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16-17世纪中国的实学思潮与自然科学 一、实学思潮的兴起与自然科学的发展 16、17世纪的中国﹐历嘉靖、万历、崇祯、清代开国以至康熙中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最後高峰而进入衰落的时期﹔是中华帝国又一次经受激烈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而"天崩地陷"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就思想学术而言﹐却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彩的局面﹔是趋於综合、总结、反省、批判以探求发展和创新的历史时期。盛行已三百年的儒学哲理化的宋明理学﹐发展至16世纪的明代中叶﹐曾经长期统治思想界的程朱理学已经弊端显露、日趋没落﹔即令是冲击程朱理学思想禁锢的王学的崛起和广泛传播﹐虽曾为思想学术界别开生面地带来了"自由"的气氛﹐却也无力挽救整个理学衰败的命运。16、17世纪中国实学思潮的兴起和高涨﹐正是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产物﹐是思想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儒学发展至宋明理学的反思、总结和批判改造。曾经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辉煌贡献、长期处於世界前列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继宋代的繁盛以後﹐到16世纪而出现了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科技史上的最後一次高峰。科学着作自李时珍(1518--1593)以《本草纲目》为开端﹐继而有朱载堉(1536--1611)的《乐律全书》﹐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徐甄`?(1587--1640)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1587--清康熙初)的《天工开物》等五部科学臣着。又有方以智(1611--1671)的《通雅》和《物理小识》﹐王锡阐(1628--1682)的"晓庵新法"﹐梅文鼎(1633--1721)的历算之学以至刘献庭(1648--1695)的"经济天下"的地理新学等等。 实学思潮的掀起和发展影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也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发展与高涨推波助澜。 二、自然科学家的经世理念 16、17世纪的实学思潮是中国儒学发展的又一新阶段﹐他是儒学由理学思潮向近代"新学"发展的转折阶段。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明清实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实学思潮发扬了儒学的经世传统﹐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面对封建制度的日趋腐朽衰败、社会危机深重的现实﹐以"救世济民"为目的而反对专制制度﹐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峰。市民阶层的出现﹐"工商皆本"口号的滥觞﹐兆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思想学术界﹐程朱理学陷入支离繁琐、迂腐僵化﹐阳明心学在冲击程朱理学思想桎梏的同时﹐为其後学走向空疏和禅化准备了思想条件。其後的一批思想家和有识之士﹐为了解救危机﹐提倡发扬"经世致用"之学﹐批判"虚寂寡实"之风。他们在哲学上以"理只是气之理"和"理在气中"的唯物论观点﹐既批判"理为气本"、"理先气後"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也批驳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论观点。在认识论上﹐他们反对"知先行後"或"见(现)成良知"的先验论﹐提倡"知行并举"﹐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他们总结和终结了宋明理学。在政治上则反对腐儒空谈而误国﹐并针对时弊提出治国安邦的改革方案。明王朝的覆亡促使他们进一步深刻反省和自我批判﹐他们指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要求以有用的"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谈"﹐力主改革﹐破除旧传统﹐并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规划和憧憬。这一时期的科学家﹐则把自己所从事的科学实践比较明确地与"经世致用"相联系﹐与对理学、心学的批判相联系。他们无不痛恨。空言""臆度"而崇尚实学﹐明确宣称自己讲求"实功"、"实效"和"实理"﹐把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汇入了日益高涨的实学思潮之中。