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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第十七章‧常州庄氏学渊源之探讨
发信站水木社区 (Tue Aug 15 11:15:2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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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常州庄氏学渊源之探讨
在迄今的乾嘉学术研究中﹐对常州庄氏学术的研究﹐尚是一个薄弱环节。清中叶的常州庄氏学﹐起於庄存与﹐中经其侄述祖传衍﹐至存与外孙刘逢禄、宋翔风而始显。晚近学者论常州庄氏学之渊源﹐往往着眼於社会危机或权臣和坤之乱政﹐较少从学理上去进行梳理﹔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深入论究的问题。所谓社会危机或权臣乱政云云﹐如果用以去观察庄述祖以降之常州今文经学﹐抑或恰当﹐而据以解释庄存与之《春秋》公羊学﹐则恐难以联系得上。
一、问题的早期议论
关於乾隆间常州庄氏学术的渊源﹐20世纪初﹐章炳麟先生着《訄书》﹐从历史环境和学风递嬗着眼﹐有过概略的讨论。太炎先生如是说﹕
初﹐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於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已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於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 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喜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
章先生之立论﹐一是注意历史和地理环境对学风影响之不同﹐二是探讨治经与为文取径的差异﹐言之成理﹐自为一家。继太炎先生之後﹐梁启超先生自今文经学营垒中出﹐所着《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於此亦有论列。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任公先生先是说﹕"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於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继之又云﹕
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着《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着《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
梁先生的上述两段话﹐第一段是他的"复古为解放"说的演绎﹐能否成立﹐另当别论。而第二段话﹐以庄存与为清代今文经学开派宗师﹐且明确指出庄氏所着《春秋正辞》﹐取径与戴震、段玉裁一派不同﹐显然将章太炎先生的讨论向前做了推进。
稍後於《清代学术概论》﹐梁先生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将常州学派的源头问题明朗化﹐他说﹕
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後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生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
梁先生的讨论﹐发展了章先生在《訄书》中提出的主张﹐无疑是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贡献。然而当乾隆中叶考证学正盛之时﹐庄存与何以要去治讲求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学?对於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章先生也好﹐还是梁先生也好﹐皆未及加以解决。
二、钱宾四先生的卓见
章太炎、梁任公二位先生留下的问题﹐是由钱宾四先生率先进行回答的。20世纪30年代中﹐钱先生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吸取章、梁二家论究之合理部分﹐转而别辟蹊径﹐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
钱宾四先生探讨常州庄学之渊源﹐注意力集中於苏州惠学的巨大影响上。苏州惠氏一门﹐从康熙间惠有声肇始﹐经惠周惕、惠士奇奠立藩篱﹐至乾隆初惠栋崛起﹐四世传经﹐自成一派。关於惠氏一门学风﹐钱宾四先生归纳为"推尊汉儒﹐尚家法而信古训"。钱先生做出此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是两条﹐其一为惠士奇之论《周礼》﹐其二为惠栋之着《九经古义》。钱先生说﹕
天牧之论《周礼》﹐谓礼经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後世不学﹐遂谓康咸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
钱先生又说﹕
及松崖守父意益坚。遂着《九经古义》﹐谓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後乃着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於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霰g妗J枪使叛挡豢筛囊玻□□Σ豢煞弦病S嗉宜氖来□□□掏u乓澹□蚴黾已□□鳌毒啪□乓濉芬皇椤?
