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的经世致用主张经常为後人所称道。但是﹐这仅是个别人物的进步思想﹐还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如果是社会思潮的话﹐那麽它是怎样兴起的?具有哪些基本的内容和特征?历史地位怎样?这些是很值得深入进行研究的。 与社会史相适应﹐在思想史上﹐明朝万历中期至清朝康熙中期﹐即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末可以划为一个发展阶段﹐而以晚明为其前期﹐清初为其後期。王阳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 思潮的兴起便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思想的显着特征。社会意识的根源虽然深藏於社会经济之中﹐但是它的发展却是一个有自身规律的独立的运动。从思想发展的逻辑看﹐心学的没落是实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实学思潮的兴起是心学没落的归宿。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为了研究这一过程﹐就必须对这两个方面给予分析和综合。 限於篇幅﹐本文只能把探讨的重点放在晚明。 一、心学的没落 阳明心学自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之後﹐很快便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半个世纪之後﹐於万历中期跌入了衰落期。衰落期亦维持了半个世纪﹐至明清之际终於被实学思潮所战胜而彻底败落下去。 在全盛期﹐阳明学派"几遍天下"。它不仅是控制整个学界的强大的文化势力﹐而且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政界的强大的政治势力。这正如陆陇其所说﹕"白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继也遂持之於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 。心学已经以国学的资格取代朱(熹)学而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 。 那麽﹐如此风靡一时的阳明学派﹐为什麽最终还是走上了穷途末路呢?我们认为﹐思想日趋腐朽同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尖锐对立﹐乃是导致这一结局的根本原因。 (一)思想日趋腐朽 阳明心学在思想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它的"万物一体"论﹐为嘉靖初年社会阶级矛盾的缓和提供了理论指导﹐它以"吾心"而不以孔子和经书为衡量是非标准的思想﹐为李贽等人反对"圣贤"偶像、反对封建礼法的异端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料﹔它极力宣扬精神、理性的作用﹐补救了朱学支离繁琐之弊﹐把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经历了程朱理学的漫长统治之後﹐阳明心学的出现﹐确曾因其简易直接而使人们"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它必将没落的命运已为本身世界观的根本谬误所注定。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把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王阳明正是通过片面地无限夸大"精灵"的作用而使自己陷入了禅宗的泥坑。如果说﹐在心学形成的过程中﹐他还没有完全摒弃"事功"思想的话﹐那麽到了晚年﹐已经明显地表露出虚无主义的倾向。 嘉靖六年九月﹐他逝世的前一年﹐曾同他的高徒钱德洪、王畿有过一次关於"四有"与"四无" 的讨论。他调和钱、王的不同意见﹐对自己过去提出的"四句教"作了一番修正﹐形成了对心学基本思想菅曛遄慾魽桨嵾倏挐箕踨晼抚"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便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於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 。在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顿悟"与"渐悟"两条"引入於道"的途径。所谓的"顿悟"之法﹐根本之点乃是一个既否认客观世界("物")也否认主观世界("心"、"意"、"知")的"无"字和一个反对社会实践、不仅取消感性认识﹐甚至也取消理性认识的"悟"字。所谓的"渐悟"之法﹐虽然也讲"心与知、物皆从有生"﹐但它所说的"有"﹐仅是一种"善"、"恶"的道德观念﹐所说的"物"﹐只是意念的体现﹐所说的"工夫"﹐只是静坐式的内心涵养﹐而且﹐在经过一番"为善去恶"的工夫之後﹐最终仍然是"从有以归於无"﹐达到"四无"的神秘境界 。因此﹐实际上﹐"渐悟"之法的根本点同样是一个"无"字和一个"悟"字。这种以"无"和"悟"为核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禅宗教理的翻版严顿悟"与"渐悟"的两种方法﹐正是掸宗"顿教"(南宗)与"渐教"(北宗)两个派分的变种。王阳明正在把哲学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庄严职责让位给神学的无稽之谈。事实证明﹐"四无"之说的被肯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後果。它为王门後学虚无主义思想和清谈学风的大肆泛滥打开了闸门﹐从而为心学的腐朽和没落埋下了祸根。因此﹐清代不少的学者都批评说﹐"风俗之坏﹐实始姚江" ﹐"开误後学﹐讫今祸尚未艾" 。 王阳明死後﹐王门後学的主要部分基本上是按照"顿悟"、"渐悟"两条道路发展的 ﹐形成了以二王(王畿、王艮)为首的顿悟派和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的渐悟派两大派系ㄐ戚憔鷋楚熟靻l蚺傻氖屏ψ畲? 。他们都片面地发展了王学的糟粕﹐而使它走向了日益空虚、贫乏和简陋的绝境。 王畿为学"以无念为宗" ﹐鼓吹"现成良知"说﹐认为"良知"不仅是先天的﹐而且是"现成"的﹐既不需读书明理﹐也不要砥砺德性﹐更不必社会实践﹐只要"从心悟入"﹐便可"一了百当"﹔只要"大彻大悟"﹐便可"破千古之疑" 。王艮为学﹕"以悟性为宗"﹐"以太虚为宅" ﹐宣扬不睹不闻﹐不思不虑﹐说什麽"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良知)" ﹐认为只要"於眉睫间省觉"﹐便可当下顿悟"天机" 。以邹守益等人为首的渐悟派﹐虽然认为"良知"需要"渐修功夫"才能显露﹐但是他们所谓的"功夫"也只不过是静坐敛心而已﹐以为只要不着物﹐不思念﹐虚静无欲﹐枯槁寂寞﹐就可逐渐悟出"天理"﹐成为"圣人"。在他们这里﹐活生生的人已经变成脱离社会实践﹐停止思维活动的一具行屍。 王门後学对虚无主义世界观的鼓吹进一步加深了心学禅宗化的程度。如果说王阳明熔儒、释、道於一炉而创立了致良知学说的话﹔那麽他的弟子王畿等人则把这个学派改造成了一个以"虚寂"为共同基础的三教合一的"良知教"。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宗教﹐王畿曾大造舆论。他说﹕"良知"乃是"范围三教之枢"﹐"老氏曰虚﹐圣人之学亦曰虚。佛氏曰寂﹐圣人之学亦日寂"﹐"世之儒者不揣其本﹐类以二氏为异端﹐亦未为通论也" 。在王门後学的鼓动下﹐嘉、隆以後﹐参禅之风奄袭整个学界﹐"万历世士大夫讲学多类此" ﹐甚至象李贽那样的进步思想家也无力摆脱其影响。儒、释、道合而为一是嘉、隆以後社会思想的基本特征。人们知道﹐佛教苦空寂灭的世界观在禅宗﹐特别是它的南宗(顿教)那里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净心自悟、面壁禅坐之风的流行﹐会给社会思想、社会风气造成多麽恶劣的荈[焓强上□□□摹? 清谈之祸的酿成就是突出的表现。由於"无"、"空"思想的泛滥﹐加上心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因此形成了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只知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的空疏学风。"现成良知"成了万灵的套语﹐清心静坐成了枯死的教仪。