他们继承发扬儒学的"经世"传统﹐有的明确提出科技是国家的富强之术﹐要求学习西方科技以求"超胜"(如徐光启等)﹔有的从发展和促进生产出发﹐为改造社会而求有益於生人之政务(如宋应星)﹔有的则以医学为"济世"的真学问而"不屑为空言"(如傅山﹕1607--1684)﹔有的则学贯中西、"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如梅文鼎)。更有厌倦於仕途、终生从事科学而卓有成就者(如李时珍、朱载育、徐宏祖、王锡阐等)﹐他们又都关心国事和人民的疾苦﹐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汇入於实学思潮之中。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对实学思潮的推动 16、17世纪的自然科学﹐既受到实学思潮的影响﹐在批评理学和心学中得到发展﹐其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也给予实学思潮又有力的影响﹐并汇入了实学思潮洪流﹐促进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1、对"格物穷理"说和"格心"说的批评﹐以"物"为天地宇宙之万物﹐以"理"为事物之"条理"和客观规律﹐突破了理学羁绊。 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格物致知"说﹐虽然其所说的"物"的对象和范围包括了客观的一切事物﹐但重点在於"性理"﹔其出发点和终极目的还在於把握"天理"和"要在名善"的道德修养。王学则倡导"心即理"、"格心"以"正心"而"致良知"﹐虽为冲破朱学的桎梏起了很大的作用﹐却又为走向虚空创造了思想条件。16世纪初就有一批思想家和学者对"格物"说做了不同於他们的阐释。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7)的"淮南格物"说﹐指出"身与天下国家一物" ﹐格物就是正确处理二者间的关系。罗钦顺(1465--1547)则明确指出﹐"格物是格宇宙万物﹐人心只是万物中之一物" 。吴廷翰(1491--1559)则说﹕"致知者﹐一一都於物上见得理方是实" 。至高攀龙(1562--1626)则强调﹐格物对象应包括宇宙万物"鸢飞鱼跃、一草一木"。至颜元(1635--1704)而释"格"为"手格之格﹐身亲其事"。他们都强调"格物"的实效﹐力主探索客观事物。科学家们大都反对空谈天道性命﹔他们不仅是﹔"格物"的实践者﹐又对"格物穷理"说予以独特的阐释。医约学家李时珍以求实精神和批判精神灌注於"格物"学说﹐他明确宣称"医者贵在格物"﹐他称自己的着作《本草纲目》"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 。故而他"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归纳本草性理﹐按部类纲目建立其三界步进的演绎体系。《本草纲目》的成就就是达"性理之精微﹐是进行科学研究後的出的"格物之通典"。朱载育则把"理"落实到"数"﹕"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理由数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 。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惟求实理"。做"济世"真学问的傅山力主"理""犹乎条理之理"、"成物之文"。至於方以智更自称"有穷理极物之癖"﹐认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方能穷其理﹐遂作《通雅》、《物理小识》。王夫之(1619--1692)评方以智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 在这里﹐科学家与哲学家、思想家具有共同的语言﹕把玄妙空泛的哲理化成为了现实人生的实际需求。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将"格物穷理"落到了实处﹐"务求实用"而不事空言妄言﹔以从事科学技术活动为富国强兵之术(如徐光启等)﹐即所谓"博究天人而皆主实用。 "格致之学"、"格物之学"逐渐演化为科学技术的代名词。 2、对"数"的科学解释﹐力图破除象数迷信﹐把"数"作为探求自然和检验客观事物规律"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和方法﹐接近於近代实验科学的理论认识。朱载育指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以数为其表现形式("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又说"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因而在他的科学研究中无不以"数"作为基础﹐以"算"为方法﹐探索乐律的规律"理"﹐得出了"理由数显﹐数自理出"的科学概括﹐从而迈向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边缘。继而﹐徐光启也把全部科学知识纳入了数学的轨道。他批判了天文历法研究中的牵强附会和"妖妄之求、谬言数有神理" 的神秘主义﹐把数学置於一切科学的基础和首要地位。徐光启还认为﹐前代科学家的缺点就是只能根据经验对数据进行推算﹐而不能把观察和实验提高到数学原理来概括。他主张由数达理﹐指出客观事物"有理有义有法有数"﹐故必须"明理辨义"、"法立数着"﹐认识其辩证关系﹐即把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的数量关系作为基点﹐通过科学观测和研究﹐以数学原理来归纳和概括自然规律"理"。