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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发信站水木社区 (Sat Jul 29 14:14:3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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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上次讲过﹕一、神话是文艺的萌芽。二、中国的神话很少。三、所有的神话﹐没有长篇的。四、《汉书》《艺文志》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五、现存汉人的小说﹐多是假的。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於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後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上说﹕
“燕太子丹质於秦﹐……欲归﹐请於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补》)
这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再如刘敬叔的《异苑》上说﹕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复。”(卷八)
这可见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
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ㄐ揿k焙蚨加械模□还□罄唇□□孛挥邪樟恕5□泄□购苁Ⅰ?
六朝志怪的小说﹐除上举《博物志》、《异苑》而外﹐还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後记》。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至於《搜神後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潜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是﹕
“阳羡许彦於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中具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暂唤之……’……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痋戚T保n砩稀兜滦舋□罚?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卷下《任诞篇》)
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後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1〕﹐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前乎《世说》尚有《语林》﹐《郭子》﹐不过现在都没有了。而《世说》乃是纂辑自後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後来有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後人对於《世说》看得更贵重﹐到现在还很通行。
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说》早。它的文章﹐较《世说》质朴些﹐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还可以看见一点﹐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於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说﹐大概不外俳谐之谈。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後来都没有什麽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2〕﹐则落於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於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於《世说》﹐後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於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於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蝨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蝨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
我在上面说过﹕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一直到了宋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时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为这和成名很有关系﹔像当时乡间学者想要成名﹐他们必须去找名士﹐这在晋朝﹐就得去拜访王导﹐谢安一流人物﹐正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但要和这流名士谈话﹐必须要能够合他们的脾胃﹐而要合他们的脾胃﹐则非看《世说》﹐《语林》这一类的书不可。例如﹕当时阮宣子见太尉王夷甫﹐夷甫问老庄之异同﹐宣子答说﹕“将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给他官做﹐即世所谓“三语掾”。但“将毋同”三字﹐究竟怎样讲﹖有人说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说是“岂不同”的意思──总之是一种两可、飘渺恍惚之谈罢了。要学这一种飘渺之谈﹐就非看《世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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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融(153─208) 字文举﹐东汉末鲁国(今山东曲阜)人。
曾任北海相﹐後因反对曹操﹐为曹操所杀。祢衡(173─198)﹐字正平﹐东汉末平原般(今山尔临邑)人。因反对曹操被送至刘表处﹐刘表又将他送至黄祖处﹐终为黄祖所杀。
〔2〕 《笑林广记》 清游戏主人辑。笑话集﹐四卷﹐分古艳、腐流、形体、闺风等十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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