不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学界﹐到处都在清淡。正如顾炎武痛切指出的那样﹕"刘石乱华﹐本於清谈之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淡谈孔孟"﹐"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 清谈之祸真可谓洪水猛兽。在政治上﹐它助长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嘉靖以来﹐王门弟子在朝廷和地方身居显位者比比皆是。他们极力要把心学变为整个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在他们的提倡下﹐终日清谈成了整个官场的作风。什麽国计民生﹐典章制度﹐用兵御敌﹐一概不学、不懂﹐"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 ﹐"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 。後人所作的"天下无一办事之官﹐廊庙无一可恃之臣" 的批评﹐并非夸大之词。心学蛊空了人们的灵魂。迂腐、愚昧、空虚﹐是这个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共同品格。而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又促进了社会危机的深化。 在经济上﹐它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论﹐把政治伦理思想纳入了社会经济思想的范畴。它既是王阳明伦理观的核心﹐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它以空谈心性为高雅﹐以理财治生为卑俗。它要求人们但知明心见性﹐而禁绝一切"私欲"。"物"、"货"、"声色"的欲望﹐"慕富贵"、"尤贫贱"的念头﹐都必须荡涤干净 。嘉、隆以後﹐"禁欲存理"的鼓噪﹐极大地桎梏了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在学术文化上﹐它无异於一场浩劫。儒家学派本来有治经兼治象数等自然科学的传统。这个良好的传统﹐在清谈之风的冲击下﹐几乎是中断了。阳明学派认为﹐心性之学是"本"﹐璇玑九章是"末"﹐因此只知"束书而从事於游谈" ﹐很少有人致力於自然科学的研究。"士占一经﹐耻握从衡之算﹔才高七步﹐不娴律度之宗。无论河渠历象﹐显忒其方﹐寻思吏治民生﹐阴受其敝" 。经过空疏学风的摧残﹐明中叶以後的自然科学出现了极度衰敝的景象。清代自然科学史家阮元正确地指出﹐"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天文、数学)遂微" 。不仅自然科学如此﹐心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也都遭到了厄运。经学、史学、词章、典籍等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形同荒漠。时人对当时文化界的状况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士人"尊陆(九渊)以毁朱(熹)"﹐"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创书院以聚徒﹐而黉校几废﹔着语录以惑众﹐而经史不讲。学士薄举业而弗习﹐缙绅弃官守而弗务" 。 通过以上分析﹐对嘉靖﹐隆庆以来阳明学派的特点似乎可以用"大"和"空"来加以概括﹕规模大﹐思想空﹔既繁盛﹐又腐朽。空虚贫乏的思想﹐束书游谈的学风是这个学派日趋腐朽的象征﹔而浩大的规模﹐又使它在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毒害作用。学说内容本身的腐朽决定了它本质的虚弱﹐准备了它必然走向没落的成熟条件。 "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 。心学走到尽头﹐社会思想必然要向注重实际的方向转化。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已经把"无"、"空"思想"贯彻到底"的心学﹐不仅决定了本身必将衰败的结局﹐也为实学思潮的崛起创造了前提。 (二)被"天崩地陷"的时代所抛弃 "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只是思想本身的原因﹐还不能使心学衰落的必然性变成现实性。决定心学没落和实学思潮兴起的还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是变化着的时代最终抛弃了那已经远远的落後於自己、严重的阻挡自己前进的清谈之学﹐而把生机勃勃的﹐能够帮助自己向前发展的实用之学召唤上了历史的舞台。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阶级矛盾的缓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到了万历中期﹐又重新尖锐起来。它既有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激化﹐又有因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的新矛盾的抗争。各种社会矛盾的对抗和冲突﹐导致了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派别之间激烈的搏斗。农民起义、市民运动、奴仆叛主、矿徒暴动、土兵哗变汇合成反对封建腐朽统治的滚滚洪流。与此同时﹐民族间的矛盾也在激化。蒙古族鞑靼部对内地不断骚扰﹐女真族後金发动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反明战争。民族战争的烽火﹐阶级斗争的怒涛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存亡。它们反映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持久的、激烈的党争。在党争中﹐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国家机器几乎陷於瘫痪之中。 明後期的五十年﹐的确是一个风起云涌﹐"天崩地陷"的时代。思想派别的命运取决於满足这个时代发展需要的程度。阳明心学形成之初﹐它所提出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阶级调和论 确曾在一定程度上起过调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那时﹐正德年间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高潮刚刚退落﹐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局势相对稳定。因此﹐企图通过"正心"抿灭矛盾﹐从而达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大同"理想﹐一时间颇受人们的欢迎。但是﹐乞求纯粹的"精灵"拯救世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它终归是要破灭的。封建制度(特别是它的後期)本身固有的规律﹐决定了它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缓和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而周期性的经济、政治危机则是绝对的﹐不可抗拒的。心学虽然可以一时起到某种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但终盔隮蜃z仓芷谛陨缁嵛﹔□谋厝坏嚼础６出蔽﹔□坏╛盗□□诩馊窀丛拥纳缁崦□□媲埃□庋□拿餍募□灾□□椭荒芤怀锬□梗□□治薏摺Ｋ□唤鑫蘖Ψ鑫６ㄇ悖□喾慈匆蜃约旱母□喽□泳缌宋﹔□?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已经处於严重的对立状态。拯时救危需要的是治国经邦之术﹐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需要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和能为它们服务的进步的社会思想﹔社会存在决不允许社会意识长期的与白己相背离。必须用有用之实学取代无用之清谈﹐乃是时代向思想界提出的迫切要求。 这种要求逐渐被关心国事民瘼的有识之士所认识。东林学派领袖之一的顾允成就曾愤慨地说﹕"吾叹夫今人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 。