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八） 买《章太炎遗书》记 我先後购买的章氏遗书﹐计有﹕ 一、《章太炎先生所着书》。上海古书流通处一九二四年石印﹐所据为浙江图书馆校刊章氏丛书本。共二十册﹐有光纸﹐价十二元。其目录为﹕ 《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小学答问》、《说文部首均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释又重定本》、《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菋汉微言》。 二、《章氏丛书续编》。成都薛氏崇礼堂木刻本﹐共四册﹐价八元。其目录为﹕ 《广论语骈枝》﹐《体撰录》、《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菋汉昌言》。 三、《章太炎先生家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家书共八十四通﹐系与夫人汤国梨之通信。 此外﹐还购有《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志钓编﹐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此书以章氏自订年谱为纲﹐系以各时期与章氏思想行动有关之资料﹐收罗丰富﹐编织有序。不只从一个时代﹐反映出一个人物的风格﹐也从一个人物﹐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此书上下二册。 中学时﹐我买了一本《国故论衡》﹐可能是国文老师的介绍﹐是为读章氏着作之始。 当时是怎样读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但没有读懂﹐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就是现在我读起此书﹐还是很吃力。当时﹐确是认真读过的﹐就像我那时读《费尔巴哈论纲》﹐英文原本《林肯传》﹐严译《名学纲要》一样﹐是用一种硬啃的读书法。这种读书法﹐当时颇具效力﹐好像是钻进书中去了。但印象不深刻﹐经过若干年﹐又都茫茫然。现在﹐购置了以上书籍﹐通读能懂的也只有﹕《文录》、《菋汉微言》及《昌言》（这都是章氏对弟子的谈话记录﹐多关於历史、人物、时事﹐文字比较通俗）、家书以及年谱。 章太炎二十三岁时﹐肄业诂经精舍﹐受德清俞荫甫（樾）教。曾国藩说过﹕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着书。 是当时知名学者。严格说﹐这是章太炎做学问之始﹐并从此得以成为朴学大师﹐享名於後。朴学是清朝一种主导的学术﹐如果不是时局的影响﹐他可能一生从事这种书斋中的工作。因为排满运动的兴起﹐他成为革命人物﹐辛亥革命以後﹐他又成为民国的元勋﹐政治和学术的名望﹐同时有之。实际上﹐他只以学术文章见长﹐虽然好参与政治﹐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於实际。所以在政治上﹐名望虽高﹐却并没有什麽实绩﹐也没有做成什麽大官。民国以後﹐政局屡变﹐章氏言论态度亦屡变﹐甚至依附过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後来不能活动﹐就常常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看来他是一生不甘寂寞的。 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应童子试时﹐即因此病而未终场。他自己後来也常常提到﹕ “予少时多病”。眩厥是一种脑神经疾病﹐但并不影响读书、作文﹐且有时表现为灵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锋利如削﹐有一种奇异色彩﹐此病理使然。 然此病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郁寡言﹐显然不宜於理政﹐所以他虽热心政治﹐当权者从未委他以重任。袁世凯不得已委他个东三省筹边使﹐他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很快就辞职不干了。 章氏为文﹐好骂人﹐有些地方﹐看起来近似人身攻击。如骂吴敬恒﹕“善钳尔口﹐勿令舔痈﹔善补尔□﹐勿令後穿。”等语﹐当时称为名句。有一次﹐竟骂蔡元培为法国人﹐非中国人。但对人对事﹐又像并无成见﹐时有改变﹐也不记私怨。为友为敌﹐常有反复﹐这也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的。 章氏好舖张﹐章士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章太炎好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另有记载﹐有一次﹐他到四川公干﹐买了一大条红布﹐制成一幅横标﹐雇两个人抬着﹐作为他的前导﹐以壮行威。 此人很重道义﹐他为参与缔造民国﹐光荣牺牲的同志﹐都写了传记﹐并为他们请封表扬。传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人的个性行迹﹐使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那些志士仁人的形象。如记邹容幼年好雕刻﹐狱中得弱症﹐章氏为其诊脉处方等情节﹐都有班马史传之遗意。 他的学术﹐因为我不懂﹐姑且不论。章氏的文章﹐我以为辩才不及梁启超﹐然切实过之﹔深湛不及王国维﹐然条畅过之。章梁文体﹐实为後来报章文字之先声﹐影响新闻界至巨。他的着名文字﹐如讨满洲檄﹐我以为写得并不精彩﹐罗列罪状﹐有勉强凑数之弊﹐文字也冗长造作﹐生动之笔太少。 与康有为论难的信﹐感情就充沛得多了。又好用古字﹐人多不识﹐这实际上是限制了自己文字的流传。 文人逸事﹐热闹有趣者多﹐真实可信者少。章太炎大闹总统府一事﹐最为当时所乐道。记载颇多﹐且加演义﹐以为章太炎如何英雄﹐袁世凯如何没有办法。其实﹐在那种场合下﹐有办法的还是大总统﹐没办法的还是穷书生﹐他究竟是被拘留起来了。章氏自记﹐就平实得多﹐晚年并称赞了袁世凯的肚量﹐证明章太炎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正的书呆子。 章氏晚年﹐受人馈赠﹐卖文章﹐为海上闻人如杜月笙的先人写碑传﹐为人所诟病。 其实这些都是小节﹐是情有可原的。他的爱民族爱国家的大节﹐至死是为人们所称道的。 他晚年﹐不承认甲骨文的真实和价值﹐这是鲁迅说的“专家之悖”造成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人一旦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即不知不觉﹐把自己看成偶像。偶像是要本能地排除自己所不知的新生事物的。 古人以能立功、立德、立言者﹐为名人。章氏有功於民国﹐虽无大德於民﹐然亦无亏缺之处。至於言﹐煌煌大着﹐更无论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名人﹐固非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者流可比。然名人都有时代的特点﹐为历史所铸造﹐与英雄同。当其一旦成为名人﹐则追逐者日众﹐吹捧者日多﹐军阀官僚商贾皆争先利用之。或赠以高楼﹐或赠以骏马。黄金不求自得﹐美女纷至沓来。於舆论优势之外﹐往往亦得实利。 本人亦以不同凡俗自居﹐人之阿谀﹐不以为怪﹐人之厚赠﹐以为应当。日久天长﹐主观客观上﹐名存实亡﹐变成偶像。言行不顾﹐见利忘义﹐有些名人﹐遂成为不名誉之人。名人既败﹐毁之者亦众﹐过去誉之者﹐必转而造谣﹐投井下石而後快。此名人兴衰之通则也。 近世之名人﹐为数甚众﹐流品脚色亦甚杂﹐根基牢固者少﹐忽起忽落者多﹐求如章氏之人品学术贯彻始终者﹐并不多见。我读他的着作﹐是怀着虔诚尊教之心的。 发愿写这样一篇文章﹐时间已有三年。参考书打开又放起﹐放起又打开﹐一直未得成篇。此因过去读过的书﹐都已忘记﹐年老少精神﹐又不愿去翻检﹐知难而退。近日﹐其他文章不好写﹐遂决心写出﹐然亦只是读书的印象断片﹐不得称为研究文字也。 　　　　　　　　　　　　　　　　　　　1986年8月23日校讫并记 读《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附考。明方孝孺曰﹕“然予独有感焉﹐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着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为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 耕堂按﹕方孝孺盖有感於明政之严苛也。附考引宋高似孙言论﹐意见与方氏稍合。 可谓皆独特之见矣。然汉以秦为严酷﹐魏晋以汉为严酷。屠沽负贩﹐起而革命﹐而严酷如故﹐革不掉也。後世论前世事﹐矛盾往往易见。而在当时﹐恐不如此认识。书本为书本﹐行政为行政耳。後人以某事断秦政宽﹐以某事断秦政严﹐皆出意想。必须根据史实﹐全部考察﹐方能稍得其实际。然近代史实﹐尚不易弄清﹐历史公案﹐更难定矣﹗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桓谭新论》﹕“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书成﹐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文约艳﹐体具而言微也。” 