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 命题的改造及思想史意义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改造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命题﹐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条惟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本章拟对这种改造的历史前提、实质及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进行分析。 一、改造"实事求是"命题的历史前提 过去﹐人们在探讨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历史渊源时﹐一般都是停留在指出这一命题最初出自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为止﹐而对这个命题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历了一些怎样的演变过程则缺乏进一步的研究﹐而实际上这一过程是存在的﹐并且是毛泽东改造"实事求是"命题的历史前提。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汉代有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清代有所谓宋学与汉学之争。清代的"汉学"又称考据学﹐汉学家们所推崇的正是汉代的古文经学﹔他们标榜的"实事求是"﹐是班固在描写西汉的古文经学家、河间献王刘德治学风格时所使用的一句话。 据《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德(前155-前129年在位)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忭吽熟A钜宰□淄跽撸□实檬槎啵□牒撼□取﹗□□淄跛□檬榻怨盼南惹鼐墒椋□吨芄佟贰Ⅰ渡惺椤贰Ⅰ独瘛贰Ⅰ独窦恰贰Ⅰ睹献印贰Ⅰ独献印分□簦□跃□□导牵□呤□又□剿□邸Ｆ溲□倭□眨□Ⅰ睹□鲜□贰Ⅰ蹲笫洗呵铩凡┤痢?"这段话中所说的《周官》(即《周礼》)、《毛氏诗》、《左氏春秋》﹐都是汉代古文经学家们特别推崇的经传﹔在西汉时期﹐朝廷提倡的主要是今文经学﹐据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记﹐为古文经学家们推崇的《左氏春秋》和《毛诗》﹐直到平帝(1-5年在位)时才由朝廷立博士﹐而刘德却在他的治下早就为这两部经传立了博士。尽管这些博士还只是河间王一家之"私学"而不是中央朝廷所承认的"官学"﹐但却说明刘德是汉代古文经学的最早倡导者和研究者。班固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所倡导的古文经学学派的治学风格﹐就正好说明了他们与今文经学派好讲微言大义﹐对经典妄加引伸和发挥的风格不同。 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释"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的"真"字时指出﹕"真﹐正也﹐留其正本﹐"在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时又指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必须指出﹐不论是班固讲的"求是"之"是"﹐还是颜师古讲的"真是"之"是"﹐在古代字书中均不具有现代人们所理解的"规律"意思在内。许慎的《说文解字》云﹕"是﹐直也。"在释"直"时又云﹕"正见也……从十从目。"徐锴进而解释说﹕"今十目所见是直也。"据此可知﹐古人所说的"是"指一种正确的见解。《玉篇》进而指出﹕"是﹐是非也。"则说明所谓作为正确见解的"是"﹐是与错误的见解"非"相对立而存在的。由此可见﹐所谓"真是"中的"真"是对"假"而言﹐"是"是对"非"而言﹐用现代语言来说﹐"真是"就是"真货与正品"﹐而不是假货、赝品。"实事求是"的本意﹐就是要辨明古代文物、典籍或文献的真假、对错、是歇o□□□臼且桓隹季菅□拿□舛澂皇钦苎□鲜堵鄣拿□狻? 清代汉学家标榜的"实事求是"与汉代古文经学派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阮元在序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时说﹕"两汉之学(指汉代古文经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指释老)未起之前也。我朝(指清代)儒学(指汉学﹐即考据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这里讲的"务为其难"是指汉学家们重考证、训诂﹐这种治学方法比宋儒高谈义理要艰难得多。这当然是汉学家立场的反映。而所谓"务求其是"﹐则明白地表示他们是以汉代古文学家的"实事求是"为标榜的。他们所理解的"是"﹐都是是非之是。他们所说的"实事求是"﹐仍是一个考据学命题而不是一个哲学认识论命题。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宋明理学是注重认识论的﹐它有一个命题叫"即物穷理"﹐这里的"理"却包含有"规律"的意思在内。对此﹐朱熹在《大学章句》第5章补格物致知传中讲得十分明白﹕"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朱熹讲的"即物而穷其理"就是要通过接触事物而把握该事物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虽然没有将"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两个命题统一起来加以理解﹐但他在《大学章句》中说"物犹事也"﹔在《语类》中又力图将"求是"之"是"与"理"统一起来加以理解。例如﹐他说﹕"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见得义理。" 这里还是将分清是非作为穷理的前提。但他又说﹕"学者工夫只求一个是。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是﹐便是理。" 朱熹对是非与理的关系的这些理解﹐为後人将"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加以理解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但是他本人毕竟没有能够完成将"实事求是"从考据学命题转变成哲学认识论命题这--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清代才出现了汉学家与宋学家围绕"实事求是"和"怜赁秫"两个命题所进行的尖锐辩论。 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辩论虽然是十分尖锐的﹐但又必须看到﹐正是这场辩论促进了人们对"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个命题的统一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人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个是方东树﹐一个是曾国藩。方东树(1722-1851)﹐安徽桐城人。他站在宋学家立场﹐不满汉学家之考据﹐於是写了一本《汉学商兑》﹐在此书中﹐他为了跟汉学家争夺"实事求是"这面旗帜﹐不仅公然宣称"实事求是﹐莫如程朱"﹐而且开始对"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作统一理解﹐他说﹕"盖汉学诸人﹐举深忌痛疾致知穷理﹐所以说来说去﹐无不归於错者﹐其本乱也。圣门论学﹐固知行并进﹐然知毕竟在先。使非先知之﹐何以能行之不失也。理即事﹐而在所谓是者何耶?非理之所在耶?若不穷理﹐亦安知所求之是之所在。朱子固曰﹕'在即物而穷理。'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 方东树的批评不仅将"求是"与"穷理"的对立消除了﹐而且他所谓"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的论断﹐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个命题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因而具有开创意义。