这样﹐以实学"救世"为己任的心学反对派便应运而起﹐伴随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生死搏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展开了一场"实"与"虚"的激烈论争。 心学反对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阳明学派自身的反动﹔一是异军营垒的攻击。 随着心学的日益腐朽、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阳明学派内部发生了急骤分化﹐有癒来癒多的人从苦闷中醒来﹐逐渐觉悟到清谈乃是自己阵营的不治之症。它不仅不能使天下治平﹐相反却使国力日衰﹐世道日乱﹐民不潦生﹐因此必须以实用之学对其加以修正、改造﹐甚至取而代之。过去所景仰、所崇拜、所追求的﹐现在成了被厌恶、被唾弃、被批评的对象。还是在嘉靖年间﹐在心学鼎盛风靡之时﹐阳明弟子黄绾就通过亲身的体验﹐发现了"致良知"学说的"空虚之弊﹐误人非细" ﹐在《明道编》中对其做了犀利的批评。不过在那时﹔王门弟子的反戈还是少有的个别现象﹐到了万历中期以後﹐自身反动的趋势便日益明显起来﹐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它以颜山农、何心隐、李贽开其端﹔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继其後﹔而由明末和清初的刘宗周、孙奇峰、张采、陈确、黄宗羲、陆世仪、李□、唐甄等一群人达到高峰。这种反动有三种基本的形态﹕一是打着心学旗号修正心学﹐以李贽、黄宗羲为代表﹔一是公开的扯起是朱(熹)非王的旗帜﹐要求抛弃心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一是界於二者之间﹐调合程朱、陆王﹐各扬其长﹐各避其短﹐以张采、孙奇峰、李□为代表。他们之间﹐虽然思想水平高低不等﹐但是在以"实"救"虚"这一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在经历了这样几次自我否定之後﹐阳明学派便彻底走上了土崩瓦解的末路。 与心学内部反对派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其他抨击心学、倡导实学的学派、集团、个人也纷纭而起﹐从而结束了心学对思想界的长期统治﹐打破了一家独鸣﹐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这些派别主要的有﹕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以张溥、陈子龙、顾炎武、方以智为代表的复社﹔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以陈第为代表的考证学派﹔此外还有诸如朱舜水、傅山、潘平格、费密、吕留良等一群明清之际主张经世致用的着名思想家、学者。如果说﹐阳明学派由於自身的否定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麽再遇上如此众多的异军劲旅的冲杀﹐就只能是气息奄奄了。 对心学的抨击﹐也就是对实学的倡导。各种反心学观点的汇合﹐构成了汹涌澎湃的实学思潮。 二、实学思潮的基本内容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相当多的人共同具有的思想。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群﹐虽然在思想上相互影响﹐彼此呼应﹐但并不一定有门户上的从属关系。晚明实学思潮就有这样的性质。组成这个思潮的各个部分﹐虽然各自有别﹐但是批判空虚、倡导实际﹐却是他们的共性(当然有程度和角度的不同)。这个共性﹐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以及自然科学、考据学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ㄐ撰纂撕_闪朔崧□枋档氖笛□谌荨? (一)反虚务实 当时﹐由於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认识和改变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实学思潮在哲学思想上主要是围绕认识论和学风﹐即认识和实践﹐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对心学展开了批评﹐并在论争中锻炼和发挥了唯物主义哲学。关於实学与心学在认识论和学风上的对立﹐时人通常用"实"与"虚"的命题予以表述。 首先对清谈发起攻击的是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看到王门"百病交作"﹐於是"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 。顾宪成批评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是"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 。尖锐地指出﹐"心是活物﹔最难把捉"﹐如果以"吾心"为是非标准﹐那就是"无星之秤﹐无寸之尺"﹐必然导致"轻重、长短颠倒失措" ﹐"率天下而归於一无所事事" 。他尤其厌恶"四无"之说﹐认为这是"以学术杀天下万世" 。 在扬实弃虚方面﹐高攀龙比顾宪成走得更远。他在比较思想史上"虚"、"实"两条认识路线的优劣时说﹕"除却圣人全知﹐便分两路去了。一者在人伦庶物、实知实践去﹔一者在灵明知觉、默识默成去。此两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见朕兆﹐陆子於朱子遂成异同﹐本朝文清(薛瑄)与文成(王阳明)便是两样。宇内之学﹐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来是後一路。两者递传之後﹐各有所弊﹐毕竟实病易消﹐虚疾难补。今日虚证见矣﹐吾辈当相与稽弊而反之於实" 。高攀龙虽然还没有挣脱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封建伦理的束缚﹐但是他意图以"实"、"虚"对立及其相互转化为标志而对孔孟以来﹐特别是本朝的思想史作出自己的概括﹐却是相当难得的。他切中要害的指出﹐当代社会思想的主要弊病是"虚症"﹐因此东林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救治"虚疾"﹐而"反之於实"﹔"不贵空谈﹐而贵实行" 。不仅如此﹐他还无情地挖掘了王门"虚症"的病根﹐指明心学乃是儒、释、道的杂烩 ﹐对王畿、王艮们掀起的禅玄之风痛加批驳 。 在晚明﹐顾、高的思想曾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正在取王阳明而代之﹐成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 。在他们的开拓下﹐实学思潮的基础已初步奠定。他们起到了扭转社会思想发展方向的巨大历史作用 。 但是﹐他们在抛弃心学的同时﹐却抬出了朱熹的亡灵﹐认为王阳明"逊於朱子"﹐朱熹才是孔子的"真血脉" 。其实﹐这并没有什麽奇怪。任何新的思想都是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并对其加以扬弃而形成的。反理学的斗争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其初级阶段﹐即晚明﹐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对准了当时危害最大的心学﹐而对朱学采取了联合的方针。从"实用"的立场出发﹐而对朱学加以改造和利用﹐在晚明实学思潮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即使是着名的思想家顾炎武、科学家徐光启也是如此。实际上﹐虽然同是理学﹐但在程朱、陆王之间﹐也的确有"实"与"虚"的区别﹐在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就含有某种唯物主义和利於经世致用的因素。因此﹐当顾宪成等人向心学作战﹐而又拿不出新的思想武器时﹐便又回到朱熹的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旧思想资料中去寻找经世致用的思想内容﹐以达到去"虚"就"实"的新意境 。