唐马总曰﹕“暴於咸阳市﹐有能增损一字与千金﹐无敢易者。” 宋高似孙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人卒无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郡斋读书志》﹕“时人无增损者﹐高诱以为非不能也﹐畏其势耳。” 耕堂按﹕从以上引文看﹐千金不能易一字之原因有二﹐即不能与不敢。不敢是畏不韦当时的权势。不能﹐则一是文章为高妙之作﹐二是当时的秦士﹐都是愚黔之徒。然仔细想来﹐这一个典故﹐恐怕只是一种传说﹐一种演绎。因为司马迁所作《吕不韦传》﹐只说予以千金﹐并无下面的话。司马迁说予以千金﹐只是强调这一着作的不苟与当时对待的隆重耳。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後世学者以为吕览（即《吕氏春秋》）﹐成於不韦为相之时﹐不韦迁蜀以後﹐不久死去。何以能聚宾客着书﹐又何以能“悬之咸阳”。乃是司马迁的笔误驳杂之辞。其实﹐这里说的只是“世传”﹐其意即吕不韦遭到不幸之後﹐其书反而得到世人的重视﹐与自序上下文文意相通﹐不足为过也。 《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历史上不大被人重视。有人说是因为吕不韦名声不好。我看﹐恐怕是因为这部书的编写体制不太通俗﹐每篇前冠以月令﹐初读时﹐叫人摸不着头脑。其实里面好的东西很多﹐即以古代寓言故事而论﹐孟子、韩非子等书﹐以此见长﹐而《吕氏春秋》﹐“察今”一篇中﹐即包含三则﹐无疑是一个大宝藏。且它所引古书﹐多是秦火以前的旧文﹐其价值就更可贵了。 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後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真能使人目快神飞。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1986年11月22日记 读《燕丹子》 ──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 滕云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选译的《汉魏六朝小说》。冬夜无事﹐在炉边读了一篇《燕丹子》。《燕丹子》一书﹐我有光绪初年湖北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为嘉庆年间着名学者孙星衍集校﹐初未细读也。 《燕丹子》作者不详﹐旧题燕太子丹撰。据孙星衍序﹕ “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後﹐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想来这部书﹐也是太子的宾客所写。 孙星衍又说﹕“其书长於叙事﹐娴於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上说两家之间。”读过以後﹐觉得他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此书以记事为目标﹐原拟成为历史﹐然叙述夹杂一些传说及荒诞之事﹐遂为後人定为小说。即使作为小说﹐因为它有坚实而动人的历史事实﹐再加上叙述之委婉有致﹐乃成为古代小说之翘楚。 冬夜读之﹐为之血涌神驰﹐寒意尽消。周围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乱。此真正小说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记‧荆轲传》对读之﹐并记两书写法之异点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记□武﹐第二卷记田光﹐第三卷才记荆轲。系一人引出一人。而《史记》一开始就写荆轲﹐并同时写了与他有关涉的高渐离、盖聂、鲁句践等。在《燕丹子》中﹐高渐离只是在易水送别时﹐露了一次面。《史记》则把他处理成仅次於荆轲的一位侠义之士。 二、在细节中﹐除去孙星衍提到的﹕“《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燕丹子》还有荆轲赴秦时﹐“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和“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舞阳欲击﹐轲止之。”两个细节﹐为《史记》所无。 买肉这一细节﹐对小说很重要﹐因为表明荆轲在进行大事中间﹐不为小事所误的克制精神。而司马迁或者认为﹐他前面已经写过两次荆轲的这种精神了﹐不再重复。这在史裁上讲﹐也是应该的。 小说﹐一再重复﹐可加强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当。《燕丹子》的处理﹐还是得当的。 司马迁的《荆轲传》﹐现在通称为“传记文学”﹐然其本质仍为历史。所谓传记文学﹐只是标明﹕司马迁的历史着作﹐同时具有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历史﹐选材就应该更严格一些。荆轲刺秦﹐是一大悲剧。这一事件的失败﹐在当时是震动了千万人的心灵的。并且关系到了对荆轲这一人物的评价。司马迁不能不找出其失败的原因﹕太子催促太紧﹐荆轲没得与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而与秦舞阳同行﹐荆轲在出发之前﹐就看出这个人不行了。小说对於失败﹐则不必有结论﹐任人想象去好了。 三、《史记》没有采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里马肝﹐砍美人手等细节﹐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小说可以这样写﹐民间可以这样传说﹐作为人物传记﹐这些材料﹐只会伤害荆轲的形象。 四、至於《史记》不采用燕丹子中的乌白头﹐马生角﹐是因为荒诞。不采用它的乞听琴声﹐是因为虚构。乞听琴声的原文为﹕“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觳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於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 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下﹐间不容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这等从容﹖当然是不可能的。入铜柱﹐火出燃﹐却比《史记》所写﹐更为有声有色。 《史记》虽不采这两件事﹐但放在小说中﹐还是可以的﹐能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群众会这样想﹕啊﹐所以没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当呀﹗ 五、《燕丹子》一书﹐就在这个地方终止了。《史记》却在荆轲刺秦失败之後﹐又写了高渐离的不寻常的举动﹐又写了鲁句践感叹的话。使文末摇曳生风﹐更拨动了读者怀古的思绪﹐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耕堂曰﹕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於虚构之有无。无虚构即无小说﹐正如无冲突即无戏剧。然在中国﹐历史与小说﹐实亦难分。有时历史的生动﹐如同小说﹐有时小说的翔实﹐超过历史。而历史家有时也从小说取材﹐小说从历史取材﹐则更为多见。但文体不能混淆﹐历史事实﹐有时虽出人意想﹐不得称为小说﹔小说虚构多麽合情合理﹐也不得当作历史事实。 《燕丹子》与《荆轲传》﹐题材无出入﹐人物无等差﹐古人已因其有无虚构﹐判为泾渭。文体虽不同﹐写作艺术﹐仍有高下之别。仔细推敲﹐《史记》的剪裁塑造必胜。 学者认为《燕丹子》成书於前﹐《史记》采摘之﹐亦未必然。要是秦汉之际﹐关於这一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记载﹐关於荆轲事迹的传述﹐不会是一种﹐而是多种。其中有事实﹐有传说。事实有传闻异词﹐传说有夸张想象﹐记载有繁简取舍﹐不会一致。《燕丹子》为其中之精粹完备者耳。 　　　　　　　　　　　　　　　　　　　1986年11月29日 买《世说新语》记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好给青年人开列必读书目﹐但他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那张书目﹐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记得在进城以後﹐大家都争先恐後地搜集那几本书。《世说新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先在南市地摊上﹐买了一本启智书局铅印的本子﹐只有上册。这本书後来送人了。 不久我在南开区一家废纸店﹐买了一部四部丛刊黑纸本的《世说新语》。那时﹐四部丛刊流落街头的很多﹐旧书店只收一些成套的白纸本﹐黑纸本无人过问﹐就都卖给废纸店了。 