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的事业发动得很晚，成果却很及时；进行得很缓慢，收效时却很迅速，因为圣人总是 能抓住最适当的时机。 就像文王的父亲季历，死在商朝的狱中，文王欲报父仇，又不能忘掉被囚禁在羑里的耻辱 ，但只能抑郁而终，因为时机还不允许他报仇。武王即位後，昼夜不敢忘记父祖的仇很， 但也不敢贸然行动，只得静待时机，终於在十二年後的牧野之战，一举将商朝推翻。时机 确实不容易掌握。 太公望原本是东方的贤士，想挺身而出，让天下安定，却找不到够格的君主，於是远到西 方的渭水，周国的附近假意垂钓，才让周文王遇上。 伍子胥逃离楚国，想藉着吴国的力量报杀父之仇，请人代为通报，晋见王子吴光，但吴光 却厌恶伍子胥的长相，不听他发言就把他赶走了。介绍人事後再向吴光推荐伍子胥，吴光 说：「他的长相正好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伍子胥听到後，就说：「这不难解决，只要在 我下次晋见的时候，准备帷幕让王子藏身在其中，只有衣服与手露出来，这样王子就不用 看到我的脸，只要能听到我的声音就好。」王子答应了伍子胥的请求，而听他发言，才发 现伍子胥的才干，抛下之前的厌恶，亲自掀开帷幕，上前拉住伍子胥的手，让他同席而坐 。 伍子胥知道吴光有称王的才干与野心，就先退居乡野，亲自耕田，等到七年之後，吴光篡 夺了吴僚的王位後，终於被任命为吴国的宰相，伍子胥整顿吴国的法制，增强吴国的战力 ，经过六年的准备，就足以在柏举之战中，一举击溃楚国大军，之後连续经过九次胜仗， 终於攻陷楚国的首都郢，让楚昭王出奔到随。伍子胥亲自对着楚国的王宫射箭，还在楚平 王的坟上鞭打了三百下，总算是报了父仇。当伍子胥隐居田野之时，并非是忘了父仇，只 是在等待时机。 墨家的领袖田鸠，年轻时曾经前往秦国，希望能得到秦惠王的赏识，但在秦国待了三年， 秦惠王却不愿意见他，後来楚国的大臣向楚怀王推荐田鸠，於是田鸠前往楚国，楚怀王大 为欣赏田鸠，任命他为楚国的将军，并派他出使秦国，会见秦惠王。任务完成後，田鸠对 人说：「当初，我人在秦国，却见不到秦王；後来到了楚国，反而见到了秦王，原来，楚 国乃是前往秦国的必经之路啊。」 时机也是像这样，有时候距离近，反而到达得晚；距离远，反而来临的快。就像汤武虽然 很贤能，但若不是有桀纣那种暴君在，汤武也无法推翻夏商而称王；反之，即使是由桀纣 这种暴君来统治，但若没有汤武来带领，人民也无法改变现状，只能继续在暴政之下苟延 残喘。因此圣人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时机，就像身躯与影子，两者不可分离。 所以贤人即使有才干，但若时机不对，只能隐居於民间，卑贱的过日子，不断的努力，增 加自己的才能，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只要适当的时机一到来，贤人就会非常迅速的展露头 角，原本只是平民的，能够成为天子，像舜；原本只是一方之主的，能够得到天下，像武 王；原本是奴隶的，能够成为三代圣王的谋臣，像伊尹；原本是食客的，能够在君王的身 上报仇，像豫让。所以圣人最重视的就是时机。 当天寒地冻时，即使是神农后稷，也无法耕种，而要等到春暖融化了严冰之後，后稷才能 开始播种。夏天时，草木蓬勃生长，整天采之不尽；但秋天一到，霜露既降，再大片的森 林都会枯萎。所以，一个人再有才能，没遇到时机，就无法建功，功业之所以难成，不在 於大小，而在於时机是否适当。 郑国人怨恨宰相子阳，却苦无时机，趁着追杀猎狗的时候，顺势屠杀了子阳一家；齐国人 怨恨高氏与国氏，却苦无时机，趁着追捕奔牛的时候，顺势屠杀了高国二氏。当人民的怨 恨累积到顶点时，连狗牛都可以号召他们，何况是有贤人登高一呼的时候呢。 一羣饥饿的马挤在马厩中，却寂静无声，只是因为眼前没有粮草；一羣饥饿的狗挤在地窖 中，却寂静无声，只是因为眼前没有肉骨。如果在牠们眼前出现了粮草与肉骨，那马群与 狗群的狂奔窜动，将陷入人类所无法控制的恐怖境界之中。在乱世之中苟延残喘的人民， 之所以忍气吞声，不是因为他们甘心受压迫，而是因为没有贤人来带领，当贤人愿意登高 一呼时，人民的归顺将会不可遏止，而且不只是身驱会依附到贤人身边，连心灵都会全部 交托给贤人。 齐国自称东帝，遭到天下的讨伐，鲁国就趁乱攻击齐国，占领了徐州；赵国强行并吞寿陵 ，遭到人民的反叛，卫国就趁乱攻击赵国，占领了茧氏。齐赵都是强国，鲁卫都是弱国， 但只因为擅於利用时机，弱国反而能从强国身上占便宜。所以圣君贤相如果真有心要拯救 人民，不用担心力量不够，只要担心时机不对，而现在这种乱世，就是最适当的时机。上 天不给与第二次机会，时机也不会长久停留，贤人也不能浪费才能，想要拯救人民，让天 下安定，就要趁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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