只是到了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颜元等人才在已有的基础上﹐同时对心学和朱学﹐即宋明理学展开了全面的攻击﹐而把反理学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从唯物辩证法看来﹐不仅不能因为实学思潮中的某些代表人物贬王褒朱﹐就否定其历史进步性﹐相反却应将共视为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继承东林反心学传统的是复社。复社的成员﹐在学派源流上虽不一致﹐但厌倦空谈﹐主张实际则是相通的。而且﹐由於明王朝灭亡的征兆越来越显着﹐因此他们"通今"、"实用"的思想也比东林人士更加明确﹐并在对心学批评的同时﹐着手了实学本身的建设。复社领袖张溥认为﹐由於士人高谈心性﹐不通经术﹐因此造成了"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的腐败现象。为了"利社稷﹐福苍生"﹐为国家培养有真才实学的栋梁﹐他为复社规定了"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宗旨 ﹐并以身作则﹐刻苦致力於实学的研究﹐"凡经函子部﹐迄历代掌故家言﹐君子小人所以进退﹐夷狄盗贼所以盛衰﹐兵刑钱谷之数﹐典礼制作之大﹐无不博极群书﹐涉口成诵" 。复社另一领袖陈子龙﹐亦是一位才华横溢、博学多能的经世家。顾炎武曾经这样的评价他﹕"陈君晁、贾才﹐文采华王国。早读兵家流﹐千古在胸臆" 。他对"士无实学" 深为不满﹔对"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的恶劣学风作了尖锐的抨击﹐明确地提出了主张"实用"﹐反对"浮文"﹔主张"通今"﹐反对"拟古"的思想路线 ﹐给了心学和"公安派"、"竟陵派"文学以沉重的打击。 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同是复社後劲﹐也是东林、复社理论的集夫成者。不论是对心学的攻击﹐还是对实学的建设﹐他们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过﹐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黄、顾虽同是一代学人宗师﹐但由於顾氏同王门没有师承关系﹐因此对心学的批判要比黄氏彻底的多。他不仅反复论证了心学即是禅学﹐还把明王朝复灭的原因记到了心学的账上。认为是清谈导致了"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 。这几乎是明清之际非阳明学派进步学者的共同认识。虽然他们把历史事变的根源归之於社会意识是不科学的﹐但清谈是促成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却是事实。 半个世纪的实学思潮培育了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同理学的斗争中﹐王夫之丰富了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怒斥良知学说"祸烈於蛇龙猛兽" 。指出在宇宙观玊①揿齱撮y□诘男槲蘼郏□虼吮匦?"辟佛老而正人心" ﹐在认识论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以知为行"﹐"销行而归知"。"以知为行"﹐就是"以不行为行"﹐即在认识过程中根本取消"行" 。因此﹐这样的"知"﹐实际上就是禅宗的"悟" 。毫无疑问﹐这些分析都是相当深刻的。他的光辉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实学思潮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以"救世"为己任 如果说﹐反对清谈、主张务实﹐是实学派思想纲领的话﹔那麽反对逃世、主张"救世"﹐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实用"思想是实学派政治改良主义的世界观基础。 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遥远未来的晚明﹐地主阶级改良主义反映了地主阶级巾一部分开明势力和新兴市民阶层革除时弊、推动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东林领袖们主张﹐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应时刻关心国家安危﹐百姓疾苦﹐"脚踏实地"的去改革社会。顾宪成说﹕"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於救世者也"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於山间林下﹐……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矣" 。高攀龙说﹕"学者以天下为任" 。"居庙堂之上则尤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尤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实念、实事﹐在天地间凋三光敝万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尽之身﹐而役役於过眼即无之事﹐其亦大愚也哉﹗" 赵南星说﹕"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帐" 。顾允成则立志要做"天下第一等人。" 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东林义土们以向腐朽势力的英勇斗争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们之中不少的人﹐不仅"讽议朝政"﹐暴露黑暗﹐而且在阉党野蛮屠杀面前视死如归﹐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黄宗羲说的东林学院"一堂师友吟风热血洗涤乾坤" 的话﹐很好的概括了多数东林人士的风节。 继间撩堙潺g□瓷缭僖淮纬晌□□吻□鞯闹行摹Ｎ□烁还□勘辟□□遣唤銎离\五经﹐讲求制艺﹐切磋诗文﹐尤其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治国经邦之术的研究﹐整理。《明经世文编》、《农政全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编辑、整理、刊刻就是突出的事例。 《明经世文编》﹐编於崇祯十一年﹐共五○八卷﹐收集洪武至崇祯改元二百七十年间中央和地方官员文集和着述千种以上。陈子龙等人编就这样一部大书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是什麽原因使他们这样的迫不及待呢?这是因为﹐当时﹐在农民军和清军的腹背夹击下﹐明王朝已是危在旦夕。为了汲取当代的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挽狂澜於既倒﹐他们才"网罗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编成是书﹐"志在徵实"﹐"以资後世之师法"﹐"通今者之龟鉴" 。吴□先生在《影印明经世文编序》中说﹕"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後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这是对它的历史价值的恰当评语。 崇桢十二年初﹐在《明经世文编》刚刚编就之後﹐陈子龙等人又在短短的七、八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徐光启《农政全书》的整理﹐并写了《凡例》、《序文》﹐付梓刊印。 徐光启"生平务有用之学" ﹐是晚明实学思潮的一面鲜明的旗帜。他对王门的清谈十分反感﹐认为心学"阴用二氏之精"﹐"无所用於世" ﹐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实学"、"实用"的主张﹐"以为求治卒不能易此。"他说"方今事势﹐实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 "方今造就人才﹐务求实用"﹐"人人务博通屯田、盐法、河漕、水利﹐兵事等天下要务﹐以称任使"﹐"救时急务﹐似当出此。" 他的一生就是实践"实用"之学的一生﹐为"富国强兵"奋争的一生。而《农政全书》正是体现他的"实用"和"富国强兵"思想的代表作。 由於嘛\□乃枷牖□。□旃馄粲□昧苏配摺３伦恿□热说某缇矗□□□游□约旱氖Τ□褪笛□牡浞丁Ｐ旃馄粼谑朗保□杜┬□□椤匪湟鸦□颈嗑停□□形炊ｕ濉Ｋ□攀乐□螅□伦恿□热硕云浣□辛思庸□□恚□贪逵︵小Ｕ□□□写耸椋□耆□□诰□罴檬赖哪康摹３伦恿□担?"