曾国藩从调和汉宋的立场出发﹐在《书学案小识後》一文中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字(栋)、戴东原(震)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这样﹐曾国藩就明确地将汉学家主张的"实事求是"中的"事"﹐说成就是宋学家说的"即物穷理"中的"物"﹔将汉学家说的"是"说成宋学家讲的"理"﹐这就不仅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这两个命题统一加以理解了﹐因而从理论上将汉、宋两家调和起来﹐而且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 自从曾国藩将实事求是改造成哲学认识论命题以後﹐一些近代学者在谈及"实事求是"时﹐也大多从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和运用﹐而郭嵩焘则通过对西方的亲身考察之後明确指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又说﹕"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 曾纪泽在《<文法举隅>序》中谈到﹐初学者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还要"复益以海国人土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 郑观应认为﹐西方"无论何学﹐总期实事求是。" 。章太炎则云﹕"盖近代学说﹐渐趋实事求是之涂。" 严复在《政治学讲义》一书中谈到西方科学时也说﹕"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然彼(指西方各国)之於所学也﹐初不设成心於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 上述这些言论﹐在谈到实事求是时﹐不仅大多数将它与"格物致知"或"即物穷理"联系起来﹐以表明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理解实事求是﹐而且将它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及其认识论联系起来。这些史实﹐既表明实事求是已从考据学命题转化为哲学认识论命题﹐又预示了这个古老命题转化为现代命题的征兆。有了这些历史的舖垫﹐我们就会懂得﹐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决不是偶然的。 二、对"实事求是"命题改造的实质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实事求是"命题进行改造的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经过毛泽东改造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命题中﹐不仅具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内涵﹐而且具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 根据现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着作﹐他明确使用"实事求是"的命题﹐是在《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名着发表之後。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筏敻阶m□质蔷哂性都□渴兜哪７丁Ｒ蛭□挥惺凳虑笫牵□拍芡瓿扇范ｕ娜挝瘢恢挥性都□渴叮□拍懿皇□敖出姆较颉?" 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上述引文中﹐有四处地方提到"实事求是"命题﹐但没有对它进行具体的阐释。到了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时﹐毛泽东则明确地对"实事求是"命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毛泽东在谈到对现状、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应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时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联系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其他有关论述﹐我们认为﹐他对实事求是命题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毛泽东说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句话表明﹐所谓"实事"不仅是指与意识、思维相对而存在的物质﹐而且主要是指与主体相对而存在的客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是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识和思维是第二郇t模□３沂歉叨确４□奈镏?--大脑的功能。客观存在是可知的﹐人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过是对客观存在 及其规律性的反映。只有承认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前提﹐人们才会认识到"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自觉地克服"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然而﹐"实事"作为与认识主体相对应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完全等同於物质。这是因为﹐首先﹐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无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来说﹐都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作为主体的认识对象的客体来说﹐由於受实践条件的限制﹐却是相对的、有限的﹐也就是说它只是无限的物质世界的一个有限的部分。其次﹐作为主体认识对象的客体﹐有自然客体(包括"人化自然"和非"人化自然")﹐还有社会客体。而在社会客体中﹐既有社会物质客体﹐又有社会精神客体。社会精神客体又包括精神活动客体和精神产品客体。这种情况说明﹐作为人们认识出发点的"实事"﹐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实事"也就是人类活动的一切客观条件﹐即"实际"。所以毛泽东在解释了"实事求是"之後﹐接着就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说过﹕"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 对这段话中的"客观实际"﹐《毛泽东选集》的编者作了如下注释﹕"'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着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时常是双关的。" 这个注释是经过毛泽东审查同意的。毛泽东将"实事"与"实际"等同起来﹐并将人类的实践引入"实事"和"实际"范畴之中﹐这就不仅和考据学家们只求实证於书本划清了界限﹐而且与一切不了踟捱跔抚氶憬`ㄐ穆壅吆突□滴ㄎ□壅□□□私缦蕖? 其二﹐毛泽东说的"'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表明﹐它既划清了与不可知论、相对主义的界限﹐又划清了与一切唯心主义的界限。不可知论者认为﹐人们的认识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相对主义者认为"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毛泽东肯定了规律的客观性﹐也就是肯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和可知性。中国古代的主观唯心主义者陆象山和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实际上是否规律的客观性。而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则认为﹐"有是理後生是气"﹐"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他不仅将"理"视为先於"气"而存在的绝对本体﹐而且将客观规律归结为儒家的道德教条﹕"气则为金木水土﹐理则为仁义礼智"。 