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九） 读《旧唐书》 （一）《旧唐书》 《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价七元八角八分﹐削价出售之书也。记得此书﹐六十年代初﹐购於天祥二楼﹐抱书出商场後门﹐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伤﹐兴致仍不减。 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潜一跋﹐对於此书校刊经过及其源流特点﹐叙述简明扼要﹐抄录如下﹕ 旧唐书成於後晋时宰相刘昫。因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崔龟从诸人所记载而增损之。宋仁宗朝﹐奉诏成新唐书﹐而旧书遂废矣。後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转多援据旧书﹐以新书中所载诏令奏议之类﹐皆宋祁刊削﹐尽失本真﹐而旧书独存原文也。二书之成﹐互有短长。新书语多僻涩﹐而义存笔削﹐具有裁断。旧书辞近繁芜﹐而首尾该赡﹐叙次详明﹐故应并行於世。 耕堂曰﹕沈德潜的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论甚是。中国传统﹐异代编史﹐也是有道理的。时近﹐固然容易翔实﹐然遇有忌讳之处﹐则反不如过一个时期﹐容易下笔。 但也不能时间过长﹐要适时为之。有些历史现象﹐时间太长﹐後代人就难以想象﹐只能靠传说﹐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虽只历时十几年﹐青年人就难以印证。有时﹐甚至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每一种史书之成就﹐多是既有当时官方记录﹐又有同时代私人的多种记载﹐再经大手笔﹐总汇成书﹐垂诸後世。 在文字上﹐也没有成法。“义存笔削﹐具有裁断”﹐固然不错。如果弄得过头﹐就会失去多数的读者。我觉得﹐如能多存史实﹐文字即使繁芜一些﹐对於後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人们读的是历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记事详尽﹐文字又美﹐当然好。只求简练﹐减去内容﹐就不能叫做好史书了。 所以﹐笔削之说﹐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动材料﹐存在於原始记录之中﹐後人笔削之时﹐常将一些灵魂性的材料﹐以各种理由删去﹐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 史书一事﹐甚难言矣。司马迁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於汉武。其所据﹐有传说﹐有载记﹐有创意。要之﹐汉以前为笔削前人记载﹐定其真伪﹔汉以後﹐则为他家世职业所在。 然人际关系﹐语言神态﹐全部实录乎﹖抑有所推演乎﹖後人不得而知。历史无对证﹐正如死人无对证一样。唯其无考﹐人皆信之﹐无二言也。此太史公着述质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强。太史公着述﹐以客观取实为主﹐而贯以主观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後之史书﹐求其真实﹐已属不易﹐文史之美﹐无能与比者矣。 （二）魏征 魏征传﹐在《旧唐书》卷七十一。传颇长﹐独占一卷﹐是名臣良将才能有的。 传称﹕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魏征文章做得很好。先为元宝藏典书记﹐李密很欣赏他的作品。传中引了他为李唐安辑山东时﹐写给徐世积的信﹐内有﹕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於奔亡之虏。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 等语。可略见其措词说理之工。但魏征所学为纵横之术﹐也就是帝王之学﹐其目的是辅佐王朝﹐展其抱负。这就是秦李斯﹐汉张良﹐三国诸葛亮所追求和实践的那种学问。 他读书﹐并不是为了当作家或学者。《四部丛刊》中﹐有一部《群书治要》﹐就是他广泛读书的摘要。流传至今﹐学术价值很大。 治国安邦﹐魏征用的是儒术。 传载﹕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我们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当个法家﹐其实也并不容易。文词﹐口才﹐胆识﹐学问﹐缺一不可。“四人帮”以法家自居﹐看看他们的文章、学问﹐实在没有一人够格。他们以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国的法家贬低成酷吏了。 魏征善於争谏﹐为历代所称赞。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窦建德、建成﹐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敌人。唐太宗曾说﹕“朕拔卿於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想象﹐魏征当时处境也有艰难之处。传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对话﹐可以看出魏征在争谏时的审慎态度。 太宗曰﹕然征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征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後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後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征拜谢曰﹕ 陛下导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的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征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征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 至於传说﹕太宗玩鹞子﹐魏征至﹐遂藏於怀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长时间﹐鹞子终於闷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实。 魏征晚年﹐屡次称疾请逊位﹐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後所上四疏中﹐有言﹕ 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 自兹厥後﹐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 帝王的心态﹐如此变化﹐大臣进谏﹐也就难以从容了。历史如此﹐圣贤无术。 魏征一生还不错。死後﹐不久﹕ ……太宗始疑征阿党。又自录前後谏诤言辞﹐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癒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於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传的最後﹐“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然自古迄今﹐机缘难得。上下之间﹐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时多耳。 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三）郭子仪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於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侍﹐从不避讳。“及闻杞（卢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其二是﹕“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麽单单记住了这样三件小事。其他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今读《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二、三两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於卢杞传（卷一百三十五）中检出。文字或与通鉴略有出入﹐内容毫无加减﹐可以证明前文所记﹐司马光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了。司马光是很有眼光﹐有见解的。他像司马迁一样﹐知道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别人或者以为前面所记三件事为小事。而司马光却把它作为大事来记载。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一个真实的﹐活动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仪。他不只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要处处小心﹐防备他人。他也得深思熟虑﹐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处理好。因为这些小问题﹐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业、大问题有关。 我没有做过官﹐更没有军旅生活的经验。不知为什麽﹐也满有兴趣地﹐记住了那第三件事。想来是觉得郭子仪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羡慕和“当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这样﹐郭子仪的晚年﹐也就不会有安全感了。 传中引述史臣裴□的评论﹕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身为名将﹐能有这样的下场﹐确是少见的了。 （四）卢杞 因为上文提到了卢杞﹐我又读了他的传。传在卷一百三十五。 卢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怀慎﹐做官的名声很好﹐他的父亲奕﹐天宝末死於安禄山之乱﹐所以﹐他还可以称为烈士的儿子。他是以门荫做官的﹐官升得很顺利﹐很快就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传记先对他的外形及行径﹐作了丑化﹕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 耕堂按﹕蓝﹐是一种植物﹐可以制成颜料﹐叫做靛。卢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种皮肤病。至於恶衣粝食﹐则系生活小节﹐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还是这样﹐则容易被人指为造作虚伪。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嘲讽。 