了杨惠华做乾女儿。每当杨女士 去探望陈弘先生的母亲时，两个人总得哭一场，陈弘先生的母亲甚至还因过度想 念儿子而哭瞎双眼。因为没办法回台湾，陈弘先生的父母过世时，还是由杨女士 披麻带孝，替陈弘先生送他父母最後一程。 　　八十年代陈弘先生担任人民日报驻东京记者，杨女士从台湾去日本见陈弘先 生一面。陈弘先生想到过往种种一切，想到杨惠华女士为他父母做的一切，无法 用言语表达他心中的激动与遗憾，在杨女士面前跪了下来。杨惠华女士淡淡地对 他说：「只怪我们没有缘份，来世再做伴侣吧！」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忍不住掉下眼泪。这已经不只是爱情故事，更反 映出一个台湾家庭在那个时代的悲剧宿命。 　　陈弘先生的故事在06年被改编成电影《云水谣》，陈坤和徐若瑄分饰男女主 角。可惜的是这部电影只是单纯改编一个爱情故事，没有把时代背景的因素加进 来。光是看电影，不太能够体会其中更加复杂的情感。 　　另一位老人家郑坚先生，他们一家也是饱尝两岸对立之苦。 　　郑坚先生原名郑鸿池，台湾彰化人，祖先与郑成功同宗，三百多年前就渡海 到台湾定居。因这不平凡的身世，使郑坚先生一家经历与一般家庭不同的命运。 　　郑坚先生的父亲名叫郑水河，日治时期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反日活动，被日 本人通缉而流亡大陆，抗战胜利後一家人才不用再逃避追捕。 　　1946年郑坚先生考取公费生资格进入厦门大学就读。内战期间他加入解放军 ，在闽南山区打游击，後编入第十兵团，任政治部台湾训练队队长。 　　郑水河育有六个儿女，郑坚先生排行第二，他的姊姊郑晶莹因参加中共地下 党被暨南大学开除学籍，他的大弟郑鸿溪是台湾四六事件的学生骨干，被国民党 追捕而逃离台湾，可以说他们一家都流有满腔热血。 　　遗憾的是，内战造成一家人分隔两岸，郑水河带着三个在台湾出生的儿女留 在大陆，他的妻子则带着三位在大陆出生的弟妹回到台湾，互相失去联系。 　　国民政府溃败後人人都往台湾逃，心向共产党的郑水河顶着台湾人的身份留 在大陆，却被视为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而在福建龙岩伐木劳改数年；长女 郑晶莹也头戴特嫌帽子接受劳动改造十几年，四名儿女全靠郑坚先生抚养。 　　 　　郑坚先生虽然没怎麽受苦，但和许多历史反革命或台湾人一样，档案里有「 不得重用」这个大大的包袱，也是要看人脸色吃饭。 　　带着三个小孩留在台湾的郑母一样不好过。郑水河长年投身反日运动，家底 并不丰厚，郑母只能凭着裁缝的工作拉拔三个孩子长大。老四老五念到初中就得 辍学工作，家境清苦。讽刺的是国民政府把留在大陆的郑水河视为共产党特务， 三不五时就上郑家叨扰，让乡里对郑家投以异样眼光。郑母就在这种条件下憋着 一口气，等待和丈夫重逢的日子到来。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1974年郑坚先生调任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任副 总编辑，他让大姐在「台胞在大陆」的节目里用闽南话对着台湾的郑母广播：「 身在大陆的家人都好，请放心，请耐心等待团员的一天。」居然真的透过一位远 亲传到郑母的耳中。断绝二十五年之後首次听到家人的消息，高龄六七十岁的郑 母悲恸不已。 　　在这样艰辛的环境中，郑家最小的儿子郑鸿川非常争气，移民到了美国。当 年他大学毕业本来要申请赴美留学，但因父亲的特殊身份国民党政府不让他出国 （滞留在大陆的公费生的台湾亲属全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他後来攒够钱 才移民到旧金山。 　　由於身处美国，才有机会和大陆的家人联系。两岸家人联络上之後，当然希 望能够找机会见一面。 　　郑家老三郑鸿溪在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是两家人的联络窗口。1981年 年初郑坚先生接到弟弟的电话，老三声音非常激动地说：「哥，妈要来大陆！」 郑坚先生听到这消息，兴奋到两腿发软站不稳，可是两岸尚未开放，郑母要从台 湾到大陆何其困难。 　　原来是郑母先飞到旧金山小儿子那，再转飞上海，整趟行程完全保密，绝对 不能让国民党政府知道。 　　这一年郑坚先生五十四岁，父母都已高龄七十多岁了。为了这阔别三十余年 的再团员，郑坚先生、郑父、大姐不约而同把白发染黑，时光倒流，让自己看起 来年轻些，回到1949年以前全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老三从北京到上海和郑母、小弟会合，一起飞往福州，郑父也从广州飞到福 州。台湾到福州不过一百公里的距离，却让年逾七旬头发班白的郑母两度飞越太 平洋，一家人才得以团员。当郑家人在福州机场相遇时，所有人抱在一起痛哭失 声，倾诉三十三年来令人撕心裂肺的分离苦痛。 　　是什麽样的力量阻绝了一家人的团聚？又是什麽样的力量让他们宁可吃尽苦 头也要见上一面？ 　　郑坚先生原本以为父母重逢，会有说不尽的话语，可是郑母似乎不能原谅郑 父把他们母子四人丢在台湾，受尽贫困和心灵上的折磨。郑母一看到郑父，就一 直用那双历尽沧桑的手捶着他骂：「没良心，将儿女和自己一甩手几十年！」政 治对立，换来的只是家庭破碎。 　　郑坚先生回忆，母亲和父亲一个月的相处，多半无语凝噎。郑母随身带着一 卷录音带，其中有一首台湾在日治时期，描述一位乡下女子爱上一名都市男子， 最终被遗弃而沉沦欢场的歌曲《雨夜花》，她让郑父听这首歌，听听她三十年来 内心的孤苦哀戚。 　　郑水河先生默默地听着歌，想起自己在1949年时因为坚信共产党在两年之内 就可以解放台湾，才选择留在大陆。可没想到国共一对立就是几十年，结果不但 自己受苦，也让老伴和儿女受苦。他不怨谁，到了这把年纪什麽都看破了，至少 他还能和结发夫妻老来相聚，这份幸福比什麽都足够。他知道，他的老伴愿意飞 越太平洋来探望大陆的家人，就表示她还认这个家。 　　再怎麽动乱的年代，都拆散不了一家人的血脉。郑水河先生心中并没有怨， 如果要怨，就怨中国这百余年来的动荡命运吧。 　　隔年郑母再次到大陆，一家人再度团聚。不久之後，郑父咽下了人生的最後 一口气。如果说郑水河先生有什麽未了的心愿，大概是终其一生无法再回到台湾 故土吧！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 无人看见，每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倘看顾， 　　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哪落欲如何。 　　雨无情，雨无情，无想阮的前程， 　　并无看顾，软弱心性，乎阮前途失光明。 　　雨水滴，雨水滴，引阮入受难池， 　　怎样乎阮，离叶离枝，永远无人倘看见。 　　《雨夜花》　词：周添旺　曲：邓雨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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