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19913/ 惹火的道德心理学（下）︰你未够善良 上文提到，由幼年到成年的心理机制，似乎让我们感到人类善性一片光明，不是吗？不， 拨冷水的时候到了，我们的善性是有偏私、有限制的，相当容易划分「自己人、其他人」 ；「好友、敌人」，偏好小圈子，爱好自己的国家、民族、肤色等等，这些都是基因演化 为我们预先设置好，快捷区别「我群」与「他群」的道德直觉。 如凯萨琳．金斯勒（Katherine Kinzler）及其同僚发现，六个月大的婴儿喜欢望不带外 国腔调的人说话，而十个月大的婴儿喜欢说母语的人给他们玩具；到了五岁左右，小孩喜 欢跟不带外国腔调的人做朋友。这种亲疏有别的喜欢感十分自然，早在我们未深受文化教 育影响时，这些倾向经已形成。 还有，我们或已听说过那神奇的「催产素」（Oxytocin）。以往一些田鼠实验已发现，这 种神经分泌物跟动物的爱慾、关怀，甚至跟一夫一妻制密切相关，却较少提及它的有限范 围。海德特为此整理了一些研究，不错，有些游戏实验反映，鼻子吸入催产素後，有助增 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愿意在游戏中将钱转移给匿名的陌生人。但是，当实验套在带有团 体竞争的游戏时，催产素会使人更愿意伤害其他团队，以保护自己团队；若实验牵涉自己 国族，便会视自己国家民族的性命极端重要。 种种迹象显示，催产素的增加虽有助关怀「我群」，同时也增加厌恶「他群」的程度。换 句话说，我们演化而来的情感直觉机制充满限制，先天早已植入了诸多偏好。难怪格林亦 感叹，在美国仍存在种族偏见问题，白人名字的履历更受雇主肯定；而美国法院的纪录反 映，黑人被告相比白人被告，更容易被判死刑。 现在要问的是，为何演化使我们拥有同理心之余，却又如此偏私？海德特和格林分别以基 因演化、神经科学为我们拆解背後的道德基础。海德特指出，生命史的开端犹如基本单位 的层层结合，由古细菌在单膜内的结合，到真核细胞的出现，再由此分裂成不同有机体。 有机体逐个组成不同族群，部分生物再由小族群连结成大族群，层层递进。 从细胞到有机生物，亿万年的演化见证着不同层次的分工，互相依存，也反映出个体竞争 与群体竞争，在生物界同时并存。海德特表示，达尔文演化论所包含的「多层次选择」（ multilevel selection）早已道出个中端倪：「基因的外面是染色体，再外面是细胞，再 外面是个别的有机体，再外面是人群、社会、其他群体。在这个阶级组织中，任何一层都 会发生竞争」。 而人类天性的复杂多元，正是既像黑猩猩有强烈的自私性，又像蜜蜂懂得群体分工。海德 特以此比喻人性，如同有90%的黑猩猩特性，再揉合了10%的蜜蜂特性。人类演化而来的情 绪机制、道德直觉，让我们先完成小圈子的团体合作，到了人类拥有意识能力以後，原始 宗教与文化思想加强了社会合作、促进分工，集体意志解决更大的社会需求。 同样地，格林认为演化优势就是竞争的过程。例如，一群狮子只要比其他狮子跑得更快， 抓到的猎物更多，便有更强的繁殖优势。久而久之，高速狮的後代自然比龟速狮更多，成 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而人类的原始道德本能，也是偏向互相合作的祖先，胜过盲目自私，恶性竞争的族群，从 而形成生存优势。很明显，假如祖先团体内滥发暴力行为，只会造成无穷的流血冲突与报 仇行动，族群根本不能壮大。这样的演化本能，令我们成功将族群的利益，摆在自身利益 之先。 可是，这只是让「我群」有优势胜过「他群」，而不是庞大族群之间和平共融。换言之， 人类的道德根源，原初并不是为了实践更大的善：成就人人平等，乃至众生平等的普世价 值。即使我们今天绝不视道德价值是为了增加生存优势，但是，我们有必要如实了解道德 直觉「源自演化的本来面貌」。 如格林强调，道德直觉令人类在一小圈范围互相合作，减少个人之间互相损害，解决类似 生态学者盖瑞．