对於他的政治作风﹐传记开门见山﹐淋漓尽致地说﹕ 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札闻恶之﹐谮於德宗﹐言宁与朱泚盟﹐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於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 耕堂按﹕我们读唐宋历史﹐常常见到﹐很多大官﹐特别是宰相一级的官﹐失势後﹐被放逐到崖州。古时﹐这可以说是最边远、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贬所﹐杨炎也是。读史还看到﹕甲派得势﹐把乙派首脑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势﹐照样又把甲派的首脑﹐放逐到那里去﹐报仇泄愤。崖州﹐在古时﹐是个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时都不愿提到这个地名﹐也不愿看到这幅地图。心理压力很大﹐那里的天空﹐一定充满冤抑之气的。 史书称卢杞这种做法为“阴祸贼物”。在卢杞当权之日﹐“天下无不扼腕﹐然无敢言者。”失势後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杞因为得罪了大军阀李怀光（这人物﹐我们上文提到过。）闯下祸来﹕“物议喧腾﹐归咎於杞﹐乃贬为新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皇帝想给他落实一个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以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谏官们也都出来讲话﹐无限上纲﹐什麽词儿都用上了。什麽“外矫检简﹐内藏奸邪”呀﹐什麽“公私巨囊﹐中外弃物”呀。结果﹐皇帝只能给卢杞改授个澧州别驾﹐卢杞就死在那里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学士们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贬官也要草制。执笔多系名流﹐文集多载之。唐宋两代﹐好像特别注意这个玩艺﹐三言两语﹐骈体。措词极端华丽﹐俏皮。 尤其是对贬官﹐极尽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击﹐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阴私﹐涉及床闱。是文人墨客的逞能报复机会。唐朝张鷟﹐有一本书叫《龙筋凤髓判》﹐文体虽稍有不同﹐实际是这类文字的共同范本。 耕堂曰﹕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於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李勉所谓﹕“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也就成为名言了。卢杞的儿子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着於史册。简洁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可见唐代看人﹐也是区别对待的。 （五）王叔文 因为就在同一卷书里﹐我接着又读了王叔文的传记。王叔文这个名字﹐是我过去读柳宗元的文集时知道的。 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後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下场的。 传记说他“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在一次讨论中﹐他说出了与众不同的道理﹕即当太子时﹐不要干预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棋艺是小技﹐说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但得到太子的青睐﹐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这种话﹐不只违背了他规劝太子的初心﹐个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了。太子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 从此﹐王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 与韦执谊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就是今天说的哥们义气。 这些死交﹐史传只提到九个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数第二。分工时﹐他也不过是“唱和”和“采听外事”﹐并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当权﹐带有偶然性和传奇的色彩。史称﹕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於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这个权的来源和基础﹐就以我们毫无做官经验的人来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们﹐官迷心窍﹐却不承认这点﹐还在外面﹐同声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果然不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 本来﹐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御不了那麽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宫中动动笔还容易﹐後来又兼上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周围的人﹐显然都在看他的笑话了。 王叔文是一个书生﹐好感情用事。他母亲死前之一日﹐他宴请学士和内官﹐发了很多牢骚﹐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近似市井语言的话。 不久﹐因顺宗久病﹐皇太子监国﹐政局大变﹐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耕堂曰﹕史称王叔文任气自许﹐观其行事﹐亦无大过﹐实不同於“阴贼”一型。罹此惨局﹐亦可伤矣。他的过错﹐顶多只能说是“揽权急进”﹐然於仕途﹐此亦常规。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於弈﹐其於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但因此失败﹐而使柳宗元“涉履蛮瘴﹐崎岖堙厄”﹐文章大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欤﹖ （六）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是文苑传。前有序论﹐首谓﹕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苡”﹐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於昔贤﹐要取名於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後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序论做的并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谈﹐且有矛盾之处。不过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论点。最後说﹕ 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以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於作者。 文苑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 以上四人﹐文学史称为初唐四杰﹐他们的文集﹐除杨炯外﹐我皆购置。《王勃集》为木刻本﹐不知系何种丛书之零种﹐共六册﹐题《王子安集》﹐纸张刻印﹐均不甚佳。《卢照邻集》系四部丛刊本﹐题《忧幽子集》。《骆宾王集》﹐系中华书局近年出笺注本﹐题《骆临海集》﹐我都没有细读过﹐印象不深。他们的文体﹐还沿用六朝时的骈体﹐曲故连篇﹐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怕骈体﹐骈体自然协调﹐增加文字的韵味﹐就是近代的白话文体﹐也不排斥这类句法和修辞。我怕典故﹐我头脑中典故很少﹐一边读文章﹐一边又去看注﹐这实在是一种苦事。古人抒发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语言﹐而用典故去代替﹐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对感情、思想的抒发﹐是一种局限。文章之事﹐伤了自然﹐任你对仗怎样工整﹐用典如何巧妙﹐总是得不偿失的。为什麽王勃那麽多文章﹐唯有《滕王阁序》那麽通行﹖《滕王阁序》中对仗的句子那麽多﹐为什麽又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那麽脍炙人口﹖还不是因为作家触景生情﹐冲口而出﹐既尽描绘之能事﹐又流畅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骆宾王的名句﹕“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麽动人﹐千古传诵﹐也是因为出於自然﹐得其本真。 文学史上说﹐他们四人的文风﹐已不同於六朝﹐开始向自然活泼的方面发展﹐我因体会不深﹐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卢照邻的传记很短﹐只有六行。说他“因染风疾去官”。 又说“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颖水而死﹐时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麽病。他曾向当时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请教﹐我读过那篇文章﹐孙思邈也没有提供什麽处方﹐只是向他讲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顺应自然﹐才得养生﹐并没有什麽奇妙之处。《旧唐书》有孙思邈的传﹐也引述了这段文字。 王勃的传记较长。他的祖父王通﹐即文中子﹐是着名学者﹐着有《中说》。“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 可以说是早熟了﹐但亦早逝。传载﹕ 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畤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骆宾王的传记更短﹐只有四行。内载﹕ 少善属文﹐尤妙於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然落魄无行﹐好与搏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於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 四杰在当时﹐就被识者认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中间﹐杨炯算是比较“沉静”的﹐还当了临川令﹐传记里也说﹕ 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耕堂曰﹕四人皆早年成名﹐养成傲慢之性﹐举止乖张﹐结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学龄﹐即授以诗书技艺。