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 明清之际﹐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是可以与春秋战国之际相媲美的重要时代﹐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其中最重要的是随着明清之际的知识界、思想界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末流的猛烈抨击﹐随着封建体制内部革新派与新兴市民阶层两股社会力量的"会合"而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本文旨在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做一全景式的描述。 一、理学之弊与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 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思想流派都是在继承前人已有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思想家必须汲取前人已有的思想或学术成果﹐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思想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明清之际绝大多数思想家虽然各自在自己学术领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或侧重经学﹐或侧重史学﹐或侧重哲学﹐或侧重实用﹐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中分化、脱胎而来﹐一开始几乎都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追随者和信奉者﹐在理论雌枢E朐ㄔ瓷嫌胫□□蛲跹□３肿徘□客蚵频牧□怠Ｈ缁谱隰恕７锲娣辍16铒J、唐甄等人基本属於陆王心学系统﹐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等人基本属於程朱理学系统。 随着中国封建制度日益走向没落﹐理学越发展越背离初衷﹐越发展其弊端就越暴露无遗﹐完全堕入寻章摘句、支离繁琐之途。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後﹐历经宋、元、明三朝长达600年的发展演变﹐先後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两派虽问学路径各有侧重﹐程朱重"格物穷理"﹐陆王重"发明本心"﹐此外两派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无极"与"太极"﹐"形而上"与"形而下"等都存在较大争论与分歧﹐但他们在维护纲常名教及尊崇孔孟方面却是一致的。到明代後期﹐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理学已沦变为"游谈无根"、"竭而无余华"﹐完全以抄袭"宋人语录"及"策论"为治学圭臬﹐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了空疏无用之学﹐对宋明以来的学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空疏无用之风﹐导致了宋明时期社会的日益衰落和吏治的极端腐败。於是﹐明朝中後期﹐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产生了一股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这一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主要表现为经世实学思潮。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典。明清之际已有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如杨慎、李贽等人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这种新的学风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 明清经世实学思潮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典礼、制度等﹐皆在探究问学之列。大多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朱之瑜、方以智、陈确等人﹐是这一经世实学思潮的参与者与推动者。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如果没有社会转轨所造成的道德失范和心灵震荡﹐或许这些思想家仍将在朱学或王学的世界中踽踽独行。社会的急剧变革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固有道德观、价值观的濒临崩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大批社会的先知先觉者﹐他们融人社会变革的浪潮﹐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对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新估价和评判。他们在对传统旧价值观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积极倡导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导向﹐引导社会走出理学的氛围﹐走出中世纪的门槛。 二、反对理学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行实用 经世实学思潮是批判理学空谈性理的产物。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思想的内在精神。"经世"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有时强调治国安邦平天下﹐有时强调实行实用﹐有时强调事功趋利。明清之际﹐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们或以经学济理学之弊﹐以复兴古学(经学)为己任﹔或独辟蹊径﹐开诸子学研究之风气﹔或探究"切用於世"的学问﹐以求实功实用﹔或会通西学﹐倾心於"质测之学"的研究。尽管他们在不同学术领域各领风骚﹐各显风采﹐但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後期以後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就是从总结和批判理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大多胸怀救世之心﹐关心国计民生﹐读书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经世实学派的学术宗旨就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不可否认﹐理学在初创之时﹐颇具有疑经、不守传注等创新精神﹐但其疑经往往流於主观武断﹐不守传注往往流於任意解经甚至改经﹐以至学界盛行穿凿附会、蹈空尚虚之歪风。