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外围论 作者﹕於平 　　前 言 　　江苏省是明清小说研究的繁盛之地。这里有众多的学者和名家﹐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这样难得的人文环境下﹐我虽先天不足﹐却也得天独厚﹐能够接触到许多学术前辈﹐结识许多学术朋友﹐学到许多小说知识﹐并在闲暇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不成熟的见解记录下来﹐连缀成篇。 　　翻检以前所写的论文难免浅显、零碎、粗疏﹐但却有一个特点﹕即总体上侧重於客体论的研究。客体论是小说研究中的弱项﹐是跨学科的。为求教前辈和同仁﹐我不揣孤漏﹐大胆将这些尝试之篇汇文成集﹐出版这本小书。 　　客体论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消费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个过程浸润着社会思潮﹐反映着社会面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社会问题。其间有社会学的视角、文化学的视角、价值学的视角。它还与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信息学有着不解之缘。 　　什麽是文学创作的客体﹖客体就是社会生活。然而﹐这个社会生活很特殊﹐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自然观上的物质世界。文学作为意识活动﹐既可以把物质世界作为创造客体﹐也可以把客观存在着的特定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文化氛围、历史情境和作家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作为创作客体。我能够找到这样的研究方向﹐其实并不是偶然的。我长期以来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深知资料对於研究的重要性。我有幸师从赵国璋、李灵年等先生做一些工作。1985年我的第一篇习作《评宋元话本市民意识的两重性》﹐就是在李灵年先生的指导下﹐得以鄙陋之资厕身於"优秀毕业论文"﹐被《明清小说研究》刊出的。自此﹐我便进一步深入到这一领域﹐在前辈学者的鼓励下间断地做一些微观研究。此後﹐我又师从南京大学宋林飞先生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师从马景仑、韩陈其先生学习语言学。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不知不觉中把所学到的一点皮毛融入研究明清小说的思路中去了。 　　照此看来﹐这本书该叫"明清小说客体论"的﹐但窃以为自己还没有进入研究的高境界﹐充其量只在外围﹐感到还是定名为"外围论"更妥贴。一来标明本书的理论框架趋向於客体研究﹔二来也表达对自己学术水平的自惭之心。值此﹐我要感谢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吴圣昔先生、王同书先生等﹐没有他们﹐我不会如此认真地来做这件事。研究是一种享受。我时常为能抽暇读书而感到幸福。我为古代小说家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表现而惊叹﹐常常禁不住拿起笔来﹐把一些画面草绘下来。本书中所选配的几幅画正是即时的涂鸦。我深知为文尚在"外围"﹐为画更是戏笔。总之﹐不当甚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位前辈和同行批评指正。 　　一、社会论 　　1、群体与价值意识的整合 　　--论明清小说的时代性 　　明清时代﹐是白话小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岁月。此时的白话小说不仅数量浩繁﹐而且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数千年中国文学殿堂中占据有很重要的位置。通俗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的主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诞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又不像“诗言志、歌咏戙D蹦茄□苁□饲囗□Ｋ□蕖熬□笨伞俺纭保□参蕖笆□笨伞罢鳌保□６□耸粲谑浪酌窦洹Ｋ□尼绕鹁□□桓鑫难□钠裘伞12潭出□□裘晌难□募杩□□獭Ｗ时局饕寰□玫拿妊濬□□□诵碌某鞘薪准丁＝准妒股缁崛禾逯匦禄□郑□禾宓募壑狄馐兑脖厝怀鱿植豢赡孀□恼□稀７ｕ□□□费□摇１□兰业□砂逊缢紫肮哂胧贝□□□谱鳌熬□衿□颉保□□担骸耙□私庖患□帐跗罚□桓□帐跫遥□匦胝□返厣柘□□撬□舻氖贝□□窈头缢赘趴觥﹗蔽幕□侨巳涸谔囟ㄌ跫□律□娴谋硐郑□魏挝幕□加凶约扞嬖诘睦□肥奔□蜕缁峥占洹３□奔洹３□占洹３□巳旱奈幕□遣淮嬖诘摹Ｄ敲矗□髑逍::到□16谠跹□纳缁崂□诽跫□□希□质怯稍跹□亩琳摺19髡呷禾褰槿虢佽□瓿尚味□系奈难□□□哪兀? 　　假设文学活动是一个整体﹐那麽﹐它是螺旋式循环的。它由四个环节﹕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所构成。人类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作品反映的对象﹐也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生存的环境﹔读者这个群体不仅是阅读作者的人﹐而且是与作者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双方通过作品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作品是显示世界的“镜子”﹐是作者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又是读者能动接受的对象。本文所论及的侧重点在於小说的客体﹐即作者、读者群体价值意识的整合。价值观是社会文化中的最高层次﹐它表现出某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经过长期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和心理定势。然而﹐任何价值观并非亘古不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最终会动摇价值观的根基。说到底文化的变迁是价值观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是生产者自身的革命。 　　白话小说在明清时代的流行代表着一种时尚与群体行为﹐时尚即一个时期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式和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在中国谁不知道《水浒》、《三国》《西游记》﹖去瓦屻獢拨覀鷁P婀邸贰Ⅰ端翟廊□□罚蝗□樗撩胤谩妒□芳恰烦□荆□负醭闪瞬煌□诵菹小２朗赖闹匾□绞剑：髑逦幕□谋淝ａ□诔□□墓□善谌禾逡馐妒侨绾蜗□□模□筛爬ｕ鋈□赡谌荩□疚氖酝即铀母龇矫婕右孕鹗觥? 　　(1)小传统加强﹐大传统弱化 　　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我们称雅和俗﹐即俗文化和雅文化﹐有文野之分。一个社会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有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分野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化﹔在基本群众当中和在统治阶层中流行的文化。两种文化风格各异﹐内容形式不同﹐也不完全同步﹐但两种文化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它们之间有一种交流关系﹐大传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浸透到民间文化﹐小传统文化又通过各种渠道升华为上层文化。小说一词在汉语中出现最早见於《庄子》杂篇中的《外物篇》﹐庄子所说的“小说”﹐是指与“大达”对举的小道理。东汉时桓谭《新论》中也谈到“小说”﹐但已不是指那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理”﹐而名之各种篇制短小、无法归类的杂书。一直到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小说家者流﹐盖出於稗官”﹐如淳注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小说的定义才与近现代的小说有了某种联系。《余嘉锡论学杂着‧小说家出於稗官说》写道﹕“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即天子为察民之好恶﹐便使士采传言於市而谤誉於路﹐士所传民语便谓之小说。”可见﹐无论是“小道理”、“杂书”﹐还是“稗官”﹐小说都处於末流而为雅所不赏。它们不能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相提并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是风骚。“三百篇”被抬上了“经”的宝座﹐并极力将其俗部分雅化﹐整理删定笺注训诂。骚辞则更是经雅人主体化的产物。从四言为主的杂言﹐到汉魏五言﹐诗的形式越来越严整﹐再经过南唐和初唐文人的反复雕琢﹐以近体律绝为标志﹐盛唐时已登上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其後的宋词和元曲﹐其演进的模式也是强辟蹊径﹐反复雕琢的。因而﹐这种阳春白雪只为文人学士和上层社会所生产和欣赏。它们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其态势的不断强化与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相辅相成。 　　然而﹐下层民众也在我行我素地创造着里巷歌谣﹐南腔北调“下里巴人”。我国最初的白话小说出现在宋代。讲史和话本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是底层文化的大众。俗文学创作者大多是瓦市、瓦舍或瓦肆的说话人﹐欣赏者则是市镇里的那些小商贩、官匠、雇匠、店员、船工、苦力以及市井医生、民间艺人、商女、流氓、贫民等。瓦市的演出是市民群体所喜闻乐见的﹐因此聚集了大量的听众和观众。如此竟造就和养活了一支庞大的民间艺人和通俗文艺作者的队伍﹔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後期大众化的市民群体的娱乐方式。他们除了维持温饱外﹐在闲暇时只要花费几文钱就可得到艺术享受﹐消除生活苦闷﹐弥补精神空虚﹐还可间接获得宝贵的生活经验。话本虽然不雅﹐却成为大多数受众的精神食粮。以至於连落魄的文人也来问津了﹐一些“书会先生”长期生活在下层市民当中﹐受到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浸染﹐成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早期的通俗小说﹐比如元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文笔粗疏简单﹐词不达意﹐粗具梗概﹐後来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以自己的“雅”侵染俗文学﹐使小说文采斐然﹐面目一新。逐渐雅起来的俗文学蓬勃兴旺﹐任何鄙夷、压抑和焚毁都被都置之度外﹐无济於事。更让人注目的是征引“演义”的典故入诗入文的事越来越多。风气所及﹐文人们自己唱起“下里巴人”来。比如《儒林外史》越出俗文化的范畴﹐如同“世说”一般﹐成为雅文化的补充和组成部分。 　　俗形式雅文学的文学格局从社会性来看已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宋代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社会群体在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方面的变化无疑是深刻的。 　　(2)真性意识加强﹐理念意识弱化 　　宋明之际﹐随着儒文化理念的僵化﹐理教对人的禁锢越来越多。可是﹐下层意识仍然在不断觉醒﹐促使俗文学冲破层层禁锢﹐茁壮发展起来。被朝廷和地方称作“坏人心术”的淫词小说和戏曲传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浸入上流社会沙龙的。在中国﹐“文以载道”的思想源远流长﹐千年传统的礼教、伦理在人民的心上形成了坚固、厚重的沉淀﹐因此﹐自然本能、合理的欲念与儒家的纲常礼教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宋元话本的作者首先觉醒了。他们熟悉市民生活﹐饱谙人情事故﹐他们的作品多取材於日常生活﹐以故事来阐发下层社会的人生哲理。他们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毫不隐讳﹐其一﹐羡慕荣华富贵﹔其二张扬人性解放。二者一是倾向於物欲﹔一是倾向於情欲。这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背道而驰。比如通过对个人的肯定﹐塑造了卓然独立的平民形象。《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写郑州开笛艺人阎招亮慧眼识人﹐发现穷困潦倒的军兵史弘肇有“四镇令公”之仪﹐便把妹妹嫁给他﹐又发现无业游民郭威有“尧眉舜目﹐禹背汤肩”﹐“红光罩顶﹐紫雾遮身”﹐非常仰慕﹐毫不轻慢。後来两人果然发迹。“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富大贵的奇迹也会降临在普通百姓身上。平民百姓们异想天开了﹐他们的扭扭捏捏少了。观念上发生了革命。 　　在宋元话本中流露最多的是肯定血肉之躯。拟话本有许多作品不光写爱情﹐而且写情欲﹐写以生理为基础的性爱。比如《张生彩鸾灯传》、《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写越州人张舜美上元观灯﹐与少女刘素香私自相爱﹐遂私奔同居﹐表现出市民对私通、艳遇的兴趣。捸揿齛轜忖羶w匀擞□坪醺□砣荨15□拧Ｆ涫担□＜溴□系牧叫怨叵滴娜搜□恳参幢夭桓行巳□□□撬□青笥淞胺10跚橹购趵褚濉钡拇□乘枷耄□桓易髁芾炀≒碌拿栊础６杂谂□游□撤饨ｇ窠痰木俣□□□桓冶硐殖鲋□稚趸蚋杷獭? 　　这一创作倾向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市民阶层朦胧的民主要求﹐并开创了人情小说的传统。使中国文坛得以产生《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巨着。 　　(3)群体意识的加强﹐个体意识的弱化 　　鲁迅把宋元话本的出现称作“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的大众化﹐大众化的文学艺术必定是产业化的﹐在供求关系上是“市场经济”。创作文体必须迎合接受主体﹐才能争取消费者、创造经济效益。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供求关系﹐它不同於艺术为宫庭、官署或贵族士大夫家的演出﹐对象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广大市民群众﹐性质纯粹是营业。既然作者、演出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济联系﹐为了体现商业原则﹐市民文学作品必须是通俗、有趣并具有娱乐功能的。如此﹐作者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消费的创作群体﹐必须弱化自我表现的个体意识﹔服从於听众需求的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当然要表达市民群众大多数人都感兴趣的群体情趣﹐诸如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风流艳遇的企望﹐对达官贵人的仰幕﹐对实用主义的崇拜……同时﹐表现在形式上﹐与知识分子文学唐宋传奇不同﹐话本语言不能是典雅的文言而必须是通俗生动的白话。当时的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使是都市里的商人所具有的书写和运算能力﹐掌握的人也不多。要使市民能听懂说话人的故事﹐话本必须是通俗的、“妇孺能解”的。话本、拟话本的结构形式吸收了唐变文的特点﹐由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四个部分组成﹐处处为了方便听众接受而精心设计。这种结构程式是凝固的、公共的﹐甚至是媚俗的﹐根本没有作者个人为表现自己的思想与情怀﹐为了内容的需要而创造的新的结构形式的空间。於是﹐作者个人意识不得不弱化到最低限度并听从於、服务於听众的群体意识。 　　(4)近距离观照加强﹐远距离寄托弱化 　　从社会意义上看﹐明清小说作者、读者的群体价值意识还表现在更加贴近生活。写实主义的兴起﹐缩短了小说与生活的距离﹐并带来了创作方法的根本性转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从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有历史崇拜的习惯。在原始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权力之争﹐伦理道德上是一种原始的崇高风范。奴隶社会初期﹐统治者比封建社会显得宽厚仁慈。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孔子以“信而好古”作为自己的原则。他把文、武、周时代称为“小康”﹐把更遥远的尧舜时代称为“大同”﹐表示要“祖述尧舜﹐宪章文化”。自孔子之後﹐崇拜历史便成为汉民族的一种社会心理。以古圣人为楷模塑造自己成了社会改制、重建社会的标准。凡文人雅士作文的永恒题材就是崇拜古人﹐侈谈古事。《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北宋说话的五个科目中“讲史”、“说汾”、“五代史”﹐三个科目都是讲历史故事的。《都城纪胜》中所记载的南宋说话中的“四家”其中有两家讲史。“说铁骑儿”、“说经”中也有许多话本的内容发端於历史。圣人、英雄的故事象磁铁一样引人们的情感共鸣。这便是中国人生存状态、觉醒程度和心理需求的定势。 　　西方现代小说家享利‧詹姆斯认为﹕“小说生存的唯一理由是力图再现生活。”百姓们憧憬能在圣君贤相的统治下出现一个世道公正、安居乐业的清平世界﹐反映了百姓对君主的依赖。但是封建社会皇帝昏昧、奸臣弄权、土豪横行、兵燹连绵﹐一而再﹐再而三打破了百姓们的迷梦。由真命天子君临天下的太平盛世﹐由贤相忠臣缔造维持的公正世界﹐从永恒的理想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镜花水月。在这种情况下﹐君权思想的强大牢笼﹐再也锁不住近代民主主义的曙光。从宋元话本开始﹐白话小说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某些端倪﹐其内容渐次全转换到百姓们的日常生活。白话小说的创作思维的定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作家觉醒的代表作品是《金瓶梅》。 　　《金瓶梅》是源自近距离生活的所得所感而创作的。它托言於宋代﹐其实写的都是十六世纪後期的社会生活。它毫不客气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中笼罩在人物、事件上的理想主义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对世俗人生毫发不爽的真实描写。自此﹐中国白话小说的主流便沿着写实主义的道路坎坷向前﹐一路西去。 　　《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并且在思想艺术上大大超过了它﹐这是人所共知的。《儒林外史》则把写实主义的方法发展到近代的现实主义。它的意义在於不仅写世态人情﹐而且摒弃了《金瓶梅》对低级的自然主义描写。它消毒了市民阶层的低级情趣﹐提纯了爱情﹐贯注全书的是对知识分子畸变灵魂和由这些知识分子所支撑的封建政治腐败因素的批判﹐充满了严肃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近代写实主义作品的成熟对封建社会全部上层建筑是深刻的反思和改造。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中国人文主义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一、社会论 　　2、评《宋元话本》中市民意识的两重性 　　当西方文学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笼罩下﹐反复咏唱着神权、帝王、骑士、贵妇时﹐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宋代已别开生面地兴起了用白话写成的以"市井细民"为主角的文学样式--话本小说。它的最初出现﹐至少比法国《列那狐故事诗》等城市文学早半个世纪﹔更先於但丁的《神曲》、薄伽丘《十日谈》两三百年﹔与日本的平民大众小说"御伽草子"相比﹐则几乎早了六百年。它的诞生﹐意味着在最古老的封建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民主思想萌芽。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凡中外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作品都鲜明地反映了当代自己那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激烈的新旧之争。作为一定社会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文学作品﹐相应地呈现出时代的复杂色彩﹐不自觉地成为明暗杂揉、瑕瑜互见的矛盾体﹐这是不奇怪的。但丁站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十日谈》为欧洲近代小说开端﹐《浮士德》总结了封建文学﹐"御伽草子"表明平民登上了贵族世袭的"物语"领地﹐托尔斯泰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都是因为它们的时代、世界观、作品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於未来的东西"。既使"他们的殿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但是﹐其自身反封建的光芒是遮掩不住的。他（它）们的着称於世﹐在於他们预示着未来的曙光。 　　十世纪末﹐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日益扩大繁荣起来。聚集在城市的市民阶层﹐一旦壮大﹐便顽强地要求表现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出身於市民阶层、站在市民立场上的小说作者﹐说话多取材於当时市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理想、愿望。