这部书一共三册﹐我给他三角钱﹐他已经很高兴了。 四部丛刊本的《世说新语》﹐是影印的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首页有袁褧写的序﹐他说﹕ 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缀综叙﹐明畅不繁。孝村所注﹐能收录诸家小史﹐分释其义﹐训诂之赏﹐见於高似孙纬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 目录後所附的高氏纬略说﹕ 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见古人对此书的评价。这是当之无愧的。 後来﹐我又在天祥市场﹐买了一本唐写本《世说新书》。 是罗振玉印的﹐极讲究﹐大本宣纸。这是《世说新语》最古的本子﹐系长卷﹐分藏四个日本人家﹐罗氏借来合印的。末附罗振玉手写的长跋﹐其中包括杨守敬初见此卷时的题跋。 这个写本﹐後来附印在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的﹐宋绍兴八年﹐广川董棻﹐据晏殊校定本所刻的《世说新语》的後面﹐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这部书﹐我也购存一部﹐末附宋人汪藻所作叙录﹐包括书名篇数考证﹐考异﹐人名谱名一卷。 我买唐写本时﹐并不是打算考证《世说新语》的源流﹐对於这种学问﹐我是一无所知的。是为了习字。唐人写经﹐我已经有了几种﹐很喜欢这种楷法﹐这个写本﹐字更精采﹐也大一些。 买来以後﹐我临写过两次。发见﹕这个写本﹐虽为考古家所重﹐当做字帖也很好。如果当做书籍来读﹐就很费劲。抄写时﹐脱字、错字很多﹐很多地方﹐读不成句﹐或不明其义。 此外﹐有些字的写法﹐也很特别﹐虽系古法﹐已不适用於今日。 唐时﹐书籍靠抄写﹐为人抄写经卷﹐是一种职业。但这些书手﹐只写得一手好字﹐文化却不高明。抄写错漏之处﹐也不愿修改﹐因为那样一来﹐会使得卷面不干净﹐引起主人的不满。如果主人再不察﹐随即束之高阁﹐那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无论是晏殊校本﹐还是陆游校本（实际也是根据的晏殊校本﹐即董棻刻本）﹐都是在传写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的。古籍经过整理﹐总要进一步﹐但也要看整理者是什麽人。如果遇人不淑﹐不学无术﹐妄自尊大﹐那古书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晏、陆二家﹐一代名宿﹐所校当然可靠。但四部丛刊本陆游跋语甚简略﹐并未说曾经他校改。文字可疑之处﹐已经後人校出﹐列於书後。 四部丛刊本《世说新语》﹐虽系明刻﹐实际上重开宋本﹐仅次真迹一等﹐确是善本。 我现在阅读的﹐主要是这个本子。 我还从天津古籍书店﹐买过一部光绪十七年﹐湖南思贤讲舍刻的﹐经王先谦、叶德辉校勘的本子﹐共四册。第一册多题跋、释名﹐各一卷﹐第四册多考证、校勘小识﹐引用书目、佚文各一卷。材料多一些﹐但读起来﹐还是不如四部丛刊本醒目。 这部书﹐在书店翻阅时﹐标的定价是四元﹐当时我没买。 後来﹐请他们给我送来﹐书价已改为六元。临时加码﹐装入私囊﹐这是一些书商的惯技﹐所遇已非一次﹐我只好任他敲了一下轻轻的竹杠﹐权当送他的车马费。 杨守敬跋唐写本云﹕ 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 这是考据家的发见﹐应该尊重﹐但与读书关系不大。後来的整理本﹐删去管辂别传七十余字﹐是因为这一注文过长﹐有些文字与正文关联不大。其他个别字的差异﹐则因为写本的遗漏或错误。如元帝过江犹好酒一条﹐末句﹕“酌酒一酣﹐从是遂断”。写本作“酌酒一唾从此断”﹐显然不雅。远公在庐山一条﹐“执经登坐﹐讽诵朗畅”句﹐写本脱“朗畅”二字﹐使句子不整。 像《世说新语》这类书﹐记载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古代﹐曾被列入史部﹐後来才改为子部小说类。史评家刘知几﹐曾对这样的“史书”﹐作如下评论﹕ 孝标善於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豚。嗟乎﹗以峻（孝标名──耕堂注）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颐彪峤﹐纲罗班马﹐方复留情干委巷小说﹐锐思於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史通》） 但真正的历史家﹐例如司马光﹐在他撰写《资治通鉴》时﹐却常常取材於这类“小说”﹐读者信之﹐不以为非。 在古代﹐历史和小说﹐真是难分难解﹐能否吸取它的精华﹐全看自己的鉴裁眼光如何。 《世说新语》这部书的好处和价值﹐已见开篇引文。为更使览者明确﹐再引鲁迅论断﹕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後汉﹐止於东晋。 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国小说史略》） 我读这部书﹐是既把它当做小说﹐又把它当做历史的。以之为史﹐则事件可信﹐具体而微﹐可发幽思﹐可作鉴照。以之为文﹐则情节动人﹐舖叙有致﹔寒泉晨露﹐使人清醒。尤其是刘孝标的注﹐单读是史无疑﹐和正文一配合﹐则又是文学作品。这就是鲁迅说的“映带”﹐高似孙说的“有不言之妙”。这部书所记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记言为主。事出於人﹐言出於事﹐情景交融﹐语言生色﹐是这部书的特色。这真是一部文学高妙之作﹐语言艺术之宝藏。 虽是小品﹐有时像诗句﹐有时像小说梗概﹐有时像戏剧情节。三言两语﹐意味无尽。 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体﹐一种文史结合﹐互相生发的艺术表现形式。 人言东晋﹐清谈误国﹐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统观此书﹐其谈吐虽冲远清淡﹐神韵玄虚﹐然皆有助於世道人心之向善﹐即後记人物行止﹐亦皆备惩劝之功能﹐绝非虚无出世之释道思想﹐所可比拟也。 此书尚有清代纷欣阁刻本﹐亦称善本﹐寒斋未备。 　　　　　　　　　　　　　　　　　　　1986年12月20日记 买《流沙坠简》记 我忘记了从什麽地方知道这部书﹐并为什麽想要买它。鲁迅日记的书帐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帐买书的。鲁迅曾经说过﹐罗振玉印的书是很贵的。 六十年代初﹐我从北京中国书店﹐购进这部书。可能只是因为慕名﹐也因为有些闲钱。书店的标签上定价是一百元﹐为甲等一级﹐可见其名贵﹐也是我藏书中价钱最高的一种。 书共两函﹐三大册。乌青布套﹐封面为土黄色﹐这是象征流沙吧。纸是日本印书用的宣纸﹐质地很好﹐国内是很少见的。罗氏的书﹐很多是在日本印行的。此书除图版外﹐文字部分全部系书写上版﹐楷书庄严秀丽﹐两个序文的字体尤佳。第一册﹐扉页里面有上虞罗氏宸翰楼印标记。罗序称﹕古简册出於世﹐载於前籍者凡三事﹕一、晋之汲郡﹕二、齐之襄阳﹔三、宋之陕右。序末记宣统甲寅﹐实为一九一四年也。 次为王国维序。略考简牍出土之地﹕一为敦煌西北之长城（出土者为两汉之物）。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魏末以讫前凉之物）。三为和田东北之尼雅城等三地（古者汉遗物﹐近者隋唐之际）。王序末无宣统字样﹐只书甲寅。 图版分三部﹕一、小学术数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 第二函两册﹐内容为考释及补遗﹐补遗考释﹐附录等。 以上﹐此书内容之大略也。 罗氏此书﹐虽根据英人斯坦因图版及沙畹考释﹐然为国内研究汉晋简牍之始。王国维的序及先後考释﹐内容精确﹐行文严谨﹐功力甚厚﹐为後来研究此种学问者﹐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出土简牍的研究﹐主要在於汉代及以後的屯戍制度﹐王国维分为﹕簿书、烽燧、戍役、禀给、器物、杂事六项。它涉及的是古代西北地理、军事设施及其沿革。 然此书所得简牍甚少﹐後续有出土。一九三○年﹐在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掘出汉简一万余枚。建国後﹐用其中两千余图片﹐汇印为居延汉简甲编﹐我也买了一册。 精装大本﹐价三十元。与罗氏印书相较﹐书品风格﹐已大不相同。 陈梦家根据丰富的材料﹐写了不少研究木简的论文﹐後汇集为《汉简缀述》一书﹐一九八○年中华书局刊行。我也买了一册。较之王国维﹐陈的考释﹐更为详细具体﹐研讨方法﹐仍追踪王氏﹐行文则比较通俗。陈初为闻一多派诗人﹐後考订金石﹐一九六○年﹐转治汉简﹐突飞猛进﹐成绩可观﹐然不久即惨死於十年浩劫。以诗人才华﹐退而考古﹐终不免死於人事纷扰之中﹐与王氏同﹐二人先後以学者之身﹐死於非命﹐亦考古一途之厄运也。读其书﹐不无戚戚之感。 《流沙坠简》一书﹐初到我家时﹐完整如新﹐想来也是爱书人所藏﹐大概也不经常翻阅﹐上面连颗图章也没有。“文革”中被抄去﹐封套略有破损﹐发还後﹐我已修整过。 我对它﹐与其说是读书识字﹐不如说是欣赏印本。几十年来﹐不过打开过三次﹐这次是为了写文章﹐恐怕是最後一次了。想在上面打个印章﹐想了想﹐还是前人的作法对﹐就作罢了。 为了阅读它﹐我还从北京五洲书局﹐买了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这本书里﹐有斯坦因窃取敦煌石窟宝物的详细记述。第十章﹐有关於这些木简出土的情况。