此如种植﹐违反自然季节﹐过多人工﹐虽亦开花结果﹐望其丰满充实﹐则甚难矣。神童之说﹐弊多利少﹐古有明证﹐人多不察也。 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识开发﹐端赖教育。授书早﹐则开发早﹐授书晚﹐则开发晚。然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开发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文思敏捷﹐出词清丽﹐易招赞美。个人色彩重﹐人生经验不足﹐亦易因骄傲﹐招致祸败。晚成者﹐其文字得力处﹐即不止情感属词﹐亦包蕴时代社会。然冲淡谦和﹐易失朝气。固知此道﹐甚难两全﹐实则不可偏废也。 （七）陈子昂、宋之问 《旧唐书》文苑传中﹐包括着名作家陈子昂、宋之问等。 我有《陈子昂集》﹐近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宋之问集》﹐为四部丛刊本。 传载陈子昂﹕ 家世富豪﹐苦节读书。褊躁无威仪。文词宏丽﹐为当时所重。卒时年四十余。 传载宋之问﹕ 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 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虯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癒高﹐夺虯锦袍以赏之。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还﹐匿於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 先天中﹐赐死於徙所。 耕堂曰﹕陈子昂、宋之问同事武则天﹐为後人所讥﹐然情况甚不一样。其主要区别为﹕陈在做官过程中﹐言行正大﹔ 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出之於知名文士﹐其人格﹐不问可知矣。 唐太宗干掉了两个亲兄弟﹐才当上了太子。在他晚年﹐为了选定太子﹐真费了心思﹐曾急得“自投於床”。废了一个﹐选定一个﹐即後来的唐高宗。这个人实在不怎麽样﹐昏庸无能﹐又弄出一个武则天来﹐杀了那麽多无辜﹐用了那麽多酷吏﹐闹了那麽多丑闻。但因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历来被一些文人学士﹐另眼相看。其实﹐她对文人学士﹐也并没有什麽好感。例如前面记的赠锦袍一事吧﹐就是拿两个文士开心。她是在举行诗歌大赛﹐发的是实物奖。她是皇帝﹐多预备几件锦袍﹐把得奖面扩大一些﹐或一年举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费什麽﹐更用不着请别人赞助。她却夺一个给一个。被夺的当场无趣。得奖的﹐自己或以为荣﹐有识者或以为耻。 陈子昂忠心耿耿﹐给她上了那麽多建议﹐临死之前﹐并没有得到她的保护。在武则天当权的时候﹐一些名臣良将﹐并没有辞职不干﹐不能单单责备陈子昂。 我在读小学时﹐就知道有个武则天。国文课本上有她的画像﹐头戴皇冠﹐很是美丽。究竟如何评价她﹐我还是相信骆宾王的讨伐文章。因为时间那麽接近﹐能看出当时人民对她的想法。 後来也有皇後、皇太後﹐想向她学习﹐诛杀勋旧﹐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也有人用诗文赞颂﹐都像一场幻梦过去了。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 汉高祖听任吕後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後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後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八）韩癒 韩癒传在《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传载﹕ 父仲卿﹐无名位。癒生三岁而孤﹐养於从父兄。癒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韩癒成进士之前﹐“投文於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於时。”做官以後﹐“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於世务。”因此接连贬官﹐屡上屡下。 传中收录了他三篇文章﹕“进学解”、“谏迎佛骨表”和“祭鳄鱼文”﹐可见这三篇﹐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传又载﹕ 癒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癒不避寒暑﹐称荐於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於禄仕。後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後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癒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耕堂曰﹕由以上所记﹐可略知韩癒的性格及为人。韩癒没有祖上官荫﹐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较开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麽多的挫折﹐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对朋友亲属﹐也多义举﹐对後学﹐非常热心。作为一个文人﹐这都是好品质。文章能创新﹐自成一家﹐和他这些素质﹐也不无关系。 《柳宗元传》﹐亦在此卷中。柳﹐先世显赫﹐少年好胜﹐偶遇挫折﹐几乎一蹶不振﹐陷於绝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虽亦成家﹐其风格与韩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与遭遇有关﹐然与性格更有关。同时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别﹐性格实左右之。 至於文风的改变﹐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致。韩癒传的开头﹐已提到﹕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癒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於一代。 文苑中富嘉谟传﹐亦载﹕ 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 所以说﹐文体的一次大变革﹐必须经多人的努力﹐时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话文体之兴﹐是经过前前後後﹐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应﹐普及天下的。但个人尝试提倡之功不可没﹐故胡适之为人推重。 韩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词﹐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义上提出的。 我的《韩昌黎集》﹐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大字排印本﹐毛边纸印﹐天地极宽﹐布函两套﹐今日已甚难得。而购置时﹐只花了六角钱。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传记说﹕ 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於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韩癒是个老夫子﹐非常古板。传记说他“拙於世务”﹐他自己也宣称﹕“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麽回事。 韩癒因谏迎佛骨﹐招来大祸﹐几乎杀头﹐流放到潮州以後﹐上表皇帝﹐文词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怜。能得到皇帝哀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篇表写得有路数﹐有策略﹐证明韩癒不只是个非常天真的人﹐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皇帝好长生﹐谏佛是错了。皇帝还好大喜功﹐喜欢人颂扬。他就在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於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於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舖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於诗、书之策而无愧﹐措於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 他的这些话﹐确实打动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怜悯之词﹗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癒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乃授袁州刺史。 当然有的皇帝﹐就是说这些话﹐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对待杭世骏（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後快也。 （九）刘禹锡 同卷有刘禹锡传。 刘禹锡也曾卷进王叔文事件。传载﹕“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是个重要分子。当时的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可见後台之硬﹐信任之专。传记并说﹕“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又见招怨之深﹐报复之重。 但是﹐这一遭际﹐也大大助长了他的文学成就﹐并给了刘禹锡一个接近群众﹐体验生活﹐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的机会。 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於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当贬官时﹐“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气﹐总在变化﹐後来“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就是说﹐忘记他过去的错误﹐慢慢提拔上来﹐又终於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後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 这是因为自己失意﹐借题发挥﹐迁怒於人。不只进行人身攻击﹐还连上了籍贯遭际﹐也可以说是“失恕”了。我有《张曲汇集》﹐广东丛书本﹐印得非常讲究﹐也附录了刘禹锡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并不能损害张曲江的整个形象﹐只能说是形象中的一笔一画。 