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吕祖谦的实学思想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浙江婺州(今金华)人。学者称之东莱先生。南宋乾淳时期着名的婺学创始人。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和朱、张二氏不同的是﹕吕祖谦引当时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陈傅良、叶适等人为学术知己。在创建婺学的过程中﹐吸收了事功学派的若干思想资料﹐学术思想具有较为明显的注重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倾向﹐包含了实学思想的内容。 一、揭露时弊、主张改革 吕祖谦的实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正视社会现实﹐大胆揭露时弊﹐积极主张改革。 他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定﹐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蚀﹐实百弊俱极。" 其依据是﹕ (一)吏治废驰﹐官场腐败。有宋一代﹐"三冗"(冗兵、冗费、冗官)成患。其中尤以冗官为害惨烈。对此﹐吕祖谦指出﹕"官寺充满而隳惰苟且﹐无庶绩咸熙之效。" "养痈护疽﹐隳取爵秩﹐各饱其欲。……是滔滔者既不可胜诛。" 他认为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官员冗繁﹐但多是些贪鄙无耻的"痈疽"。这些人屍耽禄位﹐毫无政绩。平日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媮取爵位﹐坐享俸禄﹐中饱私囊﹔关心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升迁荣辱。"眇然为国家深计大虑。" (二)生计萧然﹐民力凋残。南宋小朝廷既要满足自身的穷侈极奢﹐又要不断地向金政冈酙V畈莆瘢□曰蝗《□实鄣匚坏陌参取﹖辆柙铀埃□□糠倍唷６源耍□雷媲□亩辔４省Ｋ□担?"万室连甍﹐剽夺时鸣於桴鼓﹔千艘衔尾﹐转输日困於舳舻。" 这种超负荷的经济剥削﹐直接导致了社会的经济衰退。"垣墙颓仆﹐庐舍倾催﹐资用散失﹐生计萧然。" 平民百姓终日挣紮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细民崎岖﹐力耕劳瘁﹐虽遇丰稔﹐犹不足食。" 至於凶荒之年﹐其境遇就更加悲惨。"斯民颠顿愁悴﹐父子不能相保。" 更严重的是﹕"一岁之间﹐婴孺夭阏﹐不知其儿﹐小民虽愚﹐岂无父子之爱﹐徒以厄以重赋﹐忍灭天性﹐亲相贼杀﹐伤动和气﹐悖逆人理﹐莫斯为甚。" 他正告封建统治集团"当取於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 由此﹐吕祖谦提出了"广取不如俭用"的主张。认为与其千方百计地榨取民众之血汗﹐倒不如适当地减少些开支﹐实行"俭用"之方针。也指出﹕"大抵朴素简约﹐即兴之渐﹔奢侈靡丽﹐即衰之渐﹐天下国家皆然。" (三)甲兵朽﹐铁钺钝。宋朝伊始﹐赵匡胤为防止重现武将骄悍﹐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之患﹐实行崇文轻武﹐以文人治军之国策。这﹐遂成"祖宗之制"﹐代代相承。这种做法虽然加强封建中央政权的权威﹐但亦有很大的弊病﹐赵宋政权对外战争很少胜算即为明证。吕祖谦有感於此﹐认为南宋是﹕"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 他指出对於一个国家来说﹐"文治"与"武绩犹如人之手足﹐缺一不可。"如人之一身无手则不能执﹐无足则不能履﹐又何必爱手而恶足﹐自古文武只一道。" "文治"好比人之手﹐无手则不能拿东西﹐"武绩"好比人之足﹐无足则不能走路﹐"文"与"武"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特定之功能﹐不能相互取代﹐应该二者并存。 与崇文轻武的目的相同﹐宋时兵制分为"禁军"(中央直接控制的武装)和"厢兵"(地方武装)﹐且有意识地削弱厢兵的军事实力﹐使厢兵只吤B恍├先醪〔谐涫□□□邮碌闹皇欠□□右邸Ｂ雷媲□哉庖?"祖宗之制"很不以为然。他说﹕"太祖作阶级法﹐专治禁军﹐而天下镇兵﹐通谓之厢军﹐教阅疏略﹐浸废为役卒矣。" 这就使厢兵失去了起码的抵御外患的能力﹐即使连极为平常的"边隅小警"也对付不了。一有战事﹐"将士迁延而却步﹐涣散解弛﹐不相系属。"厢军衰蹶如斯﹐禁军的情况也大告不妙。因崇文轻武﹐以文人治军的方针的实施﹐致使禁军的作战能力大为下降。所谓"甲兵朽﹐铁钺钝"即为其真实写照﹐成为一群只会徒耗军饷而不会打仗的酒囊饭袋。在外患面前﹐"事功不竞"﹐"莫能平殄"。指望这样的军队"复仇耻﹐归版图"﹐完成南北统一大业﹐无疑是痴人说梦。 吕祖谦还针对借谨守祖宗之法而因循守旧、坐视其弊的观念﹐提出了承祖宗之意而不对祖宗之事亦步亦趋的观点。