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寓言〈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果一个部落里的牧民，在资源有限的牧场公地上放牧，采 取绝对自私的做法，拒绝合作，最终，牧场资源会迅速耗尽，牧民很快便一无所有；反之 ，以不同的方式合作，并惩罚恶意反叛者，却有助牧民长久地取得资源。（连黑猩猩也懂 原谅同伴、促成合作，并惩罚同伴不合作行为。） 别迷信自己永远正义 然而更大的问题也来了，假如出现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族群竞争呢？每个族群都有自成一系 的道德信念，不管是来自原始宗教或是道德信条，这些信念难以促成族群层面之间的合作 ，并且深信己方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或：我信的是真神，你信的是假神。） 格林将「团体可能因为自私自利，而偏好某些道德价值胜过其他价值」，称为「偏私的公 正」（biased fairness），简单来说，就是人人总是认为自己／己方是对的，对方是错 的。 在1982年中东贝鲁特大屠杀发生後，有研究人员分别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观看当年同一 段新闻报导，尽管内容一模一样，但双方完全认定新闻只偏袒对方。还有另一项关於政党 的心理实验，乔福瑞．柯亨（Geoffrey Cohen）找来一批偏好民主党的自由派人士，与偏 好共和党的保守派人士参与实验。柯亨发现，只要他将某项政策，向自由派人士说成是民 主党提出的，即使内容非常保守，自由派人士照样赞成；反之亦然，向保守派人士说政策 是由共和党提出的，即使内容非常开放，他们也照样赞成。事後，大部分参与者均否认， 当初自己受到党派影响，从而误判了内容。 研究意味着，自己支持一方所提出都视为对的，盖过了对内容的思考，总之赞成「自己人 」就好了。老实说，笔者极有兴趣在香港试验一下，看看自称民主派人士以及建制派人士 的反应。 太夸张了吧？那麽讨论死刑的话题如何？假如双方足够冷静，把正、反理据看得清清楚楚 ，会减少对己方的盲目认同，较谅解对方的观点吗？曾有研究员将支持和反对死刑的详尽 理据，分发给双方阅读，让他们细心考虑过後再作判断；结果，人们看後反而加强了自己 立场的信心，更加认为自己支持的理据更有说服力，对对方的观点没有较多谅解，情况倒 是变差了。 格林就上述各点，再以神经科学的角度作出解读，不论是指个人避免伤害旁人的直觉，抑 或团体「偏私的公正」背後的直觉基础。他指出神经科学权威学者之一安东尼．达马西欧 （Antonio Damasio）发现，人类不同的道德情感机制与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简称vmPFC）非常相关。假如脑区受损，病患即使看 到血淋淋的恐怖场面，身受重伤的受害者，他们也会指没有任何感觉，就是出现了情感障 碍。大家别误会，他们并非智商出了问题，而且仍然有是非对错的相关认知，只是他们一 点感觉都没有，有点像我们知道的人格病态者（精神变态）。 再拆解「电车难题」辩中辩 还记得那多重设问的电车难题吧？格林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认为第一重设问：「转辙 器难题」（switch dilemma）无甚争议。同样，研究电车难题的哲学家茱蒂斯．贾维士． 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认为纯就此重设问来说，以功利主义（Ulitarianism ）进行道德抉择，道德上可以接受；格林也交代全球绝大部分人也认为可以接受。（笔者 当然同意，详见《举世争议的「电车难题」是戏弄人的诡辩》一文。） 