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议﹐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为後来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报以快意之辞。刘禹锡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贯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没有改悔之意。作诗作序﹐多涉讥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挟文章以邀名誉﹐然後挟名誉以求仕禄。在此中间﹐必有依附﹐必有知与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并不奇怪。 但他们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们还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权贵﹐权贵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里﹐矛盾着﹐斗争着。这样﹐文士们就像坐在颠簸的船只上﹐前途未卜了。史称﹕刘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势﹐他就跟着下来了。 不过﹐刘禹锡的结果还不错﹐活了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还遗留下相当可观的诗文﹐因他曾充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文集》﹐我有丛书集成本。 他虽然名位不高﹐当时的公卿大僚﹐都与之交。白乐天和他关系很好﹐对於他的诗才﹐很是推崇。认为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诗句﹐神妙极矣。 这两句诗﹐在“文革”时很流行﹐领袖吟咏﹐人皆以为是对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词。 实是刘禹锡的失意自伤之词。大相径庭﹐大为误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传在卷一百六十六。 元稹的十代祖﹐是後魏昭成皇帝。他八岁丧父﹐家贫﹐母亲教他读书﹐早年就成名了。 传记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一生之中﹐虽然为皇帝所喜爱﹐却一直官运不顺﹐屡遭排挤。还遭遇过如下事件﹕ 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後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後﹐士元追之﹐後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年少後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可以看出﹐唐时的年轻人﹐一旦显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视。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强由科试。”又说﹕“自御史府谪官﹐於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於诗章。”可见地的文学成就﹐也是由官运不佳逼出来的。 他在诗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语近（即通俗）﹐调新（即创新）﹐无差（即合规律）﹐有风情（即艺术性高）。这种主张﹐我以为﹐不只适於诗歌﹐也适於一切文学作品﹐一切艺术作品。 他说自己在诗歌上的成就﹐以及为人处世﹐是﹕“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 我有《元氏长庆集》﹐白纸﹐四册﹐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传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业儒。居易幼年﹐聪慧绝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样﹐也是先以才名﹐见知於皇帝。出於忠心﹐好上书言事。因此﹐官运也不佳﹐还遇到过这种事﹕ 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可见﹕先是有人罗织罪名﹐随後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当时的宰相﹐即执政的眼色行事的。这是官场上的习惯斗争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他对官场﹐也少留恋﹐很快就远离政治漩涡﹐宦而隐了。晚年过得还算不错。诗歌自编﹐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後人才能得到一部这样丰富多采的《白氏长庆集》。 我有的是四部丛刊毛边纸本。 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惭愧的是﹐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恼﹐古今一致。白居易说﹕ 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底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他又说﹕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 其他一切﹐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张空拳於战文之场”。“始得名於文章﹐终得罪於文章”。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条规律。文学家的自白﹐能写得像白居易这样坦白自然的﹐还是少见的。元稹的传记中﹐自叙之作﹐就有三篇。有上书宰相的﹐有上书皇帝的﹐有专为自己辩诬的﹐都没有白居易这篇写得好。 史好对元白二人的比较是﹕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於自得之场﹐置器於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耕堂曰﹕统观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觉努力。及为政﹐多遇不顺﹐遭贬逐﹐然後放情於文字。当时文人﹐先应举成进士﹐做官後﹐就要应付皇帝﹐对付宰相﹐言官﹐方镇﹐以及中贵美人等等﹐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显﹐不失为功名。有文才者﹐虽政途多乖﹐终以文显。至於少数文人﹐过於疏放狂大﹐遭罹大难﹐亦有可取鉴者矣。 元稹传後附庞严传。此人为元稹和李绅所提拔。传记说他“聪敏绝人﹐文章峭丽。”为人有些类似元稹。“以强干不避权豪称﹐然无士君子之检操﹐贪势嗜利﹐因醉而卒。”读时牵连及之﹐本无可记。但他有一个朋友﹐名叫於敖﹕ 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贬端州司马。严坐累﹐出为江州刺史。给事中於敖素与严善﹐制既下﹐敖封还﹐时人凛然相顾曰﹕“於给事犯宰相怒而为知己﹐不亦危乎﹗” 及覆制出﹐乃知敖驳制书贬严太轻﹐中外无不嗤诮﹐以为口实。 耕堂曰﹕这一段文字﹐类似小说家言﹐写得有声有色。可见古人﹐对於偶遇风险﹐友朋落难﹐就立即与他划清界限﹐并顺手下石的人﹐也是不以为然的。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古代多有﹐还是近代多有。但自搞政治运动以来﹐其数量﹐必远远超越前古﹐则无疑义。为此行者已不只朋友间﹐几遍於伦理领域。人亦习以为常﹐不似古人之大惊小怪。传统道德观念﹐从此日渐淡薄﹐不绝如缕。 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乃於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小人之卑鄙心怀﹐常常出於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惧闻恶声﹐远离小人。知古人之论﹐并不我欺。变化如此﹐亦可悲矣﹗ 　　　　　　　　　　　　　　　　　　　1988年6月 读《宋书‧范晔传》 一 范晔字蔚宗﹐是《後汉书》的作者。《後汉书》是我国前四史之一﹐与司马、班、陈的着作并称﹐是古史的经典。 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朝人﹐在他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撰写《後汉书》。我的藏书中﹐有一部清末刻印的七家《後汉书》﹐其书目为﹕谢承後汉书、华峤後汉书、谢沈後汉书、薛莹後汉收﹐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後汉书、张璠汉记、佚名氏後汉书（附）。 这些《後汉书》﹐原书都已失传。以上所列﹐是後人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古书中辑录出来的零篇散句﹐实际已经不能成书﹐也无法阅读了。 但在当时﹐这些《後汉书》﹐都是卷帙浩繁的。例如谢承《後汉书》﹐《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记录为一百三十余卷。 书籍的流传与消失﹐有时是因为战火灾情﹐但主要是优胜劣汰。着书也如积薪﹐後来居上。他可以有更顺媢鶠撕驉戚怃怚z说某晒□□12□碌牟牧希□□倒□□囊赡阎□Α６琳呗蚴橛檬椋□匀灰灿兴□≡瘛Ｕ饩褪欠妒橐怀觥７□榫惴系脑□颉? 我用的《後汉书》﹐是中华书局仿宋本﹐三函﹐共三十册。 卷首书﹕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梁剡令刘昭补志﹔唐章怀太子贤注。帝後纪一十二﹔志三十﹔列传八十八。共一百三十卷。 《後汉书》原无志﹐范晔曾委托别人撰写。唐时﹐还有其他《後汉书》存在﹐章怀太子选中了范书﹐为它作注﹐使它成为权威着述。注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後汉书》的片断﹐标示异同﹐後世视为善本。 二 范晔传在《宋书》卷六十九﹐与刘湛传同卷。我用的《宋书》﹐是中华书局标点本。 兹就史传所载﹐摘录范晔行事如下﹕ 范晔﹐顺阳人。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做官以後﹐遇事怕困难。太妃殡葬时﹐饮酒﹐开窗听挽歌﹐被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後汉书》为一家之作。”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 有个叫孔熙先的﹐做官久不得调﹐心怀不满﹐想制造皇家弟兄之间的矛盾﹐“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先与晔赌博﹐故意输给他很多财宝。熟了以後﹐知道“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 范晔就陷入了宫廷的斗争。 他们支持的是彭城王刘义康﹐是当时皇帝的哥哥。不久被人出卖﹐事败﹐死时四十八岁。 《宋书》的作者是沈约。他在写范晔的被捕、受审、在狱、行刑时的情景﹐以及对话、心理﹐都非常详细、真实、生动。 是一篇很有味道的纪实小说。 出卖他的人﹐叫徐湛之﹐他对范晔的看法是﹕“倾动险忌﹐富贵情深。”皇帝对他的看法是﹕“意难厌满。”