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少春的最後日子〉 李宝春 　　1966夏天，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了些要搞「运动」的风声。爸爸回家说要到 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他在整理行装，行步之间似有些心思，临走时对母亲讲 「你要小心身体……」从此近一个月没见到爸爸，再见时，是红卫兵抄家，他 被押回来看着，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的故事。爸爸的头发被剃光了 ，长出薄薄的一层，胡子长长的，清清楚楚：全白了。 　　过了几天，学校集合整队出发，去参加「中国京剧院批斗李少春大会」， 我想了很久，实在是放心不下，也骑车来到了北池子大街中国京剧院院部小礼 堂，我躲在最後面，紧张得喘不过气，一声「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 子、反动学术权威李少春押上来……」我已木在那儿，在一阵震耳的口号声中 ，爸爸被三个人押着急步走上了台。这时居然有人说：「嘿，脚底下真溜，看 得出有功夫。」爸爸手上举着一块大木牌，上写「反革命分子李少春」好久好 久纹丝不动，同一个舞台，爸爸演出了不同的戏码……我只有恐惧和心痛。 　　爸爸是十分内向的人，他很喜欢孩子们在他面前玩闹，或争执些问题，或 讲些笑话，虽不插嘴，但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另外他总是衣着整齐，即使是在 家里，就连抽烟、闲聊天都不放松他那挺拔的气质，当我看到「文化大革命」 中被被「劳动改造」的他在太阳底下穿着被汗水湿透的短衫，登高梯砌墙，踩 三轮平板车运砖，走路总是低头直视，恐其被人讲有不服气心态时，真是心痛 。为了安慰家人，他常告诉我们在干活中找到了什麽巧劲……我们提心他受过 伤的腰能否撑得住，他深沈他说：「人只怕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 」一句白话而深切的言语，多少年来常在我脑中回响。 　　爸爸的心很细，又过於含蓄，他被关在牛棚时我们每天给他送饭，他捎信 回来要多准备些饭菜，我们以为他由於干活饭量变大了，後来听范钧宏先生（ 剧作家）对我讲：「你爸爸是个好心人，为别人想却不说出口，他知道在牛棚 的时候我家情况很差，只能吃食堂领的饭，我的饭量又大，你爸爸每天都过来 说：『钧宏，帮帮忙，太多了。』我知道你爸爸的意思。」 　　爸爸从「牛棚」里被放出来回家的第一天，我记得他要亲自下厨，做个菜 叫「鸡素烧」，其实就是大杂烩，白菜粉丝加生肉不怎麽好吃，可是这大概是 我们记忆中头一次吃他做的菜，妈妈和我们又开心、又心酸。爸爸真是变了好 多，他的话更少了，他常常整个呆愣在那里，不知他在想什麽，看得出他每天 早上出门时那紧张不安的情绪，晚上回家後那无神无力的神情，也不知用什麽 话去安慰他。那麽一个爱戏的人，一听到戏就躲开，我知道任何戏剧艺术上的 考验都难不倒他，但是眼前这分冤他不知怎麽讨回，他迷惘困惑，我几次听他 哺哺地说：「我想不通……」他想不通的一定太多了。「哀莫大於心死」。爸 爸後来安眠药吃得很多，我们劝阻，他讲：「我是多麽希望糊涂一点……都知 道我是糊涂的也好了。」实际上，那也是他的一种逃避与解脱。 　　为了能分散他一些沈闷的心情，我曾刻意找些戏上的问题向他请教，甚至 质疑，这时候他还能恢复些活力，还能看到些过去的自信心，那阴暗神情渐有 消退，我深深体会到爸爸与艺术是分不开的。那天傍晚，爸爸觉得头晕，半边 感觉有些偏重，送到医院急诊室，诊断为脑溢血，打上了点滴，病势反而愈趋 严重，直至昏迷不醒。我们请了位 301医院的医生来看看，那医生小心他说： 「我怀疑是脑血栓，请主治医生最好再确诊一下。」经过抽脊髓化验，确诊是 「脑血栓」，两种相反的诊断，相反的治疗，立即换药……一切都太晚了。爸 爸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去了。临走前除了一句：「我不放心玉兰和孩子们…… 」再没有说什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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