以此二条为依据﹐钱先生遂做出上述归纳﹔并进而指出﹕"此所谓守古训﹐尊师传﹐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其弟子同县余萧客、江声诸人先後羽翼之﹐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发之" 。
正是从对苏州惠氏学风及其影响的准确把握出发﹐钱宾四先生创立新说﹐提出了"常州之学原本惠氏"的主张。钱先生的论证﹐依次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表彰汉儒固是惠学之长﹐而惟汉是信亦实为惠学弊病。庄存与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则系承袭惠学流弊而来。钱宾四先生於此有云﹕"庄氏为学﹐既不屑屑於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於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
第二﹐庄存与侄述祖之为学﹐其究心明堂阴阳﹐亦在苏州惠学范围之中。钱先生说﹕"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原注﹕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着曰《珍艺宦丛书》﹐颇究明堂阴阳﹐亦苏州惠学也。"
第三﹐庄存与外孙刘逢禄之主张恪守"汉师家法"﹐更是惠氏遗风。钱先生说﹕"申受论学主家法﹐此苏州惠氏之风也(原注﹕戴望《刘先生行状》﹐记嘉庆五年﹐刘举拔贡生人都﹐父执故旧遍京师﹐不往干谒﹐惟就张惠言问虞氏《易》、郑氏《三礼》。张氏为学﹐亦由惠氏家法人也。刘氏有《虞氏易言补》﹐即补张氏书。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刘氏之以家法治《易》者)。主条例﹐则徽州戴氏之说。又主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则承其外家之传绪。值时运世风之变﹐而治经之业乃折而萃於《春秋》(原注﹕因其备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趋於《公羊》焉(原注﹕因其具师传、详条例。惠士奇论《春秋》曰﹕'《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暗室中。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此与申受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异﹐然无害谓常州之学原本惠氏)"。
第四﹐刘逢禄着《春秋论》 ﹐阐发何休"三科九旨"﹐指为圣人微言大义所在﹐尤为苏州惠氏家法论之影响。钱先生说﹕
前乎中受者﹐有曲阜孔广森巽轩(原注﹕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为方耕门人﹐而亦从学戴氏﹐为《公羊通义》﹐已不遵南宋以来谓《春秋》直书其事﹐不烦褒贬之义﹐然於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尽守。至申受﹐乃举何氏三科九旨为圣人微言大义所在﹐特着《春秋论》上下篇﹐极论《春秋》之有书法(原注﹕上篇﹐针对钱竹汀《潜研堂集‧春秋论》而加驳难。钱氏文例证坚明﹐而刘氏非之。此如庄方耕不斥《古文尚书》﹐实同为考证学之反动。近人乃认晚清今文学为清代经学考证最後最精之结果﹐则尤误也)﹐与条例之必遵何氏(原注﹕下篇﹐针对孔巽轩《公羊通义》而发。何氏三科九旨不见传文﹐而刘氏信之。则以家法、师说之论为辨﹐此焦理堂所讥为据守之学也。常州公羊学之渊源於苏州惠氏家法之论﹐此等处最显)。
第五﹐庄存与外孙宋翔凤之论学﹐牵附明堂阴阳﹐亦系惠氏遗风。钱先生说﹕"宋翔凤宇於庭﹐长洲人﹐亦述祖甥(原注﹕生乾隆四十四年﹐卒咸丰十年﹐年八十二)。着《论语发微》﹐大意谓《论语》微言通於《春秋》﹐盖亦申受《述何》之旨(原注﹕今《续经解》有宋氏《论语说义》十卷﹐乃《论语发微》之前稿)。又为《大学古义说》﹐以明堂阴阳相牵附(原注﹕此亦吴学惠氏遗风也)"。
以上述五条为依据﹐钱宾四先生遂得出关於常州庄氏学渊源之结论﹕"要之﹐常州公羊学与苏州惠氏学﹐实以家法之观念一脉相承﹐则彰然可见也" 。
三、深化讨论的尝试
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论﹐尤其是钱宾四先生的解释﹐从宏观学风的把握上﹐为我们研究常州庄氏学的渊源﹐做了十分宝贵的示范。至於深入进行探讨﹐解决诸如庄存与何以要撰写《春秋正辞》一类的问题﹐则是三位先生留给後学的功课。以下﹐拟接武钱宾四先生的思路﹐就此试做一些努力。
同惠栋相比﹐庄存与是晚辈﹐他生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要较惠栋年少22岁。乾隆九年(1744年)﹐惠栋撰《易汉学》成﹐率先揭出复彰汉学之大旗。翌年﹐庄存与始以一甲二名成进士﹐时年27岁。惠栋《易汉学自序》云﹕
六经定於孔子﹐毁於秦﹐传於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 《礼》、 《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於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
常州与苏州毗邻﹐惠栋兴复汉学的倡导﹐庄存与随父宦游南北﹐当能知其梗概。
乾隆十四年﹐清高宗诏举潜心经学之士。惠栋为两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保举﹐列名荐牍。十六年﹐因试期在即﹐惠栋深以不能如期入京为忧﹐就此致书尹继善﹐书中有云﹕
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惟《周易》一经﹐汉学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资州李氏《易解》﹐反复研求﹐恍然悟洁静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此则栋独知之契﹐用敢献之左右者也。
此时庄存与正在翰林院为庶吉士﹐置身儒林清要﹐於惠栋之表彰汉儒经说﹐当有更深体悟。乾隆二十三年妆﹐存与以直隶学政条奏科场事宜﹐"奏请取士经旨﹐悉遵先儒传注" ﹐或可视为对惠栋主张的响应。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言﹐惠栋所述之汉儒经说﹐表彰汉《易》有惠栋﹐《礼》有沈彤、江永﹐《诗》则有戴震。惟独《春秋》公羊﹐尚无人表彰。庄存与因之起而回应﹐亦是情理中事。
