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 一、经世意识在顺康至道咸间的起伏跌宕 "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 "古者儒墨诸家﹐其所着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 当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隐程度﹐在不同学派间又有差异。中国学术很早便有"内圣"与"外王"两条发展路径。强调内圣之学的派别(如先秦的思孟学派﹐宋明的理学)虽未放弃经邦治国的目标﹐但经世意识癒益为个体修养及宇宙本体研究所掩没﹔而强调外王之学的派别(如先秦的苟况﹐南末的事功派)则以"隆礼"为职志﹐致力於"修实政"、"施实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同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隐程度还直接受到历史条件的左右。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平稳﹐封建文化专制强有力﹐经世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挑战﹐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经世意识的这种显隐变幻﹐在有清一朝表现得尤其典型。 清初﹐历经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的洗礼﹐深受朝代更迭、社会变乱震撼的士子精英﹐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朱舜水等人﹐发扬明末东林、复社遗风﹐以匡济天下自命﹐痛诋王学末流的空论误国﹐力主黜浮崇实﹐留心经世之术。顺康间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声称﹐他着《读史方舆纪要》为的是"世乱则由此而佐折衡﹐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於吾书有取焉耳。" 清初经世学者大都有类似的着述目的。"通经致用"、"明道救世"成为充溢着阳刚之风的清初学术的灵魂。 如果说清初的学术主潮是"经世致用"﹐那麽﹐处於承平之世而又文网严密的乾嘉时期(公元1736-1820年)﹐其学术主潮却折入追究名物训诂之精微的考据一途﹐经世意识大为淡化。乾隆间虽然也有戴震、章学诚等经世意识强烈的学者﹐但他们的经世思想在当时受到冷落。而大多数学者穷毕生精力﹐"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 ﹐专注於辑佚、辨伪﹐"镇日书帷校勘劳" 。钱大昕说﹕"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非正。" 表现了乾嘉学者对"通经致用"原则的保留态度。乾嘉间士人可以而且只允许静下心来从事细致耙搜古籍的工作﹐连深得乾隆信任的纪晓岚斗胆向皇帝提出经邦济国的建策时﹐也被乾隆呵斥为"多事"。在那位陶醉於"十全武功"的君王看来﹐文人的职责不过是制造精密的学术成果﹐去为"太平盛世"作点缀﹐至於军国大事﹐则无庸他们过问。 道光、咸丰间(公元1821-1861年)的情形﹐则大异於乾嘉。社会危机在道光以降﹐象火山喷发般展现出来。土地兼并的加剧﹐统治阶级的侈糜﹐吏治的败坏日甚一日﹐共同激化着阶级矛盾﹐催迫着清王朝向"乱世"滑落。而癒演癒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未见的"变局"。这种空前的社会变动﹐使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惊觉起来﹐他们纷纷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中抬起头来﹐把眼光转向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转向中国人十分陌生的、色彩斑驳的外部世界。 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是乾嘉到道咸的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一生历经乾、嘉、道、咸四朝的包世臣(公元1775-1855年)在《安吴四种总目叙》中﹐概述了他由词章之学走向经世之学的过程﹐颇有代表性﹕他幼时受父教﹐"为八比六韵"﹐喜好"诵选诗"、"诵选赋"﹔青年以後﹐因时世的刺激﹐"慨然有志於权家﹐求其书於市﹐并得法家言﹐私兼治之"﹐进而精研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成为一代着名的经世学者。与包世臣相同时的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幼时受教於外祖父段玉裁﹐在音韵、考证方面颇有造诣﹐後在时势的驱动下﹐走向经世之学﹔魏源(公元1794-1857年)青年时从宋学家姚学塽学﹐对宋儒义理下过工夫﹐又向一些朴学家学习过考据方法﹐後来也在时势的驱动下走向经世之学。王国维说﹕"龚魏二氏实上承乾嘉专门之学﹐而有清初诸老经世之志" ﹐这是对道光前後经世派学术特色的准确概括。 