即使说的是前代﹐或其它阶级、阶层的故事﹐也无不与当代市民的喜怒爱憎息息相关。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这样生动记述﹕"说国贼从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石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从一侧面形象地表明了话本小说与市民阶层生活和思想意识的血肉联系。 　　但是﹐在政治上﹐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有增无减。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有一千多年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有与中国传统伦理合流的佛教"鸦片"外﹐更有根据宋代统治集团的需要来阐述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学的新的镣铐。凡此种种严密的思想统治﹐使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杂揉着两种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的矛盾倾向。一方面﹐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萌发思变的愿望﹔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剧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宗教迷信的劝世使他们渴望个性解放。而另一方面﹐与封建经济的密切联系又生成了他们的依赖性﹔政治法权的威压使他们妥协动摇﹔封建道德的貌似公允让他们常怀着负罪感﹔他们的痛苦只能在谶纬迷信中暂时缓解。 　　从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宋元话本篇目可以看出﹕小说话本的主题以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最多。在题材选择上我们不难发现﹕市民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选择了封建统治阶级忌讳最甚但鞭长莫及的领域最先突破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又一定程度地表露出市民阶层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狭隘性。话本小说的作者和话本中人物形象身上的双重意识和双重性格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借助神意的外衣﹐肯定人的感情的价值 　　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与封迷信色彩之间的矛盾种种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宗教﹐实质上都宣扬"天道不变﹐死生有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要人们甘心忍受现实的苦难﹐做俯首贴耳的羔羊。而人有没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有没有争取到幸福的可能﹖宋元话本在小说的领域里首先提出了疑问。《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宋徽宗後宫的普通妃嫔韩夫人﹐因不堪忍受禁闭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会生出一段爱慕之情。结果﹐让坏人钻了空子。韩夫､ㄐ撕k系笔芷□□灰蛭□□□儆谢□嵊□行越哟□□□５那楦械貌坏缴旆Ⅰ６□实酆蠊□锶戳□□湃□□庋□母九□﹗吨境险胖□堋防锔□炀□乘□跽行□鲦□男》蛉耍□晃?"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说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舖老板张员外。出於爱惜青春和对买卖婚姻的不满﹐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对於韩夫人、小夫人的可悲遭遇﹐作者的态度基本上是同情、不平的。客观上控诉了封建制度扼杀人性的罪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有统治阶级公开合法的淫乱﹐作为封建婚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有板着面孔的孔孟之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张生彩鸾灯传》中的刘素香、张舜美无媒自合﹐在一个灯宵之夜相爱。舜美愧己在穷途﹐无纤毫奉报。素香却说﹕"我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中金珠。"情愿与舜美私奔。他俩感情深沉、专一﹐与"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儒家伦理﹐"与"灭人欲而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完全背道而驰﹐也说明了爱情并不象佛教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去争取幸福的可贵情感。《玉通禅师私红莲记》不无讽刺地写道﹕临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禅师相传为古佛出世﹐修行已经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却被一个妓女一番哄骗就破了色戒。这是客观上向禁欲主义挑战的一篇作品﹐写出了佛门的清规戒律抵挡不住人的正常情感﹐多少表现了对宗教藩篱的冲击。 　　可惜﹐在宋元话本中﹐对封建禁锢的宣战﹐缺少一种理直气壮的气势。揭和尚的疮疤是为了宣扬"前世欠宿债﹐今生转来还"的因果报应﹐说明佛法无边。张舜美的散而复聚则更是神的一手安排。藉着神的帮助和指点﹐他们才得遂生平意愿。作为意识形怴戚撒丸鶞ヸ盌豸羸w蜕缁崃α恳孕榛玫叩沟男问皆谌嗣峭纺灾械姆从场Ｉ袷谴丛斐隼吹模?"神权"其实又是人的愿望和意志的体现。宋元话本的作者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没有胆量宣布"神"根本不存在。在冥冥中﹐他们要寻找一个证明自己正义的力量。於是就很自然地借着神灵的光圈﹐把自己的意愿说成神的旨意。人权和神权本来是矛盾的两极﹐而话本作者在宣扬神意不可违时﹐已经偷偷地把神意篡改成市民阶层的人意了。他们的两重性就在於﹕自觉地宣传人对神的迷信﹐结果却不自觉地让"神意"被"人情"牵着鼻子走了。 　　(2)用悲剧的结尾﹐来歌颂反抗礼教的战士 　　表现出对统治者必然地反抗与中间阶层习惯的妥协之间的矛盾"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教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种封建权力几乎联系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一切社会问题。封建家庭是封建社会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所有的社会问题总是又集中地体现在封建家庭关系上。《快嘴李翠莲记》中小康人家的女儿李翠莲敢於在封建家庭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反抗的石头。她姿容出众﹐书史精通﹐又是干家务活的行家里手。但偏偏"生得有志气"﹐能说会道﹐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封建礼教规定妇女要"三从四德"﹐只有做家庭奴仆的义务﹐而李翠莲在出嫁前後的短短三四天里﹐却丝毫不肯逆来顺受。她针对礼教的种种不合理约束﹐放开喉咙﹐发泄不满﹐事事争取自决权。顿时﹐在全家掀起了混乱和骚动的波澜。公婆、叔嫂、小姑个个指责她。但她寸步不让。即使被丈夫休了﹐仍坚信自己行得端﹐走得正﹐不悲伤﹐不後悔。 　　李翠莲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直接冲击着夫权。《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女主角周胜仙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却与父权（即族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在金明池的茶坊里与青年范二郎相遇﹐"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就机智地假装和卖水人吵架向范二郎暗示爱慕﹐这样的行为已大大超过了礼教的范围。然而当她要求以正式的方式与范二郎结合时﹐却敌不过父权的淫威了。周大郎是个贩海商人﹐属於上层市民﹐既看中金钱﹐又看重门第。他本想通过自己的财富和女儿嫁给大户人家﹐挤进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没想到女儿要下嫁给"高杀也是个开酒店"的范二郎﹐从根本上妨碍了他的利益。於是﹐他就蛮横地利用封建家长的特权﹐破坏女儿和范二郎的婚事﹐把女儿活活逼死﹐还大骂她是"辱门败户的小贱人"。周胜仙死後刚刚活转过来﹐就又不舍不弃地去寻找范二郎了﹐直至做了鬼﹐仍然设法和情人梦中团圆。 　　《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的白娘子﹐在民间传说中原是一个妖怪形象。由於人民的喜爱和肯定才从一个蛇精发展成具有进步的市民情操的反封建妇女形象的典型。她追求的爱情是自由婚姻。夫妻互敬互爱﹐完全不同於妖怪的淫欲。婚後﹐她对许仙既关心照顾﹐又忠诚忍让﹐更说明她是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并希望与丈夫"百年偕老"的。她的有情有义使许仙和"妖怪"自由结合後竟生活得十分美满。然而﹐封建势力却不允许他们过下去。道士看出"妖气"﹐想画符镇白娘妇﹔李将仕要在肉体上占有她﹔法海宣传色即空﹐凶残地把她压在塔下﹐都是企图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基础--等级观念。为了保卫自己和许仙的幸福生活﹐白娘子奋起反抗。直到被收入砵中﹐仍然不肯自行现出本相﹐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相当动人。令人痛心的是﹕白娘子竟是被自己的丈夫收入砵中的。小店员许仙身上既有小市民善良老实的一面﹐又有自私胆小的一面。他的一再轻信和对李将仕的容忍都是佐证。尽管白娘子对他那麽好﹐他仍然反恩为仇﹐表现出动摇的负心汉的面目。这种软弱颟顸的性格在小市民中颇有代表性。如李翠莲的父母﹐见女儿被婆家休了﹐面子上不好看﹐便终日埋怨﹐迫使女儿只好出家。又如范二郎对周胜仙的生死追求根本不能理解﹐胜仙费尽苦心好容易与他相会﹐他却把她当作鬼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了。市民中比较平庸的人物许仙、翠莲父母、范二郎与市民中优秀分子白娘子、李翠莲、周胜仙之间的爱与惧、恩与仇的矛盾﹐本质上是市民的愿望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许仙等人最後成为敌人的帮凶﹐从某程度上概括了中间阶层的特点﹕处在被统治者地位﹐具有必然的反抗性﹐但反抗极其有限﹐一旦受到封舆论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便不击自败。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视为异物﹐而把官绅僧道、封建礼教视为神圣﹐封建势力才可能通过他们发生作用。李翠莲的嘴终於被封住、周胜仙第二次被钉进棺材、白娘子遭到永镇塔底﹐这样正面人物被反面化﹐反面人物被如法海却被当作"真僧"的结局也反映了作者的爱憎不甚分明。 　　(3)寄希望於当政者贤明﹐以求实现进步的生活理想 　　表现了创造新生活的觉悟与安於旧秩序的麻木之间的矛盾宋人话本《碾玉观音》诉说得是一对男女青年为摆脱奴役、争取自由和封建强权发生冲突的故事。养娘璩秀秀本是市井劳动女子﹐工於刺绣。只因做裱褙匠的父母"家寒"﹐哪讨钱来嫁人"﹐决定了她"只有献与官员府第"当奴婢的命运。在大官僚咸安郡王府里﹐她爱上了碾玉匠崔宁﹐并双双逃走﹐在自家门口挂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来"的招牌﹐过起自由的、独立的经营的个体生产的生活来。她追求的理想是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本来﹐咸安郡王已有过等到卖身期满就把她嫁给崔宁的许诺﹐而她却不肯驯顺地坐等封建统治者的"恩准"﹐害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当逃奴。这反映了她对封建人身占有制的不满﹐对封建统治者的不信任。尽管这一对青年触犯了统治者的尊严﹐遭到一再讨代﹐最後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做鬼夫妻﹐但是﹐他们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却透露出市民阶层要求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的是上层市民大工场主汪信之的"事迹"。作者意在反映汪信之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场可悲的误会。然而﹐却通过对他"豪侠"的歌颂﹐客观上肯定了一种有异於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和自信心。首先﹐汪信之的财势不是承袭祖业﹐而是带着冒险性质的白手起家﹐依仗的是手工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早年只身从家中出走﹐全部财产只有一把雨伞﹐一路靠表演武艺﹐收几个唱彩钱﹐才来到有"耕冶可业"的淮庆。他在山上伐木﹐在庙中安身﹐纠合无业游民﹐烧炭冶铁﹐出市发卖。後来又开酒坊﹐办渔场﹐变成个大工场和大地主。表现出早期工商业者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管理才能。他"使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着"﹐"以致湖内渔民、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显然﹐他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其二﹐他不在其位﹐要谋其政﹐与封建士大夫的观念有天壤之别。他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上书极言和议之非﹐要求率两淮忠勇为抗战出力﹐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表现出了不可多得的英雄气概﹐但因用世心切﹐於无意中得罪恶了小人﹐招致杀身之祸﹐从一侧面反映了上层市民要求参预政治的积极愿望和必然遭到的悲惨结局。其三﹐他仗义疏财﹐在生死关头牺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这固然是受封建宗法观念和江湖义气的支配﹐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宝贵品质。其四﹐他的胆略、计谋也反映了大工商业者的特殊倾向。他独霸乡里﹐拉扰官吏﹐打击劲敌﹐手法狡猾冷酷。发起暴动时搞得惊天动地﹐在天荒湖巧设迷魂阵﹐俨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凡此﹐都描绘出一个豪强、机智的人物形象。 　　汪信之难道存心要与官府为敌吗﹖绝不。他在原料、商品、赋税方面可能与统治者有矛盾﹐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会造反的。因为﹐他和话本作者一样﹐是确信"皇家雨露宽"的。这篇话本的入话写了两个与正文截然相反的例子。一个是造得好鲜羹的宋五嫂﹐得到太上皇的好评﹐遂成巨富。一个是太学生於国宝﹐以词受知太上皇﹐被钦赐翰林待诏。作者因此认为﹐在南宋承平时﹐受到皇家恩泽的百姓不知有多少。象汪信之这样被小人诬陷激成大祸﹐乃是命也﹐时也﹐不能把帐记在当政者头上。这种明君清官的幻想很有代表性。如璩秀秀受尽咸安郡王的迫害﹐却不敢找郡王算帐﹐只把罪过推到郭排军的"闭嗑牙"上﹐认为只要惩罚了郭排军﹐避开郡王的烈火性﹐便万事皆休。事实上﹐"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可是作者和他笔下的汪信之等人恨的只是"畏懦刻薄﹐专一阿奉宰相"的奸臣刘光祖和二程﹐所以﹐汪信之谋反後﹐又会自首伏法﹔而新天子即位後﹐又会大赦天下﹐让汪信之的儿子汪世雄合家团圆﹐祖业尽复﹐这种百姓忠君﹐天子明察的幻想﹐正是市民意识两重性的又一表现。 　　(4)做着追求功名财富的梦﹐又恪守侠义、善良的道德准则 　　表现了劳动人民进步的道德观与小生产者落後的私有观念之间的矛盾一定的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经验的反映。当整个社会存在着"交道奸如鬼"的恶劣风气时﹐受剥削压迫的下层人民﹐必然会出现对新道德的新期望。《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歌颂了侠肝义胆、反抗强暴的行为。茶坊主的女儿万秀娘被强徒掳掠﹐落入虎口﹐後又被强徒苗忠骗卖给他人。偷儿尹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救秀娘逃跑﹐他险些被人用枪戳死﹐回到家﹐又挨了不明真象的老娘三、四拐杖。秀娘为感激尹宗的救命之恩﹐要以身相厞冈遄捻菪^砸遄允眩□贾找愿缑孟啻□Ｗ詈笾沼谖□□俗约倚悦□Ｒ桓□刀□□姓庋□呱械男形□□皇桥既坏摹Ｋ□囊寰偈墙□16谟胄隳镉型□□谋□嗝□耍□□?"天涯沦落人"的感情基础上。所以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愚忠、愚孝、愚义、愚信有一定的区别。而秀娘泾渭分明﹐知恩报恩﹐智报家仇﹐也受到作者的肯定。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许多下层市民所遵循的信条。《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酒店女儿爱爱是又一个好例。一年清明节﹐吴员外的独生子吴清慕名来到卢爱爱的酒店与之欢会﹐不料被爱爱父母冲散。爱爱相思而死﹐香魂不散﹐竟跟随吴清做了一百二十天夫妻。吴老员外得知後如临大敌﹐急忙求救於道士﹐阻塞这"邪鬼"。吴清也听信谗言﹐欲杀爱爱。善良的爱爱并未因吴清反目就怀恨在心﹐反而是为吴清治好了病﹐救他脱出囹圄。并且为他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让他得以与曾在金明池上邂逅、十分爱慕、无缘接近的褚爱爱结成夫妻。怀着深重的情意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种行为时常发生在市民阶层的人身上。 　　市民阶层的道德准则是他们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折光。市民阶层在道义上肯定侠义善良﹐但是囿於私有观念﹐又无不歆羡荣华富贵﹐甚至欣赏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投机取巧的手段﹐表现出不遗余力追求发迹变泰的一面。这在上层市民中尤为突出。万秀娘的父亲万三官人为了发财致富﹐刻薄至极。他发现自幼在茶坊的佣工陶铁僧﹐背着主人拿了五十钱﹐就在发雷霆﹕"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十日五百﹐一个月是一贯五﹐一年十八贯﹐十五年来﹐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不但赶走了陶铁僧﹐还招呼襄阳府所有的茶坊都不用他。致使陶铁僧无处生活﹐铤而走险﹐当了强盗。这是个公开的反面人物。 　　最集中描写小市民渴望发迹变泰的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史弘肇龙虎君臣会》﹛S□岩杖肆踮□撂娑□郎窨□□牡眩□谢□峄裣□泛胝亟□匆欢ａ岱12１涮□□颓□桨偌瓢徒崴□□恍南氚炎约旱拿妹眉薷□□Ｓ惺□□□?"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作者通过刘诏亮的攀龙附凤宣扬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交友原则﹐告诉人们﹐交朋友要瞅准目标。倘若是能够发迹变泰的人﹐哪怕再阴损缺德﹐也不要怠慢。因为他们终是英豪﹐一旦得道﹐自己也可随之升天。而没有福态的人﹐哪怕再柔情似水﹐也不必费神周旋﹐否则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在这里感情已成为盈利的商品﹐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 　　宋元话本记载了市民阶层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淫虐和残暴。其中优秀的篇目﹐至今还能感动和激发我们对人民、对祖国、对美好品质的热爱﹐对剥削阶级腐朽意识的仇恨。但是﹐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蒙着一层封建思想的灰尘。市民阶层的民主愿望再进步﹐也摆脱不了历史的规定﹐反抗意识再强烈﹐也突不破阶级的局限﹔社会理想再崇高﹐也越不出自身经济利益的范围。肩负宋元学使命的人们﹐头脑中通向未来的路为什麽会受到偏见的封锁﹖究其原因﹐除了他们长期接受封建思想的熏陶﹐不可能有彻底的反封建觉悟外﹐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市民群众被封建统治者掠夺屠杀远不及广大农民之甚。因此﹐他们的反抗也大逊於反封建反压迫的主力军--农民﹐从未达到明火执仗﹐揭竿而起的地步。其次﹐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市民阶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的意识终究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他们或来自农民﹔或是应仕未达的穷儒生﹔或从统治阶级中落魄而来。因而象一盘散沙﹐力量脆弱﹐根据各自经济地位的高低﹐对封建统治阶级或依附或反对﹐且表现为种种不同程度。加伅╮铟戚样蝥均揿鸉蘁穜O□妫□沧６□怂□潜厝皇亲运健１Ｊ亍３优车摹? 　　按照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任何事物自身都包含着它的否定方面。市民意识的幼芽是在板结厚硬的封建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它的顽强生命力给人以启示﹕任何一种古典文学样式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要受其民主性因素的支配。