在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当这个外国人在我国西北行窃时﹐当地的官员、首领以及无业游民﹐吸鸦片者﹐贪图小利﹐为洋大人所收买驱使﹐甚至主动帮忙的情景﹐贪婪、愚昧、无知的心态。抚今而思昔﹐温故而知新。这当然是文字以外的书﹐题目以外的话了。 　　　　　　　　　　　　　　　　　　　1987年1月10日写讫 买《宦海指南》记 有那麽一段时间﹐我向外地函购旧书﹐达到了恣意滥买的程度。存书中竟有这样两部﹕ 一、《宦海指南》五种。包括﹕《钦颁州县事宜》、《佐治药言（续言附）》、《学治臆说（续说附）》、《梦痕录节钞》、《折狱便览》。 二、《增广入幕须知》十种。包括﹕《幕学举要》、《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办案要略》、《刑幕要略》、《赘言十则》、《办公八字》。 两眼鷘b塚□泻眉钢质窍嗤□摹Ｎ壹炔幌胱龉□□膊幌肴□唬□恢□牢□裁绰蛄苏庑┤椤? 即使想做官入幕的人﹐这些书对他恐怕也没有什麽用处﹐因为都是清朝时的文献。 不过﹐《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还有《梦痕录》的作者──汪辉祖﹐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从这里读到他的着作﹐我是很高兴﹐很有兴趣﹐很满意的。 汪辉祖﹐清乾嘉时﹐浙江萧山人。那一带的读书人﹐如果科场不得利﹐多改业佐幕﹐就是後世所称的绍兴师爷。他的父亲﹐曾从事过这种职业﹐但很快就自动不干了﹐以为“有损吾德”。汪辉祖青年时﹐在做官的岳父那里﹐看到那些幕僚们收入不错﹐可以养家餬口﹐他也跃跃欲试。当他把这个愿望告诉家人时﹐他的祖母和母亲同声斥责他﹐不要忘记父亲的遗言。汪辉祖郑重发誓以後﹐才正式当了幕宾。他先後在十几个州县官那里当刑名师爷﹐工作了三十多年﹐写了《佐治药言》一书。晚年得中进士﹐自己也做了一两任州县官﹐很快就退休了﹐又写了《学治臆说》一书。 他的《佐治药言》﹐当时就很有名﹐为人重视﹐因为都是根据他的见闻经验写作而成﹐他的文字也很通达简练。 师爷一职﹐名声本来很坏。汪辉祖也自称﹐从事这种职业﹐是“寄人篱下﹐鸡鹜夺食”。但这种职业﹐又关系人民的安危生死﹐至为重要。所以他根据这一行应有的职责道德﹐着书立说﹐以教後人。 他的书﹐一直到清朝末年﹐还不断为州县官翻印﹐是有价值的政书。《梦痕录摘抄》﹐是从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摘取有关幕职的片断而成﹐所以也列在这类书籍之中。 耕堂曰﹕汪辉祖在当时﹐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领袖﹐不过是州县的一个幕僚。但他的着作﹐却不只受重视於当时﹐鲍庭博刻入权威性的《知不足斋丛书》﹐阮元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於後世﹐及至民国﹐仍为胡适ꄱ8茏魅吮菜□亚蟆Ｍ羰现□橹□保□还□俏□税炎约扞邮抡庵种耙档木□楹图□猓□樯芨□□嫡□虺跸罢撸□７怯幸庋□Σ缆劢绲暮逄□□蛳勰酵夤□慕苯稹５苯裰□溃□形氖垦桑□疚蘧□□□喾ρ□叮□□榱７担□晃□缁嵝□孀畔耄□晃□琳呱□牧14猓□丈栊□橹□常□金钗鬃Ｖ□牵□笸蓟笕赫兄塚□闪17髋桑□苑饨讨鳎□嘟□褚印Ｖ谢□褡澹□７侨□说热怂□档模□敲从廾粒□敲捶饨ａＷ怨乓岳矗□泄□硕晕幕□允榧□□际怯醒≡竦模□屑□獾摹Ｖ饕□强茨愕氖椋□欠袷导剩□欠裼杏茫□欠褚□讼蛏稀Ｈ绻□阈吹氖椋□谌菸奘导剩□□阜蔷□椋□梁笫谷嘶璋党谅□□词鼓阈樽魃□疲□脸銎旌牛□嗣褚彩遣宦蚰愕恼实摹? 中国人认为有用的书﹐必须﹕一、有义理。二、有辞章。 三、有事实。如果﹐你所写的书﹐与以上三方面﹐都不沾边﹐那就是无用的书﹐古人所谓灾害枣梨的书。江辉祖得着书之说之道﹐故其书人称为有用之书。 任何工作从事久了﹐富有经验﹐都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部书如果写得好﹐就不只对这一种职业有用﹐也会对其他职业有用。汪辉祖从事的职业目前已经没有了﹐但他的着作﹐还是有用处的。 　　　　　　　　　　　　　　　　　　　1987年2月20日 读《棠阴比事》 四部丛刊二集﹐有此书名﹐我没有买到零本。後来在天祥市场﹐遇到这一部清朝道光年间朱绪曾仿宋刻本﹐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了回来。书堆放在货架底层﹐封套破旧﹐落满灰尘﹐想来是很久卖不出去的下脚货了。 原藏书人﹐不可考﹐好像是一个银行职员。他用来抄补缺断的纸﹐是营口中国银行的簿记纸。他除抄录了残页的文字﹐还抄了知不足斋抄本的一个序文﹐夹在书内。书已经修补重装过﹐到我手中﹐我又把开裂的页缝用薄纸粘连好﹐把封套刷净。 它还是很可爱的。因为书的底本﹐是黄荛圃的旧藏﹐真正的宋本。黄在为人家析产时﹐在租簿中发见了它﹐当时即定为上等。後来到了他的手中﹐写有很长的跋尾﹐也刻在这个本子的後面。 朱绪曾的刻本﹐无论版式、字体、纸张﹐一体仿宋﹐就连宋讳﹐也照样缺笔﹐对於我这个没有见过宋版书的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了。 本书作者桂万荣﹐南宋时鄞县人﹐庆元二年进士﹐做过余干尉。他在序文中说﹕ “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辞﹐联成七十二韵。”就是先以四字两句的韵语为一条目﹐然後分注一段有关折狱的故实。这些故实﹐都取材於宋人的笔记、碑传﹐或宋以前的着作。现在看来﹐他拟定的这些韵语小标题﹐实在没有什麽特殊的意义。如果单独看﹐则不知所云﹔如果联系注文来看﹐又似乎多此一举。并且所引事例﹐多系传闻小说性质﹐说对办案人有所启发则可﹐说是办案的准绳、龟鉴﹐则悬殊太大﹐且太危险。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无影子等等﹐几近於迷信无知之谈。明人吴讷﹐为其删补﹐盖有因矣。 然此书历来被列入子部法家类着作之中﹐且被从政的人以及藏书家称为有用之书。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崇尚道理空谈之书﹐一提法家﹐就是商韩﹐真正的有关法律着作﹐流传下来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只有一部唐律﹐较为完整。私家着述﹐有关这方面就更少﹐只散见於一些笔记小说之内。而一成小说﹐则故事性、趣味性强﹔一成笔记﹐则上下其手﹐出入其词。或自作聪明﹐主观想象﹐掺杂其间﹐以之为法制准则﹐其不可也甚明。清代一些学者如孙星衍辈﹐注意及此﹐辑录校印一些旧文献﹐也很零碎﹐不足为“法”。 这部书﹐我买来时没有仔细看﹐近日读了一遍﹐就像读其他笔记小说一样﹐没有什麽“法家”的感觉。 书分两册﹐正文只五十二页﹐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读完了。 耕堂曰﹕司马迁有言﹕“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又说﹕“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鲁迅有言曰﹕ “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乡谚有云﹕“屈死不告状。”此为过去人民对政法之印象。法本为民而立﹐而民与之隔阂﹐畏而远之。疑狱多而难明﹐由来久矣﹗ 　　　　　　　　　　　　　　　　　　　1987年2月26日写讫 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进城以後﹐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种书﹐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家的文集。书籍发还以後﹐我还住在小屋里﹐大书靠墙垒好﹐这些小型书本﹐就堆在方桌底下。那时与张君同居。 一天我下班回来﹐张告诉我﹐她把那些小书都处理了。处理是很方便的﹐出门就是一个废品收购站。我没有说什麽﹐除去一些杂书﹐有几部成套的文集﹐也被处理掉了﹐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书﹐道林纸本。 惋惜之情﹐与日俱增。商务当年印的这些书﹐版本小巧轻便﹐印刷清楚﹐校对可靠﹐断句可信。现在有些新印的古籍﹐前言说明根据的什麽珍本﹐参校了多少善本。别的不讲﹐只看标点﹐就错误百出﹐有的实在是笑话。书装订得很厚﹐是为省工﹔用纸粗糙﹐是为了料贱﹐与商务印本相比﹐有今不如昔之叹。张君处理书﹐以书本大小为取舍﹐不懂书的内容﹐因为她只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 还好﹐床舖下面的没有动。这部《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当时就屈尊在那里。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初编﹐据畿辅丛书本排印。不到三百页的书﹐却分装四册﹐老年人读起来﹐轻巧方便﹐有不可言之妙。 李卫公就是李德裕﹐唐武宗时名相﹐新旧唐书均有传﹐传都写得很长﹐记其功业事迹。 担a榫硪话倨呤□模□烦汲圃匏□摹敖□疵致塚□依绕餱唷笔彼担骸坝镂恼拢□蜓下矸雎郑宦壅□拢□蛳簟２鼙芟□﹗? 评价很高。谈到他的缺点﹐则说﹕“不能泯是非於度外﹐齐彼我於环中。”这指的是他同牛僧孺等人的朋党斗争。“与夫市井之徒﹐力战锥刀之末﹐才则才矣﹐语道则难。” 