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1981.2 目录 　　治学之道 　　我怎样学习写作的 　　补白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文学史百题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历史百题 　　清朝的绿营 　　怎样读 　　诗的毁灭──谈《红楼梦》中的第一个“薄命女” 　　诗文欣赏 　　说孟浩然《过故人庄》 　　韩癒《师说》讲析 　　读李商隐的一首《无题》 　　读《游褒禅山记》 　　中国历史知识及其年代学的处理 　　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 　　文史杂谈 　　学历史　向前看 　　“词可达意”──你最喜欢什麽课﹖ 　　学慎始习 　　文史书目答问 　　左传 　　《樊川文集》（附《樊川诗注》） 　　文史工具书介绍 　　《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 　　补白 　　生吞活剥 　　我国古代国家首脑的称号 　　“五车”和“八斗” 　　人物春秋 　　呕心沥血的青年诗人李贺 　　武训办“义学” 　　补白 　　改“读书”作“视书” 　　人物春秋 　　梅兰芳的艺术道路 　　补白 　　教学相长 　　成语典故 　　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 　　语言知识 　　语言运用中的变异现象（上） 　　补白 　　陶侃运甓 　　语言知识 　　趣味词义辨析（选载） 　　补白 　　为者常成 　　教学随笔 　　文言文教学札记 　　司马迁和他的不朽巨着《史记》 　　司马光怎样编修《资治通鉴》 　　佛经寓言故事选译 　　文章评改 　　从《先君墓表》到《泷冈阡表》──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 　　名胜古迹 　　玉城雪岭际天来──漫话浙江潮 　　天一明珠──访宁波天一阁 　　中国名着在国外 　　回忆匈牙利陈国教授译《水浒全传》 　　文史信箱 　　什麽是“反切”﹖ 我怎样学习写作的朱东润 　　朱东润先生﹐江苏泰兴人﹐生於１８９６年﹐是我国着名传记文学家。现任复旦大学教授。主要着作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等。 　　我学习写作﹐应当说是从一九○四年开始的。那时我在私塾已经读过三年﹐正进入初级小学。私塾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总不外是拜老师、打手心﹐──其余就是早晨入学﹐向孔圣人拜一拜﹐傍晚散学还得拜一拜。在私塾里也偶然做些对子﹐不过那样的机会是不多的。 　　一九○四年我实在不愿意读私塾了﹐这年地方上办起了初等小学﹐那时称为蒙学堂。到了这里我们开始作文了。科举还未废﹐小学也在初办﹐作文应当是怎样的办法﹐连老师也不清楚。这就出现了“四书义”的要求﹐就是说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里出一句﹐要大家议一议。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八股﹐不过不一定要求起讲、对比之类的习套。聪明一点的学生就搬出《四书备旨》来抄一段。不客气﹐我也照抄一段﹐只要大体上说得过去﹐老师总是高抬贵手﹐我们就算逃过了这一关。 　　一年以後﹐我们升学了﹐是高等小学的预备班。这一年科举算是废定了﹐我们也用不到再抄《四书备旨》了﹐老师要我们读一些《史论启蒙》、《东莱博议》之类。一篇《管仲论》﹐我们把管仲骂得来﹐骂饱戚戚桨廕冕|苤俸敛幌喙兀□痪醯盟彰髟实淖詈笠痪洌骸氨斯苤僬吆我运涝眨　庇行┌压苤傥实梦扪钥纱稹﹕迷诠苤偎懒硕□□辏□□貌坏蕉运彰髟试僮□率觥? 　　十一岁那一年﹐我到上海﹐插入南洋公学的附属高小二年级﹐这才开了眼界。上海究竟是大地方﹐附属小学在当时高明多了﹐我们的思路广阔了。老师还带我们到曹家渡、余山、苏州天平山等地旅行﹐眼界开阔了。我到上海的那一天﹐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正凭着“二辰丸”的事件向中国进行讹诈。到处是卖书的地摊﹐堆满了《革命军》、《西太後》、《扬州十日记》这一类的书籍。书的种类是各式各样的﹐总的倾向是指出满州人入关以後一般人民所受的痛苦﹐同时也说明了帝国主义者对於中国的侵略。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结果。 　　由於校长唐文治先生的提倡﹐南洋公学的学生在写作方面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南洋公学是最初的名称﹐以後一度称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唐先生最初称为监督﹐以後称为校长﹐直到该校改称交通大学的时候﹐唐先生还是校长。唐先生每天穿着制服﹐毕恭毕敬地坐在校长室的一角﹐接待各方面来访的人物和本校的任何一位师生员工。那种谦虚诚恳的态度﹐至今犹在我脑中历历如绘。 　　唐先生是科举出身﹐出过国﹐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但是他在写作方面却是要我们写八大家古文﹐因此韩癒、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成为我们向往的人物。当然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期﹐这些人物的形象在我头脑中已经淡薄了﹐虽然不能说没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敢说我决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做一位古文家的意思。可是韩癒那两句“养其根而□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的思想﹐对我是起着莫大的影响的。这就是说青年时期的师长对於学生常常起到不可磨灭的印象。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可能体会到这一层意祓A? 　　说一句题外的话吧。我是二十多岁走上教育岗位的时候﹐感到自己的书法实在不行﹐作为人民教师﹐怎样交代得过呢﹖我发心要对书法下一些苦工夫。从哪里学起呢﹖中国的书法是从篆书起的﹐以後有隶书、草书、楷书﹔这是一个发展的顺序。但是草书是应当在真书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能作楷书﹐草书是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的。我是一个笨人﹐自己也是这样地认定的。我立志在写好十五年篆书的基础上﹐然後再写隶书﹐对於真书草书﹐我也作同样的打算。那时我才二十多岁﹐看来经过六十年的锻炼﹐总会有一些成就。会不会活到八十岁呢﹖我完全没有把握﹐不过不搞书法的人﹐同样地也不一定有把握活到八十多岁﹐所以搞书法和不搞书法﹐其结果是一样的。我想有目的活着总比没有目的活着好。目今我已活到八十以外了﹐书法虽然没有长进﹐但是我想这六十年中的业余时间究竟给我一个目的﹐决定不是浪费的。 　　二十岁的前後﹐我曾有机会和外国文学发生过接触﹐以後又在中等学校教过十二年的外语。外语当然不是中国文学﹐但是和中国文学是有一定的相互关系的。不理解外语﹐就不可能直接和外国文学接触。无论在文学方面﹐我们付出怎样大的努力﹐但是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有极大区别的。不过这只是解放以来我们的一个共同认识﹐在解放以前﹐有这样的认识的人是不多的。有些大学中文系甚至认为了解了外国语﹐便必然影响到中国语文的学习。不仅如此﹐有些教授甚至认定白话不是文学﹐外国语当然更不是文学了。所以了解外国语的先生﹐从这些教授看来﹐正证明了他不配了解中国文学。一九三○年的前後﹐这样的中文系教授﹐我可以开列一个不太短的名单﹐当然现在不用再提了。 　　一九二九年我在华中的一所大学教外语﹐那时闻一多教授正在担任文学院长。他苦於中文系策ス绒L埃□肫鹪谥形南悼□泄□难□□朗氛饷趴危□髑笪业囊饧□Ｎ也皇敲挥懈脑□形南档那币馐叮□□窃诘笔闭饷趴位故且患□孪适拢□樗晾□□顺轮蟹步淌谟幸槐菊庋□氖橐酝猓□挥械诙□尽３孪壬□淙惑俾防堵埔丫□×俗畲□呐□Γ□□腔褂幸恍╓捎昧说诙□值牟牧希□捣□Σ还磺看螅□虼宋液鸵欢嗨担骸笆遣皇强梢愿□乙荒甑淖急甘奔洌俊币欢嘈廊坏厮担骸巴耆□梢浴﹗闭庖焕次揖桶押艽□囊徊糠质奔渥急刚飧鲂驴巍Ｎ以谀撬□笱□铮□嗄昕□苏飧隹危□斡嘀□荆□参□切５摹段恼芗究□沸戳耸□嗥□恼拢□渲凶钪饕□氖翘致邸妒□啡□倨□乃钠□恼拢□罄闯莆□抖潦□穆邸罚□恿艘黄□蚵郏□缮涛裼Ｅ楣萦︵小Ｒ蛭□霭媸焙颖□□迪愀巯萋涞那昂螅□檬槭窃谙愀鄢霭妫□虼嗽诠□谑敲挥惺裁从跋斓摹? 　　解放以後﹐我在无锡的一所大学教书﹐由於该校一度陷於停顿的边缘﹐苏南文教处要我们出面共同维持﹐以後由於多方争执﹐造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僵局。我有了时间﹐这才获得一个写出《楚辞探故》的机会。那时叶圣陶先生在北京问我有什麽着作﹐我说有的﹐但是不想发表。叶先生说﹕“何不寄来看看呢﹖”我把这四篇文章寄出﹐不料叶先生竟交给《光明日报》发表了。《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支柱﹐但是对於《楚辞》的作者﹐汉代本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王逸﹐他认定是屈原的﹐这是大众接受的意见。一是荀悦﹐他认定是刘安做的﹐是极少数人的意见。我没有断定是谁做的﹐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但是我认为荀悦的说法不会无因而至﹐因此提出一些可以申述的理由。不料遭到郭沫若院长的痛斥﹐他教育了还不够﹐更引出其他两位帮腔﹐根本连荀悦的《後汉纪》也否定了。那时我在齐鲁大学教书﹐那是一座教会学校的底子﹐虽然解放以後经过接管﹐中国书还是不多的﹐我又没有呼朋引类的本领﹐眓邑p挥杏晒□撼□谀抢□逃□﹕迷谡庋□睦□踊共簧□□□撼□慕逃□退□砗笫艿降姆唇逃□疾皇呛奔□摹Ｎ疑晔隽塑髟玫牧礁隹捶ａ□欠乔□保□绍髟米约喝□涸鸢伞Ｔ谛淌滤咚系牡敝校□词剐淌路父毫嗣痔齑笞铮□苌侔驯婊□墒σ煌□Ψ值摹? 　　在四十年代我已经发现了另外一条道路。明代中叶以後没有出现过一个为国家负责的皇帝﹐衰亡的迹象已经到处都是﹐幸亏出来一个张居正。他的地位是内阁大学士。大学士是明代特有的一种职位﹐名义上﹐他只是皇帝的秘书﹐没有任何的职权﹐事实上﹐特别是首辅大学士﹐他要担负全国的一切﹕政治、军事、外交、民政、财政、交通、税收、工程﹐什麽都得要他管。管得好﹐他只是尽忠於他的职守﹐旁人还可以说他大权独揽。管得不好﹐不满意他的人说他一声不好﹐他就得把自己的头颅或是子孙的头颅赎还这个捕风捉影的罪过。然而张居正毕竟担当起这个职务。为什麽﹖为的是不忍看到明王朝的衰亡。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什麽样的中国﹐想来中年以上的读者都还记忆犹新。我所以写《张居正大传》﹐决不是无因而至的。在这本书出版以後的一年﹐吴□教授的《朱元璋传》也出版了。我想一般的读者是会体谅作者的苦心的。 　　在《张居正大传》写成以後﹐我写了《王守仁大传》。我对於王守仁的哲学理想是认识不够的﹐但是他那种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精神是中国罕有的﹐也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危亡的当中﹐把中国解救出来。在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上海的正中书局曾有人来联系过。我因为当时正中书局的後台有问题﹐因此没有同意出版﹐原稿藏在泰兴家中。十年浩劫﹐我自己也不知命在何时﹐《王守仁大传》原稿的下落﹐当然更无从过问了。 　　解放以後﹐一九五八年来一个大跃进。大学里面更是跃进的源泉。那时我是系主任﹐是全系的目标﹐无论我的内芧菕抚y绾畏敝兀□艿麽□□贰Ｊ□蜃帧６□□蜃侄疾恍校□□诺奶□牛□淖雷拥呐淖雷樱□詈笞芩阍诟飨罟□饕酝猓□腥闲慈□渴椤□□堵接未□贰Ⅰ堵接窝芯俊贰Ⅰ堵接问□　罚□参迨□蜃侄□□板Ｄ鞘钡姆缙□撬档氖焙虿坏貌怀腥希凰倒□□笠蛔植蛔牛□〉梅缌饕膊环痢﹖墒俏艺庖桓霰坎□□沟闷鹪□□沟馗桑□沼谠谝痪盼寰拍昵锛究□□□鞍颜馊□渴樾闯闪恕Ｊ率瞪下接握馊□渴椴２荒研矗□蛭□接蔚纳□睿□饕□□淞斗盼淌□濉罚□板斗盼淌□濉酚质潜嗄甑模□饩桶崖接蔚氖录＃□□颐且桓鲋饕□穆掷□Ｓ辛恕斗盼淌□濉罚□颐蔷筒秽吹玫揭桓龊芎玫钠羰尽? 　　对於宋代诗人﹐陆游最推重的是梅尧臣﹐後来的刘克庄也有同样的认识。无论後人对於梅尧臣有什麽不同的估计﹐但是我对於陆游和刘克庄的评论是不敢轻置的。清末的夏敬观对於尧臣更是推重备至。他说只要根据元人张师曾的年谱﹐对於尧臣的诗及其生活的发展﹐可以得到一个大概。夏先生对於尧臣诗的认识确实是有不少的创见﹐为後学所不可望及﹔但是他对於张谱的推重﹐只要了解宋代的官制﹐便有许多不可索解之处。尧臣和范仲淹的中途绝交﹐以及他对於文彦博的愤愤不平﹐在张谱中也都没有提及。至若尧臣诸诗﹐敬观所指某篇作於某年﹐按之事实﹐亦不尽合。夏先生为近代最能理解尧臣之论师﹐而夏先生所未及﹐似亦不能不容後人加以补充。因此我写成《梅尧臣传》、《梅尧臣诗选》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三书。最後一书﹐凡屡易稿而後成。这三部书在浩劫中也被没收﹐部分急进的青年主张立即烧毁﹐但是更多的青年主张千万不可烧毁。靠着这几位同学的力争﹐又经过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古籍出版社的协助﹐三部书先後出版了﹐其中必然有若干的错误或混乱﹐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本来的目标只是提供一个粗浅的初稿以便後銗k蕴岣吆透慕板Ｈ魏卧鹉讯际怯Ω玫模□彩俏宜□淮堑摹? 　　是不是我还得写一些其它的作品呢﹖我不敢肯定﹐因为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只要对於时代和人民有一些微薄的贡献﹐我是不会、也不应当推辞的。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顾而 　　在《文史知识》的封面上﹐四角装饰着四个图案﹐画着飞禽走兽﹐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四方之神﹐即青龙（一作苍龙）、白虎、朱雀（一作朱鸟）、玄武﹐分别象征着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它的形象﹐青龙是一条腾龙﹐白虎是一支跃虎﹐朱雀是一支飞鸟﹐玄武是一条蛇缠着乌龟。过去﹐军队列阵﹐“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见《礼记‧曲礼上》）﹐就是用这四种形象做成的旗帜分别标志南、北、东、西四个方向的。 　　後来﹐这一组形象常用作浮饰、图案﹐更常制作於瓦当（ｄａｎｇ）之上。瓦当﹐是筒瓦之头﹐多呈圆形﹔置於屋顶房垄之端﹐借以增加建筑的工艺美。 　　《文史知识》封面上的图案﹐就是从汉代瓦当上拓下来的﹐借以突出杂志的亦文亦史的特色。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费振刚 　　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最流行的文体﹐当时一般的文士都从事这种文体的写作﹐有不少的人还为此耗尽了毕生的才力。尽管它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很难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但後代仍有不少文学评论家把它看成是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汉赋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在文体前标明时代﹐只是说明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高峰﹐并不意味着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才突兀出现。它们在被文人引入文坛之前﹐都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的形式﹐长期在民间流传。赋作为一种文体最早是在战国後期的楚国开始兴起来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不衙苤慾p保□室擞诳谒欣识痢Ｋ□氖闱槌煞稚□□胖仄绦鸷兔栊矗□咏□谏10模恍形氖庇滞□□仙12涑觯□哂邪胧□胛牡男灾剩辉谄□陆□股显蚨嗖捎梦蚀鸬男问健４游夜□难□房矗□□璧牟□□扔谏10模□□谧畛醯慕锥斡胍衾钟凶琶芮胁豢煞值墓叵担□蹲蟠□返认惹匚南字杏凶挪簧佟案枋□钡募窃兀□□□本陀凶拧案呈□保□从每谕防仕惺□募窃亍８匙魑□恢中滦宋奶澹□□煌□淞妒□□分械淖髌罚□遣缓侠指璩□模□笔比嗣歉□菡庖惶氐悖□阉□浦□□案场保□Ω檬鞘□肿匀坏氖虑椤﹕扞□□υ诮馐汀妒□□肥保□职阉□谋硐质址ｕ榻嵛□案场１取12恕保□□魑□硐质址ｕ母常□□瞧陶欧蟪碌囊馑肌Ｗ魑□奶宓母吃谑址ㄉ弦踩酚舋陶诺奶厣□□谑怯腥税讯□□焱□鹄矗□衔□程遄髌肥怯伞妒□□犯车谋硐质址ｕ獃17蛊鹄吹模□涫挡２蝗非小? 　　根据现存材料﹐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荀子》书中的《成相》篇﹐就是作者采用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类讴谣体而写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荀子》书中的《赋篇》也并非是荀子的凭空创造﹐其体裁也是流行於民间的通俗文学形式﹐由他吸收来进行尝试写作的。从《赋篇》的内容看﹐除《佹诗》外﹐写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表现手法完全是采用“隐语”﹐即後世民间流行的猜谜语的方式﹐这也正是它的民俗性的证明。 　　在战国大力写赋的还有宋玉。宋玉也是楚国人﹐传为屈原的弟子。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这里﹐司马迁是把辞、赋区别来说的﹐辞即楚辞﹐属於诗的范围﹐而赋虽出於楚辞﹐但它韵散间出﹐更接近於散文。《汉书‧艺文志》把辞和赋通称为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宋玉的《九辩》是楚辞体﹐而其余传为是他的作品者都是赋﹐它们都采蚗情撙v蚀鸬姆绞剑□淇□凡糠钟蒙10男疵髯韝车脑涤桑□□魈□糠衷蛴闷陶诺氖址ｇ疵枘::□呈挛□那榭觯□□俪□堑哪茄□ㄖ氐氖闱槌煞郑□庹□歉程宓奶卣鳌? 　　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有的虽以赋名篇﹐但大多是楚辞的余绪﹐显示由辞转为赋的过渡痕迹。而初步奠定汉赋体制的是枚乘的《七发》。《七发》说的是楚太子有病﹐吴客去问病。吴客首先指出奢侈享乐是太子病的根源﹐并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接下去他分别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观涛的乐趣来启发太子﹐由近及远﹐由静而动﹐逐步吸引太子的注意力﹐以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观涛一段﹐作者从多种角度来描摹涛的形状及其变化﹐绘声象形﹐丰满生动﹐确把这“天下怪异诡观”的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使人产生涤荡胸襟﹐发蒙解惑的效果。正是在吴客这样的诱导下﹐太子的病虽然没有完全好﹐但已“有起色”﹐喜悦的表情开始在眉宇之间出现﹐而渐及整个面部。在此基础上﹐吴客进一步要介绍那些着名的“方术之士”来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於是太子据案而起﹐仿佛听到了他们的“要言妙道”﹐出了一身大汗﹐病就完全好了。很显然﹐作者认为象楚太子这样的贵族子弟所患的病要治好﹐除了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外﹐更主要的是要用作者认定的圣人辩士的“要言妙道”来改变他们的志趣。这表明了作者对封建贵族奢侈腐化生活的不满﹐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七发》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中间虽然杂有少数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在状物叙事上则带有舖陈夸张的特点。这都为後来司马相如等汉赋作家所继承、发展而形成固定的所谓“七体”的格局﹐因此《七发》在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我们从文学本身叙述了作为新兴的文体赋的形成、뜱7购退□奶氐悖□□焊匙罘笔５氖逼塚□约白金艽□砗焊程厣□暮扞□蟾郴姑挥谐鱿帧Ｋ□堑某鱿只挂□欢ｕ纳缁崽跫□磁□稀? 　　广大劳动人民以血汗和生命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外贸易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兴旺﹐也为君王贵族乃至地主豪商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他们夸富斗奇﹐大兴土木﹐起造宫室苑囿﹐游乐狩猎於其中﹐而汉赋的典型作品﹐即所谓的游猎、京都大赋就正是以统治阶级这样的畸形的物质生活为其直接的描写对象的。汉初萧何为汉高祖刘邦建造长乐宫、未央宫﹐刘邦感到豪华过分﹐萧何却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而汉代赋家写赋﹐正是用舖张扬厉的文字来颂扬贵族君主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享乐﹐又以其富庶繁盛来衬托汉家天子的威严﹐这正好适应了统治阶级说要尽情的享受﹐又要找出堂皇理由的虚伪心理。即使是赋的末尾那一点“归之於节俭”的讽谏内容﹐也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他们极尽奢侈为能事之後﹐求得心理上的平静。而“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汉书‧扬雄传》的实例﹐正好说明这种讽谏的实际效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麽汉武帝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早已闻名的着名赋家枚乘迎来长安。遗憾的是﹐尽管他用了最平稳的车子（所谓“安车蒲轮”）﹐但年老的枚乘仍经不起路途的颠簸而死於途中。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麽当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会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而当狗监杨得意说这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汉武帝真是又惊又喜﹐很快召见了司马相如﹐并且成为了他不离左右的侍从之臣。汉武帝如此﹐他以後的宣帝、成帝也是如此﹐他们都以利禄为引诱﹐把许多着名的赋家招致到他们的周围﹐这正是造成汉赋在汉武帝以熔豁w问奔淅锾乇鸱比俚闹匾□□颉?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 　　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云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於後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班固对汉赋的完全肯定和赞扬﹐是由於他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但他为我们简要地描述了汉赋繁盛时期的情况﹐同时也使我们认清了汉赋的社会作用和本质﹐它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 　　中国文学发展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种文学样式在民间兴起﹐渐渐被文人所重视、所运用﹐由一种被鄙视的俗体而成为文坛的正统形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在体制上更加完备﹐在表现方法上更加精细﹐但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发展。汉赋也不例外。赋发展到汉代﹐它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汉武帝等皇帝的大力提倡下而盛极一时﹐特别是由於众多的作者的共同努力﹐使它的艺术的表现日趋完善﹐司马相如正是这众多作者中的最突出的人物。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是一个一生致力写赋的文学家。《子虚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品。这篇赋最早见於《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它是借楚使子虚和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联结成篇的。作品先由子虚和乌有先生互相夸耀楚齐游猎的盛况﹐最後由亡是公以天子上林苑的壮丽ꄱ5瘟怨婺５氖４笠匝沟蛊氤□□硎玖撕禾熳泳□偬煜碌纳□□Ａ□档奖黄较２痪玫奈獬□□□钔醯呐崖遥□髡哒庋□拿栊矗□谡□紊系挠靡馐鞘□置飨缘模□庖彩撬□艿胶何涞鄣募□偷闹匾□□颉Ｕ馄□辰□购晡埃□驶惴岣唬□嘤面橛铩１啪洌□悴沅秩荆□□瞥渑妫□庇猩□□蜗□拿栊矗□缑栊匆衾值囊欢危? 　　於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但总的说来﹐这种描写夸张失实﹐而减弱了艺术感染人的力量﹐特别是由於它的写法十分呆板而缺少变化﹐如描写一个地方﹐总是其山怎样﹐其石怎样﹐其东、其南、其北、其西有什麽﹐其上、其下有什麽﹐又加上作者精通文字学﹐喜欢用奇词僻字﹐因此单看某一个片段﹐似乎词采绚丽﹐但从整体来看﹐却象一件百衲衣﹐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失去了和谐的自然之美。汉赋在司马相如手中建立了固定的形体﹐《子虚上林赋》成为後世赋家写作的典范。自此以後﹐刻意模仿﹐形成风气﹐以至象西汉末年的扬雄、东汉初年的班固等人﹐他们在思想、才力诸方面都堪称大家﹐但他们的赋﹐都没有越过《子虚上林赋》的藩篱﹐全然失去了自己的创造力。正是由於这一点﹐扬雄晚年觉悟到早年热心写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的小技﹐而终止了赋的写作。扬雄晚年这一看法与班固对赋的完全肯定一样﹐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汉赋的性质。