宋元话本深深紮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开了通俗易晓的白话小说形式的先河﹔破天荒地把劳动群众当作正面歌颂的对象引进艺术殿堂﹐表明文艺走向了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历史道路。它的出现为後世涌现出一批充满民主活力和艺术光彩的优秀作品开了一个泉眼。带动了明後期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影响着《水浒》的成书﹔启发了《金瓶梅》和不朽名着《红楼梦》对家庭题材的描写。它又为戏剧在题材、表现手法上提供了借鉴﹐共同形成元明清文学的主流。如果说晚清时期围绕着文以"载道"或文以"言情"的争论﹐其意义相当於欧洲的文艺复兴﹔那麽﹐宋元的小说、戏剧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曙光﹐是封建的载道文学向近代的言情文学过渡的标志。它是宋代理学喧嚣中的一声清钟﹐是封建文苑爆发出的第一朵迎春花﹐是黎明前来到东方天空的启明星。 　　一、社会论 　　3、《雪月梅》创作意蕴和时代背景探释 　　取法《金瓶梅》以主人公姓名联袂成书名的《雪月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失於脸谱化﹐这大致是其主要弊病。可是﹐《雪月梅》艺术地再现了嘉靖间朝廷与百姓抗倭入侵的史实﹐诚不可多得。雍乾间﹐新起的殖民主义国家觊觎我国领土﹐蠢蠢欲动﹐触发了国人在小说创作上前事之师的描写﹐其中当属《雪月梅》篇幅浩大﹐具体生动。然而﹐《雪月梅》并不是为救国救民﹐欲振聋发聩﹔出於愤世忧时﹐才借古谕今的﹐深谙背面敷粉之法的作者苦心经营的是什麽﹖ 　　(1)纸上"黄梁"的由来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一群人伴随其主子活跃在社会舞上﹐这就是谋士、门客、幕僚阶层。这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在思想层次上属於怀荆负璞﹐有志於大济苍生和鸿国之志的精英人物阶层。从人格特征上看﹐他们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不同流俗之士﹐却又把理想寄托在君主统治这张皮上﹐为了登上施展浑身解数的舞台﹐必须首先在高门大户的屋檐下找到立足之地﹐以抛售智勇﹐促成自身价值的实现。再从他们的社会功能和自身归宿看﹐其价值的实现很大程度取决於客观因素﹐如必然的因素﹕一个需要巨人又产生巨人的时代﹔又如偶然的因素﹕不但腹中要有计﹐而且身外要有遇。受困於种种羁绊﹐他们的命运常常是主客观相脱离的﹐悲剧式的。其结局不是因功高震主﹐"狡兔死﹐良狗烹"﹐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 　　"史记以文运事﹐《水浒》因文生事"（金圣叹《水浒》"读法"）。同样是因文生事﹐言情小说不同於讲史可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学诚《丙辰札记》）﹔亦不象传奇、侠义﹐可以进行更多的"设幻"﹐它的题材虽为最贴近时代的市井生活﹐却与朝廷大事和政治形势保持了相当的距离。《雪月梅》可以说是有悖於常规的。它以岑秀与雪姐、月英、小梅三位小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偏偏不入花前月下、才子佳人的窠臼﹐展示的是从边防到内地纵横八百里的广阔天地﹐蕴动着的是从朝野到敌营四海翻腾的战争风云。声势之浩大﹐犹如海啸山呼﹔人物声口的逼真﹐又有如古时善艺者上乘的口技表演。其前朝史事出神入画的借用﹐生动地实践着"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由我"。（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的原则。显然﹐作者是把时代背景当作人生戏剧故事的舞台来搭建的。生活在这个舞台上的人物原形﹐正是那些不甘被埋没﹔抑或孤芳自赏﹐陶醉在往日的才华横溢中﹔抑或抱憾与明君失之交臂﹐怀才不遇﹔抑或"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苏轼《论贾生》）的失志文人。而幕客、谋士又不同於一般失志文人。他们在总体上具有依附人格﹐带有更多的愚忠色彩。但即便有大树作盖好乘凉﹐却又被浓荫遮蔽了自由伸展的空间。《雪月梅》创作意蕴可从作者身世、董孟汾的释评及小说本身窥见端倪。 　　抒怀之作与游戏之说。《雪月梅》开篇有诗曰﹕"盛世雍熙崇礼乐﹐万方宁谧戢干戈"。"野老清闲无个事﹐拈毫编出太平歌。"月岩氏"读法"亦称﹕"凡此作者必有缘故﹐《雪月梅》却无缘故﹐细细看去﹐是他心闲无事﹐适逢笔精墨良﹐信手拈出古人一二事﹐缀成一部奇书。"似此﹐《雪月梅》被标榜成自娱的游戏之作。然而﹐就在同一篇"读法"中﹐月岩氏又自相矛盾地举司马迁﹕"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作也"为证﹐料定作者"胸中别有许多经济﹐勃不可遏"﹐定要发泄出来。两者间的抵牾把读者引入了泥淖。究竟孰是就非﹖《雪月梅》的作者陈朗一生不利於场屋﹐又久居人檐下﹐年过"杖乡"﹐发愤着书﹐不平之气﹐始得喷发。他所扮演的人生角色是一个满腹经纶却壮志未酬的官府幕僚。无情的岁月和严酷的现实早把他的少年壮志击得粉碎。当有机会将鲲鹏之志展现在笔下﹐在纸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时﹐怎麽能不借端於主人公去尽情实现那桩桩未竟的心愿﹖若是仅因录个题目﹐写出了自家的锦心绣口﹐就把创作时筹画的乐趣﹐和寄托理想的愉快等同於更深层次的思想内蕴﹐那就要犯认识上的错误。李贽、袁宏道就创作动机而言﹐把小说划分为述怀、借喻、劝戎、解颐四种类型。静观《雪月梅》﹐没有《西游记》那种在高层次上的幽默和灰谐﹐更不象狭邪小说只为博人之欢﹐释人之闷﹐有低级无聊之嫌。从作品中清晰地折射出一个失志文人的辛酸人生和突发奇想。其寄情抒怀﹐消胸中块垒之意甚明。 　　儒家风度与豪侠气魄。八股科举导引着清代知识分子纷纷拥挤在通向仕途的羊肠小道上。但是﹐最终能完成"治国、齐家、修身"的读书人却寥若晨星。在到达理想境界的跋涉中﹐社会造就了一大批行为不端、灵魂变态的不逞之徒和迂阔之土。《雪月梅》却从正面下笔来褒扬那些符合封建"标格"的完美君子。儒家风范是其首要标志。他们一为封建统治阶级队伍的後备军﹐一为其队伍中的清官。或是如岑秀似的因奸雄迫害被排挤在统治阶级队伍外﹐或象王县令那样因不谙贪赃枉法之道放了任又被罢官﹐但美玉之质、长虹之气却缘豪不减。他们本来就是天姿俊雅、禀性温良、事母至孝、笃行好学的贤士。历经坎坷﹐经国济世的大志仍坚如磐石﹐万劫不复。这反映了陈朗希望以礼让道德来改造社会风气主张。然而﹐幕客们虽然有时朝为布衣﹐暮为卿相﹐论其出身﹐却多为一介寒土。於是﹐陈朗把不入规范的市民意识也领进了封建道德的圣殿。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较多的平民面貌。诸如扶困救弱、豪侠仗义﹐感恩图报、宽宏大度等。这表明了作者根据理想的需要对道德的自我完善所寄予的更高期望﹐以及所做出的种种设想。隐士蒋士奇便是一个洁身自好者。未遇时﹐不肯轻用其锋。象诸葛亮居身茅庐时﹐躬耕於南亩﹔元代耶律楚不仕时﹐在家里打坐参禅一般﹐视名利如浮烟。其旷达豪放﹐大有魏晋名士之风度﹔对待朋友却敦厚朴实﹐掏心挖肺﹐颇具侠士之气概﹕且通今博古﹐膂力过人﹐可连伏二虎。至使皇帝识其庐山真面後叹曰﹕如此神勇﹐"几至埋没英雄﹐今东西倭寇肆扰﹐若将弁俱得如卿﹐何愁不能歼灭。"更有甚者是鬼丈刘老封君和仙姬之女小梅的描写。这两个人身份特殊﹐名份更低﹐有着更浓重的下层社会意味。刘老丈生前是一商贾﹐在鬼域中将六亲无靠的孤魂雪姐收为义女﹐庇在庐下。小梅自幼会占星看相﹐算人通达﹐喜诙谑﹐生性豁达。她是最先与表哥岑秀巧结姻缘的﹐却亲手安排丈夫与有约在先的雪姐结婚﹐并为恩姐月娥作阀﹐三人同事岑秀。由此可见﹐陈朗在道德标准上恪守至善至美的孔孟之道﹔在择友标准上却推崇平民式的不论门第﹐真诚待人。最能集中体现作者道德主张的是﹕豪士必网罗人材﹐豪士必受人拥戴。扛鼎之才岑秀便是这样择友有方﹐众望所归的俊杰。他身上混合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家气象和"苟富贵﹐难相忘"的哥们义气。在他周围﹐所见略同的英雄相濡以沫﹐作桴鼓之应。最後﹐滚雪球一般地形成一个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精英"集团。 　　天生我才与人尽其才。"立言有本﹐故不觉淋漓婉转刻划如生。"《雪月梅》要立的不仅是儒雅的谋士﹐而且是孔武的力士。这些藏龙卧虎之士既能运筹帏幄於军国大机﹐又有超绝的胆气和武艺。在《雪月梅》五十条回目中﹐缀有英雄、英豪、壮士、奇才字样的地方竟有十八处。风云际会赋予他们以使命感﹐虽远居乡野﹐身处微末﹐却象孔子所说﹕"沽之乎﹖沽之乎﹖吾待沽者。"在表面之退掩饰下的待时以进昭然可见。第十一回中的一段对话是极好的印证﹕ 　　蒋士奇已有几分醉意﹐便觉得胸中有一段豪雄之气﹐勃不可遏﹐因对岑公子道﹕"大丈夫处世﹐也须要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庶不虚此一生。若依靠了先人遗下的这几亩田园﹐老死牖下﹐岂不是与草木同朽﹖"……"如今分宜父子当国﹐又兼有鄢、赵辈为爪牙﹐是非颠倒﹐曲直不分﹐夏、曾、杨、沈之徒溅碧血﹐直堪发竖。必得一盖世伟人﹐方能扫除奸佞﹐整顿朝纲﹐与普天下忠良吐此一口怨气。" 　　岑秀道﹕"物极必反﹐将来自然有肩当大任的人出来补天浴日﹐不过在迟早耳。" 　　正所谓"何世无英才﹐遗之在草泽"。岑秀们的自视甚高不是与生俱来的﹐天降斯任与我﹐天下事舍我其谁﹖首先源自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教育﹐反映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其次派生於失志文人隐居不仕的无可奈何。这一切又导致了陈朗在人才观念上若明若暗的离经叛道。他腹诽那些只效寻章摘句的书呆子﹐赞叹那些驰马射剑、熟习韬略的秀士﹐认为大丈夫当文武兼备﹐才能举业报国。这种旁门左道当然不容於八股取仕的铁则﹐现实中的仕途跋前踬後﹐纸上的仕途便绕过暗礁﹐不由正途胜於科甲。《雪月梅》中修成人间"正果"的少年英雄无一是通过八股入选的。中魁的只有岑秀天资愚钝的表弟郑玉璞﹐其能中式还亏岑秀捉刀。作者并未给他戴上英雄的桂冠﹐塑造这个智能中下的陪衬人﹐显然不无用意﹕即以此说明八股取仕录用庸人﹐埋没奇才。作者主张另辟蹊径﹐人尽其才﹐按才干高下论官封爵。如品学兼优的"第一人物"岑秀即能与君坐论抗倭十二策﹐又能统兵百万﹐沙场征战﹐理应封都御史﹐官至极品﹔忠心耿耿的"中上人物"殷勇﹐在抗倭前线屡立战功﹐便派他驻守重镇﹐量才委用﹐各得其所﹐以此类推。 　　只有彻底脱出封建统治阶级营垒的人﹐才有可能窥视见铁桶山河的沉沉黑幕﹔但站在外围并不意味着就是清醒者。《雪月梅》封赠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作者不屑於仕途正道的反证。说明他并不否定功名富贵﹐哪怕这只是一纸"黄梁"。那麽﹐作者又是怎样为自己"乌托邦"的迷宫沟通条条通衢大道的呢﹖ 　　(2)建功立业的舞台 　　人物形象是小说成功的第一要素﹐《雪月梅》的人物是靠了出色的时代背景才得以成活的。可见﹐环境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场地﹐而且是人物活动的根据。离开了舞台﹐角色便无从表演。试想﹐倘若没有内忧外患﹐何须英雄补天浴日﹔倘若没有沙场征战﹐英雄何处崭露头角。如果说纸上八股是销蚀知识分子才情的大染缸﹔那麽﹐疆场经略则是检桄젱2郾旧□氖越鹗□? 　　１时代启动幕帏 　　陈朗以太史公游历名大川为范例﹐强调"古人文章皆从阅历中出﹐"说自己"北历燕齐﹐南涉闽粤﹐游览所经﹐悉入编记"（序）。因此《雪月梅》有实事在内。陈朗正是成功地借用了明嘉靖间包括轶闻野史在内的史料﹐把"时代呼唤英雄"的设想诉诸纸间的。拉开幕帏﹐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乱世。主人公们的命运首先受到社会恶势力的挑战﹐继而又在民族矛盾的风口浪尖上磨砺考验。 　　据《明史》朱纨传载﹕嘉靖二十五年﹐由於明政府日趋腐败﹐海防松驰﹐"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剩十分之四。倭患骚扰日益严重。当时朝廷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整顿海防﹐捕杀内奸。因侵犯了闽、浙豪绅地主利益﹐朱纨被劾自杀﹐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於是"倭寇入侵浙江及江苏沿海﹐当地人民奋起保卫乡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又鼓舞了爱国将士的抗战意志﹐这就是《雪月梅》的大背景。 　　华秋英可说是一位不栉之士。这是明清小说史上较早出现的一位抗倭女英雄。她的亲身经历是倭寇罪行的记录﹕ 　　且说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杀掠﹐巨商富室﹐馨掳一空。妇女三十以上﹐无姿色者杀戮无存﹐少艾者驱使作役﹐青天白日﹐群聚裸淫﹐少不如意﹐挥刃溅血﹐群妇股裂受污﹐天日为惨。 　　但是﹐华秋英不甘做砧上的鱼肉﹐她被倭寇掳去以後﹐至死不从。为了保卫国家、保护自己﹐她一改温顺柔弱的禀性﹐把对敌人的消极反抗升华到主动进攻。她将来犯的倭奴引至无人楼房里﹐奋力刺死﹐逃离火海﹐其智勇双全﹐堪称女中丈夫。当她历尽险阻投奔官军後﹐又为击退寇仇出谋划策﹐使官军扳回败局。这位在民族存亡关口挺身而出的妇女﹐锻炼了才干﹐最後成为侥将殷勇抗倭的贤内助。如此生动逼真的场面描写还有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四十至四十九回。其中岑秀身负封疆重任後调集兵力﹐分路进剿大获全胜的情节﹐就是以嘉靖三十四年"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为蓝本的。所不同的是﹐小说除袭用讲史中枪挑刀砍的手法外﹐还出现了神魔小说的斗法"手段"。真假参半﹐倒为仕士各显身手﹐大增风采。 　　２社会险象"追光" 　　丰富的生活底蕴为《雪月梅》的演出舖设了舞台基石。从艺术框架看﹐《雪月梅》的支点是三维的﹐即主角--正而人物、配角--反面人物、活动舞台--时代背景。陈朗的笔直下褒贬﹐营垒分明﹐黑白清纯﹐对比强烈﹐但个中缺少复色。尤其是反面人物草草带过﹐面目模糊﹐充其量只是恶势力和社会险象的化身。作用是以昭彰的劣迹为正面人物建功立业作一舖垫。他们或是朝中奸臣﹐或是江上盗贼。如海盗汪真、徐海、毛海峰历史上确有其人。正是因为这些社稷江山的蛀虫﹐勾结倭寇﹐充当内奸﹐才使社会更加动荡﹐人民惨遭祸殃﹐一贯陷害忠良的代表是江南巡抚侯杰父子。岑秀的祖父早年为官时﹐曾秉公依法经办过候杰私吞官橐之案。俟候重新得势後便加害於岑家﹐祸延孙辈﹐封门拔灶﹐使岑秀三年流落异地。花花恶少侯公子﹐因垂诞清官王县令女儿月英﹐强聘不逞﹐便将王县令诬陷致死﹐遂又勾结强盗抢其女儿月英。写得最栩栩如生的要算雪姐被辗转骗卖的过程了。强盗江二兄弟四人明是江上船夫﹐暗是歹徒响马。金陵秀才许俊卿的女儿雪姐因走亲戚而误上贼船﹐便跌入了一个由强盗、窝主、牙婆、人贩紧紧包围着的密不透风的陷井。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後被骗卖给仪征财主曹伟如作妾﹐不料其夫人是一悍妇﹐致使雪姐不堪捶楚﹐悬梁自尽。堕入阴间後﹐又遭恶鬼欺凌。这样的社会分明是一个黑世界的天罗地网。善良的人们须得团结起来﹐方能镇邪压恶﹐使正气发扬光大。在《雪月梅》中﹐倭寇骚扰、强盗打劫的场面比比皆是。而正是这些危难的紧锣密鼓唤来了英雄的出场亮相。 　　３"千里马"驰骋的天地 　　虎狼遍地的乱世为英雄们披荆斩棘﹐敞开了莽林腹地。同时﹐如果没有明君的雨露恩泽﹐英雄们便没有施展抱负的可能。《雪月梅》的人才正是从这两方面来体现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雪月梅》中冠以英雄之称的人有五个。虽然出身不同﹐却个个身手不凡。机遇让他们的宝刀在同一块铁钻上初试锋艺﹐这表达了作者的阶级观点和民主意识。其实作者已为英雄谱划出了等次。列於榜首的是世家子弟廉吏之後岑秀和蒋士奇﹐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正统的继承人。排在末尾的自然是纯属劳动人民的船夫文进。尽管他不是等闲之辈﹐作者仍将其觉悟写得稍逊一筹。文进的面前曾摆着两条路﹕一是投在官军的旄下﹐靠自己的才干﹐走一条堂堂正正、轰轰轰烈烈的路﹐另一条接受歹徒的拉拢﹐入伙盗贼﹐苟苟且且了此一生。他之所以选择前者﹐是因为有直接的榜样。以自己的刚猛打天下的殷勇是他的乡邻。少年气盛的刘电又因偶然的机会与他结伴冲进敌阵。如此的点拨、感召和鼓励﹐象暴风骤雨震撼着他的心灵。使他再也无法安心蜗居燕雀之中的生活。在小说中占有大量笔墨的殷勇因此也成了主人的义子﹐不能等同於一般家奴。为寻落入强人之手的母亲﹐他与义士刘电不期而遇﹐诱发了深藏在心中的报国之志。一日﹐他在江浦为叔父收帐﹐碰上江贼打劫过往船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身冲险隘﹐擒住众匪﹐以非凡的勇武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被辖区县令所看中﹐经层层官员的举荐﹐破格起用。商人之子刘电因迁父柩﹐由江西往山东﹐辗转耽搁了投充之事﹐但深感时不我待﹕"此壮士力功之秋﹐不可错过机会。"值服丧期满便立即起程﹐寻立功报国之机。当他看见倭寇如群蚁般的呼啸而来﹐劫村焚舍﹐茶炭百姓﹐不由得怒火万丈﹐振臂高呼﹕"见死不救﹐义勇安在﹖"遂冲锋陷阵﹐配合官军痛击寇仇。战场是最好的考场﹐刘电超群的技艺和非凡的胆略都受到洗礼﹐得到社会的承认。 　　"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於君侯。"（李白《与韩荆州书》）千里马还须伯乐来牵。《雪月梅》中有一大批求贤若渴、肝胆赤诚的各级官员。如耿直刚愎﹐治下极严的江南都御史黄炯﹔为官风厉、品望非常的南直操江察院程宏达﹔苏州县令刘电的哥哥刘云等。其中对网罗人才最有心最热心的当属江浦县令成某。他是殷勇的发现者﹐又是岑秀的拣金人。当殷勇在其境内为民除害的消息传开後﹐做事英决的成县令"夜里五更听得通报﹐即刻坐堂﹐审了口供﹐将两个强盗收监﹐即告四班头役去拿伙党。"并一面迎英雄到衙﹐一面呈文上报。为怕一介白衣受人冷落﹐特与殷勇结为金兰之盟。在科场上﹐岑秀的卷子因犯圣讳﹐主考不取﹐成公不愿埋没良金美玉﹐奔走设法﹐又将卷子荐给副主考大监临程宏达。在程公的建议下﹐考场诸官员联奏请皇上御览﹐使榜上无名的岑秀以石破惊天的妙文受到皇上的青睐﹐被钦赐内阁中书﹐後又授尚方宝剑﹐出任江浙巡海副都御史﹐主办封疆事﹐扞御之才岑秀平步青云﹐程公不禁发出肺腑之言﹕"老夫为官数载﹐只有两件大快人心事﹐今日得遇贤契是一大快也﹐前者招幕得一少年英雄（殷勇）屡建奇功﹐亦一快事。"这是众伯乐的心声。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君臣际合是至关重要的。试想﹐以自荐闻名於世的毛遂﹐如孟尝君不让其处於囊中﹐则他何以脱颖而出﹖《雪月梅》写了一个慧眼识珠﹐体察下情﹐会用才、不弃才的好皇帝。他降旨特批江浙两省招幕民间勇壮的奏疏﹐并颁布了一系列细则。如"立贤无方"﹐即"不论大小文武官员尽情条奏﹐有抱负者只要是智勇非常之人都可举荐。"又如"制宪受验"﹐即在举荐的基础上由皇帝亲自面试、殿试、武试。这样使草茅英雄不致埋没﹐恂私舞弊者不能得逞。再如"果有英才﹐计攻尤效"﹐即根据才干大小论功封爵。这些严明的措施杜绝了滥冒者鱼目混珠之想﹐同时切实搜罗到一批洗天浴日之才。岑秀及经他推荐而入选的蒋士奇、刘电等人成了社稷江山的左辅右弼。"四朝忧国鬓如系﹐龙马精神海鹤姿。"（唐李郢诗《上裴晋公》）插上理想的翅膀的英豪们终於鸿图大展﹐怎麽能不仰报天恩﹐肝脏涂地﹖於是便有了这样的结局﹕在纷纷的战火硝烟里﹐敌方气炽方盛﹐咄咄逼人﹐而英雄们镇定自若﹐巧於筹划﹐"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为全歼盗寇﹐安国定邦立下汗马功劳。幕客、谋士从来不是独立的阶层﹐必须寄附於"谋主"﹐即他们所事奉的人物阶层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这种意义上的英雄好汉不象被皇帝招安的农民起义军﹐身在曹营心在汉﹐暗藏反骨他们并不希望彻底毁灭可以寄身其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所以﹐陈朗的政治理想不发生在《镜花缘》式的理想国度﹐又未染上《水浒》斑驳的叛逆色彩。陈朗在纸上舖设了一条最现实又最正统的路。然而﹐他未必清楚﹐他所高擎着的封建大旗﹐正在召唤一种进步的人才观。康乾两季是八股科举的盛世﹐对知识分子身心的束缚﹐早已超越了权力与荣誉的归属﹐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习惯势力。陈朗们的黄粱美梦直做到光绪戊戍变法才破灭。 　　一、社会论 　　4、曹家的败落与雍正的改革 　　雍正﹐执政短短十三年﹐很少娱乐﹐绝不巡幸﹐惟日孜孜﹐宵旰操劳﹐从而使政治趋於清明﹐国家统一安定﹐清代的经济自此被推上繁荣的顶峰。但是﹐後人论及康乾盛世﹐却往往将这一位皇帝承前启後的功劳忽略过去﹐而津津乐道於他"篡权谋位"的公案﹐并由此引发出种种流言蜚语。在公众舆论中﹐雍正罪不可恕的"罪行"大约就是"杀兄弑弟"﹐清除异己﹐大抓朋党。诛连所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族也被革抄﹐从一个喧喧赫赫将近百年的世家大族﹐最终落到"瓮牖绳床"、"举家食粥"的地步。史学的研究影响了"曹学"的研究﹐而"曹学"的研究更为清史研究中的"雍正篡位说"提供了反证。如何正确认识曹家的败落和雍正朝政治斗争的关系﹖笔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加以分析。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金陵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文学典型﹐是以曹家为首的江宁三织造为原型的。江宁三织造的另外两家是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李、孙两家都是皇室的包衣。李煦本是曹寅的内兄﹐孙文成是曹寅母亲孙氏的娘家。三家构成了当时一个联络有亲、荣辱与共的特权豪族集团。康熙皇帝是他们的总後台。自从雍正继位﹐同僚戚谊的三织造先後撞到雍正的枪口上。首当其冲的是李家。雍正二年﹐李煦因亏空公款落职入狱﹐并被抄家籍产。李家遭祸後雍正以"组织差员勒索驿站"为名辙了曹頫的职。雍正五年﹐江南总督范时绎奉旨查封了曹頫的家产。不久﹐孙文成也以"年已老迈"为由﹐被撤职。有些研究者认为﹕雍正迫害其父的家奴﹐是为了掩盖自己篡位的事实﹕曹家是康熙包衣家奴和心腹大臣﹐家中藏有大量康熙的朱批谕旨﹐这些谕旨中收有不利於雍正的材料﹐雍正必须销证灭迹而後快。二、曹家与康熙的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关系密切﹐允祀集团是雍正的主要政敌。曹家是被雍当作允祀的党徒来打击的。这些观点乍一听有些道理﹐其实与历史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先从雍正收缴朱批谕旨说起。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康熙驾崩的第十四天﹐雍正立刻下了一个缴批的规定﹕"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着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发现断不恕宽﹐实行从重治罪。"他不仅要求将前朝奏折收缴归档﹐并且要求今後形成一个制度。从密折书写规格、装封、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规定了一套完整的程序﹐不许紊乱。自康熙年间﹐开始实行一种由皇帝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的奏折报告﹐这便是所谓密折。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特权。