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要 明中後期的商业力量，促成儒学由心性玄理的探求，向经世致用发展。阳明学派即由心性 玄里之学，肯定了商业的重视实务，而东林学派则更重视实务的部份，用以配合个人修养 的「本体」。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而正式形成的经世致用之学，则同时容纳阳明学与东 林学，在「群体」方面如商业力量重视「实务」，在「个人」方面又如商业力量重视「精 确」，故经世致用之学一方面在政治着论，一方面在考据用功，而这两方面的着作，都可 能是受到商务通俗书籍的启发。清朝对於商业的抑制，使得经世致用之学中的「实务」部 份无从发展，只能继续由「精确」方面深入，遂成为乾嘉考据之学。 二、主论 钱穆在〈中国学术的分期〉中说，中国的思想可分为两期，自孔子到西汉为注重群体政治 的第一期，自东汉到明末为注重个人修养的第二期，而在明末又重新兴起注重群体政治的 经世致用之学，而经世致用之学也不偏废心性修养，达到了「内圣外王」的境界。可惜这 种内圣外王之学被清朝的部族专政所压制，而不能发展茁壮，随着清朝的解体，目前的中 国若能延续明末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路线，再融合数百年间的新学问，到了能将群体政治 与个人修养，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都融为一体之时，即是中国学术思想「第三期」的来临 。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也提到，明中後期商业力量的蓬勃，带动了四 民关系的变化，「儒」与「商」两者不再是隔离的阶级，反而是互为表里，有许多士人赞 同商人的贡献，而全国贸易网络的建立，使得商业事务相当庞杂，商人也需要受过基本教 育才能胜任，商人也服膺儒家伦理，用作经营准则，甚至积极受教於儒学大师，而当时流 行的儒学则是王阳明学派。 而且商人为了实务需要，不再能满足於宋明以来专谈心性的玄想，而必须以本身的学养， 编纂以商人观点撰写，包含天文、地理、水路、交通、文字、语言等各方面的商务百科全 书。而余英时也认为，这些商务全书例如〈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释义经书世 事通考杂字〉等，所用的「博考」、「通考」字样，可能暗示了清初的考据之学也是来自 於明末商业力量所导致的儒学内部转化。此外，商人竟将自身的学术领域，伸展到以往只 有士人才会深究的经书，确实也可表示儒商两者已不可分，同时商人重视实务与精确的特 性，也会提供一个与传统士人不同的研读经书的角度。 综合钱穆与余英时所言，明末兴起的商业力量，使得商人得以跻身於士人的学术圈中，亲 手参与儒学的转化，商人之重「实务」，使得经世致用之学兴起；商人之重「精确」，则 使得考据之学兴起。而清朝在康熙以後厉行海禁，国内自由贸易的程度比不上明末，因此 重视「实务」的路线无法再突破，只能专往「精确」方面发展，也使得乾嘉时代，只有「 考据」之学独专。 因此这其中的学术史递嬗路线为：商人→王学→经世致用→考据之学。就商人而言，除了 已有「良贾何负闳孺」的自信，与服膺儒家教训，积极吸收新儒学的学养外，更重要的是 ，无论商人或士人，都不再认为商业是小道，而是治国平天下的其中一环，与群体政治发 生了直接的关系，如〈新安休宁名族志〉中，称商人程周「贾居江西武宁乡镇，为南昌盐 ，创业垂统」，又称商人黄球，「幼负大志，壮游江湖，?产日隆」，「创业垂统」、「 幼负大志」皆常用於形容政治人物，而现在竟被用来形容商人，可看出在明末，商业已可 看成是政治事业的一种，反过来说，要推行政治事业也要用经营商业的方式，而商人此时 又亲手参与儒学的转化，因此说明末儒学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发展，是受到商业力量影响， 是相当合理的。 而明中後期士人本身接受商业的价值观，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也谈到 许多，如王阳明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全祖望也说：「与其不治生 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陈确则作〈学者以治生为本论〉，说「 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於读书」，又作〈私说〉，称 「有私所以为君子，惟君子而後能有私」。而泰州学派如李贽等人，更说「穿衣吃饭即是 人伦物理」。这些都表示明中後期的儒者，也已经接受商业是学问的一环。 甚至如泰州学派的耿定向、何心隐等人，更是亲自实践商人的生活，如顾宪成《小心斋劄 记》中载：「耿司农择家僮四人，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其中一人尝从心隐请计，心隐 授以六字诀曰：买一分、卖一分；又有四字诀：顿买零卖。其人遵用之，起家至数万。」 可见明中後期的士人已能将商业行为实际运用到生活之中，若再将此种商业行为，配合上 王学「知行合一」，以及儒学传统中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兴起的背景。 明末兴起的东林学派，固然是矫王学末流而起，故重拾朱熹的格物思想，但其实顾宪成等 东林学者，对於王阳明仍是相当推崇的，其对於王学末流的批判，也正是要重回王阳明「 知行合一」的精神，如明儒学案载顾宪成云：「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 根人法，而识者至等之鸩毒；四有之语，主工夫言也，阳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 者遂等之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 ！」另一位东林学者钱启新也说：「无善无恶之说，近时为顾叔时、顾季时、冯仲好明白 排决不已，不至蔓延为恶。」而东林学者如高景逸、钱启新、史玉池等，也由「无善无恶 」之说，推演为「本体」与「工夫」的讨论，认为「有本体自有工夫、无工夫即无本体」 ，这也都是承继了「知行合一」之说。 因此，与其要说东林学者是王学的「反动」，不如说是王学的「继承与突破」，而东林学 者的「突破」之处，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即是将东汉以来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重视个 人心性的中国学术，以「知行合一」说为凭藉，重新导回了注重群体政治的路线，如顾宪 成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间林下，三三两两 ，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因此，若将来 真出现了钱穆所说的中国学术的「第三期」，那似乎可以王学为背景，以东林学派为先驱 ，而以经世致用之学为雏形。而这背後所到的商业力量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 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则上承商人所带起的实务潮流，与王学的 知行合一思想，以及东林学派重新重视群体政治的发展，下启清初的考据之学。