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onlong (葫芦提醉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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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文摘] 解玉峰:纪念着名学者胡忌先生
时间Tue Jul 11 14:06:01 2006
斯人已逝,斯文长存
——纪念着名学者胡忌先生
◎解玉峰(南京大学中文系)
1998年秋,笔者蒙业师俞为民先生引荐,往胡忌先生府上求教。先生寓大行宫四条
巷32号,距南京大学仅三里之遥。胡忌先生待後学之恳诚,令人心感。自是之後,
我即常往府上请益,过从遂多。先生无子嗣,晚岁与老伴相依为命,精神尚好,唯
极瘦弱,已近风烛残年。2005年春的南京,天气恶劣,冷热无常,风雨交加,更兼
人世工程大兴,鸡犬不宁。先生偶感风寒,旧疾复发,遂於4月8日,遽然辞世。海
内学人,闻之者无不伤悼。笔者从胡忌先生问学多年,栽培之恩,不敢一日忘怀。
先生去世後,哀痛无已,未能成只言片语。今先生辞世已半载,乃成此文,以为追
念。
胡忌先生,字仲平,原籍浙江奉化县,1931年12月生於绍兴上虞。父胡行之(1900
-1976),二十年代曾留学日本,归国後曾在上虞春晖中学、浙江省图书馆、中国
农业银行等处任职。兄弟三人,兄胡畏,弟胡敌,胡忌排行第二。1946年 8月,随
家移居上海。1949年 1月,因患肺病自上海复兴中学休学。1952年冬,从皮簧名家
苏少卿习老生,得借读其所藏《元曲大观》。1953年由父执介绍,拜复旦大学赵景
深教授为师,此後在赵景深先生指导下,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尤偏重於戏曲、小说
。曾协助赵景深先生编着《元明南戏考略》、《元人杂剧钩沉》,协助孔另境修订
《中国小说史料》。1955、1956年两年,先後发表《谈杂剧的收场》、《北曲杂剧
演唱性别的讨论》、《金元戏剧的新资料:针儿线和清闲真道本》等金元戏剧研究
方面的重要论文,引起学术界的瞩目。1956年 9月,因赵景深先生推荐至广州,任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季思教授助理。次年春,返上海。 4月,《宋金杂剧考》由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宋金杂剧考》为胡忌先生的成名作,直至今日,仍是宋金
戏剧研究领域难以逾越的经典着作。
1957年夏至北京,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担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先
後编辑过《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等重要学术论着。19
61年 2月,胡忌先生因工作需要,调至辽宁省文学研究所。次年转调至辽宁省文联
,为中国剧协辽宁省分会专门研究人员。1963年10月结婚。妻子黄绮静,1930年生
於香港,1956年毕业於北京大学西语系,後曾在文化部、中国文联、南京大学等单
位工作。1968年,胡忌先生在辽宁盘锦五‧七干校集中学习时被审查,认为「犯严
重政治错误」,1972年恢复名誉。1973年 8月,调至辽宁省喀左县文化馆从事考古
工作。
1978年11月,调至南京,在江苏省崑剧院艺术研究室工作,曾整理、改编崑剧传统
剧目《牡丹亭》(上本)、《千忠戮‧草诏》、《鸣凤记‧写本》等。自1980年 3
月起,移家大行宫四条巷32号,直至去世。在南京工作生活的近三十年间,是胡忌
先生一生最为安定的一段时间,其间曾与南京当地的学者,如南京大学的钱南扬、
吴白匋、吴新雷、南京师范大学的唐圭璋等多有往还。又因学术或崑曲的原因,与
外地的俞平伯、沈从文、任半塘、赵景深、夏承焘、谭其骧、施蛰存、谭正璧、俞
振飞、周有光、张氏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等学者闻人及日
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岩城秀夫、田仲一成等有较多往来。
1983年 7月初,胡忌先生应邀参加了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国戏曲剧种史写作会议。会
