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中的“礼经” 云尘子 　　《周礼》分为天官（塚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和冬官（考工记──此为後人补入）六部分﹐体例独特而富有内涵﹐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注重天地之道的特点﹔每一部分之中先详细列出官职设置名单及其定员人数﹐然後规定其职责范围。如《地官‧司徒‧封人》﹕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设王之社〔土＋遗〕﹐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土＋遗〕﹐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职。凡祭祀﹐饰其牛牲﹐设其福衡﹐置其〔□＋引〕﹐共其水稿。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丧纪、宾客、军旅、大盟﹐则饰其牛牲。其编制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以至於使很多人怀疑其书是周公时所作﹐他们怀疑的理由之一就是﹐周公时不可能有这麽健全的制度──实际上﹐不管此书究竟是不是周公时作﹐都是过低地估计了周公时代的人之才能﹐这种无端贬低古人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此书属於纯粹说明性的着作﹐从其六个部分的分类来看﹐很有特点﹐可以说在我们所讲的从西方借鉴过来的各种说明顺序都不相同﹐因此﹐它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说明顺序。 　　吕思勉先生《经子解题》云﹕“《周礼》则本为言饱揿嚏戮畍熨潳棫G啾焕裰□□□□涤搿兑抢瘛分□□嚼裾哂斜稹９手梁笫溃□□呒磁腥灰□□﹗吨芾瘛芬焕嘀□椋□拿□弧□洹□□兑抢瘛芬焕嘀□椋□猿莆□□瘛□﹗□□攀橹卸馈豆茏印匪□鲋贫扔搿吨芄佟纷钕□唷﹗豆茏印肥岛系馈７ａ19莺嶂罴抑□运□□趟□揭跄敝□橐印９蚀耸橛肴寮摇独窬□罚□凳袅宋薷缮妗Ｒ啾胤浅芍芫傻洹８窍嫡焦□比耍□硬汕按说渲瞥芍□﹗□□淮苈以蛴兄□蝗□衔弊□□汤硭□匚蓿辉蚬套阋钥技□胖埔印﹗□□倍□□嗄昵埃□□腥纭吨芄佟分□椋□涮豕岵豢晌讲幌辏□婺Ｒ嗖豢晌讲淮蟆４耸橹□晒螅□□谟诖恕﹗保ｕ?47－48页）按吕先生之意﹐《周礼》之可贵在其条贯之详、规模之大﹐而怀疑其作伪也正因认为西周时代的人不可能有这麽高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文学水平。这种以缩短历史、愚化古人为前提的怀疑论今已不克取﹐但其论《周礼》可贵之处不虚。 　　章太炎先生云﹕“後之论者﹐以王莽、王安石皆依《周礼》施政而败﹐故反对《周礼》。余谓二王致败之由在不知《周礼》本非事事可法﹐只可师其意﹐而不可师其迹。”（《国学讲演录》﹐第102页）因此﹐《周礼》之作﹐在当时可能是为了当时典制（即使如此﹐也不见得当时所行之制完全按照其所记载﹐更何况有时时变异的情况）﹐对後世来说﹐其存在的价值在於其“意”而不在於其官制设置的记载。 　　《周礼》是关於官制方面的﹐只能用於朝廷﹐而非天下人共用之礼﹐也与孔子所说的礼无关﹔《仪礼》十七篇之中﹐《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为“士礼”﹐其它篇章都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吕思勉先生认为﹐“孔门所传之《礼经》为一物﹔当时社会固有之《礼》书﹐又为一物﹐原不能尽天下之礼﹕亦不必尽天下之礼。……天下之达礼﹐时曰丧、祭、射、乡（当作‘御’）、冠、昏、朝、聘。……後世所谓《礼书》者﹐皆王朝邦国之礼﹐而民间所用无多。即有之﹐亦不尽用。