只有皇帝的亲信家臣才有这个权利。据现存的《康熙朝朱批谕旨》﹐最早的密折大约写於康熙三十三年﹐是苏州织造李煦给康熙的请安折。曹寅在康熙三十六年也开始向康熙奏事。最初的奏折毫无秘密可言﹐内容大都是请安、雨水、收成物价等琐事。曹家、李家是康熙的亲信﹐在宫可面奏﹐在外有折奏﹐事无巨细﹐均可上奏。康熙嗜好江南食物﹐他们在贡献宁鸭、金腿、腐乳的同时﹐顺带将当地要事奏皇上﹐使皇上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来了解官僚的表现和民情。他们充当了康熙在江南的耳目。但今天看来﹐其密折的内容并未涉及到皇子﹐也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那麽雍正为什麽惧怕康熙给三织造的朱批谕旨呢﹖这确实与雍正继位後政权的巩固有关。康熙晚年﹐皇子争储。康熙与众多的儿子虽是亲骨肉、一家人﹐但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杀气腾腾的情景﹐就象《红楼梦》里三小姐贾春所说﹕"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里﹐骨肉之情﹐君臣大义﹐全然消失了﹐只有三纲五常封建道德的虚伪性。雍正最终获得皇权﹐储位之争却没有随着他的嗣统彻底消失﹐其余波仍强烈地震荡着新政。新皇继位﹐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相当一部分实力人物不予认可。各派皇子党纵横捭阖﹐给新君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企图搞垮新政。他们的圈子里不仅有满洲铁杆死党﹐汉族官僚也厕身其中。雍正是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痛恨社会积弊﹐力图使清朝政权从康熙後期的储位之争和朋党之争中解脱出来。而要励精图治﹐必须有一支数量庞大的良好官僚队伍。遗憾的是雍正的支持者却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原来的小集团势力单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政敌太强大。雍正要在势力单薄的情况下掌牢印把﹐就必须采取许多行政措施。建立密折制度实际只是雍正所施行的一系列有效手段中的一个罢了。 　　写密折的人不在官阶﹐而在同皇帝的关系。康熙皇帝通过密折来了解深宫中难以得知的官箴民情﹔同时还笼络了一大批心腹官员。雍正从中受到了启发。公开的题本和奏本在皇帝观览之前﹐已先由其他官员看过。有些事情﹐上奏的官员就不便奏闻了﹔皇帝想知道的从中得不到。为了保密﹐雍正规定了严格的密折收缴制度。这正是对康熙统治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果然﹐在雍正一朝﹐写密折的官员多达千人以上。密折的内容也比康熙朝大大丰富了。君臣筹商国家要事﹐变成了最重要的内涵。雍正正是通过密折制度掌握和控制了大批官僚﹐使自己的新政得以顺利推行。收缴朱批谕旨﹐并非为销证灭迹﹐更非专对曹家等个别亲康熙集团。 　　再谈曹家被抄与允祀集团的关系问题。据《关於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雍正五年腊﹐在江宁织造府查出允□交给曹頫保存的一对高近六尺的巨铜狮。那是帝王才能享受之物﹐允□要它何用﹖於是曹頫被撤了织差﹐落入诏狱。在这之前﹐曹寅的内兄弟李煦早已在抄家过程中被查出替允祀强买苏州女孩的事﹐因谗附允祀而流放到乌喇。当时李煦年近七旬﹐仅一载余﹐便被折磨而死。更早一些﹐曹寅的妹婿﹐雍正的旧侍卫傅鼐也被从盛京户部侍郎任上锁拿至京﹐交刑部治罪。再晚一些﹐曹寅的长婿老平郡王纳尔素又被雍正围禁在家。曹家的亲朋好友均受到雍正的整治。其余的人都为何事得罪﹐史料中记载不详。而曹頫帮助允□匿藏巨铜狮、李煦为允祀送苏州戏子﹐是在对曹李两家的查处过程中被发现的。罪证得於後﹐显然不是他们抄家的主要原因。况且做为皇帝的家奴﹐为皇子们办一些事﹐也是顺理成章的。那麽﹐雍正为什麽要严办曹家呢﹖无疑﹐允祀允□集团作为雍正最强劲的对手﹐对雍正皇权的巩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雍正的主要目标是打击他们。曹、李等是被当作允祀集团的党羽被严办﹐只是事情的导火线﹐问题的本质却关系到雍正大刀阔斧所进行的一场改革。 　　康熙末年﹐吏治败坏﹐贪风日炽﹐库帑日绌﹐日不瑕给﹐生民乏食﹐物价腾贵。当时﹐上官勒索下属肆无忌惮﹐酷吏严刑厚敛是为家常便饭。文官私征滥派、武官吃士兵空缺﹐督抚府州县官亏空成风﹐举不胜举。雍正所接手的是一个财政已亮起红灯的烂摊子。"户部亏银达数百万"﹐"藩库钱粮亏空达数十万"﹐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倘若灾年、战争﹐必定会引起天下大乱。为了巩固新政权﹐雍正不得不清理财政之举。雍正改革财政的第一个杀手□说是"惩罗贪官﹐清理亏空"。他登基不到一年就查出了几十宗大案。紧接着革职锁拿﹐抄家追赃﹐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贪污官吏惶惶不可终日。雍正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堵住其後路。其一将官衙与原藉同时抄捡﹐使官员财产无处匿葳。其二罢官革职﹐使他们不能贻累百姓、搜刮下属﹔其三是畏罪自杀者由亲友代还。对继续贪赃挪用者﹐更是严惩不贷。总之﹐敲骨吸髓也要还清国家亏空。曹家正是其中的一个亏空大户。当年三织造莱膺康熙在江南的政治耳目时﹐经济上一刻没有闲着。曹寅、李煦几乎轮流把持了两淮巡盐御史这一"肥缺"﹐他们在织造任上用"内府"、"上用"等名义肆意搜刮百姓。在供应皇室豪华享受的同时﹐日益增添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曹寅时经历过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花钱如流水﹐成百万地亏空钱粮﹐曾经遭到官员们多次弹劾﹐都被康熙压下去。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突然病殁﹐曹家的亏空未及弥补。曹頫继任後﹐又有了新的发展。雍正本来就不喜欢曹頫﹐曾派两淮巡盐噶尔泰监视查访﹐被弹劾後交给怡亲王允祥代管。直到发生了曹頫骚扰驿站﹐转移家产的事﹐雍正才又严加追究。由此可见﹐曹家由盛转衰并非全是政治迫害﹐主要是撞在了新朝清理经济的风口上。雍正是在清王朝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碰到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员们不顾王朝的前途与命运﹐通过废弛政务法纪、贪污婪享等行动﹐来满足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私利。雍正认为﹐官吏操守如何﹐是国家行政的根本﹐如果官吏贪酷苛暴﹐"即使尧、舜之仁﹐皆成苛政"。针对康熙晚年政治腐败、文武官员萎靡成风的时弊﹐他以精明强干整纲饬纪的功绩﹐为清王朝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作为文学巨着﹐《红楼梦》艺术地再现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正是它伟大的文学成就、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所在。但是﹐历史不能穿凿附会﹐如果先认为雍正得位不正﹐心中有鬼﹐再推及出他对一切知情人要加以迫害﹐这恐怕只是研究者的思路﹐未必合於雍正本来的想法。研究文学也是一样﹐不能因为曹雪芹是一代文学巨匠﹐便以同情替代事实。史实不能臆断﹐文学研究更不能建立在臆断的基础上。 　　一、社会论 　　5、"血滴子"形象略考 　　──从雍正的特务机关和告密制度谈起 　　清末民初﹐中国民众好谈宫闱秘闻﹐即便识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读懂的通俗小说﹐自然成了"讲新话"的最佳载体。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苛严政治的强权统治者﹐关於他的流言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人眼里﹐这位皇帝夺位前老谋深算﹐即位後冷酷无情。他屡行大狱文网森严﹐广布耳目﹐令人谈虎色变……。凡此种种都为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诡秘的色彩。当时的小说以雍正轶事做为谈资的有胡蕴玉《胤□外传》、孙剑秋《吕四娘演义》、紫萼《梵天庐丛录》、和蔡东藩《清史演义》、燕北老人《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等。这些小说言称借史实演绎成篇﹐其实都是择采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其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形象﹕"血滴子"。"血滴子"最早究竟出自何处﹐不可确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类似的艺术构思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借古讽今的作用。然而﹐历史总是有其客观性的﹐雍正到底是一个好皇帝﹐抑或是一个坏皇帝﹔他的强权政治是有利於社会发展的﹐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必须从史实中去加以考察、认定。"血滴子"的形象特征是诡秘、残暴、人治加铁腕﹐艺术原形是雍正朝的特务组织和密折制度。那麽﹐"血滴子"与特务政治的真相是什麽﹖笔者不揣简陋拟加以正之﹕ 　　(1)关於"血滴子"和粘杆处 　　小说是有事实的"影子"。在文人笔下雍正被刻画成精谙武艺、神通广大的阴谋家﹐他的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侠客力士﹐操持着一种名曰"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於千里之外。同时﹐"血滴子"也是秘密杀手的代称。据传﹐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祀）、九弟"塞思黑"（允□）都是为"血滴子"所杀。显然﹐此类荒诞不经的描写不能作为信史。然而﹐雍正确实是以处於弱势的政治力量在夺储斗争中取胜的。他能登上宝座﹐除了本人工於心计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还得力於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这个组织便是"粘杆处"。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还是皇子时﹐位於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的府邸内院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静畏暑的胤□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康熙四十八年﹐胤□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帮助胤□铲除异己。 　　雍正登上皇位後﹐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由小特务充任。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左右﹐炙手可热。 　　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是一个特务组织。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不难推想﹐雍正是把政敌比作鱼、蝉、蜻蜒一样的小动物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 　　"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胤禛降旨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後的行宫并未改覆黄色琉璃瓦﹐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传说﹕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儿子乾隆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时﹐已加以彻底翻修﹐将之平毁无痕。 　　"粘杆处"在紫禁城内还设一个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卫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迅速送往雍和宫﹐再由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後﹐乾隆皇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後﹐"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弛。 　　(2)别出心裁的密折制度 　　告密﹐为君子所不耻﹐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渐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突然遭到皇帝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麽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为何事得罪﹖可以参见雍正七年胤□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奏折。 　　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臣工缮写完後﹐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密折派专人送达。 　　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麽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後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力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洋洋得意於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於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於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奏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利﹔之二﹐有效地控制了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效忠於皇上。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报网的由来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於别人的监视中﹜廙恣慰控w苫涮傅礁婷埽□□臧褡约?"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於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於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章学诚在研究《朱批谕旨》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所叹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还有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後补的侍卫﹐如雍正曾派遣十个御前侍卫到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学习军事。这些侍卫赋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同时身负监视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务﹐应该随时随地向皇帝密报年羹尧的表现。不曾料他们被年羹尧恩威并重收买下来﹐给雍正的密折中充满了对年羹尧肉麻的吹捧。做皇萎h牡貌坏饺魏握媸登榭觯□浅Ｄ栈稹５蹦旮□11褡锸保□□诟□涛赖闹炫□辛□?"卑鄙"令他们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麽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麽。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後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们在《论开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尽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对於他们的发难不以为然﹐继续把密折当作法宝相袭相沿。然而﹐这位新皇帝对於那种训练特务、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过於凶残了。为了替父亲重塑形象﹐掩盖其败政﹔更为了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从此他再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强化情报网、并重用那些专事密报的耳目。 　　二、妇女论 　　6、网未破、鱼先死 　　──析《兰花梦奇传》人物的悲剧色彩 　　中饱撮凳峇屦陷蛤鶄腄潦l男睦矸５□笙嗑锻□□鞣饺俗18馗星榈呐□忆中海□矣谥泵嫜□牖鸬乃伎迹□?"哀而不伤"的中国人却善於把惨痛的场面演变为皆大欢喜的结局。《兰花梦奇传》就是一个装在大团圆套子里的中国悲剧。 　　《兰花梦奇传》成书於咸丰、光绪年间﹐作者吟梅山人有幸步随文学巨着《红楼梦》清晰的辙印、汲取英雄、神魔、公案、人情以及才子佳人、狭邪等各种小说流派的泉水﹐以倾吐蓄积在自己胸中的时代风云。在那个连慈禧太後也只能垂帘听政的对妇女歧视摧残的封建末世﹐铁板一般的坚冰下正蕴动着民主思想的潜流﹐有识之士纷纷口诛笔伐﹐向腐败社会的各种痈疽开战。有感於妇女千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平待遇﹐吟梅山人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功盖须眉却死於丈夫淫威的妇女--松宝珠的不幸遭遇。 　　与晚清那些讥评、谴责社会弊病﹐启蒙愚昧、呼唤新思想﹐揭露黑幕的作品相比﹐《兰花梦奇传》显得不太入流。作者当为饱学而失志的文人。他推崇科举﹐显然深受儒家仁义道德的陶冶﹐这是他的局限。对於松宝珠所受到的封建礼法的迫害﹐他既厉声谴责﹐又为之开脱﹔他赞赏宝珠的美貌﹐又怜惜她的薄命﹔首肯她的才智﹐又忧心她的出众﹔推崇她的功业﹐又断言必妨害儿女之情﹐他用轮回报应、寿数在天的迷信抹杀了宝珠的冤情﹔用热闹非凡的追荐掩盖了宝珠的哭声﹔把宝珠留下的空位让给丫环紫云﹐以填补宝珠去世带给夫家的损失。这样﹐他就在饱蘸着极盛极衰、至尊至卑、大喜大悲感情的笔锋上涂抹了一层复色﹐把这浓烈的感情纳入到中国文学"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轨道上去了。由此﹐与其说《兰花梦奇传》是欧洲戏剧概念中的"悲剧"﹐不如称其为"正剧"更恰当。 　　然而﹐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俯视历史的广角上﹐不会去苛求生活在封建长夜里的小说家﹐也不会幼稚地认为纸上的大快人苳勴丿T兰涞拿缆□藓丁﹗独蓟□纹娲□范运杀χ榈男蜗蟪晒λ茉熳阋苑魅?"团圆"之"迷信"之类的尘埃。基於这样的认识﹐我们得出结论﹕《兰花梦奇传》是一部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悲剧。在思想性方面﹐它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艺术形式上﹐对妇女问题的表现翻出了旧制﹔描写亦颇生动﹐有催人泪下的感人力量。 　　(1)天下第一奇女子 　　用"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这句来概括《兰花梦奇传》的思想艺术特点再合适没有了。书中主人公松宝珠年幼才高﹐文赛崇嘏﹐武胜木兰﹐十五岁中进士﹐点探花﹐十六岁升左副都御史﹐数破奇案﹐十七岁挂帅出征﹐十八岁平定南疆﹐建立赫赫功名﹐并且品貌端正﹐隐忍大度﹐是一个"亘古今无可匹者"的完美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在她身上﹐作者寄予了自己的审美理想。 　　"山川灵秀唯女子独钟"。《兰花梦奇传》开篇第一回就借贾宝玉的话﹕"男人是泥作成的﹐女子是水作成的。"透露出为女子树碑立传的宗旨。这个女子不以节妇烈妇称世﹐而是与男子驾并驱的巾帼英雄。和《红楼梦》一样﹐《兰花梦奇传》写的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生活。在松、许、李三家中﹐宝珠的父亲松仲康是个内阁学士﹐松家七代簪缨﹐家财千万﹔公公许月庵和舅舅李荣书亦是朝臣显宦。这些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家显贵们是大清朝天下的顶梁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代表家族希望的男子汉们又具有怎样才品呢﹖宝珠的父亲为自己一时的虚荣﹐便葬送了女儿的青春﹔丈夫许文卿自视才高﹐却心胸狭隘、性情暴唳﹔弟弟松筠未及成年就学会了"花街柳巷"﹔公公许月庵则是个糊涂已极的书呆子……最使人厌恶的是宰相的儿子刘浩﹐这个地道的流氓无赖专会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怪乎烟波散人在《兰花梦奇传》序中叹曰﹕"窃怪叔季之世﹐须眉所为﹐不啻巾帼﹐傥亦小人道长﹐君子道洁戚熨_舻叩梗□腥缡且□?"吟梅山人把"英雄"的桂冠带在一个女孩子头上﹐不但赋予她历史优秀妇女的崇高品德﹐而且还把多数只有男子才具备的才智、胆略和功业集中在她身上﹐足以使那些自视非凡﹐实则平庸拙劣、品格卑微的男人们瞠目结舌﹐自惭形秽。 　　"情即是幻﹐幻即是情"。作品借塑造完美的妇女形象以及美好形象的厄运来揭露封建末世的不可与之谋﹐表达了作者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传奇者贵幻"。在创作方法上﹐吟梅山人又是浪漫主义的。他直接承继中国小说虚实相间﹐真幻互出的传统﹐模仿"红楼梦"写了一个人间的"梦"﹐寓言於其间。宝珠有一异人之处﹐每到夏日﹐身上便溢出奇香﹐後经道士松鹤山人点破﹐才知她原是兰花仙子﹐花仙临凡﹐要在人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作者在"梦"境里描绘的是自己理想的春天。"