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文字转载自 THASOL 讨论区 】 发信人: toki (凯风自南), 信区: THASOL 标 题: 从眉县青铜器谈起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Dec 3 17:10:28 2006), 站内 从□鼎铭文谈起 中国文明历史绵长、载籍丰富为举世所公认﹐但一般而言﹐世人重视传世文献较出土文献为多。近世所谓"科学方法"传入东土後﹐海甯王静安先生遂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堪方能得到比较确实的结论﹐此说已为学界广泛接受。譬如法庭取证﹐如能以书证附以物证或鉴定结论﹐自然证明力度更强﹐此固无庸赘言。然而利用出土文献殊非易事﹐先秦文献须有小学训练﹐中世文献须知欧亚（Eurasia）语文﹐乃至近世更应有社会科学知识﹐方能使出土文献发挥实效。三代为陈寅恪先生所不言﹐笔者何敢造次﹐惟有经年所得毫厘浅见﹐以求教於方家。 西元2003年1月19日下午5时30分﹐在陕西省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发现一个较大的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27件﹐值得欣慰的是﹐这27件器物都有铭文﹐殊为罕见。 其中四十三年□鼎（李学勤先生释为"佐鼎"）有铭文29行﹐316字﹐重要之处如下﹕ 惟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宫穆宫﹐旦﹐王[格]周庙﹐即[位]。□司马寿右吴□﹐入门﹐성8型Ⅲ□编l。史淢受王命书﹐王呼君尹氏册命□。王若曰﹕"□﹐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惟乃先圣[祖]考夹□先王﹐□□大命﹐奠周邦。□余弗望圣人子孙﹐昔余既命汝疋荣兑﹐□□四方吴□﹐用宫御﹐今余惟巠乃先祖考有□於周邦﹐□[享]乃命﹐命汝官[司]历人﹐毋敢妄宁﹐虔夙夕□雍我邦小大猷﹐雩乃[甫]政事﹐毋敢不[规]不井﹐毋乃讯庶又[嫌]﹐毋敢不中不井﹐毋□□﹐□□惟有宥从﹐乃[辱]鳏寡﹐用作余我一人咎﹐不雀死"……□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享用 据这篇铭文﹐笔者先谈几个小问题﹕ 首先﹐何谓"历人"﹖"历人"见於《尚书》﹕"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 铭文所列□的职责在"刑讯"等事﹐与《尚书》相同﹐可见□"官司历人"是担任刑官无疑。又据同一地出土的□盘中可知﹐□曾经被任命为"吴"（通"虞"）。据《周礼》可知虞官负责掌管山林﹐与铭文"用宫御"前一句正相符合。□在被任命为虞接受册命之时﹐"右"（引受册命者进入周庙的人）者乃是"司工"﹐而此次□被提升"官司历人"﹐"右"者变为司马。 金文常识﹐"右"者通常为接受册命者的直属上级﹐既然"官司历人"是担任刑官﹐而掌管军事之司马为其右者﹐可见"兵刑"自古有紧密关系﹐或者即如《国语》所谓﹕"大刑用甲兵"也未可知。 其次﹐何谓"中井"﹖"井"即"刑"﹐蔡枢衡先生辨之甚详。 铭文"毋敢不规不刑"以下为周王（当是宣王）对□的告诫之辞﹕不得枉法裁判﹐讯问嫌犯须公正﹐不得贪墨中饱﹐不得放纵罪犯也不得侮辱鳏寡﹐否则将受到惩处。这样的告诫也见於《尚书‧吕刑》﹐可见是周邦一贯的政策。近人根据个人对"礼"的理解断言中国上古惟有习惯法﹐ 据□鼎﹐并配合《尚书》、《周礼》所见﹐周邦必有比较周详的法制﹐且有"中刑"之理念追求与照顾鳏寡禁止纵容之观念﹐不似只有任意而不确定的习蒄法。 第三﹐周邦册命官吏确有严格的礼制。在□接受册命的过程中﹐除担任"右"的司马外﹐还有两位"史"官参与﹐即"史淢受王命书﹐……尹氏册命□"﹐其余"康宫穆宫"、"旦"、"立中廷"、"北乡"等也皆有其礼仪上的深厚意义﹐说明周邦对於这类事情不但有章可循而且执行有力。孔子"从周"之说﹐殊非妄言。 读者或许已然注意到﹐以上三项都多多少少地涉及到《尚书》与《周礼》﹐如无《尚书》与《周礼》的传世﹐今天学者面对大量新出金文将有无所措手足的遗憾。近世颇有怀疑《尚书》与《周礼》真实性的言论﹐现在看来﹐《尚书》与《周礼》都是比较可信的材料。然而﹐《尚书》、《周礼》为研究金文不可或缺之工具﹐除二者记载时代与金文正相配合以外﹐是否尚有其他原因呢﹖笔者以为﹐答案确为肯定﹐而章学诚早有议论。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为学界耳熟能详﹐但一般人的理解不尽准确。一般人理解"六经皆史"﹐以为是指"六经"可以作为研究上古历史的材料﹐这是所谓"科学主义"影响下的观念﹐可以断言并非章学诚本意和创见所在。毕竟﹐以"六经"作为研究上古历史的材料﹐本是古已有之的常识﹐殊非值得惊讶的创见。章学诚所提"六经皆史"本有自己的解释﹐即"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此处章学诚有两层意思﹕其一﹐六经为先王的制度﹔其二﹐六经的产生有先王的制度为保证。第一层意思不难理解﹐以下着重讨论这第二层意思的由来。 在章学诚心目中﹐"三代以上之史"与"三代以下之史"并不相同﹐"三代以上之史"特指《周官》所载官吏执掌的"典籍"。这类"典籍"的特殊之处在於其"记注有成法"﹐ 所谓"《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细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书。