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七） 读《伊川先生年谱》记 我读书不求甚解﹐又好想当然﹐以己意度古人文词﹐所以常常弄错。查词书的习惯也差。初中时﹐老师叫买《辞源》﹐我花了七块白洋买了一部丙种的﹐使用得不多﹐保存得很好。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汉奸抢走了。进城後又买了一部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造反派偷去了。 比如“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本来一查就可明了的﹐可是我一直没去查考。因此﹐这个词儿﹐长期在我的脑子里形成的印象是﹕有两个弟子﹐去拜访程颐﹐程的架子很大﹐正在闭门高卧﹐两个弟子站在门外﹐天下着大雪﹐他们直直地立在那里不动。 晚年读了《朱子文集》里的《伊川先生年谱》﹐才知道并不是这麽回事。原文为﹕ 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其严厉如此。 这说明﹐两个弟子是侍立在屋里﹐而不是站立在大门以外。是老师叫他们去睡觉的时候﹐出门来才看见下了大雪。 这里记述了一下大雪﹐不过是为了增加描写的气氛。中国有许多散文﹐在结尾时﹐常常好用这个手法。这里﹐也反衬两个弟子侍立时间之长。 雪下到一尺深了﹐恐怕要有两、三个小时才行。不过站在屋里﹐总比站在门外暖和多了﹐不然老师也不会老是闭着眼坐在那里。 这个典故是表明古人的尊师重道的。然而﹐老师不说话﹐闭着眼睛﹐也许是在想自己的心事﹐也许是对两个弟子无话可说﹐也许是今天心情不好。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给他下个“严厉如此”。因为另有记载﹕“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 不过程颐这个人﹐确是有些言语和行动﹐不近人情。例如他给皇帝讲书﹐过去都是站着讲﹐他独独要求坐着讲﹐以明尊师重道。朝廷的体制﹐是那麽随便改得的﹖又如课间休息时﹐年幼的皇帝攀折了一条柳枝﹐他就说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像训斥乡间小孩子一样﹐弄的皇帝“不悦”。 连举荐他来的司马光﹐“闻之变不悦”。和他同朝做官的苏轼苏辙兄弟﹐对他也很不满意。苏轼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 按说苏氏兄弟也属於司马光这一派﹐但他们是会做官的﹐是办实事的﹐是讲究通达的。对程颐这种过於矫饰的空言泛论﹐时常加以无情的讽刺﹐直至结下仇怨。当然﹐也有人说﹐其中掺杂着一些争名夺利的成分。 当时宰臣们荐举程颐的奏章﹐措词很高。其中谓﹕ 言必忠信﹐动遵礼仪﹔矜式士类﹐裨益风化。材资劲正﹐有中正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 但这些溢美之词﹐并不保证程颐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到了京城﹐朝廷只给他一些管文化教育的闲散官儿做﹐除去叫他“说书”外﹐还叫他“兼判登闻鼓院”﹐就是叫他去管上访。他说﹕“入谈道德﹐出领诉讼”﹐不愿意干。其实这倒是一件实际工作。 苏辙背後对太後说这个人“不靖”﹐就是说他不安分。但他为什麽竟能享那麽高的盛誉﹐而屡次为名公巨卿们所推荐呢﹖道理是﹕对宰臣们来说﹐他们能给天子找到这样一个刚正纯粹的大儒﹐以为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对程颐本人来说﹐既然自己是因为刚正纯粹﹐被朝野看重﹐就无妨再加大这方面的资本﹐弄得更突出些。 这也是一种进身之道。不过也埋伏下了危机。当时朝廷的政局﹐像棋局一样﹐斗争激烈。等到荐引他的一派人失势﹐他也就跟着倒楣。或者他的一些奇特的令人非议的行径﹐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把帐算在举荐他的一派人头上。所以後来﹐谏议大夫孔文仲奏程颐﹕ 污下俭巧﹐素无乡行。经筵讲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型。 以後又弄得﹕“其所着书﹐令监司觉察。”“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就是说﹐不只着作被禁﹐株连弟子﹐而且又被挂上黑牌了。 如果他老老实实﹐在乡下聚徒授书﹐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吧﹗ 　　　　　　　　　　　　　　　　　　　1984年9月14日改讫 读《朱熹传》记 我现在读的《朱子文集》﹐是丛书集成中的正谊堂全书本﹐共十册。清康熙年间张伯行编订。我另有四部丛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册﹐是根据明刊本影印的。两相对照﹐张本删去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诗和奏议。他所编入的书信回答﹐都是关於性理之学的论辩﹐所录少量杂文﹐也都是与理学有关的。张伯行是清朝的理学家﹐用各取所需的方法﹐编辑了这部文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曾加以严厉评讥。 这样编辑的文集﹐当然是有很多缺点的。不过﹐商务印的这部丛书集成﹐书版小巧﹐印刷清楚﹐校对也算精审﹐读起来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丛刊本﹐因为是缩印﹐字体有些模糊﹐老年人读起来费力﹐只好作为参考之用﹐束之高阁。 张本前面附有朱熹本传。 熹生於建炎四年。成名很娸V□晔□斯庇谙纾□薪□康淞? 但官一直做得不顺利﹐有人为他统计﹐“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日。”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朝论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读了大怒说﹕“是以我为亡君也。”