他哥哥饪B□目捶ㄊ牵骸按硕□□□□掌莆壹摇﹗贝私灾富虑橐病? 三 耕堂曰﹕古人读书写作﹐是为了作官﹐也就是寻求富贵荣华。他们先以“时文”取得功名﹐作官不成或不顺利﹐才去着书。鲁迅诗云﹕无聊才读书。实不只此﹐着书亦多在无聊时。但有时﹐正在无聊着书﹐订下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忽然官运亨通起来﹐就再也无聊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笔墨﹐先去赴任盖章。此为无聊期的结束﹐也就是文字生涯的终结。有的人虽说圣明天纵﹐不可一世﹐一边做着官﹐一边还在写文章。因为只有得意﹐没有无聊﹐那文章的成色﹐也就大不如从前﹐以後只是卖卖名气而已。无聊即寂寞﹐曹雪芹寂寞时﹐可以写出极度繁华的小说﹔作官即富贵﹐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连无聊的小说﹐也就写不出来了。 凡是“富贵情深”的人﹐大都“意难厌满”。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升的。以“文革”为例﹐“四人帮”中有两位文士﹐本无多少才情﹐知识也不丰富﹐文字也不大通顺。但得遇机缘﹐官运可以说非常之好。还不满足﹐一定要攘夺盗窃国家神器。此二人﹐可说是近代史上﹐由蹩脚文人﹐发迹之後﹐成为政治流氓的典型。但他们绝不是历史的最後一例。证之“文革”期间﹐这样的文人﹐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即可明白。 至於等而下之的中小人物﹐事隔不到二十年﹐受害的一代人﹐还没有死完﹐他们已经认为﹕整个社会忘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的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解放﹐仍把“造反有理”﹐作为行动的信条。有的装模作样﹐有的旧态复萌﹐有的想法翻案。此种现象﹐此种人物﹐今日实多见之﹐令人咋舌。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 四 范晔在狱中﹐给甥侄们写了一封信﹕ 吾狂舋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於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於形﹐情急於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 性别官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於文名故也。 以上是范晔就自己的心情﹐秉性﹐学识和为文之道写的话。信的下半﹐是谈他撰写的《後汉书》﹕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着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後赞於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 五 《史记》、《前汉书》﹐都附有作者的自序﹐述作者身世﹐师承﹐以及着作体例及经过。後来成为大的着述的传统作法。 《後汉书》没有自序﹐这是因为作者出了事﹐来不及写﹐可以把范晔这一封信﹐看作是他的自序。沈约引证了全文﹐并说﹕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评价很高。 范晔一生行事﹐除《後汉书》外﹐无可称述﹐我很喜欢他这封信﹐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文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所说的话﹐都是从肺腑中来﹐不会再有虚妄。文章一事﹐他所知甚多﹐见解也非常精辟﹐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对於历史着述﹐虽似夸耀﹐是亦真情。唯独到了这般时候﹐才流水一般﹐说出了天真的话语。 这时﹐范晔已经陷入了大痛苦、大寂寞、大无聊之中。四顾茫茫﹐生死异路。他想起了撰述《後汉书》时的情景﹐回归无聊之中。只有这一点﹐他无愧於心﹐暂时扶住了他倾斜的灵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话不只是真诚的﹐也是良善的。这就是为什麽﹐不要以人废言的道理。 六 耕堂曰﹕余晚年阅读史书﹐多注意文士传记。发见﹕文士的官才﹐和他们的文才﹐常常成反比。又发见﹕文士官才虽少﹐而官瘾甚大。不让他们过一过官瘾﹐好像死不瞑目。有人﹐偶然一试﹐感受到官场的矛盾、烦扰、痛苦﹐知难而退﹐重操旧业﹐仍不失为文士﹔有的人却深深陷入﹐不能自拔﹐蹉跎一生﹐宦文两失。退得快的﹐多为文学真才﹐卓有成就﹔陷下去的﹐多为文学混混儿﹐其在文坛混﹐与在官场混﹐固自相同也。退之一途﹐又分主动与被动。主动则有抱负﹐被动则有激扬﹐皆有利於文字成功。所谓被动﹐即指政局变化﹐官场失利﹐刑罚贬逐之类。 至於官场不利之因﹐则有急功近利﹐轻浮躁进﹐不识大体﹐依附非人等等。范晔生长华族﹐喜好声歌﹐结交非类﹐参与赌博﹐已属於轻浮之流矣。而其初生时﹐头部触砖﹐或受震荡﹐因而举止乖张。此则余遵弗洛伊德之学说﹐从生理病理上揣想也。 　　　　　　﹛@　　　　　　　　　　　?1989年2月17日写讫 读《史记》记（上） 一 裴□《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後事﹐讫於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於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序游侠（耕堂按﹕索隐以刺客为游侠﹐非也。）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耕堂曰﹕以上﹐裴□（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论司马迁之言﹐并肯定之。读《史记》前﹐不可不熟读此段文字﹐并深味之也。班之所论﹐不只对司马迁﹐得其大体﹐且於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短短二百字﹐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 《史记》详於秦汉﹐而略於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後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麽理﹐就会叙出什麽事﹔叙什麽事﹐就是为的说明什麽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於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於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於诡﹔质﹐就容易流於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於俚了。 至於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着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奉劝有志於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 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班固之评价司马迁﹐或裴□之论述班固﹐究竟都是後人议论前人﹐不一定完全切当﹐前人已无法反驳。班固指出的司马迁的几点“是非”﹐因为时代不同﹐经验不同﹐就不一定正确。这就是裴□所说的﹕“人心不同﹐传闻异辞。” 二 班固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史记正义”曰﹕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 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後六经。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後检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有《文帝黄老之治》一节﹐所言不过慈俭宽厚。又有《黄老之疑义》一节﹐读後乃稍明白。兹引录该节要点如下﹕ 一、汉时与儒术为敌者﹐莫如黄老。 二、黄老之名﹐始见《史记》。曾出现多次。 三、《史记》以前﹐未闻此名。 四、实与黄帝无涉﹐与老子亦无大关系。 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道论於黄生﹐黄学贵无而又信命﹐故曰黄老。 六、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谓之黄帝书。是民间日用之书。黄老学者﹐即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别为一种因循诡随之言。 七、汉高、文、景诸帝﹐皆好黄老术﹐不喜儒术。以窦太後（景帝之母）为甚﹐当她听到儒生说黄老之学﹐不过是“家人言”（即僮隶之言）时﹐就大怒骂人﹕“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并命令该人下圈刺猪。那时的猪﹐是可以伤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没有丧命。 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为﹐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 “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 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 三 夏曾佑还指出﹕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归本道家﹐此老学也。 在这段着名的文字中﹐司马谈以为﹕阴阳家多忌讳﹐使从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遵循了以上见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观﹐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这种黄老思想﹐当然已经有别於那种民间的占卜书﹐也有别於窦太後的那种僵化和固执。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写作之中。 黄老思想﹐很长时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创作长河之中。这种思想﹐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灵活开放一些﹐也与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於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异﹐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样。然具备自身的思想﹐为创作的起码条件﹐具备自身的生活经历﹐则为另一个基本条件。两相融合、激发﹐才能成为作品。 