对於道咸间学风之变的社会背景﹐那一时代成就最大的经世学者魏源论述得特别具体真切。他在《圣武记叙》中﹐开宗明义地直陈社会剧变给一个敏感士子造成的心灵震撼﹐十分典型地勾勒了嘉道以降经世实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着述﹐故老传说。於是我生以後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讫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涸於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晚侨江淮﹐海警焱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於海夷就缣戚戚戚撰ꤿ"魏源在追溯《圣武记》的写作缘起时﹐明确指出﹐他是因时势的刺激﹐"忾然触其中之所积"﹐方"排比经纬﹐驰骋往复"﹐拿起着述之笔的。白莲教起事遍及大江南北、天理教徒攻入京师紫禁城、西北边疆战争频仍﹐加之西方殖民者入侵造成"海警焱忽﹐军问沓至"﹐可以说"东西南北中"无一安宁地。在这种情形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子自然大不满意於"皓首穷一经"的考据学﹐认为它"考证於不必考之地"﹐导致"学术衰而人才坏" ﹐愤然斥责其为"书蠹"﹐揭露它的危害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於无用之一途。" 他们举起"经世致用"这面古老而又仍然富於生命力的旗帜﹐便势在必然了。 清代学风由乾嘉的客观主义、古典主义转向道咸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还与三个具体因素直接相关。 第一﹐由於清王朝盛极而衰﹐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已大为松弛。许多在乾隆间绝对不能论及的敏感问题﹐尤其是当代问题﹐已经允许(或是默许)讨论。这样﹐士人"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方有可能﹐《皇朝经世文编》之类"不泥古而切於时务"的着作才会竞相涌现。考据学风靡乾嘉﹐是社会相对安定而清廷在康雍乾三朝厉行文字狱的产物﹔经世实学在道咸间勃兴﹐则是社会大动荡而统治者对观念世界的控驭力降低的结果。 第二﹐与清代中叶以降士人生产过剩的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士人的数量不断地增长﹐各级官职数却大体保持常量﹐而封建性的自然经济又没有可能把士子吸引到科学文化事业﹐於是﹐读书人便拥挤在狭窄的"仕途"上﹐而日趋腐朽的取士制度和官僚制度﹐使许多具备匡济之才的士子或"遏之於登进之前"﹐或"排斥於致仕之後"。如嘉道间的饱学之士包世臣"十余试﹐讫无一遇" ﹐一生以布衣自处﹐"食贫居贱"﹔有些经世学者虽然取得功名﹐但也无法在科举的高级层次获得成功﹐如"龚自珍眭Y癫渴裕□钌先□裕□□患案瘢□蝗牒擦郑豢季□□Σ蝗胫?" ﹐魏源等人情形类似。这种"旷才在野﹐可为寒心" 的境遇﹐加剧了那些怀抱"治世"、"更法"愿望的士子对科举制度的愤懑和鄙视﹐他们谴责科举制度"驱天下尽纳於利禄之途" ﹐甚至公然指斥道光帝的宠儿--翰林﹐声言"翰林之无用﹐同於他途﹐而不得力甚於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识世务。" 与"翰苑清才"的"不识世务"相背反﹐这批士人摆脱八股制义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封建士子学用脱节的通病﹐毅然走向实政、实用、实行之学﹐精研边防、漕运、海运、盐法、钱币、兵饷、刑名等实际学问﹐"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衰﹐风尚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 这批经世学者与经世官员(如阮元、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黄爵滋等)相互结合﹐彼此推引﹐共同鼓动着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勃兴和长足发展。 第三﹐就学术流变的内部因素而言﹐极一时之盛的汉学(考据学)因专事训诂章句、搜罗遗逸而暴露出自身弱点﹐乾隆间已有人批评其"擘绩补苴﹐不足与言学"﹐嘉道间更遇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以义理之学自命的宋学指谪汉学。驳杂细杂"﹐"破坏大道"﹐无力挽救清王朝的颓势。站在宋学立场上批驳汉学最力的﹐是着《汉学商兑》的方东树(公元1772-1851年)。他斥责背弃朱学的汉学有六大弊病﹐认为汉学家们"毕世治经无一言及於道﹐无一念及於用"﹐ 汉学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异端邪说"。此後﹐宋学家唐鉴、倭仁(公元1804-1871年)更大力提倡义理之学﹐企图通过纲常名教的阐扬﹐达到挽救封建衰世的目的。