宰相赵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癒甚﹐则人之誉之益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 这是宰相替他说了好话﹐救了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例子﹐有人自以为忠﹐向皇帝直言进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闯下杀身大祸﹐这时就常常有人﹐从旁讲这一类好话﹐使言者转危为安。不然﹐这也要看在什麽时候﹐遇见什麽皇帝。南宋之时﹐国家偏安﹐人材为重﹐注意影响﹐皇帝的脾气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样的“英明之主”﹐就不听这种劝告。他们要想对付哪一个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声扫地的“材料”﹐或是动用酷刑﹐叫他招承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罪状。 这样一来﹐就是杀了这个人﹐他的名誉也不会再在群众中存在了。 因为朱熹赈济灾民有方﹐皇帝称赞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见他还是有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四部丛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从吏时的文书。 但他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统﹐推行於天下。他屡次上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话﹐既惹得皇帝厌烦﹐也得罪了不少权贵。於是他的下场﹐就和他的前辈程颐一样了。 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 後来监察御史陈贾又对皇帝说﹕“臣伏见近世道学﹐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於假其名以济⑽騔踬J俊? 这样﹐政府开始禁止他的学说。 後来因为他得罪了韩胄﹐韩竟诬他“图谋不轨”。把他和他学生﹐定为“伪党”、“逆党”﹐有人还上疏“乞斩朱熹”。 此时﹐他的“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认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这种情景﹐和十年动乱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说是够悲惨够凄凉的了。他活了七十一岁﹐死後才得平反。 我对朱子的学说﹐因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我尊重这位学者﹐我买了不少他的着作。除了两种文集外﹐寒斋尚藏有《朱子年谱》一部﹐他辑录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和《五朝名臣言录》各一部﹐《近思录》一部。此外还有《诗集传》和《论语集注》等。 他的一生﹐除去极力宣传他的正心诚意的学说﹐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古书的整理集注工作。不过我也有些管窥之见﹐以为﹕孔子的学说﹐本来是很实际的、活泼的、生动的。孔子的言论﹐很少教条﹐都是从经验得来﹐从实际出发﹐以启发的方式﹐传给弟子。因此能长期不衰﹐而为历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学﹐把圣人的学说抽象了﹐僵化了﹐变为教条﹐成为脱离实际的意识活动﹐一般人既难以理解﹐难以领会﹐做起来也很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也就常常与追求实效、习惯变通的政治﹐发生抵牾和矛盾﹐作为点缀还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为政治家所喜欢了。 1984年9月15日读《宋文鉴》记《宋文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共十六册。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说﹕“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又说﹐“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於一。” 第一段话﹐是表明他对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话﹐说明宋自开国以来﹐在五代长期兵荒马乱之後﹐在文化典籍的废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创造的工作。北宋时﹐他们编辑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广徵传引》﹐使得一些古书内容得以流传。司马光等人﹐又撰写了一部历史着作《资治通鉴》。历观各个朝代﹐在整理历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说是最突出的。以上这几部大书﹐寒斋有幸﹐都已购存插架。因为有这个传统﹐南渡以後﹐他们还编辑了这一部《宋文鉴》﹐规模虽然不及以上各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选﹐断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选标准﹕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册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着﹐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 《宋文鉴》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吕祖谦编辑的。