春天"系於一个"情"字﹐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声明的﹐这部书"大旨谈情"的"情"。这个"情"比情感﹐爱情有更深广的涵意﹐应该是指作者所赞同的个性解放和社会平等。但"梦"毕竟是空的﹐在梦里作者把"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归结为"弱草轻尘真是幻……始信浮生一梦中"。表达了作者心头深深的失落感。 　　"极骇人之事""极近人之笔"。文能治国﹐武能略疆的松宝珠﹐在显赫的外表下有一颗柔弱的心。作者没有一味写她的风云气﹐而自始至尽都在舖垫她的儿女性。她的春困不亚於杜丽娘﹔她的不自主超过了崔莺莺﹔她的忧愁和眼泪可与林黛玉比肩﹔她在婆家的非人生活远甚於刘兰芝。这使她的形象十分真实可信。尤其是前五十回写宝珠的闺阁生活﹐通过裹脚、伤春、染病、思家、赐婚等情节表达了妇女深切的痛苦。从男扮女装的第一天起﹐她就常在月下灯前暗自落泪。她忧心自己莫测的前程﹐为此背着父母偷偷裹了脚。小脚不堪远行ㄐ桩澈涹戚戚怜碻腄扑懂敯g□戳四蜒缘目喑□Ｔ谄蕉□辖□恼髡街校□□□□□睿?"淘空了心血"﹐患上了妇女病。第三十四回中她叹息道﹕"人看我虽然安富尊荣﹐不知我的命最苦恼不过﹐自从十四岁去了父亲﹐把我矫揉造作﹐弄得我欲罢不能﹐几年内不知受了多少风波"。别人家十七岁的少女也许还没有出过闺门﹐而她已经统帅万军﹐远戍边陲。每当想家﹐不禁耍起女儿娇嗔的性子来﹕"什麽国家大事﹐也不能捆在我这个小女孩子身上﹐我要不管﹐就不管了﹐谁敢奈何我。"父亲逼她洗去铅华﹐家绍书香﹔母亲亦不赞同她易取冠而钗﹔姐姐用严格的家法来禁锢她的情感﹔许文卿发现她是女扮男装﹐即用挟持的手段逼她许婚﹔皇帝则把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推上了国家安危的风口浪尖。其中的尴尬非男子﹐也非女子所能兼而体味。终於﹐超负荷的苦恼和不幸汇成一股激流冲垮了她生命的大堤。这是作者写得十他成功之处。非对妇女有深切同情和了解者不能为之。 　　(2)在更高层次上的落笔 　　《兰花梦奇传》带有明显的"反夫权"、"争女权"的倾向。比起以往写妇女问题的小说﹐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封建社会的妇女所受压迫太深﹐不得不为作人的起码权利--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前後仆继地奋斗。在文学史上因而演出了《牡丹亭》、《西厢记》、《杜十娘》、《白蛇传》、《红楼梦》等斗争史话。於是墙头马上﹐逾门钻穴﹐私订终身後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故事层出不穷。"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似乎成了妇女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然而﹐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後﹐妇女的幸福就有了可靠保障吗﹖《兰花梦奇传》提出了疑问﹕ 　　即使爱情婚姻能够自主。松、许、李三大家族﹐儿女们互为婚姻﹐离不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唯独宝珠有与男子自由交往的便利。她与许文卿是同年﹐又是同事﹐互相属意﹐酿成婚姻。双方才貌相当﹐门户相对﹐既不存在地位的潜越﹐也没有来自第三者的障碍。象她这样位居於上层的妇女﹐婚後生活尚且不幸﹐一般妇女的情形便可想见了。宝珠的婚姻悲剧说明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妇女除了和男子一样要受到政权、神权、族权的压迫外﹐还要受夫权的统治。封建的一整套制度不改变﹐就没有妇女的幸福可言。 　　即使宝珠没有夭折。宝珠和姐姐宝林原是一对花神﹐寿数天定﹐是不会生育的。宝珠自从还其女儿身後﹐克勤克俭﹐以全妇道。嫁到夫家﹐尚在新婚燕尔﹐她就逆来顺受﹐曲意奉承﹐而丈夫许文卿却时时在耍威风﹐口口声声斥责她﹕"竟忘却自己是个女人了"﹐试想﹐如果今後宝珠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後为大﹐"她最终定将遭到丈夫的厌弃。即使宝珠嫁给了皇帝。宝珠曾感叹自己﹕"当日拿错了主意﹐只说故人情重﹐堪托终身﹐谁知好事未谐﹐初心已变。"随着对做一个女人的滋味体会的加深﹐她越来越为自己的终身颤栗、痛苦。当朝皇帝曾对她十分眷注﹐屡次写诗赠词表白心迹。他封她为升平公主﹐并让其全家共亨尊荣﹐赐婚时他对宝珠的公公千叮咛万嘱咐﹕"你这个媳妇﹐朕所钟爱﹐你须青目视之﹐如有凌虐之情﹐以违旨论。"皇帝为什麽对宝珠格外垂青﹖第五十回中写道﹕皇帝见宝珠换了女装﹐容貌娇柔﹐旷世无双﹐心中十分爱慕。亲自为她点宫砂试清白。皇帝看中了她的美貌和贞节。当她跪在殿前﹐表白自己心愿"循迹空门﹐长斋绣佛"的心愿时﹐皇上心里想的却是﹕"只恨她为捷足者先夺去﹐不然倒是自己的一桩好事。"这样的好事如果成就﹐宝珠开始了以色事君的後妃生涯﹐又能有几时好呢﹖ 　　即使不隐去女儿真貌。宝珠从女人到"男人"﹐又从"男人"到女人﹐经历了几番曲折。唯其女扮男装才为她才干的发挥启开一扇方便之门。尽管这样﹐她超凡脱俗的容貌仍然招致了许多祸灾。色狼一般的刘浩首先在她身上嗅出了女性的气味。四次设下圈套﹐妄图调戏霸占她﹐幸亏宝珠足智多谋﹐狠狠惩罚了这个花花公子。但是﹐恶势力是不肯轻易放过她的﹐中伤她的谣言又满城沸扬。许文卿闻讯﹐立刻穷追不舍﹐迫她允婚。试问﹕如果宝珠不隐去女儿身份﹐别说施报负﹐做一番事业﹐恐怕早成了公子王孙们枪口下的猎物。 　　(3)"利他精神"的失败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包括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尊卑、贵贱、上下等级制度和道德准则﹐把政治关系和家庭关系合为一体。又具体化为"三从四德"牢牢禁锢着妇女的思想﹐捆绑着妇女的手脚。松宝珠从小受到的是正统的封建道德教育。这一整套道德准则要求把君主、家长、丈夫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条件地牺牲自己。松宝珠正是这样做的。这种"利他精神"和"无我意识"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妇女人格变态的典型特征（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说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但是在一片哀乐中﹐她的自我牺牲早被遮掩得黯然失色。 　　勇赴家难﹐甘为孝。松宝珠十三岁起就为继承祖业挺身而出。她传奇般的经历首先是她的父亲松仲康一手制造出来的。宝珠降生的那天恰是父亲四十大寿﹐因家中无子﹐为凑热闹﹐将错就错﹐通知亲友生了儿子。十三岁乡试中魁﹐从此一发不可收﹐以长子身份支撑门庭。十四岁父亲去世後﹐她又听命於新的家长--母亲和姐姐﹐拉扯弟弟。她的牺牲和努力为家庭带来了莫大的尊贵和荣耀。姐姐、妈妈、弟媳都因她屡受册封﹔大弟弟官至极品﹔小弟弟也做到侍郎督抚。连夫家也因她得了世爵世袭﹐丈夫、公公都连连升官。然而﹐在美满的大局中﹐却没有她个人的丝毫美满﹐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家规的管制。第四回中﹐她因与文卿同游﹐勾起了伤春的愁肠﹐回到家便写了两首春兴诗﹐被姐姐发现後﹐立刻受到质问拷曾o?"终日在外边﹐与男子相处﹐若不驾驭一番﹐闹出笑话来就迟了。"在封建家长的眼中﹐她只有尽孝、守节的义务﹐而不能有任何的思想自由的权利。 　　弱女拜大将﹐忠於君。松宝珠为官後堪称忠君模范。一方面是百姓的清官﹐认真勘验"小妾谋夫案"﹔明断"弟媳紊乱宗支案"﹔判明"亲兄谋杀亲弟案"﹐另一方面﹐她又是皇帝得力的佐臣。当听说海疆闹寇、国家危难时﹐她不顾年幼﹐上表请战﹐被皇帝封为兵部侍郎﹐经略大臣﹐总办海疆事务。她开导母亲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又道事君能致其身﹐身子都是君的﹐敢不替国家办事吗﹖"当时﹐她正与文卿订下百年之好﹐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却毅然抛却私情﹐奔赴疆场。在战场上﹐她调度有方﹐指挥若定。她的胸襟、胆略﹐连男子都望尘莫及。 　　忍辱全妇道﹐振夫纲。自从出嫁为人妻後﹐宝珠的命运就发生重大转折﹕从至尊转为至卑﹐由极盛趋向极衰。许文卿并非不爱宝珠﹐婚前曾苦苦追求﹐死後亦伤心痛悔﹐但他毕竟是宝珠的丈夫。宝珠从同年、同事而成为妻子﹐也就一个平等的人变成了他的附属品。他对妻子如狼似虎的统治﹐是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必然产物。首先他把宝珠视作奴仆﹐要求他好夫之所好﹐恶夫之所恶﹐温柔顺从地成为体现丈夫意志的工具。因为紫云无意间将他欺凌宝珠的事告诉了许夫人﹐这便触怒了他。他竟取过一只界尺﹐逼着宝珠亲手抽打紫云﹐以示惩罚﹐非如此不肯罢休。其二﹐他把宝珠看成自己的陪衬人。认为妻子聪慧虽奇货可居﹐但不能超过丈夫﹐只能做丈夫娱乐和满足自尊心精神武器。他要宝珠代他作画﹐以炫耀於朋友﹐当宝珠推辞时﹐便大发雷霆。他让宝珠陪他吟诗作对﹐可是当宝珠胜他一筹时﹐又怒形於色。更有甚者﹐他完全把宝珠当作自己的玩物。他眼中所欣赏的只是宝珠雪白的脖颈和瘦不盈握的"金莲"。他不顾宝珠的尊严﹐竟要她充当歌妓舞女﹐弹琴唱曲以供自己取乐助兴。多麽触相惊心的事实。噫﹗做女人难﹔做一个才华超群的女人更难﹔而才华超群的女人所嫁非人﹐那说难上加难。封建社会就象一张密密绾结的大网﹐何处是鱼儿的出路呢﹖ 　　二、妇女论 　　7、为巾帼扭曲的灵魂谱写一曲哀歌 　　──《林兰香》主题侧论 　　封建宗法社会特地为妇女们制定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诸如"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言、妇功﹔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什麽"烈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成为女性难以摆脱的沉重的精神桎梏。历代统治者还使出种种手段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固化这种精神牢笼。除了西汉刘向的《烈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充作垂训闺阁的道德经典外﹐史乘方志中有关女德的篇章也蔚为大观﹐《後汉书》、《明史》、《清史稿》烈女烈传长篇累牍﹐舆论声势何等甚嚣尘上。可想而知﹐在茫茫的漆黑之夜﹐中国的女性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人格﹐她们世世代代以谨守那些僵死、腐朽的禁锢为楷模。多少优秀善良的女性因受到禁锢﹐不得已以身相殉﹔又有多少才华出众的女性在这种风霜刀剑严相逼的人文环境中虚度一生﹐甚至为社会所不容。中国家庭结构的核心是男权中心和父权制﹐具体地体现为一夫多妻制。在窒息性的文化气候中﹐女性毫无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她们所有的人生价值只是做男子的附属物。《林兰香》就是一部反映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家庭文化的典型之作。它通过明初开国元勋之後耿朗的家族史﹐反映了一个封建官僚家族自洪熙至嘉靖百余年间的盛衰荣枯。全书六十四回﹐牵涉人物达三百二十个之多﹐规模颇为可观﹐耿朗之妾燕梦卿短促一生的悲剧才是整部小说的精魂。《林兰香》的作者不可确考﹐但编辑者呯X迪率课□磬□谋□缢□３龅陌□竞湍藕埃□渌枷胍庖逶对兑绯隽诵::的谌莸木窒蕖? 　　(1)主旨﹕张扬传统"女德" 　　作者对燕梦卿的品行无比赞赏。显而易见﹐小说家是不能免俗的。其实任何一部明清小说在写到妇女时都没有离开过咏唱贤妻良母孝女的事迹。《林兰香》中的燕梦卿正是一个这样的典型。她本来可以幸福地成为人妻﹐不料临近婚期﹐其父燕玉突遭奸人构陷。燕梦卿为救父情愿入宫没为宫奴以代赎父罪。她的"白马王子"耿朗只得另聘林云屏为妻。苦苦挨了一年後﹐父亲的冤狱得到昭雪﹐梦卿才得还自由之身。历经苦难的燕梦卿信念未泯﹐她坚持"一女不嫁二夫"﹐表示"生为耿家人﹐死为耿家鬼"。耿朗喜出望外﹐宁为耿朗之妾不愿另嫁的梦卿第二个壮举更让朝野震动﹐皇帝赐旌表曰﹕"孝女节妇"。耿朗共有娇妻美妾五房﹐在这样复杂的家庭里﹐屈居"二娘"的梦卿谨守妇道﹐对丈夫的放荡行为善言规劝。丈夫生病﹐她断指以疗夫疾﹔耿朗出征她割发为夫结甲护身。但丈夫并不理解她﹐反而猜忌她﹐有意与她疏远。曾经维持着燕梦卿思想言行的道学教条﹐很快变成了套在她脖上的沉重锁链﹐她出众的才华和美丽﹐成为妻妾们诽谤的依据﹐并让耿朗嫉妒。"风刀霜剑严相逼"﹐这个才华出众的女人﹐不得不一步步地降格﹐处处约束自己。极端抑郁的情绪使她美丽的青春很快暗淡了下去。 　　无疑﹐作家主观上想把梦卿写成一个体现道学理想之"神"﹔然而﹐站在我们面前的却一个多虑多病、陷於困境的可怜女人。道学常常是她希图表现自己、创造生活的一种方法。她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天赋﹐想使自己成为实现自我的人--人中佼佼者。不幸的是﹐她把这种要求纳入道学这一文化心理定势中。她癒是严肃认真地力求肯定自我﹐实现自我﹐癒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有意义的人﹐反而癒不成其为"人"。她所嫁非人已为自己的命运辅设了一条险径。她既以道学作为其一生的精神指南﹐那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是传统妇德杀死了燕梦卿﹗ 　　(2)变调﹕怀疑男尊女卑 　　作者对燕梦卿的死无比惋惜。燕梦卿活在小说中仅有三十六回﹐她的悲剧与中国大部分小说中的爱情悲剧不同﹐不是那种外在的社会力量对真纯爱情的破坏﹐诸如父母、门第、地位等等原因所造成的悲剧﹐而是在有情人已成眷属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就使人们不得不对神圣美好的爱情产生疑虑和失望。耿郎与燕梦卿两人年貌相配﹐门第相当﹐耿朗曾为梦卿相思成病﹐婚前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因此﹐梦卿悲剧超出於当时一般小说的高度。 　　梦卿的悲剧是一贯的﹐其父燕玉是一个进士出身的正直廉洁的官员﹐梦卿自幼聪明异常﹐按照当时"淑女"的标准﹐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少女﹐德才工貌﹐样样努力﹐样样出色。她"幽闭贞静﹐柔顺安详"﹐"比玉香犹胜﹐如花语更真"﹐并且多才多艺﹐"颖异不亚班昭﹐聪明恰似蔡琰、深明闺阁理﹐洞识古今情。"在当时社会﹐这是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最优秀的女性形象﹐它是时代对女性的审美理想的显现。少女时代的燕梦卿能够感受这种光荣所给予她的满足和欣喜﹐她个性与理想的矛盾已露出端倪。 　　梦卿生活在道学的思想氛围里﹐她的悲剧就不在於反抗这种思想而碰壁﹐而是在於一种奴化的强制﹐她强迫自己去做伦理思想规范下的"理想"女性。但是﹐她的个性、天赋却与这种思想格格不入。从精神气质上说﹐她所负有的突出的才华使她不愿碌碌无为。小说第五回梦卿曾赋白梅一绝句云﹕"闻说江南并雪开﹐萧闺何幸一枝来﹐却怜柔素与奴似﹐些子春光占帝台。"作者评曰﹕"看这诗﹐分明是梦卿自比﹐言自己虽一介弱女﹐欲与燕京人物分一席也。"这便是梦卿性格上的好强的根本原因。然而﹐道学思想又不能容忍有个性的女人﹐芊撩r姥?"淑女"的标准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梦卿所受的教养使她把道学思想奉为金科玉律﹐这些教条深深地印入她的脑子﹐形成了她的思维方式﹐控制着她的言行举止。对她来说﹐挣脱教条束缚的念头是大逆不道。梦卿尽量地要求自己在当时道德伦理的规范下﹐做出一些常人难及的举止﹐在行动上把道学对女人的要求推向极端。梦卿牺牲自己代父赎罪﹐恪守道学教条而不惜以千金小组的身份下嫁为妾﹐为耿朗割发断指等等行为﹐有她天性上的善良的成分﹐但潜意识里又有惊世骇俗之功名的渴念。这种强化了的自我牺牲精神﹐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梦卿有超乎常人的克制力﹐表现在她惊人的忍让、温顺、淡泊和随和上。梦卿作得好诗词﹐写得好书法﹐并且极有绘画的才分﹐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无时不在窒息着她的艺术气息﹐所以﹐她深知不能奢望在这些方面留下一些後人传扬的东西﹐虽偶尔技痒难熬﹐但心理上又不得不摈斥它们。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不是卫夫人﹐不是李清照﹐而是孝女和节妇。她远比正妻林云屏能干得多﹐既能从大的方面合理调度家庭收支﹐又善於小心收拾﹐对僮仆知人善任﹐连她婆母康夫人都为她赞叹﹕"赏罚奴婢﹐从不自作威福﹔教导丫环﹐从不轻施责詈﹔俭所当俭﹐全无小户规模﹔丰所当丰﹐总是大家气度。"作为一个侧室﹐她恪守自己的身分﹐从不准备凌驾於妻之上。她的隐忍、自我克制本身就是道学女性理想的"感性显现"﹐具有模范的意义。一个女人蒙昧地活着乃是不以德之为德也﹔而有才却守愚﹐这需要巨大的意志力量和献身献身。这﹐才是道学伦理的最高境界。 　　梦卿未嫁时﹐有一天与耿朗之妾宣爱娘不期而遇﹐宣爱娘在燕家坟院的墙上题诗一首﹕"情辞委婉、令人可爱"﹐梦卿读後很欣赏﹐自思道﹕"我梦卿生长深闺﹐无一知己﹐似这般女子﹐又只空见其诗﹐殊令人可恨﹐不免用他原韵和诗一首﹐写在旧诗旁﹐或这女子重至旧地﹐见彼此同情﹐亦可作不见面的知己。"因无随身笔墨﹐乃取下一支金兰花簪儿﹐在石灰上划出诗句来。诗写得颇成功﹐她自顾吟哦不已﹐把金簪也忘在墙缝里﹐以至为耿朗拾去。梦卿回家後﹐这种显露才华的快感很快变成精神上的负担﹐她为自己的不守女规担忧、惶恐﹐几至於产生一种犯罪感。她如此规矩娴静﹐严谨过人而有此失﹐其实是寻觅知音之心太迫切了﹐梦卿的潜意识中始终期待有人来发现她﹐欣赏她。而她在题诗後愁肠百转﹐其内心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如何维护自己'淑女'的形象﹖"作一个孝女、淑女﹐是她十分珍惜的﹐怎麽愿意失去呢﹖在才华、声名和道德规范之间﹐她苦苦地挣紮着﹐无法找到一个相谐点。 　　梦卿这种特有的超凡脱俗的品格﹐在她婚後复杂的环境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小说中多次写她的挣紮和努力﹕ 　　却说耿朗一日无事﹐在梦卿房内夜话﹐是时乃宣德四年九月中旬﹐清商淡淡﹐良夜迢迢﹐桂魄一庭﹐菊香满座。春畹行酒﹐便坐小饮。耿朗道﹕"饮香醪﹐看名卉﹐已是人生快事﹐况又国色相对﹐各在芳龄﹐志愿足矣﹐又何求哉﹗"梦卿听了﹐低头不语。耿朗道﹕"卿何心事﹐忽忽不乐﹖"梦卿道﹕"妾以鄙弱之质得侍君子﹐私心自幸﹐有何不喜﹐惟愿上则尊祖敬宗﹐以作九个叔叔领袖﹐下则修身养家﹐以为後世子孙法度﹐若美酒名花﹐只不过博一时之趣﹐益处不少﹐损处亦多﹐若不知检点﹐则费时失事﹐灭性伤生﹐以所难免。"耿朗道﹕"我於花酒虽则留心﹐绝不致太过﹐又得卿不时提撕﹐想将来亦不致受损。卿与我名虽夫妇﹐实同朋友矣﹗" 　　乍一看耿朗对梦卿很尊重。梦卿初嫁时已明确地表现了自己对爱情婚姻生活的理解和追求。那时她与耿朗新婚燕尔﹐不觉得扭曲了对生活的真趣。可现在﹐她的一番严肃劝谏ヸ瑐|□床坏□ㄐ耍□□易鲎鳌９16试扪□?"名虽夫妇﹐实同朋友"一语﹐正是夫妻感情产生裂缝的开端。在封建社会﹐丈夫把妻子引为朋友就意味着不把她作为女人。精神上的知遇正是梦卿所企求的。为了这种精神追求﹐她抛弃了爱情的真性而全不知晓。这一切都为表面潇洒﹐实则庸俗的耿朗所不容。 　　(3)意蕴﹕呼唤人性复归 　　作者对燕梦卿的遭遇无比不平。燕梦卿是个见义勇为、有着义无反顾的精神的奇女子。小说中曾把她比为贾谊。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的确相通。 　　以梦卿的气质﹐她的行动绝不同於流俗。她从心底里看不起耿郎之妾"香儿、彩云之放荡淫戏"。作为年青女子她需要爱情﹐但她却常常把爱束之高阁。程朱理学使她对爱情先有了一道厌恶的心理防线﹐自然的感情在她看来是卑下的。她过人的才华使她为爱情规定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她不应该向普通女人那样沉迷、依恋﹐而是从精神上把爱情传达给对方﹐为此﹐她不惜扭曲了天性。可悲的是﹐当她把真情传达给丈夫时﹐风流、平庸的耿朗只感受到教育、劝告﹐远不如香儿、彩云之娇嗔可爱。 　　在燕梦卿所处的环境中﹐耿朗是她唯一可以爱和可以从他那里接受爱的异性。为了做一个出色的堪为楷模的贤妻﹐她彻底否定了个人存在的意义﹐虚伪的道学造就了她狭窄的思维方式。当舅父郑文问她﹕"甥婿之为人﹐甥女以为何如﹖"梦卿竟言不由衷地说了一通大道理﹕"夫者﹐妇之天﹐万有不齐之物皆仰庇於天﹐妇人一生苦乐皆仰承於夫﹐以妇而议夫之是非﹐犹以人而议天之寒暑灾祥也。"郑文道﹕"此论大是。甥女姐妹五人（指妻妾五人）同处一室﹐能无各有是非乎﹖"梦卿道﹕"是非朝朝有﹐不听自然无﹐若五人各以长争长﹐便如五色之不能相混﹐惟以短济短﹐即如五味之相和矣。"从理智上说﹐梦卿没有在说谎﹐但在感情上只是大而无当的一种掩饰。她怎麽能说出夫妇关系的疏远﹐妻妾间的勾心斗角呢﹖她生活得太沉重、艰难了﹐道学的原则甚至剥夺了她痛苦的权利。过分的克制使她的言行显得那麽矫情。这是她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林兰香》深受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林兰香》也写耿朗的风流潇洒﹐能诗能文。但作者更懂得耿朗的平庸。在爱情上﹐耿郎怜香惜玉﹐但没有深刻的感情﹐更没有专一的对象。对於女人﹐他只视作玩乐的对象加传宗接代的工具。他无法接受一个试图从精神上干涉他﹐给他施加压力的"悍妇"。尽管梦卿处处严以律己﹐力图做道学所理想的淑女﹐但在耿朗的眼里﹐她远非合乎理想﹐因为她犯了道学中的一条很重要的教条﹕"女子无才便是德。"梦卿是矜持的﹐察觉到耿朗对她的有意疏远之後﹐她内心的自信崩溃了。丈夫冷淡她﹐这一切就不再辉煌﹗她受到打击远比别人沉重的多﹐不仅是爱情的失败﹐更意味着理想和追求的破灭。她整个人都变了样子﹐请看梦卿被扭曲了的模样﹕ 　　一日﹐秋雨晚作﹐梦卿方倚窗听芭蕉碎响﹐耿朗突然而至﹐且道﹕"知二娘寂寞﹐特来赏雨。"梦卿即命夏亭秋阶条几设榻﹐丹棘青裳行酒烹茶。耿朗连饮数杯﹐因笑道﹕"饮香醪﹐看名卉﹐已是人生快事﹐况又国色相对﹐各在芳龄﹐志愿足矣﹗今日必如中秋夜﹐醉而後止。"梦卿道﹕"中秋好月﹐今夜好雨﹐须畅怀以看菊花洗妆也。"耿朗见无别项言语﹐乃畅意大饮。须臾秉烛﹐花气越香﹐雨声越大﹐因戏梦卿道﹕"吾为卿洗妆如何﹖"梦卿笑而不答﹐於是乘醉便移待香儿、彩云之谑浪狎邪以待梦卿﹐梦卿亦受而不辞﹐次早欢洽如昨﹐色笑依常。 　　在第三十回的这段描写中﹐读者不难从梦卿的强颜欢笑中听见她内心的暗泣。这次饮酒﹐是耿朗对梦卿积愤的发泄。他故意使用上次饮酒时同样的语言﹐当他看到梦卿已不敢犯冒他﹐一种征服的满足充满了他的全身。他开始了全方位的对梦卿的报复。梦卿没有反抗﹐她的沉默表现了她的不凡。然而﹐她的才能、识见和精神境界是她自己无法掩饰也不能泯灭的。小说中写到耿朗满意地感到自己报复了梦卿之後﹐"走在各处一看﹐见东套间衣架上搭着一件染过衣服﹐便是中秋夜酒污的﹐只道梦卿又要借此谏劝﹐幡然变色﹐茶不饮﹐汤不用﹐怏怏然走了出来。"感觉告诉他﹐被征服只是一种假象﹐他终至黔驴技穷了﹐冷淡和疏远梦卿确实成了他唯一有效的方法。此後他根本不进梦卿的住所﹐时时处处刺激她。他出征後往家里寄诗﹐竟有意无意将梦卿遗漏掉﹗这﹐终於形成对梦卿最有力的一击。 　　燕梦卿彻底丧失了生存的勇气。对於具有梦卿这样才具的女人来说﹐一旦陷於窘境﹐躯体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她的理想是做一个淑范长存的贤妻﹐现在她失去了最後的机会。前途如同枯井﹐再没有荣水滋生。当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时﹐面前只有死路一条。她在生下一个男婴之後寂寞地死了。这耿家的第一个孩子本可以给她带来荣耀和牢固的地位﹐也会让她享受到天伦之乐。