故相徐文定公负经世之学﹐首欲明农﹐……有草稿数十卷"﹐"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粲然备矣。" 又说﹕"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於实用。至於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 崇祯十二年﹐与编辑《明经世文编》、整理《农政全书》的同时﹐复社另一位成员顾炎武开始了《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编篡。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满怀救世激情﹐遍阅二十一史以及各地志书、名人文集、奏章文册﹐并经过实地考察﹐终於完成了《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不朽之作。《利病书》犀利的剖析了社会弊病﹐无情的揭露了社会矛盾﹐具体的反映了社会生活﹐既是一部"明道救世"之作﹐也是一部少有的着录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资料汇编。 使人们惊异的是﹐《天工开物》、《明经世文编》、《农政全书》、《利病书》等经世名着﹐都同时产生(或整理刊刻)於崇帧十、十一、十二年前後。稍晚﹐方以智的《通雅》也在崇祯末年编成。这表明﹐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已经唾弃终日清谈的心学﹐而把实学思潮日益推向高峰。 如果说顾宪成、徐光启、陈子龙、顾炎武等人的"救世"实学主要表现在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的活﹐那麽黄宗羲则主要表现在史学。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人﹐天启六年死於阉党之手。为了鉴古喻今﹐黄尊素被逮时嘱咐他"不可不通知史事"。於是﹐从崇桢初年起﹐他便潜心於史学﹐"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 。明亡的重大历史事变﹐更使他清楚地看到了"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於游谈"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为了"适於(应)用"﹐为了"免(於)遇儒"﹐为了民族的复兴﹐他极力主张治经"必兼读史" ﹐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史学所以经世"的优良传统。 (三)注重生产鼓励工商 实学与心学清谈相反﹐普遍比较重视社会生产﹐在用社会经济状况说明历史事变方面作了初步尝试。 首先给予理学家伦理财富观以沉重打击的是李贽。他针对"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不良倾向﹐明确地提出了"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 的生产观念。既然"理财"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因此就应该鼓励"治生产业"﹐"勤俭致富"。他指出﹐"富贵"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 ﹐追求"富贵"乃是人的自然本性 。 同李贽相比﹐徐光启生活的年代各种社会矛盾都更加尖锐﹐因此他更多的思考了国家盛衰兴亡的根源。与王门後学国家兴衰系於"人心邪正"的空论相反﹐他把这个问题放在了真实的物质基础之上。面对後金灭亡明朝的严重威胁﹐他反复地指出﹐只有兵强才能图存﹐而要强兵必须"富国"﹐必须"财足"﹐"财足则惟我所为"。也就是说﹔物质财富的多少才是国家兴亡的根本 。 不仅如此﹐财富的充足还是防范农民造反﹐维持社会安定的物质基础。徐光启指出﹐"含生之类无一人一日不用财者" ﹐"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 只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人们才能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否则就会揭竿而起。因此﹐若想熄灭癒燃癒烈的农民起义烽火﹐根本之计并不是血腥的屠杀﹐而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让农民能够生存下去。他深有感触地说﹕"自今以往﹐国所患者贫﹐而盗未易平也。中原之民不耕久矣。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因言所辑农书﹐若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 如果我们不是苛求古人徐光启应该具有阶级观念的话﹐那麽我们就会承认﹐徐光启的这些主张﹐在他那个时代﹐是进步的思想。 徐光启还指出﹐廉洁吏治﹐整顿风纪﹐也必须以充足的财富作保障。他很赞成王安石"益吏禄"的主张﹐以为"如是而可以报廉"﹐否则澄清吏治就会象禁止饿狼啖食群羊一样难以实现。而为了能够厚禄﹐就必须富足﹐"欲严法﹐又非厚禄不可﹔欲厚禄﹐又非足用不可" 。 总之﹐只有"富国足民"才能战胜强敌、安定国家、严肃纪纲﹐"财计而民生、士风、边防皆倍胜於今日" 。那麽﹔财富由何而来?徐光启的回答是由生产中来﹐由劳动中来﹐由四民就业中来。他发挥了墨子的劳动观点﹐把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劳动看作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用以驳斥佛、道二氏和王门後学鄙视社会生产的逃世主义。他说﹐"不营而自足"是"佚"﹐是鸟兽的特性。而耕种、纺织、教育、治理是"劳"﹐是人类的特性。人类若想有正常的社会生活﹐就必须每人每日都得在士农工商四业中生产、劳动﹐否则就不成为"世道" 。在他的劳动观中﹐虽然把士大夫治理国家的活动也包括在内﹐但把生产劳动看为社会得以维持的基础的观点﹐在古代应该说也是很杰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我们可以这样说﹐李贽、徐光启的上述观点虽然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但却是历史观上唯物主义思想观点的朴素表述﹐力图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而且﹐在当时﹐这还不仅是李贽、徐光启单独达到的水平﹐实学派中不少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似的观点。例如﹐即使是以考据着称的陈第也明确的认为﹐"货财"是国家实现统治、庶人维持生存的基础﹔假若只讲"心"、"性"﹐而不言"货눿"﹐那势必出现"天子不问国课﹐庶人不理家业﹐文臣不核赋税﹐武吏不稽兵食"的危险局面。因此﹐这实在是"乱天下"的谬论 。 由於对社会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朴素的认识﹐因此实学派对於经济思想和生产技术的研究都比较重视﹐产生了不少的经济科学名着﹐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泰西水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识》等是我国经济思想史和科学技术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在强调社会生产重要性的同时﹐实学派中不少的人肯定了工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对落後的"重本抑末"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为实学思潮谱写了绚烂的一章。 李贽对工商业者的成就十分钦佩﹐高兴的说﹕"今之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比比﹔今之君子﹐学以致其道者几人哉?" 他还对海外贸易商人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於关吏﹐忍诟於市易﹐辛勤万状" 。 人们对徐光启鼓励工商的思想往往重视不够。他虽然受了"重本抑末"思想的影响﹐但从基本倾向看来﹐并不主张抑制工商业的活动。他对江南地区纺织业的蓬勃发展给予了满腔热忱的称赞﹐并欣喜的预言﹐纺织业越出江南而在更广的地域内迅速发展将是不可阻遏的趋势﹐他对江南纺织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国家的重赋政策表示不满﹔他并不一般的反对商业﹐主张"通商贾"应是国家的经济政策之一﹔他反对明朝政府的海禁锁国政策﹐鼓吹发展正常的海外贸易﹔他大力倡导棉、桑、苎麻、乌臼树、女贞树、葡萄、茶树、药材、林木等商品经济作物的种植和产品加工﹔甚至他家还经营过油坊和店房 。