以黄宗羲 而言，对於王阳明有极端的推崇，称王阳明「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 ，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鹜，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 启昧，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着明者也」，但另一方面，黄宗羲对於东 林学者试图拯救社会的情操，更是相当的敬佩，称「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称拒 ，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因此要说黄宗羲的学术乃是结合阳明学派与东林学派二 者，是不为过的，如明儒学案序就称「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 ，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即是结合了王 阳明的心学与东林学者对於「工夫」与「本体」间的探求。由此也可看出东林学者之於王 学，确实有继承与突破的关系。 而顾炎武所受的商业力量的影响，就更为显着，日知录郡县论中称，「天下之人各怀其家 ，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这表示顾炎武也赞同陈确 等人提倡的学者以治生为本论与君子有私论，而将商人的经营与士人的儒学融为一体了， 而顾炎武又称「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权乃归天子」，这就如同余英时所言，明末商 人的高度理性下，所发展出来的「夥计」制度了，而顾炎武所作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或许也受到了明中後期商人为了远程通商需求，所编写的《一统路程图记》、《商程一览 》等地理书籍的启发。 而论到黄宗羲顾炎武与其後考据之学的递嬗关系，可说考据之学就是起源於黄顾二人。因 为商业力量而转化的新儒学，既须将儒家经点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则必然会要求对经书的 精确解读，进而破除长久以来对於经书的含糊与错误的解释，而这正是考据之学的精神。 如黄宗羲说：「儒者之学，经纬天地」，「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而 全谢山则称颂黄宗羲学问的渊博，说：「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 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其中「 数学」与「文献」二者，可看出考据之学对经书探求精密化的先声。 而顾炎武对於考据之学的启发则更为明显，因为顾炎武本人所作的《音学五书》，就是一 部考据学的着作，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於诸子百家之书，亦 莫不然。」这种必须先精细探求，才能得到真理的思想，正是支持整个考据之学的动力， 由此也可映证上文所言，既欲将儒家经典应用到实务上，就要先破除对经典的含糊或错误 解释。 直到乾嘉时代正式兴起的考据学，也仍是是承接了商业力量导致了儒学一面向实务发展， 一面对经书探求的路线，以戴震为例，则可清楚看到商业、心学、实务三者与考据学的承 继关系。戴震对於考据之学的贡献自不待言，曾撰诂训篇、原象篇、学礼篇、水地篇、原 善篇、孟子字义疏证等考据学着作，而戴震所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 贤之心志」，可看出戴震仍是继承着顾炎武由通经到明理的考据学最初精神。 然而戴震对於商人、王学、东林学派的继承，更值得探求。戴震本身就有当过商人，段玉 裁所作年谱称戴震「少为裨贩，涉历南朔」，而戴震也曾说「凡事之经纪於官府，恒不若 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此即今人所言「国营企业的效率比不上私人企业」，可见戴 震本身的实务经历，也让他有实务思想。而戴震说「人之生也，莫病於无以遂其生，欲遂 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这更是对於泰 州学派「人欲即天理」更深入的阐说。在政治方面，戴震也继承了东林学派的思想，认为 「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 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应事，姓而偶中，非曲体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小之一人受其 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这正是对於顾宪成所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 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 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更生动的描绘。 因此，以戴震为例，可知乾嘉考据之学对於实务也不偏废，确实是继承经世致用之学而来 的，然而乾嘉考据之学却终究只发挥了商业的「精确」，而未能继续推衍商人的「实务」 ，甚至使世人觉得考据之学是屈从於政府而起的，如钱穆所言「考证之学既盛，乃与东林 若渺不相涉，东林之学，起於山林，讲於书院，坚持与牢狱刀绳；而康雍乾嘉侄之学，则 主张於庙堂，鼓吹於鸿博，而播扬於翰林诸学士，其意趣之不同可知矣」，其实造成这种 现象的根本因素，即是清朝的部族专政，甚至清朝实施了海禁，使得明中後期以来商业的 蓬勃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抑制，当初促成儒学转化的原动力既已消退，则儒学的新发展也遇 到了瓶颈，只能「内卷化」为精密的探求，无法向外伸展了。 但考据之学无疑仍是经世致用之学「实务」与「精细」并行的其中一环，而经世致用之学 又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第三期」的雏形，将来若真有钱穆所言结合内圣与外王、中国与西 方的新学术在中国来临，则考据之学，亦即对於整体文献的总检视，并加以精密系统化， 仍将会是新学术的重要组成部份。 三、绪言 明末的商业力量冲破了各地的隔离，使得创意与热忱，都能在全国统一的流通市场中发挥 ，进而导致了文化思想都能得到更进一步的突破与发展，因此开放自由贸易，并不会使得 社会惟利是图，反而会促成学术与现实生活，个人修养与群体事务的紧密结合。而清朝阻 碍了商业流通，反而使得士人惟功名利禄是求，明末经世致用的学术新命脉，就被埋葬在 清朝的部族专政之中。而如今清朝的专政已成过去，若要重新延续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 继承知行合一的遗志，融合功夫与本体，吸纳新时代的新学术，则对於全面自由贸易的开 放与否，将会是决定未来学术的深度与广度的重要关键。 四、参读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兰台，2000年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1988年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34.208.3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