格林比较关心的是第二重设问：「天桥难题」（footbridge dilemma），就是推人下桥拯 救路轨上五人的问题。 首先，格林设计了一项实验，透过功能性磁震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检视受试者在阅读、回应两重设问时的大脑反应。一如格林所料，在天 桥难题中，当人们认为自己要亲手推人下桥时，大脑处理「道德情感」的腹内侧前额叶活 动也一并增加；反之，转辙器难题中，当人们大都选择杀一求五，以功利主义作出抉择时 ，却是「抑制慾望」的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简称dlPFC） 活动增加，而此一区域，往往是不同实验，需要受试者刻意自制，以理性思考时较活跃的 大脑区域。 此外，他指出学者马利欧．孟德兹（Mario Mendez）与同僚找来额颞叶失智症（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病患进行天桥难题判断，这些患者受影响的脑区也有腹 内侧前额叶，亦即导致情感障碍的区域。结果，接近60%的病患愿意推人下桥，而健康人 士只有20%会这样做，前者高出三倍之多，使上述两项关键实验得到相关性支持。 此外，亚米泰．薛哈夫（Amitai Shenhav）的一项关於处理恐惧反应的「杏仁核」（ Amygdaloid）研究所示，在天桥难题中，杏仁核与人们抉择的负面情感有正相关；格林补 充，杏仁核的反应像警报器一样，当它活跃时，也关系人们不采取功利主义抉择。 一些急躁的朋友，或许此时已愤愤不平要问：岂有此理﹗格林是否想说，决定不推人下桥 时，只不过是非理性的情感，而推人下桥杀一救五反而是理性大脑的抉择﹗你支持杀人吗 ？太冷血了﹗ 事实并非如此，格林倒是认为，我们确实可有很多理性依据，种种推论，决定不推人下桥 。例如，任意牺牲旁观者很可能令人仿效，造成社会秩序恐慌混乱，也可以详细思考尊重 生命的重要性等。但是，当我们相信是上述抽象的理性思考，驱使我们最终拒绝推人下桥 ，那麽，当人们接受测试时，理应是「背外侧前额叶」非常活跃才对，可是事实不然，真 正令不少人拒绝推人下桥的，是强烈的道德直觉。 为此，格林设计了一个称为「撞击警报情境」的电车实验。这次，路轨设计是分开两条独 立的轨道，一条纯直线轨道行驶电车，前方站有五人，不停止电车他们会被撞死；另一条 独立轨道也有一列电车，若受试者在遥远的地方，按下转辙器，让电车转向分岔路，撞死 一人，触发那里的警报，令所有轨道立即停电，便可成功拯救那条直线轨道上的五人。你 们应该很快明白，假如理性思考，这样做根本跟推人下桥并无大分别，同样是刻意视他人 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是有违人们一般道德信念的目的。 可是，依然有86%的人杀一救五，与最初没有争议的第一重设问的87%几乎一样﹗为甚麽？ 这就是格林苦心重新设计，只要绕过人们敏感的道德直觉，不用想像自己推人下桥，转辙 器摆在远方，两条轨道分开处理，便令到人的情感反应大减，从而轻易作出抽象的功利主 义抉择。 可是，请别误以为格林轻轻放下天桥难题，他和同事设计了一个更暧昧的版本，以突显电 车难题的吊诡之处：如果电车不停下来，就会撞上爆炸箱，炸毁水坝，淹没一整个城市， 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如果把一人推下去，触发机关立即拯救数百万人性命。你会如何抉择 ？ 笔者认为这版本的妙处，在於是否追求更大的善，无论事前再确信某种道德信念，还是要 依据实际情况重新思考、调整。不知你如何抉择？ 转一转事例煽动你就不理性了 还有一个令人情理冲突的实验。学者绍恩．尼可斯（Shaun Nichols）与约书亚．诺伯（ Joshua Knobe）以两个虚拟世界，询问人们的责任判断。二人设定一个A世界，在这世界 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100% 命定的。