……古人之於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 换言之﹐章学诚的认为﹐"三代以上"所有制度（institution）的制闲竁洭录等再生产（reproduce）有完备的规范、标准和程式﹐而这些成文的规范、标准和程式﹐又都有《周官》体制为保证。□盘、□鼎的铭文中记载□在接受册命的过程中有司空、司马、史淢、尹氏等多位官僚参与辅助﹐或可窥见当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书"的情形。 "记注"既然"有成法"﹐那麽制度典籍具在﹐学者只需要把特别重要的文件特别提出解说即可而不必面面俱到--"……纤细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着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形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着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 --换言之﹐有《周官》体制保证﹐《尚书》才好用作教材。否则"记注无成法"﹐制度典籍等背景资料都不在﹐那《尚书》作为教材的意义自然就要大打折扣﹐正所谓"《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 《周礼》与《尚书》的关系据此可知。 由此可见﹐《周礼》与《尚书》在金文研究中除作为一般材料之外﹐确有其独特之处。今人可以据《周礼》、《尚书》研究金文﹐是因为金文大半为周邦"典籍"的"拷贝"﹐这类文本的拟定与成型都以周邦礼制为本﹐而《尚书》本为学习周邦礼制的重要教材﹐以《周礼》、《尚书》研究金文岂非再合适不过的工具。推衍言之﹐假设孔子删定诗书大致为真﹐那麽游、夏等後进"文学"学习《尚书》的目的之一即是为了能理解乃至撰写□鼎铭文所载之类的册命﹐今人研究金文正与游、夏等处於同一地位﹐引据《周礼》、《尚书》岂非孔子教法的本来面目。 谈起孔子教法﹐又引出另一个大问题﹐即孔子与老子等百家诸子的学术分途问题。举一个小例子以便言之有物﹕□鼎铭文中谈及"圣人"﹐然而何谓"圣人"﹖"圣人"後世用来指皇帝和孔子等伟大人物﹐为至高无上的敬语。但铭文所见"圣人"指□的祖先、西周的单氏贵族（据□盘）﹐尚属一般敬语。实际上﹐《论语》中"圣人"仅见於"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所指或为文武周公﹐但尚不指後世专制君主。而《老子》中"圣人"已为重要概念﹐近於西人所谓"哲王"﹐与□鼎、孔子的用法大为不同﹐可谓质变。 概念衍变有诸多原因﹐但章学诚对"记注"与"撰述"的分别在解释概念衍变上仍有用武之地。"记注有成法"时﹐学者"撰述"可以比较随意而"无定名"﹔"记注无成法"时﹐学者就要备尽精详旁徵博引如《春秋左传》那样"撰述有定名"了。"三代以上"自然是"记注有成法"的﹐体现为《周官》体制﹔"三代以下"自汉代起"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仪守於太常﹐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两﹐以备校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 那自然就需要"撰述有定名"。--是所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正说明孔子与诸子的学术分途。孔子本诸周礼﹐周礼记注有成法﹐所以孔子可以"述而不作"﹐所谓"撰述无定名"。不但孔子如此﹐孔子以前的诸君子﹐见於《诗经》、《左传》者罕有着述流传﹐这恐怕不能用雅斯贝（Karl Jaspers）所谓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尚未来临而一概断言﹐而应"同情了解"当时"记注有成法﹐撰述无定名"的历史情境。孔子以降﹐"礼崩乐坏"的局面转趋剧烈﹐"记注"逐渐"无成法"﹐而诸子得以也必须"撰述有定名"。老子、墨子、孟子、荀子虽然思考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有独立於上古经典的个人论述﹐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哲学概念﹐这绝非偶然﹐也应归因於"记注无成法﹐而撰述有定名"的历史情境。 综上可见﹐章学诚对《周礼》的强调是有其深刻的研究为背景的﹐与北朝以降挪用《周礼》名目整齐官制、托古改制之说有天壤之别。章学诚之说以今天通行的学术话语移译﹐即强调以法律制度为发掘历史、研究学术的基本材料﹐这与"历史法学"在历史中发现法律、在学术中发展法律正成为互逆过程﹐颇可玩味。於当代之中国学术而言﹐此互逆过程两个方向用力皆嫌不足﹐也都值得年轻人为之贡献精力积薪传火。 当然﹐研究三代以上最引人兴味﹐也最觉艰难﹐不易得到共识。如前文所说﹐笔者不过是一个初涉学术的年轻人﹐自忖终生不敢谈三代秦汉﹐一点浅见不免贻笑大方吧。 2006年11月19日再稿 -- ※ 修改:‧toki 於 Dec 5 02:42:03 修改本文‧[FROM: 59.66.68.*] ※ 来源:‧BBS 水木清华站 smth.edu.cn‧[FROM: 59.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