新书卷一百八十﹐对他的缺失﹐说得比较委婉﹕“宁明有未哲欤﹖” 道与哲﹐都是很玄妙的﹐很难捉摸﹐也就很难判断有无。 对历史人物﹐我们只能信任史书的论断评价。近人吕思勉着《隋唐五代史》﹐称李德裕为人贼险阴狠。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也说这人最後流窜岭南﹐是因为伤人太多﹐自食其果。鲁迅是从那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谈起的。 李的门徒写了这篇小说﹐署上牛僧孺的名字。小说是自述体﹐内容不止对当今皇帝大不敬﹐主人公并於冥冥之中﹐与前代皇後杨贵妃结合。然後﹐李德裕作《周秦行纪论》﹐咬牙切齿﹐罗织罪名﹐落实到牛的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那文字真可以说是带有血腥味道。 奇怪的是﹐这篇小说﹐一直署着牛僧孺的名字﹐流传下来。当时皇帝﹐并未追究此事﹐牛本人也不曾辩诬自解﹐遂成为文学史上一桩奇异公案。这是因为﹐李党的这种栽赃做法﹐手段和目的太明显了。皇帝不会相信﹐读者也不会相信的。 小说写得确实好﹐为历代文学史家们称许。在当时可以说是富有开拓精神﹐并闯入了一个禁区。使人又奇怪的是﹐作者既有这般才能﹐为什麽不自行创作﹐却去干这种事﹖ 为什麽除此以外﹐又别无作品流传﹐却把版权白白送给了敌手﹖ 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说﹐唐代的传奇小说﹐多是考不中进士﹐或考中进士而穷极无聊的人所为。故多荒唐之言﹐并好造作、揭露他人阴私。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我现在读的一品集目绣諿捸戚憬m馄□::岛屠畹略５摹吨芮匦屑吐邸罚□嘉□嗾呱救□Ｗ16疲号□持□□□蛔闶竞蟆? 盖为乡贤讳也。李德裕是赵郡人。 古代的所谓朋党﹐大概就是政见相同的集团﹔其间的斗争﹐就是政见不和吧﹖ 李德裕在《论侍讲奏孔子门徒事状》一文中说﹕“西汉刘向云﹕昔孔子与颜回、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转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於为国﹐无邪心也。” 在《朋党论》中﹐他又说﹕“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仲长统所谓﹕异同生是非﹐爱憎生朋党﹐朋党致怨隙是也。” 这些见解、说法﹐都是无可挑剔的。实际斗争起来﹐剑拔弩张之际﹐恐怕就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唐宋以来﹐朋党间的斗争﹐得势者都是把对手流窜得越远越好。 耕堂曰﹕今读李卫公失意後所作诗文﹐亦多悟道之言。岂人之一生﹐穷极潦倒之时﹐则与道近﹔而气势焰盛之时﹐则与道远乎﹗ 　　　　　　　　　　　　　　　　　　　1987年5月1日写讫 读《求阙斋弟子记》 一 求阙斋﹐系曾国藩斋名﹐撰者王定安曾供职他的幕中﹐小有文名﹐过去提到的《湘军记》﹐也是他的着作。文师桐城﹐对自己的史才﹐也颇自负﹐实际上并不高明﹐但史法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来的。这部书﹐实际上是曾国藩的传记资料。 据扉页﹐此书光绪二年﹐刊於都门﹐板存硫璃厂东门桶子胡同龙文斋。李鸿章题署。 书价十六元﹐购自何地﹐已不能记忆。白粉连纸印﹐刻工不精﹐笔画时有错乱﹐京板之通病。有七千卷书楼孙氏记印章﹐朱、黄二色断句﹐通读到底﹐可谓用功之士矣。 全书共十六册﹐三十二卷。分《恩遇》﹐《忠谠》﹐《平寇》﹐《剿捻》﹐《抚降》（李世忠）﹐《驭练》（苗沛霖）﹐◇椻訇c罚ｏ□ㄌ旖蚪贪福□□吨静佟罚□段难□罚□毒□印罚□都已怠罚□独糁巍罚□栋□佟返冉淞? 此书购於读太平天国史料﹐兴趣正浓之时﹐然书到较迟﹐不久即逢浩劫﹐未及细读。今又检出﹐心情已非往日。太平天国史料﹐多已束之高阁﹐兴趣已成过去。写来写去﹐读来读去﹐所谓天国之梦﹐不过惊醒於“自相残杀”四字而已。非曾氏兄弟之功业也。 当金田骚动之时﹐天主耶稣﹐本非中国之物﹐塾师炭夫﹐亦非群众景仰之人﹐何以登高一呼﹐万夫云从﹖此因人民深陷水火﹐求生之念甚切﹐亟思有人拯救﹐并不顾及前途吉凶﹐到底如何。遂於短期之内急转直下﹐掩有半部江山。曾、左之徒﹐初以封建道统﹐号召地主子弟反抗异端﹐而旷日持久﹐未见成效。终以天国内讧﹐乃告功成。此非曾、左封建道统之胜利﹐乃洪杨本身封建道统之胜利也。历史如此嘲弄人民可不知畏乎﹖ 今读此书﹐《平寇》一节﹐略而不读﹐从《剿捻》开始。 由弟子记其先师言行﹐成为着述﹐古代多有。《论语》就是一部弟子记。但像《求阙斋弟子记》这样卷帙浩瀚的书﹐还是少见的。这是因为曾国藩去世不久﹐威名未消﹐他手下文武﹐仍在掌权。把老师的文功武略﹐弄得冠冕一些﹐大家的脸面﹐都会增添光彩。 曾国藩对付太平军﹐是用深沟高垒﹐长期围困的办法。对付捻军的办法﹐则经过几次改变。最初﹐鉴於僧格林沁的惨败﹐他向皇帝疏奏﹕他本人不能骑马﹐不能像僧亲王那样﹐身不离鞍﹐昼夜穷追。他主张用重镇堵截的办法﹐并说这是他的所长。然而他的措施并不见效﹐引起朝廷的不满﹐有的御史还上折子﹐请求对他“略加贬抑”﹐朝廷虽然没有采纳﹐但对他的态度﹐已经远不像“发逆”未平时那样倚重了。 後来﹐他又采用追、堵并重的办法﹐收效也不大。捻军之败﹐还是败在潘鼎新属下的洋枪阶悝①戚欧嫄寣敷饱撩W肫浼洌□焓固□教旃□□□谎□? 捻军的马队﹐实在厉害。王定安描述道﹕ 然旋灭旋起﹐且益狡悍。每侦官军至﹐避走若不及﹐或穷追数昼夜﹐乃反旗猛战﹐以劲骑分两翼﹐抄我军马。 呶人﹐慓﹐疾如风雨﹐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贼尤善用长锚﹐巨者逾二丈。我军以枪炮轰击﹐贼马闻枪声﹐腾扑癒猛﹐瞬息已逼阵﹐枪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挟一骑﹐为团阵滚进﹐官军以此益畏之。 曾国藩屡次承认﹐官军的马队﹐远不及捻军。不过他提出的清圩政策﹐确实给捻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王定安写道﹕ 自捻逆扰乱以来﹐据蒙亳村堡为老巢﹐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若商贾之远行﹐时出时归。其回窜也﹐皆有莠民勾引。 清圩以後的情形﹐则是﹕ 厥後任赖由泗宿入怀远﹐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纠党装旗。各圩寨闭门与贼绝﹐贼徘徊怀远﹐几及一月﹐卒不得逞。从此贼遂四出不归﹐以迄於灭。 但是﹐曾国藩的“剿办流寇﹐原不可以无定之贼踪﹐改一定之成局”的老成持重的主张﹐因师老无功﹐朝廷不再耐烦﹐就叫李鸿章把他换掉了。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首领张总愚﹐从陕西转战到京畿以南﹐雄县一带。京师戒严﹐清廷大恐﹐几乎把全国得力的将领都调来会剿。左宗棠到了定州﹐他向皇帝疏陈的方略中﹐也有一段对捻军的描述﹕ 臣维捻匪惯技﹐在飘忽驰骋﹐避实乘虚。始犹马步夹杂﹐近则掠马最多﹐即步贼亦均乘马。临阵则步贼下马﹐挺矛攒刺﹐而骑贼分剿官军之後。其乘官军也﹐每在出队收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从以上所引﹐可略见当时捻军之声势﹐军容﹐战术﹐以及进止聚散的情形。此次﹐捻军曾打到我的家乡安平、深泽、深县、饶阳一带﹐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幼年还听到母亲讲“小阎王造反”的故事﹐当时不知小阎王是谁﹐现在才知道是张总愚的绰号。 那麽多马队﹐驰骋在大平原﹐可谓壮观。闭目凝思﹐宛如再现。故乡近代﹐凡经战争逃难生活三次﹕一即小阎王造反﹔二义和团抗击洋人﹔三抗日。前二次﹐母亲一辈经历之。 　　　　　　　　　　　　　　　　　　　1987年8月26日记 二 王定安撰写的《求阙斋弟子记》中的《家训》部分﹐实际就是我们常见的《曾文正公家书》﹐不过免去了上下款及年月日。分为《寄诸弟》、《寄弟国潢》、《寄弟国华》、《寄弟国荃》、《寄弟贞干》、《谕二子》、《谕子纪泽》、《谕子纪鸿》。所收亦略少﹐只有薄薄一册。 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家书、家训行世。然多流传不广﹐有些只存在自家的祠堂中。曾国藩的家书﹐却不得了﹐流传了几十年﹐差不多读书人家﹐都会有一部。因为他是近代“闻人”﹐官职又高﹐他的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儒学子弟所信仰。五四以後﹐才逐渐冷落下来。但在一部分家长心中﹐还认为是教育子弟的必读之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寄给我一部《曾文正公家书》﹐是大达图书公司的排印本（即当时所谓一折八扣书）。父亲还附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幼年家贫﹐读书不多﹐今以此书授我﹐愿我认真阅读。信写得很带感情。我年幼不懂事﹐那时正在阅读革命书籍﹐对曾国藩等人很反感﹐且甚瞧不起大达印的书。随即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说﹕以後不要再买这种书﹐这种书在保定街头﹐到处都有﹐没有人买……我想父亲接到信﹐一定会很不高兴﹐但也没有来信责备我﹐以後也没有再给我寄过书。我带回家中的书﹐父亲从来也不看﹐也不问﹐只说我是个书呆子。