人们被问及在如此世界当中，应该为自己的行为 负上完全的道德责任吗？结果，只有5%的人回答需要负全责；这没大不了，很合乎预期， 相当理智，也根据抽象原理推论。 可是，当他们具体地在A世界描述以下事情後，反应截然不同了：有一名为比尔的人，他 迷上自己的女秘书，认定唯一跟她一起的方法，就是杀掉现任妻子以及三个小孩。他设计 了一场大火，布下机关，终於将全家烧死了，顺利跟秘书一起。人们再回应这事例时，面 对同一个100% 被命定的世界，却立即转向认为，比尔需要为自己行为负全责。问题是， 刚才为何95%的人断定活在A世界的人不必负全责？难道那种清晰的抽象推论，突然因为触 动情感，一扫而空？ 此刻我们开始明白，道德直觉影响之大。同时，无论你喜欢抽象思考道德义务、生命价值 ，抑或功利主义的运算推理，求最大效益，大脑主责处理的区域是「背外侧前额叶」，而 不是主责情感和恐惧的大脑区域。只要蒙骗人们的情感直觉，同时又忽视抽象思考，原本 在推人下桥的情境不同意杀一救五的人，在绕过情感的设计之下，不知不觉会以功利主义 抉择。 难怪海德特引述学者研究，无论主张功利主义的边沁（Jeremy Bentham），或是主张义务 论（Deontological theories）的康德（Immanuel Kant），都很可能患有「亚斯柏格症 」（Asperger’s Syndrome），没怎麽情感挣扎，抽离地思考问题，二人分别在於康德症 状相对轻微。 因此海德特亦指，西方社会部分受深厚教育的人士，若像边沁与康德那般聪明又略带自闭 ，极易成为自由派人士，偏好抽离思考避免伤害和公平的道德原则，变成全球相对少数的 「WEIRD」一族，即：西方的（Western）、高知识分子（Educated）、工业化的（ 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民主的（Democratic）。 总之，格林将一系列大脑研究，归纳为情感与理性交织的「双重程序大脑」，就像一部现 代摄影机，有自动模式，也有手动模式。自动模式预先设定好感光度、光圈等，方便快速 拍摄；情况犹如我们的道德直觉／情感直觉，是演化给我们的自动设定，抉择飞快，一瞬 间感觉已作出判断，像大自然世界替生物存活下过亿万步棋，最後的经验累积成高度直觉 。 但一些需要细致调节的画面，则要亲自调校各项设定值；犹如我们的理性思考，细致推考 想法，分析概念，有时甚至抑制情感干扰，务求作出情理兼备的判断。而身处现今复杂社 会文化底下，若单凭远古的直觉决策，未必正确。 格林强调，在一般生活之下，对身边亲朋直觉关怀，首先保护他们，合乎情理，这并不构 成甚麽问题，也有利促进团体内的和谐共处。可是，当问题涉及大量团体的公共政策、环 球问题，纯靠直觉可能有「道德近视」的情况出现，只知维护自身阵营的信念，无助达成 更大的善，凝聚共识。 该为「功利主义」平反了？ 总括研究所得，格林认为我们现今对人性的了解越多，好应为一度被打成万恶的「功利主 义」平反，但由於它的名字极易受到误解，令人误以为功利主义无关「更大的善、快乐、 幸福」，以为它不过主张「生活就是持续的算计，为每个决定加上成本与效益的计算」， 甚至是一种财富最大化的想法，只要有利益可图，牺牲少数人换取更多财富效益，难道不 是应该做吗？ 格林不认为这是正确解读功利主义的取态，并不是追求更大的善有何问题，而是过往质疑 功利主义的说法，不少脱离了对人性喜恶的了解，以及对生活经验的掌握，变成虚空的概 念游戏，所以指斥功利主义者会同意，压迫少数以换取更大利益，变相合理化奴隶社会等 等。又或人们抱持功利主义信念，会否造成彼德．辛格（Peter Singer）抛出的反思，每 人每天不断将剩余的财富物资捐献给各地穷苦大众，以至在城市生活的功利主义者，理应 放弃更好的个人生活品质，以无尽地拯救全球贫困者？ 格林对此逐一回应。例如，根据快乐研究对人性的了解，一批能够拥有奴隶的人，透过奴 役他人换取更大的效益，情况等於在经已不错的生活水平上，增加额外的得益，在真实的 研究和经验之下，这根本不能提升甚麽快乐。