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三）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共四十册﹐四函。宣统元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石印。 前有王□运序。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寄寓北京锥把胡同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有病不能上街﹐托张翔同志购得此书﹐还由中国作家协会开一证明﹐此盖内部掌握之书也。从书後印记看﹐此书来自济南﹐原来定价甚微﹐一至北京﹐则加价一倍以上。京师人物荟萃之地﹐物价亦必随之增长。 浏览一过﹐亦无甚可观。此人名重﹐然其书法﹐实不甚佳。为京官时﹐似甚用功﹐间有日课﹐崇尚理学﹐所作字或草或楷﹐并皆庸俗。从所记琐事中﹐可略见其为人。例如此人用一女婢﹐写信给他的父亲﹐声言此女极丑﹐这有什麽必要﹖其九弟﹐（即曾国荃）在他处寄居时﹐兄弟颇不和﹐涉及他的内人婢仆﹐他写信给家中﹐引咎自责﹐均属虚伪。居京官时﹐常为会馆办些公益事﹐乡人有婚丧﹐他去主事﹐利用这些机会﹐锻炼办事应对能力﹐则不无可取。文人厌俗﹐以致终生不堪任事负重﹐曾非文士﹐有这种见解﹐从小事做起﹐故以後能担当统治者委托给他的重任。 及至与太平天国作战﹐本想从日记中看到一些珍贵材料﹐然记载越发零碎﹐不得要领。此王□运所谓﹐当时与彼共事者能知之﹐非後人所能知者也。 及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时﹐所记材料﹐有些可取。 当时朝廷惧洋媚外﹐他奉旨做些不得人心之事﹐自叹为“伤天害理”﹐似尚有天良者。然天良自天良﹐倒行逆施的行动﹐并未稍减。 日记中﹐有当时灾区人肉价目表﹐读之令人心悸。 《能静居士日记》 《能静居士日记》着者赵烈文﹐载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系节录。 赵烈文为曾氏兄弟幕宾﹐攻破南京时在场。所记甚为详细真实﹐是日记中的佳品。 如记曾国荃督战破城後﹐归来时的狼狈形象﹐以及随之而来的骄盈。正在关键之时﹐不听赵的进言﹐竟进房大睡其觉﹐致使李秀成率队﹐穿上清军服装﹐混出城去。如非农民告发﹐後事殊难定局。记城破之前﹐所有清军人员﹐不分文武﹐都预备筐笼箱箧﹐准备大发其财。报功封爵﹐多有假冒。 记忠王被俘之初﹐曾国荃向之刀剜锥刺﹐以胜军之主将﹐对待败军之俘虏﹐竟如青皮流氓﹐报复私仇。并记在这种情况下﹐忠王的言词表现。又记﹐当一帮幕客去看被俘忠王﹐忠王竟向这些人谈起夜观星象等语。赵烈文等答以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动乱自然平息等语。读之﹐均不胜感慨。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残杀﹐遂使大业倾於将成﹐金田起义时灿烂众星﹐纷纷陨落。千百万农民战士﹐顿时风流云散﹐十四年争战经营﹐一旦土崩瓦解。狂澜既止﹐龙虎无踞。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剧﹐志士仁人﹐扼腕痛心﹐无可奈何者也。将革命大义﹐幻为私利者﹐当负此责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曾氏兄弟﹐侥幸成功﹐真如前人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又如记曾国荃笼络士兵﹐为其效死。士兵负伤後﹐令其口嚼人参﹐然後将渣滓﹐敷於伤口。声言如此可以起死回生。 以致湖南人参﹐被购一空﹐参价百倍高於人价。又记曾国荃得势後﹐如何搜刮财物﹐兼并乡里﹐大置田产﹐均系曾国藩亲口对赵烈文所谈。 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後世。 《翁文恭公日记》 《翁文恭公日记》共四十册﹐涵芬楼影印。後有目次﹐始自咸丰八年﹐终於光绪三十年。末有张元济跋。 翁为两朝（同、光）师傅﹐官至大学士﹐入军机处。其父、兄均居政府、军事高位﹐侄子又中状元﹐门第显赫。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我买来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读下去﹐及至终卷﹐失望得很。 比如当两个幼年皇帝的师傅吧﹐当时我想﹐他这个小学启蒙老师﹐和我在乡村私塾﹐所体验的教鞭生涯﹐恐怕有很大不同吧﹖结果﹐什麽也看不出来。他每天进宫教学﹐有时只记“龃龉”或“大龃龉”﹐我领会就是教学很不顺利的意思。 但究竟发生了什麽故障﹐他从不具体说明。 他记得比较具体的是买字画﹐买字帖﹐吃鱼翅﹐送子侄入考场﹐替皇帝办山陵工程……这些琐事。甚至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他也不记。比如和康有为的认识交往﹐记得若有若无﹐在疑似之间。 对於政局的矛盾、困难﹐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记载。 只是到了後来﹐废职家居﹐才有时透露一些恐怖埋怨之情﹐也非常隐晦。 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看不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实在使人感到遗憾。但他的行书小字﹐写得实在漂亮﹐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张元济说他的日记﹐“小心寅畏﹐下笔矜慎”﹐并深以他的遭遇不及宋之司马、欧阳为恨。