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随笔 《朱买臣传》 《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 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读刈）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讴）道中﹐买臣癒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 以上﹐是夫妻离异之因。其後﹐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塚﹐见买臣饿寒﹐呼饭饮之。 以上﹐说明其妻对买臣仍有情义。其後﹐上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荣归故乡﹕ 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後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 耕堂曰﹕此京剧“马前泼水”之故事根据也。此剧演出﹐使朱买臣之名﹐家喻户晓﹐其妻遂亦在群众心目中﹐成为极不堪之形象。然细思之﹐此实一冤案也。 夫妻一同劳动﹐朱买臣干多干少﹐还是小事。在大街小巷﹐稠人广众之中﹐一边挑着柴担﹐一边吟哦诗书﹐这不是冲洋相吗﹖好羞臊的妇女人家﹐哪里受得了﹖劝告你﹐不喊叫了也罢﹐却“癒益疾歌”﹐这不是成心斗气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跟着你﹐既然饥饿难挨﹐又当众出丑。且好心相劝﹐屡教不改﹐女方提出离异﹐我看完全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而且﹐以後见朱买臣饥寒﹐还对他进行帮助﹐证明这位妇女﹐很富同情心﹐慈善心﹐品质性格还是不错的。 而朱买臣做官以後的举动﹐表面看来很宽容﹐却大有可议之处。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是在封建时代﹖又何况是一个弱小女子﹖在很多修路工人面前﹐把她和她的丈夫﹐载在官车上﹐拉到府中﹐安置在花园里。这不是优待﹐确是一种别有用心的精神镇压﹐心理迫害。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中﹐她如何能活得下去﹖所以她终於自尽了。 这种叫别人看来﹐是胡里胡涂死亡的例子﹐在封建时代﹐是举不胜举的。 朱买臣後来也没得好下场。他告别人的密﹐皇帝把那个人杀了。後来也把朱买臣杀了。 　　　　　　　　　　　　　　　　　　　1990年11月25日 《司马相如传》 《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 卷六十四﹐《严助传》﹕ 司马相如的时代背景。 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宏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同伴数人﹐表现各有不同﹐朝廷待遇也不一样。东方朔和枚皋﹐因“议论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颜师古注）﹐而被轻视。严助、吾丘寿王﹐勇於任事﹐虽被重用﹐而後来都被杀、被族。司马相如的表现﹐却是“常称疾避事”。这是他的特点。 但如果一点事也不给朝廷做﹐汉武帝也不能容他。他曾以很高贵的身份﹐出使巴蜀﹐任务完成得不错。 又据本传﹕ 後有人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相如口吃﹐而善着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於财。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既有生理上的缺陷﹐又有疾病的折磨。家境不错﹐不像那些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并非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着书了。 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证明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典型的、合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前汉书》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着名的文章。 班固对他评价很高﹐反驳了扬雄对他的不公正批评。 他也并不重视自己的那些着作。本传称﹕ 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着书﹐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後世楷模。 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义门读书记》 在我大量购书那些年﹐我买了多种名人的读书记﹐就是没有买《义门读书记》。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有一次在天津古籍书店﹐见到一部木版的﹐但看来书品不佳﹐且又部头大﹐就放过了。 近年﹐已经很少买书﹐因为已经看不了多少。但有时听说有合意的书﹐还是想买一点。傅正谷告诉我﹐他买了一部中华新印的《义门读书记》。我托人去买﹐天津却买不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华书局的门市部去问﹐才买到了。 书分上、中、下﹐共三册﹐是前几年出版的﹐定价八元﹐还算便宜。 翻阅一过﹐知为何焯读书时﹐随时记在书册之上的文字﹐又经後人从他读过的书册上﹐摘抄下来﹐整理成书的。 都是零碎的考定、评语﹐毫无统系﹐谈不上着述。 这类书﹐我一向没有兴趣。所买的清人王念孙、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的着作﹐都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细读。其实﹐较之何氏﹐他们的书﹐还算是有些统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这部书﹐也为考据家所重视。所校《两汉书》、《三国志》尤有名。 我先细读了书後有关他的身世的附录材料。这是我一向的读书习惯。从中得知他一生经历坎坷﹐并能看出清初读书人的特殊遭际。即使不读正文﹐钱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时即好学不倦﹐读书特别细心用功。他曾选印《四书文》、《历代程墨》﹐并评定坊社时文行世。全祖望说他﹐“是以薄海之内﹐五尺童子皆道之。”这种工作﹐就像目前编印儿童少年读物一样﹐既出名﹐又有利可图﹐且不会有什麽问题。後来﹐他由拔贡﹐选送太学﹐渐渐有了点名声。 人一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於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清苦。他先後依附过徐乾学、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荐到康熙皇帝身边。不久﹐又奉旨侍读皇八子贝勒府。这表面光荣﹐实际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热河﹐有人构谗语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於道旁拜迎﹐即被收系﹐驰送狱中﹐并籍没其邸中书。”