他选文的主张是﹕ 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後﹐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 或其人有闻於时﹐而其文不为後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於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卷首《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 他这些话﹐对编辑断代文学总集﹐是值得参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这部书的编辑﹐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荐举人材。吕祖谦受命以後﹐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编成了。因劳致疾﹐皇帝存问赏赐﹐并加封官爵。 历代编辑大部头书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领其事﹐并组织书局﹐对编辑人员﹐待遇优厚﹐事成之後﹐都论功行赏。这也是历代皇帝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团结使用的方法。 朝野上下﹐都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参与者以地处清要﹐感到光荣。宋之编辑上面提到过的几部大书﹐明之编辑《永乐大典》﹐清之编辑《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无不如此。但有赏也有罚﹐不称职或弄出差错﹐都受处分。 《宋文鉴》的规模小﹐又在偏安之时﹐并无其他编辑人员列名﹐可能就是吕祖谦一个人在那里干。後来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总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领衔﹐不作实事﹐空得名誉。 但既是奉敕编书﹐在圣旨下办事﹐还是郑重其事﹐要负一点责任的。 不知为什麽﹐写到这里﹐一下子联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编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是由书店聘请几位权威作家﹐分担各个文体的编选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书店先把有关材料送给编选者﹐由他亲自选好﹐然後作一序文﹐置於卷首﹐说明他编选的尺度和对已选各篇的评价。序文都写得非常认真精彩。例如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就是如此。编选者都亲自下手﹐用了很大工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书店投入的人力并不多﹐几乎是赵家璧一个人在那里跑上跑下。但书印得很成功﹐成为一代文献。 近几年来﹐各地编辑文学总集之风﹐又盛了起来﹐或以时代分﹐或以文体分﹐这自然是好现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个什麽编委会出面﹐这个编委会﹐自然都是名流﹐人员众多﹐机构庞大。但做实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选的作家提供﹐有时还要求提供单面的印件﹐附带填写履历表﹐作品发表年月等等。主编者不直接从原始材料选稿﹐而是经过下面的人层层上交﹐最後定稿。这还能看出主编的取舍吗﹖有的甚至委托地方选稿﹐然後汇集上报。有的干脆请作家自选。 这样一来﹐委员们岂不与过去那些空列头衔的太子太保﹐没有多大区别了吗﹖ 这是编选方面的大概情形。至於出版周期之长（一般出版社﹐出一本书﹐正常周期是一年零六个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对之不负责﹐装订之不善﹐铅字的模糊﹐排版的不整齐等等技术问题﹐就先不用去谈﹐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历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无﹐常常与那一朝代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有直接关系。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应该负责地出版一些从内容到形式﹐从质到量都是第一流的书籍了。 　　　　　　　　　　　　　　　　　　　1984年9月17日下午 读《沈下贤集》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个人南下游历﹐至南京﹐逛古籍书店﹐见架上有观古堂所着书及汇刻书一部﹐标价七十金元﹐以天晚﹐未及细看目录。那些年﹐我读了叶德辉所着《书林清话》等书﹐觉得他对古籍确有研究﹐文字亦通畅有条理﹐并听说他刻的书很有名﹐回到天津就汇款去买了来。一看细目﹐都是一些偏僻、零碎的书﹐对我有用的东西很少。唯其中有《沈下贤集》二册﹐这倒是我久想得到的书﹐因此﹐虽然花了那麽多钱﹐买了一堆闲物﹐也就不觉得後悔了。 《沈下贤集》﹐过去确是难得。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写道﹕“《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罕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改校数字。”这说明此书过去只有钞本传流﹐而观古堂刻本﹐不只是近年首刻之本﹐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本子了。 