官司所掌﹐民有老死不知不见者﹐非可举以教人也。孔子所以独取此十七篇者﹐以此八者为天下之达礼也。”（《经自解题》﹐第45页）所谓“达”也就是能够通用之意。 　　《仪礼》所记载的是具体操作某事时的规定﹐很详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但看起来非常罗嗦﹐实在让人感觉不到文学色彩﹐是一种纯粹性的说明性文字﹐又似乎是记叙文字﹐也许是以记叙为说明吧﹖如《士冠礼》的开头一段﹕ 　　筮於庙门。主任玄冠﹐朝服﹐缁带﹐素〔韦＋毕〕﹐即位於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东面﹐北上。筮与席、所卦者﹐具馔於西塾。布席於门中﹐〔“门”内加“镍”之右半〕西〔“门”内加“或”〕外﹐西面。筮人执策﹐抽上〔革＋卖〕﹐兼执之﹐进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赞命。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书卦﹐执以示主人。主人受﹐视﹐反之。筮人还﹐东面﹔旅占﹐卒﹔进告吉。──若不吉﹐则筮远日﹐如初仪。──彻筮席。宗人告事毕。主人戒宾。宾礼辞﹐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 　　这是加冠礼的最开始卜筮吉凶﹐後面还有非常复杂的仪式。《仪礼》一般都是如此﹐所记述的可谓有条不紊、一丝不苟。 　　在“三礼”之中﹐《礼记》的成书最晚。汉代被立为学官的《仪礼》有大戴（德）和小戴（圣）两家。《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闻得仲尼弟子及後学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至刘向校书﹐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马融传小戴之学﹐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由戴圣编辑的这49篇即我们所说的《礼记》﹐本来它是解说《仪礼》之作﹐属於传的性质﹐不能称之为经﹐在汉代并未列入学官﹐但郑玄注“三礼”之後﹐其地位渐升﹐到唐代时﹐“三礼”皆列入“九经”之中﹐至明代﹐则《礼记》取代《仪礼》而成为五经之一。所以﹐明代之後所说的《礼经》是指《礼记》。杨成孚先生《经学概论》云﹐就学派而言﹐《礼记》属於今文学﹐就内容而言则杂糅今古文学。“《礼记》学始於西汉戴胜。东汉传《礼记》学的有桥仁、曹褒﹐汉末马融亦传《礼记》学﹐及郑玄作《礼记注》﹐与《仪礼注》、《周礼注》并行於世。南北朝时﹐南朝皇侃﹐北朝熊安生皆为郑玄《礼记注》作疏。唐孔颖达撰《礼记正义》﹐推尊、疏解郑注﹐使郑注盛行於唐﹐并以小戴《礼》配《易》、《书》、《诗》、《左传》为‘五经’。宋人治《礼记》始於卫。卫撰《礼记集说》﹐以郑注和孔颖达 　　《正义》为主﹐博采汉至宋一百四十四家经说﹐博而不经。元陈亦作《礼记集说》﹐简明浅显。明胡广等修《礼记大全》﹐屏弃原注﹐而采用陈氏《礼记集说》﹐并定为科举取士的程式﹐郑注式微。清人《礼记》学的成果不及《仪礼》学和《周礼》学。主要有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前者简约而不详审﹐後者对郑玄《礼记注》和孔颖达《礼记正义》及宋元有关《礼记》之经说﹐博观约取﹐而不恪守门户之见。对名物制度﹐考辨甚详而精审不足。此外﹐康有为《礼运注》、皮锡瑞《王制笺》﹐皆为今文学家的托古改制之作。”（第79－80页） 　　金克木先生说﹕“（《礼记》）讲说礼的种种规定﹐解说各种礼的意义﹐还记录孔门弟子的言行﹐以礼为核心而不限於礼。讲儒家而不讲《礼记》是不可思议的。”“礼就是共同的风俗习惯﹐比法律更为有力。社会无礼﹐不能安定。《圣经‧旧约》是犹太人的《礼记》。《梵书》是古印度人的《礼记》。”