此後的一些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实践中﹐也大多遵循这一原则。科学技术领域中"数学化"倾向的出现﹐不但对科学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同时也兆示着迈向近代的趋向。 3、倡导实测、实验、实证﹐发展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积极地影响了思想学术界﹐并推进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如果说观察、测量和推算是古代科学技术中的基本方法﹐那麽﹐这时期实验和实证手段的运用﹐不但发展了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它与"数学化"相结合﹐更显示了迈向近代的趋向。此时的科学家﹐普遍特别地重视科学的观察和实测。把"自然科学"归结为"质测之学"﹐就反映了对此的重视。朱载育的"以天为验证"﹐徐光启的"务求与天相合"﹐王锡阐"顺天以求合"和强调"验天"、"验历"﹐乃至梅文鼎、江永、刘献廷等无不循此而进。然而﹐为发现规律、论证规律的实验手段的运用﹐腹戚揿N丝蒲□椒ｕ慕□徊椒17埂Ｔ谑状?"新法密率"(十二平均率)後﹐朱载育不仅通过实测试验、以实证来检验"新法密率"数理原理的正确性﹐还创造一套律管的系统的管口校正的数学方法(以八度内十三根律管的管径构成了以24 为公比数的等比数列)﹐从理论到实证都检验证明他所创建的"新法密率"数理原则的正确性。他的详细的数学方法﹐记录在《乐律全书》中﹐在他去世三百年後的比利时声乐家马容按此数据制作了律管後﹐惊叹并赞美说﹕"实验所得的结果﹐可以证明这学理的精确。"徐光启则提出了"法""义""革""理""故"间的辩证关系﹐把推算数据与数学原理相结合("法而系之义")﹐把普遍规律与自然界变迁的内在原因相联系 。他把观察、实验、实证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由实测、推算推进到了演绎推理。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说明皆经"穷尽试验"﹐他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归纳介绍﹐运用大量统计数字﹐就说明他对实验数据的重视﹐并以此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他如王锡阐历经反复验证而能正确查明历法中误差的各种原因等等。这一切﹐正反映了当时的科学家已经初步达到了近代实验科学所要求的科学方法﹐这对於此後的学术思想界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无影响。 4、这时期的科学思想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即由综合而走向批判总结﹐并蕴含着创新。在思想学术界有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一批着名思想家对於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对於宋明理学做出综合、反省、批评、总结而有所创新的同时﹐传统的科学技术也步入了综合和总结创新之时。上述五部巨着和其他诸多着作﹐无不反映出这一特点。方以智则就科学哲学方面予以批判总结。他在《物理小识》中提出了"质测通几之学"﹐将象数、律历、音韵、医药等"质之通者"的"物理"称为"质测之学"﹐将"所以为物之理"的"至理"称为"通几"﹐即哲学。方以智提出了"质测即藏通几"、"通几护质测之穷"的原理。前者指出"通几"是建立在承认世界一切都是"物"的科学基础上﹐故应"核物究理"﹔後者说明哲学可以指导科学﹐二者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他自称﹕"收千世之慧而折中会决"﹐正体现出方以智对於古代自然科学哲学的批判总结。 总之﹐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数学化"倾向、实验方法和演绎推理方法的出现和古代科学哲学的批判总结﹐这三者一起兆示了近代实验科学的一线曙光。然而﹐限於历史的复杂原因﹐16、17世纪的自然科学并未能跳出古代传统科学的圈子﹐至18世纪的中国亦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然而﹐在16、17世纪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综合、总结和力求创新﹐毕竟曾经呈现出一片辉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实学思潮的内容。 四、中西科学的会通 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近代化进程。以徐光启、王锡阐、梅文鼎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们﹐主张"兼采中西"、"务集众长"以求"会通"和"超胜"。科学技术的中西融合﹐科学家们的开放精神和会通超胜思想﹐不但构成了这一时期科学发展和实学思想的特点之一﹐也为实学思潮的高涨推波助澜。 -- ||| || ||| | || ||||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