沈下贤﹐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名亚之﹐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他和当时诗人李贺、杜牧、李商隐都有交往﹐并被推重﹐可是他的诗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只涹慰摮U克担□□□摹霸蛭裎□蔗龋□谒□浴17跬芍□洹﹗倍冲圃匏□闹救□□骸案且嚓┤蛔砸□咭病﹗? 在唐人中﹐他并不是什麽大作家﹐宋姚铉纂修的《唐文粹》只选了他的三封书信（《上李谏议书》﹐《上塚官书》﹐《与孺颜上人书》）﹐一篇纪事（《李绅传》）。 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收录了他的三篇传奇﹕《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这三篇﹐也都载於《太平广记》。 他的传奇﹐故事都很简单﹐附有诗词﹐写法也有些相同之处﹐并非唐人传奇中之杰作。然叙事简洁有力﹐则为沈下贤之特有风格。如《湘中怨辞》开首之对话﹐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 在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逼真传神。正像他自己说的﹕“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这些文字﹐读来惊心动魄﹐确有很大功力。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则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 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屡次直言不讳。在《文祝延》一文中﹐他又说﹕“或谓军副者亚之﹐能变风从律﹐善阐物志。” 善感物态﹐善阐物志﹐都是说善於体会﹐善於描写。窈窕之思﹐则是描写中的作者的情思﹐也就是感情。 他有一篇人物传记﹐题为《冯燕传》。全文四百五十五字。 其最重要一段文章如下﹕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匿户扇後﹐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场面﹐他只用了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这一危险时刻的举动、心爵冈枫P椤Ｆ渲小把啾凹共骄捅巍绷□鲎郑□吹没盍榛钕郑□宋锴樽矗□缭谀壳啊? 我们不去评论文章中道德观念的是非﹐只是说明沈下贤体物传情之妙。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 我们说﹐唐代散文﹐和唐代的诗歌一样﹐文字语言的修养和成就﹐达到了真美善的高度。这一高度﹐非宋人可比﹐元明勿论﹐也非蒲松龄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比。《聊斋志异》纪事﹐固有其文字之妙﹐但和唐人纪事比较﹐仍见其人为的痕迹。唐人纪事﹐一出天然。朴实无华﹐而真情毕见。作者能用最简练的文字﹐表达人物最复杂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读者并不觉得他忽略了什麽﹐反而觉得他扩充了什麽。 使人看到生活的精华和情感的奥秘。在描述中间﹐使读者直面事物﹐而忘记作者的技巧﹔只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绝不考虑作者的情节构思。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 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达到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有作家的志趣和主张。沈下贤有一篇《答学文僧请益书》﹐说到下面一个故事﹕ 古时有个锻金的匠人﹐能制各种金器﹐才智还用不完。但他的日子过得很苦﹐弟子相率而笑之﹐说﹕ “师傅的手艺可算高超﹐但你的收获﹐反不如烧土窑制瓦器的人﹐这是什麽缘故﹖” 金匠对曰﹕ “烧制瓦器的人﹐操劳简单﹐看利也薄﹐他的制品﹐是卖给世俗用的﹐早晨买去﹐晚上也许破了﹐就回来再买一件。所以他的买卖﹐总是很兴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职业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设计琢磨﹐一器成功﹐别人粮M□□涂梢杂靡槐沧樱□挥迷僦谩Ｋ□晕艺饫镒苁敲徘袄渎洌□圆槐□埂﹗? 沈下贤是把文学看作“黄金之锻”的。因此﹐他的文章﹐能流传百世。 　　　　　　　　　　　　　　　　　　　1985年18日 读《哭庙纪略》 二十年前﹐买得商务印书馆辛亥年排印本《痛史》一部﹐两函共二十册。书上盖有湖南大学图书馆圆形印章﹐文内偶有墨笔批注﹐字迹细小劲秀﹐不知出自何家之手。有蛀洞﹐我曾用毛边纸逐一修补过﹐工程繁重﹐非今日心力可为。书套上标进货价为四元七角﹐我购书时﹐价则为十五元﹐盖经贾人屡次倒手。 《哭庙纪略》为《痛史》之第二种。线装十二页﹐薄如小米粒﹐原定价一角。民国初年﹐印书尚如此不惜工本。如在今日﹐整部《痛史》﹐也不过平装一厚册了事。如要线装﹐每册定价﹐就不堪设想了。 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拿在手里﹐轻如鸿毛。读时或走或立﹐或坐或卧﹐均甚方便。而字又为黑体四号﹐老年人最是适宜﹐所谓字大行稀﹐赏心悦目者也。读时很高兴﹐十五元没白花﹐经济效益实足当之。 然书的内容﹐则甚凄苦﹐使人不忍卒读﹐屡屡放置﹐又重新拿起来﹐整整一个晚上才读完。 所纪为﹕清朝初年﹐江苏吴县有个姓任的县令﹐“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於此﹗”“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国课就是钱粮﹐比﹐实际就是刑讯。过去审案用刑﹐都叫比。四部丛刊中有一部书﹐叫《棠阴比事》。至於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麽意思﹐则不甚了了。总之﹐他如此酷毒﹐打死了不少人﹐自己却从常平仓中﹐贪污了一千石米。 