他说﹕"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法﹐不必事事要学也。"吕祖谦之所以强调对於祖宗之法﹐"不必事事要学"﹐不仅是因为他认识到南宋小朝廷积重难返﹐要想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得对陈规陋习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基於这种认识﹐即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向前则有功"。 如果全盘照搬祖宗的旧章程﹐势必不适应已经变化的後世社会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迂阔难行"的空谈﹐注定不能成功。 他坚持认为後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根据变化了社会实际情况﹐增添创造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其谓﹕"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励而振起﹐其远过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 这也就是说凡是前人所不完备的东西﹐後人应当"激励而振起"﹐进行大胆的创造﹐凡是後人发展了前人所没有的东西﹐更应该加以"爱护而扶持"﹐使之发扬光大。 至此﹐吕祖谦已将其对时弊之抨击和改革之思想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凡是抨击的内容均有改革之必要﹐凡是要求改革的必定是陈旧过时、弊端俱极的东西。 二、对劳动群众历史作用的估价 吕祖谦的实学思想还表现在对劳动群众的历史作用估价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物质生产的重担始终落在以农民阶级为主干的劳动群众肩上。整个社会所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要依靠他们的辛勤劳动而提供。对於封建统治阶级来说﹐劳动群众既是其欺压凌辱的对象﹐更是其衣食父母。吕祖谦这样说﹕"小人之惰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蚕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农之名?……天下之所以有侥幸而得帛者﹐以蚕妇阴为之织也﹔天下之所以有侥幸而得栗者﹐以农夫阴为之耕也。如使天下尽厌耕织﹐焚其机﹐斧其耒﹐则虽有巧术﹐何从而取粟帛﹐皆将冻於冬而馁於涂矣。" 吕祖谦认为整个社会能够免於"冻於冬而馁於涂"﹐主要是由於蚕妇们纺纱织帛和农夫们的疾耕力穑。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劳动群众是封建社会物质基础的承担者。统治阶级应该而且必须珍惜劳动群众的劳动成果。所谓﹕"民之服田力穑﹐岂不其劳?君若以为宝﹐民则以为好。" 吕祖谦强调封建统治集团以民为宝﹐体恤他们的辛劳﹐是因为他从历代封建政权的兴亡事实之中﹐敏锐地觉察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足以推毁任何一个封建政权的伟大力量。他说﹕"秦弱百姓而备匈奴﹐岂非惧匈奴之势强﹐而谓百姓何能为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隋炀帝以盗贼何能为而不戒﹐故卒亡於盗贼。……人君必谓民怨何能为﹐故敢露虐﹐必谓财匮何能为﹐故敢淫侈。……何能为者﹐万恶之所从生也。" 历史上的昏君庸主们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暴虐百姓﹐恐怕在在他们的心目中﹐老百姓的载道怨声又有什麽大不了的呢?他们之所以敢於荒淫奢侈不加任何收敛﹐关键在於他们错误地以为国家财政匮乏﹐百姓生活无着落不过是小事一件﹐用不着大惊小怪。吕祖谦指出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认识。谁要是有这种认识﹐谁就必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六五﹐以柔顺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处﹐然位虽高而理实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则必底於败。故曰抚我则後﹐虐我则仇。" 自从荀子第一次将君民关系比喻舟和水以来﹐後世不少有识之士均以为是警世之言﹐多次引证。