这一切﹐说明徐光启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热情鼓吹工商业的实业家。徐光启既要以农为"本"﹐又牷백7构□桃档乃枷耄□□械姆从沉四歉鍪贝□澂饺耸康乃枷胝□谟?"重本抑末"向农工商并重方向发展的深刻变化。 科学家宋应星对工商业的重视已为人们所熟知。他的名着《天工开物》就是一部研究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因此梁启超称他是"工业科学家" 。他认为在有社会分工的人类社会﹐商业是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人群分而物异产﹐来往贸迁以成宇宙﹐若各居而老死﹐何藉有群类哉?" 因此主张废除关卡﹐"通商惠民" 。 东林名士赵南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等人更进而勇敢地批驳了已沿袭近二千年的"农本工商末"的腐朽观念﹐提出了"工商皆本"的革命性的命题﹐而为明清之际的思想界放一异彩。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 。"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车牛而四方﹐其本业然也" 。黄宗羲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於途者﹐盖皆本也"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是明中叶以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观念上的反映。东林党人对矿监税使的无情揭露﹔市民阶层抗议逮捕东林党人的聚众示威﹐集中地说明了"工商皆本"思想与市民阶层之间的依存关系。当然﹐重视工商的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中兼营工商的那部分势力的政治经济要求。 (四)为"私欲"辩护 "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论﹐从朱熹到王阳明﹐从王阳明到王门弟子﹐一直讲了三、四百年﹐至晚明才被实学思潮颠倒了过来。 首先发难的还是李贽。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这样一个闪耀着思想光辉的伦理学命题。按照这个命题﹐人们的道德观念﹐世间的万物之理﹐既不是王阳明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们对"衣"与"饭"﹐即实在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要求。既然如此﹐人们的"私欲"、"物欲"也就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人心本是"私"﹐"苦无私﹐则无心。"不仅如此﹐"私欲"还是土农工商务勤其业的动力。农人努力耕田﹐是为了收获﹐士於发愤读书﹐是为了当官﹐当官又是为了厚禄﹐即使是"圣人"孔子﹐终日奔波的目的也是为了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因此﹐他尖锐的指出﹐那些假道学家的"无私"之说"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根虚实﹐无益於事﹐祗乱聪耳﹐不足采也" 。 李贽之後﹐肯定"私欲"正义性的人逐渐增多。特别是在明清之际﹐不少的进步思想家、科学家﹐学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考据家陈第说﹕"义即在利之中﹐道理即在货财之中"﹐如此看﹐"乃不流於虚﹐而天下、家乡受其益也。" 科学家宋应星说﹕"气至於芳﹐色至於艳﹐味至於甘﹐人之大欲存焉。" 黄宗羲更从反对君主专制政治的高度呼吁保护大多数人的"私利"而取消君主一人的"专利"。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但是﹐後来的君主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因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 在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封建时代﹐禁欲主义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伦理观。在"去人欲﹐存天理"滥调猖獗一时的晚明﹐李贽、陈第、宋应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陈确等人对"私欲"、"物欲下的辩护﹐真是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论。它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政治上﹐它反映了市民阶层冲决封建特权桎梏发展工商业的历史要求﹐反映了地主阶级改良派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的愿望﹐同时在客观上也支持了劳苦大众为争取生存条件而进行的斗争。在理论上﹐它撕去了封建伦理虚伪的面纱﹐而给了人的本能的情欲、物欲以合理的道德地位。恩格斯曾对黑格尔提出的"情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的提法给予过肯定性的评价 。列宁也曾说过﹐黑格尔昍e龅?"自私心"是人们进行历史活动的动力的观点"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实学派思想家肯定"物欲"的观点是伦理观和历史观上的朴素的唯物论观点。 (五)自然科学的复兴 晚明自然科学的复兴是心学没落、实学兴起的又一重要标志。 明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在经历了长期的沉寂之後﹐在晚明呈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涌现出了象李时珍、潘季驯、徐光启、徐霞客、床应星、李之藻﹐李天经、杨廷筠、王徵、方以智等一群灿烂的明星。他们所编着、编译的《本草纲目》、《河防一览》、《农政全书》、《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崇桢历法》、《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同文算指》、《泰西奇器图说》、《物理小识》等科学名着﹐至今仍然放射着夺目的异采。而且当时﹐不仅以科学家着称的人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就是思想家、学者﹐也有不少的人对天文、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儒家兼治自然科学的传统正在恢复。这些﹐一方面反映了明中叶以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所提出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进步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谋求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 在繁茂的自然科学园圃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引入又格外为人们所瞩目。西学的媒介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的来华是中国历史上继佛教传入之後的又一次影响深刻的中外文化交流。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以一五八一年(万历九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此前﹐他们只能在澳门活动﹐而未能冲破明朝紧闭着的海关﹐此後﹐他们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改变了策略﹐认识到若想打开"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既不能用宝剑﹐也不能用佛郎机﹐只能用"学术"和"礼貌"。