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 孙犁 耕堂读书记（一） 《庄子》 在初中读《庄子》﹐是谢老师教课。谢老师讲书﹐是用清朝注释家的办法。讲一篇课文﹐他总是抱来一大堆参考书﹐详详细细把注解写在黑板上﹐叫我抄录在讲义的顶端。在学校﹐我读了《逍遥游》、《养生主》、《马蹄》、《胠箧》等篇。 老实说﹐对於这部书﹐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读懂。有一时期﹐很喜欢它的文字。 《庄子》一书﹐被列入中国哲学的经典着作﹐当然是很深奥的。我不能探其深处﹐只能探其浅处。 我以为﹐庄生在写作时﹐他也是希望人能容易看懂容易接受的。它讲的道理﹐可能玄妙一些﹐但还不是韩非子所称的那种“微妙之言”。微妙之言常常是一种似是而非、可东可西的“大言”﹐大言常常是企图欺骗“愚昧”之人的。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於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完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谈话﹐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简记如下﹕ 客﹕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 主﹕是的﹐我近来不大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客﹕什麽原因呢﹖ 主﹕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 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麽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於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 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 客﹕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麽道理﹖ 主﹕我以为没有什麽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 我们读书﹐即使像《庄子》这样的书﹐也应该首先注意它所现实主义成分﹐这对从事创作的人﹐是很有好处的。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着眼点可以不同﹐但也要注意它的反映的历史生活的真实细节﹐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基础所在。 我现在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这是很好的读本。他在序中说﹕ 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於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 对於这种话﹐我是不大相信的﹐至少﹐很难做到吧﹗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 这位谢老师﹐原是新诗闯将﹐自执教以来﹐乃沉湎於古籍﹐对文坛形势现状﹐非常茫然﹐多垂询於我辈後生。我当时甚以为怪﹐现在才悟出一些道理来。 《韩非子》 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国文老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很醒目﹐很方便。 老师是清朝的一名举人﹐在衙门里当了多年幕客。据说﹐他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 他油印了不少呈文、电稿﹐给我们作讲义﹐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 这位老师教国文﹐实际很少讲解。在课堂上﹐他主要是领导着我们阅读。他一边念着﹐一边说﹕“点﹗”念过几句﹐他又说“圈”﹗我们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活着。 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我们背过﹐期终考试﹐他总是叫我们默写﹐这一点非常令人厌恶。我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我还是可以及格的。但给他留下了不良印象﹐认为我不可教。後来我在北平流浪时﹐曾请他介绍职业﹐他还悻悻然地提起此事﹐好像我所以失业﹐是因为当时没有默写的缘故。 其实﹐他这种教学法﹐并不高明。我背诵了好久﹐对於这部《韩非子》﹐除去记得一些篇名以外﹐就只记得两句话﹕ 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 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我很喜欢我那一部《韩非子》﹐不知在哪一次浩劫中丢失了﹐直到目前﹐我的藏书中﹐也没有那麽一部读起来方便又便於保存的书。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麽启示。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作教材﹐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後。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後面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 “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 以後﹐我就没有再读《韩非子》﹐我喜爱的是完全新的革命的文学作品。 直到前些年﹐我孤处一室﹐一本书也没有了﹐才从一个大学毕业生那里﹐借来两本国文教材。从中﹐我抄录了韩非子的《五蠹》全篇和《外储说》断片。 韩非子的散文﹐时时采用譬喻寓言﹐助其文势。现实生活的材料﹐历史地理的材料﹐随手运用﹐锋利明快﹐说理透彻。实在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奇观﹐民族文化的宝藏。 我目前手下的《韩非子》﹐是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吴氏影宋乾道本校刻﹐後附顾广圻《韩非子识误》一册。 曹丕《典论‧论文》 除去诗﹐曹丕的散文﹐写得也很好。他的《典论》﹐虽然只留下一些断片﹐但读起来非常真实生动。例如他记郤俭等事﹐说﹕ 颖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痢﹐殆至殒命。後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於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於是。 “逐声”就是庄子说的“吠声”﹐就是“以耳代目”﹐这种人有时被称为“耳食之徒。”他们是不进行观察﹐也不进行独立思考的。在我国﹐类似这种历史记载是很多见的。 这种社会现象﹐有时可形成一种起哄的局面﹐有时会形成一种持续很久的社会浪潮。 当它正哄动的时刻﹐少数用脑子的人﹐是不能指出它的虚妄的﹐那样就会担很大的风险。 因此﹐每逢这种现象出现﹐诈骗者会越来越不可一世﹐其“功业”几乎可以与刘、项相当。但总归要破灭。事後﹐人们回想当时狂热情景﹐就像是中了什麽邪一样﹐简直不值一笑了。 考其原因﹕在上是封建专制﹐在下是愚昧无知。这两者又是有关联的。 他所记情状﹐不是也可以再见於一千多年以後的社会吗﹖ 历史长河﹐滔滔不绝。它的音响﹐为什麽总在重复﹐如此缺少变化呢﹖还有他遗令薄葬的文章﹐《典论》中记述青年时和别人比较武艺的文章﹐也都写得很好。 曹丕幼年即随魏武征讨﹐武攻文治﹐都有经验﹐阅历既多﹐所论多切实之言。这些方面﹐都非公子曹植所能及﹐被确定为世子﹐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的《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规律的文论。