梦卿不是凭着本能和对生活的天然兴趣生活着的人﹐她生活在的一个很强的理念世界里﹐一旦这个理念世界崩塌了﹐她"样样都比人强"的强者境界﹐便成为"件件都不及人"的弃妇境地。 　　《林兰香》歌咏的是旧"女德"模范的实践者。燕梦卿是一位具有无比纯净和高尚美质的妇女﹐尽管作者把她身上固有的人性的闪光纳入到旧女德教条的范围里﹐其圣洁的光辉仍然掩盖不住。这位巾帼把自己的精神生活自愿地受制於道德规范﹐以此为最欣慰的归宿。她﹐将作为封建祭坛上的一个牺牲品﹐永远给後来的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三、家庭论 　　8、漫谈中国古代人情小说的亚文化形态 　　在中国﹐诸子百家历经君王传承朝代更替﹐为人们所熟知﹐但是稗官野史﹐流传保存至今﹐能为人们所知悉者能有几何﹖人们耳熟能详并深受其文化影响的不外是《三国演义》、《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三言”、“两拍”等中国古典小说﹐若把小说中的品类分为三六九等﹐涉及风花雪月而屡遭封建王朝禁毁的“人情小说”乃至艳情小说或称爱欲小说很不公平地被划作品级中的下品﹐排斥在等而下之。 　　将人情小说作为流派研究﹐清晰地勾勒流派概貌的要算是鲁迅。早在《小说史大略》中﹐鲁迅已独辟“明之人情小说”一章﹐探讨“佳话”滋生的原因及命名“人情”的缘由。尔後论者纷纷﹐多立异名﹐诸如“世情”、“言情”、“风情”、“艳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命名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一流派的某些特点﹐但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命名“人情”似乎更符合流派特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又对《小说史大略》的论述作了修改﹐他指出﹕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原来﹐人情小说之命名是依据这一流派记人事、不甚言灵怪的题材特点。人情小说通过描写家庭盛衰、情侣悲欢离合来反映社会﹔家庭婚姻和社会世态融合成了这一流派作品内容的特色。人情小说被禁的原因主要是“诲淫”。即使连《红楼梦》这样“士大夫爱玩鼓掌”的小说也在所难免。《红楼梦》描摹的痴男女情性﹐其字面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柔也”。（清陈基元《庸闲斋笔记》）﹐可是﹐历代的禁毁小说书单都少不了《红楼梦》﹐连它的“续书”统统都被列入“特衍诲淫之谬种”而难逃法网。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特定内含。儒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统治思想﹐曾经熏陶人民长达二千余年之久。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学说﹐由孟子、荀子等所发展﹐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中已成为显学﹐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等汉儒的阐发补充﹐从此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至宋、明理学的影响﹐几乎支配着中华民族全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明清小说的身份并不高雅﹐它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也不像“诗言志﹐歌永言”那样受圣人的青睐。在明清小说中﹐人情小说更是无“经”可“宗”﹐无“圣”可“征”﹐不登大雅之堂﹐注定了被排斥在庙堂文学之外。 　　人情小说是地地道道的亚文化。相对於制度性文化来说﹐亚文化是某阶级所独有的﹐处於制度化前的个性较强的文化﹐从文化形态上来看亚文化属於由创造主体直接用以表现自己理念的文化﹐是阶级心理在社会屏幕上的投影﹐是由於阶级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为什麽说人情小说是亚文化形态呢﹖理由有三﹕ 　　(1)写世态 　　亚文化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前奏。人情小说是以创作主体的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反映了表现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特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心理都有足引以自豪的高尚而纯粹的因素﹐亦不免有平庸、卑鄙﹐甚至落伍不时宜的成分。人情小说被正统观念所鄙夷是因为在艺术上失於自然主义的描写﹐但是它以不可替代的具体性和真实性﹐摄下了古代各阶层各方面的生活面貌。除了《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宏篇巨着﹐明清以来名不见传的散落各地的人情小说有上百千计﹐它们不光写情场角逐、家庭琐事﹐而且也涉及宦海升沉、战争风云。当然最多的则是写都市风光、里巷琐事、发迹败落、商场危途。市井细语里有世态人情﹐吃喝玩乐里蚘蜞夆l缟小Ｏ钢氯胛５赜吵某稣□鱍俏幕□旱奈幕□奶□Ｉ婕叭松□壑怠５燃豆勰睢11缤烈馐丁12彝□勰睢19诮坦勰睢５窳楣邸19乌□邸19□斯郏□□诵牟糠质切园□邸17杲诠邸11橐龉邸11砝止邸? 　　自从《红楼梦》诞生以後﹐读《红》、仿《红》、学《红》之作蜂涌而出。产生於嘉庆年间的《风月鉴》﹐从书名到人物﹐到许多情节、环境﹐都显露出仿红的痕迹。它也写簪缨之家的显赫热闹﹐贾宝玉似的贵公子常敏无心仕途﹐天天带着妻妾们啸风嘲月。当然﹐无论思想、艺术水平比之《红楼梦》均等而下之。有人说﹐常敏不象贾宝玉﹐更象说部中的唐伯虎。还有写宫廷生活、以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为题材的例子﹐如《阃娱情传》﹐描绘了武则天宠幸面首﹐祸国殃民。有以农民起义为背景写起义军将领私生活的﹐比如《春秋闹》、《灯月缘》都是写李自成打入北京坐龙庭後整个皇族生活腐朽的。此外﹐有写商人和士子的﹐分别如《绣屏缘》和《浪史奇观》﹔有写和尚、道士的﹐如《灯花梦》、《觉後禅》、《八段艳》等﹐这些作品是道道地地的爱欲小说﹐赤裸裸地鼓吹一种性交的文化﹐比如道家的内丹、房中术﹐佛家的八种劝诫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性文化的记录﹐虽然粗制滥造的不在少数﹐毫无审美价值﹐但一幅幅活生生的众生相﹐无不汇集着古代文化生活的宝贵资料。 　　(2)写人欲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作品﹐在这部家喻户晓的世情杰作中﹐作者从多方面展现了那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人﹐一来到世界上﹐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在诸种人生欲望中﹐最为人们所渴求的是什麽﹖《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五回﹐写吴月娘识破潘金莲和陈经济的奸情﹐薛嫂想趁机卖掉庞春梅时﹐有这样一节描写﹕ 　　春梅见妇人闷闷不乐﹐说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於是筛上酒来﹐递一锺与妇人﹐说﹕“娘且吃一杯儿暖酒﹐解闷解闷。”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我们故且置文字的粗俗不论﹐“人反不如畜生”的潜台词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的“人”﹐有着生理的和心理的欲望要求﹐它应该很好地享受人生的各种欲望﹐而且应当比禽兽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来满足和享受属於个体的欲望渴求。诚然﹐作者的这种对人生欲望追求的感慨﹐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性、动物性的生理基础之上的。我们也不妨把它看做是对人生欲望追求的肯定﹐这样才不致於亵渎作者的良心。 　　“依翠偎红”的生活﹐是当时一般士人和市民所追求的生活情趣。《金瓶梅》的开场诗说﹕“坠西山月出东﹐百年光景转飘蓬。点头才慕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发翁。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崇尚现世享乐的人生观。这种“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的艺术描写﹐在全书俯拾皆是。李瓶儿就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对欲望追求非常强烈的艺术形象。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有追求“情欲”的天性﹐而且这种追求“情欲”的渴望表现得十分强烈。只有当它感到满足时﹐人才会感到畅快和幸福。否则﹐心灵甚为压抑和痛苦。这一切﹐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物质的人的正常欲望﹔人﹐本来就该充满活力﹐清新活泼﹐是自我的主宰者和幸福的崇拜者。 　　除了兰陵笑笑生等人﹐晚明清世情作家还有﹕徐谓、汤显祖、冯梦龙、凌□初、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大批阙名、化名的作家﹐《牡丹亭》叙杜丽娘读毛《诗》“关关雎鸩”後﹐“讲动心肠”﹐丫头春香转述她的感慨说﹕“关了的雎鸩﹐尚然有洲诸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汤显祖在其作品《题记》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乎﹗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在汤显祖看来﹐“情”是天地万物我的主宰﹐是整个世界的主宰。它能克服“理”﹐战胜“理”。但是﹐汤显祖强调的仅仅是“情”吗﹖不尽然。汤显祖真正强调的是“欲”﹐是人的自然的、正常的欲望。汤氏所说的“欲望”﹐在《特丹亭》全本中有多次出现﹐如花神说﹕“宴则是混阳丞□﹐看他似虫儿般春动把风情煽。”柳梦梅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恨不得肉儿般和你团成片”。凡此等等﹐都强调了人对欲望的追求。 　　“二拍”中也有不少篇章是对“人欲”艺术描写。其中甚至对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也采取了同情和谅解的态度。凌□初《二刻拍案惊奇》三十四回《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的“入话”有一节议论﹕“岂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怎能够满得他（她）们的意﹖尽得他（她）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她）们的身﹐禁不得他（她）们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他把对人的欲望的尊崇视为是天经地义的﹐强调了人的欲望的普遍性。他认为无论男女﹐都有追求欲望的需要﹐尤其是女性的欲望追求﹐诚是可贵。这种欲望防不胜防﹐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能够加以抑制。 　　(3)写私利 　　《金瓶梅词话》序云﹕“富与贵﹐人之所慕之”﹐“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等等﹐都意在说明﹕蚴D蠛桶蚕硐质赖男腋＃□侨松□淖罡呃硐搿? 　　在人情小说的世界中﹐钱财有着无穷的妙用。它“乃是众生脑髓”﹐“能动人意”。有了它﹐一切皆能畅通无阻。再举《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写常二“得钞傲妻”的场面更是将市井细民贪财的心态描摹得维妙维肖﹕ 　　那常二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的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放在桌儿上﹐打开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合气了”。那妇人明明看见包里十二、三两银子一堆﹐喜的抢近前来﹐就想要在老公手里夺去。常二道﹕“你生死要骂汉子﹐见了银了就来亲近哩﹗……”。 　　真是一幅绝妙的市井生活图。难怪张竹坡读到此﹐禁不住评说﹕“此又写财的利害。”懂得“财的利害”的西门庆舍弃了有钱人“读诗书﹐登仕途”的生活道路﹐从事经商敛财之事。短短几年﹐成为独霸一方﹐腰缠巨万的富商。在他奇迹般的暴发生涯中﹐集中体现出钱财的强大力量。西门庆霸占孟玉楼、李瓶儿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谋财”。小说第七回写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是一位颇有钱财的富孀时﹐他“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笑脸生”﹐和薛嫂於第二天“就买礼往北边他姑娘家去”探亲。其贪财之状跃然纸上。第十七回还描写西门庆吞没陈经济因避难而带来的“许多箱笼”﹐说明在这位封建商人的眼里﹐追求财欲比亲情更为重要。透过凸现在我们眼前的“镜头”﹐不是可以十分清晰地折射出人情小说乃在集中表现私利人生欲望的思想基调吗﹖ 　　从我国文化的发展来看﹐肯定“人欲”的描写是在封建社会中世纪向近代迈进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代表着启蒙主义的曙光。任何亚文化都是前置的﹐它所展现的人欲横流的景象揭开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特殊的一页。 　　首先﹐蕃堞擖z擞□钡乃枷耄□谟胛夜□□车穆桌淼赖鹿勰钕喽粤５耐□保□岢隽艘恢中碌牡赖鹿勰睿□硐至私□□枷氲拿妊俊Ｎ夜□拇□车赖孪蛞浴叭省14濉16瘛12拧焙汀爸摇12Ⅰ13淞14濉钡纫幌盗蟹饨ｎ烫跷□涔娣叮□浠□灸谌菔且种迫说母髦钟□□□□鎏遄魑□□□墓□摺＠□纾□园□楹突橐鑫侍馍希□□□肌耙宸颉焙汀敖诟尽薄＞科涫抵剩□褪且□媚切榛玫摹耙濉焙汀敖淞钡木□窦纤□窗□崛嗣堑淖匀坏摹17□５摹10侠淼挠□□非蟆Ｔ谡庵值赖鹿勰畹闹□湎拢□鋈撕卫纯炖趾托腋＃克稳宓摹按嫣炖怼19鹑擞□备□颜庵执□车牡赖鹿勰钔葡蛄思□恕Ｋ□健岸鏊朗滦。□□谑麓蟆钡难到洌□褪且桓鱿岳□? 　　其次﹐从本质上说﹐对“人欲”的追求是和人的物质利益的获得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人情小说在实际上是肯定了人要求能获得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权利。也正因此﹐人情小说表现人生欲望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本身蕴含着要独立自主地主宰“自我”命运的因素。如潘金莲的挑逗武松、李瓶儿的招赘蒋竹山﹐向来被道学家们视其为是“好淫”的例证。倘我们丢弃固有的偏见﹐难道会不理解她们力图摆脱命运赐於的种种苦难以重新安排新生活的奢望吗﹖ 　　勿庸置言﹐人情小说﹐乃至艳情小说、爱欲小说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布满了封建毒菌的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它和封建统治阶级文化的关系无比密切。从根本上来说﹐肯定“人欲”的思想﹐仍然是以“利己”为其鲜明特色的。作者力图要表现的“欲望”﹐仅是一种人的物质上的利益与自然性、动物性的混合体﹐还缺乏与人的社会要求紧密结合。所以﹐人情小说虽然反映了和封建统治阶级文化的冲突﹐但始终未能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理想的追求。换言之﹐在人情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社会要满足人的“好货”、“好色”等自然欲望的要ГB秃艉埃□□床坏阶魑□魈宓摹拔摇比绾稳□谋渖缁峄肪场Ｒ舱□蛭□□耍□俏幕□暇共荒艽□砩缁岬闹髁鳎□□挥星苛业娜□丛斓某绺呃硐爰捌涑志貌恍傅淖非缶□瘛? 　　公允地说﹕相对於中国的正统的“经典文化”﹐中国古代爱欲小说所呈现出的亚文化形态﹐较少虚饰成分﹐更切近民族历史、社会生活、精神面貌的实际。我们不应该以肤浅的眼光来评判它。爱欲小说不仅长於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它所涉及的社会画面也很广。这一流派的小说资料庞杂﹐社会生活﹐生理方面应有尽有。它传递出的是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卷。从思想意义上说﹐它有强烈的训诲倾向﹐以写男女私情来弘扬自由恋爱﹐具有反封建桎梏的积极意义。它还能教育世人﹐暴露世情的缺憾﹐惊醒人们的情梦。其性爱描写虽直露烦碎﹐溺於展示﹐但“意不在事﹐不避鄙秽”。当代社会﹐是人类正迈向更趋於开明的时代﹐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探索往昔的文化典籍﹐认识古往今来的迥异﹐以便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和精神面貌的实际﹐作为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武器。 　　三、家庭论 　　9、试论《好逑传》的文化主题 　　──“家庭主义” 　　文化主题的要旨是由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美国的莫里斯‧E‧欧普勒认为﹕文化为单一的整合原则所支配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通常的情况下﹐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一些数量有限的主题。比如印度文化当中的文化主题包括等级化、男性优势等原则﹔在北美文化中有对长寿和年长的重视和对参与有效性的重视。美籍华人许烺光在《在文字文明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与文化主题相类似的概念﹕“公设”。倘若我们有兴趣循着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这样复杂而有文字的社会﹐或许也可以总结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文化现象。 　　有时﹐文化的传播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成书於康熙初年的《好逑传》﹐作者自署“名教中人”。小说以“好逑”为正名﹐以侠义、风月为别名﹐其意昭然﹐无非是想借侠义风月之故事﹐传播名教、宗教道义﹐可谓用心良苦。作者不仅标榜维系风化﹐在作品中也不厌其烦地贯彻这一宗旨。然而﹐不知何故《好逑传》竟被莫名其妙地列入了淫书的行列﹐在《野叟曝言》中提到淫书﹐除《全真记》、《娇红记》外﹐《好逑传》赫然其上。为此《好逑传》遭到了禁毁的命运﹐几成孤本的《好球传》闹到只在英国博物馆和大连图书馆有藏。 　　没曾想因祸得福﹐在国内连二流作品都排不上的《好逑传》有幸被展示在外国人眼前﹐摇身一变成了传播中国文明的“经典着作”﹐受到许多西方人的赏识。1761年有英译本面世﹐名“恩爱夫妻”﹐接着又有德、法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欧洲人视为初学汉语的教科书。大文豪歌德读了法译本後概叹不止﹐给予了一段很高的评价﹕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 　　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三十岁就荣幸地和皇帝谈话﹐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节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到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的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吗﹖ 　　显然﹐《好逑传》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窗口。作为中国文化启蒙的读物﹐《好逑传》引发了西方人浓烈的兴趣﹐它的文化价值就不限於仅是获得认同了。因为﹐对比强烈﹐差异极大的文化现象﹐能引起民族反思﹐造成互补﹐促进文化碰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曲经通幽﹐作为文化的参照物﹐西方人在《好逑传》里悟到了些什麽﹖我们不妨鉴其哲言﹐仿其眼光﹐循其思路﹐遵其理论﹐也来一个别开生面的反思。 　　先看中国人是怎样说的﹕清代雍乾间的小说《驻春园小史》曾这样评价《好逑传》﹕“历览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好逑传》别具机抒﹐摆脱俗韵﹐如秦系偏师﹐亦能自树赤帜。其他则皆平平无奇﹐徒灾梨枣。”《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鲁迅也认为﹕《好逑传》比其他才子佳人小说“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可见《好逑传》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算是比较精彩的。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得知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有过於完美之嫌﹐但总体性格较为鲜明﹐可称较好地烘托了主题。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好逑传》以其人物形象展示了一个个人社会化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人社会化即传统理学对人的整合。 　　(1)至善至美的人物形象 　　《好逑传》中的男女主角铁中玉和水冰心﹐不是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所千遍一律塑造的那种“登科荣华”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对向着邪恶与不义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攻击的青年男女。其中最突出的是水冰心。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家庭的中心是女人。从女主人的描写来看才貌双全的水冰心“生得双眉春柳﹐貌秋花﹐柔弱轻盈”﹐“及临事作为﹐赛过须眉男子。”