因此便确立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奠基人就是留对晚明自然科学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利玛窦。同利氏一起贯彻这个方针的还有龙华民、庞迪我、熊三拔﹐邓玉函、金尼阁、阳玛诺、汤若望、罗雅谷、艾儒略等传教士 。 由於耶稣会士把天主教皇扩展势力的野心包藏在学术外衣之内﹐因此很快便得到了实学派思想家、科学家以及进步人士的欢迎。思想家李贽﹐科学家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王徵、方以智﹐东林名土叶向高等人都对利玛窦抱友好态度。宋应星虽然未能和教传士接触﹐但在他的《天工开物》中﹐对西方火器制造等技术亦有反映。这样﹐在晚明﹐便形成了一个以徐光启为首﹐有利玛窦参与的研究西方自然科学的学派。"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 。在这个学派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传统的天文、算数、舆地、医药、机械等学科的内容和治学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给了清代的自然科学以深刻影响。阮元说﹕"自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 。徐光启可谓是十六、十七世纪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师。 致力西学的人都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其中尤以徐光启最为突出。他在回答反对派的攻击时说﹐他之所以佩服利玛窦等人﹐是因为"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於士大夫" ﹐他们所传的几何、算数之学"皆精实典要"﹐"返本跖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裨益当世定复不小"﹐"故率天下之人而归於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 。相反﹐宋明理学却给数学召来了厄运﹐"算数之学特废於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卒於神者无一效﹐而实者亡一存。往昔圣人所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於古初远矣" 。对於西洋天文学、水利学﹐火器制造的研究同样也有十分明确的实用目的。他知道﹐历算之学的推广会引出"百千有用之学" ﹐"於民事似为关切" ﹐因此一反时人空谈陋习﹐以毕生精力致力於天文历法的研究﹐并同传教土一起修订了大统历。他看到﹐水利乃是"富国足民" 的"救时至计" ﹐因此同熊三拔一起翻译了《泰西水法》。他是战争"实力"决胜论者﹐因此非常重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西洋火器的研究、制造和使用﹐认为"火器今之时务也" 。 十六、十七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经历文艺复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正在迅猛发展。此时﹐在世界中世纪科技史上﹐曾名列前茅的中国已被西方抛在了後面。徐光启等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呕心沥血﹐自强不息﹐这无疑是可贵的历史主动精神﹐也是对心性清谈的有力批判。 (六)考据学的出现 考据学的萌起是学风由空疏不学走向健实博识的表现之一。 明中叶﹐杨慎、梅鷟、陈耀文等人虽肆力古学﹐但和者甚寡﹐整个学术界呈现"心学盛而经学衰" 的畸形发展局面。万历中期以後﹐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考据学作为一种学派也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它由陈第、焦竑开其端﹐而为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所发展。他们都博览群书﹐对於经书的疏证辨伪﹐音韵的考证训诂﹐曲籍的校勘辑佚﹐以及史乘天算﹐地理金石﹐诗词文章都有较深的造诣。 陈第研究经学的着作主要有﹕《毛诗古音考》、《伏羲图赞》、《杂卦传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尚书疏衍》等。他对经义的解释﹐反对跟着古人亦步亦趋﹐主张"思而得之"﹔对经书的真伪、传注的异同﹐反对"匡坐而谈﹐瞑目而证"﹐主张用多种证据给予考证﹔尤其是以"本证"、"旁证"考据古音的科学方法﹐更是学术史上杰出的创造﹐为後来的考据学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他的《毛诗古音考》﹐"语字画声音﹐至与茧丝、牛毛争其猥细" 。而且﹐他致力於考证训诂﹐还有与心学空谈相颉颃的目的。他批评陈献章、王阳明给学术界带来了叫"书不必读"﹐"物不必博"的坏风气 ﹐这种风气的蔓延﹐导致了士农工商四业的废驰﹐"士而专於静坐﹐则士之业废矣﹔农工贾而静坐﹐则农工贾之业废矣" 。而他本人则"志在经世" ﹐於戎马、经术均有建树。考据学就是他的实学的一种。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继承并光大了陈第等人的博学传统和研治经史的考证方法﹐成为清代朴学的始祖。顾炎武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而且是经学大师﹐尤精韵学﹐"古韵者﹐始白明陈第﹐然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 。方以智"纷纶五经﹐融会百氏" ﹐着述达数百卷﹐其《通雅》一书﹐网罗载籍﹐疏证前训﹐尤为世人所称道。清人在评价方以智的学术地位时说﹕"明之中叶以博洽着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为伪说以售其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於芜杂。惟以智崛起崇桢中﹐考据精核﹐回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 。 需要指出的是﹐晚明考据学与清代乾嘉考据学虽有源流关系﹐但历史地位却不相同。在晚明﹐它是反对空虚﹐倡导实际的进步思潮的产物﹐是实学的一部分﹐而在乾嘉﹐在文字狱的摧残下﹐它是学风由"经世"转入"逃世"的象征﹐尽管它在整理古学方面取得了不可否定的重大成就。 以上这些就是实学思潮的基本内容。它同贫泛空虚、胸朽堕落的心学相比﹐是那样的丰富多采﹐生动活泼。这绚丽的篇章﹐都是围绕反对心学、振兴实学的主题展开的。虽然不能用"实学"总括晚明的全部进步思想﹐但是由於心学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思想障碍﹐因此这个时期的一切进步思想﹐几乎都同提倡"实学"有关﹐即使是反映新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要求的反封建启蒙思想﹐也往往要以"反虚务实"的形态表述出来。因此﹐可以说实学思潮也就是一场要求从腐朽的心学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思想解放运动。 三、实学思潮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晚明实学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客观效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为明清之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波澜壮阔的实学思潮﹐终於摧毁了心学一家独尊的地位﹐结束了它对思想文化长达一百年的统治﹐把其他陷於枯萎的学术流派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使荒芜已久的学术文化园地重新焕发出生机﹐继春秋战国之後﹐在明清之际形成了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期。当时﹐真可谓明哲辈出﹐群芳争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都放射着耀眼的火花﹐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呈现着蓬勃发展的趋势。