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罗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压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语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 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 四 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对班固的论点﹐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裴□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比较含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对班氏进行尖锐反批评﹐并带有人身攻击的气味。他认为﹕“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的着述精神。 “班固诋之﹐裴□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薄《史记》﹖乃是後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马优劣论”﹐多为後人好事者所称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点﹐并非诋毁﹔多少年写多少字﹐是因为今古不同、时间有远近﹐材料有多少造成。并非文章繁简所致。称引先人与否﹐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张守节因治《史记》﹐即大力攻击《汉书》﹐殆不如裴□之客观公正矣。 “正义”并时有矛盾。在後面谈到班固指出的这三条缺点时﹐他又说﹕“此三者﹐是司马迁不达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黄老﹐上面已经谈过。序游侠﹐羞贱贫﹐前人多以为﹐司马迁所以着意於此﹐多用感情﹐是与其身世有关。如遭到不幸﹐无人相助﹐家贫不能自赎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为﹐并非完全是这麽回事。司马迁以续《春秋》自任﹐六艺之中﹐特重史学。史学之要﹐存实而已﹐发微而已。时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当先有所见﹐并看出问题。他对游侠、货殖﹐都看做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游侠在当时已形成能影响政治的一种势力﹐从缓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显看出。在货殖方面﹐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农、工、商各界的生产流通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是做了深入调查﹐经过细心研究﹐才写出的。两篇列传﹐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耕常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记》三点错误﹐实不足为《史记》病﹐反彰然表明﹐实为《史记》之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於求成﹐急於出名﹐急於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於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中。 读《史记》记（中） 一 《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以上是司马迁自叙幼年生活、读书、以及两次旅行所至地方。这些﹐都是《史记》一书﹐创作前的准备﹐即学识与见闻的准备。自司马迁创读书与旅行相结合﹐地理与历史相印证﹐所到一处﹐考察民风﹐收集口碑遗简﹐这一治学之道﹐学者一直奉为准则﹐直至清初顾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後面接着叙述﹐他如何受父命、下决心﹐完成这一历史着作﹕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槹史记（耕堂按﹕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缀集之。）石室金匮之书。 这还是材料准备阶段﹐共用五年时间。《史记》正式写作﹐於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後﹐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写作受到很大打击。在反复思考以後﹐终於继续写下去﹐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後的着作。 当时的汉朝﹐并不重视学术文化﹐他这部呕心沥血的着作﹐也没有人过问。《史记》的第一个读者﹐是着名的滑稽人物东方朔。东方朔确是一个饱学之士﹐文辞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优畜之﹐正在过着“隐於朝廷”、“隐於金马门”的无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马迁引他为知己﹐把着作先拿给他看。 东方朔的信条是﹕“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司马迁的信条是﹕“不趋势利﹐不流世俗”。两个人所以能说到一处。东方朔在司马迁的书上﹐署上“太史公”三个字。後人遂以《史记》为太史公书。 班固说﹕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比於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它的流传﹐以及研究注释﹐远远不及班固的《汉书》热闹。很长时间﹐是不为人知﹐处境寂寞的。 二 关於司马迁及其《史记》﹐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据他的自序。班固所为列传﹐只多《报任安书》一文﹐其余亦皆袭自序。 耕堂曰﹕後之论者﹐以为《史记》一书﹐乃司马迁发愤之作。然发愤二字﹐只能用於李陵之祸以後﹔以前﹐钦念先人之提命﹐承继先人之遗业﹐志立不移﹐只能说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遇到意外的打击、挫折﹐不动摇﹐不改变﹐反而加强﹐这才叫做发愤。发愤着书﹐这种人生意境﹐很难说得清楚﹐唯有近代“苦闷的象征”一词﹐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种伟大事业﹐都必有立志与发愤阶段。立志以後﹐还要有准备。司马迁的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 人们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传大的事业。但才能二字﹐并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个人努力﹐和适当的环境。 努力和环境﹐可以发展才能﹐加强才能。 所谓才能﹐常常是在一个人完成了一种不平凡的工作之後﹐别人加给他的评语﹐而不是在什麽也没有做出之时﹐自己给自己作的预言。自认有才﹐或自称有才﹐稍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经过长期努力﹐在一种事业上﹐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才能如此说。 在历史上﹐才和不幸﹐和祸﹐常常联在一起。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所谓不幸、祸﹐并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灾﹔常常是指人祸。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亲友﹐均无能为力﹐不能挽救的一种突然事变﹐突然遭际。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描绘的﹐事前事後的情状﹐心理﹐抉择﹐痛苦﹐可以说是一个有才之士﹐在此当头﹐所能作的﹐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说明了。 这种不幸﹐或祸﹐常常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後果。姑不论司马迁在书信前面﹐列举的西伯以下八个王侯将相﹐他们之遭祸﹐完全是政治原因﹐他们本身就是政治。即後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个留有着作的人﹐其遭祸﹐也无不直接与政治有关。 司马迁把遭祸与为文﹐联结成一个从人生到创作的过程﹐称之为﹕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是一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极端令人伤感的结论。更不幸的是﹐这个结论为历史所接受﹐所承认﹐所延演﹐一无止境。 [三 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齐人淳於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埽顑i牵□鲈蛳镆椋□渲饕晕□□□烊∫晕□撸□嗜合乱栽彀□Ｈ□烁□□□蛑魇平岛跎希□秤氤珊跸隆＝□□恪３记胧饭俜乔□墙陨罩□７遣┤抗偎□埃□煜赂矣胁厥□６椤□偌矣□撸□□枋亍10驹由罩□Ｓ懈遗加锸□檎咂□小Ｒ怨欧墙裾咦濉＠艏□□痪僬哂胪□铩Ａ钕氯□□詹簧眨□粑□堑□Ｋ□蝗□撸□揭╓敷咧质髦□椤Ｈ粲□醒□□睿□岳粑□Α﹗敝圃唬骸翱伞﹗? 耕堂曰﹕以上为秦始皇时﹐李斯着名之建言﹐焚书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详录之﹐以便诵习﹐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准确印象。李斯说这段话之前﹐是一位武官称颂始皇的功德﹐始皇高兴﹔接着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发表意见。 这一事件的要害处﹐为“以古非今”。这事件的发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业大着﹐志满骄盈之时。 他现在所想的﹐一是巩固他的统治﹐一是求长生。巩固统治﹐李斯的主张﹐往往见效。长生之术﹐则只有方士﹐才能帮忙。 看来﹐此次打击的对象是儒﹐重点是诗书（诗书﹐也不是全烧掉﹐博士所职﹐还可以保存。）但这时的儒生和方士并分不清楚﹐实际是搅在一起。始皇发怒﹐以致坑儒﹐是因为给他求仙药的人（侯生和卢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余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难说了。 儒家的言必称尧舜﹐在孔子本身就处处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参政思想很浓﹐非要试试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别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冲突较量﹐一次彻底的大失败。既然并立朝廷﹐两方发言﹐机会均等﹐即为政治斗争。後人引申为知识与政治的矛盾﹐或学术与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夸大了。