她本是兵部侍郎之女﹐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有这样一个在京中做大官的父亲﹐这位贵族小姐本来可以得到一种天然的护卫。可是社会恶势力也不放过她﹐恶少过公子垂诞水冰心美丽非常﹐几番央媒说亲﹐用厚礼求聘﹐都未如愿。 　﹛@叭擞械╣□龈﹗薄Ｋ□□牡母盖自□且晃槐澂渴汤桑□辉□弦蛭笥靡辉贝蠼□怀□11髦埃□彩□咄□６□□□拥母盖坠□□咳幢弧靶峦迫□蟆薄Ｕ庋□□□□木褪□□怂□梢砸览档谋﹔?--家庭地位。那位过公子自以为有了新入阁的父亲做靠山﹐如虎添翼﹐向着水冰心猛扑过来。朝庭有人好做官。在那个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封建社会里﹐即便是出於豪门之家的青年女子﹐往往也难逃悲剧的命运。一听说水侍郎被削了职﹐在过公子再三请求下﹐某府官“便掉转面皮﹐认起真来”﹐以威胁水冰心的叔叔水运﹐必须快快叫侄女出嫁﹐“若执迷不悟﹐不但失此好姻﹐恐於家门也有不利也”。而那个一心想逼迫侄女出嫁进而谋取哥哥家财的水运﹐一听此话﹐“正中其怀﹐满口应承”﹐并从此与恶少过公子及府官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齐下手欺负孤女。 　　水冰心是一位非凡的女子﹐她没有被恶浪打倒﹐当水运前来议婚的时候﹐她声色不露地利用叔叔的升官瘾和利令智昏使了个“掉包儿计”。她假意让水运操办婚事﹐偷偷将结婚庚贴写上水运小女的生辰八字﹐使被蒙在鼓里的水运﹐忙到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後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恶少。在这第一回合斗争中﹐水冰心聪明机智、沉着大胆的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一性格品质又使她接二连三地战胜了对方的诓骗、强抢的阴谋诡计。她以勇敢和智慧扞卫了女性的人格与尊严﹐这是小说第一个亮点。水冰心的力量来源是对邪恶与强暴的反抗精神。一次次地失败而恼羞成怒的过公子﹐假借圣旨﹐闯入冰心小姐的内室来抢亲。此时无退路的水冰心﹐横下一条心﹐将一把有鞘的解刀﹐暗藏在袖中﹐准备与对手拚以死战了。水冰心那种宁折不弯的斗争精神﹐使她将生死置之度外﹐而对无论来自何方的欺压都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应付自如。过公子曾求助新按堔咩缣戚样x□冒丛旱耐□疲□人□□木头丁Ｃ娑园丛扞笕说囊坏赖琅屏睿□□□囊圆谎俺５牡ㄊ叮□酉屡屏睿□14源伺屏钗□掳丛旱淖镒矗□唇□□恍掳丛翰瘟艘槐尽Ｋ□泵嬷赋庹□话丛扞笕说淖镒矗□顾□熬□□簧砝□埂保□詈蟛坏貌煌□缟ｕ兀□茉谒□□牡氖窒隆﹗逗缅洗□匪茉斓恼饷匆晃桓矣诙氛□□晃非勘╕呐□孕蜗螅□匀蝗壑□殴愦笫芷垩沟那嗄昱□拥睦硐耄□庋□呐□蛹缺阌星橐簿澂换嵋□遥□□换崴奖肌Ｋ□□□欢ㄊ切１□晃□抟欢ㄊ窍推蓿晃□敢欢ㄊ橇寄浮Ｎ蘼鄢涞奔彝□塩词巧缁幔╕哪囊恢纸巧□□嵫莺米约骸? 　　书中的秀才铁中玉也不同於一般的才子﹐他确是一位不慕富贵、不自狂妄诞的君子。他“有几分膂力﹐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遇着贫交加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般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他打入禁地养闲堂救出被大夫侯沙利强夺去的穷秀才韦佩的未婚妻﹔又多次路见不平﹐救助孤女水冰心……。疾恶如仇﹐见义勇为﹐这就是铁中玉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与那些醉心於风流韵事的才子们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他的形象有着下层人民那种勇敢正义、相互救助的行为品质的影子。 　　(2)合乎道德的婚姻观念 　　众所周知﹐《好逑传》之名出自《诗经‧周南‧关睢》篇中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关睢》是《诗经》中的第一篇﹐古人多认为是写所谓“後妃之德”﹐也就是最纯真、高尚的爱情。历史上大约也只有《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少数几个风月少年被这篇《关睢》所教坏﹐以至於唤起青春的觉醒﹐感慨﹕“圣人之情﹐尽见於此﹐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做起游园惊梦来。这篇范诗一直是君子、淑女的楷模。 　　《好逑传》突出地描写了一对青年在长期患难交往中不违“名教”的“贞洁自持”的品质。水冰心将铁中玉接到自己家里养病。夜里﹐两人隔帘对饮﹐“无一字及於私情”。他俩虽然互相倾慕相爱﹐但是﹐由於他们在患难中不得已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所以始终不肯结婚﹐一定要证明他们的“毫无苟且”。照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似乎太刻板做作了﹗然而﹐在那个时代﹐实堪称模范。乃至当他们顺从父母之命成婚後﹐仍然异室而居﹐直到皇後派人亲自验明水冰心果系处女後﹐才奉旨真正结为夫妇。 　　《好逑传》的作者为什麽要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男女爱情﹖《好逑传》世德堂本的维风（维护风化也）老人叙道出了作者的思想真谛﹕“爱伦常甚於爱美色﹐重廉耻过於重婚姻。是以恩有为恩﹐不敢媚恩而辱体﹔情有为情﹐何忍恣情以愧心。未尝不爱﹐爱之至而敬生焉﹔未尝不亲﹐亲之极而私绝焉。甚至恭勤饮食如大宾﹐告诫衾为良友﹐伉俪至此﹐风斯美矣。”（《明清小说序跋选》）作者振振有词﹐无非说明名节重於爱情。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没有性爱的婚姻是最完美的吗﹖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婚姻是两性关系的通行证﹐家庭和睦才有美满爱情。家庭乃是封建社会纲常最基础的实施单位。这种处理爱情的宗旨﹐客观上是对晚明以来的堕落世风的一种否定。在当时那个虚伪社会里﹐自由恋爱被视为是有伤风化的见不得人的丑事﹐真正的爱情往往要遭到礼法上的道德谴责。相反﹐多妻制、卖淫制却对封建统治者的纵容淫欲合法的保护。禁绝爱情与放纵淫欲﹐这是封建制度下一对孪生的畸形儿﹐它们扼杀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维护专制统治。《好逑传》作者的思想正是被这种传统的封建观念紧锁着。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上说﹐家庭主义在潜意识里是根深谛固的。这里﹐作者的笔墨虽然有别於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不屑於涉淫﹐但是﹐今天﹐觉悟的中国人是没有一个赞成封建礼教﹐而同意把爱情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轨道的。 　　最後﹐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许烺光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美国两个国家在对待家庭以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很不一样﹐中国人注重培养子女的孝敬﹐美国人则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因此﹐“从《好逑传》、《玉娇梨》的梗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尽管这两部小说的情节都包含了《汤姆‧琼斯》或《双城记》中所具有一切复杂性--误从、巧合、潜逃﹐然而重点仍是家庭的组合与发展﹐而不是个人的浪漫行为与独特情感。”许烺光是从“文化主题”的角度来诠释《好逑传》的。须知﹐文化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生存需要。审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我们将满足的不再是廉价的自尊。沾沾自喜之余﹐必会惊讶地瞥见民族文化的定势乃至缺陷。此时的我们也许会由衷感到﹕从文化主题的角度来研究《好逑传》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一个有益的课题。 　　四、心理论 　　10、站在生活危机的临界线上 　　──《石点头》人物变态行为的心理分析” 　　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种种教义﹐无一不围绕着"存天理"、"灭人欲"而阐发。明末清初诸多的拟话本作者纷纷以卫道、劝惩相标榜。《石点头》用"圣僧说法﹐顽石点头"名篇﹐反映了其作者试图"耸动世人之心"使"凡夫俗子积迷顿悟"的创作旨意。然而﹐在小说发展史上﹐《石点头》的地位虽不能与"三言"、"二拍"并驾﹐又确实有别於那些让人废然思睡的满纸说教之文﹐名家早有定论。 　　《十日谈》里不乏优美动人的爱情篇章。作者以饱含感情的笔墨﹐热情讴歌了男女青年对於爱情的执着追求。第四天故事塑造的绮思梦达郡主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她是亲王的独养女﹐嫁给公爵的儿子後不幸早寡。她回到父亲的宫廷後﹐遇见了年青侍从纪斯卡多﹐两人真诚地相爱了。不久事情泄漏﹐亲王一怨之下杀死了女儿的情人﹐取出心脏盛在金杯里面﹐送给女儿。郡主把早已准备好的毒液倾注在心脏上﹐和泪饮下而死。这是一出为门第观念所限而由封建贵族一手制造的爱情悲剧。当亲王责备女儿应该"挑一个身份相称的男人才好﹗多少王孙公子出入我的宫廷﹐你却偏偏看中了纪斯卡多--这是一个下贱的奴仆"时﹐绮思梦达回答她父亲的是﹕"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听你的口气﹐我缔结了一段私情﹐罪过还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去跟一个低三下四的男人发生关系﹐倒好象我要是找一个王孙公子来做情夫﹐那你就不会生我的气了。"这则故事表现了爱情的力量和这对青年男女对於爱情的执着追求。当亲王责骂纪斯卡多"败坏"他女儿的"名节"时﹐纪斯卡多一句话都没有﹐只是回答他﹕"爱情的力量不是你我所管束得了的。"绮思梦达也是一样﹐起先"好几次都险些儿要象一般女人那样大哭大叫起来"﹐因为"她知道也的纪斯卡多必死无疑﹐可是崇高的爱情战胜了那脆弱的感情﹐她凭着惊人的意志力﹐强自镇定﹐并且打定主意﹐宁可死也决不说一句求饶的话"。她不仅明确对父亲承认自己"确是爱上了纪斯卡多"﹐而且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只怕是活不长久了--我就始终如一地爱他。假使人死後还地爱﹐那我死了之後还要继续爱他。"这是多麽勇敢的追求﹐多麽坚定的信念﹗在封建专制主义淫威下﹐纯洁真诚的爱情就是这样既掺和着血泪﹐又充满了活力。第四天故事叙述一个叫莉莎贝达的姑娘﹐爱上了她哥哥店舖中的一个年青伙计﹔哥哥知道後﹐设计杀死了妹妹的情人。莉莎贝达因情人的失踪哭得柔肠寸断﹐恹恹成病﹐梦中看见情人形容枯槁﹐指点自己被埋的地方。她发掘出情人的屍体﹐把他的头颅埋在花盆内﹐终日守着哭泣。哥哥又把花盆夺去﹐最後她哀恸而死。同一天故事第八还描写了一位富商的儿子纪洛拉摩﹐爱上了一个穷人的女儿﹐他俩青梅竹马﹐长大後成为一对情侣。但母亲不答应这门婚事﹐强迫他远去巴黎﹐准备重新物色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和他完婚"。等到两年後他从巴黎回来﹐姑娘已经嫁人。他闯进她家里﹐死在她身边﹐而当他的屍体停放在教堂时﹐她也一恸而绝﹐一对青年男女双双以身殉情……这些被教会视为邪恶肉欲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在作者笔下显得动人而有光彩。而薄伽丘正是通过对爱情和忠於爱情的青年男女的热情讴歌﹐表现了他人文主义的思想观点。 　　"三言""两拍"也写了青年男女特别是青年女性对於爱情的执着追求﹐如《古今小说》《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刘素香﹐为了爱情﹐毅然不顾一切地冲破了家庭的牢宠﹐历流离艰辛达三年之年。又如《古今小说》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写一个帅府的小组陈玉兰由於父亲极其苛刻地择婿条件﹐耽误了自己的婚姻﹐於是她不顾父亲的意志﹐大胆而热烈地爱上了对门一个商贩铥~淖拥苋钊□□弧冻蹩膛陌妇□妗贰锻ｕ□蠹嵝牡苹穑□粥蜞艚荼ㄆ炝濉罚□绰尴□□炊愿改赴□旎橐觯□仁垢改竿说粼□╚樵迹□鹬刈约旱难≡瘛Ｕ庖磺邪凑瘴夜□□匙诮毯屠硌□酃饫纯矗□抟梢捕际鞘粲?"邪恶的肉欲"﹐属於"非礼"的淫乱行为﹔但"三言"、"两拍"作者却热情讴歌了这种他们认为是高尚纯洁的爱情﹐讴歌了青年男女对於爱情的忠诚和坚贞。小说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虽然没有达到《十日谈》如"绮思梦达的故事"那样的思想高度﹐但就总体上讲﹐它们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是要超过《十日谈》的。 　　(3)展示人欲不可抵挡的诱惑 　　《十日谈》里还有一些描写男女性爱的故事并不具备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意义﹐作者的着眼点在於表达"人性"和"人欲"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在人文主义者看来﹐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人的天性和本能﹐它的力量要比宗教的戒规强得多﹔第四天有一个插曲﹕一个青年自幼跟随他的父亲上山修行﹐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清教徒生活。一天父亲带他回到了"浮华世界"﹐可巧遇见了一队年青漂亮的姑娘。父亲生怕儿子知道她们是女人﹐从而唤起他的肉欲﹐就哄吓说她们叫"绿鹅"﹐是"祸水"。谁知儿子却回答说﹕"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那老头儿这时候才明白﹐"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教诫要强得多了"。确实﹐这个青年尽管连"女人"这个名词都不知道﹐但他却本能地觉得她们是世界上最美丽和最惹人爱的。这个插曲生动地说明了人类的天性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第三天故事第十所叙述的"痴女修道"是同样的主题。一个十四岁女孩凭着一时幼稚的热情﹐一心想到荒凉的沙漠区修道。起先遇到的两位老修士见她生得年青漂亮﹐生怕收留了她会遭受魔鬼的诱惑﹐都把她打发走了。後遇上一位年轻、虔诚的修士﹐他有心想试一试自己的道行﹐便收留了她。可是很快肉欲的引诱便开始向他的性灵逞威﹐他终於屈服了这种诱惑﹐而那位痴女在尝到了人生的乐趣之後也再不肯罢休。一旦"人性"活生生地展现﹐即便是修炼得道的"上帝使者"﹐也无法抵挡其诱惑。 　　描写男女之间不那符合道德规范的性爱关系﹐在"三言"、"两拍"中同样也占了极大的比重。它们中有反映了对於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和不满的﹐如《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一篇﹐写小夫人初嫁给王招宣作妾﹐失宠後又被骗嫁给了一个比她年纪大三四十岁的老头儿﹐她主动爱上了年青的主管张胜﹐死後犹然相从﹔又《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写韩夫人妙选入宫﹐年方及笄﹐但却从未享受过爱情的幸福﹐因而恹恹得病﹐一次因到二郎神庙许愿﹐见了神象﹐祷告将来也能嫁得一个好似尊神模样的丈夫﹐被孙庙官听见﹐假扮神道模样﹐夜夜与其幽会﹐夫人再也不愿回宫。作者对小夫人和韩夫人都充满了同情﹐因为她们的不幸﹐无疑都是封建婚姻制度造成的。 　　(4)同情妇女不合理的处境 　　薄伽丘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家对妇女表示了尊重和同情。《十日谈》里不仅有许多故事赞扬歌颂了妇女善良、机智和深情﹐而且直接抨击了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妇女地位问题是和男女性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六天故事写从前在一个地方有一条法律﹕凡是妇女与情人通奸被丈夫发觉的﹐一律活焚。就在实行这条严酷的法律时﹐一位美貌多情的太太因和情人欢会而被其丈夫发觉﹐诉讼到了法庭。但这位太太在法庭上不仅坦然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而且勇敢地对这条不公平的法律提出了申诉﹕"法律对地男女﹐应该一律看待﹐而法律的制订﹐也必须得到奉行法律的人的同意。不过拿这一条法律来说﹐可就不是那麽一回事﹐因为这条法律是完全对付我们可怜的女人的……当时定下这条法律﹐女人并不曾同意而且也并没征求过我们女人的同意。所以这条法律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公平的。"由於她的指摘﹐这条残酷的法律从此作了修改。 　　"三言"、"两拍"作者也表现了同样的尊重和同情妇女的进步立场﹐《卖油郎独占花魁》其间就表现了秦重对於瑶琴人格的尊重﹐对於她命运的同情。又如《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对失节妻子的态度也不象封建阶级那样看得严重﹐那样处罚残酷﹐相反对妻子的不幸遭遇还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後悔自己当初不该"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仍能平等和好地对待失节被休的妻子。这种夫妻关系和感情态度在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它说明那种只要求於妇女的封建贞操观念已逐渐失去了支配作用。还有些作品﹐作者借议论直接抨击了男女性爱关系上的不平等现象﹐如《二刻拍案惊奇》《满少卿饥附饱□﹐焦文姬生仇死报》﹐作者尖锐地指出﹕"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子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後﹐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癒加可怜﹐男癒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这段议论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和症结﹐把历来只是压束妇女而不压束男子的封建婚姻制度和贞操观念揭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能在三百多年前就提出这样透彻的见解﹐实属难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而现代意义上的性爱同古代的爱的根本不同之处在於﹕"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於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後﹐对於性爱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我们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於爱情﹐由於相互的爱而发生的。"我们欣喜地在《十日谈》和"三言"、"两拍"中看到﹐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和专制婚姻制度的批判已吹响了号角﹐现代进步的性爱观正在萌芽。 　　新旧交替的时代必然产生新旧思想杂糅的作家和作品。对一部复杂的文学作品作出恰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分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十日谈》"三言"、"两拍"﹐代表历史进步的一面﹐也表现了历史局限的一面。比如它们把许多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看作了爱情﹐不仅特别宽容﹐且加以不适当的称颂。同时﹐对男女性爱的大胆描写虽然有着冲击禁欲主义牢笼的作用﹐但其间夹杂着大量不堪入目的描写﹐实在是一种玩世不恭。用公开的纵欲﹐来反对中世纪宗教的禁欲--不公开的纵欲﹐是历史局限性的突出表现。作为时代产物的《十日谈》和"三言"、"两拍"﹐不可能幸免。过去﹐有些评论者以把露骨的色情描写归为当时统治阶级的腐化风气所及﹐这只触及到问题的表层﹐试想﹕封建社会有几个统治者不腐化堕落﹖又有几个王朝没有宫闱秽史﹖罗马天主教会的虚伪无耻﹐也决非自是薄伽丘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独家新闻"﹐为什麽偏偏在《十日谈》和"三言"、"两拍"里﹐铬e鱿秩□舜罅柯豆堑拿栊矗空馐且桓□写□匦氯鲜兜奈侍狻５□怯幸坏闶呛□魅返模□□肪窒奘侵匾□囊蛩亍? 　　历史虽然提出了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使命﹐可是又只能为思想家和文学家提供如此这般的思想武器﹐谁又能免俗呢﹖ 　　八、传播论 　　21、吕四娘与侠女孰先孰後 　　在《聊斋志异》众多的妇女形象中﹐侠女是很特别的一位。她既非狐魅花妖又非幽鬼神灵﹐却有着超凡的法力﹐脱俗的侠骨﹐她来无影去无踪﹐行动神秘﹐让人难窥真迹。"神韵说"的倡导者王渔洋这样评价﹕"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游龙乎﹗"他一语中的﹐指出﹕蒲松龄的高明之处正在於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广大的空间。唯其空间广大﹐读者便有按自己的方式诠释文学形象的可能。清末汉人喜谈宫闱秘闻﹐野史纷出。这些野史搜罗了大量的民间辗转相因的传说﹐枝蔓繁多﹐颇具影响﹐其中在雁北老人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柴萼的《梵天庐巡录》、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中都被反复提到康雍间的一位女杰﹐她就是与甘凤池、鱼娘等人齐名的江南八杰之一吕四娘。她的故事在许指严的《十叶野闻》和孙剑秋的《吕四娘演义》等笔记、小说中有详细的交待。吕四娘等人的传说和记载给清史研究提供了旁证材料。特别是对於雍正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大程度受到这些笔记、小说的影响﹐甚至被一些研究者作为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关键材料。关於雍正的猝死﹐历来是清代一大疑案﹐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吕四娘刺杀说。人们发现《聊斋志异》中的侠女与历史人物吕四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然﹐吕四娘与侠女有着某种不可解脱的连带关系。作为可资辩证的疑点﹐上述关系引发出一个假设﹕侠女系为吕四娘作传。亦有人断言﹕《侠女》并非蒲公所作﹐而是後人托名蒲松龄的赝品。