另一方面，若一批人成为奴隶，即使可能是 相对少数，他们失去自由和尊严，付出沉重体力，每天生活承受庞大压力，在他们未能增 加别人多少快乐之余，个人的快乐将有极大损失，肯定有悲惨的结果。 是故，格林并不在「可能性」上纠缠，功利主义概念如何「可能」变成奴隶社会，也不纠 缠论证每一项被称为「快乐」的事情，它最精确的概念定义如何。却是问生活「经验」的 各种实际「品质」，是否有所提升，人们生活各类衣、食、住、行的快乐需求如何，缺乏 它们後的痛苦如何，通通有相关研究、具体经验加以支持，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玩弄虚幻 概念的游戏。 笔者相信，这种略经包装的「後果论」（consequentialism）分析方向，格林是受他的思 想家导师—亚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启发，将生活品质（快乐）、社会福利诉诸 经验上可实证的本位。 继而，格林就捐献财富给有需要人士，捐献的程度也诉诸经验分析。他认为一个真正合乎 情理的功利主义者，必须考虑其他人共同承担道德义务；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承受的捐 献程度，放弃了一切生活品质而帮助他人，只会吓怕其他人参与道德义务，如此少数人做 到，同时难以广泛持续的捐献，根本是脱离人性，不可能是功利主义者所支持的。 格林认为若要谴责一些人不肩负道德义务的，首先是那些生活奢华的人，譬如买大量礼物 给自己子女，却完全对穷小孩无动於衷，又或捐献百万美元给「大都会美术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添加艺术品，也不帮助有需要人士，这是说不过去的。 深度实用主义 基於上述对功利主义的诠释，历史遗留太多不幸误解，格林提议以新的名字和论述，重新 将之定位，将根据科学对人性的了解，考虑总体生活品质提升，诉诸经验实证的推论方式 ，称为「深度实用主义」（deep pragmatism）。 假如你相信「人权」无价，但当你论述它的价值如何影响人类的福祉时，你能不扯上历史 的、生活的「经验」作为支持吗？还是你认为人权等道德信念，它的本质犹如「数学」公 式，从基本不证自明的抽象概念，一步步严谨推出结论，真的是这样吗？懂得加以反思， 才是理性学问跟纯粹宗教信仰的根本分别。 那麽，我们回头再看德国总理默克尔处理难民事件的高明，她正示范了格林主张的「深度 实用主义」，默克尔诚实地诉诸德国所能收容的难民数量，满足人道信念之余，未有盲目 根据人道立场全面收容，也以领头的号召力，意图影响欧洲国家一同分担，共同作出持续 援助。这不就是恰到好处的道德「实践」吗？ 这里不是务求提出甚麽铁定真理，笔者相信开放讨论永远是趋向真理的基石。不管各位知 识分子所属的学系学派为何，也不管你们是否对海德特及格林的研究感到冒犯。皆因二人 或多或少认为，不少历史上的哲学家也许脱不掉「直觉先行，决策在後」的思维模式，建 构理论时免不了受涌上心头的强烈直觉影响，再依此加上种种看似言之成理的「解释」（ 这方面威尔森被誉为「先知」）。未知是否意味着，休姆（David Hume）的哲魂彷佛在震 慑古今： 理性只不过是热情的仆人。 Reason is and ought to be the servant of the passions. （後记：格林指他此着作出版，是押上了全组研究员的前途。也许他预料受全球各界热议 甚至攻击，这分勇气值得敬重。笔者认为这是新潮，无论如何艰难，值得我们持续地加以 深思。） 责任编辑︰郑家榆 核稿编辑︰欧嘉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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