但这次事件是一个开端﹐以後的党锢、文字狱、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这也算是古有明训吧﹗ 四捸捞鹚i□□逗脱□□□□□笪□□□瘛＠□飞洗游从泄□皇□□斡跋斓难□酢Ｕ□我□笮械猛塩□□斓难□酢＜辞泻系鼻袄□娴难□酢Ｒ部梢运邓□枰□氖怯邪旆ｕ氖跏濬□澂皇侵荒芸仗傅娜迳□Ｋ□苑塩摇19莺峒遥□菀资艿街厝巍? 儒家虽热衷政治﹐然其言论﹐多不合时宜﹐步入这一领域﹐实在经历了艰难的途径。最初与方士糅杂﹐後通过外戚﹐甚至宦竖﹐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扬仍旧﹐其进取方式﹐则不断因时势而变易。既如此﹐就是随时吸收其他各家的长处﹐孔孟之道﹐究竟还留有多少﹐也就很难说了。所以司马迁论述儒家时﹐也只承认它的定尊卑﹐分等级了。 在儒学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见的。有了一些知识﹐便求它的用途﹐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进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险﹐聪明一些的人﹐就选择了其他的途径。 《史记》写到的有两种人﹕一是像东方朔那样﹐身处庙堂﹐心为处士﹐虽有学识﹐绝不冒进﹐领到一份俸禄﹐过着平安的日子﹐别人的挖苦嘲笑﹐都当耳旁风。另一种则是像叔孙通这样的人。 叔孙通列传﹕ 於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後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当叔孙通替刘邦定好朝仪以後﹕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 步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司马迁虽然用了极其讽刺的笔法﹐写了捸播岭亢ㄐ殇蛝瘛t难源屎托蜗螅□□□允逅□ㄗ艿钠兰郏□故牵? 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这是司马迁﹐作为伟大历史家的通情达理之言。因为他明白﹕一个书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树﹐得到社会的承认﹐在现实条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着重点出的﹐是“与时变化”这四个字。这当然也是他极度感伤的言语。 汉武帝时﹐听信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家学说的胜利﹐是因为这些儒生﹐逐渐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当世之要务”。 　　　　　　　　　　　　　　　　　　　1990年3月6日 读《史记》记（下） 一 司马迁在写作一篇本纪﹐或一篇列传时﹐常常在文後﹐叙述一下自己对这个地方﹐或这个人物的亲身见闻。即自己的考察、感受、体验心得﹐以便和写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证﹐互相发挥﹐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读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识、兴趣。兹抄录一些如下﹕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 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孟尝君列传》）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蒙恬列传》） 有时是记一些异闻﹐如﹕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ㄐ模P舖□拥□□□□疤□晁塚□砩□恰币玻□□□Ｓ盅跃ｉ鹕饲赝□□苑且病Ｊ脊□锛竟□６□□胂奈耷矣危□咧□涫拢□□嗟乐□缡恰? （《刺客列传》） 他否定了一些关於燕太子丹和荆轲的传说。而他得到的材料﹐则是出自曾与夏无且交游过的人。夏无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荆轲刺秦王﹐殿廷大乱的时候﹐用药囊投掷荆轲的那位侍医。这样﹐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有时是见景生情﹐发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屈原贾生列传》）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 二 对历史事件﹐司马迁有自己的见解﹔对历史人物﹐司马迁常常流露他对这一人物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结尾处﹐使读者回肠荡气。这是历史家的评判。但又绝不是以主观好恶﹐代替客观真实。最明显的例子﹐是对於刘、项。在《项羽本纪》之末﹐司马迁流露了对项羽的极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项羽推崇为舜的後裔。对他的失败﹐表现了极大的惋惜。但项羽的失败﹐是历史事实。司马迁又多次写到﹕ 项羽虽然尊重读书人﹐但吝惜官爵﹔刘邦虽多次污辱读书人﹐对封赏很大方﹐“无耻者亦多归之”﹐终於胜利。历史着作﹐除占有材料﹐实地考察﹐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马迁所到之处﹐都进行探寻访问﹐这种精神﹐使他的《史记》﹐不同凡响。後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里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会再有《史记》这样的文字。 司马迁虽有黄老思想﹐但在一些伦理、道德问题的判断上﹐还是儒家的传统。他很尊重孔子﹐写了￣}鬃邮兰摇罚□中戳说茏用堑拇□恰＜窍铝瞬簧倏鬃拥囊菔潞兔□浴Ｋ□布窍铝死献印19□印６院□亲拥难□担□□挠杏嗤矗□□附樯芰恕端的选芬黄□Ｆ渲兴□剑骸翱碓虺杳□□□耍□痹蛴媒殡兄□俊Ｋ□獃撬□茫□□梅撬□板﹗苯袢斩林□□跃跏□志□摺? 在学术上﹐他是兼收并蓄的﹐没有成见的。析六家之长短﹐综六艺之精华﹐《史记》的思想内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余尝怪﹕古时文人﹐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败者﹖盖彼时文人自己﹐亦处失意不幸之时。如已得意﹐则必早已腰满肠肥﹐终日忙於赴宴及向豪门权贵献殷勤去矣﹗ 又何暇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颂德﹐应景应时之作了。 三 耕堂曰﹕《史记》出﹐而後人称司马迁有史才。然史才﹐甚难言矣。班固“实录”之论﹐当然正确﹐亦是书成後﹐就书立论﹐并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础﹐作全面叙述。 文才不难得﹐代代有之。史才则甚难得。自班马以後﹐所谓正史﹐已有廿余种﹐越来部头越大﹐而其史学价值﹐则越来越低。这些着述多据朝廷实录﹐实录非可全信﹐所需者为笔削之才。自异代修史﹐成为通例以来﹐诸史之领衔者﹐官高爵显﹔修撰者﹐济济多士﹐然能称为史才者﹐则甚寥寥。因多层编制﹐多人负责﹐实已无人负责。褒贬一出於皇命﹐哪里还谈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为史才之基础为史德﹐即史学之良心。良心一词甚抽象﹐然正如艺术家的良心一词之於艺术﹐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司马谈在临死时﹐告诉儿子﹕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这就是父子两代﹐史学良心的发现和表露。 用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史学的职业道德。这种道腕l□□昀床恢□兴□□□瘢□缬校□颐怯Ω冒阉□艋交乩础? 史学道德的第一条﹐就是求实。第二就是忘我。 写历史﹐是为了後人﹐也是为了前人﹐前人和後人﹐需要的都是真实两个字。前人﹐不只好人愿意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坏人﹐也希望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夸大或缩小﹐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耻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现﹐非同文才的表现。它第一要求内容的真实﹔ 第二要求文字的简练。史学着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传世。 高低之分全在这两点。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後序》中﹐称赞司马迁﹕“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实﹔ 词省、文微﹐就是简练。 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一分材料﹐写成十分﹐乱加描写﹐延长叙述﹐投其所好﹐取悦当世﹐把干菜泡成水菜…… 等等办法﹐只能减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着述声誉。 至於有意歪曲﹐着眼势利﹐那就更是史笔的下流了。 今有所谓纪实文学一说。纪实则为历史﹔文学即为创作。 过去有演义小说﹐然所据为历史着作﹐非现实材料。现在把历史与创作混在一起﹐责其不实﹐则诡称文学﹔责其不文﹐则托言纪实。实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两不可能也。 所谓忘我﹐就是忘记名利﹐忘记利害﹐忘记好恶﹐忘记私情。客观表现历史﹐对人对己﹐都采取﹕“死後是非乃定”的态度。 当代人写当代事﹐牵扯太多﹐实在困难。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难以写好。沈约《宋书‧自序》说﹕ 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事属当时﹐多非实录。 班固能撰《汉书》﹐是史学大家。据说他写的“当代史料”﹐几不可读。这就是刘知几说的﹕“拘於时”的着作﹐不易写好。 能撰写好前代史传﹐而撰写不好当代的事﹐这叫“拘於时”。而司马迁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从古到今﹐片言只字﹐人皆以为信史。班固的《汉书》﹐有半部是抄录《史记》。就不用说﹐历代史学界对他的仰慕了。这源於他萌发了史学的良心。 四 我有暇读了一些当代人所写的史料。其写作动机﹐为存史实者少﹐为个人名利者多。道听途说﹐互相抄袭﹐以讹传讹﹐并扩张之。强写伟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长文章﹐多换稿费。有的胡编乱造﹐实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去阅读那些大小报刊﹐无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辩驳。如此﹐这些人就更无忌惮。这还事小﹐如果以後﹐真的有人﹐不明真伪﹐采作史料﹐遗害後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这是我的杞忧。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见要人就巴结﹐见名人就吹捧的脚色。各行各业﹐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时是帮忙﹐多数是帮闲﹐有时是吹喇叭﹐有时是敲边鼓。你得意时﹐他给你脸上搽粉﹔你失意时﹐他给你脸上抹黑。 