联系到汉武帝时另一赋家枚皋“自悔类倡”的感叹﹐更可以使我们明白在封建社会﹐文学进入宫廷﹐作家成为御用时的地位的可悲﹐以及封建统治者热心文艺的真实用意。 　　社会是要前进的﹐它也就要求文学适应它的需要而有所变化。东汉末年社会种种矛盾的激化和斗争﹐ヹ靳靬瞈w鹨澹□现氐卮蚧髁巳寮乙蛔鸬恼□蔚匚唬□捕□×撕何涞□岳葱锤骋愿杷獭吧系隆钡木傻奈难□□常□指□□臀逖允□宰伦车纳□□Τ鱿钟谖奶常□骋灿纱俗４肓诵碌难□海□鱿至苏藕狻17砸肌八蚝獾热艘员泶锔鋈硕允贝□５缁岊浠□惺□□谌莸氖闱樾「常□允玖烁车淖□□头17梗□笫廊杂胁簧偃舜邮掠诟车男醋鳎□□蘼□绾嗡□辉倩岢晌□贝□闹饕□难□问剑□庖灿Ω盟凳俏夜□难□贩17沟囊桓龉媛伞? 清朝的绿营罗尔纲 　　绿营和八旗是清朝封建专制国家赖以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支柱和对全国进行军事镇压的工具。绿营兵额常在六十万左右﹐八旗兵额实数约二十万人。绿营兵额既三倍於八旗﹐而八旗兵到三藩之役之时﹐又已腐败不可用﹐因之三藩的平定﹐专倚绿营﹐绿营较八旗尤为重要﹐也就显而易见了。绿营以绿旗为标志﹐所以叫做绿营。 　　绿营是清朝入关後就建立的。清朝统治者每逢占领一个地方﹐就首先接收当地的军队﹐改建为一种由汉兵组成的绿营的军队制度。 　　绿营制度﹐肇自明代镇戍之制﹐是中国近世五百年来最主要的兵制。但清代绿营建制的目的和作用﹐与明代镇戍不同﹐明代镇戍设在九边﹐目的在於防边﹐清代绿营﹐则除东三省（所谓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由於对以汉人组成的绿营存有戒心而不用外﹐分布於全国各地﹐其目的在於厉行其民族统治政策﹐来镇压汉族和各族人民。绿营建制﹐划分军区以为镇戍。其建立军区的作用﹐是为便利作战。在战时﹐每一个军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有征调全区兵员的权力。军区与行政区域不同﹐建制的唯一原则是以地形为归﹐凡有辅车相依的地形则划为一个军区﹐故两江（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闽浙（福建、浙江两省）﹐湖广（湖北、湖南两省）﹐陕甘（陕西、甘肃）﹐两广（广东、广西两省）﹐云贵（云南、贵州两吽C□□骰□□桓鼍□板Ｆ渲绷□５蕉□10幽先□。□宄醣疚□痪□辟□枞□Ｓ芏酵持□凰拇ｕ跻灿□隆８屎衔□磺辟□源ㄉ伦芏酵持□晃╡轿鞯匦巫猿梢坏□唬□室砸皇∥□痪□板Ｆ□笾性□蕉ａ□绷□５蕉□10幽隙嘉□估铮□拇ㄒ惨蛭鞅北□律远ａ□几韝奈□砸皇∥□□板Ｂ逃□诒□□陆□19晒拧10鞑囟冀□９褪□贫龋□陆□诮ㄊ『螅□纸□褪□贫雀亩□□14□频挠□啤? 　　绿营在每一军区里面﹐以“镇”为单位﹐作为建立每一个军区的基础（惟京师巡捕营专司弹压地面﹐不任镇戍﹐故称营不称镇﹐其营制也不建标、协为例外）。每镇设总兵官一员﹐为一镇的主将。总兵官以下的等级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在总兵官上面设有提督、用以节制军区内各镇总兵官。又有巡抚﹐其兼提督的有节制军区内各镇的职权﹐其不兼提督的也有监视提督、总兵的职权。在巡抚、提督之上﹐又建立总督﹐用以节制每一军区内的巡抚、提督、总兵官﹐为一军区最高的军事长官（其不设总督的军区﹐则以兼提督的巡抚为最高的军事长官）。 　　绿营营制﹐分标、协、营三大系统。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亲自统领的叫做“标”。副将所属的叫做“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的叫做“营”。标的任务﹐是居中镇守﹐并备调遣之用。协的任务﹐是协守本镇的要害。营的任务﹐是分守本镇各地扼要的城邑关隘。凡本镇中较偏僻的县邑﹐或繁盛的市集﹐则建“汛”来分防。汛兵是从协、营分出的﹐由千总、把总带领。 　　绿营兵种﹐分为马兵、步兵、守兵三种。关於兵种平时的编制﹐是用一种混合的制度﹐而不是照兵种分编。又绿营制度﹐步兵拔自守兵﹐马兵拔自步兵﹐这就成为士兵升拔的三个阶级。故江海水师作战不用骑兵﹐而其兵种仍分马、步、守。这是绿营制度里面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绿营是一种土着的世业的兵制。绿营兵皆土着。土着这两个字﹐在绿营制度上有两种含义﹕第一﹐作本地的人解﹐绿营规定以本地人为兵﹐不得以外来的人补充。第二﹐作固定不移解﹐绿营兵入伍後﹐便要终生在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军营服役﹐不得转移。以土着为兵﹐他们的家庭就在军营附近﹐他们的祖先也生长在这里﹐他们从小养成了一种爱家爱乡的观念﹐所以到入军营後﹐不敢为非作歹﹐而易於控制。绿营兵平时在营差操﹐有战事征调出征﹐事定遣撤归伍﹐他们终生与本地牢固地维系﹐使他们不得以军营为传舍﹐不得随将领为转移﹐这样﹐国家既得养兵之效﹐并使将帅无从专擅﹐而国家始得集中兵权。 　　绿营拔补制度﹐凡守兵拔於余丁﹐无余丁始募於民。余丁﹐是将营中清出火粮收养的营兵子弟﹐每名月给饷银五钱﹐以备出缺挑补。凡余丁至十六岁以上﹐就有资格去考补守兵。兵家生齿日繁﹐子弟众多﹐自然考补艰难﹔而在国家方面说﹐则不患无挑选的人材。我们试举一个余丁考补的故事。後来做到湘军大将以抗拒太平天国的鲍超﹐便是从余丁考补守兵入伍的。他的嗣父鲍昌元为四川夔州协马兵﹐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鲍超年十七岁﹐武艺超群﹐他以余丁考补守兵缺﹐当时额缺只有一个﹐而同应考的余丁共六十人﹐经将官营弁几次拣校﹐鲍超都是第一﹐始得入伍。这一个故事﹐说明了余丁补缺的困难﹐而国家拔补守兵则有尽多人材可资挑选。所以定制上虽有无余丁乃募於民的条例﹐其实只是一条预备的条文﹐通常都是以余丁拔补守兵﹐而少有另募於民的。我们从绿营制度看来﹐父兄在伍﹐子弟为余丁﹐守兵缺出﹐即从余丁拔补﹐这样一代代下去﹐士兵都出於兵家﹐实在成为一个世及的职业。所以﹐绿营兵制﹐跟征兵制不同﹐跟募兵制也不同﹐我们可以称它为“土着的世业的兵制”﹐在中国情怃摮蜃A呛芏捞氐摹? 　　绿营兵曰马兵、曰步兵、曰守兵﹐各定以额﹐都注於册﹐叫做“兵籍”。清朝中央政府掌管兵籍的机关为兵部。定制各省督抚每年造具兵册﹐按实在正额马、步、守兵为一册﹐屯防移驻各兵为一册﹐分晰造报﹐不得牵混﹐於年终题报。兵丁遇有事故﹐即开除注册﹐按名募补。既募﹐将所募新兵年貌、籍贯按季造册﹐出具并无顶冒印结送兵部。兵籍掌於兵部﹐是中央收集兵权的第一要着。因为兵部既得掌兵籍﹐中央握尺籍即可周知全国兵数﹐举凡平时的训练﹐战时的征调﹐以及不时的稽核兵马所防微杜渐者﹐都由於此。清代在咸丰前﹐绿营未崩溃﹐其时全国兵马﹐兵部了如指掌﹐故每遇征调﹐谕旨一下﹐各省立刻征调云集。到咸丰以後﹐湘军兴起﹐各省自募勇营﹐兵部失其掌握﹐遂启督、抚专兵之端。 　　绿营制度﹐“将皆选调﹐兵皆土着”。将皆选调﹐故不能久任一地﹔兵皆土着﹐故兵不得随将转。嘉、道时绿营大将罗思举自撰年谱﹐对此有很明确的记述。罗思举於道光元年（１８２１）正月﹐从四川重庆镇总兵升贵州提督﹐其後历任四川、云南、湖北三省提督。他自述每一次迁调﹐都是把原任营伍交代清楚﹐然後轻身前赴新任。到了新任﹐又接管新任省份的营伍。他在贵州、四川、云南、湖北提督任内所统率的军队﹐都是该省的营伍﹐省份调了﹐管辖的营伍也就跟着不同了。这种情况﹐和那实行将由帅选、兵由将招制度的湘军﹐其军队或东、或西、或存、或散﹐惟视将帅的行动为转移的情况恰恰相反。绿营的兵权之所以掌於中央﹐而湘军之所以成为私兵﹐其根本的分歧点便由於此。 　　至於绿营的任务﹐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镇压人民﹐如名城要害的镇守﹐如防守一城一邑的分营﹐如星罗棋布的分汛。第二类是属於防守边疆﹐如西北的屯戍﹐东南的防海。第三类是属於当朱d□梗□□□□复□匿畋旮饔□□绾庸□姥吹暮颖□吞凉□奶帘辟□缂┤降难尾队□□缱鼋夥富□玫牟钗癖辟□缇┤ρ膊队□□缡厍宓哿昵抻□Ｓ捎谌挝竦墓惴海□逃□导拾□□司□印14□□２钜邸10臃虻鹊扰釉拥男阅堋? 　　乾隆末年以後﹐绿营也逐渐腐化了。腐化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是差操不分﹐绿营差务繁重﹐不仅因担负差务而致影响操练﹐而且﹐使军队染上衙门油滑的风气﹐腐蚀了军队。第二﹐是饷薄﹐绿营马兵月饷银二两﹐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守兵月饷银一两﹐米每月五斗。绿营是世兵制﹐以当兵吃粮为世业。全家都倚靠月饷为生。康熙时﹐米每石不过四、五钱﹐这份薄饷﹐还可以维持全家最低的生活。其後米价渐长﹐雍正初﹐绿营士兵便不得不做小贩、做手艺来营生了﹐其对操练的影响﹐更何待说。这样﹐年复一年﹐绿营士兵的衙门习气越积越深﹐生活负担越压越重﹐操练也越抛越荒﹐所以战斗力也就越来越小了。以至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已经要倚靠一部分乡勇的力量。但绿营经制并未改变﹔清朝靠绿营的支持﹐其统治也还算巩固。及到太平天国革命﹐绿营经制已经扫地以尽﹐曾国藩只能用勇营制度组织湘军﹐对太平天国进行抗拒。太平天国失败後﹐清朝企图重建绿营旧制而不可得。於是﹐勇营就代替绿营的地位﹐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朝中央政府逐日在动摇之中﹐在绿营制度消失後不久﹐清朝也跟着覆亡了。 诗的毁灭──谈《红楼梦》中的第一个“薄命女”蒋和森 　　《红楼梦》是一部对处於封建压迫下的少女怀着无限同情的书。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曾经像曹雪芹这样深刻地懂得女性的美丽、诗情、才能以及她们的希望和痛苦。为此﹐他满含着“辛酸”﹐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一大群“薄命女”的形象。在这些女子中﹐有的是小姐﹔她们虽然过的是锦衣玉食、红粉朱楼的生活﹐可是这“千金”之贵﹐并不能改变她们的悲剧命运。因为她们虽然生活在“花柳繁华”的大观园﹐却离不开“风刀霜剑”的封建社会﹐阴冷的时代大气﹐依然透过重帘绣幕包围在她们的四周。令人窒闷的封建压迫﹐也通过各种联系加到她们的身上﹐特别是加到那些不肯“随分从时”１者的身上。 　　当然﹐在“薄命”的女子中﹐遭遇最惨的还是那些“身为下贱”的丫鬟婢女。她们除了深受时代的压迫以外﹐还承受着沉重的阶级压迫。 　　表面看来﹐她们似乎在生活中也不乏欢笑。在荣国府的华堂绮筵旁边﹐她们曾和主人一同度过了许多佳节良宵。在那些繁华场中﹐也夹杂着她们的笑语。甚至有时主人还和她们调笑取乐﹐充满了一片乐融融的气氛。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欢乐。因为当主人笑的时候﹐她们不想笑也得笑﹔而当她们想哭的时候﹐却只能在背地里吞声饮泣。 　　例如芒种节那天﹐大观园里一片欢乐﹐都在忙着做“饯花会”﹔贾宝玉独自走过山坡﹐忽听得呜咽之声﹐心里立刻在想﹕“这不知是那屋里的丫头﹐受了委曲﹐跑到这个地方来哭﹖”虽然贾宝玉弄错了﹐那是林黛玉在葬花﹔但从这里却可以看出﹕丫鬟们的受屈含悲﹐这在荣国府里已成家常﹐所以贾宝玉一闻“呜咽之声”才会立即产生那样的联想。 　　其实﹐把心里的委屈抱到无人处去哭诉﹐这并不算甚麽﹐最惨的还是在无人处毁掉自己的生命。金钏儿的跳井﹐鸳鸯的悬梁﹐更有晴雯的死亡……这些丫鬟都用鲜血写下她们“薄命”史上的最後一页。 　　与这些丫鬟的“薄命”比较起来﹐人们也许容易忽略了香菱。其实﹐曹雪芹倒是比其他丫鬟更为完整地写出了她“薄命”的一生。 　　香菱是《红楼梦》第一回就写到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第一次在书中和读者见面时﹐还是一个扈豱鳗c□谑种械娜□暧锥□Ｕ馐保□□拿□纸小坝17□薄８盖渍缡恳□蛭□旯□氚俨派□□□□越抗叻浅﹗２幌朐谝桓鲈□□诘耐砩希□胰嘶羝舯□□□椿ｕ疲□阉□□□恕Ｋ□涞侥且缓诎瞪缁岬牟□铩□□兆拥氖种小４哟耍□飧霰蛔髡呙□□□罢嬗α□保ㄕ缬17□╕挠着□□憧□剂怂□簧□摹氨：□笔贰? 　　曹雪芹为甚麽一开卷就写了这个“薄命女”﹖这并不是随意安排﹐而是反映了他对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极为重视﹐同时也为他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红楼梦》揭开了序幕。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接着﹐曹雪芹又在书中写了英莲的一段“梦幻情缘”。自从她被拐走後﹐过了七、八年“打怕了的”生活﹐被拐子卖给了一个对她一见钟情并且“不以丫鬟相看”的冯渊。英莲正庆幸自己“从此得所”﹐谁知拐子把她一人两卖﹐引起另一个买主薛蟠的大怒﹔於是这个号称“金陵一霸”的薛公子﹐一声喝令﹐便将姓冯的打死﹐然後夺了英莲逍逍遥遥地上京去了。 　　这就是《红楼梦》第四回中所写的──“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英莲到了薛家後﹐薛宝钗替她另取了个名字﹐即我们通常称呼的“香菱”。随着这个名字﹐她开始了“薄命”史的第二个阶段。 　　当她换了第二个名字在书中出现时﹐是在荣国府的梨香院中。其时﹐她还是一个“留了头发的小女孩儿”。周瑞家的拉着手问她几岁投身到这里﹖父母今在何处﹖本处那里人﹖……香菱却一概淡漠地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看来﹐从小的悲惨遭遇﹐已经把她的感觉磨钝了﹐以至提起这些往事并不见她有甚麽悲伤的表现﹐倒是惹得周瑞家的和金钏儿“反为叹息感伤了一回”。 　　香菱的“薄命”史中的第二个阶段﹐要算是命“薄”得比较好一点的阶段。这时﹐挨打似乎是少一些了﹔更重要的是﹐由於她当了薛宝钗的丫头﹐一同搬进了大观园﹐和林黛玉等有了接近的机会。於是﹐沉睡在这个少女心里的文学才能﹐像被一阵春风吹醒。 　　林黛玉把她带进了一个诗的国土。在那里﹐她先後看到了许多中国最杰出的诗人──王维、李白、杜甫、陶渊明……。勤学和苦思﹐没有辜负这个少女对诗的渴求。她终於探索到了诗的秘奥﹐并且用自己的话颇有心得地说了出来﹕ 　　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 　　不仅如此﹐她还把书上的诗映照着生活中的诗。当她读了王维的名句“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立即想起那年上京途中村岸晚泊的情景…… 　　诗﹐把这个“薄命女”的生活照亮了﹐同时也使她和艺术结下了如痴如醉的“情缘”。为了找到诗﹐为了寻求美﹐她常常“两眼睁睁﹐直到五更”﹔即使在梦中也不忘推敲字句﹔醒来更是“怔怔”的﹐“越发弄成个呆子”。 　　对艺术的苦恋﹐终於结出了果实。她写的诗﹐由“措词不雅”﹐很快转为“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 　　这样的一个香菱﹐可惜她生长在封建时代而又沦於奴婢的命运。她那本可以放射出更多光彩的诗心﹐也像她的“老师”林黛玉一样﹐只能弹射出几点火花﹐又倏忽消失在封建社会的长夜里。 　　“学诗”﹐只不过是香菱“薄命”史上的一段偶然插曲。然而﹐通过这一段插曲﹐曹雪芹却含义深长地指出﹕封建社会不但毁灭了妇女的青春和爱情﹐而且还毁灭了她们美的创造才能。 　　香菱和诗所结下的“情缘”﹐终於又被拆散了。随着薛家的喜事临门﹐她重新沦入悲惨的命运。 　　薛公子娶来了“桂花夏家”的小姐。这是出现在《红楼梦》少女群中的一个独特人物。这一人物除了有其本身的社会意义以外﹐还说明曹雪ヘJ淙辉廾栏九□□□２皇俏拊□虻匾桓旁廾溃□□残闯鲈谏□钪谢褂邢裣慕鸸鹉茄□幻赖呐□樱淮巳瞬坏□澳譾鞣缋字□浴保□□一褂心且簧缁崴□斐傻墓朱迤２辟□床恍砣丝谥写冲鏊□拿□帧敖鸸稹倍□郑环裨蚓褪欠富洌□岸ㄒ□啻蛑胤２虐铡薄? 　　香菱碰到这样的一个横蛮小姐﹐真比落在拐子手中还要不幸。果然﹐夏金桂一进门﹐便认为她是薛蟠的“才貌双全的爱妾”而顿起杀心。杀心首先从必欲除掉香菱的名字开始﹔原来在夏小姐看来﹐这个名字“不通之极”﹐理由是﹕“菱角花开﹐谁见香来﹖”可是﹐颇有点诗人气质而又天真未脱的香菱﹐不懂得对这种好像说得有“理”的批评﹐本可以一笑置之﹔她却从艺术的角度大论起“香”的各种韵味﹕ 　　不独菱花香﹐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它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花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 　　这一番话﹐虽然显示了香菱有一颗清芬四溢的诗心﹐可是却无有一点逢迎讨好、随风转变的“聪明”﹔再加她往下“说到热闹头上”﹐竟脱口说出兰花、“桂”花等字眼儿来了﹗ 　　这是犯讳﹐立刻被夏金桂陪嫁过来的丫鬟宝蟾指着脸数落了一顿。是的﹐爪牙有时比主子还厉害﹐看来夏小姐倒好像没有说甚麽。不过她还是认为“香字倒底不妥”﹐执意非换不可﹐并问“服不服”﹖香菱当然“服”﹐看她说得多可怜﹕ 　　奶奶说那里话﹖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何得换一个名字反问我服不服﹖叫我如何当得起﹖奶奶说那一个字好﹐就用那一个。 　　在那一社会里就是存在着这样的逻辑﹕智慧必须向愚蠢低头﹐美善只有向丑恶求赦。就这样﹐香菱又有了第三个名字──秋菱。同时也以这个名字为标记﹐开始了她“情G□笔飞系牡谌□鼋锥巍? 　　以“秋菱”为名字的生活﹐是充满打骂和屈辱的生活。 　　夏金桂接连使出又恶毒又卑鄙的诡计来折磨她﹕先是把薛蟠和宝蟾拉上肮脏关系﹐故意支使她去闯见﹔接着又装病诬陷香菱用符咒害她﹔於是薛蟠便借故对香菱“劈头劈脸﹐浑身打起来”。 　　全家都被闹得惊动了﹐虽然悍夫泼妇的恶行人人可见﹐但罪过仍在香菱。薛姨妈立刻吩咐﹕“快去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 　　眼看香菱又要遭到第二次出卖了﹐幸亏薛宝钗出来阻拦﹕“咱们家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妈妈可是气糊涂了。”这一说﹐香菱总算没有被再卖出去﹐但是却被逐出了诗的国土。从此﹐她带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过着抑郁而悲伤的日子﹐渐渐“酿成乾血之症”。…… 　　香菱的“薄命”史﹐以後将要怎样发展呢﹖显然﹐这已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 　　可是﹐後四十回补书﹐却把夏金桂写成害人自焚﹐而薛蟠也“立誓”痛改前非﹐并且把香菱扶了正﹐做了“大奶奶”。这样的安排﹐也许会使好心的读者为这个“薄命女”舒一口气﹐但这是廉价的安慰。它不仅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同时也使这一人物形象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大为减色﹐从而削弱了它所应有的动人力量。应当说﹐这是补书的败笔。当然﹐补书也有写得好的地方﹐自是不应一概粗暴否定。 　　按照曹雪芹的原意﹐香菱的结局应该是﹕“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芳魂返故乡。”这就是说﹐夏金桂的生﹐意味着香菱的死﹗是的﹐在邪恶与暴虐横行的世界里﹐自然不容许诗的存在﹐不容许美的生长。同时﹐这也正是《红楼梦》反复向我们所展示的一个真理﹕在那一社会里﹐高尚的、美好的事物总是被损伤﹐总是被扼杀。诗意的心灵是多麽感到窒息啊﹗ 　　可惜﹐痍R╠勖挥欣吹眉鞍严檩馔耆□栊闯隼矗环裨颖□颐且惶崞鹫庖蝗宋镄蜗螅□残□崃15滩□□袂琏╟茄□苛叶□说囊帐醺腥景桑? 　　不过﹐通过这个“薄命女”三个名字的变化﹐还是可以看出她曲折多难的一生。也许这一生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然而曹雪芹却只用了寥寥可数的几段文字﹐便把这一人物形象写得如此饱满而又富有意蕴。如果曹雪芹不是具有“铸鼎象物”的艺术手腕﹐怎能达到这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如果曹雪芹不是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感受又岂能有此成就﹖ 　　通过这个一开始就在书中出现的“薄命女”﹐《红楼梦》提出了时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妇女问题﹔从而多方面地发挥了全书的基本主题──反封建主义。在这部作品的深处﹐我们仿佛听到作家热情地在呼喊﹔他要求妇女的解放﹐要求“人的解放”（马克思语）。 　　１“随分从时”﹐是书中对薛宝钗的评语。 说孟浩然《过故人庄》倪其心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过故人庄》是盛唐田园诗的名篇﹐诗人孟浩然也是盛唐着名的隐士。一般地说﹐封建士人出仕到官场﹐退隐归田园﹐是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的一种重大抉择。隐士歌咏田园﹐往往与政治失志相联系﹐意味着对现实政治不满或不合﹐蕴含着不遇或不平的情怀。即使是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也在所不免。孟浩然这首田园诗却一味赞美友情﹐欣赏田园﹐显得兴高采烈﹐志满意惬﹐似乎不涉时世﹐未见骚屑。乍一读来﹐好象只是扣紧题目﹐首联写应邀赴约﹐次联写农庄风光﹐三联写田园情趣﹐末联写再约後期﹐完整地写了这次访问老朋友农庄的经过﹔仿佛诚恳地说了一通辞别道谢的家常话﹐朴实无华﹐毫不惊人﹐诱K低炅耍□□步□□耍□媸恰暗□娇床患□□薄Ｈ欢□□寺□□□约泳捉溃□憧商寤岬秸庖环□泛醭□诜胃□募页﹔埃□词蔷□□钏际□堑墓顾己吞崃叮□渲幸苍毯□攀□瞬挥龅母锌□□皇潜硐值锰┤蛔匀簦□唤橛诨常□苡惺６酪□康姆缍取? 　　先说诗。 　　诗的首联是说老朋友杀鸡煮饭﹐邀请诗人到他的农庄作客﹐流露着朋友的盛情和诗人的欣悦。但这两句化用了一个典故。《论语‧微子》载﹐孔子的门徒子路曾向一位荷蓧丈人探问孔子的行踪﹐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指孔子）﹗”说罢径自锄草﹐不睬子路了。子路呆立一旁﹐不知所措。当晚﹐丈人留宿子路﹐并且“杀鸡为黍而食之”。次日﹐子路见了孔子﹐把这件事告诉他。孔子说﹕“隐者也。”叫子路返回去解释一下。子路再到丈人家﹐丈人不在。他就对丈人的儿子说﹐“不仕无义”﹐孔子谋仕是“行其义也”﹐因此﹐虽然“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孔子仍要谋仕。这是古代士人十分熟悉的典故﹐诗人的用意也显而易见﹕一是表示他的老朋友象荷蓧丈人一样是个躬耕田园的隐者﹔二是暗示自己也象孔子那样是为了行义而谋仕﹐并且认识到当时也是“道之不行”的形势。了解诗人的用意﹐便可理解这两句诗不止写应邀赴约﹐更表现出主客的身分不同﹐存在着微妙的志趣不同﹐还包含着一个问题﹕既然认识到“道之不行”﹐那麽﹐诗人是象孔子那样坚持谋仕行义呢﹐还是跟主人一起象荷蓧丈人那样躬耕归隐﹖实际上﹐全诗就是通过抒写这次访问的体会﹐回答这一问题。 　　次联是说农庄座落在一围绿树里﹐背景是一溜青山斜去﹐绵延至城郭之外﹐显示出农庄地处郊野﹐僻静幽雅﹐绿树成荫﹐举目青山﹐一派大自然欣欣气象﹐恰是躬耕隐居的大好处所。这是写临近农庄所见田园风光﹐表现出主人隐居的环境﹐同时流露着诗人情眶貕V□男郎秃桶□健Ｈ□□撬翟谂╦□铮□吓笥押褪□硕宰挪嗽俺〉兀□┬□短概┤拢□笠缱疟鲋髑櫫兑□系睦秩□Ｕ饬骄漵昧肆礁龀纱剩□不□昧肆礁銮叭说氖□狻Ｉ暇涫怯萌罴□队交呈□贰翱□□偎囊埃□歉咄□□肌钡挠镆狻Ｈ钍□怯教疽桓霰缓只秤瘛□财独值赖娜迳□□捎淞翱□□闭□酉质嫡□危□跷虻嚼□沸送龅难峡岷腿松□倜□男槲蓿□蚨板暗歉摺币Ｍ□□勰礁叩敢□荨Ｕ饫锼怠翱□□娉Σ浴保□怯萌钍□酉质嫡□沃杏兴□跷虻暮□猓□硎臼□舜邮送纠捶锰镌埃□钌盍旎崽镌吧□罾秩□□芟勰焦□□□拥缆贰Ｏ戮涫怯锰赵□鳌豆樘镌熬印贰跋嗉□拊友裕□□郎Ｂ槌□钡挠镆狻Ｌ帐□歉栌教镌傲诶锛洌□粘Ｖ还匦呐┤拢□簧媸浪自幽睢Ｕ饫锼怠鞍丫苹吧Ｂ椤保□褪潜硎驹奚椭魅艘□庸□□□奈拊幽睿□椴偾甯摺Ｒ虼耍□饬骄涫□膊恢剐幢鲋骰段睿□□硐肿攀□饲阈挠谝□萏镌暗纳□钋槿□□奚屠吓笥讯暇冲鞠氲那甯□椴□□允咀胖□图渲救□□娼咏□□□擞幸庥诟南乙渍蘖恕? 　　末联是说诗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佳节﹐再来农庄﹐届时可望象陶渊明那样兴致高雅地就着盛开的菊花痛饮一番﹐表示对这次访问十分满意﹐深为留恋﹐并以此辞别。这两句又用了陶渊明的一个故事。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曾在九月九日重阳节﹐“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然见到江州刺史王弘送酒来﹐他“即便酌酒﹐醉而归”。诗人用这个故事﹐有双重含意﹕既赞美主人具有陶渊明的节操风度﹐也表露自己很有追慕陶渊明的意向。这两句诗不仅以再约後期结束了这次访问﹐更是明白地回答了首联提出的问题﹐诗人有意要归耕田园。这样﹐通过这次访问﹐谋仕行义的诗人转向了躬耕归隐的道路﹐首联所表现的微妙的志趣不同﹐在末联便以殊途同归结束。 　　总起来说﹐这首诗的结构层次是扣住题目来安鲢梩牷楼满愤{蟹梦蚀潜鸬娜缁凹页５慕□剐问剑□□撬□闹魈馑枷肴词且栽廾烙亚楹吞镌埃□惴６□舜邮送拘廊蛔□蚬橐□那榛常□□币驳□坏卦毯□挪挥龅母锌□Ｕ□浅□谡庖恢魈馑枷氲男枰□□□嗽谡飧龇梦实慕□剐问街校□擅畹亟恢□阈戳恕肮嗜恕焙汀拔摇绷礁鋈宋铮□谡□嬖廾馈肮嗜恕钡耐□保□ΥΡ砺蹲攀□俗约旱乃枷□星椋□纬墒□俗晕业纳□□蜗蟆﹔痪浠八担□□□贾杖缬鞍樾嗡频赝□背鱿帧肮嗜恕焙汀拔摇绷礁鲂蜗螅□辉廾勒吆驮廾勒咭黄鸶∠衷谌嗣茄矍啊９嗜艘□叩那椴□□╦□镌暗那槿□□倘槐黄又识出湫偷乇硐至顺隼矗□□馐资□□□□舜Γ□词鞘□颂拱壮峡业男亟蠛颓榛场Ｒ虼耍□右帐跎峡矗□□涫锹墒□□聪蠊盘澹凰淙欢哉坦□龋□春茏匀换钇茫凰淙挥玫洳簧□□词巧钊肭吵觯凰淙幻栊淳爸拢□词腔肴患□猓徽庑├又实男捶ａ□呛褪□饲榛骋恢碌摹Ｇ迦嘶粕□担骸叭□□阋孕趴诘莱觯□始饧覆蛔诺隳□Ｇ持□炼□睿□□□炼□ａ□现□炼□模□鸷蛑链耍□１肓吨□ｎ慊□印﹗保ａ短剖□□□罚╜鸵帐跆氐愣□裕□庖黄缆□侵锌系摹５□Φ笨吹剑□□怂□圆扇□庋□降□势拥男捶ａ□□□匾□脑□蚴撬□杂谡庖恢魈馑枷氲娜鲜逗吞崃丁? 　　因此﹐必须再说到诗人。 　　孟浩然生活在武则天末到唐玄宗开元末﹐正是盛唐极盛的年代﹐国家富强﹐天下太平。那时﹐优裕闲适的风气弥漫朝野﹐隐居是清高的名士风流﹐也是仕进的一条捷径和通途﹐隐与仕并不尖锐对立﹐在野者可以隐而仕﹐在朝者也可隐於仕。隐士或有不遇的感慨﹐但不必是政治上的对抗。孟浩然一生五十一岁﹐大部分岁月隐居在家乡襄阳（今湖北襄阳）﹐仅在四十岁时曾应举到长安谋仕不遇﹐然後赴荆州在张九龄幕下当过短期僚属﹐随即到吴、越游历了几年。他没有正式做过官﹐终身布衣﹐可以说是个洁身自好的实在腋n□俊? 　　李白《赠孟浩然》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生动地表现出孟浩然的隐士形象﹐也反映出开元盛世隐士的特点。孟浩然不做官﹐不事君﹐不涉世﹐不求名﹐却以其才学品德﹐情操风度﹐博得举世景仰﹐名扬天下。本来﹐他隐居攻读三十年﹐确实胸怀大志﹐以求一举成功﹐所以他在四十岁出山谋仕﹐并取得颇高的文名。但朝廷执政不赏识﹐不获施展的机遇﹐使他激愤不平﹐幻想破灭﹐头脑变得清醒﹐性格变得刚强﹐志向也转变了。而当他坚决走向隐逸道路﹐却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很高的声誉。政治不遇的挫折﹐获取了精神补偿和满足﹐反而砥砺了他隐居的志节﹐增强了对田园的喜爱﹐还结识了许多同道和知音﹐加深了对友谊的珍惜。因而在游历吴、越後重返家园隐居﹐他是隐士兼名士﹐田园加知音﹐清白而傲岸﹐优闲以恬适﹐自可心安理得﹐志满意足了。那曾经使他激愤的不遇失意﹐也化作人生的插曲﹐溅飞的浪花﹐虽然不能泯灭﹐却已淡然了。《过故人庄》所抒发的就是这样的胸襟和情怀﹐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盛世隐士形象。 　　从思想上说﹐《过故人庄》主要歌颂隐士清高的情操和田园恬适的情趣﹐对当时政治不过稍含不满﹐其实并不深刻﹐对今天更无多教益。