所以﹐毛泽东在谈到规律性时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唯心主义者既然不承认物质第一性﹐当然就不可能从实际出发﹐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恰恰相反﹐他们的许多"理"往往都是臆造的﹐ 其三﹐毛泽东说"'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表明﹐认识规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在《实践论》中﹐他深刻地论述了这种基於实践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过程﹐并且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於经过感觉而到达於思维﹐到达於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於论理的认识。"毛泽东还把这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深化过程﹐生动地概括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种深刻分析﹐与古今中外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他说﹕"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於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 如果说﹐这里讲的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主要是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和当时党内一些好心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者的话﹐那麽所谓"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则包括古今中外的一切唯心论。中国古代的唯心论﹐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大多只强调和重视"德性之知"(理性认识)而贬低"见闻之知"(感性认识)。就连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他虽力图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联系起来﹐但是终究未能解决问题。究其原因﹐就在於他不懂得基於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 其四﹐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这既表现在改造"实事求是"命题时﹐强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强调联系和转化的思想﹐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而且他还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方法也就是分析的方法﹐他说﹕"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 其五﹐毛泽东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这本身就包含了历史唯物论的内涵。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曾明确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实事求是就是要注意群众情绪、要求﹐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谈到"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维克的精神"时说﹕"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於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 社会实践本来就是群众的实践﹐所以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相通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命题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是彻底的、深刻的。他一方面赋予"实事求是"这个传统命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另方面又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三、在中国近代思想上的意义 毛泽东对传统的"实事求是"命题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以及他所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固然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同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斗争的结果。这些错误思想倾向﹐既包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又包括"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後﹐又出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些错误倾向的表现形式虽然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国情﹐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与这些错误思想倾向划清了界限﹐而且为正确解决这些错误思潮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因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的意义。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斗争的理论结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是贯穿中国近代思想史始终的一种社会思潮。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就批判过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这种思想。他说﹕"那时候的思想﹐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於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必须看到﹐青年毛泽东对维新씿"中体西用"论的批评﹐是立於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立场上进行的。他指责维新派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底﹐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 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已有了实事求是思想的萌芽﹐ 五四运动以後﹐中国社会又先後出现了以梁□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他们所鼓吹的实质上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35年1月﹐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惊呼"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於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既不赞成完全模仿英、美、德、意﹐也反对"模仿苏俄"。宣言表面上装得很公正﹐实际上是配合了蒋介石的文化"围剿"。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指出﹐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指张之洞)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胡适还认为十教授宣言主张对固有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主张对世界新文化"取长舍短﹐择善而从"﹐是"最时髦的折衷论调。陈济棠、何健诸公又何尝不可以全盘采用十教授的宣言来做他的烟幕弹﹖" 胡适的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折衷主义就是将不同的思潮、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凑在一起。