中年以後﹐我才认真读了这部书。 因此我想到﹕所谓家书家训之所以流传﹐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内容﹐多半是由於写信人的权势和声望。他的说教﹐即使当时﹐受信人也不一定听信。例如曾国藩的家书﹐前後言论﹐并不完全一致。对於一个人﹐例如对曾国荃﹐在曾国荃未显达与已显达之後﹐所谈所论﹐就有很多不一样。有很多顺时应势﹐矛盾依违﹐甚至吹嘘拍马之辞。这还说得上是兄弟间的真诚感情吗﹖ 再说﹐家庭已经是朱门侯府﹐子弟已经是□□少爷﹐还教他“书、黍、鱼、猪”﹐会有效果吗﹖ 对於广大读者﹐则有环境和时代不同﹐心意能否相通的问题。我幼年时﹐在中学课本上﹐读曾国藩的家书﹐就觉得不如读郑板桥的家书亲切。因为郑虽是县令﹐他弟弟究竟是农民﹐和我的生活距离小﹐所谈事物﹐容易理解。曾国藩是太子太保﹐是爵相﹐即使他谈的也是普通道理﹐总觉得和我们平民的心思﹐不能相通。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相信﹐总觉得其中有什麽虚伪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这当然不是一笔抹杀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家书﹐自有它多方面的价值﹐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另外﹐他的家书和他同时代的要人们的家书相比﹐在指导读书﹐谈论诗文﹐讨论书法﹐研究刻书等方面﹐见解虽不见得高明﹐读後还是使人有些收获的。比起左宗棠的家书﹐就显得有学问多了。左氏的家书﹐我有仿宋排印本两册。其中多谈家务杂事﹐少谈文史。 至於时代不同﹐思想变化﹐那就更难说了。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家长﹐再叫孩子们去读曾氏家训。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将不知他的“进德、修业”为何物。 我的结论是﹕凡是家书、家训﹐只能对当家长的人﹐有影响﹐有用处。对於青年人﹐总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什麽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听说﹐曾氏的後人﹐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也可能是他们先世的遗泽﹐包括家书、家训﹐起了一定的作用。 耕堂曰﹕咸同之世﹐湘乡曾氏﹐号称伟人。对内尽忠於异族﹐对外屈膝於列强。接连讨伐起义之民众﹐极尽残酷。杀人日多﹐声势益隆。曾氏自言其初衷﹕为解君父之忧﹐不畏後世之讥。後虽亦自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盖饰词耳。早已盖棺论定﹐实已无案可翻。然政治风云﹐究非个人私事﹐时代如彼﹐对曾氏亦应论世知人。 当其显赫之时﹐正如长江上往来船只﹐无一艘不插曾氏旗号﹐他的一言一行﹐亦无不为人师法。其所着述﹐人手一编﹐众口一词﹐不敢异议。然仅至民国初年﹐新的学说兴起﹐革命者已视彼为粪土矣。因知伟人之言论﹐其价值﹐随时代之变化﹐或因其权势之消长﹐必有所升降。其升也迅﹐其降也速﹔其势也隆﹐其消也无声。万世不移﹐放之四海而皆准﹐乃夸张之说法。传人之论如此﹐名人之论亦如此。在历史长河中﹐一种言论﹐一种学说的沉浮现象﹐是常见的。它是与时代要求﹐社会现象相关联的。但一种学说沉落之後﹐有机会再为浮起﹐无论如何﹐不会再有当年的声势和影响。对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也要这样去看。 　　　　　　　　　　　　　　　　　　　1987年9月2日写讫 三 “天津教案”列在本书的《绥柔》中一章。着者王定安记其梗概云﹕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张拴、郭拐以妖术迷拐人口﹐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捕诛之。而桃花口民团﹐复获妖人武兰珍。兰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讯得实。讪言受迷药於教民王三。闾阎大哗﹐疑西洋天主教堂所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为药料﹐城外义塚内屍骸暴露﹐皆教堂所弃。津民益怒﹐时相聚语谋报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勋等﹐会法国领事官丰大业﹐至天主堂公讯。兰珍语言殊支离﹐案弗能决。适士民观者麇集﹐偶与教堂人有违言﹐抛砖石相击。丰大业负气﹐径至崇厚公署﹐诉其状。崇厚出见﹐以枪狙击不中。崇厚抚慰之﹐且戒勿轻出激民愤﹐弗从。恚愤出署﹐路遇杰﹐复以枪击之﹐误伤其仆。居民见者皆哗噪﹐殴丰大业毙焉。遂焚毁教堂洋房数处﹐教民及洋商死者数十人…… 着者对这次事件的叙述﹐还是比较真实客观的﹐也很简练﹐头绪也清楚。在叙述中﹐又以夹注的形式﹐引用了当时天津知府张光藻写给曾国藩幕宾吴汝纶的信﹐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并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这是官场的一种手法﹐所谓先通关节﹐以便使即将来查办此案的曾国藩先入为主﹐听信他的报告。 但现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已经是久经仕宦的老奸巨猾﹐他所注意的不只是下情﹐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图。 而朝廷的意图﹐又是常常变化的﹐对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只於事无补﹐甚至会弄得身败名裂。所以﹐这次皇帝（实际是慈禧太後）叫他查办此案﹐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一个大难关﹐关系他一生荣辱利害的大考验﹐大关键。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记第三十六册﹐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续病假的折子。但朝廷催得紧﹐他在二十六日记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 因病未痊癒﹐踌躇不决。”二十七日记道﹕“思往天津查办殴毙洋官之案﹐熟筹不得良策﹐至幕与吴执甫一商。”三十日记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六月初二日记道﹕ “余日内因法国之事﹐焦虑无已。”初三日记道﹕“将赴天津﹐恐有不测﹐拟写数条﹐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记道﹕“是日启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记道﹕“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记道﹕“崇帅来谈﹐夜接廷寄二件﹐罗使照会一件﹐阅之郁闷之至﹐绕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记道﹕“是日竟日昏睡﹐盖心绪烦闷﹐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记道﹕“非刑拷讯习教人﹐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 八月十九日记道﹔“是日天津陈镇及委员二人﹐在余寓审案﹐敲搒之声﹐竟日不绝。” 在知府写给吴汝纶的信中﹐是痛爱自己的“子民”﹐反对崇厚的袒护教民和向洋人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当时执政的恭亲王手下的﹐洋务得力人士﹐曾国藩不得不分清轻重﹐分清去向。与崇厚这个有强硬後台的人﹐站在一边﹐当然是上策。他迁就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求﹐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罗淑亚的要求﹐是将天津府县抵命）。 这样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议论。朝廷固然害怕外国人﹐但一时也不好大伤人民爱国御侮之气﹐一直在观望﹐没有决心。曾国藩对朝廷最终还是要屈服於外人这一点尤其明白。 他洞悉清政府的实力空虚﹐外强中干﹐反复无常的习性。他下定决心﹕不惹恼外国人。 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来﹐对外常常是“先战後和”的﹐也就是先硬後软的。又说﹕现在外国还是强盛的。外国人是只重实力﹐不讲道理的。他先辩挖眼剖心之说﹐纯属谣言﹐然後捉拿凶犯﹐迅速结案。 王定安记述﹐当曾国藩初到天津﹐曾张榜通衢﹐“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於是至公署条陈者﹐或欲借津民义愤﹐驱逐洋人﹔或欲联俄、英之交﹐以攻法国﹔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既谕津民不许擅起兵端﹐其致崇厚书﹐有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之语。