但它真实地表现出开元盛世隐士典型的思想性格﹐反映出盛唐时代风貌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它的主要成就在诗歌艺术方面。苏轼曾评论孟浩然的诗歌特点是“韵高而才短”（见《後山诗话》）。“韵高”指诗歌的思想情调﹐“才短”指诗人的艺术才华。这一评论是允当的﹐也适用於《过故人庄》。这首诗显然不以出众的艺术才华惊人﹐而以情深意浓、思真词实动人。它如话家常﹐但并非客套﹐而是一片真心。它深入浅出﹐故并不浅薄﹐而是淡而有味。它技巧老到﹐却并无造作﹐而是浑熟自然。诗人是懂得诗歌艺术的﹐也是认真创作的。但他更注重於追求高尚的思想情操和表现真实的生活感受﹐因而虽然有“才短”之嫌﹐但无害其“韵高”之优﹐使他的诗歌独创平淡清腴的风格﹐而为人们喜爱。 韩癒《师说》讲析周振甫 　　柳宗元有几篇文章谈到韩癒的“师说”。一﹐《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癒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癒以是得狂名。”这里的所谓师﹐不是指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是指给社会上学业有成的士人或学者做老师﹐或给做官的当老师。唐朝时候﹐反对这样的老师﹐认为有人敢於做这样的老师﹐是狂人。只有韩癒不管这种风气﹐不怕人家的耻笑﹐敢於做这样的老师。为了反对这种风气﹐批驳这种耻笑﹐他写了《师说》。二﹐《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里说﹕“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乐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这里讲的章句师﹐即指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言道、讲古、穷文辞﹐即指给社会上学业有成的士人做老师。柳宗元愿意言道、讲古、穷文辞﹐但不敢做那样的老师﹐怕触犯风气﹐受到笑侮﹐这里显出韩癒作《师说》的勇敢。三﹐《师友箴‧并序》﹕“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这里指出“为人师”要被众人耻笑。但士子不从师学道﹐在学道上怎麽能够成就﹖说明从师的重要。这也说明韩癒作《师说》的重要。还有别篇谈到“师说”的从略。 　　从柳宗元的话里﹐看到韩癒作“炒f怠凡皇且话愕穆鬯担□蔷哂蟹纯沽魉椎牟徽□返姆缙辟□□荡砦□墓鄣悖□慌氯嗣堑某苄Γ□□□12碌氖Φ蓝□□Γ□蔷哂泻艽□挠缕出摹? 　　《师说》一开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为什麽要提“古之学者”呢﹖是针对当时的学者以从师为可耻说的。这个开头和结尾呼应。结尾说﹕“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结尾说的“古道”﹐即开头“古之学者必有师”的“师道”。这个开头也同文章中的论点相应﹐文章中提到“吾师道也”﹐“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两个“师道”﹐即“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从师之道。文章中提到“圣人无常师”﹐及“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的“师道”。这个开头一直贯串全篇﹐不仅首尾呼应﹐并且脉络贯通。从行文的表达来讲﹐有提“必有师”的﹐有提“师道”的﹐有提“能行古道”的﹐又显得变化而不重复。 　　再说这里提出“传道受业解惑”﹐与上引柳宗元的提“言道讲古穷文”不完全一样。柳宗元的三分法是三者并列的﹐“言道”相当於後来说的“义理”﹐“讲古”相当於“考据”﹐“穷文”相当於“辞章”。韩癒讲的“传道受业解惑”﹐不是三者并列的﹐是“传道”与“受业”并列﹐在道与业方面有惑﹐请老师来解惑﹐解惑是贯串在传道受业之中的。韩癒说的“传道”﹐即柳宗元的“言道”﹐韩癒说的“受业”﹐即柳宗元的“讲古穷文”。柳不提“解惑”﹐因为解惑已包含在“言道讲古穷文”之中﹐可以不提。韩提出“解惑”﹐是针对当时人以从师为可耻来说的。要驳斥当时人以从师为可耻的错误认识﹐所以提出解惑来。 　　这里提出“传道受业解惑”﹐接下去讲“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有惑就该从师解惑﹐这是承接“解惑”说的﹔再讲“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这是承胶L按□馈彼档摹Ｔ傧氯□切】幔□笆Φ乐□淮□簿靡印保□选笆芤怠狈趴□惶帷Ｈ□暮竺孀芙嵝缘幕埃骸拔诺烙邢群螅□跻涤凶ｕ□保□粲□□罚□拔诺馈笔浅薪印按□馈彼档模□笆跻怠笔浅薪印笆芤怠彼档模□敖食蟆比捶趴□惶帷Ｎ□裁辞懊娴某薪硬惶帷笆芤怠保□竺娴淖芙岵惶帷敖食蟆蹦兀看蟾藕□□囊馑迹□笆芤怠庇辛椒矫妫阂环矫嬷竿□邮Φ慕叹涠粒□□运担骸鞍□渥樱□袷Χ□讨□保□氨送□又□Γ□谥□槎□捌渚涠琳咭玻□俏崴□酱□涞澜馄浠笳咭病薄Ｕ庋□摹笆芤怠保□笔比瞬２环炊裕□□钥梢圆惶幔□□缘笔比说拇砦笕鲜叮□唤病按□馈薄敖食蟆薄Ａ硪环矫嬷附邮茏□攀跻担□瘛翱鬃邮□白印４珊搿６ο濉16像酢保□聪蜊白游噬訇皇显跹□阅衩□□□蜍珊胙□衾郑□蚴ο逖□□□□蚶献游世瘛Ｒ蛭□笆跻涤凶ｕ□保□□钥鬃酉蛘庑╦塩已□埃□飧觥笆芤怠笔侵附邮茏ㄒ抵□端档摹Ｒ□蛘庑╦塩仪虢蹋□得□鬃釉谡庑╦ㄒ抵□渡嫌谢螅□□□□墙食螅□食笠押□谑芤抵□校□□灾挥谩笆跻涤凶ｕ□崩闯薪印笆芤怠保□梢圆惶帷敖食蟆绷恕Ｉ衔牡某薪硬惶帷笆芤怠保□捎上挛牡某薪印笆芤怠崩醋鞑钩洌幌挛牡淖芙岵惶帷敖食蟆保□蛏衔牡慕步食笠炎髁怂得鳌Ｉ舷挛幕□嗖钩洌□冉驳萌□妫□挚梢员□庵馗矗□馐巧朴诩舨玫牡胤健? 　　当时人反对在“传道受业解惑”上从师﹐错误地以为“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认为彼此的年纪相近﹐对道的认识相似﹐不应该相师。以地位低为可耻﹐对官大的就恭维。作者用什麽论点来反对这种错误的认识呢﹖他提出当时人尊信的圣人的话来做立论的根据﹐使对方不得不折服。当时的圣人指孔子﹐孔子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所以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来说明解惑从师的必要。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所以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提出“闻道”来﹐说明传道从师的必要。这里都引孔子的话来作证﹐使当时人不能不信服。那末为什麽不明引孔子的话呢﹖因为下文提到孔子以谁为师﹐又提到“孔子曰”﹐两处提到孔子。要是这里的“非生而知之”和“闻道”都引“孔子曰”﹐就显得重复。所以上面两处引孔子的话﹐不采取明引﹐把它融化在文章里﹐这里显出文章的变化来。 　　再看《师说》中的议论﹐为什麽要提出“解惑”和“传道”呢﹖当时的士大夫之族﹐反对从师的理由﹐即认为年龄相近的不该相师﹐对道的认识相近的不该相师﹐官大的不该以官小的为师。针对这种错误认识﹐作者认为由於只看重官大的就恭维﹐不理解解惑的重要。人不是生知﹐就有惑﹐就要解惑﹔要解惑就要从师﹐不管年龄的大小﹐官位的高低。所以从非生知提到解惑从师的必要。这里含有对高官就恭维的藐视﹐用圣人来作比。圣人不是生知﹐也有惑﹐也要从师解惑。高官在认识上总比不上圣人﹐就更有惑﹐更要从师解惑。他不承认官高了就没有感﹐就不要从师﹐这是他的高明处。针对“彼与彼年相若也”﹐就提出“生乎吾前”和“生乎吾後”来。不光年相若的可以相师﹐就是“生乎吾後”﹐比我年纪小的﹐只要他“闻道也亦先乎吾”﹐我也该从他为师﹐并说明这就是“师道”﹐用来破除“年相若”的不能相师的说法。针对“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指出“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些议论都是有的放矢﹐是有力量的。在这里﹐把“道相似也”不宜相师这一点放下了﹐没有驳斥﹐是不是文章有疏漏呢﹖不是的。这点要放在下面讨论﹐所以这里先不谈。这也显出全文前後呼应安排的手法。 　　这篇是《师说》﹐说明什麽是“师道”。说明的论点是有针对性的﹐但不皎暑珏释禸k捶ａ□□圆皇橇芯俣苑降拇砦舐鄣□醇右砸灰徊党猓□捎孟人得魇裁词鞘Φ溃□倬俪龆苑降拇砦笠饧□磁□怠? 　　这篇文章的另一特色﹐他不光是说理﹐还带有强烈感情。这种感情是从反抗流俗的嘲笑来的。“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两句感叹的话﹐反映了他的感情。“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於此乎﹖”“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用疑问句来表示感叹。 　　文章除了说理外﹐还举出例证来加强说服力。例证有两种﹐一种是一般地说的﹐像“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齿相师”﹐接下来就指出士大夫耻相师的错误。一种是具体指出的﹐像“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接下来就指出“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又像“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接下来就说明“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这样说﹐就回答上面“道相似也”的问题。不仅“道相似也”的可以相师﹐就是对不如自己的人﹐只要他有一技之长﹐也可以认他为师来学习他的技艺。从而显出“古之学者必有师”是符合圣人之道﹐是符合师道的﹐今之学者以从师为可耻是错误的。 　　全篇围绕着“传道受业解惑”来立论﹐善於运用对比﹐运用排偶﹐来展开议论﹐富有说服力。在对比排偶上又出以变化。如古之学者必有师与今之学者耻相师对比﹐今之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今之学者耻相师对比﹐孔子不耻相师与今之学者耻相师对比﹐最後以今之学者李蟠的不耻相师与今之学者耻相师对比。经过这样的对比﹐李蟠的不耻相师与孔子的不耻相师一致﹐与古之学者必有师一致﹐是符合师道﹐从而显出今之学者耻相师是背离孔子之道﹐背离师道﹐是错误的。但作者的行文又出以变化﹐不像上面讲的那样呆板。比方他不提今之学者﹐说“士大夫之族”﹐不提孔子不耻相师﹐说“圣人无常师”﹐不提今之学者李蟠不耻相师﹐说“李氏子蟠”﹐“六艺经传皆通习之”﹐显得他已是个学者了﹐却“不拘於时﹐学於余”。在形式上不像对比﹐实际上是对比﹐显出行文的灵活变化。 　　再像“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与“生乎吾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是排比句。“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与“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也是排比句。排比句是对偶的﹐可以加强气势﹐但接下去的句子又有变化。像前一个排比句後接“吾师道也”﹐是用散句﹔後一个排比句後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於此乎﹖”从“是故”到“其皆出於此乎”这一长句是散旬﹐但这一长句中的“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又是对偶句。再像“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都是对偶句﹐下面的句子又都是散句。这些正是散句和偶句的错综变化﹐使文章写得有气势﹐又灵活变化﹐构成这篇文章语言上的特色。 读李商隐的一首《无题》郝世峰 　　在晚唐诗坛上﹐李商隐是一位大家﹐当时与杜牧齐名。不过﹐若就对後世的影响而言﹐他是超过了杜牧的。李商隐在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创造性地丰富了诗的抒情艺术。他的诗歌创作﹐常以清词丽句构造优美的形象﹐寄情深微﹐意蕴幽隐﹐富有蒙□婉曲之美。最能表现这种风格特色的作品﹐是他的七言律绝﹐其中又以《无题》诸作（多为七言近体）堪称典型。诗以“无题”命篇﹐是李商隐的创造。这类诗作并非成於一时一地﹐多数描写爱情﹐其内容或因不便明言﹐或因难用一个恰当的题目表现﹐所以命为〝牏q狻薄Ｆ渲杏械目赡鼙鹩屑脑Ⅲ□部赡苡辛蛋□臼乱晕□劳校□漵胁簧傺□叨源私□锌妓鳎□□窃诿挥腥吩涞闹□菀灾□魅酚屑耐谢蛉芬篮问轮□埃□饕□Ω靡允□栊蜗笏□钩傻囊饩澄□谰荩□阉□亲魑□话惆□槭□源□□獠２环涟□鲜端□堑囊帐跫壑怠Ｏ旅嬲馐住段尢狻罚□蠹揖褪前阉□游□阈窗□榈拿□魅□郎偷模?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悲伤、痛苦之中﹐寓有灼热的渴望和坚忍的执着精神﹐感情境界深微绵邈﹐极为丰富。 　　开头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於受到某种力量的阻隔﹐一对情人已经难以相会﹐分离的痛苦使她不堪忍受。首句的“别”字﹐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既成的被迫分离。两个“难”字﹐第一个指相会困难﹐第二个是痛苦难堪的意思。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易会日难”（曹丕《燕歌行》）“别易会难得”（宋武帝《丁都护歌》）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得难以禁受。诗人在一句之中两次使用“难”字﹐第二个“难”字的出现﹐因重复而给人以轻微的突兀感﹐造成了诗句的绵联纤曲之势﹐使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因表达方式的低回婉转而显得分外的深沉和缠绵﹔这样的缠绵情态﹐在“别易会难得”等平直叙述中是不易体会的。这位抒情主人公既已伤怀如此﹐恰又面对着暮春景物﹐当然更使她悲怀难遣。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美好的春光即将逝去﹐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而自己的境遇之不幸﹐和心灵的创痛ㄐ撬\□矍罢馑孀糯禾斓牧魇哦出虿械幕ｕ湟谎□□蛭□赖氖挛锸艿酱莶校□癫涣钊诵似鹞耷畹拟赉□胪锵□　岸□缥蘖Π倩ｕ小币痪洌□刃醋匀换肪常□彩鞘闱檎□木车姆从常□镂医蝗塚□牧橛胱匀蝗〉昧司□５钠鹾稀Ｕ庵纸杈拔锓从橙说木秤龊透星榈拿栊矗□诶钌桃□谋实资浅＜□摹＠□纭兑褂昙谋薄返那傲骄洌骸熬□使槠谖从舋塚□蜕揭褂暾乔□亍﹗贝尉洳唤鱿笳魇□肆糁桶褪瘢□□曳从沉丝妥永肴说陌傥蘖睦担□□岸□缥蘖Π倩ｕ小币谎□□词涤胂笳魅谖□惶澹□秤韪星橐钥梢愿写□耐庠谛翁□□簿褪峭ｕＫ档脑３橛诰暗氖闱榉绞健? 　　三、四句﹐接着写因为“相见时难”而“别亦难”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入微。“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字与“思”谐音﹐全句是说﹐自己对於对方的思念﹐如同春蚕吐丝﹐到死方休。“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尽无休﹐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了灰方始流尽一样。思念不止﹐表现着眷恋之深﹐但是终其一生都将处於思念中﹐却又表明相会无期﹐前途是无望的﹐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将终生以随。可是﹐虽然前途无望﹐她却至死靡它﹐一辈子都要眷恋着﹔尽管痛苦﹐也只有忍受。所以﹐在这两句里﹐既有失望的悲伤与痛苦﹐也有缠绵、灼热的执着与追求。追求是无望的﹐无望中仍要追求﹐因此这追求也着有悲观色彩。这些感情﹐好象在无穷地循环﹐难以求其端绪﹔又仿佛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光从一个角度是不能见其全貌的。诗人只用两个比喻就圆满地表现了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表明他的联想是很丰富的。“春蚕”句首先是人的眷恋感情之缠绵同春蚕吐丝绵绵不尽之间的联想﹐又从蚕吐丝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写出了“到死丝方尽”﹐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种比喻的意义。南朝乐府西曲歌《作蚕丝》﹕“春蚕不应嫔②麨圾F□饫锸恰安还恕钡囊馑迹□□缫钩﹔乘俊﹕蜗□３□。□□嘧杂惺薄﹗痹煲庥搿段尢狻返摹按翰稀本湎嘟□２还□□饫□拇翰稀昂蜗□３□　保□窃诹隙ａ安□嘧杂惺薄薄３巴酒挠邢Ｍ□那榭鱿虏□□囊饽睢﹗段尢狻贰按翰稀本湓虿蝗唬□推浔硐肿非缶□穸□裕□□硐值淖非笫俏尥□模□从质遣患葡Ｍ□□形薜模□星榫辰缬胁钜欤□□胍哺□□□邸Ｒ岳□虻娜忌毡扔魍纯嗟募灏荆□诶钌桃□郧暗哪铣□指□校□膊簧偌□Ｈ纭八季□缑髦颖□邢□兆约濉保ㄍ跞淞蹲跃□□□印罚□□八季□缫怪颖□謇峒盖□小保ｕ率宕铮□□猓╕冉允恰﹗袄□娉苫依□几伞蓖□□怯美□蜃鞅扔鳎□床皇堑□坏匾岳□岊饶馔纯啵□□腔菇□徊揭浴俺苫沂几伞狈从惩纯嗟母星橹丈□运妫□□氡惹叭松钗８丛拥枚啵□蜗□牡自桃惨虼硕獃岣坏枚嗔恕? 　　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於鬓发脱落﹐容颜憔悴﹐亦即六朝诗人吴均所说“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灭”（《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的意思。但是﹐《无题》“晓镜”句说的是清晨照镜时为“云鬓改”而愁苦﹐并且是“但愁”──只为此而愁。这就生动地描写了纡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地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消磨这件事了。自己於夜间因痛苦而憔悴﹐清晨又为憔悴而痛苦。夜间的痛苦﹐是因为爱情的追求不得实现﹔次日为憔悴而愁﹐是为了爱情而希望长葆青春﹐总之﹐为爱情而憔悴﹐而痛苦﹐而郁悒。这种昼夜回环、缠绵往复的感情﹐仍然表现着痛苦而执着的心曲。“夜吟”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一样痛苦。他揣想对方大概也将夜不成寐﹐常常吟诗遣怀﹐但是愁怀深重﹐无从排遣ㄐ戚掸齱慰楛韖瑼梣欿暆F□鹿□□洌□那橐菜嬷□□靼档□Ｔ孪碌纳□魇抢渖□鳎□坝□踉鹿□□笔墙枭□砩侠涞母芯醴从承睦砩系钠嗔怪□小﹗坝Α弊质谴□取17舷氲目谄辟□砻髡庖磺卸际亲约憾杂诙苑降南胂蟆Ｏ胂笕□松□□□逑至怂□杂谇槿说乃寄钪□泻土私庵□睢? 　　想象癒具体﹐思念癒深切﹐便癒会燃起会面的渴望。既然会面无望﹐於是只好请使者为自己殷勤致意﹐替自己去看望他。这就是结尾两句的内容。诗词中常以仙侣比喻情侣﹐青鸟是一位女性仙人西王母的使者﹐蓬山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座仙山﹐所以这里即以蓬山用为对方居处的象征﹐而以青鸟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出现。这个寄希望於使者的结尾﹐并没有改变“相见时难”的痛苦境遇﹐不过是无望中的希望﹐前途依旧渺茫。诗已经结束了﹐抒情主人公的痛苦与追求还将继续下去。 　　这首诗﹐从头至尾都融铸着痛苦、失望而又缠绵、执着的感情﹐诗中每一联都是这种感情状态的反映﹐但是各联的具体意境又彼此有别。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表现着融贯全诗的复杂感情﹐同时又以彼此之间的密切衔接而纵向地反映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这样的抒情﹐联绵往复﹐细微精深﹐成功地再现了心底的绵邈深情。 　　诗中一、三、四、五各句﹐都可以从李商隐以前的诗歌创作中发现相似的描写。在前人创作的薰陶和启发下﹐诗人有所继承和借鉴。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前人﹐而是以很高的创造性﹐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把原来比较朴素的表现手段改造得更曲折、生动﹐用以反映更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实际上已经脱去旧的形迹﹐成为新的创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丰富的文学修养与他对於意境和表现手段的探索﹐是这首诗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 读《游褒禅山记》胡念贻 　　写游记﹐除了在记叙所见到的山川俦祼j４饲榉缢淄猓□比换箍梢孕醋髡叩母写□□惴19髡叩乃枷□星椤Ｒ话闼道矗□谟渭侵写□恍┤闱槌煞直冉铣＜□唤枳偶怯畏12矶嘁槁郏□澂皇□□渭翘□玫奈难□□叮□馊葱枰□□颉Ｍ醢彩□摹队伟□□郊恰纷鞯搅苏庋□□□谇□倌昀词巧钌畹匚□琳咚□舶□摹? 　　王安石是北宋着名的古文家﹐本来以写议论文见长。在这篇游记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不多写景物﹐而是尽量就他游览後的感触大发议论。在这篇六、七百字的文章中﹐记游的部分和发议论的部分约各占一半。而在记游的部分中﹐几乎处处是为後面所发议论立下根基。後面发议论的部分﹐都是回应前面。文章的结构很严密﹐通篇显出作者的精心安排。 　　前半篇记游﹐文字虽然不多﹐但它却给读者清晰地描绘出了褒禅山的特殊风貌。它可以分为三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写褒禅山的环境和它的历史。它写了褒禅山的得名﹐写到褒禅山的禅院﹐写到华山洞﹐还写出了从禅院到华山洞的远近距离。禅院与华山洞之间﹐“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作者根据碑文考订了华山洞应作“花山洞”﹐显出了作者笔墨的闲暇。第二个小部分写华山洞的“前洞”﹐只写了四句﹕“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第三个小部分写“後洞”﹐这是褒禅山奇险的所在﹐是它最值得游览的地方﹐描写比较多。“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後洞”几句﹐写出了它的不同寻常的幽深。作者写他游“後洞”时﹐“予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癒深﹐其进癒难﹐而其见癒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这一方面是叙述当日的游踪﹐一方面也是反衬了後洞的奇险莫测。以下对他当日的游踪还作了几句补叙。补叙出他们一行游後洞到过的地方﹐“掘s糜握呱胁荒苁□弧保徊剐鸪觥叭皇悠渥笥遥□炊□侵□咭焉□□瞧漵稚睿□蚱渲劣旨由僖印保徊剐鸪觥胺绞鞘保□柚□ι凶阋匀耄□鹕凶阋悦鳌保徊剐鸪鏊□浅隼匆院螅□霸蚧蚓唐漵□稣撸□□枰嗷谄渌嬷□□澂坏眉□跤沃□忠病薄? 　　这都是记的游褒禅山的事﹐也可以说是本篇的正文。文字虽简短﹐描绘却较细。我们好像跟着作者从山中的禅院出来﹐行过一块仆在路旁的碑﹐游览了前洞和後洞。他在游前洞时﹐看到许多游客在那里记下了名字﹐知道到过的人很多。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洞。游後洞时﹐要持火把进去﹐越往深处越难走﹐见到的景物也越奇。虽然作者没有具体描写它怎样奇﹐然而这却深深地吸引了读者。通过对洞中探寻的迫切心情﹐给了读者充分想像的余地。後洞的奇﹐他还有十分之九没有见到﹐留下一片懊悔。记游地事已经写完﹐如果文章到此为止﹐也未尝不可。但是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他的打算就是要从这件游览的憾事中总结出一点教训来。 　　“於是予有叹焉”一句﹐陡然一转﹐引起了後半篇的一番大议论。 　　作者因此想到古代的学者观察天地山川和草木虫鱼鸟兽﹐往往能得到一些东西﹐完全是他们苦心探索、务求深入的结果。般人只想走平坦的道路﹐只在近处盘桓﹐像游山的人大都只在前洞看看一样。他们不愿走到艰险和深远的地方去﹐可是世间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总是在“险远”的、人迹罕到的地方。要到“险远”的地方见识那些“奇伟瑰怪非常之观”﹐首先要立定志向﹔立定了志向﹐还要有能力﹔有了能力﹐还要有毅力﹔在“幽暗昏惑”的地方﹐还要有所凭借和帮助﹐象游後洞时需要有火光照明一样。不要在能力还够使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徒然让人讥讪和遗下无穷後悔。 　　这是作者在这次游山後所悟出的一段做学问的道理。这段道理不仅由於通过他的亲身鴃戚撑s顺隼矗□哂猩□□男蜗笮裕欢□矣□砸残吹萌挠性衔叮□□鸲□恕Ｕ舛挝淖值囊桓鎏氐憔褪潜浠□啵□□鄱唷﹗肮湃酥□塾谔斓亍５酱ａ２菽尽３嬗恪20袷蓿□□□械茫灰云淝笏贾□睿□□薏辉谝病薄Ｕ馐且桓鲎艿穆□觯□钦庖欢挝淖值母倭□﹗胺蛞囊越□□蛴握咧塚幌找栽叮□蛑琳呱佟薄Ｕ饧妇渚咛褰岷系搅苏獯斡紊降木□□□欢□食故歉攀觯□浅猩衔亩□础﹗岸□乐□嫖肮骞址浅Ｖ□郏□Ｔ谟谙赵叮□□酥□□敝裂桑还史怯兄菊哺荒苤烈病薄Ｕ饫锸且蛔□﹗坝兄疽樱□凰嬉灾挂玻蝗涣Σ蛔阏撸□嗖荒苤烈病薄Ｕ饫镉忠蛔□﹗坝兄居肓Γ□□植凰嬉缘。恢劣谟陌祷杌螅□□尬镆韵嘀□□嗖荒苤烈病薄Ｕ饫镉忠蛔□﹗叭涣ψ阋灾裂桑挥谌宋□杉□□嬖诩何□谢淞薄Ｕ饫镉忠蛔□﹗熬∥嶂疽玻□澂荒苤琳撸□梢晕□谝樱□涫□芗□□□俊□□擞柚□□靡病薄Ｗ詈蠊榻岬阶髡□谒枷□系氖栈瘛＞渥拥谋浠□妥□勰敲炊啵□俏□瞬悴阃平出胤11右□档牡览怼５□□□煤敛环蚜ΑＫ□谧□鄣牡胤蕉寄芮擅畹卦擞眯樽郑□虼耸悄茄□沧□骼□□尤髯匀纭Ｈ欢□□质欠绻堑谰Ⅲ□柿νΠ巍Ｕ舛挝淖趾蜕厦娴募怯挝淖窒嗟靡嬲茫□退□谟□陨系脑擞玫煤檬欠植豢□摹? 　　作者在发完这些议论後﹐又回顾前面看到仆碑一事﹐最後还写了几句﹕“予於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後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又和学问的道理有关﹐因此紧接着写﹕“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这样的收束﹐显出作者在一路思考。它在文章中﹐亦有余波荡漾之妙。 　　这篇文章把记游和论学结合得这样好﹐使人百读不厌。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深刻的﹐散文上的艺术手法也是有独特之处的。 中国历史知识及其年代学的处理周谷城 　　（一）历史知识是很有用的。