而从唐鉴、倭仁学的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比一般宋学家更明白地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他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肯定了"经济"的重要性﹐并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学并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爵冈钗炮ꤱ4□谩15季?"四学并举的观点﹐ 创立了"合汉宋﹐兼虚实"的"礼学"。这是由宋学走向经世实学的路径。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在咸丰、同治、光绪几朝发展的经世实学﹐大体沿袭着这条路径。 另一方面﹐嘉道间猛烈抨击汉学的更有复兴的今文经学派﹐其健者为庄存与的两位外孙刘逢禄(公元1776-1829年)和宋翔凤(公元1776-1860年)﹐而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魏源发展了刘、宋"引经致用"的活泼学风﹐既鄙弃一味训诂古籍的汉学﹐也藐视空论心性的宋学﹐他们对当时盛行学界的这两大派别全都采取批判态度﹐所谓"恶夫□□为汉﹐空腐为宋" ﹐而以"通於天道人事﹐志於经世匡时"为宗旨﹐在今文经学的大纛下﹐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 应当指出的是﹐由宋学走向经世之学的曾、左、李、张等人在咸丰、同治、光绪间掌握了国家相当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从理学中获得的保守性格和反人民的思想﹐以及从经世之学中获得的务实精神和开明意识都对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而这後一侧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於龚、魏(尤其是魏源)。曾国藩在北京当翰林时﹐便反复研读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和魏源撰写的《圣武记》﹐并声称﹐"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 左宗棠与李鸿章都十分推崇龚自珍关於在新疆置省的建议﹐左氏还是《海国图志》的热心读者﹐并深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然﹐认为"自强之道﹐此其一端" 。然而﹐曾、左、李等人只是接过了龚、魏经世思想中实政、实学以致富强的一面﹐却与龚、魏抨击封建专制的社会批判精神格格不入。发展龚、魏经世思想中"变法"、"更法"这一侧面的﹐是康有为等近代新学家。 近人王国维在概述清学的特色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新。" 而툿"新"着称的晚清学术﹐又"实启於龚魏"。 梁启超也指出﹐近代"新思想之萌蘖"﹐可"远溯龚、魏"。 这都是允当之论。 二、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内容 道咸间的经世学者都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他们或者被时人推尊为"国医"﹐或者以"医国手"自期﹐注目於"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现实﹐去议政、论世、探学。 第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 富於社会批判精神的包世臣是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於嘉庆元年(公元1801年)作《说储》一文﹐提出了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等建策﹔他还是较早意识到大局"殆将有变" 的先觉者﹐并且尖锐斥责清朝政治"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 "。管同在《永命篇》 中也对清代弊政提出了广泛的批评。嘉庆中叶以後﹐尤其是道光间﹐更多的土人在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上﹐对朝政的各方面病端痛加鞭笞。 经济方面﹐他们谴责清王朝"开捐例、加赋、加盐价"﹐好比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 ﹐地方官吏"其贪以濬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 ﹐权贵兼并土地﹐造成"无地者半天下" 。 政治方面﹐他们指斥士大夫"廉耻道丧" ﹐"不顾民生之艰难"﹐只知"终日华轩快马﹐驰骋於康庄" ﹐官僚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导致"官益久﹐则气益媮﹔望益崇﹐则谄癒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 专制帝王更是"乾纲独断"﹐君臣关系成为主奴关系﹐"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 ﹐而专制君王以"势、利、名私一身"﹐引起觊觎争夺之乱 ﹐这样的政治机器"譬之於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 。 