早在明中後期﹐杨慎就已公开把程朱理学斥为"学而无用"之学﹐指出理学之根本错误就在於否定汉唐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从而陷人师心自用的境地。明末着名思想家李贽也揭露说﹐那些谈论程朱理学的人﹐其实都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的伪君子﹐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败俗伤世者。这群人虽口谈"我欲厉俗而风世"﹐但他们对社会道德和风气的影响﹐"莫甚於讲周、程、张、朱者也" 。明末另一位着名思想家吕坤也指出﹐学术要以国家的存亡、万姓的生死、身心的邪正作为目标。高攀龙也强调学问应不重空谈而贵实行﹐如果学问不与百姓日用相结合﹐便不是学问。 明亡以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更是从文化的原因来阐释社会政治问题﹐把宋明理学清谈空疏之学风看作是明亡的根本原因﹐李塨说﹕"自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 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黄宗羲对明以来理学空谈性理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以为宋明儒者"假其名以欺世。……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帘偯痍w塚□缱□莆恚□赖酪允橇实鼓喔?" 。陆世仪把当时除六艺之外的"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看作是实用的学问 。顾炎武反对"空疏之学"﹐力倡"经世致用"﹐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文须"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将来" 。他撰着《日知录》的目的就在於"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顾炎武把当时理学的清谈与魏晋时期做了比较﹐指出﹕"今日之清谈﹐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他指责那些夸夸其谈者"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在顾炎武看来﹐正是由於理学的清谈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这是顾炎武从历史的回顾中和对理学的批判反思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反映了明清之际思想家对理学的一种共识与历史自觉。李二曲在提出"明体适用"主张的同时﹐指出"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主张用"酌古准今﹐明体适用"的实学取代"凭空蹈虚﹐高谈性命"的俗学 ﹐把那些"明体而不适用"的人皆视为"腐儒" 。傅山、王夫等人在为学上也处处体现着实学精神。而朱之瑜论学问﹐也是以是否具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日有益於自己身心﹐二日有益於社会。" 如果说顾、黄、王、唐等思想家或偏袒程朱或偏袒陆王﹐对理学还有所保留的话﹐那麽明清之际另一系统的思想家颜元、潘平格、陈确等人则对於理学或心学﹐一齐推倒﹐没有丝毫保留。颜元为学最强调实学实用﹐他认为﹐自汉晋章句泛滥以来﹐清谈虚浮日盛。他认为﹐要看一件事有无实用价值﹐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他把理学家空谈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予以根本扭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正其砯拧\逼淅□□髌涞蓝□破涔?"﹐并把自己的治学之道归结为"实文、实行、实体、实用" 。梁启超说他"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於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 。潘平格斥责理学家丧失良心﹐学杂佛老﹐根本谈不上是真儒。潘平格的反理学思想﹐在清初颇受重视﹐被誉为"儒门之观音"。陈确从另一个方面把怀疑矛头指向程朱理学数百年立论的根基之一《大学》﹐作《大学辨》﹐阐明《大学》非圣经贤传﹐理学存在的根基被动摇。总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已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後果。因此﹐理学"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也是引发经世实学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契机。 三、舍经学而无理学的价值转向 "舍经学而无理学"是与反对理学空谈性理密切相关的。因为在中国的经学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求实"的精神﹐而这种"求实"精神正可以用来作为批判理学空疏无用的理论武器。经学是自秦汉以来中国学术的主要形式﹐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故冯友兰先生在其着作中把自汉代董仲舒至晚清康有为时期的中国学术称为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学时代" 千百年来﹐中国的学问几乎都与经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都是由对经典的不同诠释方法引发而来。中国经学的发展形态﹐历来有几种不同观点﹐但从经学的社会功能来看﹐无非有三种不同表现方式﹕从社会政治的层面讲﹐经学表现为以"求用"为目的﹐今文经学为其代表﹔从历史文化的层面讲﹐经学表现为以"求实"为目的﹐古文经学为其代表﹔从哲学本体的层面讲﹐经学表现为以"闻道"为目的﹐宋学为其代表。今文经学治经﹐皆借经典之"微言"以阐发社会政治之"大义"﹐在今文经学看来﹐凡是与经邦济世无关的学问﹐皆为迂阔不实之恁慰葫艉魽戚摹L□□□彩凳虑笫恰10拚鞑恍牛□□惭辖鞯闹窝□□群褪抵□闹窝□椒ａ□罹呶鞣娇蒲□木□瘛Ｋ蚊骼硌□浔缓笕思□□仗感岳恚□□□侨慈衔□岳硎亲畲□氖导剩□衾□□岳矶□嘎坌奚硌□浴18喂□舶睿□闶巧岊径□鹉□Ｕ饫□奈侍庠谟塚□硌□彝□□□赐牙刖□洌□炎约旱囊饧□考拥骄□渖厦妫灰□瓷崞□□洌□我夥11幼约旱囊饧□□佣□萑胗翁肝薷□哪□丁Ｈ舸尤说木□癫忝□纯疾欤□硌□颐侨肥底□×巳说哪持址浅?"实际"的内容﹐是一种颠倒了的"求实"精神。 经学在经过两汉的兴盛後﹐便沉寂不彰﹐分别为玄学、理学所取代。