尤其中国历史痋憧m□扛龉□穸挤侵□酪坏悴豢伞＠□缛劝□婀□□侨巳擞□叩牡赖隆Ｈ话□婀□□叵戎□雷婀□徊恢□涝蛭薮影□稹Ｒ□□雷婀□□匦胫□雷婀□睦□罚徽□缫□□酪桓鋈耍□匦胫□勒飧鋈说难□□□□□□酥磷吒玻□副驳取Ｑ□□□□□□吒玻□副玻□褪且桓鋈说睦□贰Ｖ□酪桓鋈耍□胫□淅□罚□□雷婀□惨谎□Ｓ秩缫□ㄉ栊伦婀□□虮匦胫□雷婀□□贩17沟谋厝磺魇啤Ｓ膳□□频椒饨ㄖ疲□煞饨ㄖ频阶时局饕澹□勺时局饕宓缴缁嶂饕澹□亲婀□□贩17沟谋厝磺魇啤２恢□勒飧霰厝磺魇疲□筒恢□澜袢兆婀□乃母鱿执□□□厝坏模□佣佽运母鱿执□□呐□□赡芩沙淞Ｔ偃缫□17垢叨鹊木□裎拿鳎□硎芨叨鹊木□裆□睿□□欠13镒婀□睦□凡豢桑□□嵌嘀□雷婀□睦□凡豢伞＞□裎拿鳌14□裆□钍俏镏饰拿鳌10镏噬□畹睦┐蟆Ｈ绾卫┐螅恳唬□涌占淅┐螅□馐餱匀换肪撤段□徽饫锊凰怠６□□邮奔淅┐螅□馐衾□坊肪撤段□□且□档摹Ｒ桓隼吓╣蔡敢簧□耐□拢□蛭□□戮褪撬□木□裎拿骱途□裆□钏□模□还□褂谒□囊簧□□段□□《□选Ｂ远□□返娜耍□蚕蔡竿□拢□惨蛭□□戮褪撬□木□裎拿骱途□裆□钏□模□还□恢褂谒□囊簧□□段□蟠□乩╔淞硕□选Ｊ□擞绞罚□餐□死恚□膊还□炎约旱木□裎拿骱途□裆□钏□模□邮奔渖侠┐蠓段□□选Ｗ詈蠡褂幸坏悖□谴蠹叶贾□赖模□矗豪□酚腥缫幻婢底樱□梢约□□灾□础２还□飧□馑妓□芷胀ａ□负醴仓问返娜硕贾□溃蝗床荒芸吹锰□溃□□荒馨咽肥碌弊值浞□□晕□颐墙袢找□龅氖拢□梢源永□飞险页鱿壤□□兆抛鱿氯□Ｕ庋□杏玫南壤□敲挥械摹Ｈ□鸭□□灾□矗□斫獬芍□览□贩17沟谋厝磺魇疲□贫ㄒ院□男卸□秸耄□鞘强赡艿摹? 　　（二）有用的历史知识﹐因为重理轻文的缘故﹐可以完全视为无用﹐甚至不许人知道。“四人帮”得势时﹐嚏慾嚏憔r褪遣恍砣酥□赖摹Ｗ夹碇□赖慕鑫□吧漵玫募□□贰Ｏ衷诓蝗唬□□览□返闹匾□缘娜硕嗥鹄戳恕Ｖ□览□返闹匾□□且患□檬隆Ｎ□攀估□分□断罄□分□叮□匦胱14饽甏□□拇□怼Ｖ泄□钤绯鱿值囊徊孔18啬甏□群笾刃虻氖肥榻凶觥洞呵铩贰Ｕ馐榫菟凳强鬃幼鞯穆彻□氖肥椋□□樗□鑫□□□捌叨□□甑焦□□八陌艘荒曷彻□氖肥隆Ｕ舛□偎氖□□甑穆彻□肥拢□髡□阉□欠直鸢才旁谒□绞□□□嗉痰闭□哪甏□□隆Ｊ□□□□□11浮19□□　１摇10摹12□３伞11濉17选６ａ□□蛔砸□□□迹□涟□□嬷眨□□□□□Ｕ馐楹罄幢怀莆□嗄晏迨肥橹□妫□扔心甏□群□闹刃颖□钟芯咛迨肥碌乃得鳎□且槐久□□涫档睦□肥椤? 　　到了宋代﹐司马光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包括中国自公元前四○三年到公元九五九年﹐整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关於年代先後的秩序﹐则举出十六个朝代或国名以为标志。这十六个朝代或国名为﹕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後梁、後唐、後晋、後汉、後周。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四○三年﹐到後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公元九五九年﹐整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所有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都分别安排在十六个朝或国相继当政的年代之下。既有年代先後的秩序﹐又有具体史事的说明﹐是中国最大而最有用的一部名符其实的历史书。 　　为着使年代先後的秩序容易记住﹐常有人把朝代或国名编成韵文式的歌诀﹐或七个字一句﹐或五个字一句﹐或三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的歌诀除年代秩序外可以略述一点事情﹔五个字一句的歌诀﹐因字少了﹐略述的事情更少﹔至於三个字一句的歌诀﹐则除朝代或国名外﹐根本无法涉及具体的事情。在过去﹐有一部流行很广的﹐训蒙用或初入学儿童用的《三字鴃撒@□撬稳怂□辟□笕诵冲傻摹Ｆ渲行鹗龀□□蚬□□□脑唬骸白贼伺□18粱频郏缓湃□剩□由鲜馈Ｌ朴杏荩□哦□郏幌嘁狙罚□剖６馈Ｏ挠杏恚□逃刑溃恢□奈洌□迫□酢Ｏ拇□樱□姨煜拢凰陌僭兀□ㄏ纳纭Ｌ婪□模□□派蹋涣□僭兀□伶□酢Ｖ□渫□□贾镦□话税僭兀□畛□谩Ｖ□薅□□醺僮梗怀迅筛辏□杏嗡怠Ｎ灏郧濬□□鄢觥Ｙ□厥希□技娌Ⅰ４□□溃□□赫□８咦嫘耍□阂到ａ恢列２剑□趺□邸９□湫耍□□□海凰陌倌辏□沼谙住Ｎ骸６瘛10猓□□憾Γ缓湃□□□□浇□Ｋ巍２爰蹋□骸３鲁校晃□铣□□冀鹆辍１痹□海□侄□鳎挥钗闹埽□□咂搿ｅ手了澹□煌劣睿徊辉俅□□□承鳌Ｌ聘咦妫□鹨迨Γ恢锼迓遥□垂□□６□□□□□僭兀涣好鹬□□□烁摹Ａ骸８啤13□□昂骸18埽怀莆宕□□杂杏伞Ｑ姿涡耍□苤莒辟皇□舜□□媳蔽桑涣捎虢穑□猿频邸Ｔ□鸾穑□□问溃□阒泄□□嫒值校痪攀□辏□□穹稀Ｌ□嫘耍□□竺鳎缓藕槲洌□冀鹆辍ｅ食勺妫□ㄑ嗑□皇□呤溃□脸珈酢Ｈㄑ怂粒□苋缌郑焕畲持粒□衿鞣佟Ｇ逄□妫□呔懊□痪杆姆剑□舜蠖ａ﹗泵窆□贝□□绿□锥浴度□志□仿杂性霾剐薅□□赜诶□凡糠郑□涠□淮蟆Ｕ庋□母杈鳎□谀甏□群笾刃颖□瘫慵且洌□□虑樘□□□荒芩阕骼□肥椤Ｕ嬲□睦□肥椋□Ω檬羌染唚甏□刃颖□钟欣□肥虑椋□笏韭砉庵板蹲手瓮塩板纺茄□闹□鳌? 　　（三）《资治通鉴》确有特长。但长处所在﹐短处随之。历史事情的产生、发展、完成﹐并不一定限於一年之内﹐往往有迁延至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资治通鉴》为编年体所限﹐对於多年发展、完成的事情﹐不能不割成片段﹐分别纳入各年﹐与其他不相干的事情相混。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缺点。读者为了得到一件事情的完整概念﹐必须自动脑筋﹐把断片还原﹐使成整体﹔於是读史书﹐几乎等於自己着史书。 　　霰眭蛂撰媦抡矷捻⑼绉b□肪褪钦庋□冲傻摹Ｋ□选蹲手瓮塩板防锊煌暾□氖虑椋□桓□桓龌指次□暾□氖虑椤Ｕ庋□指赐暾□氖虑椋□闯梢黄□黄□氖肥挛恼拢□疗鹄矗□灸┬帐迹□荒苛巳唬□孟笠恢致畚募□Ｕ獬先皇且恢趾玫氖肥椤Ｖ敝两袢眨□颐潜嗟慕炭剖椋□褂胝庵致畚募□降氖橄□嗨啤Ｓ腥怂担□颐钦庵致畚募□降慕炭剖榈谋喾ａ□谴尤毡敬□吹摹Ｆ涫等毡镜囊部赡苁谴游鞣酱□氲模徊还□鞣降娜床皇谴又泄□□氲摹＠□肥虑榈牟□□７17埂９瓿桑□型飧□□□筇逑嗤□□苁亲猿梢患□患□Ｒ虼寺畚募□降氖肥樘澹□沧匀淮筇逑嗤□□跷薮□诖□□＜褪卤灸╢澹□□谑吕碇□厝唬好科□恼拢□灸┬帐迹□猿商豕帷５□钡阋簿驮谟谒□某□χ□淞Ｊ裁慈钡隳兀磕甏□群□闹刃蛭茨芡怀鍪且病７彩肥拢□匦胗心甏□曛鞠喟樗妗＠□缋□费□倚词肥侣畚模□洳灰欢ㄗ猿莆□嗄晏迨肥榈男磐剑蝗幻啃匆黄□恼拢□急赜心甏□虺□□晕□曛尽Ｈ缢怠疤瞥□难□Ｖ贫取保□□Ｖ贫仁抢□肥虑椋□瞥□蛭□甏□曛尽Ｓ秩缢怠八纬□暮Ｉ厦骋住保□Ｉ厦骋资抢□肥虑椋□纬□蛭□甏□曛尽Ｔ偃缢怠懊□□目笏胺绯薄保□笏胺绯笔抢□肥虑椋□□□蛭□甏□曛尽＠□分□叮□匦胗心甏□□拇□怼? 　　（四）今後历史教科书﹐究竟要怎样编才好﹖究竟要怎样编才能使中国历史知识得到年代学的处理﹖最普通而又行之已久的方法﹐是在全书末了附一年表﹐把一件一件的史事加上一个名称﹐在表格中挂一个号。这样作﹐无异於把史书化为辞书﹐充其量﹐只足以备翻检﹐却不足以明大势。最近看到一部世界通史﹐其中关於史事之年代学的处理方法﹐是在论文集式的史书中﹐於每一章中间或每一章内安排一个小小的年表。年表不附在全书之末﹐也不附在每章之末﹐而插在每一章之中﹐以示只能适用於一章﹐不能适用於其他地方。梩倢楰^碛谑槟┬呓衔□奖恪５□庋□鳎□绕湓谑澜缡肥槔□庋□鳎□灿幸桓霾豢删纫╕娜钡悖杭锤髡轮械谋恚□荒鼙舜肆□辟□□氐□徊嬷□υ蚝芏唷Ｒ蛭□澜缡返姆17梗□淙挥杏煞侄□系那魇疲□刹糠侄□□宓那魇疲□□诮袢眨□□皇毕拗□塚□直鹦鹗龅氖虑槿越隙唷４佣□髡碌哪瓯碇荒芄楦髡露烙茫□旁谝豢楸厝恢氐□徊妗? 　　我们今日写历史教科书﹐如果仍采流行已久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形式﹐则上述缺点可大大减少。我们的历史﹐从来是统一整体﹕同一时限之内﹐分别叙述的要求不大﹐至少不如在世界史中那样大。在每一章中﹐夹一小小的年表﹐既可以帮助读者易於了解一个事情的本末终始﹔合起来看各表又可以联续而不交叉之处必较多。 　　上述年代学的处理﹐在专门治史的学者看来﹐是不必要的﹔但在一般要求略知历史大势的读者看来﹐则是必要的﹐因略论及。 　　一九八○年十一月七日 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羽白 　　杨家将抵抗契丹和西夏侵扰中原的斗争事迹﹐在民间流传已有九百多年了。直至今天﹐电台、电视和戏曲舞台上还经常广播和演出杨家将的英雄故事﹐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但是戏曲小说里面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上记载的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有的见於正史记载﹐有的则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愿望编造出来的。我们应当把它区别开来。 　　杨家将故事的产生及其深入人心﹐是同北宋初期历史发展的形势分不开的。北宋建国以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年）灭掉北汉﹐才最後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但是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贵族的幽、云诸州﹐这时仍然没有收复。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一直是北宋北方最大的威胁。辽统治者经常派遣骑兵大规模南犯﹐进行掠夺战争。宋仁宗时﹐党项族在西北建立的夏国﹐也不时向北宋发间戚戚慰銎吽撰鄋⑩澺滂停臐摹O捶傅牡腥苏箍□15碌亩氛□Ｑ钜导捌渥铀锞褪窃谡庵侄氛□镉肯殖隼吹挠12□宋铩? 　　杨家将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杨业。 　　杨业（﹖─９８６年）﹐就是戏曲小说中的“老令公”﹐原名重贵﹐并州太原人。他的父亲杨信﹐曾担任过後汉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刺史﹐後来归降後周。杨业早年曾在北汉主刘崇手下做官﹐赐名“刘继业”。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招降了他﹐又恢复他姓“杨”﹐单名“业”。宋太宗鉴於他“老於边事﹐洞晓敌情”﹐就任命他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兼三交（今太原市北）驻泊兵马部署（前线指挥官）﹐归三交都部署（边防军总司令）潘美指挥。潘美就是戏曲小说中的潘洪、潘仁美﹐河北大名人。在後周时候﹐他就和赵匡胤交厚。北宋建国﹐潘美曾率兵下湖南﹐征岭南﹐克金陵﹐并以统帅身分﹐攻下太原。到赵光义时﹐他已成为赵宋的两朝重臣。戏曲小说中说他依仗皇亲的权势﹐欺上压下﹐这是史有实据的。潘美的第八个女儿嫁给韩王恒（就是後来的宋真宗）﹐被封为莒国夫人。只是传说中说潘美是太宗的岳父﹐与历史记载不同。 　　杨业到任後不久﹐就在雁门关同辽国打了一仗﹐取得重大胜利。雁门关位处代州北面雁门山的断崖绝壁间﹐路径曲折﹐甚是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宋对辽的军事部署﹐除东路以定州为重心外﹐西路则以代州为重心。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年）三月﹐辽兵十万人进犯雁门﹐杨业率领数百名骑兵绕到关的西面﹐通过羊肠小道﹐深入敌後﹐出其不意地袭击辽兵军营﹐杀死辽国驸马侍中萧多罗﹐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把辽军打得大败。 　　雁门大捷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很是高兴﹔杨业因为战功卓着﹐被升为云州（今大同市）观察使﹐仍兼代州刺史。这样一来﹐担任边防的主将ㄑ驉怂t嗣溃╖疾桓□肆耍□□Ｏ蚧实畚茏嘌钜担□笸佳笆孪莺λ□? 　　雍熙三年（９８６年）﹐宋太宗下令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约定最後会师幽州（今北京市）﹔并指定潘美为西路主将﹐杨业为副。在北伐中﹐杨业屡立战功﹐出兵仅仅两个月﹐就收复了云（今大同）、应（今应县）、寰（今马邑）、朔（今朔县）四州﹐兵锋直抵桑乾河。可是﹐不幸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在岐沟（今涿县西南）吃了败仗﹔中路军闻讯﹐不战而溃。宋太宗急令新收复的四州官民内迁代州﹐由潘美、杨业负责掩护。 　　辽将闻宋军後退﹐迅速集中十万精兵乘势进攻﹐应州守将弃城逃走﹐一度被宋军收复的寰州又失陷了。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杨业建议潘美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出兵应州﹐乘辽军掉头迎战﹐兵力分散之际﹐聚歼其部分精税﹐借以掩护云、朔两州人民安全地向南撤退。谁知潘美和监军王侁（ｓｈｅｎ申）嫉妒杨业﹐阴谋搞垮杨业的部队﹐坚持命令杨业出兵雁门﹐收复寰州。王侁用激将法刺激杨业说﹕“将军平日号称‘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你却不肯接战﹐莫非是别有用心吗﹖”潘美是行营都部署﹐王侁的话他句句听在耳中﹐却一个字也不吭。杨业无奈﹐只好点动本部人马﹐起兵前往。临行前﹐他和潘美约好﹐预先派一千名弓弩手埋伏在陈家谷口（今朔县南）的两侧﹐等他把辽兵引到谷口﹐左右夹攻﹐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 　　杨业率领少数人马和辽军从拂晓战至黄昏﹐果然把辽兵引到了谷口。但是﹐这时潘美和王侁等早已离开了谷口。杨业知道大势已去﹐不禁抚着胸口﹐悲伤万状。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为了国家﹐他仍然奋不顾身﹐拼命冲杀﹐表现出“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的英雄气概。然而由於众寡过於悬殊﹐宋军伤亡惨重﹐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七十三岁的老将王贵也都壮烈牺牲。杨业控狪P泶□□□Υ瓷耍□匀患岢终蕉贰Ｗ詈螅□蛘铰碇厣耍□荒苄卸□□谒废馗浇□睦茄来灞涣删□□瘛Ｑ钜悼□镜厮担骸耙滴□槌妓□龋□峦跏Π芗ａ保ａ抖□际侣浴□钜荡□罚□Ｓ谑蔷□橙□斩□馈? 　　在此我们不妨略加考查一下﹐杨业所说的奸臣是指谁呢﹖有人认为王侁曾用危言刺激杨业﹐让他出兵朔州﹐因此造成杨业败军的後果﹐奸臣是指王侁。这是不够正确的。因为王侁当时的名义是云雁地区兵马都监﹐但他是潘美的部下。作为主帅的潘美﹐对於进退这样重大问题﹐是负有主要责任的﹐也是有权作出决断的。为什麽在杨业同王侁争论时﹐他不加可否呢﹖可见他是默认了王侁的主张。而当他得知杨业在前方失利後﹐不但不派兵救援﹐反而失约撤伏﹐这更加证明他早就嫉恨杨业﹐有意把他置於绝地。因此﹐戏曲小说中把潘美作为奸臣来叙写﹐不仅是为了把“老令公”的形象写得更高大﹐而且也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至於小说中说潘美通敌卖国﹐则是查无实据。宋代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有一首古北口“过杨无敌庙”的诗﹐其中三四两句是这样写的﹕“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对於王侁恶语伤人﹐迫使杨业愤而出战﹐以致败亡﹐表示了极大的愤惋。最後两句“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借用晋朝人建威将军周处（字子隐）在征西大将军梁王彤的错误指挥下﹐兵尽粮绝﹐被迫战死的故事﹐来比喻杨业的牺牲﹐主张杀死潘美来告慰杨业的忠魂。苏辙去杨业的时代不远﹐对於本朝的史事知之较详﹐他的看法应是可信的。可是宋太宗对於潘美的处分﹐只是轻轻地削去了他的三个虚衔﹐把王侁革了职。这是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的。後来人们把杨家将的事迹编成戏曲小说﹐广泛传播﹐充分反映了人民热爱忠良、痛恨权奸的感情和心愿﹗ 　　根据史书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除延玉外﹐在历史伅饍i录﹖煽嫉氖茄钛诱眩□褪窍非□::抵械难盍□伞? 　　杨延昭（９５８─１０１４年）﹐原名延朗﹐因避道士赵玄朗讳（宋真宗尊赵玄朗为圣祖）﹐改名延昭。延昭少年时候﹐“沉默寡言”﹐但对打仗布阵的事很有兴趣﹐时常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摆列阵式﹐做打仗的游戏。杨业曾经说过﹕“这个孩子很象我﹗”对他十分锺爱﹐每次出征﹐杨业都把他带在身边﹐使其经受战斗的锻炼。在雍熙三年的伐辽战争中﹐延昭随行﹐担任先锋。在攻打朔州城时﹐他手臂上中了一箭﹐入肉很深﹐他忍痛鏖战﹐斗志更加顽强﹐最後终於打败辽兵﹐攻下朔州城。 　　宋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年）冬﹐杨延昭驻防在遂城（今徐水县西北）。一天﹐有一大队辽兵前来进攻。遂城城小兵微﹐形势十分危急。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延昭发动全城壮丁﹐乘夜汲水浇城。天明﹐城墙上下结起一层又硬又滑的冰﹐小小的遂城﹐变成一座晶莹明彻的冰城。辽军无法攀登﹐只得垂头丧气地退去。延昭乘势派兵出击﹐夺得不少衣甲器仗。 　　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杨延昭被北宋政府提升为保州（今保定市）防御使﹔不久﹐又调任高阳副都部署。高阳关（在今高阳县东）是当时北方的边防重镇。它北面的三关﹕瓦桥关（在今雄县境内）、﹐益津关（在今霸县境内）、淤口关（在今霸县东）﹐就是前哨阵地。杨延昭在这里驻守了九年。有关杨家将的戏曲小说﹐一提到杨延昭﹐总是说他镇守三关如何如何﹐就是这样来的。 　　杨延昭不仅骁勇善战﹐威镇边关﹐而且史称其“与士卒共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於下﹐故人乐为用。”这就是他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传说他手下有两员大将──孟良和焦赞﹐同他亲如手足。孟良和焦赞因去辽邦盗取“老令公”骸骨﹐双双丧命﹐杨延昭也因此忧伤而死。京剧《洪羊洞》演竣勴⑽僆衙鳖A隆＞荨对□贰□沟略４□罚□乖奘堑略５脑蹲妫□杉□□飞先酚薪乖奁淙耍□７瞧究招楣埂Ｖ劣诿狭迹□欠窭□啡宋铮□写□鹘□徊娇疾椤? 　　关於杨家将的第三代﹐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延昭死後﹐宋真宗“官其三子”﹐三子何名﹐没有记载。《隆平集》（旧题曾巩撰）卷一七指出三子之名为传永、德政、文广。《宋史‧杨业传》也说延昭有三子﹐但仅仅提到“子文广”一句﹐其他二人不知何名。根据以上各书记载﹐杨家将的第三代英雄人物是杨文广。但民间传说则谓延昭子名宗保﹐文广为宗保子。元徐大焯《烬余录》有延昭子名宗保之说﹔明王世贞《宛委余编》亦有此说。这样﹐在延昭与文广之间﹐就又多出了一代。 　　杨文广（﹖─１０７４年）﹐字仲容﹐宋仁宗时﹐曾被经略陕西的范仲淹所擢用﹐在其帐下做过镇将。皇佑四年（１０５２年）﹐他又跟随大将狄青南征﹐任广西钤辖﹐知宜（今宜山县）、邕（今南宁市）二州。神宗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年）﹐在西北为秦凤副都总管﹐筑筚篥城（在今甘肃武山县）﹐击退来犯的夏军﹐斩俘甚众。文广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继承他父祖未完成的抗辽事业。文广曾向朝廷献阵图与收复幽燕的作战计划﹐由於北宋政府对辽一再退让﹐未被采用。 　　关於杨家将的英雄事迹﹐留传下来的历史资料确实不多﹐但是传说故事却异常丰富﹐其中包括为人们所熟知和喜爱的杨门女将。她们虽不见於正史记载﹐但有的人物可在地方志中查到名字或找到一些历史影子﹐不能一概视为凭空虚构。 　　据毕沅《关中金石记》﹕“折太君﹐德扆（ｙｉ）之女﹐杨业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窝村。”又据乾隆年间修的《保德州志》﹕“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说曰﹐杨业娶府州折氏﹐称太君。岂其父为麟州刺史﹐又为亿|骄□诙仁梗□岛笪□□荽淌罚□跃啻瞬辉叮□实抟霾返赜诖擞耄俊□□坚翅爸驹兀□□希□档□□□□跃□簦□19粢盗17焦Γ□笊鲜槌乱嫡介庵□伞Ｒ栽□□□翎翅岸□﹗备□萆鲜黾窃兀□梢钥隙ａ□□□□唤鍪且桓鱿非□::抵腥宋铮□□币彩且桓隼□啡宋铩Ｋ□母缸媸朗馗□荩□缘挚雇饫辞致约□朴谑馈Ｕ□□□□□谡庋□桓□卸氛□□车募彝□铮□遣荒懿皇艿接跋斓摹Ｓ捎谒□挛渖粕洌□诳沽墒乱瞪希□騲镏□钜底龀□欢ｕ毕住Ｒ虼耍□嗣癜阉□魑□□□□12鄣拇□恚□脢髦治囊招问嚼葱□锼□□怯幸欢ｇ□犯□莸摹Ｓ捎谖鞅比硕痢罢邸蔽□百堋保□罄淳绫拘::稻桶选罢□□□蔽笮闯伞百芴□□恕﹗? 　　戏曲小说中写得最突出、最精彩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巾帼英雄穆桂英。故事中说她飒爽英姿﹐武艺超群﹐驰骋在幽州战场上﹐大破辽军的天门阵﹐发扬了杨家将与敌人斗争的光荣传统。这个人物虽不见於史传﹐但也有一点历史影子。《保德州志》记载﹐杨文广的妻子慕容氏﹐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辽国兵将都惧怕她。“慕”与“穆”读音相同﹐传说中的穆桂英很可能是从慕容氏误传出来的﹔不过传说中把她说成是宗保的妻子﹐与州志所记不同。 　　杨家将的英雄故事﹐早在北宋中叶﹐就已经在民间开始流传。北宋着名文学家欧阳修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南宋时﹐民间艺人把它编成话本﹔到了元代﹐又以杂剧形式出现。明中叶以後﹐民间文学家又在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再创造﹐把它改编成为历史演义小说﹐熊大木的《北宋志传》和纪振伦的《杨家府通俗演义》相继问世﹐使杨家将故事有了初步定型﹐同时为後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据清代《昭代箫韵》记载﹐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以杨家将故事为题材的剧目就有三百六十出之多。直到今天ㄐ犁鹨穜毚鞢怃N骄缰只咕□Ｉ涎荨锻姓着霰□贰Ⅰ肚骞俨帷贰Ⅰ逗檠蚨础贰Ⅰ堆蠲排□□贰Ⅰ赌鹿鹩９宜□返染缒俊? 　　杨家将的故事在当时和後世所以如此广泛流传﹐深入人心﹐成为家喻户晓﹐不仅因为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更重要的还由於他们的事迹是一篇可歌可泣的、充满着爱国精神的斗争史诗。另外﹐杨家将故事流传广远﹐也同宋、元、明、清时期民族矛盾突出﹐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异常激烈有关。在蒙古和女真等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压迫的情况下﹐人民怀念抗击异族侵扰的英雄人物﹐把他们编成评话、戏曲和小说﹐加以传唱、歌颂﹐就是很自然的了。 学历史　向前看柯安 　　看了《文史知识》的《稿约》和第一期上刊登的文章﹐知道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之一﹐是要向广大青年学生普及中国文史知识﹐实际上主要是普及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知识。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要向读者介绍和传播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这些东西在旧时代称之为“国学”。据说许多专家和文史工作者很赞成、很支持创办这样一个刊物﹐但是也难免使有些同志产生疑虑﹕向青年学生讲那麽多古代的东西﹐会不会使青年学生迷失方向﹖毛泽东同志不是讲过﹕“对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後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麽﹗ 　　引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向前看﹐这是历史发展和时代前进的需要﹐也是教育者和指导者应有的责任。新的战胜旧的﹐今天胜过古代﹐未来比现在更好。这是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不管什麽人﹐也不管他有多麽大的权势﹐如果无视这条规律﹐硬要拉着历史的车轮倒转﹐即或可能得势於一时﹐到头来也只能是枉费心机﹐受到历史的嘲笑。中国古代和近代都有一些人想过和闹过“复古”的把戏﹐可是结果都没有“复”成。古插戮R缤趺□母淳□铮□□□娜缭□揽□母吹壑疲□褪敲飨缘睦□印﹗胺７脊胖□那椤敝荒苁且恢挚招楹臀蘖牡暮□搿Ｉ□钤谙衷诘娜嗣牵□Ω妹娑韵质担□铝τ谙衷诘慕ㄉ韬透母铮□□睾痛丛□篮玫慕□础９湃怂担何鹿识□□拢□□□灾□础Ｕ食霸诠糯□肥凳呛苡械览淼模□蛭□诜饨ㄉ缁嶂贫戎□拢□宦□恰肮省焙汀靶隆保□巴□焙汀袄础保□际窍1111嗤ｕ摹Ｔ诮裉欤□庵帧案裱浴彼淙灰不共晃奁舴10徒杓□饔茫□□侨床幌笤诠糯□茄□惺怠15尚拧Ｎ路饨ㄉ缁嶂□剩□豢赡苤□郎缁嶂饕逯□拢患獃饨ㄉ缁嶂□□□参幢鼐突嶂□郎缁嶂饕搴凸膊□饕逯□础Ｄ悄□□糯□摹拔氖分□丁笔遣皇蔷兔挥醒□昂推占暗谋匾□四兀恳膊蝗坏摹? 　　现实的和历史的经验证明﹐倘不是生在今日而迷恋往古﹐倘不是食古不化和嗜古成癖﹐一个志在现在和将来的青年﹐倒是需要尽可能多知道一些历史和古代文化知识的。且不说一个对历史文化无知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往往也很容易受骗上当。想当年﹐在“四人帮”大肆喧嚷“评法批儒”、“儒法斗争”的时候﹐他们说中国历史上什麽人是“法家”﹐什麽人是“儒家”﹔法家进步﹐儒家倒退﹔法家革新﹐儒家守旧﹔法家爱国﹐儒家卖国。似乎中国之能存在和发展﹐全是仰赖於被“四人帮”赐封的“法家”对“儒家”的斗争﹔全是秦始皇、刘邦、吕後、武则天这些男男女女“大法家”的恩赐。此外﹐还有什麽“批宋江”﹐“架空晁盖”﹐说《红楼梦》贾府上有“两条路线斗争”等等。这些把戏﹐在今天人们都知道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捣的鬼﹐可是在当时却迷惑了不少好心的青年﹐信以为真了。为什麽会受骗呢﹖我想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青年对於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和儒家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对《水浒》和《红楼梦》的内容缺乏应有的了解。如饱熟庄煄殇軓晶椑B娴闹□抖嘁恍□□桥乱幌伦踊箍床怀觥八娜税铩钡囊跄保□□嵌阅切┤崆□□贰10拗猩□械暮□担□ａ岣械交骋珊脱岫竦摹＜椿蛏逵淞八娜税铩钡囊□□□槐慊虿桓移鸲澂党□头炊裕□辽倩帷靶那苑侵□保□ㄖ□圆恍藕颓崦铮□澂换崆嵋妆黄□摹? 　　同样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为了引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向前看﹐有时倒是不妨回过头去“向後看看”的。这叫做“为了向前看而向後看”﹐用一句通行的说法﹐名之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善良的人们饱尝了封建法西斯专政的苦头﹐目睹了多少伤心惨目悲剧的重演。