（《人类卮言》﹐第24－25页）固然﹐《礼记》中的一些礼节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规范﹐尤其是其中某些礼节显得过於繁琐﹐但是﹐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对我们今天来说非常有意义的。在“五四”时期﹐我们为了反对被执政者歪曲并强加於百姓的所谓的“礼”﹐我们曾经矫枉过正﹐因此把《礼记》也否定了﹐如今早已经应该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应该恢复我们“礼义之邦”名义的时候了。” 　　《礼记》并无体例可循﹐是一部儒学杂编。因此﹐对书中的四十九篇﹐还不能科学地加以分类﹐只能按性质相近的篇目略加分类﹐但在内容上未免有所交叉。”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其一﹐通论广义的礼﹐包括政治、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如《礼运》、《学记》、《大学》、《中庸》《乐记》、《经解》等。其二﹐专门解释《仪礼》有关仪节﹐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丧服四制》等。其三﹐记载古代制度礼俗﹐且有一定考证性的﹐如《曲礼》上下、《王制》、《明堂位》、《丧大记》、《郊特牲》等。其四﹐托名孔子与弟子或时人问答的﹐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檀弓》上下、《曾子问》等。（此段摘引自杨成孚先生《经学概论》﹐第73－74页） 　　《礼记》是为《仪礼》所作的传﹐同样是记述各种礼的规定﹐但是﹐《仪礼》采用的是直接把各种礼的过程以及细节说明清楚﹐无原则性的解说﹐更无具体事例的叙述﹔《礼记》则采用了比较丰富的解说方式﹐显得活泼生动得多﹐有具体介绍礼节的﹐如﹕“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曲礼上》）也有原则性的解说﹐如﹕“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曲礼上》）还有以具体事例加以解说的﹐如﹕“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後。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檀弓上》）从中可见孔子不是墨守成规之人﹐更不是无所不知的“神人”。 　　如果我们把《礼记》看作是解经方式之一﹐那麽﹐可以看到﹐“六经”的内容与体制的不同﹐决定了解经方式的各具特色。《易传》本身就是以多种方式解说《易经》的﹐其中《系辞传》是总解、《文言传》解说八卦、《说卦传》解说乾坤两卦、《序卦传》解说卦序排列之理、《杂卦传》解说＊＊卦的基本性质﹐而《彖传》分解每一卦的卦辞、《象传》则分解卦爻辞﹐有总有分﹐相映成章。《公羊传》和《谷粱传》以设问的方式解说《春秋》﹐《左传》则以历史事实加以解说﹐两相呼应﹐不可或缺。《诗大序》总体解说《诗经》﹐而以《小序》分别解说每篇主旨﹐然後再对具体的诗作具体解说﹐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解说方式。《礼记》则采用事理结合的方式来解说《仪礼》﹐详尽而富有变化。这些丰富多样、各具风采的解经方式﹐表现出因事制宜、富於变通的灵活性﹐反映了一门高超的解说艺术。後来﹐侧重於从微观角度解经的方式成了汉学的主要特征﹐而侧重於从宏观角度解经的方式则成了宋学的主要特征。 　　江子屏（藩）《经解入门》云﹕“礼源肇於伏牺。孔疏云﹕‘自伏牺以後﹐至黄帝﹐五礼始具。帝王质文﹐世有损益。周公时转浮而居摄﹐乃曲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周衰﹐诸侯始僭﹐皆去其籍﹐至孔子而已不具矣。返鲁後﹐乃始删定。後值战国交争﹐秦氏坑焚﹐《礼经》崩坏特甚﹐汉世所传﹐仅存《周礼》《仪礼》《礼记》三书而已﹐然皆无全书。