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理学是对唐韩癒、柳宗元以来儒学复兴运动的理论总结﹐是在儒、释、道三家相互辩难﹐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这一点上说﹐理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理学内部两派虽数百年来互争高低﹐但都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都把"理"或"心"看作是超越於具体事物之上的独立本体﹐"理"或"心"是评判一切的价值根源﹐区别仅仅在於﹕理学是为封建伦理纲常寻找最终根据﹐而心学则旨在为人生人性寻找价值本原。这样﹐其理论自身就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和解决的悖论﹐以至於其末流或恃己意为真理﹐或近於狂禅。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眼里﹐他们的主张都是一种"虚而不实"的东西。为了恢复被理学家歪曲了的"理"与"心性"的本来面目﹐使之从"神化"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回归到儒家原典。回归儒家原典是以"复兴古学(经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明末﹐学术思想界弥漫着"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之风﹐於经世、治国之道毫不关心。针对这股衰世颓风﹐明弘治、嘉靖年间已有一大批学者致力於"复兴古学"(经学)的努力﹐如明弘治、嘉靖年间前後七子文章之"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读呕k椋□豆抛郑□婀乓簟＞荽擞醒□□衙骱胫巍12尉改昙淝昂笃咦游恼轮?"复古"看作是清代考据学的渊源。於是音韵、文字之学始引起学者的关注﹐一批学术专着相继面世﹐如杨慎以博洽着称﹐主张多闻多见﹐尚博尚实﹐提倡一种新学风与新的治学方法﹐被认为"读书博古崇尚考据之风实从此起" 。此外﹐与杨慎同时稍後的陈耀文、王世贞、焦竑、方以智等人﹐对古学(经学)复兴运动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王阳明本人对经学复兴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价值和意义。王阳明在他的着作中多次从"心学"的角度强调"经学"的重要性﹐指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於吾心。" 王阳明正是有感於"六经分裂於训诂﹐支离芜蔓於辞章业举之习"﹐於是发出了"有志之土﹐思起而行之"的倡议 。 由於王学在当时正处於取理学而代之的强劲势头﹐因而王阳明对经学的态度对经学的复兴也同样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把王阳明时代与王阳明後学时代(主要是晚明已流於狂禅的王学)严格区分开来。这是我们看待、分析一切历史问题的基本立足点之一。晚明﹐由於王学势力过於强大﹐占据主流思潮﹐古学(经学)复兴运动还处於王学阴影的笼罩之下﹐还没有人能够把经学从理学体系中分离出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总结明亡的沉痛历史教训时﹐痛感王学末流的泛滥无用﹐使"天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不通当代之务"﹐经学日渐荒疏。顾炎武最先高举"经学即理学"的旗帜﹐上承矫正理学之弊﹐下启清代考据学之先﹐成为从理学向考据学转向的关键人物。顾炎武提倡"通经"在於"致用"﹐主张接触现实﹐研究社会出现的实际问题﹐强调"明辨经学源流"﹐指出﹕"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 把流行於世的"理学"贬斥为"禅学"﹐把它排斥在正统儒学之外。顾炎武提出的"舍经学而无理学"、"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在当时思想、信仰都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确有扭转学风之功业﹕一是明确了以经学为治学之本。二是他反对的是杂袭释老、断章取义的"今之理学"﹐他期望在经学的基础上重建理学系统。三是他认为一切学都是为了"致用"。顾炎武真正把经学从理学体系中分离开来﹐使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对有清一朝300年的经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顾炎武提出的"舍经学而无理学"原则及"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原则﹐成为影响清代乃至近现代学术的重要治学原则﹐经学又重新由学术边缘走向学术的中心﹐成为从理学之虚到经学之实的转向。对於明清之际的这股"复兴古学"的现象﹐梁启超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和精辟的评论 。但我们应把握的一点是﹐所谓"复古"绝不是按照原来形态回归到古代社会﹐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以"复古"为形式﹐实质上确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是在"复古"的外衣下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从这层意义上说﹐明清之际思想界的"复古"运动﹐为200年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文化的前导工作。 四、西学东渐与自然科学的复兴 明清之际经世实学思潮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明中後期西学的传人。有学者把"西学"传人以康熙中叶(1691)为限分为前後两期 ﹐本文叙述的"西学"传入大致属於第一期。西学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适应了当时经世实学思潮的需要﹐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格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西学的传入﹐拓展了当时中国人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丰富了日益高涨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内容﹐成为明清之际经世实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来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制订了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合儒"、"补儒"及"超儒"的和平传教政策。自此以後﹐西方来华传教者有名可查者达65人之多 。