历史是不能如此比较的。同为皇太後﹐或为圣母﹐或为灾星﹐这只是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她们的存在﹐必有其历史的土壤、雨露、气候。大臣自身﹐即应列入以上三者之间﹐起到什麽作用﹐是因“己”而异﹐因“人”而异的﹐并不能完全怪罪女人们。 我看此人﹐并非政治上的干材﹐也只是一个书生。凡是书生﹐当政治处於新旧交替转折之时﹐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当旧势力抬头﹐则易於馁败﹐陷於矛盾。古今如此。 我尚有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的《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共二册。所记更为简略﹐系备忘性质。 《缘督庐日记钞》 《缘督庐日记钞》长洲叶昌炽着﹐王季烈辑﹐上海蟫隐庐石印﹐十六册两函。前有目录﹐始自同治庚午﹐终於民国丁巳。 叶昌炽是一个学者﹐他着的《语石》﹐是研究石刻的体裁很好﹐很有见解的书﹐商务印书馆列为国学基本丛书之一。他着的《藏书纪事诗》﹐搜采藏书逸事典故﹐甚为完备﹐诗亦典雅。这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代潘祖荫家编的丛书﹐校勘精细﹐惜字体太肥大﹐这恐怕和他的视力不佳有关。 他只是一名翰林﹐出任过学政﹐没有做过显要的官。 他的日记是摘钞﹐数量已经可观﹐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兴趣的﹐是经幢石刻。因此整部日记﹐几乎有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他是金石家﹐把范围定得很小﹐很具体﹐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别精细。他是经幢的专门收藏家、鉴赏家、学者。在这一范围﹐可以说前无古人﹐後无来者。这种治学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但所记亦寥寥。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 这是一位保守派﹐对革命以後的社会生活﹐甚为不满。民国後﹐他还常穿戴翰林的服装﹐出门去给人家“点主”﹐遭到群众的围观讥笑﹐使他颇为难堪。可谓不识时务。 颇似一书呆子﹐然又自负知人之明。长沙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不幸而言中﹐这倒使人不知他所操何术了。 日记抄得很工整﹐字体遒劲﹐也可作临池之用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赫者为《越缦堂日记》。 此记我未购买正本﹐只有《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及《越缦堂詹詹录》二册。後者为作者之侄所辑录﹐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绮楼日记》﹐为涵芬楼排印本﹐两函三十二册﹐印制甚精美。越缦所记﹐多京居琐事﹐可见此人生活、性情。 但涂抹太多﹐阅读不便。其内容以读书记为最有价值﹐自由云龙辑出後﹐此记遂可覆瓿。湘绮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难看到重要史实﹐正像他自谦的﹐所记多为闾巷之事﹐□□之学﹐治学亦不及越缦堂之有统系。此外﹐新印的《林则徐日记》﹐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 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 可以断定﹐这些大部头的日记﹐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千百年後﹐也就所剩无几了。目前所以是庞然大物﹐只因为还是新出笼的缘故。 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後﹐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後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小本的尚有《郭天锡手书日记》﹐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潘祖荫《秦輶日记》﹐董康《东游日记》﹐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寒云日记》等。最後一种﹐为袁世凯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阅後已赠送他人。 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後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着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购买日记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当然﹐如果细心钩稽﹐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只是浏览﹐所获仅仅如上。 -- 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