《周礼》本名《周官》﹐《冬官》独阙﹐《考工》乃其後补。《仪礼》一名《士礼》﹐《丧服》一篇﹐子夏实先传之。《礼记》戴德从子圣删《大戴记》为四十六篇﹐旧又名《小戴记》﹐其《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马融所加也。《周易》、《仪礼》﹐皆周公作﹐而相为表里。《礼记》则即以记为经。”（第6页）《国学讲演录》﹕“三礼之名﹐自郑氏（玄）始﹐今若以《大戴礼》合之﹐当称四礼。称三礼者﹐沿郑氏注也。”（第7页﹐天津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版）这是最简洁的解说。 　　《五经全译》本裴泽仁注译《礼记‧引言》﹕“《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名﹐始见《庄子‧天运》。其中﹐《礼》经所指为何已无从知晓。而汉时立於学官的‘五经‘﹐其中的《礼》是指《仪礼》十七篇而言。而《礼记》则只是关於《礼》的‘记’。清人邵懿辰的《礼经通论》说﹕‘礼经有记﹐犹易之有翼﹐春秋之有三传﹐虽各自为篇﹐实相比附。’可知《礼记》是解释、说明《礼》的﹐而非经本身。”“自东汉学者郑玄为《礼记》作注後﹐《礼记》摆脱了《礼》的附庸的地位﹐而独立成书。但在东汉﹐《礼记》始终未能列入经的行列。从郑玄以後﹐《礼记》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唐代已与《周礼》、《仪礼》抗衡﹐列入‘九经’之中。在明代的‘五经’中﹐《礼记》已取《仪礼》而代之了。” 　　杨成孚先生《经学概论》云﹐《仪礼》学为今文学。“汉初鲁国高堂生传《仪礼》学﹐至後苍授学後﹐又分戴德、戴胜、庆普三派。东汉郑玄打破今古文门户之见﹐兼注《仪礼》、《礼记》、《周礼》﹐而成《三礼注》﹐是通学派的《礼学》。晋初王肃作《三礼解》﹐更加混合今古文学而与郑玄《三礼注》抗衡。郑、王二家之学使《仪礼》学失去今文学真貌。”（第78页）皮锡瑞先生《经学通论‧三‧三礼》说﹕“汉立十四博士﹐《礼》大小戴﹐此所谓《礼》﹐是大小戴所受於後仓之《礼》十七篇﹐非谓大戴记八十五篇﹐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第8页）也就是说当初汉代博士所学之礼为《仪礼》﹐与後来的《大戴礼》和《礼记》（小戴礼）是两回事。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礼俗和礼仪﹐所以﹐若欲用《仪礼》之细节（节文）於今日﹐就非常可笑了。吕思勉先生云﹕“礼之节文﹐不可行於後世﹐而其原理则今古皆同。後世言礼之说﹐所以迂阔难行﹔必欲行之﹐即不免徒滋纷扰者﹐即以拘泥节文故。故今日言义理者为正宗﹐而期言节文者﹐则站视为注脚﹔为欲明其义﹐乃考其事耳。然以经作史读﹐则又不然。礼原於俗﹐故读古礼﹐最可考见当时社会情形。《礼经》十七篇﹐皆天下之达礼﹐尤为可贵。”（《经子解题》﹐第50页）这里说明了《仪礼》的两方面价值﹐一个是可以据此学习“礼”的原则性东西﹐另一个是以之考察古代社会礼俗。据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仪礼》对後世影响极大﹐虽有变化﹐但其总之未变。（见第105－106页）我人为﹐《仪礼》是孔子借具体的礼仪规范来表现一种秩序性的内涵﹐这种秩序体现为事有定则﹐人有定职﹐职有定行﹐各守本职﹐各尽所能。所以﹐其中表现出对每人的敬业精神的要求。其中虽然未讲“天地之道”﹐但“天地之道”已在其中﹔虽然未讲等级秩序﹐但也已包容在内。其记述的内容﹐在当时或许具有指导意义﹐但後世则逐渐改变﹐只求合乎其原则﹐其本文则逐渐失去指导意义﹐因而後来其地位逐渐降低而被《礼记》取代了。 -- ||| || ||| | || ||||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66.1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