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抨击科举制度使"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他们还惊呼﹐当时士风的腐败﹐为史"所未见"﹐"可惧之至!" 清中叶提倡议政最力的是龚自珍﹐他崇仰不顾个人安危的晁错的大胆议政。所谓"三寸舌﹐一枝笔﹐万言书﹐万人敌。" 他还一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儒学传统﹐力倡"箸议"、"塾议"﹐即私人议论诸大政。为了论证私家议政的合理性﹐他在一篇文章中侃侃言之曰﹕"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则必有所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 这里不仅肯定了"居上位"者的议政权﹐还肯定了"居下位'者的议政权--居下位者可以"探吾之是非"﹐并且"昌昌大言之"。这简直是一篇封建末世的"言论自由宣言"。後人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 这是恰如其份的评价。 经世学者们在批评时政的同时﹐还力图寻找"振起而补救"的办法﹐竞相提出"补偏救弊"的方案。"更法改图"成为他们政治哲学的宗旨所在。龚自珍在这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他从《周易》等经典中吸取了变易观念﹐进而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向本阶级(尤其是本阶级的当权者)发出"自改革"的紧急呼吁。魏源也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 ﹐"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 。魏源关於改革的建策是﹐"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袪"寐患"﹔"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毋冯河﹐毋画饼"以袪"虚患"。 所谓"袪寐患"﹐"袪虚患"都是要求人们面对现实﹐发展经世实学。 他们所提出的革新方案﹐只是在封建制度内部"因时制宜"的变革﹐如黄爵滋奏陈的"广贤路"、"整戎政"、"严剿御" ﹐龚自珍的按封建宗法组织授田以解决流民问题 ﹐以平均的办法调济"贫富不相齐" ﹐魏源劝谏专制帝王蛾턿"高危自处"的状况﹐与庶民息息相通 ﹐都是封建阶级的"自救"努力﹐不仅未能越出封建制度的规范﹐甚至没有突破维护本朝廷"家天下"的范围﹐连当时思想最激烈的龚自珍也认为﹐清朝统治者只要"更法"﹐"天何必不乐一姓" ﹐也就是说﹐只要实行改革便没有必要改朝换代。可见﹐道咸间的经世派的职志是为封建制度和清王朝"补天"﹐"救世"﹐他们的全部学术活动和政治实践都立足於此。 第二、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等"大政"。 漕运(海运是漕运的一种替补形式)、盐法、河工在明清两朝被称作"三大政"﹐它们直接关系着封建王朝的物资供应、税收来源和民众稳定等基本问题。而清中叶以後。随着吏治的日趋腐败﹐这些"大政"也弊端百出﹐朝廷的财政漏洞癒益扩大﹐民众的负担也癒益沉重﹐已经到了不改革无以运转的地步﹐於是经世学者和经世官僚们都把目光转向这些"大政"。 最早系统提出"三大政"综合治理的是包世臣﹐他指出﹕"大都视三事(指河工、漕运、盐法--引者)为三﹐而不知其实一也。……凡皆以奠民居、急民事也﹐唯以三事皆近利﹐司事久则见利忘义" ﹐如漕赋成为"官吏利薮"﹐"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以积众怒﹐东南大患﹐终必在此矣。" 这是"三大政"弊病丛生的根源。包世臣主张采取各种措施杜绝主事官吏的中饱私囊﹐以达到"上利国下利民﹐则中必不利於蚕蠹渔牟者" 。包世臣还着《海运南漕议》 ﹐倡导以海运代漕运﹐并系统驳斥反对海运的诸种说法﹐但未被采纳。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洪泽湖决口﹐运河航行困难﹐协办大学土英和、江苏巡抚陶澍等人再次提出海运之议﹔正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的魏源也於道光五年、七年先後着《筹漕篇上》、《筹漕篇下》﹐并代贺长龄撰《海运全案序》等文﹐全面揭露漕运之弊﹐阐明"海运可行"﹐其"利国、利民、利官、利商"﹐眲蚖荧堙밿"以治其私"的中饱者。 按照包世臣、陶澍、魏源等人的建策﹐道光六年实行海运﹐漕粮每石运费不到一两﹐比以往运抵京师的漕粮公私费用每石高达十八两节省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经世学者们注意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又重视实地考查﹐因而他们提出的建策﹐往往包含着若干科学成份。