议之後,约请江苏省教育学院的刘致中先生共同撰写《崑剧发展史》。1984年夏,
胡忌先生得到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历史系联合署发的邀请函,请其赴美讲学
。在赴美讲学前,他加紧完成了自己负责的《崑剧发展史》写作任务,将书稿遗留
的工作委托给刘致中先生,本年年底刘致中先生基本完成书稿。是书1989年 6月,
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崑剧发展史》全书五十余万字,乃是继陆萼庭《崑剧演
出史稿》(1980)之後最重要的崑剧史着作,胡忌先生为崑曲界人士推重,主要因
为此书。
1984年11月至次年11月,胡忌先生应耶鲁大学之邀,任该校卢斯基金访问学者(Luce
Fellow)一年。在美期间,先後应邀至普林斯顿大学、夏威夷大学讲学,1985年年
底返回中国。
1988年 9月,应扬州师范学院之聘,兼任扬州师范学院博士生导师,为博士生指导
小组副组长,组长为任半塘先生。1992年 9月,自江苏省崑剧院退休。退休之後,
仍读书、着述不辍,一如既往。退休後,先後应邀出席了中国大陆及国外组织的一
些重要学术会议,如1993年 5月在台湾台北召开的关汉卿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
5月韩国汉城召开的中国古代戏曲研讨会等。
八十年代初赵景深先生在世时,胡忌先生与其他赵门弟子李平、陆树仑、陆萼庭、
江巨荣等曾有襄助赵景深先生编撰「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规划,但因种种原因未能
付诸实施。因始终有写作戏剧史的宏愿,也为了先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聆听同行的
意见,自1999年起,胡忌先生与洛地、陈多、王兆乾等同好共同发起创办民间学术
刊物《戏史辨》,至2005年初出至第 4辑。八十年代初,胡忌先生曾发表《沈瀛竹
斋词中的套曲》(《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 1期)、《菊花新曲破之发现及其意
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 2辑)等重要词曲研究方面的论文,此後近二十
年间,除《崑剧发展史》、《扬州瘦马考》(《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
1 辑,1998)等少数文着外,则很少有论文发表。因《戏史辨》的编辑,近年始陆
续发表《走向雅部--中国戏曲艺术的一条「绝」路》(《戏史辨》第 1辑)、《
从〈钵中莲〉看花雅同本的演出》(《戏剧艺术》2004年第 1期)等重要论文。
2005年 3月下旬,胡忌先生因偶感风寒,肺病复发,於4月8日在家中逝世,享年七
十五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委托好友洛地先生为其一生所藏书籍、字画、书信等寻
一归宿。经洛地先生联系,其遗物全部捐献给浙江遂昌县汤显祖纪念馆,馆中专设
「胡忌学术研究陈列室」,以便妥善保存,供後人利用、凭吊。
胡忌先生是新文化运动後出生的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更多保留了中国传统文人的
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1948年胡忌先生十八岁时因病休学後,此後再未入校读书,
他後来的文化修养主要来自家庭、师友的影响和他本人坚持不辍的自修。1961年去
辽宁工作之前,他的生活较不稳定,更兼热爱崑曲,喜欢看戏,年轻热情,在习学
崑曲和看戏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但自六十年代以後,特别是1963年与黄绮静结婚
以後,胡忌先生的生活主要是一种较为平静的书斋生活,他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可以说是在自家书房中度过的,自由散淡,从没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或工作日程
。六十年代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大动荡虽也曾波及他的书斋生活,但相对当时一般
的读书人而言,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很小的。六十年代以後、直到去世前,他与妻子