庄存与之发愿结撰《春秋正辞》﹐一方面固然是惠栋诸儒兴复汉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此时的清廷好尚和存与自身的地位分不开。
高宗初政﹐秉其父祖遗训﹐以"首重经学"为家法。乾隆十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士於太和殿﹐昭示天下士子﹕"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 。庄存与即是经此次殿试而进入翰林院庶吉士馆。乾隆十三年五月﹐庶吉士散馆﹐存与考列汉书二等之末﹐本当重罚﹐高宗念其"平时尚留心经学" ﹐责令留馆再读三年。经十六年与下科庶吉士一并考试﹐存与遂官翰林院编修。而此时正值清高宗诏举经学﹐且首次南巡归来﹐濡染江南穷经考古、汉学复彰之风﹐因之而高唱"经术昌明﹐无过今日" 。十七年﹐庄存与升侍讲﹐﹔人直南书房﹐成为清高宗的文学侍从。
继圣祖、世宗之後﹐清高宗亦视《春秋》为帝王之学﹐命儒臣编纂《春秋直解》。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书成﹐高宗撰序刊行。序中有云﹕"中古之书﹐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属辞比事﹐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高宗指斥宋儒胡安国《春秋传》"傅会臆断"﹐宣称《直解》本清圣祖所定《春秋传说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 。
正是在令儒臣纂修《春秋直解》的前後﹐清高宗屡屡表彰汉儒董仲舒之学。乾隆十九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试於太和殿﹐阐发"天人合一"说﹐指出﹕"董仲舒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於人。又谓道之大﹐原出於斨j□觳槐洌□酪嗖槐洹?" 三十七年四月﹐同样是策试天下贡士﹐高宗又称﹕"汉仲舒董氏﹐经术最醇" 。三十九年二月﹐高宗在经筵讲《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则以董仲舒、朱子之说相比较﹐认为﹕"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论﹐略为近之" 。在古代专制统治之下﹐"朕即国家"﹐帝王一己之好尚﹐对一时儒臣的为学﹐其制约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三十三年﹐庄存与为清高宗识拔﹐人直上书房﹐教授皇十一子永理。迄於五十一年告老还乡﹐存与任是职十余年。他的《春秋正辞》﹐大概就始撰於人直上书房之後。我们之所以如此说﹐其根据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春秋正辞》秉高宗旨意﹐遵孟子之教﹐以《春秋》为天子之事。庄存与於此有云﹕"旧典礼经﹐左丘多闻。渊乎公羊﹐温故知新。谷梁绳愆﹐子夏所传。拾遗补阙﹐历世多贤。《春秋》应天﹐受命作制。孟子舆有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鲁无愒焉。以治万世﹐汉曷觊焉。" 书中﹐存与屡引董仲舒说﹐以明为君之道﹐力言维护"大一统"。所以道光初阮元辑《皇清经解》﹐着录《春秋正辞》﹐评存与是书云﹕"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谷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 。
第二﹐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庄存与任会试副考官﹐翌年六月﹐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该科进士孔广森後撰《春秋公羊通义》﹐於书中大段征引庄存与说《春秋》语云﹕
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也役於楚﹐ 自绝诸夏。……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
广森服膺师说﹐在引述存与说後指出﹕"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
第三﹐《春秋正辞》凡九类﹐依次为奉天辞、天子辞、内辞、二霸辞、诸夏辞、外辞、禁暴辞、诛乱辞、传疑辞。大体类各一卷﹐惟内辞作上中下三卷﹐故全书作十一卷﹐末附《春秋要指》、《春秋举例》各一卷。各类之下﹐再分子目﹐所列多寡不等﹐共计175目。今未所载﹐虽有目无书者甚多﹐因之光绪间所修《武阳志余》﹐认为﹕"此书先生或未能毕业﹐故各类中多有录无书乎?" 但就体例言﹐则颇类讲章。关於这一点﹐可以魏源文为证。道光间﹐庄氏後人辑存与经说为《味经斋遗书》﹐魏源於卷首撰序云﹕"武进庄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经术傅成亲王於上书房十有余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子孙辑录成书﹐为《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春秋正辞》、《周官记》如干卷。胶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醇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古今﹐未尝凌杂抓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 。
根据以上诸条﹐笔者认为﹐《春秋正辞》当撰於乾隆三十至四十年代间﹐五十一年着者致仕﹐遂成未完之书。庄存与着书﹐正值乾隆盛世﹐身为卿贰﹐出入宫禁﹐周旋天子贵胄间﹐讲幄论学﹐清真雅正﹐岂敢去妄议社会危机!至於和坤之登上政治舞台﹐据《清高宗实录》和《清史稿》之和坤本传记﹐则在乾隆四十年﹐而其乱政肆虐﹐则已是乾隆四十五年以後。因此﹐庄存与之晚年﹐固恨和坤之祸国殃民﹐但若以此为其结撰《春秋正辞》之初衷﹐则似可再做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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