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文人相轻”这个道理﹐论列了当代作家﹐谈到各种文章体裁﹐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成为不朽的名论。 创作者触景生情﹐评论家设身处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为五官中郎将﹐後为皇帝。他把同时代的代家﹐看作朋友﹐写起评论来﹐都以平起平坐的态度出之。所评中肯切实﹐功过得当。富於感情﹐低回绵远﹐若不胜任。《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等篇﹐因此传流千古。及至後人﹐略有官职﹐便耀威权﹐所作评论﹐乃无价值。文人虽有时求助於权威﹐而权威实无补於文艺。 陆机《文赋》 在中学时期﹐有两种古代文学形式﹐没有学好。一是楚辞﹐一是汉赋。一直到现在﹐总是对它们不太感兴趣﹐也不能得其要领。抗日时期﹐有一位姓梁的女孩子﹐从北平出来到解放区﹐就学於我教课的地方。她热情地送给我一本《楚辞》﹐是商务印的选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里迢迢﹐把这本书带到延安﹐一次水灾﹐把书冲到了延河里﹐与其作者同命运。 司马相如、扬雄的赋﹐近年念了一些﹐总是深入不进去。 才知道﹐一门功课﹐如果在幼年打不下基础﹐是只能老大徒伤悲的。 在读晋赋的时候﹐忽然发见陆机的作品﹐和我很投缘﹐特别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赋》两篇。 《吊曹孟德文》﹐我记得鲁迅先生曾两次在文章中引用﹐可见也是很爱好的。 此文是陆机因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遗令遗物﹐深有感触而後作。事迹未远而忌讳已无﹐故能畅所欲言﹐得为杰作。但这究竟是就事实有所抒发﹐不足为奇﹔文赋一篇﹐乃是就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并以韵文出之﹐这就很困难。 中国古代文论﹐真正涉及到创作规律的﹐除去零篇断简﹐成本的书就是《文心雕龙》。 《文赋》一篇﹐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又因为陆机是作家﹐所以在透彻切实方面﹐有些地方超过了刘勰。 这篇赋写到了为文之道和为文之法﹐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为文前多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体会感受﹔对结构的安排和文字的运用﹔写作时的甘与苦﹐即顺畅与凝滞﹐成功与失败。 自古以来﹐论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论多成偏见﹔或从来没有创作﹐识见又甚卑下﹐所论多隔靴搔痒之谈﹐又或本身虽亦创作﹐并称作家﹐论文反不能从实际出发﹐故弄玄虚﹐如江湖卖药者所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致使後来者得不到正确途径﹐望洋兴叹﹐视为畏途。像《文赋》这样切实﹐从亲身体验得来的文论是很少见的。这种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谈。 前几年﹐我借人家的书﹐把这篇赋抄录一过﹐并把开头一段﹐请老友陈肇同志书为条幅。後因没有好的裱工﹐未得张挂。 《颜氏家训》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犹能於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未及想到腥风血雨之袭来也。 我国自古以来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谨慎从事。他们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轨物范世”的手段﹐作者应当“慎言检迹”而後行之。 在旧时代﹐文人都是先背诵这些教导﹐还有其他一些为人处世的教导﹐然後才去作文章的。然而许多文人﹐还是“鲜能以名节自立”﹐不断出乱子﹐或困顿终生﹐或身首异处。 这是什麽道理呢﹐难道文章一事﹐带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样能致人死命吗﹖ 南北朝的颜之推﹐在他的《家训》里﹐先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接下去列举了历代每个着名文人的过失、错误、缺点、遭遇。连同以上二人﹐共三十四人。还批评了五个好写文章的皇帝﹐说他们“非懿德之君”。他告诫子弟﹕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於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我当时读了﹐以为他说得很对。文字也朴实可爱﹐就抄录了下来﹐以自警并以警别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笔记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这一段﹐见我如此谨小慎微﹐谦虚警惕﹐一定不会怪罪。又想﹐这岂不也是四旧、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 但是﹐这场“运动”的着眼点﹐及其终极目的﹐根本不在你写过什麽或是抄过什麽。 这个笔记本﹐并未生出是非﹐後来退还给我了。 林彪说﹐“损失极小极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时代﹐曾有一次瘟疫﹐七子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见於魏文帝《与元城令吴质书》。他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这里的“离”﹐并不是脱离﹐而是被网罗上了。 我们遇到的这场瘟疫﹐当然要大得多﹐仅按四次文代大会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单是着名诗人、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有四十位﹗比七子中死去四子﹐多出十倍﹐可见人祸有时是要大於天灾了。 这些作家都是国家和人民多年所培养﹐一代精华﹐一旦竟无辜死於小人女子唇齿之间﹐览之无比伤痛。老实说﹐在这次文代大会山积的文件中﹐我独对此件感触最深。 魏文帝说﹕“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夕不瞑。” 我们能够从这种残忍的事实中﹐真正得出教训吗﹖ 窃尝思之﹕社会上各界人士﹐都会犯错误﹐都有缺点﹐人们为什麽对“文人无行”﹐如此津津乐道呢﹖归结起来﹕ 一、文人常常是韩非子所谓的名誉之人﹐处於上游之地。 司马迁说﹕“下游多谤议。” 二、文人相轻﹐喜好互相攻讦。 三、文字传播﹐扩散力强﹐并能传远。 四、造些文人的谣﹐其受到报复的危险性﹐较之其他各界人士﹐会小得多。 《颜氏家训》以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们的行为不检的结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说﹕“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这都是传闻之词﹐检查一下历史记载﹐并非如是。 《三国志》记载﹕“籍口不论人过”﹔同书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两个人几乎都是谨小慎微的。 但终於得到惨祸﹐这也是事实。揽古思今﹐对证林、四之所为﹐一些文人之陷网罗﹐堕深渊﹐除去少数躁进投机者﹐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修身有什麽问题﹐而是死於客观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们的四十位殉难者﹐难道是他们的道德方面﹐有什麽可以非议之处吗﹖ “四人帮”未倒之前﹐苦难之余﹐也曾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当然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 总之﹕直到今日﹐我以为前面所引《颜氏家训》一段话﹐还是应该注意的。 -- 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