令人惋惜的是﹐这百花盛开的园地﹐後来竟在文字狱的浩劫下冷落肖条下来。 第二﹐影响了清朝一代的思想文化。 历时半个世纪的晚明实学思潮培育了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之瑜、陈确、傅山、潘平格、李□、吕留良、唐甄、颜元以及宋应星、王锡阐、梅文鼎等这样一群生活在明清之际的着名思想家、学者和科学家。他们是由明末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所孕育﹐由东林、复社死难志士的鲜血所浇灌而产生的时代的骄子。黄、顾﹐方等人的经世思想和实学根柢已在明末基本形成﹐他们既是晚明学术的总结又是清代学术的源头。他们架通了明﹐清之际思思路线的桥梁﹐而把晚明进步思潮同清初进步思潮衔接起来﹐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思想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阶段。 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晚明实学思潮的继续和发展。晚明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因为明朝的灭亡而全部解决。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并没有以一六四四年为界而结束。清初康熙中期以前四十几年的武装抗清斗争是明末救亡图存斗争的延续﹕与此相呼应﹐晚明的实学思潮也在清初延续了下来﹐并在"亡国"的强烈刺激下走向了高峰。这个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普遍的认为明朝亡於"清谈"﹐因此以"灭清复明"为宗旨的经世致用的呼声空前高涨﹐并在思想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例如﹐在哲学思想上﹐王夫之﹐颜元等人在集中晚明各种实学派别不同程度的唯物主义思想观点、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论体系﹐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对宋明理学中程朱﹐陆王两派同时展开了抨击。在政治思想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吕留良等人把晚明的改良思想发展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民族民主思想。在经济思想上﹐强调"工商皆本"等。 康熙中期以後的学术文化﹐亦带有晚明学术的痕迹。以阎若璩、胡渭、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惠栋、江声、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为代表的考据学﹔以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以梅文鼎为代表的天算学等都同晚明学术有源流关系。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进步思想还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藉以形成自己思想的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资料。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等人复兴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主张﹐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崇拜﹐都是晚明和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对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发生影响的证明。 第三﹐促进了清初社会经济的繁荣。 判断一种思想是进步﹐还是反动﹐归根结底要看它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斯大林曾经说过﹕"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钎v镁褪谴俳□缁岱17梗□俳□缁崆敖辟□□宜□怯□侨非械胤从成缁嵛镏噬□罘17沟男枰□□□堑囊庖寰陀□?" 。在晚明﹐心学是旧的思想﹐是封建社会晚期没落的地主阶级消极颓废情绪的反映﹐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实学是新的先进的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改良派和新兴市民阶层医治时弊、推动社会前进的要求﹐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如果说在明末﹐由於社会的动乱﹐实学思潮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的话﹔那麽在清初﹐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试想﹐在清初﹐如果空洞无实的心学仍然统治着政界、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话﹐那麽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可能的吗?当然﹐清初社会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李自成、张献忠大起义的推动﹐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明末﹐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地主阶级改良派都在寻找着如何把已经陷於崩溃的社会推向前进的出路﹐只不过有着不同的阶级要求和解决矛盾的方式罢了﹕农民阶级用"武器的批判"(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地主阶级改良派和市民阶层的政治代表用"批判的武器"(实学)结束了腐朽的心学的思想统治﹐它们之间虽然有主(农民起义)、从(实学思潮)之分﹐但都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历史的发展。 毋庸讳言﹐同历史上任何先进的思想、思潮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一样﹐实学思潮中的人物也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诸如他们之中很多的人还尚未挣脱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束缚或影响﹐有不少的人倡导实学有明显的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防范和熄灭农民起义的目的﹔几乎所有的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都程度不等的含有封建主义的糟粕﹐等等。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实学作为一种思潮﹐其历史功绩并不会因为有这些局限性而泯灭。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的特点时曾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 。晚明﹐特别是明清之际﹐那一群思想文化界的明星同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巨人"是多麽的相似啊﹗他们就是晚明那"天崩地陷"的时代所需要、所产生的"巨人"。然而﹐由这群"巨人"所掀起的进步思潮﹐却没有象欧洲文艺复兴那样迎来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历史的奥妙在哪里?是很值得认真探索的。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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