如包世臣在《筹河四略》中提出了御坝、溶淤并举的治河方法﹐魏源关於黄河必然要从黄海入口改道为从渤海入口的预测 ﹐便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知灼见。李祖陶着於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东南水患论》 更从社会与自然的综合考察出发﹐研讨了长江水患的成因﹕由於人口剧增﹐"大江两岸处处围地为田﹐与水争地﹐故致横溃四出而不可止也﹐……洞庭湖湖旁为人围占﹐湖不容而溢於江﹐荆州沔阳遂处处为患"。又说﹕"近年东南所以屡受水害者﹐非江水年盛一年也﹐其弊在下游淤积﹐河成滩者﹐岁增数枢﹐而所以岁增之故﹐半由湖广等处无业游民﹐私垦山田﹐每将所掘细碎沙石﹐抛掷江中﹐或为雨水冲倒﹐或为潮汛飘转。"这些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而且也切中时弊。 道光前後经世派的经济思想大都属於传统的重农主义。如包世臣虽然很重视河工、漕运、盐法诸政﹐但又认为它们都算不上"大政"。有人问包世臣﹕"吾子谓河、漕、盐非大政﹐然则大政在兵乎?"包世臣的答复是﹕"兵者暂事也﹐虽重要不足当大﹐必言大政﹐其唯农乎﹗" 基於这种认识﹐经世派倡导的实学﹐多带有重农倾向。而对於农业改革提出较完整方案的是龚自珍。他主张实行"农宗"之法﹐按宗法关系分配土地﹐解决耕者无其田的问题﹐"使农之有一用一宅﹐如天於之有万国天下'﹐与此同时﹐他又反对限田法﹐提倡根据才力、德行分配土地和财富。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巨室出现是好事﹐"贵智贵力"者应多占土地以增殖财富。 可见﹐龚自珍的农业思想并不能以"平均主义"一言以蔽之。他一方面力主调整"贫者日癒倾﹐富者日癒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另一方面又承认财富不平衡的合理性。此外﹐龚自珍还主张"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调集内地无田之民到西域垦荒﹐这既可解决农民无地之苦﹐又可开发边疆﹐就地解决兵粮问题。 这种解决农业问题、土地问题的方案﹐显示了一种拓疆精神﹐不失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意见。 第三、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 嘉道以降﹐清王朝面对内外交困的危局。如果说经世派研讨漕﹐河、盐、农诸大政是为着解除"内忧"﹐那麽﹐经世派热心於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则是为着应付"外患"。徐继畲(公元1795-1873年)说﹐他撰写《瀛环志略》等介绍外国情形的书籍﹐为的是"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後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沧於鬼蜮。" 这一言论颇能代表道咸间注目边疆、海外的经世派的共同心情。 自清初到清中叶﹐沙俄和英国先後染指中国东北、外蒙、西北、西南。道光前後﹐由於沙俄和英国的干涉、策动﹐西北边疆又屡屡发生分裂性叛乱﹐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受到威胁﹐这引起经世派对东北、蒙古、西北、西南史地的研究热潮﹐而留意"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龚自珍是其先锋。他着文揭露沙俄侵略阴谋﹐呼吁国人注意西北边陲﹐力倡西域置行省﹐并着《蒙古图志》﹐研究北方边塞、部落、山川形势、源流合分。龚自珍之後﹐边疆史地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 蒙古史地研究方面﹐力作为张穆(公元1805-1849年)撰稿、何秋涛(公元1824-1862年)补成的《蒙古游牧记》。该书分述蒙古诸部游牧所在、舆地形势、道里四至及历史沿革。何秋涛着《朔方备乘》﹐记叙蒙古﹐新疆﹐中亚﹐东欧史事﹐作者意在以唐、元、清初武功之盛激励清廷抵御外侮。新疆史地着作有徐松(公元1781-1848年)所撰《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新疆赋》﹐沈 (公元1798-1840年)撰《新疆私议》等。这些着作都广泛考察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地理沿革和经济、政治、文化、民俗﹐边防情形﹐并提出了发展边疆经济﹐巩固国防的意见。 西南边疆史地着作有姚莹(公元1785-1852年)的《康輶纪行》。作者有感於中国学人"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 ﹐故着该书。《康輶纪行》记述姚氏於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数次赴藏的见闻﹐涉及西藏山川地理形势、宗教源流、民情风俗﹐以及英、俄、印度诸国情形。 