现在﹐痛定思痛﹐不由得要想一想﹕封建主义的幽灵﹐为什麽会披上“最最革命”的外衣﹐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土地上那麽通行无阻地猖狂肆虐﹖对领袖的神化和迷信﹐为什麽会搞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林彪、康生、“四人帮”搞的那些阴谋权术﹐诬陷迫害﹐愚民政策﹐禁锢思想等等那一套东西﹐为什麽能够得逞﹖如果真正对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有所了解﹐认真读一读和想一想古代历史书上的记载﹐就不难发现﹐原来这些把戏﹐都是“古已有之”。从而就会加深对中国封建主义余毒和危害性的认识﹐了解肃清封建主义毒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如此说来﹐学习历史的主要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要了解中国历史的黑暗面﹐认清封建主义的毒害呢﹖如果这样来理解历史、认识历史﹐那也是一种片面性。漫长的中国历史﹐不仅有它的黑暗面﹐也还有它的光明面。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还创造了光辉的文化﹔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不但此也﹐就是在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当中﹐也有不少杰出的人物和杰出的着作。对於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要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就不但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和鉴别能力﹐还需要有较多的文史知识。对历史文化的无知﹐或者完全抛开了历史文化和自己的民族特点﹐是创造不出更丰富更美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毛泽东同志在指出要引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向前看的同时﹐还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现在﹐我们再重温这些话﹐想一想过去我们办过的一些蠢事﹐跌过的一些跤子﹐吃过的一些苦头﹔想一想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大灾难﹐就会更深切的感到﹐在现实生活中﹐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割断历史和赞扬封建毒素的现象都曾经发生过﹐泛滥过。不过前者是思想路线、工作方法的问题﹐後者有些则是林彪、“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比如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无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极左的口号﹐搞什麽“穷过渡”、穷折腾﹐不顾客观条件地“大干快上”﹐硬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一下子跳到“共产主义”。这难道不是割断历史的一种表现吗﹖再比如﹐林彪、“四人帮”大肆鼓吹个人迷信和造神活动﹐什麽“三忠於、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等等﹐这难道不是赞扬封建的毒素吗﹖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思潮、极左路线和封建专制主义结成了亲密的两兄弟﹐泛滥成灾﹐祸国殃民。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永远记取。 　　由此看来﹐无论从政治上说﹐还是从文化上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学习和普及文史知识﹐都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埣啈伲}吆捅黄占罢撸□夹枰□幸桓稣□返奶□群陀幸桓鼻逍训耐纺裕□庖彩遣谎远□鞯摹? “词可达意”──你最喜欢什麽课﹖李滨声　作 学慎始习敏泽 　　人们常常称颂某些人写起文章来﹐文如泉涌﹐势不可遏。但泉涌之水﹐是不会无端出现的﹐它的外涌﹐在於内部积存了大量的水﹔文思之涌也同样﹐它也不会是无端出现的﹐而在於平日有大量的积累。所谓“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昌黎所谓有诸其中是也。舍是虽刓精竭虑﹐不能益其胸中之所本无﹐犹探珠於渊而渊本无珠﹐采玉於山而山本无玉﹐虽竭渊夷山以求之﹐无益也”（袁守定《占毕丛谈》卷五《谈文》）。这是说得千真万确的。提笔之时之所以会出现势不可遏的文思﹐是由於平日的丰富积蓄﹐中无所蓄﹐无论怎样穷力思索﹐也不会文如泉涌。所以﹐历来的学者都非常重视知识的“蓄集”。清初着名的散文家魏禧在《魏叔子文集》卷八《宗子发文集序》中﹐甚至提出蓄积学问要像“富人积财”那样﹐“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沈浸”久了﹐“及其有故临文”﹐不仅会“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而且“当其必需”时﹐会出现“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的作用。可见平日的积蓄对於写好文章是何等的重要﹗ 　　而要积蓄知识﹐首先就有一个知识积累的准确性的问题。老一代的学者﹐大都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治学态度﹐从来一字不苟。他们着书立说﹐撰写文章﹐不仅立论必有所本﹔而且﹐征引前人文字﹐反复核对﹐甚至要考订并参校各种版本。科学﹐是绝对需要严谨的态度的﹐绝不能想当然﹐更不能掉以轻心的。 　　但是﹐多年来﹐由於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左”的思潮的影响﹐经常不恰切地、过分地强调所谓的“政治”的作用﹐对科学研究相对说就不那麽重视﹐更不用说严谨的治学态度了。这对我们青年一代﹐──甚至远不止是青年一代的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就是不大注意知识积累的准确性和治学方面的严谨的作风。经过十年浩劫﹐这一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和严重。不仅在一些地方性刊物上﹐甚至在一些全国性的、最有影响的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中﹐人们也可以经常发现一些属於常识性的笑话。这类属於常识性的错误﹐大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张冠李戴﹐例如﹐有一篇文章说文天祥的《正气歌》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何如何。孰不知文天祥的《正气歌》是五言诗﹐是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为起句的﹔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文天样的着名的《过零丁洋》中的名句。又如﹐有人写文章说﹕唐代着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五行志杂驳》中对诗的社会功能和赋、比、兴有怎样精确的论述﹐并摘引了其中的两段话﹐孰不知刘知几的《五行志杂驳》是对春秋时期关於阴阳五行记载的质疑和反驳﹐根本不曾提及什麽赋、比、兴﹐更没有那两段话﹔两段话实际上分别引自朱熹的《诗集传》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 　　二是望文生义。例如﹐有一篇谈杜甫的诗句“偶逢佳士亦写真”﹐因为其中有“写真”这一语汇﹐就认为杜甫是主张“写真实”的。可见作者根本不了解这个“写真”﹐即画像之意。又如有人把赵执信《谈龙录》中的“雕绘者反有辞矣”中的“雕绘”一词﹐解作“雕刻绘画”。其实﹐“雕绘”“雕缋”﹐即不注重文章内容﹐而专事词藻上的雕缋镂刻﹐如《南史》所说“君（颜延之）诗如舖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杨龟山集》卷三《答吕居仁》中所说的“雕绘组织为工﹐夸多斗靡以资见闻”。再如﹐有的文章在引了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间熨敢矷熟젱1铀担何恼率侵咐砺畚恼拢□拔□薄奔从Ω门□鲜笔拢桓枋□粗甘□瑁□拔□隆奔匆□蟠由□畛龇ⅠＧ也凰底髡叨哉饬骄浠暗慕馐褪谴砦□模□炊浴拔恼隆币淮实睦斫庖彩峭□纳□濉Ｋ□□静涣私□剖钡摹拔恼隆币淮剩□欠褐赴□ㄊ□柙谀诘囊磺形难□髌方驳模□绾□□□□氖□洹袄□盼恼略塚□庋嫱蛘沙□保□傅木褪抢□旁谑□璐醋鞣矫娴墓食猿删停□獃撬□窃诶砺壑□鞣矫娴墓毕住Ｕ馐潜冉铣＜□挠忠焕啻砦蟆? 　　第三类错误﹐则是“以讹传讹”。张三写篇文章﹐引了某某几句话﹐李四看後﹐觉得不错﹐摘下了﹐写文章时又加以引用﹐王五又如法炮制﹐……。也许张三的引文本身是准确的﹐或可能就不大准确﹐每转引一次﹐又往往会增加一次错误﹐结果是“以讹传讹”﹐癒传癒错。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无须赘引。 　　以上这种种情况﹐经常看稿的人﹐或对报刊发表的文章仔细阅读的人﹐不仅都会深切地、经常地接触到﹐而且﹐谈起此事﹐莫不为之惊疑、太息﹕过去若干年中“左”的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十年浩劫的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使得我们年轻一代﹐甚至是不止年轻一代治学态度受到此等严重的影响﹐不重视、甚至完全忽视知识积累的准确性。一些年轻的同志不是紮紮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积累知识﹐──从原着入手﹐经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而常常是企图找捷径﹐走最省力气的道路。当然﹐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上﹐有方法对头不对头的问题﹐对头了﹐可以事半功倍﹔不对头﹐则会事倍功半。但要寻的“捷径”﹐却是不存在的。 　　一篇或一部着作﹐人们评价他的观点﹐可以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这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正常的情况。但是﹐尽量不要出现“硬伤”。所谓“硬伤”﹐就是在文章中所使用的资料方面出现的差错。比较大部头的学术着作﹐荇减偕堸J□颖□级冲鱿指霰鹫饫嗲榭觯□故强梢岳斫獾摹Ｈ绻□黄□□□淮□男∥模□擦□冲鱿忠恍□坝采恕保□蔷褪欠浅２缓玫氖铝恕Ｖ辽倏梢运得髦窝□□壬系牟谎辖骱吐砺□11Ⅰ６□庖坏悖□蚶炊际且□艿饺嗣钦□钡姆且榈摹? 　　所以﹐在开始学习时﹐我们一定要培养起一种严谨的学风﹐即古人常说的“学慎始习”﹐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习惯﹐以免日子久了﹐“器成彩定﹐难可翻易”（刘勰《文心雕龙》）。对於养成正确的学风来说﹐“学慎始习”﹐这是至关紧要的一件事。 　　我上面所说的学习中这种不好的风尚﹐只是就较普遍的一方面的现象说的。绝非说事情一概如此。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在十年浩劫期间﹐也有一些青年人能够排除种种干扰﹐不仅兢兢业业、刻苦地学习﹐而且学风也非常严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粉碎“四人帮”後﹐情况更有进一步的变化﹐更多青年同志开始逐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因此看不到我们目前比较普遍存在的这种不好的现象﹐也是不对的。重视它﹐是为了克服它。在这一方面﹐我希望《文史知识》创刊後﹐能多做些工作。一方面﹐请一些老一辈或中青一代学者多介绍一些自己治学态度、学风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多介绍一些青年同志们在开始学习时﹐怎样树立良好学风、注重知识积累的准确性的心得体会。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开创出一代崭新的学风。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夜 左传沈玉成 　　《左传》是以编年体写成的一部记述春秋时代历史的史书。西汉人称之为《左氏春秋》﹐到了东汉的班固﹐才确定了《春秋左氏传》的名称﹐以後就一直被学者沿用﹐简称《左传》。 　　《春秋》是鲁国官方的历史档案﹐据《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它的作者应当是孔子。但由於《春秋》所记载策貌庥骨神憸t强鬃铀篮□氖虑椋□□院蟠□难□叨源朔追滋岢□晌什19□鲎约旱呐卸稀９槟善鹄矗□笾驴梢哉庋□担□洞呵铩返谋嘈春涂鬃佑幸欢ｕ墓叵担□□詈□男炊ㄔ蛟诳鬃铀廊□院蟆? 　　孔子死後不久﹐被儒家弟子崇奉为圣人﹐一些被认为经过他编定或和他有关的典籍也被尊为典范﹐叫做“经”。阐述经义的着作就叫做“传”。由於《春秋》的记事简略﹐不久以後就出现了解释和补充《春秋》的史书﹐相传为公羊高所作的《公羊传》、谷梁赤所作的《谷梁传》和左丘明所作的《左传》﹐统称“春秋三传”。 　　《春秋》既然和孔子有关﹐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後﹐“春秋三传”也随之而提高了身价﹐被列入儒家的经典。《春秋》的记事虽然简略﹐但是儒家弟子却认为它具有“微言大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字简短而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却很深奥而丰富。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所谓“以传解经、传不违经”。但是《左传》则不同﹐它具有解经的成分﹐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一部以《春秋》为大纲、博采当时的其他史籍以至流传於口头上的史实而加以编定的历史书。其所以受到历来史学家和文学家的重视﹐原因就在於此。 　　关於《左传》的作者和它编定的年代﹐历来的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司马迁和班固明确地记载《左传》的作者是盲人左丘明﹐然而《论语》中又提到过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其人﹐所以唐代开始就有研究者否定这一说法﹐近代还有人认为此书出於汉代刘歆的伪作。提出疑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完全否定此书和左丘明的关系﹐则未免失之轻率。近年来﹐有的研究者提出﹐左丘明是类似於希腊盲诗人荷马式的人物﹐博闻强记而具有高度的历史、文学知识﹐《左传》应当是在他传授的基础上而经後来儒家学派中的一些人写定的。这跨l捣ｕ皇□□恢挚梢圆慰嫉囊饧□? 　　《左传》中常常借卜筮或某人的议论来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家族的兴亡祸福。这种预言有的应验﹐有的没有应验﹐这是一条推断《左传》成书年代最重要的内证。也就是说﹐凡是应验的预言﹐就是成书以前发生的史实﹐反之则否。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左传》的编定在公元前４０３年三家分晋以後的三、四十年间﹐即战国初期。 　　《左传》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籍﹐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下迄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４６８年）﹐所记史实﹐叙述详明而基本可靠。春秋时代的鲁国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保存的各种文献资料也为数极多。从《左传》本文屡次提到《志》、《夏书》、《周书》、《诗》等等可以看出﹐作者在编写这部历史的时候曾经充分利用过这些文献资料。同时﹐这部书的编写体例﹐也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尽管它是鲁国的史书﹐但记事却并不以鲁国为限﹐对当时其他国家如晋、齐、楚、郑等国的重要史实和相互关系﹐也有详明而系统的记载。後来汉朝人的许多着作﹐例如《史记》、《新序》、《说苑》﹐都曾以此书为重要的史料依据。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着作﹐但是如果把《左传》和《史记》仔细比照研究﹐还不难发现司马迁的疏忽误记之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左传》的存在﹐後世的学者几乎就无法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 　　《左传》是儒家典籍。前几年“批儒”这一历史冤案﹐今天已经得到“平反”。《左传》中表现的历史观﹐自然不免有其落後以至愚昧的一面﹐但就主要的倾向性来说﹐则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书中对於暴君、暴政作了不留情面的斥责﹐而对於开明的执政者和一些有见识的人﹐其歌颂赞美﹐则溢於字里行间。 　　《左传》吤B徊坷□肥椋□□２恢皇歉砂桶偷□茄约鞘隆Ｋ□挠□跃□贰５□□□哂信□业奈难□□丁Ｔ谀持殖潭壬纤担□踔烈芽□袅撕蟠□::档南群印Ｆ渲凶钗□嗣撬□值赖氖羌复未笳揭鄣男鹗觯□绾□□健３清□□健□□□健７浿□健□鼐僦□降取Ｌ瞥□□□氖费□伊踔□妇涂吹搅苏庖惶氐悖□□淞妒吠ａ□铀怠分兴担□白笫现□鹗乱玻□鲂惺略虿玖□□樱□□獃刑塚宦郾富鹪蚯獃衷谀濬□奘尉□□谎允□菰蚴栈穸季。患潜及茉蚺□液崆埃弧□□□炊澂蝗海□莺岫□缘谩﹗苯夥徘昂蟪霭娴募覆坑写□□缘奈难□罚□谡夥矫嬉捕几饔新□觥Ａ硗庖恍╤忻□钠□危□纭吨２□硕斡谯场贰Ⅰ吨蛑□渫饲厥Α贰Ⅰ蹲硬□换傧缧﹗返鹊龋□捎诟骷已”镜牟陕迹□苍缇臀□愦蠖琳咚□□□□小? 　　除此而外﹐《左传》中有一些小故事的描写也十分隽永有味。这一类例子多得举不胜举﹐仅仅襄公二十四年和二十六年两年﹐就有射犬御车入楚营、卫侯入国、伯州犁上下其手和左师称君夫人这几段﹐每一段不过一、二百字﹐但是人物的性格、形象都已经活生生地跃然纸上。如果单独抽出来﹐读者完全可以把它们作为出色的小品文来欣赏。 　　自从汉初把《春秋》列入儒家经典以後﹐稍後就有了专治《左传》的“博士”（学官）﹐学者们对这部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贾逵、服虔的着作已经亡佚﹐仅仅散见於古书中的征引。具有代表性的着作是晋代杜预的《春秋左传正义》﹐唐初的孔颖达又为之疏证﹐到了宋代以後﹐《左传》及其注疏更成为读书人的必修课。杜注、孔疏保存了许多古义﹐是研究《左传》所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清代的专着有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但是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则散见於学者们的学术着作或者笔记里。建国以来﹐有王伯祥先生的《左传选》和徐中舒先生的《左传恁@罚□际粲谘”荆谎畈□□壬□慕□鳌洞呵镒蟠□Ⅰ吩蛲ㄊ途□□□模□唇□霭妗? 《樊川文集》（附《樊川诗注》）戴燕 　　收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阿房宫赋》﹐是唐人杜牧所作。他生活在唐德宗到唐宣宗时期（８０３至８５２年）﹐是晚唐的着名诗人。人们为了将他区别於杜甫﹐常称之为“小杜”。杜牧的祖父杜佑做过中唐宰相﹐同时又是一位极有名望的历史学家﹐他所编的《通典》是关於古代典章制度沿革的一部重要着作。杜牧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在继承前代丰富的文学遗产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创作出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多事之秋的真实面貌。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杜牧的作品﹐基本上都保存在他的诗文集《樊川文集》里。杜牧生前曾为编辑诗文作了准备工作﹔逝世的前一年﹐他得了重病﹐於是便着手整理编纂诗文集。他亲自挑选审订﹐把自己不满意的统统烧毁﹐最後﹐只剩下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二三。当然﹐作家这样做是由於态度谨严﹐精益求精。但是﹐对後代研究者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幸而﹐流传到今天的《樊川文集》所收集的杜牧作品﹐实际远远超出了杜牧焚烧後留下的数量。这是什麽原因﹖原来﹐杜牧生前曾嘱咐过外甥裴延翰将来为自己编纂文集。他每作一诗一文必要送给裴延翰﹐哪怕相隔很远﹐也要捎去。因此﹐裴延翰就保存了许多杜牧的手稿﹐比杜牧销毁剩下的要多出七八成。杜牧死後﹐裴延翰便将保存的诗、赋、传、录、论、辩、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等共四百五十篇合为文集二十卷。因为杜牧曾在樊川（今陕西长安县南）修过一所别墅﹐晚年经常在此居住﹐所以他的文集就称为《樊川文集》。裴延翰编成《樊川文集》以後﹐宋代又有人搜集了《樊川文集》以外的杜诗﹐编了《樊川外集》一卷和《别集》一橘冈嵼毯H铲鸩痪□□渲性尤肓瞬簧偬迫巳缋畎住17偶□９踅ａ17趴荨10□骸16钌桃□12□氲热说氖□□芯炕蛘咭□盟□鞘保□Φ碧乇□14狻﹗斗□ㄎ募□范□□砗汀锻饧□贰Ⅰ侗鸺□犯饕痪恚□铀未□鹁陀辛撕峡瘫荆□痪牌□四晟虾９偶□□沓霭嫔绯霭娴摹斗□ㄎ募□罚□舶□□恕锻饧□泛汀侗鸺□贰? 　　在杜牧的创作生涯中﹐诗歌是他的主要创作内容。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因此﹐後世关於他的作品的注释也仅限於诗歌部分。流行的注本﹐有清人冯集梧的《樊川诗注》。 　　冯集梧﹐浙江桐乡人﹐是冯浩的儿子。他们父子俩分别对於晚唐并称“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的作品有较深的研究。冯浩为李商隐诗文作了《玉谿生诗笺注》、《樊南文集详注》﹔冯集梧继承家学﹐为杜牧诗作注﹐成《樊川诗集注》四卷（《外集》、《别集》则未加注解）。冯集梧认为﹐杜牧诗“语多直达”﹐并不隐晦曲折﹐因而“第诠事实﹐以相参检﹐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他参考了多种书籍﹐采取“丰取矜择”的方法﹐对诗中的名物、舆地、典故、字、词语以及有关唐朝的典章制度一一作了比较详细的注释﹔有些地方还引证史事﹐校勘辨析﹐不能明确下断语的也并列各家说法﹐以供读者判断、选择。可以说﹐注释详细、引征广博是冯注的最大特点。但清人注诗往往拘泥於“无一字无来历”之说﹐搞成了繁琐考证﹐冯集梧也没有摆脱这一局限。 　　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冯集梧注的《樊川诗集注》四卷﹐另附未注的《外集》《别集》﹐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重新刊印﹐为欣赏研究者们提供了方便。另外近人注本有缪钺先生的《杜牧诗选》（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缪先生选注了一百一十三首杜诗﹐主要是对冯注的简化﹐简明易读﹐有益於初学者。书後附“杜牧行年简谱”﹐飧f私舛拍辽□揭灿邪镏□? 《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刘叶秋 　　读书求学﹐总离不开工具书﹐而字典又是工具书中用处较多的一种。通行的《新华字典》收单字八千余个﹐供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检查之用﹐已差不多。但遇到一些冷僻的字﹐如某些人名、地名等等﹐由这类字典内就找不到。阅读古籍与用古汉语写的作品﹐须查的字当然更多。即大型的词书如《辞源》、《辞海》﹐所收单字也不过一万五千左右﹐亦往往不能满足这种查字的要求﹐还须借助於某些旧字书来了解文字的音义。《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就是在今天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旧字书。例如“炱”音ｔａｉ﹐是烟火凝成的黑灰﹐在《新华字典》和《辞源》、《辞海》中都能查到﹐但“□”字却只有《康熙字典》根据宋人编的《集韵》收入﹐列在“炱”之下﹐原来是“炱”的异体。 　　《康熙字典》为清康熙（玄烨）四十九年（公元１７１０年）命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人编撰的﹐至康熙五十五年（公元１７１６年）﹐历六年而成书﹐这是现存的第一部官修的字典。 　　中国古代的字书﹐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宋戴侗的《六书故》﹐所录文字都是篆籀﹐主要作用在於阐明六书。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是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但文字排列并无次序﹐很难查阅。宋司马光的《类篇》﹐也偏重於古代训诂的解说﹐实际还是《说文解字》一类的书。这些字典﹐都不适於一般人的使用。直到明梅膺祚编的《字汇》出来﹐我国才算有了着重实用的字典。 　　《字汇》把《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个部首﹐合并为二百十四个﹐纠正了分部过於繁琐的毛病﹔凡部首的排列与各部中文字的排列﹐都按笔画多少为先後﹐不像以前字典那样漫无次第﹔解释也比较简明通俗﹔在内容和形式上﹐全有了不小的革新。其後明张自烈复腹潺C蹲只恪沸薅╥霾苟□□墩□滞ａ贰? 　　《康熙字典》仿照《字汇》、《正字通》的体例﹐沿用其二百一十四个部首﹐以子丑寅卯等十二辰标分十二集﹐每集分上中下三卷﹔首列总目、等韵、检字、辨似等附录﹐末附补遗、备考﹔在前两书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又作了一些改进。它的部首和部中各字﹐亦依笔画多少顺序排列﹔释字也是先音後义﹐在每个字下先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等书的反切﹐然後解说字的本义。随着再列这个字的别音、别义和古音﹐一般的都引古书来证释。有所考辨﹐即附於注末﹐并加“按”字来标明。每个字有古体的﹐俱列在本字之下﹔重文、别体、俗书、讹字﹐则附於注後。如土部十三画的“墺”字﹕ 　　墺　古文、□、□、□﹐《广韵》乌到切﹔《集韵》、《韵会》、《正韵》於到切﹐并音奥﹐四方土可居也。又水□曰墺。