吕祖谦则由此得出以下结论﹕"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 他还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兴衰存亡﹐与"下情通塞"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武帝穷侈﹐淫刑﹐黩武﹐比秦、隋无几﹐然秦、隋亡而汉不亡者﹐要须深思。二世、炀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汉武下情却通﹐只轮台诏可见。外面利害﹐武帝具(俱)知之﹐国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 "秦、隋亡而汉不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吕祖谦以上的分析颇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为统治者只有洞悉民情﹐才能维护自身的统治这种观点。他坚决主张"定国是以一民听"﹐"下孚群众"。强调"民听"、"群听"对於治理国家的作用﹐还是有积极意义﹐至今仍未失去其应有之价值。尽管他所说的"定国是以一民听"、"下孚群听"和今天主张的倾听群众呼声﹐走群众路线不可同日而语。 吕祖谦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地位的同时﹐还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在认识事物过程的作用。他响亮地提出了"闻街谈巷语﹐句句皆有可听﹔见舆召皂隶﹐人人皆有可取" 的命题。认为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并非是一群毫无认识能力的群氓﹐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着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不乏可取之处。老百姓们的"街谈巷语"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见解。上古圣君明主如尧、舜﹐之所以圣明﹐就在於他们善於从"街谈巷语"中吸收其合理的颗粒﹐从"舆台皂隶"这些人身上汲取聪明智慧。 因此﹐吕祖谦在日常生活中﹐亦非常重视劳动群众的实际经验。他在乾道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一首唱和诗中这样吟道﹕"平生老农语﹐易置复难忘。麦苗要经雪﹐橘黄要经霜。" 清楚地反映出吕祖谦对从生产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之谈的重视。 三、"知犹识路﹐行犹进步"的认识论 吕祖谦的实学思想在其"知犹识路﹐行犹进步"的认识论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吕祖谦在观察社会、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实理难知" ﹐唯有对"天地变化、草木繁芜"精加考察﹐才能"求其故"。 首先﹐在认识的标准上﹐吕祖谦坚持以客观为准绳的原则。他说﹕"如目疾﹐以青为红﹐以白为黑﹐色初未变也﹐今惟当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却无改色以从目之理。" 眼睛发生了毛病﹐"以青为红﹐以白为黑"﹐只能是将眼病治好﹐决不能"改色以从目"。这也就是说当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发生矛盾时﹐只有纠正主观认识的偏差﹐而不是要求客观服从主观。 与此相一致﹐吕祖谦指出无论是个人之"私见"﹐还是众人之"共见"都是主观的﹐一概不能作为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吾人皆无常师﹐周旋於群言诸乱之中﹐俯仰参犬﹐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若雷同相从﹐一唱百和﹐莫知是非﹐此所甚可惧也。" 有时尽管主观上以为所要认识的客观事物已经了然在心﹐所谓"其理已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很有可能是"私见蔽说"。同样﹐对某一问题虽然是"雷同相从﹐一唱百和"﹐亦不能就此认定"其理已明"﹐这也许是"莫知是非"。 北宋张载对於认识的标准曾提出以众人"共闻共见"为真理﹐以个人"独闻独见"为谬说的观点。其谓﹕"独见独闻﹐虽小异﹐怪也﹐出於疾与妄也。共见共闻﹐虽大异﹐诚也﹐出阴阳之正也。" 张氏这一观点不无可取之处。但它所主张的是非标准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基础﹐而是以人数之多寡为圭臬﹐仍属於唯心主义的范畴。吕祖谦修正了张载这一观点。他指出﹕"君子以独立不惧﹐项閮c廾啤﹗□□黄涫陆猿Ｈ耸□倌晁□辉□□□卮缶□□□抟蝗艘晕椅□牵□怯写罅α亢我缘敝??若见理不明者﹐见众人纷纷安得不惧?见理明者﹐见理不见人﹐何惧之有?