在研究边疆史地的同时﹐道咸间的经世派还将自己的视线投向外部世界﹐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首先做这方面工作的是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前後﹐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事务时﹐为了"筹夷情"﹐特网罗人才﹐搜集、翻译外文书报﹐编《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前者据英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译出﹐概述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重点为英、美、法、俄诸国情形﹔後者则是鸦片战争前夕西洋人对中国的时事评论的编译本。 继承林则徐并光大其事业的是魏源。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魏源从已被革职的林则徐手中接过《四洲志》等材料﹐又参考明以来的岛志﹐编撰《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刊五十卷本﹐二十七年刊六十卷本﹐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刊一百卷本。魏源本着"欲制夷患﹐必筹夷情" 的观念﹐编撰这部规模宏大的着作﹐广泛介绍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国)的历史地理﹐以及西方先进的科技、军事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对近代中国、近代日本影响深远的口号。《海国图志》的可贵之处还在於﹐它把外交与内政联系起来研究﹐要求人们不要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完젿"归咎於船炮之不若' ﹐还要认识到是内政腐败所至。这样﹐又由"习外夷之长技"导向了改革内政。这也是道咸间许多域外史地着作的共有特点。 几乎与魏源相同时﹐姚莹也根据他在台湾俘获的英人颠林的口供﹐编写《英吉利国志》、《英吉利纪略》﹐又在《康輶纪行》中编撰"痕都斯坦即中印度"、"莫卧尔即北印度"、"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四大洲"﹐"佛兰西"、"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等条目﹐还载入"中外四海地图说"、"艾儒略万国全图说"、"西人汤若望地图剖圆图说"、"南怀仁坤舆图略"﹐"陈伦炯四梅总图"﹐"夷酋颠林绘图进呈说"。 道光间研究域外史地卓有成绩的﹐还有梁廷坍(公元1796-1861年)。他撰《耶苏教难入中国说》等介绍外国史地的论着﹐编成题为《海国四说》的丛书﹐初刻於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复刻於咸丰间。此外﹐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所作的《瀛环志略》﹐更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域外史地着作。该书与《海国图志》并称於时﹐而在对外洋史地介绍的精确性上﹐有些地方尚在《海国图志》之上。 道咸间的经世派孜孜不倦地研讨边疆史地﹐探查外洋故实﹐"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 ﹐显示了中国人冲破文化封闭状态﹐走向世界的趋势。他们的论着中所洋溢着的爱国主义激情和觅新知於外域的理性精神﹐正是传统的经世之学走向近代新学的契机所在。 第四、变一味考辨古史为"写当前的活的历史"。 注意探讨本朝掌故﹐纂修当代史﹐是道咸间学术的又一特色﹐其始作俑者是魏源。他於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捐官内阁中书﹐得以阅读内阁典藏﹐即着手当朝历史的研究。以後﹐鸦片战争的刺激更促使他写作清代军事史﹐这便是成书於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的《圣武记》。该书以纪事本末体裁﹐记述了清朝初中叶的用兵情形﹐进而探讨成败之道。魏源试图用清初以来的武功之盛激励国人抵御"英夷"﹐所谓"是以後圣师前圣﹐後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 可见魏源是抱着极其强烈的"史学经世"的意愿写作《圣武记》的。 魏源着眼於当代历史的治史风格﹐在另一着作--《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有更为鲜明的体现。该书写成於南京条约签订之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际﹐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来得及从硝烟、炮声及城下之盟中清醒过来﹐去回味它的意蕴﹐而魏源便以相当详尽的文字记述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轫的这一重大事件的始末。