黄绮静的生活虽不能称富有,但可以说从无衣食之忧,更无生存的困惑。在他生命
中最後的十多年里,他身外的世界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周围的人们也渐
已习惯、享受一种全新的生活。而他仍然住在八十年代初搬进的六十平方米的旧房
子中,日常的物质生活也基本上停留在八十年代初的水准,某年当他身着颜色有些
发白的中山装出现在大上海的逸夫舞台时,他曾自嘲自己为「出土文物」。如果说
,他的物质生活与他所处的时代尚且不远,或许仅仅滞後一二十年,那麽他的精神
生活可能距离这个时代更远,他的精神世界更多是属於二十世纪之前的。从这一意
义上说,他一生自由散淡的书斋生活,可以说是他得以与所属时代脱节、追求往古
世界的根本原因。
胡忌先生一生爱好、趣味极广泛。中国旧时文人多有琴、棋、书、画之好,胡忌先
生与古琴的机缘较浅,唯与崑曲的机缘则较深。1953年他经赵景深先生推荐,得附
曲家张允和寓之拍期向张传芳学曲。1954年上海戏剧学校崑大班开办时,又从朱传
茗、华传浩、郑传鉴等传字辈老艺人习曲观戏,经常参加赵景深先生主持的上海崑
曲社的活动。1957年调北京工作时,亦曾参与俞平伯、张允和等曲家主持的北京崑
曲研习社的活动,为曲社积极分子。1978年来南京後,除从事与江苏崑剧院相关的
编导、评戏一类的工作外,也较多参与了南京崑曲社的活动,同时与北京、上海及
海外的崑曲家保持着密切往来。胡忌先生於崑曲可谓是知之者、更可谓好之者、乐
之者。
先生亦好围棋,唯难逢对手,故难得尽兴。除钻研棋谱外,遇有国际围棋比赛电视
转播,辄喜观摩,一坐即数小时,乐此不疲,唏嘘不已。书、画二者中,胡忌先生
的趣味主要在前者,每遇佳兴,辄喜舞文弄墨,得之者如获至宝。
因为父亲胡行之的影响,胡忌先生亦有写诗填词之好,一生与父亲胡行之、师友赵
景深、陈朗、洛地等诗词唱和颇多。1973年 9月,胡忌先生身在辽宁喀左,得到赵
景深先生自上海寄来的书信,百感交集,成《得书无眠》,云:
昔日楼头儿女腔,而今青鬓已添霜。廿年着作云过眼,一枕相思月照窗。
路阻千山残梦短,书留旧箧别情长,无端最是阳关曲,岁岁频吹在异乡。
(玉峰谨按,「廿年着作」句指《宋金杂剧考》出版近二十年。)
1995年春,胡忌先生应邀出席浙江遂昌县汤显祖纪念馆开馆仪式。遂昌一地山水清
秀,风俗纯朴,胡忌先生因赋【望江南】(春来早)六首,其中三首云:
春来早,乘兴到王村。碧水青山仙境杳,南腔北调笑声频。宾主实难分。
春来早,唯独独山幽。遗爱新亭名迹显,淳风古道石阶留。落叶数经秋。
春来早,遗世有何功。走笔雕虫嫌琐碎,椀茶杯酒且从容。苦菜味无穷。
(玉峰谨按,独山为遂昌一古村落,独山叶家与汤显祖关系甚深,汤曾数往
往独山,并留有诗文,故有「唯独独山幽」句。又,汤显祖弃官回临川後
数年,遂昌子民想念他,派画师到临川画其像,後在遂昌建(汤显祖「生
祠」)「遗爱祠」。1985年,遂昌文联纪念汤显祖,重建遗爱亭,故有「
遗爱新亭」句。)
在各种爱好中,胡忌先生一生最大的爱好当然是读书,他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
在自家的书桌前度过的。胡忌先生藏书甚富,一生购读过的书籍万余册,古今中外
皆有,中国书从类别来说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尤以子、集二部为多。他家中
的藏书极类似於一个小型的中文系书库。只不过与一般中文书库有所不同的,一是
其藏书多属精品,且稍偏重於中国古典;二是由於其爱好广泛,一般中文书库缺收
的书画、民俗、宗教、文物、考古等方面的书籍也很多。胡忌先生晚年,开始将一
些自己平常少用的书籍有意馈赠或转让,但同时又不断购进一些新书、旧书,所以
家中无处不是书的状况始终未曾有丝毫改观。直至去世前的一周,他还打电话给我
嘱代购鲁国尧先生新出的《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为了了解出版界新书出版及旧
书购买方面的信息,他始终在购读《古籍新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秀州书
局简讯》等报纸;为了了解学术信息和学术研究现状,他长期订购《文史》、《中
华文史论丛》、《文物》、《文献》、《文学遗产》、《戏剧艺术》等学术期刊;
为了解当前知识界的思想动向,他也一直在购读《读书》、《万象》等流行杂志。
所以,来胡忌先生家中造访的人们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这位貌似「出土文物」的老
先生,竟对当下也如此了然,正所谓博古通今者!