……彼众人纷纷之论﹐人数虽众﹐然其说皆无根蒂﹐乃独立也﹐至此则我反众﹐众反为独矣。" 吕祖谦认为无论是"共见共闻"﹐还是"独见独闻"﹐都必须以符合客观实际为最後依据。如果是"见理不明"﹐虽然是"众人纷纷之论"﹐但缺乏客观依据﹐甚至与客观实际相悖逆﹐仍然是站不住脚的。"见理明者"﹐虽然是"独见独闻"﹐"无一人以我为是"﹐但由於其主观符合客观﹐所以是不可屈服的。最终"众人纷纷之论"﹐必定服从"见得理明者"的"独闻独见"。在中国认识史上﹐这段议论富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其次﹐在如何正确认识事物这一问题上﹐吕祖谦也发表过若干有价值的见解。他认为只要经常接触被认识的事物﹐就会消除对它们所产生的神秘感和陌生感。"怪生於罕而止於习。赫然当空者谓之日﹔灿然遍空者谓之星﹔油然而空者谓之云﹐隐然在空者谓之雷﹔突然倚空者谓之山﹔渺然际空者谓之海﹐使未识而骤见之﹐岂不大可怪耶?其所以举世安之而不以异者﹐习也。焄罴蒿凄怆之妖﹐木石鳞羽之异﹐世争怪而共传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无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礼乐﹐幽有鬼神﹐是犹昼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 世界上的某一事情见得多了﹐听得多了﹐就会习以为常﹐不觉得它们怪异。比如日、星、云、雷、山、海等﹐"皆俗饫闻而厌见者也"﹐人们并不认为它们神秘莫测。相反﹐有些现象百年难遇﹐或者是人们平生第一次接触﹕如桃李冬华﹐石头发声﹐龙蛇争斗﹐地底下冒出异味﹐人们就会大为惊奇﹐甚至惶恐不安。"天下之理﹐本无可怪"﹐所谓"怪"﹐不过是人们"耳目之所不接"或罕接而己。 吕祖谦不排斥间接经验﹐但更重视亲身获答晷x□丁Ｋ□担?"且如无事时戒酒皆非实见﹐因一次酒失﹐方知酒真不可饮。又如无事时岂不知江行之险?经一次风涛几覆舟後﹐必须相风色。" 人人都知道酒不可多饮﹐故而常常提醒自己注意。但如不亲身经历一次醉酒误事﹐是没有切肤之痛的。同样﹐人人都知道江面水急浪高﹐行船之凶险﹐但也只有亲身碰上风涛几乎要将船掀翻的凶险後﹐才会真正引起的重视。吕祖谦这一说法多少含有实践出真知之基因﹐必须加以肯定。 吕祖谦论述了"名"与"实"的关系。他认为"名"必须真实地反映"实"。"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因有外似而中实不然者。幸其似而窃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时﹐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则情见实吐﹐无不立败。然果可以幸取耶?然则受名之始﹐乃受责之始也。" 这是说欺世盗名者尽管可以得逞於一时﹐却不可能永远不败露。当人们循其名而求其实时﹐就会"情见实吐﹐无不立败"。他的结论是名要符实﹐"幸取"其名者实不足训。 "白马非马"是先秦名家公孙龙的着名命题。对此﹐吕祖谦有一段评论。"昔人言白马非马之说﹐若无白马在前﹐则尽教他说﹐适有牵白马者过堂下﹐则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说﹐我则随之而转﹐则必为所惑﹐惟自守两耳之说﹐则彼不能眩矣。" 他认为在没有白马这一实物时﹐"白马非马"之说还有可能会迷惑一些人。一旦有实实在在的白马在场﹐"白马非马"之说就会不攻自破。这实际上是主张以"实"验"名"﹐有一定可取之处。 吕祖谦还曲折地表达了事物的内容决定事物性质的观点。他说﹕"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 为什麽"小人"口吐"君子之言"﹐人们还是"见其邪而不见其正"的呢?吕祖谦解释道﹕"气可以夺言﹐而言不可以夺气也。" "气"即"小人"平时的真实行为。由此而说﹐吕祖谦所主张的是"实"决定"名"﹐而不是"名"决定"实"。他坚决楫ꐿ"咀其华而忘其实" 凡是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浮丽夸靡"之"名"、"辞"﹐都应该从根本上加以铲除。 在认识的方法上﹐吕祖谦提出了"致知"和"力行"相统一的思想。他说﹕"致知力行本交相发工夫﹐切不可偏" 。"知"与"行"犹如识路和走路﹐"知犹识路﹐行犹进步" 吕祖谦认为"致知"与"力行"是认识活动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必须在认识实践同时兼顾。知不至则行不力﹐但知而不行﹐"知"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而流入空虚。 四、"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育思想 吕祖谦的实学观点在其教育思想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吕祖谦是封建社会後期着名的教育家﹐以毕生之心血致力於封建主义教育事业。