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我错了:) 摘引﹕ 　　我国古代公文文体辨析理论的出现﹐当以蔡邕《独断》、刘熙《释名》为滥觞﹐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李充《翰林论》为发展﹐任昉《文章源始》、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为高潮。公文文体理论也是这一时期公文理论的重点。 …… 　　汉末公文文体的辨析意识首先在蔡邕的《独断》中有所反映。《独断》之前﹐《汉制度》中也涉及到公文文体的分类﹐此书已亡佚﹐但从其他书中可找到一些佚文。《汉书‧高帝纪》五年诏注引如淳曰﹕“诏﹐告也﹐自秦汉以下﹐唯天子独称之。”《後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32)九月辛未诏下有章怀太子李贤注﹕“《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从下引蔡邕文字来看﹐《汉制度》与《独断》颇多相似之处﹐蔡邕的老师胡广着有《汉官解诂》﹐叔父蔡质着有《汉官典职仪式》﹐这在《後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注及《太平御览》等书中多有征引﹐蔡邕的论述或许参考了他们的论述。 　　《独断》辨析的文体有命令类的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和上书类的章、奏、表、驳议。每一种文体都从名称的来源及本义分辨谈起﹐说明该文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如“策书”条说﹕“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於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於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在这里﹐蔡邕对策书这一文体的内涵、外延都作了极为准确的辨析﹐分清了策书与制书、诏书、戒书之间的区别。如说戒书﹕“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由此可看出﹐《汉制度》仅为列举公文的文体类别﹐并不加辨析﹐没有公文文体辨析理论存在。而《独断》则先将公文分为皇帝给臣下的命令和臣下给皇帝的上书﹐这是最早的按公文行文方向分类。然後分别辨析策、制、诏、戒的异同和章、奏、表、驳议的异同﹐将相似的文书区别开来﹐有了初步的文体辨析意识。 　　不过﹐《独断》并非专门的辨析文体着作﹐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一说﹕《独断》“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辩释﹐凡数百事”。可见《独断》只是考释事物名称的书﹐并非以辨析文体为主要目的。 …… 　　与《独断》类似﹐汉末刘熙《释名》也是考释事物名称的书。刘熙《释名序》说﹕“夫名之於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刘熙此书在全部文体上﹐较《独断》更为系统﹐在篇十九“矽がL酢泛推□□□妒偷湟铡分兴□畚奶逵凶唷11□２恕７□４□４□２呤椤２簟６椤８妗１怼６□８场２□椤18邸16蕖19□１□４实龋□得髡庑┤奶宥际堑笔逼毡楸皇褂玫摹５□凸□亩□裕□凶唷11□２呤椤２簟６椤８妗１怼２□椤18奂钢郑□掷嗨涠嗔耍□环掷嗳床患啊抖蓝稀废低场15蒲□? 　　建安时期系统的公文辨体理论文章主要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曹丕在这篇文章里专门讨论了文体问题﹐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奏议书论为公文文体﹐在八类之中占了一半。关於这段话﹐後人一般认为主要是阐述的风格问题﹐认为曹丕旨在阐明四类文体所应有的风格。这种观点自然也不错﹐但风格却并不是曹丕所要论的主要目的﹐他的主要目的还在於辨体。综观《典论‧论文》﹐我们发现﹐作者无论是论批评态度、作家个性﹐还是文章风格﹐都与文体辨析有关。如论批评态度﹐曹丕反对文人相轻、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态度﹐这一观点的根据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因为文体非一种﹐作家仅擅长一种或几种而已﹐不可兼能。别的人往往针对他不擅长的文体进行批评﹐这种批评态度是不对的。在论作家个性时﹐曹丕具体分析了王粲、徐干、刘桢、陈琳、阮瑀、孔融、应埸七子﹐认为七子於文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如王粲、徐干长於辞赋﹐陈琳、阮瑀长於章表书记﹐“然於他文﹐未能称是。”各文体辨析清楚﹐作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於自己的文体进行写作﹐才能“自骋骥骤於千里”这才是《典论‧论文》的主旨。 【 在 mazarin (mandarin|伧父、吴侬、noblesse de robe) 的大作中提到: 】 : 是不是蔡邕﹖ : 都忘光光了 : 哎 : ................... -- 旧巢更有新燕﹐杨柳拂河桥。但满目京尘﹐东风竟日吹露桃。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66.11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