当地一群秀才﹐对这个县令﹐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除去同情受害者﹐也可能有本身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顺治皇帝逝世﹐哀诏传到了这里﹐地方官设蚝晼摩瞴敌羺部涧퐿 秀才们乘此机会﹐把文庙的门打开﹐哭庙﹐要驱逐县令。 事情闹大﹐上司过问贪污一事﹐县令却说﹐自己到任不久﹐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这样又把巡抚攀扯了进去。 但是﹐巡抚给皇帝上了一个疏。内容要点﹕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因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於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此疏一上﹐奉密旨﹐十八名秀才处斩﹐其中八个人包括金圣叹﹐妻子家产﹐还要籍没入官。巡抚当然没事﹐县令也复了官职。他回到衙门﹐“谓衙役曰﹕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变本加厉了。 过去﹐有师爷、讼棍、刀笔之说。能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细玩此疏﹐可以领会其一二。其最大特点﹐为审时度势﹐激怒朝廷。当清初时﹐东南一带﹐还不巩固﹐时有叛乱。正在用兵﹐钱粮最为重要﹐聚众最为不法﹐秀才带头﹐尤触朝廷大忌。师爷们从这些地方入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劝写文章的同志﹐看看历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清朝的各种档案材料。还有皇帝的谕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是很有好处的。这不是教人学打棍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常常是关系一人或许多人身家性命的文体。 　　　　　　　　　　　　　　　　　　　1985年5月26日 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过是朝廷取士的一种手段﹐士子上进的一个阶梯﹐但它却能在中国戏曲、小说、诗歌各个艺术领域﹐占很大位置﹐篇目繁多﹐层出不穷。并通过它﹐反映出伦理、道德﹐荣辱、沉浮﹐人生遭际和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这不能不使人惊奇。 科举不单纯是可以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主要是可以做官。做官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它要影响家庭﹐影响父母、妻子、亲朋故旧。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其中还富有偶然性﹐甚至戏剧性。京剧中的《连升店》﹐最能反映这一点。 一旦中了﹐则为世俗景慕﹔屡试不第﹐就成了念书人最大的悲哀。 关於科举﹐我所知甚少﹐前些日子听说有一本专着要出版﹐也没得买到。至於八股文到底是怎麽个做法﹐也一直弄不清楚。只知道﹐这件事很严重。考场叫闱﹐住房叫号﹐主持其事的﹐都是朝廷派的大官。主考官以下﹐又有很多房官。 试题保密﹐卷子弥缝﹐进场搜索﹐饮食大小便都不许出来。但还是有私弊。有关节﹐有夹带﹐有冒名﹐有枪替。因此﹐科举史上﹐屡兴大狱。 《丁酉北闱大狱纪略》是《痛史》的第三种﹐也是薄薄的一册﹐书前有顺治十七年信天翁的题记。文字体裁﹐都不及《哭庙纪略》。 这是清朝初年科场的一次大狱﹐牵连很大﹐死人不少﹐被揭发的问题﹐主要是“卖关节”。 这批考官﹕ 虽名进士﹐然皆少年轻狂﹐浮薄寡虑。其间虽未必尽贪财纳贿﹐而欲结纳权贵﹐以期速化﹐揽收名下﹐以树私人﹐其用心则同也。然径窦嘱托甚多﹐而额数有限。 闱中推敲﹐比之阅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 考官斩首﹐新中式的举人﹐也都倒了楣﹐接连逮捕入狱。 後经天子恩典﹐举行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然而﹐杀头也好﹐籍没充军也好﹐科场既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能根除。清代中叶以後﹐朝廷对於此中的事﹐也就眼睁眼闭了。每到各省该放考官的时候﹐皇帝总是选出一些他所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并下谕旨﹕“某省着某某人去﹗”被命的人要陛辞谢恩。 这是皇帝对他们的一种特殊恩典。知道他们当京官清苦﹐故意叫他们到外地去弄些“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地离京﹐一路之上﹐遇见风景名胜﹐还要吟诗作赋﹐等任务完成﹐满载而归﹐再刻一本日记或诗集。 远在唐朝﹐就有人看出科举不是好办法﹐但碍於朝廷功令﹐大家只好走这一条路。 唐朝的许多诗人﹐都有进士及第的头衔﹐并不证明﹐这一制度﹐真能网罗人才﹐失去的﹐恐怕比得到的多。所以罗隐感慨地说﹐科举取士﹐“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明达之士﹐都不以中与不中论英雄。 平心而论﹐封建帝王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也自有他的难处﹐不如此﹐又何以考成殿最﹐平息纷竞﹖他那时又不能成立人才开发中心﹐举行公民投票。这样做﹐权当抽签撞运罢了。 小说描摹科举的很多﹐以《聊斋》写得最好。作者一生考试不利﹐感触体会很深﹐所以写来入木三分。写得最好的﹐还是他那篇短小的故事﹐题目忘记了﹐故事是﹕兄弟二人同去应考﹐正值热天﹐婆婆监督两个儿媳厨房做饭。一会儿报喜的喊老大中了﹐婆婆就笑着对大儿媳说﹕“你快出去凉快凉快吧﹗”大儿媳高兴地走了﹐只剩下二儿媳一个人擀面。过了很久﹐忽报二儿子也中了。二儿媳当即把面杖一扔﹐说﹕“我也凉快惊快去。” 作家用很少的字﹐写出了应考时﹐一家人的心理﹐神情﹐焦虑﹐盼望﹐嫉妒﹐得意。 人情世态﹐都在其中了。 　　　　　　　　　　　　　 -- 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