又《广韵》於六切、《集韵》乙六切﹐并音郁﹐义同。《书‧禹贡》作“隩”﹐《前汉‧地理志》作“奥”。 　　这一条在“墺”的字头下﹐列四个古文异体﹐下面注音释义﹐集中了四部韵书的反切﹐不同的单载﹐相同的合列﹐有异读的另外标明﹐末尾还附注两部古书中的别体和通用字。一般的字典、词书对一个字形音义的注释﹐是没有这样详备的。此外如女部的“姐”字﹐《康熙字典》的音义﹐约分四组﹐大意是﹕（一）《唐韵》兹也切（ｊｉｅ）﹐蜀人呼母。俗呼女兄都叫姐。（二）《集韵》臻鱼切﹐音菹（ｚｕ）。□姐﹐态也。（三）又蒋氏切﹐音紫﹐西羌地名。（四）《集韵》将豫切﹐音怚（ｊｕ）﹐《说文》骄也１。嵇康《幽愤》诗﹕“恃 　　爱肆姐﹐不训不师。” 　　这四项解释﹐条理清楚﹐不像《正字通》那样徵引繁芜﹐辨析琐碎﹐使人难於看明白。此字字头下附列“她”、“□”二形﹐“□”字少见﹛T八□弊郑□衷谖颐怯米髋□缘摹八□保□导式晕□敖恪钡墓盼摹Ｒ话阕值洌□哉饫喙盼囊焯澹□嗖宦既搿? 　　采辑各韵书的反切来注音﹐分合同异﹐以供参考﹐这是《康熙字典》首创﹐为以前的字书所未有。其中解说﹐俱先注本音本义﹐後注异音异义﹐由引伸以及通假﹐一一用“又”字标明﹔所采字形异体﹐范围很广﹔列举书证﹐多具篇名﹐依时代先後为次。对《字汇》的简略缺漏﹐加以充实增补﹔对《正字通》的重复冗杂﹐加以合并简化﹔对两书字形的讹谬﹐加以订正﹔归部的不当﹐加以调整﹔笔画的误算﹐加以改动﹔《康熙字典》的内容和形式﹐都比《正字通》丰富、谨严。在字义的解说内还常常附释一些词语﹐又兼有词典的作用。如土部“埙”字﹐亦作“埙”﹐《康熙字典》按语说﹕“按埙乃土器不坚之物﹐故时俗指人惯弄虚浇者曰弄埙。”这项解释﹐《字汇》、《正字通》未载。弄埙﹐就是耍花招﹐故弄玄虚之意。也说“弄喧”。《西游记》第六回孙大圣变成一座土地庙﹐二郎神说“断是这畜生弄喧”﹐即此。 　　《康熙字典》共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它的主要用处还在於比《字汇》、《正字通》多一万余字﹐不见於以前字书的﹐大都可以由此查到。所增之字﹐前面皆标出增字。如“口”部的“□”﹐是所增的“严”字古文。 　　除正文外﹐《康熙字典》还附刊“补遗”一卷﹐收有音有义可入正集而未经增入之字。如人部的“优”字音“尤”﹐是五谷精白之意﹐现在我们把它当作“优”的简体字。“备考”一卷﹐收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的字﹐如“一”部的“引”字﹐音思﹐无义﹔“乙”部的“□”字﹐音义皆无﹔“巾”部的“币”字﹐据《龙龛手鉴》说同“印”﹐现在我们把它当“币”的简体字。凡在正集中找不到的冷僻字﹐不妨试查“补遗”和“备考”。 　　《康熙字典》自刊行狻赤丑洁縔蚇瞗撰[旌艽螅□迦怂□怠白值洹保□ㄖ复耸椤Ｆ湮淖忠粢搴褪橹□□惴旱匚□艘□茫□蟪龅淖质楸嗾撸□喾钪□□玺□Ｇ逯苤墟诔圃匏□骸凹□沤襉⊙□□蟪桑□拐汛□□闹□林危□笾□陨□粑淖终撸□□艹銎浞段□选﹗雹谒滢硌锷怨□□嘧阋韵允敬蠹业闹厥印５□□嬖诘娜钡愫痛砦螅□匆膊簧佟Ｓ捎谒□鲎怨傩蓿□□□坝□ａ保□奕烁蚁匝云浞恰Ｖ钡降拦馄唚辏ｕ□□保福玻纺辏┤跻□□欧钸□谥□□□鳌蹲值淇贾□肥□□恚□勒□犊滴踝值洹芬□榈拇砦螅玻担福柑酢Ｊ导嗜□榈拇砦螅□恫恢勾耍□渲薪馐筒还蝗非械挠榷唷Ｓ械氖橹□虢馑挡幌嗍视Γ□械穆╞辛顺Ｓ玫囊粢澹□谖淖值耐ㄋ子梅ａ□□苌偬峒啊Ｈ纭芭小弊钟舋缴□皎。钜欢粒□□安还耍□沓鋈□敝□猓□鸥Α肚□□涤辍肥□骸白菀□门腥斯财□□脸□嬗胧老辔□﹗币粢迳趺鳎□□＜□挠梅ａ□犊滴踝值洹凡挥β╞孝邸Ｒ虼耍□陀腥艘□浴犊滴踝值洹肺□杓辟□谷本烂□□纳舖謇□□┐笫兆址段□□□嘁徊啃伦值淅创□嫠□□吨谢□笞值洹酚谑遣□□? 　　《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陆费逵、欧阳博存主编﹐於公元１９１４年成书﹐次年出版﹐恰好和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出版在同一年。 　　全书共收四万八千余字﹐比《康熙字典》字更多些。它沿用二百十四个部首﹐而调整了一些部首的排列顺序。如“手、毛、心、爪”、“入、八、儿、几”等部因物同、形近而排在了一起。所收的字﹐兼列籀、古、省、或、俗、讹诸体﹐一一说明﹔先注音﹐後解义﹔都和《康熙字典》一样。 　　《中华大字典》在体例方面﹐作了一些改进﹐主要有以下三点﹕ 　　（１）注音﹕以宋丁度等《集韵》的反切为主﹐每个音只用一个反切﹐加注直音﹐并标明本字的韵部。每个音﹐都列在一个字头之下。如“与”有四个音﹐就列出四个字头﹐下面各自标音。《集韵》未收的字﹐即兼采《广韵》和其他韵书、字书的音切。这比《康熙字典》的一个音并列几个反切的做法更切合实用﹔删去旧字书中叶韵的音﹐也是必要的。 　　（２）释义﹕分条解说﹐一条只注一义﹐只列一个书证﹔用（一）（二）（三）（四）的数字﹐顺序标明﹐清楚醒目。 　　（３）解词﹕常常在一个字下面﹐兼释由这个字组成的复词或事物的名称。如心部“志”字下﹐解释“志士”的含义﹐说明“远志”是草名﹔手部“挺”字下﹐解释“挺挏”犹上下﹐说明人名有梁伏挺等。这样﹐就使此书兼具词典的作用。适当收入以字头为词尾的词﹐还可以标明音读。如“与”的第三音读豫（ｙｕ）﹐下列地名“阏与”、“方与”﹐可使读者知道两词中的“与”应读ｙｕ﹐办法也很好。 　　这是《中华大字典》不同於《康熙字典》的地方。解释比较简明。也是它一个特点。由於适当采用了清人文字训诂的研究成果﹐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书中的说法录入解释﹐还纠正了《康熙字典》的一些错误。 　　现在抄录《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对“丈”字的解释於下﹕ 　　《康熙字典》 　　丈《唐韵》直两切﹐《集韵》、《韵会》雉两切﹐《正韵》呈两切﹐并长上声。十尺曰丈。《前汉‧律历志》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又《左传》昭二十三年﹕以令役於诸侯。属役赋丈。《疏》﹕属聚下役﹐课赋尺丈。又哀元年﹕广丈高倍。《注》﹕垒厚一丈﹐高二丈。又《礼‧曲礼》﹕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注》﹕函﹐容也。又长老之称。《易》师卦﹕师贞丈人吉。又朋友尊称。《长编》﹕富郑公称范文正公曰范十二丈。又释氏所居曰方丈。杜甫诗﹕方丈浑连水。又杜甫诗﹕百丈牵来上濑船。《注》百丈﹐ウ部戚摩f﹗端滴摹罚扞佑殖质□Ｋ准拥悖□恰﹗墩□铩罚赫山栉□鲂兄□龋□先顺终龋□试徽扇恕１□鳌罢取保□ａ? 　　《中华大字典》 　　〔丈〕雉两切﹐长上声﹐养韵。（一）十尺也。见《说文》。……（二）～者﹐长也。见《大戴礼‧本命》。　（三）～者张也。见《汉书‧律历志》。 　　（四）朋友之尊称曰～。《长编》富郑公称范文正公曰范十二～。 　　（五）老人之通称曰～人。《六书正讹》﹕～借为扶行之杖。老人持杖﹐故曰～人。〔又〕严庄之称。见《易》师“～人吉”注。 　　（六）男子谓之～夫。见《广雅‧释亲》。〔又〕大人称也。见《公羊》定八年传“如～夫何”注。 　　（七）方～﹐方一～也。《孟子‧尽心》﹕食前方～。〔又〕佛门长老居室也。《丛林盛事》﹕归方～﹐一住三十年。〔又〕神山名﹐《史记‧秦始皇纪》﹕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瀛洲﹐仙人居之。〔按﹕俗称和尚之住持者曰方～。〕 　　（八）百～﹐牵船筏也﹐杜甫诗﹕百丈牵来上濑船。 　　（九）函～﹐师之尊称。因古者讲席间相对容～也。《礼记‧曲礼》﹕席间函～。 　　（十）岳～﹐～人﹐皆世俗妻父之称。 　　对照看来﹐可知《中华大字典》的解释﹐除去第十义为新增外﹐都根据《康熙字典》的原文﹐加以去取。由於经过整理归纳﹐分项列举﹐就显得清楚有条理﹐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全书内容﹐大部分皆以《康熙字典》为基础﹐进行修订﹐或改解释﹐或换书证﹐或增义项﹐使之更加完备。因此於《康熙字典》释义简略者﹐可查《中华大字典》的解说﹔於《康熙字典》未收之字﹐亦可试查《中华大字典》。 　　天亮了﹐瓦西里找到了三棵完全一样的美丽的红玫瑰﹐树叶上钻石般的露珠闪着光亮。他细细地辨认着。突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姑娘﹐你是这一棵。”他用手轻轻抚摸着一棵红玫瑰的碧玉般的叶子。鲜红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散落了下来﹐一位天仙般美丽的姑娘立在他的面前。 　　瓦西里是怎样认出这棵红玫瑰的呢﹖原来﹐他发现那棵着魔的红玫瑰上没有露水﹐这是因为在下露水的时候﹐这棵红玫瑰变成了美丽的姑娘在唱歌。（根据《俄罗斯童话‧三棵红玫瑰》改写） 　　“美丽”和“漂亮”都是形容词﹐都有“好看”的意思。 　　“美丽”﹐指“美观、好看”的意思。如“林红美丽的大眼睛在阴暗的牢房里闪着熠熠的光。多麽明亮﹐多麽热烈啊﹗”（初中语文第五册《坚强的战士》）此外﹐也还有“美好、高尚”的意思。如“李四光用他的学识、他的智慧﹐为我国描绘了多麽美丽的石油、煤炭﹐金属、非金属﹐稀有元素、分散元素等矿产资源的远景啊﹗”（初中语文第六册《地质之光》） 　　“漂亮”﹐指“好看、出色”的意思。如“凤凰只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麽真本领。只有小燕子搭的窝﹐不仅漂亮﹐而且又结实、又暖和。”（《小学语文教材第五册《群鸟学艺》）“歌儿唱得真漂亮﹗”“打了个漂亮仗。” 　　在用法上﹐“美丽”多用於修饰“女人”及“风光、景物”﹐而“漂亮”则“男女”都可修饰﹐还可以用来修饰“衣服、饰物、用具、建筑物”等。 　　在色彩上﹐“美丽”多用於书面语﹐而“漂亮”则用於口语。 　　“漂亮”可以重叠﹐说“漂漂亮亮”﹐而“美丽”不能重叠。 　　因为有以上区别﹐使用时不能随便替换。 为者常成谷雨 　　梁丘据（齐景公的大臣）谓晏子（齐国的相国）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晏子名）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於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即胡﹐怎麽）难及也。” 　　──《晏子春秋》 　　〔译文〕梁丘据对晏子说﹕“我到死（恐怕）也赶不上先生啊﹗”晏子说﹕“我听说﹐努力去作的人常常可以成功﹐不倦前行的人常常可以到达目的地。我并没有比别人特殊的才能﹐只是经常做个不停﹐行个不止﹐您怎麽会赶不上呢。” 　　〔小议〕晏子说的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做任何事情﹐包括学一门知识﹐只要“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一定会获得成功。 文言文教学札记特级教师　颜振遥 　　“主”与“客” 　　黄宗羲《原君》中有这样两句﹕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其中“主”“客”二字﹐学生往往误解为今天所说的“主人”“客人”的意思﹐因而觉得这句话不合逻辑。在日常生活习惯中﹐都是主人招待客人﹐哪有客人为主人服务的﹗而这两句话说的恰恰相反﹐客为主服务。学生由於不理解这两个词﹐便不能理解这个句子﹐便不能理解这一段话。有的教学参考资料上把这两个字解释为“主体”“客体”。这是用哲学术语硬套﹐於义理也是不通的。“客体”并没有为“主体”服务的必然性。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今人之指佣工者曰客作﹐三国时已有此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凡言客作儿者﹐佣夫也。”《高士传》云﹕“後汉复馥为中常侍所诬﹐乃自翦须变服﹐易形入山中为冶工客作。”《後汉书》云﹕“公沙穆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转引自修订版《辞海》和旧版《辞源》中的“客作儿”、“客作”、“客佣”诸条。）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断定《原君》中的“客”即是“客作”或“客佣”﹐也就是佣工、仆人的意思。这麽一来﹐“客”为“主”服务的关系就容易解释了。 　　“客佣”或“客作”﹐有时亦称“客”。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 　　这里的“主”与“客”﹐正是《原君》里的“主”与“客”的含义。因为主是主子﹐客是仆佣﹐所以主贵客贱﹐“主客原是对待之义”。由此可以看出黄宗羲在《原君》中所反映的思想﹐正是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 　　容易误解的“上”字 　　《察今》中有“有过於江上者”﹐《荆轲传》中有“至易水之上”﹐《苏武》中有“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石钟山记》中有“得双石於潭上”﹐《水调歌头‧游泳》中有引《论语‧子罕》的“子在川上曰”﹐这些地方的“上”字﹐学生很容易不假思索地解释为“上面”。 　　“上”字的另一义是“侧畔”。上面所举的“江上”、“易水之上”、“北海上”、“潭上”、“川上”﹐都应解释为江边、易水边、北海边、潭边、川边。“上”字的这一义﹐在现代汉语中也有用的﹐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上述这些地方﹐课本往往不加注释﹐学生又自以为很明白﹐如果教师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不能及时纠正学生的误解。有的“上”字被误解为“上面”之後﹐在本句中就出现矛盾﹐如“徙武北海上”﹐若解释为北海上面﹐显然是不通的﹐因为不能把苏武流放到水面上﹐那样他怎麽牧羊呢﹗有的却不然﹐在本句中是可以通过的﹐如“得双石於潭上”﹐可以解释为在潭水上面得到双石。但是联系後文﹐便觉不通。因为李渤并没有乘舟至水面考察﹐只是在岸边择石“扣而聆之”﹐所以被苏轼讥为“陋者”。李渤所得的双石是在潭边﹐有他自己写的《辨石钟山记》为证。该文叙述得石经过曰﹕“访其遗踪﹐次於南隅﹐忽遇双石﹐欹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乃日石钟也。”（《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第一百四十六卷石钟山部艺文一之一） 　　费解的“亭午” 　　《水经注‧江水》中有这样一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其中“亭午”二字﹐课本解释为“正午”﹐这是对的。但是为什麽“亭午”可以解释为“正午”呢﹖教师需要进一步掌握有关资料﹐才能深入浅出地向学生解释清楚。 　　“亭午”一词是“羲和亭午”一句话的省文。这句话出自东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它的意思是“日至中天”。因为古代神话中的羲和是替太阳赶车的日神﹐所以古代诗文中常以“羲和”代替“日”。（《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高诱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引自《太平御览‧天部》）《释名》谓“亭﹐停也”。《文选》刘良注《游天台山赋》谓“亭﹐至也”。由此可见“亭”可以解释为“停”或“至”﹐它是这个句子中的动词。“羲和亭午”这个句子本来是易解的﹐後来被紧缩成一个词﹐省去了主语“羲和”﹐就变得费解了。费解之处在於“亭”字。主语“羲和”既不出现﹐动词“亭”字便无所依附﹐况且现代汉语中的“亭”字是名词而非动词﹐这就癒觉此词费解。如果在教学中恢复它原来的面貌﹐补上主语﹐再重点解释“亭”字的古义﹐学生将会变“死记”为“活记”﹐容易掌握“亭午”的含义。当然﹐怎样向学生解释﹐还得因年级而异。如果是对高年级学生﹐可以讲讲这个词的来源﹔如果是对低年级学生﹐只要告诉他们这个词是“日亭於午”的省略说法﹐“亭”即“停”﹐就够了。学生由此进而掌握“正午”这个意思就不难了﹐也许还能记得牢实。 　　至於“羲和亭午”这个句子﹐如何被诗文家欣赏﹐终於紧缩成一个词﹐料与“掷地当作金石声”的这篇《游天台山赋》的声誉有关﹐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用了它。李白也在《古风》第二十四首中用了它﹐其诗句曰﹕“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利用汉砖图案解释“缴”、“矰”、“弋” 　　“射猎农作图”是在宝成铁路沿线成都一带发现的东汉时代画像砖上的图案。我国邮电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发行的一套“东汉画像砖”特种邮票中的第三枚印的就是这个图案。图的上半部绘的是射猎﹐下半部绘的是农作。射猎图中有两个人在池边猎取鸿鹄（黄鹄）﹐用的是弓箭。这种箭拴有长线。池里有莲花和游鱼。 　　东汉画像砖上的射猎农作图 　　看到这个图﹐想到《奕秋》、《庄辛说楚襄王》、《晏子谏杀烛邹》三篇文章中的三个字﹕缴、矰、弋１。这三个字﹐课本虽有注释﹐学生还不免感到抽象。这幅射猎图对理解这三个字能起直观作用。解词要正确还要清楚。讲得清楚则学生易懂难忘。利用这块汉砖上的图案来解释缴、赠、弋﹐用古人的生活实际来印证词义﹐学生易懂。教师用很少时间就可以讲清楚这样三个意思﹕ 　　缴﹕是拴在箭上的长长的丝线。 　　矰﹕是一种拖着长丝线的箭。 　　弋﹕用矰这种箭来射鸟叫做弋。 　　学生不必抄笔记﹐也不必背课本上的注释﹐就能把这三个词掌握﹐而且学得有趣﹐记得牢实﹐因为把抽象的词和具体的事物结合起来了。 　　１《弈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庄辛说楚襄王》﹕“黄鹄……淹乎大沼﹐……射者……治其矰缴。”《晏子谏杀烛邹》﹕“景公好弋。” 司马迁和他的不朽巨着《史记》安平秋 　　古老的黄河流域为中华民族哺育了多少英才﹗ 　　生活在二千多年前汉武帝时期的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就诞生在黄河中游的龙门地区。 　　龙门﹐是一个充满诗意和神奇色彩的地方。黄河犹如一条黄龙﹐从它的北面奔腾向南﹐咆哮而过。河左岸是龙门山﹐右岸是梁山﹐两出夹金湍﹐峙立如门阙﹐形势之险要﹐据说只有神龙才能腾越而上﹐故此称为龙门。据传说这个“龙门”是大禹治水、疏导黄河时开凿的﹐所以也称作“禹门口”。幼年时代的司马迁就在这龙门西南的左冯翊夏阳城南（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种地放牛﹐读书学习﹐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汉武帝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年）他六岁时跟随父亲司马谈来到当时的京城长安。这时的西汉王朝已进入鼎盛时期。 　　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在他前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又被召入京师﹐直到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共作了三十年的太史令。太史令是掌管编写国史的官员。司马谈学识渊博﹐通天文﹐懂历法﹐熟悉朝章典故﹐写下了重要的学术论着《论六家要旨》﹐对先秦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有感於国史多年无人编撰﹐汉兴以来大批杰出人物的事迹无人记述﹐决心写出一部史书。他从构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亲自动笔写了部分篇章。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起端於司马谈﹐奠基於司马谈的。 　　司马迁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得到父亲的直接培养。他在十岁的时候﹐已经读了大量的今文书籍﹐又开始学习古文着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世本》都一览无遗。勤奋刻苦的学习充实了他的头脑。二十岁的时候﹐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对祖国的深忱热爱﹐开始了全国性的漫游﹐进行实地考察。 　　司马迁走出长安﹐来到汨罗江畔﹐祭奠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沉江的处所﹐他登上九嶷山巅﹐瞻仰了舜的墓地。而後南登庐山﹐考察大禹疏导九江的历史情况。在东南﹐他亲临大禹会合诸侯、计功封爵的会稽山﹐寻迹而探禹穴。到吴地观看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的故城﹐发出了“宫室盛矣哉”的慨叹。他经过韩信的故乡淮阴﹐渡淮河﹐涉泗水﹐来到鲁国的都城曲阜﹐瞻仰了孔子的庙堂﹐对孔子兴教化、重礼义的遗风无限景仰。他往来於历史上战争频繁的地区──齐、鲁、梁、楚之间（相当於今山东、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地区）。最後﹐向西来到已是一片废墟的魏国都城大梁（故地在今河南开封西北）。实地察看了信陵君驾车迎请侯赢的夷门﹐不禁感叹﹕信陵君“名冠诸侯﹐不虚耳﹗”此後他便回到了长安。 　　回到长安不久﹐司马迁作了郎中﹐虽官位不高﹐却得以多次随从武帝出巡。曾西至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东登泰山﹐上碣石﹐直到海边﹐北出长城﹐直抵九原（今内蒙五原县附近）。汉武帝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他奉命出使巴、蜀以南﹐一直到了昆明﹐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状况也有了切实的了解。司马迁通过长期的多次游历﹐开扩了眼界﹐接触了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广泛搜集了史料﹐为他以後编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西南出使回来﹐已是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他赶到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周南（今洛阳附近）去见生命垂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他的手、流着泪告诫他“无忘吾欲论着矣”﹐要他继续自己的未竟事业﹐完成编撰史书的重任。说完便溘然而逝了。 　　司马谈死後三年（前１０８年）﹐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了父亲的官职﹐担任太史令。他利用工作之便﹐摘录先代史书和石室、金匮中所藏的国家图书典籍。同时﹐访问了解历史情况的人﹐订正和补充史实。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年）﹐司马迁主持了当时的历法改革﹐制订了“太初历”﹐随即开始动笔写作《史记》。这时﹐司马迁四十二岁﹐正是思想成熟、潜心着述的黄金时代。 　　不料就在第七个年头上（天汉三年﹐前９８年）﹐灾难临头了。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师匈奴。骑都尉李陵奉命率五千步卒深入胡地﹐与匈奴重兵连战十余日﹐终因寡不敌众﹐矢尽援绝﹐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朝中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对此不平﹐认为李陵虽举事不当﹐但他艰苦奋战﹐杀伤大量敌军﹐功绩显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投降﹔从他平素为人看﹐他一定会寻找适当的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征询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马迁便把他的想法如实告诉了武帝。武帝听後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诋毁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替李陵的败降开脱﹐便将司马迁下狱﹐并於第二年下蚕室﹐处以宫刑。遭受宫刑是奇耻大辱﹐司马迁在後来给朋友任安的信中﹐几乎是声泪俱下地诉说了痛苦悲愤的心情﹕“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对事业的执着精神使他没有消沉。他想到古往今来的许多圣贤都是受创不馁﹐发愤有为﹐终於实现了自己的志向﹐便决心活下来﹐“就极刑而无愠色”﹐继续完成功垂千古的巨着。出狱後﹐他继续担任了中书令﹐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精神﹐发愤着书。太始四年（前９３年）﹐司马迁五十三岁时﹐终於完成了这部空前的历史巨着。大约此後不久﹐这位中国史坛上的启明星便离开了人间。他的这部着作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诸於世。 　　《史记》最早叫《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它之前的史书﹐或是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是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却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其後从《汉书》到《清史稿》的史书﹐都有“纪”有“传”﹐毫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体例。《史记》所记不是一朝一代的断代史﹐而是上溯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据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他所看到的《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记》是一百三十卷﹐与原书篇数相符﹐那是由汉元帝、成帝时的褚少孙等人陆续补全的。 　　“本纪”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各代帝王政迹、言行的大事记。从五帝开始﹐至汉武帝为止。这是全书的总纲。“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记叙错综复杂的人物、史事﹐作为本纪和列传的补充。“表”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好按年记载﹐如《三代世表》﹔月表是《秦楚之际月表》﹐因楚汉相争仅几年﹐事件变化多端﹐按年记叙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现实。“书”是某一方面的专题史。如《天官书》专记天文星象﹐《河渠书》专记河流、水利情况等。“世家”则记载了王侯封国的历史﹐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传”主要是各类人物的传记。