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与官人之间﹐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贵官或被仇家告讦﹐名士则易成为“东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读书﹐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确实要够他受的了。 　　　　　　　　　　　　　　　　　　　1990年11月30日 《胡适的日记》 因为长期不入市﹐所以见不到新书。过去的书店﹐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现在的出版社﹐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封底上。过去商务、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统﹐不知道为什麽﹐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书价昂﹐当酬谢之。後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後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这书是中华书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看长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胡适文存》和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在初中时﹐就认真读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记忆。因为﹐很快思想界就发生了变化﹐胡适的着作﹐不大为当时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总是随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着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样。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则虽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我以为胡的最大功绩﹐还是提倡了白话文﹐和考证了《红楼梦》。近来听说他晚年专治《水经注》﹐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书﹐未敢随便说。但专就一部旧书﹐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麽精到﹐其功绩之量﹐恐怕还是不能和以上两项相比。 提倡白话﹐考证红楼﹐都是一种开创之功。後来人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提倡白话﹐又是一种革命行动。考证红楼﹐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不过﹐什麽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适的日记》﹐这个“的”字﹐加上好﹐还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是工具﹐怎样用着方便﹐就怎样用。不一定强求统一﹐违反习惯也不好﹐会显得造作。 我还以为﹐近年的红学﹐热闹是热闹了﹐究竟从胡适那里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对红楼研究﹐实际有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风竟日未停。 昨夜不适﹐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内踱步。 《高长虹传略》 文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关於高长虹﹐过去人们所知甚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他的同乡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见到﹐读了这篇传记﹐却有些感触。过去﹐人们乡里观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献征集出版﹐不埋没人才﹐原是一件好事。现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 我开始留心文坛事迹之时﹐狂□运动﹐已经过去了。我倾心的是当时正在炽热的左翼文学运动。狂□运动﹐这一名词虽然响亮得很﹐鲜明得很﹐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记忆的事迹和影响。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着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摊上﹐遇到一本狂□周刊的合订本﹐也没引起购买的想法。这说明﹐热闹一时的狂□﹐已被当时的文学青年所冷落。 任何运动的兴起﹐都必有时代思潮做基础﹐狂□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它体现的还是爱国精神和民主科学两个口号﹐但时代思潮﹐继续向前发展﹐狂□的主将﹐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快就被“时代的狂□”﹐吹到了旁边﹐做了落伍者。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就成了尾声。 高长虹书读得是多的﹐文笔是锋利的﹐也有股子干劲﹐也具备一种野心。但据我看﹐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群众结合﹐终於还是落到无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里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无书不读。只身一人﹐一囊一杖﹐游历数国﹐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实践﹐甚至也不愿系统地研究一种学问。一生牺栖皇皇﹐不禁使人发问﹕夫子何为﹖ 最後﹐终於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相识。 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後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麽﹐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後﹐我就到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上海出版的书籍刊物﹐在敌後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後﹐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但自古以来﹐又以家属之言多亲情﹐仆从之言多忌讳﹐亲戚之言多掩饰﹐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又求之於与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较多﹐能够直言﹐且善於用文字表达者。此亦难矣﹗ 综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麽意见﹐也必根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古今传记文字之难﹐在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传记文字尤难﹐在於谬托知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倾轧﹐身後多颂词﹐虚伪之情﹐溢於言表。 