黄爵滋的禁烟主张﹐林则徐"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的战斗精神﹐其他主战派如邓廷桢、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的抗英业绩和悲壮结局﹐三元里等沿海沿江民众的抗击外敌的事迹﹐在这部着作中都有所展现﹕而道光帝的虚骄﹐琦善等投降派的卖国行径﹐奕山等将领临阵脱逃的丑态﹐也在魏氏笔下暴露无遗。尤为可贵的是﹐《道光洋艘征抚记》还针对鸦片战争暴露出的清方问题﹐提出了"八转机﹐三外助"的建策﹐并力主'购洋炮洋艘"﹐"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充分显示了当代史研究对国家民族的直接效用。 稍後於魏氏之作的当代史论着﹐还有梁廷坍於道光末年完成的《夷氛闻记》。这是一部记载鸦片战争的史料真实的作品﹐它首先追溯了英商在广东等地的鸦片贸易情形﹐揭示出"英夷狡焉思逞於内地者久矣"的事实﹐又对三元里民众"火烧夷馆"、以社学为主的反入城斗争﹐黄竹歧反暴行斗争等人民的抗英事迹﹐作了详细真切的记述。夏燮(公元1800-1875年)的《中西纪事》是关於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着。作者感慨国事﹐蒿目时艰﹐搜集有关两次鸦片战争的上谕、奏稿﹐以及条约章程等文牍编纂而成﹐揭露了英、法﹐美、俄的侵略行径﹐谴责了琦善、奕山的卖国活动﹐赞颂了民众的英勇斗争。夏燮所着的《粤氛纪事》则记述了太平天国始末及太平军与清军作战史事﹐起自咸丰元年﹐止於咸丰十年。 清代史学风格的变迁﹐报告了一种时代消息﹕乾嘉学者倾注全部精力於古史的辨伪、订正、辑佚﹐於当朝史事却噤若寒蝉﹐并视修撰新史为畏途﹐道咸间的史学则出现了由"嗜古"转为"究今"、由"考史"转为"修史"的动向﹐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代学人的觉醒﹐预示着中华民族正从深沉的古梦中惊悟过来﹐开始面对充满挑战的现实﹐ 三、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 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在中国"近代早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它承袭着儒学经世的传统﹐同时又孕育着近代新学的某些开放、启蒙的因子。道咸间经世实学的这种双重性格﹐是由它得以产生的时代的特征决定的。 近代中国的一位敏感人物梁启超﹐曾以鲜明的语言对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区别作了如下概括﹕"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洲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飞沙之所驱突﹐於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过渡之道。" 。中国人为寻求"过渡之道"﹐整整几代人惨淡经营、艰苦跋涉﹐而道咸间的经世派是其中的第一代﹐他们所致力的经世实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初入"过渡时代"所作出的第一个积极反应的产物。 面对"过渡时代"﹐中国文化也曾作出某些消极的反应。如封建顽固派的固守"祖宗陈法"﹐对外部事物的"深闭固拒"﹐便是传统文化消极面抗拒"过渡"的一种冥顽不灵的态度﹔另有一些人则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在外患追临之际﹐一味妥协退让。按照这两种态度行事﹐中国都只有灭亡一途。与此相反﹐道咸间的经世派身居庙堂﹐心忧万民﹔远处江满戚悯Y嫖恒塚?"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 ﹐"年来水旱与兵戈﹐南北东西事渐多" 。正是从这种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出发﹐他们处心积虑、竭智尽力﹐追寻救亡图存的路径。限於当时的历史条件﹐经世派所能做到的﹐首先便是尽力发掘中国固有文化中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由此推衍出"变法图强"的种种方略。"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龚自珍们寄於希望的"古时丹"是什麽呢?龚氏自谓是"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 ﹐这是狭而言之﹔泛而言之﹐则是包括《周易》的变易观念、《左传》和《孟子》的民本思想、今文经学的历史进化论、历代改革家的变法方略﹐以至清初"将兵诸王"的尚武精神在内的传统文化中可以激发民气的成分。道咸间的经世派企图运用这些"古时丹"去疗治国家的"大病"﹐虽然收效甚微(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经世派在鸦片战争中的迅速失势便是明证)﹐但却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应付世变的一种积极努力。 经过鸦片战争的教训﹐经世派中一部分人(以魏源为代表)变法图强的方略中﹐除"古时丹"之外﹐又加上了"外来药"。他们认识到﹐当面的敌人拥有"坚船利炮"﹐大不同於依凭硬弓骏马的游牧民族。