写一个人物的﹐後人称它作“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後人称它为“合传”﹐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把相类似的人物记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同时代的人的﹐後人称作是“类传”﹐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附传”。列传中还有一些是记载我国少数民族或与汉朝有往来的一些国家及地区的情况的﹐如《东越列传》、《匈奴列传》等。上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组成《史纪》的完整体系。作者不仅把自己的观点贯串在叙事当中﹐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作者编写《史记》的目的并不限於记述历史事件和人物﹐而在於通过历史现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索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总结历史的发展变化。两千年前的史学家能够提出这样的课题﹐他的识见是值得肯定的。当然﹐由於他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又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它的可贵之处在於作者对史料严肃审慎的“考信”精神和忠实於史实的“实录”态度。司马迁对调查来的大量文字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他不以成败论人﹐不趋炎附势﹐不做无根据的歌功颂德﹐也不隐瞒坏人坏事或缺点错误。他景仰孔子﹐但对孔子在《春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顾事实、妄赞当代人物史事的做法照样提出了批评。对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既写了他的深谋远虑、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又形象地刻画出他的无赖嘴脸。正因如此﹐《史记》成为一部千古不朽的信史。 　　《史记》一书体现了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和鲜明的爱憎感情。司马迁刻画了凭机智勇敢维护了国家尊严而“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歌颂了他“先国家之急”的高尚品德﹔以满腔的热情赞誉了爱国将领李广﹐对於他的不被朝廷重用﹐最後竟因不甘受辱而自杀身死﹐表示了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司马迁对生活在人民之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而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对那些把皇帝的意志当作法律的酷吏﹐则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他对礼贤下士、不耻下交的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十分喜爱和敬仰﹐作者在《魏公子列传》中﹐连用了四十七个“公子”来亲切地称呼信陵君﹐这实际是把信陵君与当时那些身居高位、颐指气使的权贵作了鲜明对比。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纪传体史学与传记文学融合於一炉﹐把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场面的描述结合了起来。他笔下的“火牛阵”、“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和“垓下之战”等等﹐是历史情况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作﹐既有特定的场面﹐又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所以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来为《史记》作注的很多﹐最出名的是“三家注”﹐即刘宋时裴□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的注﹐本来都是各自单刻的﹐到北宋时才与《史记》合在一起﹐散附在有关正文後面。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的标点本《史记》﹐∕是中华书局根据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重新整理、分段、标点的。 　　《史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珍视。司马迁的精神和他的《史记》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辉。 司马光怎样编修《资治通鉴》徐志啸 　　稍有些历史常识的读者﹐都会知道我国古代的“前後两司马”吧﹗这两个司马都是着名的历史学家﹐“前司马”﹐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汉朝人司马迁﹔“後司马”﹐就是本文要谈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主编、北宋人司马光。“前後两司马”虽说相距近一千年﹐两人的史学观也有很大差异﹐但在历史学上的功绩却都是同样不可磨灭的。近十几年来﹐人们对“前司马”的称颂不少﹐对“後司马”的评介却略欠公允﹔特别是在所谓“评法批儒”时期﹐王安石被捧成了法家英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则被打成了罪人﹐连他的《资治通鉴》也差点付之一炬。其实﹐司马光对我国史学的贡献是很不小的﹐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可数的着名史学家之一﹐他所主编的卷帙浩瀚的《资治通鉴》不只凝聚了他近半生的心血﹐而且是後世公认的历史名着。 　　我们来看看司马光是如何编修《资治通鉴》的﹐从中也能了解一部史书的编写成功之不易。 　　据史书记载﹐《资治通鉴》的正式编修始於北宋治平三年（公元１０６６年）﹐而准备工作早在嘉佑年间（公元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就开始了。那时﹐司马光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平素喜好读史﹐尤其对《左传》、《史记》、《汉书》诸书﹐更“嗜之不厌”﹐常常感到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虽然不少﹐但大多文字繁冗、纲目不清﹐没有一部象样的通史﹐不利於日理万机的皇帝周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司马光想“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编写一部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的史书。正好﹐英宗这时命他编一部叙述历代君臣事迹的书﹐这就促成了他编书夙愿的实现。他给自己所要编的通史定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打算以《左传》为蓝本﹐仿效《左传》体例和笔法﹐就连开篇的历史时期也承接《左传》﹐即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４０３年）开始﹐到後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９５９年）结束﹐起讫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治平元年（公元１０６４年）﹐司马光写好了全书的提纲《历年图》﹐图中清楚地排列了全书的年代、事目﹐让人一窥便能知全貌。同时﹐他又独力完成了五卷《周纪》、三卷《秦纪》﹐两汉部分也作了些起草工作﹐初步定书名为《通志》。《历年图》及初稿八卷呈送上去後﹐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决定正式开局编修﹐书局就设在京城崇文院内﹐名义是编写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这项工作受到了神宗皇帝的赏识﹐他亲自给这部书定了书名﹕《资治通鉴》﹐意思取“鉴於往事﹐有资於治道”﹐後又为书撰写了序言。皇帝的赏识和支持﹐无疑是个大促进﹐司马光的初衷就是要为封建帝王提供历史的借鉴﹐以便更好地加强封建统治﹐现在上下相通﹐臣投君意﹐君合臣心﹐岂不成全了一件美事﹖於是﹐工程浩大的编修工作更加紧进行。 　　要完成这项工程﹐还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大量的历史资料﹐二是得力能干的助手。历史资料是不愁的﹐崇文院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富的地方﹐院内有三大书库﹕东廊的“昭文书库”、南廊的“集贤书库”和西廊的“史馆书库”。另外﹐京城的龙图阁、天章阁、秘阁的藏书也可供翻阅。再加上当时一些着名的藏书家大都是司马光的朋友﹐借些书自然不成问题。这些优越的条件﹐为书局提供了丰富浩繁的史料﹐足供司马光参检选择。至於协助编修的人员﹐除了一般抄写的书吏外﹐司马光亲自挑选了三位得力干将﹕“博闻强记、专精史学”﹐对史书无所不览、对史事巨微皆晓的刘恕﹔“智识明敏、好学能文”、专治唐史的专家范祖禹﹔“博记能文章”的着名汉史专家刘攽。他们三人开始参加编修时的年龄是﹕刘恕三十五岁﹐范祖禹三十岁﹐刘攽四十四岁﹐而司马光当时已经四十八岁了。 　　整个编修工作按着司马光的部署进行﹕第一阶段﹐先收集史料编丛目﹐要求史料收集详备﹐并按年月日顺序排列﹐标明历史事目﹔第二阶段﹐将丛目史料整理成长编﹐这个阶段的原则是“宁失於繁﹐毋失於略”﹐整理时同时进行核实考订和加工工作﹔第三阶段﹐汇总长编﹐考同异、删繁冗﹐修改润色﹐最後定稿。第三阶段的定稿工作由司马光一人担负﹐他既要统一全书的体例、笔法﹐又要进一步考核史料﹐锤炼文句﹐使不同时代、不同文笔的史料熔於一炉﹐自成一体﹐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由於计划有方、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勤恳努力﹐编修工作得以较顺利地进行。他们先用五年时间在京城编写了周、秦、汉、魏部分﹐之後转到洛阳﹐又化了十四年时间﹐完成了西晋至後周的编写﹐这样﹐先後共用了十九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在史学史上堪称宏篇巨着的伟大工程。 　　在这整整十九年期间﹐司马光真的是“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长期的劳累使他“骸骨□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他自称毕生精力“尽於此书”﹐这话是并不算过分的。在洛阳时﹐他居於一座小阁中﹐一个老仆人服侍他﹐他常叫老仆人先睡﹐自己秉烛至深夜﹔第二天凌晨仍在继续伏案工作﹐几乎天天如此。他的助手刘恕的勤勉精神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患了“风疾”﹐右手右足都偏废了﹐却每每乘病痛呻吟的间隙﹐握笔修史﹐一直到死为止。耗尽心力的努力﹐终於换来了心血的结晶﹐遗憾的是﹐司马光本人未及亲睹《资治通鉴》的问世﹐在这部巨着正式出版时﹐他已溘然长逝一个多月了。 　　《资治通鉴》的诞生﹐不仅给当时的封建皇帝提供了历史经验﹐而且在史学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後来陆续问世的史学着作﹐如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朝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後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都是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影响下按照它的体例写成的。宋人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人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这些话虽说过誉﹐但也真实地反映了《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影响。 　　司马光是北宋朝廷中的一位要员﹐虽曾在当时的朝廷倾轧中受过波折﹐但立场观点始终站在以封建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一边﹐他主持编写《资治通鉴》的宗旨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他在所修的史书中﹐较为客观地揭露了历史上反动统治的罪恶﹐暴露了一些昏君暴君的荒淫残暴﹐也较如实地反映了历代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反对外族侵略的史实﹐这就使後世能通过这部史书获得比较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有助於了解和研究历史。 　　爱好历史、有志於研究我国古代文史的青年读者们﹐认真读一读《资治通鉴》﹐将会使你获益匪浅﹗ 佛经寓言故事选译白化文　许德楠 　　在这篇《佛经寓言故事选译》中﹐我们首先节选了鲁迅先生所作的《痴华鬘题记》﹐有“以序代序”的用意。因为﹐在鲁迅先生的题记中﹐谈了《百喻经》中譬喻的一定价值﹐这也正是此类佛经寓言的价值。 　　佛经中时常有寓言、譬喻﹐本来是“以正法为心”﹐旨在说教。但是﹐撇开那些说教﹐单看譬喻﹐却有许多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有科学道理的﹐有文学价值的﹐可资利用和欣赏。 　　因此﹐我们选用几则佛经中有积极意义的譬喻文字﹐呈献给读者。为了方便青年读者﹐加了今译和简略的注释﹐文末并有简单的解说。 　　痴华鬘题记（《鲁迅全集》第七卷﹐节选） 　　【原文】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 　　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阿伽陀药﹐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也。 　　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 　　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於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裹﹖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注释】痴华鬘﹕“华鬘”是装饰在头部或身上的花环﹔《百喻经》为杂采诸经、纂集贯串之作﹐所以称为“华鬘”。又因其中常借愚人设喻﹐所以又冠以“痴”字。 　　徐元太﹕明朝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喻林》﹕明徐元太撰﹐一百二十卷﹐有万历刻本。此书搜录古书中譬喻故事﹐分类引述﹐其中包括佛经中的若干譬喻。 　　藏﹕佛教经典。 　　法﹕指佛法教义。 　　阿伽陀﹕音译﹐是佛教传说中一种万应灵药。 　　正法﹕指佛法。 　　以……为心﹕用意在……﹐旨在……。 　　正义﹕亦指佛教教义。 　　【译文】曾听说印度的寓言文学十分丰富﹐象繁茂的森林和深邃的水泉﹐别国的文艺往往蒙受她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译为汉语的佛经中﹐也随处可见。明朝的徐元太辑有《喻林》一书﹐搜录颇广﹐然而部头太大﹐不容易得到。 　　佛教经典中以“譬喻”为名的﹐不下五六种﹐其中以《百喻经》最有条理。……为什麽应用譬喻来讲说佛教教义﹐正如《百喻经》中所说﹕“就如阿伽陀这种药﹐是用树叶裹着的﹔药涂治之後﹐树叶也就扔掉了。──譬喻故事就象包药的叶子﹐深刻的含义正寄寓其中。” 　　然而﹐王君品青却喜欢她的譬喻部分之妙﹐剔除了说教部分﹐只留下寓言。…… 　　高僧的撰述﹐虽然志在宣扬佛法﹐讲寓言故事不过象用树叶包药一般﹐但是言必及佛法﹐反而多被拘束。现在已经没有“阿伽陀”药﹐也就谈不到裹药的叶子了。摆脱了讲说佛法的约束﹐寓言本身就更明显地被突出。聪明人所领略到的﹐自然不仅在於讲说佛法了。 　　入海取沉水喻（《百喻经》卷上） 　　【原文】昔有长者子﹐入海取沉水﹐积有年载﹐方得一车。持来归家﹐诣市卖之。以其贵故﹐卒无买者。经历多日﹐不能得售。心生疲厌﹐以为苦恼。见人卖炭﹐时得速售﹐便生念言﹕不如烧之作炭﹐可得速售。即烧为炭﹐诣市卖之﹐不得半车炭之价值。 　　【注释】沉水﹕即“沉香”﹐也作“沉水香”“水沉”等。沉香为常绿乔木﹐心材为着名薰香料。唐宋贵族富人多於厅堂内室焚沉香﹐取其香味﹐并以袪秽 　　【译文】从前有个长者的儿子﹐入海采沉香木﹔采了几年﹐才得到一车。运回家里﹐到市上去卖。因为沉香木价钱贵﹐一直没有买主﹐过了好多天还卖不出去。他很疲惫厌烦﹐觉得苦恼。看到人家卖炭﹐常能很快出售﹐就想﹕不如把沉香木烧成炭﹐可以很快卖掉。於是就把沉香木都烧成炭到市上去卖﹐结果得到的价值还不及半车木炭。 　　【解说】沉香木是贵重香料﹐如果象一般木材一样烧成木炭出售﹐就完全失去了它的价值。然而这位长者子﹐只为了“速售”﹐竟然这样做了﹐可谓目光短浅的愚人。知识何尝不是这样﹐它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来不得骄躁的。如果急欲求成﹐或只求“速售”﹐多半也会落得前功尽弃﹐“不得半车炭之价值”。 　　见他人涂舍喻（《百喻经》卷上） 　　【原文】昔有一人﹐往至他舍﹐见他屋舍墙壁涂治﹐其地平正﹐清净甚好。便问之言﹕用何和涂﹐得如是好﹖主人答言﹕用稻谷□水浸令熟﹐和泥涂壁﹐故得如是。愚人即便而作念言﹕若纯以稻□﹐不如合稻而用作之﹐壁可白净﹐泥治平好。便用稻谷和泥﹐用涂其壁﹐望得平正。返更高下﹐壁都坼裂。 　　【注释】□﹕音ｙｉ﹐文中指稻的皮壳屑﹐泛指麦或稻的皮壳屑。 　　【译文】从前有个愚人﹐看见别人屋舍的墙壁抹得平整洁净﹐很美观﹐就问人家﹕用什麽和泥﹐抹得这麽好﹖房主人回答道﹕把稻谷的壳屑用水泡透﹐和上泥抹墙﹐就会成功。愚人寻思。与其用稻壳屑﹐不如就用稻谷﹐那样墙壁可以更为白净平整。於是他就用稻谷和泥﹐抹了自家的墙壁。才要继续往上抹﹐下面抹好的墙壁就已经裂开脱落了。 　　【解说】这则寓言也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其中之一似乎是﹕在独出心裁时﹐切戒主观﹐不吸取行之有效的经验办法﹐也不要以为费钱费物的“高级”路子就好。 　　共命鸟（《杂宝藏经》卷第三） 　　【原文】昔雪山中有鸟﹐名为“共命”﹕一身二头。一头常食美果﹐欲使身得安稳。一头便生嫉妒之心﹐而作是言﹕“彼常云何食好美果﹐我不曾得。”即取毒果食之﹐使二头俱死。 　　【译文】古时雪山中有“共命鸟”﹐一个身子两个头。一个头为了使身体结实﹐常找好果子吃。另一个头却生了嫉妒之心﹕“它经常叫唤竟然吃到了这样的好果子﹐而我却尝不着﹗”於是它就故意找毒果来吃﹐结果使两个头都死了。 　　【解说】可悲的是﹕好心的﹐为了整体利益而努力工作的人﹐有时不被理解。可惜的是﹕嫉恨心重﹐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戕害整体的人﹐似乎并未绝迹。 　　吉利鸟（《杂宝藏经》卷第三） 　　【原文】过去久远﹐波罗捺国有王名梵摩达﹐作制断杀。时有猎师﹐着仙人衣服﹐杀诸鹿鸟﹐人无知者。有吉利鸟﹐语诸人言﹕此大恶人﹗虽着仙人衣﹐实是猎师。常行杀害﹐而人不知。 　　【注释】波罗捺国﹕中印度古城。 　　断杀﹕因为特殊的原因（如天灾﹐皇室典礼等）﹐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屠宰和捕猎。 　　【译文】在遥远的古代﹐波罗捺国王梵摩达下令严禁屠宰和捕猎。当时有个猎人﹐为了逃避王的禁令﹐就穿上仙人的衣服﹐捕杀鹿鸟等﹔大家都以为他是仙人﹐识不破他。 　　有一只吉利鸟飞来了﹐告诉大家﹕那人是大恶人﹗虽然披的是仙人的袈裟﹐实在是个打猎的﹗他常杀害动物﹐而大家识不破呵﹗ 　　【解说】古今中外﹐类似的譬喻太多了﹕披着神圣的外衣﹐却干着丑恶的勾当。值得记取的是﹕除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提高警惕﹐注意识别外﹐对於“吉利鸟”的提醒也要重视。 从《先君墓表》到《泷冈阡表》──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王水照 　　《泷冈阡表》是宋代杰出散文家欧阳修的名作之一。这篇墓碑碑文通过对他亡父欧阳观事迹的记叙﹐抒写作者的哀悼之情和褒扬先人之意。它是在初稿《先君墓表》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先君墓表》也收在他的文集中。将两文进行对照比较﹐修改的地方很多﹐处处表现出欧阳修在用字遣句、布局谋篇及突出题旨等方面的艺术匠心。现仅举两项略加辨析。这两项都跟形成他的纤徐婉转、唱叹有情的独特艺术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善用虚词。林纾《春觉斋论文‧用字四法》中说﹕“留心古文者﹐断不能将虚字略过。须知有用一语助之辞﹐足使全神灵活者﹐消息极微﹐读者偶反可也。”《泷冈阡表》的改定﹐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例一﹕《先君墓表》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 　　《泷冈阡表》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例二﹕《先君墓表》其心诚厚於仁者也。 　　《泷冈阡表》呜呼﹗其心厚於仁者耶﹗ 　　这两例都是添加语气词。第一例讲欧阳观当地方官时﹐处理“死狱”极其审慎、谨严﹐他对要判处死刑的案件总是从另一角度去考虑能否减刑﹔经过这番考虑仍然不能减刑﹐才算对死者和审判者都没有遗恨。初稿只是一般叙述句﹐加一“也”字﹐就更准确地传达出欧阳观说话时的肯定语气。第二例讲作者母亲郑氏对此事的评论。初稿只是一般判断句﹐定稿前加“呜呼”﹐後改“也”为“耶”﹐一变而为感叹句式﹕“啊﹐他的心是重在仁爱的啊﹗”加重了赞颂的感情色彩﹐与全文强烈的抒情气氛相谐调。 　　例三﹕《先君墓表》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也﹗ 　　《泷冈阡表》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 　　例四﹕《先君墓表》……而其为如此﹐是其发於中者也。 　　《泷冈阡表》……而所为如此﹐是真发於中者耶﹗ 　　这两例显示出选用语气词的精当。第三例初稿用了两个“也”字﹐定稿把後一“也”字改为“尔”﹐不仅避免了用字犯重﹐更重要的是表达出欧阳观在经过再三考虑而仍不能免判死刑时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口吻。第四例讲母亲赞叹欧阳观的所作所为（指养亲以“孝”﹐待人以“仁”）﹐是真正从内心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初稿用字重复（两个“其”字）﹐语句平淡﹐定稿以咏叹句式出之﹐饶有一唱三叹的情韵。 　　例五﹕《先君墓表》以其尝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 　　《泷冈阡表》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恨也。 　　例六﹕《先君墓表》回顾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叹曰…… 　　《泷冈阡表》回顾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叹曰…… 　　这两例是添加连词和介词。第五例记叙欧阳观的感触﹕原判死刑的人经过一番“求生”的考虑後﹐有能免死而活下来的﹐那麽﹐明知有这种可能而不替他寻求﹐被处死的人是有遗恨的了。第六例讲欧阳观回顾奶娘抱着稚子欧阳修在旁﹐因而引发出一段议论。这两例各加连词“则”和介词“因”﹐分别表示出上下句之间的顺承关系或因果关系。在这里﹐虚词的有无﹐在文气转接之间确有畅达和板滞的区别。 　　清人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中说﹕“宋代诸公﹐变峭厉而为平畅。永叔（欧阳修）情致纡徐﹐故虚字多”﹐颇有见地。但多用和善用虚词是构成欧阳修散文平易流畅风格的一个因素﹐蒋湘南所说略有因果倒置之病。 　　二是善用复笔﹐即同一字、句、段的反复运用。《先君墓表》记母亲郑氏对作者说﹕“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泷冈阡表》改为﹕“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这样一改﹐从母亲对儿子的期待﹐变为从母亲口中转述父亲对他的期待。这一点实是《泷冈阡表》行文脉理的关捩。改“侍”为“待”﹐既呼应开头“非敢缓也﹐盖有待也”﹐并为结尾“又载我皇考崇公（欧阳观封崇国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欧阳修）者﹐并揭於阡（立碑揭示在墓道上）”伏笔﹐三个“待”字隐然贯穿全文﹐成为行文的中心线索。而这首尾都是新加的﹕开头一句是解释欧阳观死後六十年才立墓碑、写成本文的原因﹕不是有心拖延﹐而是有所“待”﹔结尾处即历数欧阳修一家所受皇恩封赏﹐表示“待”果然有了着落﹐没有成为空待﹐用以进一步赞美亡父的仁德。这虽是一般墓表的题中应有之义﹐含有封建落後的因素﹐但从写作技巧的角度看﹐这类复笔﹐既能保持文气浩瀚如行云流水﹐又能在节骨点上作呼应或小顿﹐使文气凝聚不散﹐这在长篇散文中尤见功效。顺便说明﹐初稿和定稿的主要文字都是借母亲之口述说亡父事迹﹐但定稿更突出父对子的“待”﹐其他几处的修改也服从於这点。如记父亲说﹕“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在戌年将死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这段话初稿原是﹕“岁行在戌﹐﹐我将死﹐不及见儿之立也。”初稿把话说得太实﹐又没提及这是根据算命人的推测﹐使人感到突兀﹔定稿语意合情合理﹐态度委婉沉痛﹐更流露出对儿子期待的殷切。又如在母亲述说父亲事迹以後﹐母亲总结式地说道﹕“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这两句也是初稿所没有的。加上这两句﹐一方面使母亲的长篇讲述有个相应的收束﹐也与紧接的下文“修泣而志之（记住它）﹐不敢忘”﹐绾合密切﹐语气一贯﹔另一方面也为了把这长篇讲述归结为“汝父之志”﹐强调这是父亲生前对他的教诲和期待。 　　三个“待”字的前後反复是为了突出题意﹐句和段的重复也是如此。在上引“吾於汝父”那段话以後﹐定稿添加了一大段文字﹕“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後也。”讲他母亲嫁到欧阳家﹐婆母已死﹐不及侍奉﹐但知道欧阳观奉养其母至孝﹔欧阳修虽然年幼丧父﹐日後不一定有所成就﹐但欧阳观行事如此﹐一定会有好後代的。