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涉无稽﹐简单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1990年12月28日 《船山全书》 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於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过去﹐寒斋藏书中﹐有金陵书局﹐曾氏木刻本《读通鉴论》﹐上等毛边纸印﹐字大行稀﹐天地宽广﹐虽字体有些笨拙（就是後来常见的金陵刻经处所刻佛经那种字体）﹐然仍不失为佳本。 书有棕色大漆木板夹﹐全书有一尺多厚﹐搬动起来﹐很不方便﹐然分册甚薄﹐把持方便﹐甚便於老年人阅读﹐故为珍藏之一种。 此外﹐我还买过世界书局出版的《读通鉴论》﹐洋装厚本。 因素不喜世界书局所印书籍的字型和版式﹐後送给邹明。今邹明逝世﹐彼家恐无人问津此类读物矣。 又在天津古籍书店﹐见过太平洋书店所印之《船山遗书》﹐平装﹐大字﹐分册多﹐阅读亦方便﹐当时尚不知重视王氏着作﹐疏忽未收﹐价钱不会太贵的﹐至今很是後悔。 我还藏有四部备要本《宋论》。 近年﹐我还陆续购买了中华书局印行的王氏零星小书﹐如《楚辞通释》、《黄书》、《噩梦》等。 现在﹐岳麓所印全书我已经收到六册﹐王氏的主要着作﹐已包括在内。他们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再进行精细的工作﹐并用新发现的珍贵抄本作依据﹐重新进行编校。其优越之处﹐是不言自明的。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而他竟写得这样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於寂寞﹐一意着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着作後﹐我对他的评价是﹕ （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着述﹐在清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也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实在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着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治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为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1991年5月10日 《刘半农研究》 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刘氏日记通读﹔徐瑞岳作刘氏研究十题摘读﹔其他一篇未读。 刘氏着作﹐我只买过一本良友印的他的《杂文二集》﹐精装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後为一朋友借去未还。 记得刘氏逝世後﹐鲁迅先生曾写一文纪念﹐我至今记得的有两点﹕一、刘氏为人﹐表现有些“浅”﹐但是可爱的﹔二、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常受朋友们的批评。我一向信任鲁迅先生的察人观世﹐他所说虽属片面﹐可能是准确的。 红袖添香云云﹐不过是旧日文人幻想出来的一句羡美之词﹐是不现实的。悬梁、刺股﹐凿壁、囊萤﹐都可以读书。唯有红袖添香﹐不能读书。如果谁有这种条件﹐不妨试验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会存在这麽一种浪漫倾向。以刘氏请赛金花讲故事为例﹕当时赛流落在北京天桥一带﹐早已经无人提起她。是管翼贤（《实报》老板）这些人发现了她﹐当做新闻传播出去。最初听赛信口开河的有傅斯年、胡适等人﹐听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会认真地为她树碑立传。因为这两位先生﹐城府都是深远的﹐不像刘半农那麽浅近。 赛虽被写进《孽海花》一书﹐但并非正面人物﹐更无可称道之事。当时北京﹐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痛丝煶饭i踩嘶购芏啵□裁蝗巳□□□□Ａ跛腿□□□□□□□□补适铝□危□看魏□宜狄煌ａ□傻梦逶□□诘笔贝τ诹实棺刺□睦霞伺□此担□卫侄澂晃□? 刘就根据这个谈话记录﹐准备为她立传﹐因早逝﹐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即所谓《赛金花本事》一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当时东安市场小书摊﹐都有陈列﹐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购买。因为华北已处於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都不会想在这种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国图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赛金花的被提起﹐和国难当头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刘氏这一工作﹐是彻底失败了。当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叙齐如山对刘的劝告。齐说﹕“赛金花自述的一些情况﹐有些颇不真实﹐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关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饰遮掩之嫌﹐撰稿时要多加谨慎。”并说﹕“以小说家、诗家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像你这大文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你所着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於你名誉有关﹐恐怕於身份也有相当损处。”朋友之间﹐能如此直言﹐实属不易。 同样﹐我也佩服钱玄同对商鸿逵的训教。徐氏原文称﹕ “时在北大研究院的钱玄同听说此事後﹐甚为生气﹐把商鸿逵叫去狠狠训了一顿﹐认为一个尚在读书的研究生﹐不应该去访问什麽赛金花﹐更不应该为风尘女子立传。商鸿逵从钱玄同那儿恭恭敬敬地退出来﹐又跑到时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适之处﹐向胡氏详尽地汇报了撰书的起因和经过﹐并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从这一段文字﹐可同时看出﹕钱、商、胡三个人的处世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乱後﹐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为﹕通过一女子﹐反映历代兴亡﹐即以小见大之义﹐余不得而明也。当然﹐文学之作﹐成功流传者亦不少见。《长恨歌》﹐《桃花扇》﹐《圆圆曲》﹐固无论矣。即《孽海花》一书﹐亦不失为佳作﹐然失败无聊之作﹐实百倍於此﹐不过随生随灭﹐化作纸浆﹐不存於世而已。而当革命数十年之後﹐人民处太平盛世之时﹐此等人物﹐又忽然泛滥於文艺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欤﹖ -- 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