胡忌先生在精神趣味上更近於古人,但他为人所知,主要因为他是一位「现代」的
学者。如果我们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後出生的王国维(1877-1927)、陈垣(1880
-1971)、吴梅(1884-1939)、胡小石(1888-1962)等视为现代学术的第一代
学人,1900年前後出生的任半塘(1897-1991)、孙楷第(1898-1989)、钱南扬
(1899-1987)、冯沅君(1900-1974)、赵景深(1902-1985)等视为第二代,
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之後出生的一辈学者为第三代,而二战後出生的一辈学者大
概可算为第四代。胡忌先生从年辈、师承来看,大概可算为第三代,但胡忌先生与
同龄的第三代学人有所不同的是,由於他一生主要是一位自由散淡的读书人,并不
隶属於某种科研机构或教学机构,无所谓「学科专业」或「国家课题」,所以从学
术研究的基本路数看,他的治学门径与前两代学者、特别是第一代学者更为接近。
现代学术的前两代学者、特别是第一代学者,他们的读书,「读」乃是第一要义,
立足文献,偏重文献本身的理解、阐发,而不是为了某种着述或者某一课题而去读
书。「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仍是他们信从的基本观念。为了能读「懂」(古)
书,他们一般都有小学功夫的磨砺,他们博观群书,有所着述也无不以深厚的文献
阅读为根柢,故其为学多属厚积薄发。胡忌先生一生一身轻松、自由散淡,使他的
读书与他的前辈们更为接近。
胡忌先生晚年常在家中接待一些慕名来访的年轻学子,在开场前他常常会主动问询
其籍贯,待年轻人通报後,他常常会列举「贵地」历代文人贤士、文物名胜,如数
家珍,令来访的年轻人既惊且愧,深悔访前未曾多读几种书!胡忌先生记忆力极好
,读书极多,而他的许多文着,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勤於读书的结果。如他早年
关注的宋金杂剧研究,今人研究宋金杂剧主要凭藉的是《武林旧事》和《南村辍耕
录》所载数百种名目,但其剧本无一存,这给人们认识宋金杂剧的面貌带来极大困
难。胡忌先生因为对这数百种名目熟能成诵,故当他细致研读百余种元人杂剧,读
到《飞刀对箭》中庸将张士贵自嘲一段念白时,立即敏感地认识到:这段可命名为
「针儿线院本」的念白,正是宋金杂剧的遗存!此後,他又在其他元人杂剧、戏文
中陆续发现了《清闲真道本》、《千字文》、《太公家教》、《邦老打略》等杂剧
院本,从而为人们重新认识宋金杂剧开辟了新天地!又如戏曲界过去在述及「戏曲
」一词的最早出处时,皆徵引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唐有传奇,宋有戏曲、
唱诨、词说」。1989年 5月,胡忌先生在研读元刘埙(1240-1319)所着四库本《
水云村稿》时偶然读到「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後淫哇盛正音歇。
」《水云村稿》「戏曲」一词的出现较之《南村辍耕录》约早六十年,胡忌先生的
新发现是在致友人洛地的信中谈到的,洛地先生立即认识到这条资料的可贵,不久
即以《一条极珍贵资料的发现--「戏曲」和「永嘉戏曲」的首见》为题,公布於
洛地先生主编的《艺术研究》(第十一辑)上及所着《戏曲与浙江》中,此後这一
发现始渐为学界所知。
胡忌先生心细如发,读书得间,故博观群书每有发现。如1991年韩国奎章阁本《五
伦全备记》发现以後,韩国学者吴秀卿曾撰写《奎章阁藏本〈五伦全备记〉初探》
文向胡忌先生请教。1996年 8月16日,胡忌先生在致吴秀卿的信中说,奎章阁本应
早於国内常见的世德堂本,他在信中引证说:
奎本「刁谲」世本改为「蹊跷」、「笑」,说明後者不明「刁谲」之义;其
实此词即金元人常用之「刁决」、「刁厥」,意义与「蹊跷」大异!世本将
「提腔」改成「弓兵」,两者也不同,而「提腔」最常见在宋、金和元初。
把这样的例子集中起来,我觉得奎本应该是元本!应该是元本(元代产生的
)尚有其他证据,如用「段」不用「出」;如「左丞」改为「丞相」(左丞
是元代的官衔);如【燕儿落】曲「十八史爱看的是贞烈传」。元代初期说
中国史书,总称为「十七史」,明代则总称为「廿一史」(十七史加上宋、
辽、金、元四种),故「十八史」是元代中期出现之词而且非在此时(公元
1300-1350)使用不可!