但历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将扫除一切污秽﹐淘尽一切泥沙。剥去一切伪装﹐削去一切芜词。黑者自黑﹐白者自白。伟者自伟﹐卑者自卑。各行各业﹐都有玩闹者﹐也不乏严肃工作的人。历史﹐将依靠他们的筛选、澄清﹐显露出各个事件﹐各个人物﹐本来的面目。 　　　　　　　　　　　　　　　　　　　1990年3月9日写讫 读《史记》记（跋） 清人有关《史记》之着述甚多﹐多为读书笔记。最有名者﹐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读书杂志。我有金陵书局刻本。 此书﹐我在中学读书时﹐谢老师即为介绍﹐极为推崇。然中学生《史记》原书﹐尚未读懂﹐更未全读。此师以己之所好﹐推及於学生﹐实无的放矢也。今日读之﹐兴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个别文字之考证﹐甚干燥无味。我尚购茷炯l□Ⅰ３□箨俊17砸碇□□鳎□晕□谢□榫纸□昱庞”尽Ｆ渲窝□椒ㄓ胪跏贤□□嘟晕聪付痢＝□苏□淼墓□造庵□芳窃□牵□季□□猓□褂行┬乱狻Ｒ桓鍪贝□□幸桓鍪贝□闹窝□椒ａ□窝□□茫□丈□巫危□髁□□怠Ｕ庵忠馊□□笕耸悄岩韵胂□摹４撕螅□逞赶壬□淞妒芳恰费芯濬□挠行碌募□猓□□逗何难□犯僖□芬皇橹校□奂八韭砬ㄕ撸□淖植欢唷? 其实﹐《史记》有集解、索隐、正义﹐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时之考证﹐对於读这部书﹐文义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认﹐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乱﹐於读原书﹐并无多大好处。所以﹐我读古书﹐总是采取硬读、反复读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两种《史记》﹕一为涵芬楼民国五年影印武英殿本。 一为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本也是据武英殿本排印的﹐余虑其有误植﹐故参照影印本。这两种本子﹐拿放都很轻便﹐字大清楚﹐便於老人阅读。 我没有购买中华书局近年标点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没有断句﹐更没有标点。此次引文﹐标点都是我试加的﹐容有错误。发表前﹐请张金池同志﹐逐条参照中华标点本﹐以求改正。这是很麻烦的事﹐应当感谢。 我以为﹕读书应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经历及用心。然後﹐就其文字内容﹐考察其实学﹐以及由此而产生之作家风格。我这种主张﹐不只自用於文学作品﹐亦自用於史学着作。 至於个别字句之考释﹐乃读书之末节。 黄卷青灯﹐心参默诵﹐是我的读书习惯。此次读《史记》﹐仍旧用这种办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欲再寻觅﹐必需检书重读﹐事倍而功半。 但还是读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读一卷﹐或仅读数页。本纪、世家、列传﹐及卷首卷尾部分﹐总算粗读一过。其他﹐实仍未读吧。回忆自初中时﹐买一部《史挠V蓟□肌罚□跏洞耸椤? 时至今日﹐用功仅仅如此﹐时间之长﹐与收获之少﹐可使人惭愧。读书﹐读书﹐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读多少好书﹐只能自己心中有数了。 至於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 　　　　　　　　　　　　　　　　　　　1990年3月11日晨记 读唐人传奇记 一 鲁迅论唐传奇﹕ （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源出於志怪。（二）虽尚不离於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三）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宋传奇集‧序例》﹐首引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於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先生称﹕其言盖近是矣。”） （四）餍於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五）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而大归究在文采与意想。（六）然而後来流派﹐实亦不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 以上综录先生论及传奇之言﹐稍加穿插﹐共得六则。余以为对唐传奇之研究﹐可谓发其端而尽其意矣。 二 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说“作意”、“幻设”﹐都是有意识的创造之意。 唐人的小说﹐已经超越单纯的记录﹐进入复杂的创作活动。小说的境界﹐已经不只是客观世界的描绘﹐而涌进了作家主观的想象。 主观包括两方面﹕“文采与意想”。文采与意想﹐是文学创作的精魂。但这两点﹐在唐人传奇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不只使它明显地区别於过去的小说﹐也使它明显地区别於以後的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放异彩。 任何现象﹐都有其由来﹐有其基础。唐代文人的文化素质﹐实不一般。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已经有目共睹。这些文士﹐多是从幼年就用功於此﹐有些人﹐甚至是几代相传。他们重读书﹐重旅行﹐重交友﹐重唱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引发道德、道义的提高。必然引发丰盛的想象力﹐引发出高尚的意象。高尚的人品﹐才能有高尚的想象﹔卑劣者﹐只能有卑劣的想象。其文章内容、风格、理想﹐自不相同。 唐代文人﹐在一种较高的文化素质根基上﹐创作小说﹐自有可观。又因为在诗歌领域的想象力﹐已经非常发达旺盛﹐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亦必不同一般。 三 这可以从比较上说明。此前不论矣。宋代传奇﹐胡应麟的话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鲁迅的话﹐已见上文﹐谓其主要缺点﹐是失去了“飞动之致”。 “飞动”二字﹐自幼即深印我心﹐以为是文学之命脉所在。 然究竟什麽是飞动﹐如何才能做到飞动﹐则一直不甚了了。壮年以後﹐从事此业﹐见闻稍多﹐反复思考﹐所谓飞动即日常所谓神来之笔﹐得意文章。然此尚为玄虚之谈﹐未能得其要领。 後来读李白《谢朓楼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有所领悟。 所谓飞动﹐就是“逸兴”和“壮思”的出现。就是在事实之上﹐出现的创造。或是在描述现实时﹐突然出现的奇思妙想。 这些奇思妙想的连续﹐就形成了作品的“飞动之致”。只有富於想象﹐诗作最飞动的李白﹐才能这样透彻地帮助我把问题解释清楚。凡是伟大的艺术品﹐都必具备“飞动之致”。雕塑、绘画如此。音乐、诗歌亦如此。文学名着《阿Q正传》、《红楼梦》、《水浒传》﹐都因富於此“致”﹐而得为小说上乘。 四 历来对宋人传奇的评价﹐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胡应鼲J选敖□怠笨醋魇撬未□娴挠懦□□Γ□□月逞杆邓□哪且欢位埃□荒苁恰凹附□恰薄? 近人吕思勉说﹕“惟小说究以理致为主。唐人所为﹐好用辞藻﹐故其品实不逮宋人。”并说﹐“……小说也﹐皆唐人启其端﹐至宋而後臻於大成﹐唐中叶後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这只能说是历史家的一种见解﹐不必深辩矣。因为文学的飞动﹐不只靠奇思妙想﹐而且还要靠足能传达这种奇思妙想的词藻。这一点﹐较之唐﹐宋传奇就大大失色了。 词藻──语言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此文人之法宝﹐久炼而成﹔小说之精华﹐非此莫属。 宋人并非不追求词藻﹐有时还常常在文中点缀诗词。不过总的说来﹐它的文词呆滞﹐不传神韵。失去魅力﹐失去读者。读者不能无精神食粮﹐平话小说乃乘运而兴。 五 唐人传奇之漂亮词句﹐幼年初读时﹐即拍案叫绝﹐至今仍能背诵。如《虯髯客传》之“张氏发长委地﹐立梳床前。” “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柳毅传》﹕ “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霍小玉传》﹕ “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都非强作美词﹐眩人眼目。 而是逐景生情﹐发自作者心中﹐所以能感人﹐并呈飞动之致。 唐人做诗做惯了﹐善於推敲﹐遣词造句﹐变化神奇﹐有如魔术。这自然影响到小说的修辞上。 六 唐人传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长有短。其内容﹐也包罗万象。就其主要作品来看﹐已从记述怪异逐渐进入现实人生。即如写梦幻﹐实亦为写人间。彰彰者如《南柯太守传》与《枕中记》﹐写的就是官场的沉浮﹐人生的荣辱。鲁迅说﹐唐代文人﹐“歆羡功名”。所以写这种题材多。名为鴃撮魽憎f噤秩尽? 有的是写政治。《虯髯客传》﹐目的在於政治﹐即天命不可违﹐神器不可夺﹐为李唐着笔﹐虽有男女间的相遇相慕﹐只是陪衬﹐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东城老父传》、《开元升平源》两篇﹐更是直言不讳地写政治﹐写国家的治乱兴衰。而《庐江冯媪传》﹐实际上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农村小景。 完全进入现实生活﹐目的在於描绘世态的﹐是《李娃传》。这是唐人传奇中的一篇杰作。白行简不愧为大作家。它的优长之处﹐在於布局的完整、舒展﹐行文的自然、大方。对比之下﹐沈亚之等人的作品﹐则有些局促。鲁迅所说的“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它兼而有之。《霍小玉传》﹐虽亦缠绵﹐而波澜不敌。《无双传》﹐虽有波澜﹐而不自然。结尾处﹐为报一己之私情﹐草菅人命﹐伤害多人﹐以增传奇之意﹐虽步司马迁游侠遗意﹐然过於残酷﹐有失人道﹐不可取也。 《莺莺传》﹐作自名家﹐後人锦上添花﹐声名最显赫﹐然鲁迅谓“文章尚非上乘﹐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有贬义。 但在唐传奇中﹐仍为佼佼。至於後来施之弹唱﹐演为戏曲﹐则文章之遭遇﹐亦如人生﹐有幸有不幸矣。 这篇小说﹐故事本极平淡﹐人物除红娘外﹐性格亦各平平。然千百年来﹐家传户诵﹐其理即在於爱情二字。悲欢离合之情﹐固通於千家万户﹐通於群众之心。以平淡之造意﹐获传奇之硕果﹐元稹之文字工力﹐究不可没也。 唐人之创作传奇﹐态度严肃﹐每有所作﹐必於篇前篇後﹐记录自己以及友朋姓名﹐写作缘起﹐以及事件发生年月﹐虽为小说﹐亦取信於人之意。 七 然记有人名、地址者﹐不一定皆为传奇﹐有的则是寓言。 余幼年时﹐不明这种区分﹐曾把韩癒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也视为唐人传奇。鲁迅则说﹐这种文字﹐“无涉於传奇”﹐因为它是“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 这也很难分。从道理上说﹕作者宣传一种思想﹐一种见解﹐借用一个人物的事迹﹐或通过他的语言﹐把一种思想和见解宣扬出来﹐这就是寓言。传奇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宣扬一种思想﹐但采取的方式﹐不是直接说教﹐而是用具体形象。 我看﹐寓言和传奇﹐就是在文学史上﹐也很难分得清楚。 读者会把它们﹐一样看做是小说。 -- 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