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四） 清代文献（一）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线装二册。 办理四库全书﹐动议於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标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要求各地“及时采集﹐汇送京师”﹐首先购觅书籍的条件是﹕“历代流传旧书”。 紧接着﹐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 但是﹐圣旨传下去以後﹐将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 第一次传下圣旨﹐居然没有一人应声﹐你以为那些督抚州县﹐竟敢这样玩忽法令吗﹖ 自然也不是他们能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手忙脚乱﹐动起脑子来了。这对各级地方官来说﹐是一次硬任务﹐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压力。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一沾文字、书籍上的事﹐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明白﹐这是扰民的勾当﹐也休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只求无过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头﹐那没有什麽好处。看看别人怎麽办﹐再说。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员﹐沉不住气﹐於是安徽学政朱筠﹐先报了一批书。 皇帝指出﹐也要“无关政要”的近代着作。对他老家奉天﹐却特别通融﹐说那里“风俗淳朴﹐本少着述”﹐不必再行访购﹐以致徒滋纷扰。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并奉旨“将来办理成编时﹐着名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藏在皇宫﹐即使缺失一些﹐可从一些名人家借补。民间的书﹐还是上来得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经解、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此必督抚等因遗编着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於干碍﹐预存宁略勿滥之见。 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着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於畏首畏尾耶﹗” 这一番话﹐不只有些提倡百家争鸣的气派﹐而且有点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点了。但紧接着就说﹐如果你们再不紧办﹐“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再一次点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着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并“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命令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向各书贾客书船﹐探索各大藏书家书籍流落何方。并称淮扬系东南都会﹐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者﹐而马姓家蓄书最富﹐派盐政李质颖查办。 已经接近勒索了。在这种官府追逼威胁下﹐江南藏书家恐怖起来。四月﹐鲍士恭愿以家藏书一千九百余种﹐上充秘府。 奉上谕﹐进到之书﹐缮写後﹐发回原书。并命总裁﹐先编出一部荟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观览。 藏书家害怕﹐天一阁後人范懋柱等具呈﹐请“抒诚愿献”。奉上谕﹐“朕岂肯为之”。 七月﹐奉旨﹐调取各地学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来京﹐同司校勘。并封官许愿。 八月﹐嘉奖纪昀、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昀在这一工作中﹐崭露头角之始。 九月﹐调任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学者﹐如翁方纲、刘亨地、徐步云在四库全书处工作﹐免其处分。 十月﹐责成校对工作。四库全书﹐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设有分校官三十二员。日後﹐拟添派复校官十六员。 插曲﹕各地“捐献”书籍﹐正在热闹。有个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库全书处具呈献纳自己的作品﹕万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为犯人﹐原审讯人判他“因事生风﹐妄希耸听”﹐拟把他遣发乌噜苏木齐种地。奉旨﹐“将该犯家内﹐逐一严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若此次传谕之後﹐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後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以後办理四库全书的重点﹐就转移到审查和销毁违碍之书上去了。 清代办理四库全书﹐今日平心论之﹐有功有过﹐应该说是功大於过。这一措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认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对中国文化﹐当然是一次严重的创伤﹐但并不是毁灭﹐并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还是要保存、整理、传播文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横扫。它的整理工作﹐是经过周密计划﹐周密组织﹐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续的时间很长﹐督课甚严﹐赏罚甚明。它用的人员大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当时孚众望的﹐并由许多大员统领之。对於编辑、审查、校对、印刷、装订﹐都很考究﹐积累很多宝贵经验。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辉。 即就销毁而言﹐在书籍中究系少数﹐并有抽毁、全毁之别。此外﹐销毁的根据﹐是违碍﹐是诋毁本朝。这种定罪法﹐还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这方面的书籍﹐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提出海阔天空的口号﹐随意罗织任何书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办法﹐审阅者为学者﹐当然他们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後才定去取。并非发动无知无识者﹐造成疯狂心理﹐群起堆书而拉杂烧毁之。 尝思书籍之危﹐还不在历史上的焚书禁书﹐以及水、火、兵、虫之灾。因为书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时之效﹐过後被焚被禁的都会再出现。清朝禁书那麽多﹐真正绝灭的很少。最危险的﹐是像林彪、“四人帮”所为﹐以“革命”为旗号﹐利用军事政治威力﹐迫使群众以无知为荣﹐与文化为敌。 当然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时﹐人民总是需要文化的﹐能够觉悟的。 历史文化﹐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统治者﹐狃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学说﹐错以为人民越愚昧﹐越好驱使﹐越能战斗﹐进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图毁灭历史文化﹐以延长其个人统治。把人民赶进黑暗的闸门﹐把学者挤到万丈的深渊﹐如此做法﹐其结果是毁灭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毁灭民族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因为文化长期落後﹐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雍、乾两朝大兴文字之狱﹐快一时之意﹐其实已使国家元气大伤﹐统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几代以後﹐即不能存其国家。然在当时﹐这两位皇帝还被誉为英明之主﹐这真是天知道了。 -- 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