於是﹐他们呼唤道﹕"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出於这种战略考虑﹐他们提出"筹夷事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 。应当说﹐近代中国人是从对敌斗争必须"知己知彼"的思想出发﹐去接触外部世界、了解西学的。而首先做这类工作的正是经世派的官僚和学者。虽然这种探究外部世界的角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毕竟引导中国人迈出了走向世界的艰难的第一步。 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面去应付"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新时代的﹐但它既然是古学的一种新形态﹐必然也带着古学所固有的惰性。例如﹐经世派中不少人有浓厚的重农色彩和轻视商品经济的倾向ㄐ撮櫊z且恢值湫偷闹泄乓馐叮挥秩缢□峭□□幻嫘□?"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 ﹐一面又"稍有窒碍﹐则不惜详更节目" ﹐在改革的征途中流露出极大的妥协性﹐再如他们既倡导"变法"﹐又念念不忘"守本"﹐企图在保存宗法制度和封建伦常关系的前提下"更法"、"改制"﹐因而时常陷入一种彷徨无据的窘境。到了大规模阶级冲突来临之际﹐经世派的思想言行更被扭曲﹐他们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一个分支﹐几乎全都自动地削弱了对朝廷弊端、封建虐政的谴责﹐并纷纷为维护清王朝而与农民起义军恶战。"经世"的旗帜在同治前後便转移到曾、左、李、胡等镇压太平军的汉族将领手中﹐曾国藩们的学术也因此被时人称作"新经世致用之学"。经世实学由道光前後的"改革之学'演变为同治前後的"制民之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也被扭曲成"师夷长技以制民"﹐这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悲剧。除了各种外在原因之外﹐经世实学自身浓厚的封建色彩也是导致悲剧的缘由。 就学术品格而言﹐经世实学也不具备近代新学的许多基本属性。道咸间的经世派虽然注重"专门之学"﹐然而并无明确的近代学科分类的概念﹐他们所向往的是"君与师之统不分﹐士与民之薮不分﹐学与治之术不分﹐此所闻於经者也。" "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 是他们的理想境界。在经世派那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内部诸学科的分野都相当含糊。至於在方法论上﹐经世派虽然讲究证据﹐注重归纳﹐但尚无人自觉地运用实验手段和数学语言﹐思维的模糊性和直观性仍是经世学者们的通病。凡此种种﹐都表明道咸间的经世实学尚未进入近代新学的轨范之内。 然而﹐道咸间的经世实学又确乎是近代新学赖以产生的最直接的民族文化土壤﹐"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许多新学家都是以龚、魏等经世学者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前进基地的。道咸间经世派所倡导的"更法改图"之议、抨击专制之论﹐对於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以降的一系列新学家都有直接启迪﹐故"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 ﹔道咸间经世派重新铸造的今文经学﹐更成为十九世纪末叶康梁变法的重要思想武器﹐道咸间经世派一扫"儒者不言利"的迂说﹐高张"兴利"、"致富强"的旗帜﹐给新学家的"求强"、"求富"事业开辟了道路﹔道咸间经世派"违寐而之觉﹐革虚而之实"的学风﹐引导新学家抛弃蒙昧主义和空疏之学﹐将视线投向如火如茶的现实社会﹔道咸间经世派睁眼看世界、觅新知於异域的开放精神﹐更启发了新学家﹐使他们竞相向西方寻求真理﹐觉悟到要求中国的革新﹐不仅应当"法後王"﹐而且必须"鉴诸国" ﹐"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易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连日本明治间的一些维新人物"思想上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 近代新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而是中国人在近代中国环境中所作的一种精神创造﹐是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道咸间的经世实学起了植物嫁接的砧木作用﹔换一种说法﹕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中国的"古学"通往"新学"的中介和桥梁。 这便是道咸间经世实学在浩瀚无际的文化史中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标示的方向。 -- ||| || ||| | || ||||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