由於其治学向以严谨笃实着称﹐因而"四方之士"慕名前来师从其学。朱熹之子﹐张栻之女都曾先後投其门下。吕祖谦的教育方针是﹕"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 "讲实理"指的是教育指导思想﹐"育实材"说的是培养目标﹐"求实用"是治学态度和目的。 吕祖谦认为封建教育从属於封建政治统治﹐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讲实理"﹐说到底就是培养人们对封建主义的忠诚﹐使封建伦理纲常紮根於心。他说﹕"大抵为学之道﹐当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实德也。有此实德则可以进德修业。" 又说﹕"为学须识义、利、逊、悌、廉、耻六个字﹐於此守之不失为善人﹐於此上行之而着﹐习矣而察﹐便是精义妙道。" 这里说的"实德"和"精义妙道"即为"实理"。吕祖谦认为这是封建教育的根本所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封建主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封建统治培养合格的人材。吕祖谦认为在解决了培养对象的思想、立场诸问题的基础上﹐必须培养受教育者处理实际政务的本领。他主张联系国家的法令之得与失进行教育。正确的要总结经验﹐失误的要汲取教训"以为戒"。这样﹐学生们日後就会具备驾驭国政﹐通揽全局的实际才干。他指出如果受教育者只有对封建主义的忠诚﹐而没有对封建政权拯救补阙的才能﹐就是"无用之物"。这也就是"育实材"的全部涵义所在。 从培养"实材"的目标出发﹐吕祖谦认为看书学习不是"徒玩文采"﹐而是开拓视野﹐增进才干。他在谈到学习历史﹐阅读史籍问题时说﹕"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 所谓观史"当如身在其中"﹐也就是要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即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环境来分析、考察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锻炼培养自己处世应变之能力。故而他反对人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博学强记"之上﹐主张学会对历史的分析和思考﹕"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 必须承认﹐吕祖谦这一主张﹐不仅是治史者的经验之谈﹐而且对学习其他科目亦有启迪之功效。 吕祖谦强调读书学习当"求学用"。"百工治器﹐必贵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耶?" 与"求实用"的目的相一致﹐吕祖谦力倡学者必须具备"悍厚笃实"的学风。他说﹕"大抵为学﹐不可令虚声多﹐实事少。非畏标谤之祸也。当互相激扬之时﹐本心已不实﹐学问已无本矣。" 他认为学者之所以不要图虚名声﹐而要潜心於学问﹐就在於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功力紮实﹐可以学到经世致用的真本领。 吕祖谦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还要求学者要独立思考﹐敢於跳出前人之窠臼。"今之为学﹐自初及长多随所习熟者为之。皆不出窠臼。唯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如果一个人老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人云亦云﹐墨守成规﹐那就永远超越不了前人﹐在学业上也就不会有什麽新的创见或建树。由此﹐吕祖谦告诫学者"毋徒袭先儒之遗言﹐毋作书生之陈语" 回答问题﹐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切身体会﹐讲求"实理之所在"。"佛老乱真者﹐勿徒曰清虚寂灭﹐盍的言其乱真者畴深畴浅﹔申韩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术数﹐盍确论其害正者﹐畴亡畴存。" 这就是说学者在批判佛老之说和申韩之术时﹐不要重复前人"清虚寂灭"或"刑名术数"之"遗言"、"陈语"﹐而要有自己的见解和语言。认真分析佛老申韩之学的深浅和哪些应该批判剔除、哪些可以加以保存的东西。作为治学之道﹐吕祖谦这个观点无疑是对的。 综上所述﹐吕祖谦的实学思想相当丰富﹐它是婺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值得後人加以认真的整理。在剔除其封建主义毒素的基础上﹐对於那些至今尚有启迪意义的理论应该而且必须加以继承。 -- ||| || ||| | || ||||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