母亲的这段话进一步表达“待”意﹐并引出下面欧阳观每逢祭祀或有时进用酒食总是流泪怀念亡母的事迹﹐最後结束道﹕“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这句话初稿仅仅说﹕“此吾知汝父之能养也。”定稿有意与上文重复一遍﹐（字句稍有不同﹕“然知”变为“而以此知”﹐更符合结束语的口气。）遥相照应﹐造成回环往复的艺术效果。 　　初稿和定稿都着重写欧阳观的两个事例来突出人物的精神风貌﹕从父亲追怀祖母的几个片断﹐来表彰他的“孝”﹔又从尽力开脱“死狱”事﹐来表彰他的“仁”。在叙述这两个事例後﹐初稿写道﹕“其心诚厚於仁者也。……夫士有用舍、志之得施与否﹐不在己﹔而为仁与孝﹐不取於人也。”这里只是说﹐一个人的或好或坏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握﹐但为仁为孝却决定於自己。定稿改成﹕“呜呼﹗其心厚於仁者耶﹗……夫养不必丰﹐要於孝﹔利虽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这就贴切、有力地收束前述两大事例﹐呼应上文而又推进论点﹕养亲不必定要丰盛﹐重要的在於孝﹔施利虽不能普及到万事万物﹐重要的是他的心重在仁爱。“要其心之厚於仁”一句﹐又是上文“其心厚於仁者耶”的反复申说﹐表示对这个意思的特别强调。 　　这里的“呜呼﹗其心厚於仁者耶﹗”一句中的“呜呼”是新加的﹐我们在讲善用虚词时已说过。其实﹐定稿加了三处“呜呼”﹕全文即以“呜呼”两字开头﹐结尾又有“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这也是一种以重复字句来求呼应并加强咏叹语调的写法。这类例子还有﹐如“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後也”与“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後也”的前呼後应﹕前一句是新加的﹔後一句初稿作“此吾之知汝父之得有後也”﹐定稿将“得有後”改为“必将有後”﹐以求与前面一句的用语完全一致。这都说明欧阳修是自觉地运用“反复”这种修辞手段来加强文章的表现力的。 　　欧阳修以善於修改文章闻名於世。有个故事说﹐他晚年改定自己文章﹐“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他笑着回答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见无名氏《宴简》）这个笑话包含着一条深刻的艺术经验﹕文章不厌千回改﹐名篇佳作离不开锤炼工夫﹗ 玉城雪岭际天来──漫话浙江潮慕容真 　　“浙江之潮﹐天下伟观也。”（周密《武林旧事‧观潮》）浙江即钱塘江﹐在杭州之南﹐发源於浙、赣、皖三省交界的莲花尖﹐曲折东流﹐归於大海。浙江潮所以奔腾澎湃﹐成为天下奇观﹐是由於钱塘江的地势使然。元人褧伯宣《浙江潮候图》说﹕“浙江之口﹐有两山焉﹐其南曰龛山﹐其北曰赭山﹐并峙於江海之会﹐谓之海门。下有沙潬（滩）﹐跨江西东三百余里﹐若伏槛然。潮之入於浙江也﹐发乎浩渺之区﹐而顿就敛束﹐逼碍沙潬﹐回薄激射﹐折而趋於两山之间﹐拗怒不泄﹐则奋而上隮﹐如素蜺横空﹐奔雷殷地﹐观者胆掉﹐涉者心悸﹐故为东南之至险﹐非他江之可同也。”这分析是合乎实际的。浙江潮以其雄伟壮观﹐博得了古往今来人们的一致赞赏﹐据说全世界只有巴西亚马逊河的涌潮才能与之媲美。 　　浙江潮见之於文字纪载﹐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枚乘在《七发》中就有一大段关於“八月之望”“观涛乎广陵之曲江”的描写。对於这“广陵之曲江”﹐《杭州府志》以为就是浙江﹐因为杭州古属广陵郡﹔浙江又名之江﹐是说江流曲折有如“之”字﹐也就是“曲江”的意思。再从《七发》对於江潮的舖陈描写来看﹐似乎也只有钱塘江大潮才与之相称。因而一般人都把《七发》的这段描写看作浙江潮最早的文学表现。唐人宋昱《樟亭观涛》诗就有“枚叟说难穷”之句﹐“枚叟”指的就是枚乘。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秦始皇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所谓“水波恶”﹐正是指钱塘江上惊涛骇浪﹐风波险恶﹐以致秦始皇不敢径渡﹐只得向西再航行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的地方过渡到会稽去。这也不妨看作对於浙江潮的一个间接记载。 　　如果再往上推﹐还可以从《庄子‧外物》中找到一点线索。《杭州府志》曾转引庄子的话﹕“浙河之水﹐涛山浪屋﹐雷击霆砰﹐有吞天沃日之势。”这段话不见於今本《庄子》。查《庄子》中提到“浙河”的只有《外物》篇﹕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若不厌若鱼者。 　　“制河”即“淛河”﹐也即“浙江”。折、制﹐古字通。这则寓言形容大鱼吞钩後企图挣紮逃跑﹐掀起高山般的巨浪﹐发出惊动千里的声响﹐这正是古人对於浙江大潮的一种神奇想象和浪漫主义的描写。 　　不过《庄子》的这则寓言﹐一般很少有人联想到浙江潮﹐比较起来﹐还是潮神伍子胥的故事传诵更广。春秋时﹐越国败於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复国。吴王夫差却沉溺在胜利中﹐毫无警觉。伍子胥屡次进谏﹐吴王不但不听﹐反而赐剑要他自杀。伍子胥临死时﹐叫人把他的眼睛挂在吴国都城南门上﹐以观越国灭吴。吴主知道了大怒﹐把伍子胥的屍体用鸱夷革包裹起来投入江中。从此钱塘江就波涛翻滚﹐怒潮汹涌﹐据说这是伍子胥的怨愤所化。每当潮来﹐人们还可以看见这位潮神乘着白马奔驰於潮头呢。当然这不过是传说而已﹐但从中可以体会到千百年来人们对﹐於忠而见疑的诤臣的怀念。这个传说﹐後来就成为钱塘潮的典故了。例如唐孟浩然《占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作》﹕“山藏伯禹穴﹐城压子胥涛。”宋米芾《观潮浙江亭》﹕“怒势豪声迸海门﹐州人传是子胥魂。”有的诗人则用这个典故来寄托对於国事的悲愤﹐如辛弃疾《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属铸怨恨终千古。功名自误。谩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 　　钱塘观潮之风﹐汉魏六朝已颇兴盛﹐晋代大画家顾恺之在观赏钱唐潮後﹐曾作有《观潮赋》。到了唐宋﹐着名诗人吟咏不绝﹐观潮风亦因之大盛。诸如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卢纶、姚合、罗隐、范仲淹、苏舜钦、苏轼、陈师道、辛弃疾、陆游等都有观潮佳作传世。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诗人赵嘏《钱唐》诗的残句﹕“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以“十万军声”来形容浙江潮的声势﹐确实十分传神。它使我们想起那个宋高宗赵构南渡时的一副狼狈相﹕他在金人的追赶下﹐仓惶逃到杭州﹐歇脚於庆春门外的归德院。夜半忽然听到万马奔腾之声﹐吓得大惊失色﹐以为金人追到了。後来知道是钱塘江的潮声﹐惊魂始定。从此归德院就改名为潮鸣寺了。 　　浙江潮昼夜两至﹐起落有常。敏感的诗人在观潮时往往触发起流光易逝、功业未就的感慨。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曾喟叹﹕“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潮》）大潮来时﹐银山迸涌﹐江水倒流﹐诗人苏东坡有感於此﹐吟道﹕“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八月十五日看潮》）。这种感慨﹐使人想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那句哲理名言。江潮滚滚﹐万古如斯﹐它带着人世的甜酸苦辣﹐事业的成败兴亡﹐流向永恒的时间之海。诗人们感慨岁月如流﹐从而更加珍惜那些美好的回忆。白居易在离任杭州以後﹐灵隐寺的月桂和钱塘江的潮声还时时萦绕於梦魂之中﹐他在《忆江南》中低徊不尽地吟出这样的诗句﹕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钱塘观潮﹐不但是诗人们的韵事﹐也是寻常百姓的享受。古代观潮之盛﹐大概无过於南宋了。那时杭城观潮﹐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至二十日结束﹐而以十八日为高潮。苏东坡诗云﹕“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相传这一天为“潮诞”﹐又是朝廷检阅水师的日子﹐郡守也要在这一天以牲醴祭奠潮神。因此这一天倾城看潮﹐士女云集﹐江干一带搭满了采棚看台﹐“十余里间﹐地无寸隙”。连隔岸的肖山西兴一带﹐也搭起彩幕﹐把江面映照得如同舖锦。对於南宋观潮的盛况﹐周密在《武林旧事‧观潮》中有极为生动的描写﹕先是水师操演﹐战舰在江上趁浪腾空﹐演出各种阵势变化﹐并且鸣放烟炮﹐等到炮息烟收﹐战舰已隐藏得无影无踪了﹔﹐然後有数百名被发文身的游泳好手跃入江中﹐迎潮而上﹐有的手举大幅采旗﹐踩涛踏浪﹐出没於波峰浪谷之中﹐而旗尾一点也不沾湿﹐这就是所谓“弄潮儿”。宋人潘阆《忆余杭》词专咏看潮﹕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这种“弄潮”的游戏﹐常常有人因之丧生﹐官府曾下过几次禁令﹐後来就逐渐衰微以至绝迹了。 　　元、明、清以还﹐观潮之风相沿不衰﹐文人的吟咏也多得不胜列举。元人高孟昇有“自古江山夸壮观﹐至今父老说英雄”之句﹔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曾作《浙江观潮赋》﹐极尽形容之能事。清代观潮诗当推黄仲则的前後《观潮行》﹐其《後观潮行》﹐描述潮来气象﹐语语如在眼前﹐尤为脍炙人口。笔者於六十年代初第一次观潮﹐即被大自然的神奇壮观所慑服﹐以致欲下一字而不得。後来读黄仲则此诗﹐大有“先得我心”之感﹐二十年来记忆犹新。不妨引录数句﹐聊与读者作纸上之观﹕ 　　海风卷尽江头叶﹐河岸千人万人立。怪底山川忽变容﹐又报天边海潮入。鸥飞艇乱行云停﹐江亦作势如相迎。鹅毛一白尚天际﹐倾耳已是风霆声。江流不合几回折﹐欲折涛头如折铁。一折平添百丈飞﹐浩浩长空舞晴雪。星驰电激望已遥﹐江塘十里随低高。此时万户同屏息﹐想见窗棂齐动摇 　　一九八一年元旦於杭州潮鸣寺左近 天一明珠──访宁波天一阁来新夏 　　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是我国驰名中外、至今仅存的一座古藏书楼。建阁的主人范钦是明嘉靖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阁的建成约在嘉靖四十年时（１５６１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范钦由於自己对图书的爱好和凭借政治权势所聚集起来的七万多卷图书就贮放在阁中。 　　天一阁在我国古代的图书事业史上一直闪耀着绚丽的光采。藏书楼的命名和一排六间的阁楼结构﹐据说是采取了古书上所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这虽然迹近迷信﹐但也可以见到阁主人在创建时已注意到防火问题。不仅如此﹐防潮、防蠹等等典藏图书的措施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天一阁主体建筑“宝书楼”的各书柜下面都放着一块块石灰石性质的石头﹐这是原来用以吸潮的设置。它虽然没有现代吸潮器那麽科学﹐但吸潮以保护图书的道理显然已为我们前人所理解。范氏又据古书记载﹐采用了芸草防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传说﹐宁波有一嗜书成癖的钱姓女郎﹐因仰慕芸草辟蠹的功用﹐曾手绣芸草数百本﹐并自己更名绣芸。她为能亲见天一阁用芸草防蠹的真相﹐便委身嫁给范氏子弟﹐结果仍以格於妇女不能登楼的禁例而不得见﹐终於郁郁含恨而死。钱女的行为似乎近於痴騃﹐但她的爱书精神确是感人至深﹐实可使那些任意践踏毁坏图书者大有愧色的。 　　天一阁的建造设计颇具匠心。主阁“宝书楼”二层﹐楼下隔成六间﹐楼上悬有明人王原相所书“宝书楼”匾额﹐用书柜隔成六间。楼前有蓄水池﹐也是一种防火设置。清康熙四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又在阁楼前後利用山石的奇形怪状堆砌成“九狮一象”等生动形态﹐并植竹养鱼﹐使藏书楼周围增添了江南园林的美色。正由於它把藏书的幽雅和园林的清丽很好地结合一体﹐才引起了附庸风雅、好事多趣的乾隆帝的重视。当他为了典藏《四库全书》而兴建南北七阁时就曾谕令浙江地方官吏绘呈阁图作为兰图。随着范氏宗族的衰败﹐阁楼园林也日趋荒落。直到一九三三年﹐始有当地人士集资维修﹐并将文庙的尊经阁和有关当地（明州）文献的一批宋以来的碑版移建园中。这批碑刻文物镶绕在尊经阁前的墙垣上﹐被誉为“明州碑林”﹐是有关宋元以来宁波（明州）的历史资料。可惜有的由於风雨侵蚀而字迹漫漶﹔有的整片剥落﹐了无字迹。这实在是地方文献的一种损失﹐亟待采取一定的保护和抢救措施。 　　范钦非常珍惜自己的藏书﹐订了严格的禁例﹐其中“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规定是他主观上希望图书免於流散的一种措施﹐也是封建士大夫“子孙宝之”的狭隘自私心理的反映。可是﹐事物的发展往往不取决於主观愿望。经历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时的勒取、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掠夺、不肖子孙的盗卖以及虫蛀水渍等等﹐到解放之初﹐园林已是荒草污水﹐精刻善本不是水渍无法揭开﹐就是蠹蛀得千疮百孔﹐零零落落只剩下原藏书量的五分之一﹐大约一万三千余卷。这一现实无情地嘲笑了范钦。後经政府多次拨付专款维修、恢复﹐使这座古藏书楼和它的藏书虽历经多劫﹐犹不致如海源阁藏书之毁於军阀匪徒之手、皕（音璧﹐二百之意）宋楼藏书之为外人捆载而去﹐而是得到了比较正常的发展。目前已有三十万卷藏书﹐比创建时增加了四至五倍﹐其中善本精刻有八万卷之多。“明州天一富藏书”﹐已经不是虚誉了。我去年（８０年）春天亲临其地时﹐又见到政府已在原阁右後方兴建一座具有江南楼阁特色﹐并和原阁风格谐调﹐总面积达九百多平米的新阁﹐工人们在积极施工﹐加意雕饰﹐工程已进入後期。新阁建成﹐多年沉睡的载籍将苏醒过来得到整理与应用﹗ 　　天一阁庋藏宋元以来刊本、抄本和稿本﹐而明刻尤为突出。明代登科录和地方志的收藏成为该阁的特色。明代登科录若能加以利用改制不失为查阅明人的工具书﹐阁主人范钦的简历就在登科录上赫然具在。明代地方志二百余种更为地方文献珍品﹐未印部分大可考虑刊行。另外藏版一千余块﹐亦可见到明代雕版工艺的水平。范钦之能注重当时文献加以收集保存﹐确是具有卓识。在新征集的图书中﹐不仅有早年流失的阁藏复归故园﹐而且还有浙东名家黄宗羲、万斯同和全祖望等人遗着和《明史稿》稿本。园中“千晋斋”所存自汉至清的千余块刻砖（因晋砖居多﹐故名）和另室所存唐宋元明石碑三十余块也都是珍贵的文物。 　　天一阁以其所藏珍籍文物博得到人们象“明珠”般地护持它﹐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发挥它蕴藏着的资料作用。我衷心祝愿这颗“明珠”将发出更加照人的光采﹗ 回忆匈牙利陈国教授译《水浒全传》兴万生 　　匈牙利解放以前﹐就翻译出版了我国许多古典文学名着﹔但是这种翻译介绍工作只是零星的﹐片断的﹐而且往往是通过德、英、法等语言转译。解放以後﹐匈牙利文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五十年代初期﹐在匈牙利就出版了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以及《红楼梦》、《水浒》等的转译本。我国古典诗歌﹐在匈牙利知识阶层很受重视﹐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可以和古希腊罗马相媲美﹐而且有着强烈的东方色彩。而《水浒》﹐就更易於接受﹐更为匈牙利人民所喜欢了。 　　匈牙利文新版《水浒全传》的译者是布达佩斯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汉语学家陈国（Ｓｚｏｎｇｏｒ　Ｂａｒｎａｂａｓ）教授。一九五四年陈国同志开始翻译《水浒全传》﹐费去他七年时间﹐直到一九六一年全书译毕﹐出版了很厚的三卷本。他在翻译《水浒》过程中﹐我正在匈牙利留学。我作为布达佩斯大学匈牙利语言文学系的一个学生﹐经常和陈国同志朝夕相处。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室位於这所大学的四层楼上﹐就在东方语言文学系的隔壁。一有空闲﹐我们就在一起谈论文学﹔有时用匈牙利语﹐有时也用汉语交谈。他虽然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汉语学家﹐由於他是在解放前的匈牙利的大学里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运用口头汉语有一定困难。陈国同志在着手翻译《水浒》以前﹐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的。他不但熟读了《水浒》﹐就连书中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精彩场面、每一个人物特点﹐都活在他的脑海中﹐使他冲破古汉语的层层困难﹐准确地运用现代匈牙利语进行翻译。我记得﹐他经常坐在打字机旁﹐机架上放着中文版《水浒》﹐深入浅出地从事他的翻译工作。他不仅白天﹐有时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他经常对我说这样一句话﹕“我是多麽喜欢《水浒》啊﹗” 　　陈国同志从事翻译工作是极其严谨和认真的。遇到疑难不解之处﹐他就写信来中国﹐请教古典文学专家。他把问题集中起来﹐解决後再用打字机补译。我记得﹐每当他译完一章﹐或者书中出现精彩场面时﹐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在我面前高声朗读他的译稿﹐表现出他对原着风格传达的自信。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说过﹕“……《红楼梦》这部名着﹐匈牙利人不懂中国社会背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但是《水浒》不同了﹐它一定会受欢迎。例如宋江这个人物﹐就会受到匈牙利人喜欢……” 　　陈国同志在翻译《水浒全传》过程中﹐经常称赞中国语言的丰富、优美和准确。为了译好这部名着﹐他把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作为他翻译工作的准则﹔除了忠实之外﹐力求传达原着的精神面貌与风格。他搜集许多种《水浒》的版本﹐特别是配有插图的﹐更为重视。借助插图﹐他力图对文字有更形象的感性的认识。书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给了他以强大的动力﹐使他七年如一日地从事《水浒全传》的翻译工作﹐为中国文学在匈牙利的传布作出了贡献。 　　当我手里拿着陈国同志翻译的匈牙利文《水浒全传》三卷本﹐翻阅其中一些片断章节的时候﹐不禁浮想联翩。二十五年前﹐我到匈牙利学习﹐只有二十三岁。跟陈国同志最初结识到我毕业归国的五年相处的日子里﹐他始终在勤勤恳恳地从事《水浒全传》的翻译工作。一九五九年夏季﹐在我启程前一天跟他告辞﹐只见他的办公桌上摆着足有半尺高的《水浒》匈文打字稿。面对这一辛勤劳动的成果﹐我祝愿他匈牙利文版《水浒全传》早日问世。他告诉我﹐全书只有一个尾部尚未译完﹐正在加紧翻译﹐因为出版社正在催稿。临别﹐他还握着我的手说﹕“书出来以後﹐我一定寄给你一套。” 　　陈国同志是一位匈牙利着名的汉语学家﹐研究家和翻译家。他是《东方学报》的主编﹐又是布达佩斯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领导。近年来﹐我们经常看见他用英文发表的关於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又看见他翻译的匈文版《西游记》。不禁想起他那为了争论一个问题﹐透过高度近视镜而瞪得圆圆的眼睛﹔交谈中那不时哈哈大笑中的开朗性格﹔甚至那两手一摊或抖一抖肩的姿影……﹐仿佛把我带回到当年相处的日子里去了。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我作为翻译﹐陪同匈牙利文工团住在新桥饭店。有一天﹐在二楼的台阶处﹐我突然见到陈国同志。他是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进修的。由於事情忙乱﹐未能久谈。他只告诉我﹕《水浒全传》的匈牙利文版印行一万五千册﹔这在匈牙利也是可观的印数。第二天﹐他寄给我一本他新译的赵树理着《李有才板话》﹔并在扉页上签署了他的名字。我也寄赠他一本拙译裴多菲的长诗《使徒》作为答礼。 　　陈国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十八年未见﹐我谨借回顾其翻译《水浒》的二、三事遥寄思念之情。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 什麽是“反切”﹖邢公畹 　　问﹕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每个字头下面都标明“××切”﹐都说这叫“反切”﹐切出的音就是该字的读音。那末﹐究竟什麽叫“反切”﹐又怎样使用呢﹖ 　　北京汽车制造厂　马骏 　　答﹕“反切”又叫“翻切”﹐是用两个字的音来决定第三个字的音的方法。我国古代学者用这种方法给文献上难读的文字注音﹐使读者通过认识的字读出不认识的字来。古人对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视的１。 　　过去汉字是直行书写的﹐所以人们把注音的上一个字称为“反切上字”﹐下一个字叫“反切下字”﹐按照传统的反切术语﹐反切上字称为“出切”﹐简称“切”﹔反切下字称为“引韵”﹐简称“韵”２。所以唐朝的孙愐在所着《唐韵》的《序》上说﹕“切、韵者本乎四声﹐纽以双声迭韵。”“纽”就是“联系”。孙愐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出切、引韵必须在四声基础上分别以双声迭韵跟所注字音相联系。也就是说﹕反切上字跟所切字为双声关系﹐反切下字跟所切字为迭韵关系。譬如（我们用汉语拼音式转写字音）﹕ 　　“举欣”切“斤”ｊｕ‧ｘｉｎ→ｊｉｎ 　　“苦冈”切“糠”ｋｕ‧ｇａｎｇ→ｋａｎｇ 　　“举”跟“斤”﹐“苦”跟“糠”都是双声关系﹔“欣”跟“斤”﹐“冈”跟“糠”都是迭韵关系﹐迭韵关系也包含了调类一致的关系﹐所以﹐被反切字的声调也是由反切下字决定的。例如“欣”、“斤”两个字都是平声。 　　反切是一种“定音方法”﹐并不是“拼音方法”﹐这是由於我们传统的表意文字的性质决定的。试看ｊ－跟－ｉｎ相合﹐就可以直接合成ｊｉｎ的音﹔而“举”跟“欣”这个反切必须减去上字的韵母和下字的声母﹐才能得出这个音﹐所以是间接的。自从我们创制了析音符号（从注音字母到拚音方案）之後﹐就不再使用反切来注音了。 　　但反切和拚音之间最大差别还在於拚音所得是所拚字的“音值”﹐也就是它的实际读音﹐譬如ｊ－跟－ｉｎ相拚﹐不管是哪一个方言区的人都只能读成ｊｉｎ﹐不能读成任何别的音﹔而古代传下来的每个字的反切所决定的只是所切字的“音类”﹐细看下面的表﹐就可以懂这个道理３﹕ 　　“举欣”一切﹐在不同的方言里可以得出不同的相应读音﹐这是因为反切所决定的是音的类﹐而不是音的值的原故。 　　汉朝末年的学者们已经开始用反切来注音﹐可是由於时代推移﹐音类起了局部变化﹐就使这些反切不能再读出立切时候的音了。譬如﹕ 　　甫ｆｕ　娇ｊｉａｏ　切“镳”ｂｉａｏ 　　匹ｐｉ　尤ｙｏｕ 　　切“衃”ｆｏｕ 　　陟ｚｈｉ 　　邪ｘｉｅ　切“爹”ｄｉｅ 　　丁ｄｉｎｇ　全ｑｕａｎ　切□”ｚｈｕａｎ 　　从上例可以看出﹐声母应当读ｂ－的字﹐却用ｆ－出切﹔应当读ｆ的字﹐却用ｐ－出切﹔应当读ｄ－的字﹐却用ｚｈ－出切﹔应当读ｚｈ－的字﹐却用ｄ－出切等等。宋朝音韵学家把这类反切统称为“类隔切法”﹐从而非类隔切法（如“举欣”切“斤”）就叫“音和切法”。他们不知道古人在创制反切的时候﹐“甫”音近ｂｕ﹐“衃”音近ｐｏｕ﹐“陟”音近ｄｉ﹐“□”音近ｄｕａｎ﹐并无所谓类隔切法。 　　今天﹐如果不是研究古代汉语的人﹐并没有学习反切的必要﹐因为今天的字典、辞书以及其他任何须要注音的地方﹐不会再用反切来注音。即使是明朝以後的“改良反切”也不用了。 　　由於古代声母不同於今日﹐遂使“甫娇”切不成“镳”﹔由於古代韵母不同於今日﹐遂使“渠之”切不成“旗”﹔由於古代四声不分阴阳﹐而声母却分清浊﹐遂使“户公”切不成“红”﹐“徒弄”切不成“洞”﹔由於北方入声的消失﹐遂使“亲吉”切不成“七”。除去这些情况﹐我们在古书上遇到反切﹐只要掌握以上字之声合下字之韵的原则﹐就可以利用古人反切﹐读出相应的今音来。例如﹕ 　　“莫孔”切“懵”　“他贡”切“痛” 　　“渠容”切“蛩” 　　“许玉”切“旭”　“苦江”切“腔” 　　“兴倚”切“□” 　　“□追”切“锥”　“赤之”切“蚩” 　　“书之”切“诗” 　　“居依”切“机”　“方味”切“沸” 　　“香句”切“煦” 　　“郎计”切“唳”　“胡怪”切“坏” 　　“虚愿”切“楦” 　　“以沼”切“舀”　“丁可”切“嚲” 　　“力减”切“脸” 　　反切起源於民间的“反语”﹐不是古代某一个学者创造的４。“反语”是一种语言技巧﹐包括“双反”和“切脚语”。双反是用两个字先顺後逆切合两次。如梁武帝中大通（公元５２９─５３４年）时的民谣说﹕“鹿子开城门”。“鹿子开”反语为“来子哭”﹐鹿（ｌｕ）开（ｋａｉ）为“来”（ｌａｉ）﹐“开鹿”为“哭”（ｋｕ）。这种反语﹐据说一直到现在﹐在广西玉林、北流两县﹐仍然人人会说５。云南元江县磨沙坝傣雅族也流行这种反语﹐如傣语“妻子”称为ｍｉｅ﹐“男子”称为ｊｉａｉ﹐ｍｉｅｊｉａｉ意为“男子之妻”﹐可以说成反语ｍａｉｊｉｅ。贵州布依族也有这种反语﹐如ｂａｉｊｉｅ意为“赶场”﹐可以说成ｂｉｅｊｉａｉ﹐ｇａｍｕ意为“杀猪”﹐可以说成ｇｕｍａ６。 　　“切脚语”又叫“切脚字”﹐如北京话﹕“这孩子真精。”又可以说作“这孩子真即零。”“精”字的反切就是“即零”﹐“即零”就是“精”的“切脚语”。宋朝宋景文《笔记》说﹕“孙炎作反切语﹐本於俚俗常言尚数百种。”指出孙炎等学者不但从民间得反切之法﹐并且直接采用了部分的民间反切语。宋﹐洪迈《容斋三笔》说﹕“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见於书史中﹐如‘叵’为‘不可﹐‘钲’为‘丁宁’……。”可见切脚语从先秦到今天都在民间流行着。 　　１例如清朝江永在所着《音学辨微‧辨翻切》里说﹕“读书而不知切字﹐讹读必多﹔为师而不知切字﹐授读必误﹔着书而不知切字﹐流传必谬﹐如陈第《毛诗古音考》皆用直音﹐直音多谬。” 　　２参看清朝梁僧宝《切韵求蒙‧纲领》﹐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 　　３表内标音尽量用拚音方案符号。但是有两个音拚音方案无法表示﹐一个是广州的□﹐相当於国际音标的〔φ〕﹐另一个是汕头的ｉ﹐相当於国际音标的〔□〕。 　　４北齐﹐颜之推（５３１一﹖）认为反切是魏﹐孙炎创造的（见所着《家训‧音辞篇》）。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景审《序》称反切“始自服虔”。章太炎又证明创造反切的是汉末的应劭（见章氏《国故论衡‧音理篇》）。唐兰先生指出反切“是由民间的双反语演变来的”（见唐兰《论唐末以前韵学家所谓“轻重”和“清浊”》﹐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５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２０５页﹐１９４７﹐上海。 　　６曹广衢《布依语的反语》（见《中国语文》１９５６年３月号）。傣雅语和布依语跟汉语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 -- ||| || ||| | || ||||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