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要避免折衷主义﹐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原则和客观的标准。这个原则和标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一原则﹐也正是对待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沦》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由此可见﹐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与文化保守主义作斗争的理论结晶﹐又是克服文化保守主义﹐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惟一正确的思想路线。 (二)实是求是思想路线也是与"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斗争的理论结晶。 "全盘西化"论﹐是五四运动时期形式主义的向右发展的结果。"全盘西化"的概念是胡适最早提出的﹐但将这一观点发挥得最系统的则是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纵观他鼓吹的"全盘西化"论﹐其论点有以下数端﹕首先﹐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认为要学习西方就必须"全盘"。陈序经说﹕"所谓西洋的科学、政治、经济、伦理等﹐不外是西洋文化的各方面"﹐它们不是"独立之物﹐它们都有了互相连带、互相衔接的关系﹐因而我们要吸收西洋的科学﹐我们不得不连带西洋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都吸收过来。" 其次﹐"全盘西化"的实质﹐就是要实行蚺陛拨ゴ织o□沃贫取３滦蚓□淞豆赜谌□涛骰□鹞饩俺□壬□芬晃闹兴担?"无论独裁也好﹐民主也好﹐甚至蒋廷黻先生所提倡的专制也好﹐还是不折不扣的西洋文化呢!""所渭全盘西化﹐就是从这个根本原则着想﹐" 这就道出了"全盘西化"论的实质﹐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後﹐贬低中国固有文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陈序经在答吴景超一文中还说﹕中国文化"正在趋於消灭过程。"﹐"无论在文化那一方面﹐都没有人家那样进步。""我们所觉为最好的东西﹐远不如人家的好。可是我们所觉坏的东西﹐还坏过人家所觉为最坏的千万倍。"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盘西化"论既然不能科学地分析中西文化﹐当然也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出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这一理论在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论时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就其方法论而言却是错误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於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茤胰窗敷粟豯蝖扑R畎□睾廖夼□械匚□铡Ｋ□?'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国情和外国文化後得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斗争的理论升华﹐也是我们正确对待外国文化的惟一正确的指导路线。 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是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斗争的理论结晶。 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宣称﹕"我们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A)感觉﹐ (B)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C)旧有的真理。" 後来﹐陈立夫则鼓吹"不诚无物"﹐以"诚"作为"生命动力"哲学的基础﹐被称为"唯生论"。它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一样﹐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也应用过"实事求是"这一命题﹐这显然与毛泽东在他的着作中多次用"实事求是"分不开。但蒋介石认为﹐要做到这-点﹐还是得提倡"不诚无物"。他说﹕"何以事实的经过已确切证明了正确的路线﹐而国民仍不能够有一致的认识呢?揆其原因﹐正由於在理论方面﹐他们自己既不能'实事求是'以探讨真切的学问﹐又不能虚心接受事实已有证明的真理。在行动方面﹐他们既不能够自拔於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风气﹐更不能随先知先觉的指导﹐毅然决然的力行。……《中庸》说﹕'不诚无物。'国民的心理﹐社会的风气﹐不返於朴实诚笃﹐建国复兴事业﹐断没有成功的可能。" 对於蒋介石的这种论调﹐艾思奇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中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唯心论的'无物不诚'是完全不对的。在事实上﹐在唯物论者看来﹐第一个命题是'无物不诚'﹐第二个命题方可指出'不诚无物'。任何精神、思想、志愿、信心﹐如果没有客观物质基础﹐就一切都是空谈﹐因为物质是本原的﹐第一位的﹐精神(诚)﹐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只有具备了充分物质基础的精神(诚)﹐才有成功的希望。" 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所谓的"路线"和"实事求是"﹐从认识论来看﹐都不过是他自命的"先知先觉"者的唯心空谈。 在本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冯友兰从他的理世界"先於实际的世界"的观点出发﹐宣传中国哲学的"最好传统"是"经虚涉旷"。他在《新原道》中说﹕"在中国哲学史中﹐先秦的道家﹐魏晋的玄学﹐唐代的禅宗﹐恰好造成了这一种传统。新理学就是受这种传统的启示﹐利用现代新逻辑学对於形上学底批评﹐以成立一个完全'不着实际'底形上学。" "新理学中底几个重要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这些观念﹐又都是'空'底。他们所表示底都是超乎形象的。所以由这些观念所得到底境界﹐是虚旷底。在这种境界中底人﹐是'经虚涉旷'底。" 针对冯友兰的这种观点﹐杜国庠发表《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不是玄虚而是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不是'经虚涉旷'﹐而是'实事求是'﹔认为我们为学做人的需要﹐也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玄学是反科学的﹐歪曲事实﹐有损学者的风度﹐贻误青年的学业﹐尤应纠正。" 杜氏还以事实证明﹐在中国哲学史上﹐既有"经虚涉旷"﹐更有"实事求是"。他说﹕"魏晋的玄学﹐唐代的禅宗﹐宋明的道学﹐这些都是所谓'经虚涉旷'的﹐但同时也有相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及至有明末叶﹐王学势衰﹐明清之交﹐黄顾王颜都重'致用'。前清朴学大盛﹐戴氏哲学也痛斥宋学的玄虚﹐控诉'人死於理﹐其谁怜之'。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 通过以上简略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在五四运动之後﹐尽管有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在宣扬其唯心观点﹐但是一直受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学者的批判﹐而到了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反复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不但在党内深入人心﹐而且影响已及於政界和哲学界。 -- ||| || ||| | || ||||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