胡忌先生读书时,每有所得,辄笔之於书,书眉字脚,朱墨灿然。胡忌先生的戏曲
研究主要在宋金杂剧和崑剧史,几十年来积累了许多史料和心得,《宋金杂剧考》
、《崑剧演出史稿》二书上二十余万言的劄记,正是他几十年研究心血之结晶。胡
忌先生藏书中类似的劄记尚有很多,学术含金量极高,其短短数十言的眉批,或胜
於今日茫茫书海中许多装帧精美的学术专着。
为学之难,难在能「入」能「出」。前人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时研究者距其对象愈远,反愈能看清对象的真面目。但认识庐山真面目,一方
面固然要远观,另一方面更需要深入其中的体验同情。由於中国文化为一完整不可
分割的整体,所以对於治中国学术而言,「入」的过程(博观群书)尤为重要。只
有经历博观,渐具通识,而後进入具体的研究(笔者所谓的「出」)才能左右逢源
、精辟入里。现代学术史的前两代学者之所以能创造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辉煌时代,
关键原因或在其能「入」能「出」。而二战以来的一些研究者,因学科专业所限或
硕博论文写作等现实需要,常常「入」的过程未及展开,即过早地进入专业研究、
着书立说的阶段,故其学术常失之於浅、失之於陋,断章取义、隔靴搔痒之弊所在
多有。故胡忌先生一生自由散淡地博观群书,其意义不仅仅在能时有发现,而是在
能形成通识。
由於戏剧涉及作者、演者、观者等多方面的因素,故较之於一般的文学研究,戏剧
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难。胡忌先生年少时即习曲观戏,乐此不疲,长而长期钻研,孜
孜不倦,故於中国戏剧多具通见。如梨园传本《明心鉴》时代、作者的判定问题。
《明心鉴》又名《梨园原》,关於《明心鉴》时代、作者,五十年代以来影响较大
的《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第九册有收录,标为「清‧黄幡绰等着」。按,黄幡
绰本是唐代着名俳优,这个「黄幡绰等」的标注实是不得已而为之。《集成》本提
要解释说,乾嘉时期有位名叫「黄幡绰」的老艺人,着成此书,其後他的朋友庄肇
奎、弟子俞维深、龚瑞丰、叶元清等陆续参加了编订。而1960年南京大学的吴新雷
教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又发现一部标明「吴永嘉古亭原本」的《明心鉴》,从而使
得《明心鉴》作者、时代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胡忌先生以其对中国民间传统
、特别是「梨园行」的熟稔,敏感地认识到:《明心鉴》乃是梨园艺人世代传艺而
形成的「世代累积型」的记录本,其作者不宜归为某位梨园艺人,其时代当可推溯
到乾隆以前(《如何认识梨园传本理论着作--从〈明心鉴〉说起》,《中国戏曲
》(韩国)第五辑,1997)。
又如对《钵中莲》传奇时代的辩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戏剧研究中,《钵中莲》颇
引人瞩目。《钵中莲》之所以引人注意,主要由於其中有「弦索」、「四平腔」、
「西秦腔」、「京腔」等地方戏声腔,故《钵中莲》乃成为考察近代地方戏渊源的
重要文献依据。由於《钵中莲》存本末页有「万历」、「庚申」印记,自1933年杜
颖陶先生首次在《剧学月刊》上介绍《钵中莲》以来,七十年来所有公开发表的文
着提及《钵中莲》均以「明万历钞本」看待,从无加以置疑者。胡忌先生则认为,
「明万历钞本」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钵中莲》中「花」、「雅」掺杂,从总体
结构体制看可视为「雅部」的传奇。但康熙中期之前的传奇皆在二、三十出以上(
仅见袁于令《长生乐》十六出),直到康熙晚期以後十余出的「花」、「雅」同本
的传奇始大量出现,所以在康熙中期之前或者「明万历时」产生《钵中莲》这样的
一个「怪胎」,这是不合「理」的。胡忌先生在细致研读《钵中莲》剧本时,还发
现了其明显受洪昇《长生殿》影响的铁证,从而认为:《钵中莲》应是《长生殿》
演出轰动(康熙二十七年)之後的产物,其产生当断为乾隆时期才较为合「理」。
(《从〈钵中莲〉看花雅同本的演出》(《戏剧艺术》2004年第1期)
胡忌先生对《明心鉴》、《钵中莲》时代、作者的判断迥异时流,正是因为他的博
观通见在先,故能不被「个别」的或「表面」的现象所惑。几十年来,他一直深信
,各种事物或现象本应用来证明事物之「理」的,而不是恰恰相反。
关於戏剧舞台演出,胡忌先生认为,「好戏是应当一气呵成的」,观众应完全被演
员带「入」戏中,他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鼓掌、叫好,如果戏剧演出中出现鼓掌、
叫好的现象,肯定是演员在舞台上有意卖弄其「技艺」,他也肯定离开了「戏」、
离开了「人物」。胡忌先生的「一气呵成」,显然应来自他对书法、古文等中国民
族艺术的理解。对今日的戏剧演员、观众而言,他的「一气呵成」说实可引人深思!
某年,胡忌先生与笔者谈到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谈到谭其骧先生的《湖
南人由来考》(1931)、《晋永嘉丧乱後之民族迁移》(1934)等文,他感慨地说
:「一位学者,一辈子能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就足以传世了!」我知道,他的感慨
主要是对当下的学风而言的。近些年来,有些学术文着的发表、出版,实在太多、
太滥了!古人以文章为「不朽之盛事」,此种观念在今日似日渐稀少了!以胡忌先
生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的第三代学人现在正渐从学坛淡出,二战後出生的第四代学人
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正肩负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传承之任。从胡忌先生这一辈学
人以及他的上两辈学人那里,後来人可以学习些什麽?当胡忌先生辞别这个世界的
时候,他的头脑中正思考着什麽?斯人已逝,他所延续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追求,是
否会长存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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