报友人则云﹕宁可得罪於清议﹐不敢贻忧於君父。” 这就是说﹐他不听或没心思听﹐群众那些很正确很有见地的建议﹐而是一心一意保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冯瘸子、罗生瓜旦子、小锥王五等名号。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谓“但取情节较真﹐不能拘守成例”﹐变通办理﹐而定案的。 其结果﹐曾国藩自己承认﹕“民气既已大伤﹐和局仍多不协﹐不能不鳃鳃过虑也。” 人民反抗的骚乱﹐表面被压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愤怒之火﹐不会因压制而熄灭。压制越重﹐复燃之势也越凶。它种下了义和团兴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论﹐外交固以国势强弱为准。然清王朝何以衰败至此﹐还不是因为连年剿杀过多﹐使国家菁英﹐陷於无类。曾、左、胡、李﹐实参与执行﹐尚望此等人﹐珍视民气、民心﹖此次所开外交模式﹐不只为以後李鸿章、袁世凯所重蹈﹐民国以後之外交亦因循之。呜呼﹐实国家民族深重灾难之源也。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书﹕“然古来和戎﹐持圆之说者﹐例为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其内心矛盾﹐自亦可见。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耻矣。 　　　　　　　　　　　　　　　　　　　1987年9月8日写讫 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之一 这只是初刻﹐共四十家﹐分装三十册。起汉枚叔﹐迄隋炀帝。续刻七十家﹐未见﹐恐未出书也。 此书为丁福保字仲祜（一八七四──一九五二）编辑。丁氏原学医﹐在上海开办医学书局﹐他印的医书﹐我未见过﹐却购置了他编印的几种文学书。除此书外﹐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唐诗纪事》﹐《历代诗话》。另买关於古钱的书两种。 他还印一些有关佛学的书。 他好像有些资财﹐从他的笔记中看到﹐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一些古籍、古钱﹐都抵押在他手中。 当然﹐除去有钱﹐他还是个有学问的人﹐不然﹐就只能印书﹐不能编书﹔或所印之书﹐也都是乌七八糟﹐坑骗读者之物了。 鲁迅先生﹐曾经对他编印的书﹐表示满意。他在写给王冶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想买严可均的全上古……六朝文﹐还不如买一部丁福保的《汉魏六朝名家集》﹐既简便又实用。 我就是按照先生的意见﹐买这部书的。书很新﹐粉连纸﹐四号字排印。扉页标明﹕ 宣统三年七月出版﹐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盖较後印行之本也。 丁氏曾就读於南菁书院﹐学有渊源﹐很是用功。从他为此书和其他着述所撰绪言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方法﹐是很严肃的。趣味学识﹐是很广博的。作为一个出版家﹐印的书虽不甚多﹐却给读书界、出版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较之那种唯利是图﹐无视社会效益的书店老板﹐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丁氏之前﹐汇集古人文章成集﹐系统编为大书﹐已有张燮所辑七十二家集﹔梅鼎祚所辑文纪﹔张溥所辑一百三家﹔ 严可均所辑全上古……六朝文。皆因卷帙浩繁﹐价钱昂贵﹐购置阅读﹐均有不便﹐流传不广。丁氏此编﹐书型小巧﹐排印清楚。价钱为中人所及﹐（据丁氏自撰长篇广告﹐此书定价十元﹐实价五元。）销路可观。书存至今﹐已成古籍﹐余甚爱之。 在前人基础上﹐再出新编﹐就不能不指出前人的一些缺点﹐及自己的一些优长。丁氏也不能免俗。他在绪言中﹐特别指摘了张溥所编中的一些错误。其实﹐也只是枝节﹐张氏的劳绩﹐不会因此而被忽视的。 又如从史书、类书辑录残篇断简﹐零章短句﹐勉强成篇或成集﹐是鲁迅先生指出的严可均书中的现象。而丁氏书中﹐这些现象也存在﹐他是参考了严书的目录而後成书的。 如第一册﹐枚叔、司马长卿、司马子长﹐三个人的文章﹐才薄薄一册。司马子长只有文章四篇﹐一共四页。能称为集吗﹖再就是有些作家的文集﹐过去已有成书﹐并有序跋﹐方便读者。 丁氏多删汰不录﹐也是一个缺点。当然﹐以上所指﹐也是枝节﹐不能淹没他的劳绩。 丁书在编辑上的好处是﹕在全书之前﹐冠以初刻四十家姓氏录﹐实为作家小传。每集之前﹐又有作家在史书上的本传﹐或录四库全书的提要﹐这就弥补了序、跋缺少的缺陷。 今人对作品的介绍﹐请作者自述﹐多阴阳怪气﹐放荡无根之言﹐识者笑之﹐不识者﹐以为狂徒。编者代言﹐亦多不着边际﹐无关痛痒之词﹐等於没说。此盖一时风气所致﹐古籍序跋中﹐从未见也。 此书既出版於“宣统三年”﹐则正当民国成立﹐一切都在变革之时。文运亦然。丁氏在绪言结尾﹐有一段牢骚文字﹐抄录於下﹕ 窥情万象之际﹐留连视听之区﹐既与世而推移﹐亦随文而升降矣。今者﹐欧美东渐﹐变革将及乎文字﹐附之以东瀛学派﹐名词既别﹐涂辙遂殊。舍雅而就郑﹐将长此滔滔而不返乎﹖或天未丧文﹐如昌黎蔚起於巨唐﹐振八代之衰﹐而远宗扬马﹐亦未可知也。嗟乎﹗湘绮一老﹐将税驾於桑榆﹕桐城吴氏﹐倏已拱乎墓木。茫茫来哲﹐渺渺予怀﹐才难然乎﹖非所逆睹已﹗ 其言词心态﹐可以说是很伤感的了。其实是一种杞忧。文运如天运﹐总是向前运行的。阻止新生﹐既不可能﹐废弃旧有﹐也是妄想。高山流水﹐汇细流而成江河。细流可断﹐江河之流﹐万古不断。湘绮何人﹐吴氏何功﹖五四以来﹐文学之域﹐不乏昌黎之才﹐且有过之。应对前景乐观﹐不应以泥沙泛起﹐鱼龙混杂﹐而疑江河澎湃之势﹐冲击之力。腐草朽木﹐浮萍野鹜﹐终有被淘汰澄清之一日。久处湖海﹐惯游江河者﹐固无须望而生畏﹐更无须悲观也。 虽然如此﹐历史江河﹐并不淹没真正之人才。时至今日﹐昌黎自昌黎﹐固无论矣。即王湘绮、桐城吴氏﹐亦自有其文学历史地位﹐并不因欧化、白话﹐陈独秀、胡适﹐而消减其影响。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天地公平﹐虽有倾倚﹐不失允正﹐非以私心邪念作转移之规律也。 丁氏所谓﹕“大辂讵有椎轮之质﹐子孙宁留祖父之容”﹐既不合乎自然规律﹐也不合乎历史规律。文学总是向前发展的﹐也总是带有前人的成份的。 　　　　　　　　　　　　　　　　　　　1987年11月24日 之二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着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 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後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 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於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於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後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怎麽能说是“盗窃”﹖ 班固後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考﹐遂死於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後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贵﹐不戚戚於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於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後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麽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於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後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着作﹐当然不会因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着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於宁亲﹐宁亲莫大於宁神﹐宁神莫大於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着作﹐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後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後﹐他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後汉书》的作者﹐在传後﹐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後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来干什麽﹖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於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後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之三 一 《颜氏家训‧文章篇》﹕ 夫文章者……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行多途。 