西方传教士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使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文化重道德伦理﹐重修身养性﹐轻自然科技等特点所决定的中国文化自先秦以来几乎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格局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人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它使中国知识界在沉浸於儒家经典的同时﹐开始接触和吸纳西方的一些新知识、新思想﹐新领域﹐扩大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内涵。从明中後期到清中期﹐由於有当时一大批站在时代前沿的经世实学思想家的宣传、翻译、介绍与引进﹐西方机械、物理、测绘、历算等门类繁多的科学知识不断传人中国。但是由於当时西方传教士自身的传教目的和学术偏见﹐他们对欧洲文艺复兴思潮以来的新思想、新成就讳莫如深﹐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思想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里略、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波义耳的新元素说以及先进的实验法、归纳法、演绎法等大多只字未提﹐相反﹐他们都把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奉为圭臬﹐他们介绍到中国的只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知识界所能接触的还只是西方中世纪的科学思想体系﹐不可夸大当时西方科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观点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我们也不可低估了当时西方科学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西方科学的传人﹐使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从一种传统封闭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突破陈旧保守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 徐光启、李之藻针对晚明出现的种种弊端﹐极端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征实精神﹐他们响亮地喊章m?"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 的口号﹐他们甚至准备用10年左右的时间对"有益世用"的图书"渐次广译"﹐试图以"西学"来开启民智﹐纠中国学术之弊﹐以挽救明王朝的社会政治危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继承徐光启、李之藻自然科学观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对西学采取了欢迎的态度。黄宗羲在经世实学思潮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西方自然科学成果给予了极大关注﹐并积极投身到这一科学活动的推广和传播中﹐撰着了大量自然科学着作﹐如《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开方命算》、《测图要义》等。方以智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推崇备至﹐把研究自然事物的学问称为"质测之学"("质测"一词的含义可能是方以智取自《周易‧系辞传》)。方以智还在自己的着名自然科学着作《通雅》、《物理小识》中广泛介绍了物理、化学、历算、医学、水利、火器、仪表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工艺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的着名自然科学家王锡阐、梅文鼎﹐他们在借鉴、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开展天文学与数学的研究工作﹐对中西之学均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主张"去中西之见"﹐"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目而取其精粹" 。梅文鼎、王锡阐反对盲目推崇西法﹐在对待西学问题上﹐主张兼采中西之学﹔阮元在《畴人传》中对梅氏、王氏的学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康熙时代所制订的一系列优容礼遇与吸收引进的政策﹐对西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普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及政治氛围。可以说﹐梅文鼎、王锡阐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着名科学家。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於清初一直对西学的引进采取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政策﹐使得西方社会科学被视为异端思想而传人渠道上受到极大阻碍﹐人们对西学的认识也大大落後於徐光启、李之藻时代﹐也缺少了徐光启、李之藻时代所具有的那种"但欲求其所以然之故"的理论进取精神和以"会通"、"超胜"为目的的科学意识。更由於在清初"西学东源"陈旧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使中国自然科学界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技术的势头进一步受到阻滞。随着康熙後期对西学态度的转变以及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传播交流重心的转移(即由西学东渐转为东学西渐)﹐西学的传人逐渐式微以至最後中断。西方科学思想的传人﹐明末一批科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梅文鼎、王锡阐、薛凤祚等的涌现﹐以及《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科技巨着的问世﹐共同形成了我国传统科技思想发展的最後一个高峰﹐同时对明清以後特别是对乾嘉考据学的治学范围和方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 || ||| | || ||||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