古时﹐宦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做官。 封建王朝﹐长期以文章取士。唐宋以前﹐文学大家﹐都有官职。一边做官﹐一边写作。文章好﹐官声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为人贵重。元明以後﹐渐渐有了不想做官﹐只想写文章的布衣、隐士。各人情况不同﹐也时有变化。观其主流﹐仍以做官为目的。 其实﹐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据自身的才能。做官、利民、教民的机会更多一些﹐效果也更大一些。但自从有了专业作家﹐为数虽甚少﹐却使宦途与文途时分时合。身在文途﹐自鸣清高﹐却不忘仕进﹔身在宦途﹐也不忘以文途为退身之路﹐失意之後﹐又拿起笔来。 这样﹐也就出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在近代形成了文艺理论上的一大难题。有的文艺评论家﹐瘁毕生之力﹐反复谈论﹐也没有谈出人人同意的结果。 这是因为时代和环境﹐在不断推移。 二 古时文人﹐并不忌讳政治。历代作家﹐没有和政治发生过纠葛或牵连的﹐几乎没有。他们以居官为荣﹐立功立言并重。古文之一大宗为碑、传、序。这些文章﹐都以官衔为重﹐求文者如此﹐撰文者也都把自己的官职爵位﹐堂皇地列於文前或文後﹐读者也不以引为不清高。 民国以後﹐最初﹐还是这样。虽然封建形式的文章﹐减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轻视官职﹐仍如从前。即如鲁迅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佥事这个官儿﹐并不区区。”对彭袁大总统颁发的文虎章﹐也写入日记。 对官职的轻视﹐和对政治的反感﹐是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之後﹐因国事日非﹐官场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现的。 左翼文学兴起﹐最初﹐很强调政治作用﹐革命者以为当然﹐社会上却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所谓自由人文学﹐当时的理论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刊物﹐提出的口号为“勿侵略文艺”。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艺。在论争时﹐他还使用了国骂﹕“管你什麽屁党鸟派”。 其实﹐当时的神州国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後﹐不久就当上了十九路军发动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员。後来又当上了三青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这样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文人的言论、主张﹐和他的实际行动﹐常常是两回事。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 三 我们的文坛﹐在过分强调政治若干年之後﹐出现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为政治体现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起源﹐不是劳动﹔文学的基础﹐也不是生活。比当时自由人的主张﹐更倒退了好几步。当时的胡秋原﹐还是崇拜普列汉诺夫的﹐写过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观艺术论。 过去大谈政治的文艺评论家﹐现在绝口不谈政治了。甚至也羞於谈深入生活﹐不得已﹐则请作家们去贴近现实。贴近当然比远离好﹐就像恋爱一样。但如果只是到赞助笔会资金的工厂去参观一下﹐接受一点纪念品﹐和经理一同照个像﹐这种贴近﹐必然还是两张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现代化。住房﹐坐汽车﹐安电话﹐自己解决不了﹐还得给省长、市长写信求助。作品﹐希望得个头奖﹔团体﹐希望当个理事﹔室内﹐悬挂奖章、证书﹔机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於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流传的名文。 其实﹐你愿意谈也好﹐不愿意谈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 四 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这是很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晋书‧陆机传》﹕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 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 陆机是东吴大将陆逊、陆抗的後代。但他不是一个将材﹐是一个真正的文材。他的诗文﹐不只在当时﹐而且在以後﹐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入仕晋朝以後﹐不能绝意於功名﹐以文材而领受大将之职﹐忘其所以﹐全军覆没﹐自己被杀不算﹐还牵连上两个弟弟。 所以传记又接着说﹕ 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 这都是自相矛盾的话﹐也就是事後静观的话﹐与当事人的处境心情﹐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些教训﹐不只在古代文书里﹐就是在陆氏昆仲的文集里﹐也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什麽事到临头﹐不能起作用呢﹖ 这就是传记所叹息的﹕“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了。 当时﹐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过做极小的官﹐如参军、记室、舍人等等。这都是依附权贵的官﹐安分守己﹐还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变化﹐就会受到牵连。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险就更大。 五 官做得最显赫的﹐莫如沈约。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会弄点权术。《梁书本传》﹐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他日又进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 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项﹐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 用简短文字﹐在谋划禅代的紧要关头﹐生动而活泼地写出三个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脸﹐不愧为史传杰作。最後所引范云的两句话﹐尤千古发人深思﹗《梁书》为唐姚思廉撰。 沈约虽以劝进之功﹐进爵三公﹐但结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 可见依附皇帝﹐也不保险。 在宦途上﹐最失败的﹐要算谢灵运。他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本来很好﹐可以尽情游山玩水﹐安心写作了。他却不认命﹐以为不见知﹐常怀愤愤﹐言行不检﹐到处招摇﹐得罪官吏﹐最後﹐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弃市了。 　　　　　　　　　　　　　　　　　　 -- 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