侠女的生活原訇O醋院未Γ俊断琅□氛娴氖且黄□弊髅矗勘收□诜□牧舜罅肯喙刈柿虾螅□械接斜匾□右钥贾□Ｓ□员缑鳎□却游侍獾姆16刺钙稹? 　　(1)吕四娘其人其事 　　吕四娘先於侠女之说最先起於《阙名笔记》﹐其中言之灼灼﹕清世宗之崩也﹐实为人所刺。盖其严治吕留良、陆生蚺、查嗣庭之狱﹐既以大干吾民族之义忿﹐於是甘凤池之流﹐始相率而起﹐从事於暗杀。清庭虽竭力搜捕﹐而终不能去之。当时吕晚村孙女某﹐剑术之精﹐尤冠柴倍﹐相传雍正即为吕女所杀。《聊斋志异》侠女一则﹐盖影射此事也。考鄂尔泰传﹐是日上尚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午後忽召鄂入宫﹐外间已喧传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马不备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何所危疑﹐而仓皇至此﹐知被刺之说不诬也。 　　说侠女影射吕四娘﹐必先知道吕四娘其人其事。关於吕四娘的传说有多种多样﹐但故事的主体都是围绕着刺杀雍正一事。选择有代表性的刊布如下﹕其一《吕四娘传奇》写在吕留良一案中吕家长子吕葆中之女吕四娘被乳母救下﹐只身北上京城﹐决心刺杀雍正﹐报全家惨遭屠戮之仇。由於连日奔波﹐年少体弱﹐昏倒在河南洛阳白马寺山下﹐被一高僧救下。高僧乃江湖豪杰甘凤池﹐因遭到雍正的通缉才隐匿出家当了和尚。四娘早闻甘凤池的大名﹐立刻跪地拜师﹐从此跟甘凤池在寺内学艺。四年过去後﹐甘凤池对四娘说﹕"你武功已练成﹐报仇的时机到了。"四娘告别师父﹐来到京城﹐摸清了雍正寝宫乾元宫的路径﹐翻越宫墙﹐混进宫内。入夜时分用蒙汗药麻翻了雍正﹐割下首级﹐离宫而去。 　　其二《十叶野闻》写以文字狱被灭族的吕家只有年幼的四娘被门人所匿。门人乃明功臣裔﹐家中有反清杰士往来﹐拔剑斫地﹐击拄悲歌。中有虯蚺客善技击﹐知剑术﹐取人首如探囊。当他见到吕女乃大惊曰﹕"此异人也﹐吾术概不传男子矣﹗"遂悉心教之﹐并赠以名"侠娘"。侠娘颖悟绝伦﹐三年学成﹐年已及屏﹐因志在报仇﹐矢志不嫁。她身边还有一江湖姐妹名鱼娘﹐妩媚且有英气﹐亦是非常女子。雍正要臣张廷玉派一心腹士人前去打探秘密﹐士人是侠娘儿时学友﹐企图以情感麻痹侠娘。侠娘为了活动的需要与士人假扮夫妻﹐但她没有陷入感情的漩涡不可自拔。当她与鱼娘前往宫中探路时发现雍正早有戒备﹐遂起疑心。一日士人作密函待发﹐被鱼娘发现。两人设计当晚入宫取了雍正的首级﹐并杀了士人。後两人遭到清兵的追捕枪击而失散﹐从此隐身江湖。 　　其三《清季野史》的记载与前两种有些差异。是说吕四娘逃出後拜一个道士为师﹐三年学成来到了京师。她与一李氏男儿结婚﹐从此以李家为隐身之处。四娘每每更深夜半待丈夫熟睡後从窗口逸出﹐李氏发觉後渐生疑窦。一日﹐四娘短装外出﹐深夜归来﹐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这是从雍正脖子上取下来的。李氏大惊﹐吕四娘才以真情告之。丈夫见四娘胆识过人﹐十分钦佩﹐想到妻子留在京都必遭鹰犬追捕﹐於是陪同妻子远遁他乡。文人笔记和小说所勾勒出的只是经过辗转相传、添油加醋的、带着过多演绎成份的、大半是虚构的吕四娘。史料中关於吕四娘的记载极少﹐我们只知道她与甘凤池等人合称江南八杰。据袁枚《随园笔记》甘凤池是江宁人﹐着名的反清密秘活动领袖。他"炼气粗劲、武艺高强"﹐名声很大。曾与明朝後裔周昆来、张云如等人结拜﹐在浙江安徽等地进行反清复明活动。而在一些小说演义中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有说他是少林和尚﹐又有说他是雍正豢养的力士。而吕四娘只类似於草寇盗贼一类。上面所提到的鱼娘与吕四娘的情况相仿﹐我们只知道她是江南大盗鱼壳的女儿。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只好存疑。 　　(2)两位女侠何其相似 　　凡是阅读过《侠女》的人都会发现﹐此女子是一个艳若桃李、冷如冰霜、有恩必酬、有仇必报的豪侠之人﹔而吕四娘亦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奇女子。两位女子无论是身世、处境﹔还是报仇方式﹐甚至年龄、称呼上都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概括起来不下五点﹕ 　　一是籍贯相同﹐年龄称呼相仿 　　笔记、小说中的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号晚村﹐清代大儒﹐雍正朝一特大文字狱的案主﹐他是浙江石门人。据此四娘的籍贯是没有疑问。再看《侠女》结尾处﹕侠女夹着一个"须发交而血模糊"的仇人首级回到家中﹐向顾生和盘托出自己的身世"妾浙人﹐父官司马﹐陷於仇﹐被籍吾家"。可知侠女也是浙江人。至於侠女的年龄﹐几处都交代当吕家被籍没时﹐吕四娘或"年未及笄"﹐或"年仅十四"﹔後来她拜师练武﹐有说"三年学成"﹐有说"四年始成"。照此推算﹐四娘得报大仇时年正十八九岁。顾生初见侠女﹐是一次偶遇﹐当时他"正自外入﹐见女郎自母房出﹐年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再看两人的称呼﹐侠女没有留下真名实姓﹐以其特征称"侠女"。四娘在《十叶野闻》中因造诣精进被虯髯公赠以"侠娘"之名。在其它各处多被称为"女侠"。两人称呼思路相仿。 　　二是出身名门﹐长期流落在外 　　庄重、坚强﹐知书达礼是侠娘和吕四娘都具有的品行。这与她们的出身不无关系。吕四娘的祖父吕留良是一个以倡导程朱学问而着称於世的大儒﹐被人尊称为"东海夫子"﹐他义不仕清﹐写下了大量的诗集、文集。他以评选时文为务﹐评选集多达二十余种﹐当时的读书人莫不奉为经典。时人对他的仰慕不言而喻。照四娘的年龄推算﹐她出世时﹐其祖已仙逝﹐而吕家仍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蒲松龄对侠女的描写"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几处都交代侠女出身大家。侠女流落金陵﹐家无隔宿之粮。"问所业﹐则仰女其指。"顾生的母亲通过观察说﹕"此女不似家贫"﹐只是家道中落而已。侠女最後道出隐情"父官司马"﹐可见侠女是家遭大难才破落的。这两位女侠均失去了生活依凭﹐不得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三是忍辱负重﹐舍弃感情生活 　　《侠女》写少女复仇的故事﹐同时也写了她的爱情生活。开初﹐作者以较多的笔墨写两家的交往﹐通过顾母及顾生的感受逐步揭示侠女的为人。顾母意娶侠女为媳﹐女每不应。然生送米给女﹐女受之。日尝至生家﹐代缝纫﹐"出入堂中﹐操作如妇。"顾"母适疽生隐处"﹐"女为之洗创敷药"。两家互敬互爱﹐感情日笃﹐但女终不愿以身相许。一直到她为顾生生了儿子﹐仍然表示"只能为君生之﹐不能为君育之"。她舍弃了原本能很幸福的家庭生活﹐主要是不愿拖累顾生。吕四娘也有类似的经历。据《十叶野闻》"侠娘年已癒开﹐矢志不嫁﹐盖在复仇﹐不愿傍分也。"她遇到了儿时的伙伴--士人﹐虽属意於他﹐但严格遵守师傅的教诲﹐只是假扮夫妻。当她发现这士人原来是官府派来的密探﹐遂决然舍去﹐让鱼娘结果了他。四娘和侠娘的共同之处在於她们都想过正常生活﹐但既要考虑报仇﹐又要提防仇家暗算﹐不得已要斩断私情。 　　四是身怀绝技﹐武艺超凡俗毫无疑问﹐吕四娘是以武艺高强而名闻遐尔的。在多种史料记载中她都身怀绝技。比如《吕四娘演义》中的四娘打一套少林拳﹐无人能匹。她还会飞檐走壁、空中飞剑等。《十叶野闻》中的侠娘﹐剑术尤精且有神力﹐虯蚺公感叹到﹕"吾术殆不传男子矣﹗"蒲松龄不愧是小说大家﹐他在《侠女》中写了一狐仙少年﹐看似闲笔﹐实则别有深意。少年不知侠女品气节﹐更不知侠女超凡的武艺欲狎亵侠女。侠女当着顾生的面﹐"忽翻上衣﹐露草囊﹐应手而出﹐则尺许晶莹匕首也"﹐"女以匕首望空抛掷﹐嘎然有声﹐灿若长虹﹔俄一物堕地作响。生急烛之﹐则一白狐﹐身首异处矣。"顾生看的目瞪口呆﹐才知侠女并非只是一弱女子。 　　五是胸怀大恨﹐勇取仇人首级《侠女》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更数夕﹐夜将半﹐女忽款门入﹐手提革囊﹐笑曰﹕"我大事已了﹐请从此别。"急询其故﹐曰﹕"养母之德﹐刻刻不去诸怀。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报不在床第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沿一线之续。本期一索而得﹐不意信水复来﹐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无憾矣。"问﹕"囊中何物﹖"曰﹕"仇人头耳。"检而窥之﹐须发交而血模糊。骇绝。 　　这一段是《侠女》一篇的大结局﹐说侠女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如愿已偿﹐成功的取下了仇人的首级。关於雍正的死因﹐历来充满了神秘色彩﹐说法各异。有丹药中毒说、中风病死说、为宫人所杀说等﹐而流传最广的就是遇刺身亡说。究竟是什麽人刺的﹖无从得知。吕四娘仿佛就是为了证实"遇刺身亡"而编造出来的人物。虽然在多种笔记史料中刺杀的细节不同﹐但主干都是吕四娘割下了雍正的首级。 　　(3)究竟谁摹仿谁 　　正是因为侠女和吕四娘如此相像﹐才给了人们想像的空间。遗憾的是作这种猜测的人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时间的错位。我们只要稍加考索就会发现﹕首先﹐蒲松龄於康熙五十四年去世﹐雍正於康熙六十年当皇帝﹐所谓雍正被刺发生在雍正十四年。其时蒲松龄早已作古﹐根本不可能写出十数年以後发生的事。其次﹐尽管九泉之下的蒲松龄有口难辩﹐与他同时代的王渔洋已留有评说﹐王渔洋的评语不会是凭空捏造。蒲松龄作《侠女》也不是未卜先知。那麽﹐怎麽来解释两位女侠神秘的相似之处﹖这里面有个谁先谁後的问题。我们不妨对《侠女》和吕四娘的来龙去脉再做一个考察。侠女是蒲松龄所创作的文学形象﹐但有源可溯。唐传奇里有诸种剑侠传奇﹐比如《聂隐娘》、《红线》中的女剑侠都可能是侠女的原型。另外﹐《集异记》和《唐国史补》中也有类似故事。《集异记》写唐余干县尉王立流落京师﹐认识了一个寡妇。两人生活在一起并生了一个儿子。寡妇有一天去市场上做生意半夜才归。她提了一个皮囊﹐内装一个人头。王立惊诧﹐问之﹐她说﹕"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她舍不得婴儿﹐给孩子喂了奶﹐就象飞鸟一样跳墙走了。再看《唐国史补》写一个长安人的小妾忽然失踪﹐不知去向。数日後的一个夜晚她又出现了﹐手中却提着一个人头。她对长安街客说﹕"我有个杀父的仇人﹐我到长安来是为了报仇。如今心事已了﹐请你放我离去。"面对血淋洒的人头﹐长安客无言以对。那小妾洒泪後象一阵风似的去了。为了不留後患﹐她临行前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毫无疑问﹐《侠女》脱胎於唐传奇。《阙名笔记》说《侠女》影射雍正被刺一事非但没有根据﹐而且颠倒了事情的前後次序。然而﹐麻烦的是假使後人根据侠女的型象构思出了吕四娘﹐那麽﹐吕四娘是否确有其人﹖这又成了疑案。无论历史上是否有吕四娘其人﹐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吕四娘与吕留良毫无瓜葛。江浙是清朝的海上门户﹐又曾是南明小朝庭的盘距之所﹐历来盗劫、抗官案件层出不究。雍正朝《东华录》曾载﹕两江地方"一月之内﹐所报盗案﹐竟有一百九件"。有浙江总督兼巡抚李卫给雍正的奏折报告﹕以江宁人张云如、甘凤池为核心骨干的反清复明势力已被侦破云云。在徐珂的《清稗类抄》等文人笔记中也有许多甘凤池的轶事。而与甘凤池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吕四娘几乎不见於任何官方记载。世人为什麽要把吕四娘和吕留良联系在一起﹐很可能因为俩人都姓吕。更重要的是吕留良案浓重的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 　　吕案始发於雍正七年﹐是被因策反而遐尔闻名的教书先生曾静所牵连出来的。其时吕留良早已死去多年。但雍正深深感受到了汉族尤其是文人士子中反清复明的强大政治势力的威胁﹐必欲除之而後快。雍正十二年﹐吕留良全家被诛。他的屍体被从棺材里挖出戮屍枭示﹐子孙俱发配到边疆为奴。雍正是一个政敌颇多的皇帝﹐当时冤狱遍地﹐受到他迫害的何止吕留良一家。可以想见﹐根据吕留良一家的遭遇塑造出吕四娘这样一个有仇必报﹐意志坚强﹐具有超凡神功的传奇式人物﹐表达人民对满清统治者残酷统治的不满和反抗。至於到底是谁最先创造了这一人物﹐不可考。大约先有口传﹐辗转相因﹐再有文字、演绎。这就是在多种文人笔记和小说中吕四娘的形象有多种版本的原因。应该说﹐吕四娘这个人物的"神"来自於吕留良冤案的思想精髓﹔而"形"正是摹仿於《侠女》。我们知道﹕雍正并不是文字狱的始作蛹者。顺康间就有多起冤狱发生﹐矛头都是直指汉族文人学士的反清思想的。联系时代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得知蒲公创作《侠女》其主旨亦包含了一种反抗。《聊斋志异》传为名篇﹐摹仿其形当然更是顺理成章的事。综上所述﹐侠女并非为吕四娘作传﹔而吕四娘却可能是侠女的翻版。据此﹐侠女与吕四娘孰先孰後不言自明。 　　八、传播论 　　22、《孽海花》 　　──晚清的新闻小说 　　应该说﹐小说自诞生那一天起就与新闻有着不解之缘。世说新语搜集的是"世事"﹔唐传奇的素材取之於软新闻﹔到了宋代﹐话本兴起时﹐涉及时事的作品已不在少数。然而﹐宋元话本不能算作新闻小说﹐因为它的传播仅仅是公众传播﹐不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受众进行信息传递﹐时效性也不强。对於受众与其说之获得了信息﹐不如说是得到消遣娱乐。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小说萌生於晚明﹐昌盛於晚清。反映晚清政治、文化生活的长篇小说《孽海花》搜罗了"三十年旧事﹐写来都坉X□?"。曾朴《修改後要说的几句话》道出主旨﹕"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线索……专把些有趣的轶事来烘托出世事的背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清末同治初到甲午战争这三十年间的社会面貌。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有所影射﹐有的甚至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连姓名都没有改动。所以﹐我们可以言之凿凿地说它是一部真正的"新闻小说"。 　　（一）、什麽是新闻﹖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小说是新闻与小说的混合体。所以称之为新闻小说。新闻与历史很难截然分清。今日的新闻﹐即明日的历史。因此﹐新闻小说应纳入历史小说的范畴之内。但新闻小说与一般的历史小说又有明显的区别。新闻小说的题材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它的创作时间极短﹐出版速度极快。一般的历史小说不具备这些特点。所以﹐新闻小说只能是历史小说中的一个品类。 　　从晚明开始﹐新闻小说以其崭新的内容、传统的形式﹐正式立足於中国古典小说之林。由於邸报发行量小﹐所传播的对象限於官僚士绅。当时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被封锁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而彼时﹐市民阶层已经壮大﹐作为一个的阶层﹐他们有他们自身的社会需求。因此他们通俗小说中就有了滋生的土壤。这些小说由於其真实性接近新闻﹐与今天的报告文学、新闻通讯实是一种文体。封建时代的报纸非大众传播媒介﹐不是为群众服务的﹐不可能起到引导舆论及教育群众。而小说读者面大的多﹐能借助说话人的"说话"﹐传播给市民。一些识字无多的市民也能阅读。这些广泛流传於民间的通俗小说常常以社会热点新闻为题材进行创作﹐替代报纸起到了引导舆论、发动群众的作用。例如﹕明末的《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均刊於崇祯元年﹐魏忠贤於天启七年十一月自缢。《警世阴阳梦》从成书到出版在七个月内就完成了。这种写书、出书的速度﹐不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绝无仅有﹐即使与当代的书籍出版周期相比﹐也算是极快的了﹐简直是"抢新闻"。为什麽会这样快呢﹖很明显﹐这是由小说的特殊内容决定的。因为﹐出版时间越迟﹐新闻价值也就越小。新闻变成路人皆知的旧闻﹐书贾当然不希望这样。於是﹐中国古典小说出版史上就出现了奇迹。这样及时地报道新闻﹐对於一些地方官吏也是一件好事 。当时﹐并没有印刷邸报﹕"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之前﹐只是写本"。一份邸报﹐从用人抄录到送往各地﹐这个周期是不会很短的。有时﹐地方官吏甚至看不到邸报。王世贞作《鸣凤记》﹐"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徐州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可见﹐王世贞见到了邸报﹐而知县倒反而不能见到。因此﹐当时新闻小说提供的新闻﹐确实是很新的。邸报由谕旨、奏折汇编而成﹐用的是文言文。新闻小说主要是通过章回说部这一载体来传播其内容的。它虽杂有许多浅近文言﹐但毕竟掺入了大量的白话。章回说部以市阶层为主要读者群。市民是当时最需获得新闻的阶层之一。邸报文字古奥﹐非通儒夙学﹐很难读懂。通过阅读通俗小说﹐既能了解新闻﹐又能欣赏艺术﹐满足了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群的需要﹐当然是市民阶层乐於接受的。这样﹐终至形成了数量广大的受众群和新闻传播的市场。 　　（二）、新闻靠小说来传播这是中国所独有的。到了晚清新闻小说的载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末民初﹐文坛领袖大都换成了报人。着名的有李伯元、吴研人、欧阳钜源（茂苑惜秋生）、曾朴、梁启超、徐念慈、周桂笙（知新室主人）、苏曼殊等人。创作《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的李伯元﹐曾任上海《指南报》主笔。1897年创办《游戏报》﹐此後又另办《世界繁华报》﹐由此被尊称为"小报界鼻祖"﹐同时商务印书馆1903年创办的《绣像小说》﹐其主编也是李伯元。梁启超是新小说理论的创导者﹐创作了政治小说的代表作品《新中国未来记》﹐主办过多种政治报刊﹐如《时务报》、《清议报》、《知新报》、《新民丛报》等﹐其於1902年创办的《新小说》期刊是中国倡导新小说理论後的第一种刊物。曾朴不仅创作了《孽海花》还同时创办了杂志《小说林》。吴研人曾任汉口《楚报》主笔。 　　这个时期的报人兼写小说成为风尚﹐他们注重借助报刊所具备的新闻性使小说更富时代性。与晚清政论报刊一样﹐晚清小说因政治而兴盛。此类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关注政治﹐反映政治﹔关注社会﹐反映现实。试图做到﹕"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他们认为正是清政府及其官吏把中国弄得几近垂亡﹐因此必须揭露。《孽海花》即是揭露社会的黑暗、表达作者对社会的关心以及对时局的政治态度为目的的作品。《孽海花》通过当时京城内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官僚、名士的聚会场景﹐通过他们眼、嘴道出了大量的时闻﹐所涉及到的新闻人物有慈禧、光绪、李鸿章、冯子材、刘永福、洪钧、孙中山、谭嗣同、龚自珍、赛金花等。涉及的新闻事件包括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俄战争、孙中山革命等等。 　　请看爱自由者金松岑和东亚病夫曾朴是如何报道"三十年旧事"的﹕首先是以充分肯定的态度直接描写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党人。两位作者曾经一起拟订了六十回的回目﹐这部书原来预订的内容﹐是以推翻清廷、革命成功结束的﹐只可惜没有能够完成。但就这修订本的三十五回而言﹐有不少地方大写特写革命党人的活动。如第二十八回"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第二十九回"龙吟虎啸跳出人豪﹐燕语莺啼惊逢逋客"﹐第三十四回"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都有较长的篇幅详细交代了革命党人兴起、活动、乃至失败的过程﹐其中流露出作者对他们的钦佩、赞叹和同情的心情。特别是对孙汶亦即孙文的描写﹐倾注着深厚的感情﹕外面走进一位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原来此人姓孙﹐名汶﹐号一仙﹐广东香山县人。先世业农。一仙还在香山种过田地﹐既而弃农学商﹐复想到商业也不中用﹐遂到香港去读书。天生异禀﹐不数年﹐英语、汉藉无不通晓﹐且又学得专门医学。他的宗旨﹐本来主张耶教的博爱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近西洋社会﹐呼吸自由空气……因而养成一种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爱实行的。那青年会组织之始﹐筹划之力﹐算他为最多呢﹗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脑後还拖根辫子。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作者对革命党人陈千秋、史坚如、陆皓东等人革命活动的记录﹐也流露出由衷的敬佩之心。第三十四回写到陆皓东因革命起事失败而被捕时﹐通过其他人物的口说﹕"陆皓东真被捕了﹐可惜﹗可惜﹗""陆皓东的供辞非常慷慨动人﹐临刑时神气也从容得很。这种人真是可敬﹗"对於一般的出场的革命人物﹐他也写道﹕"个个精神焕发﹐神采习扬﹐气吞全球﹐目无此虏"﹐不仅和作者笔下的封建官僚迥异﹐而且和"维新派"也大大不同﹐人人都"热心共和﹐投身革命"。书中的孙一仙曾经说过﹕"哈﹗哈﹗本会有如许英雄崛起﹐怪杰来归﹐羽翼成矣﹗股肱张矣﹗洋洋中土﹐何患不雄飞於二十世纪哉﹗在《孽海花》主要部分的写作与成书时﹐不但辛亥革命尚未发生﹐即同盟会也还没有成立﹐而作者在初刊本中已的热情地描写青年会的活动、兴中会的成立等情节﹐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确是高出一般谴责小说之上。 　　其次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前六回主要是"爱自由者"草拟的﹐他看到帝俄野心勃勃﹐要侵我东北﹐有意借小说来反帝。曾朴改定和续作时﹐也并没有违背这个旨意。第十八回通过书中人物薛淑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说﹕"现在各国内力充满﹐譬如一杯满水﹐不能不溢於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书中写到老沙皇一面用假地图骗金雯青﹐一面还花言巧语地对卸任归国的这位公使大人说﹕"近来外人都道朕欲和贵国为难﹐且有吞并朝鲜的意思﹐这种议论都是西边大国造出来离间我们邦交的……朕日夜兢兢﹐方要绥和斯地﹐万不愿生事境外。……贵大人归国﹐可将此意劝告政府﹐务敦睦谊。"这番话﹐活画出了老沙皇狡诈、凶狠、贪婪的真面目。书中描写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时﹐注意揭露出这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蓄意侵略。如第六回在《花哥曲》里写道﹕"法国通商逼阮哥﹐得了西贡﹐又要过红河﹔……在河内立起黄旗队﹐啸聚强徒数万多"﹐因为刘永福"镇守了保胜、山西好几年﹐保障了越南固了中国的边﹗惹得法人真讨厌﹐因此上又开了这回的大战﹗"指出中法战争﹐是法国侵略者贪得无厌﹐侵略越南﹐进一步想侵略我国造成的。第二十四回谈到中日战争﹐书中人闻韵高说﹕"我说日本想给我国开战并非临时起意的"﹐而且"酝酿了数十年﹐到了今日﹐不过借着朝鲜的内乱、中国的派兵做个题目﹐发泄出来"。这个议论是切中要害的。再如三十二回、三十三回的描写台湾人民英勇不屈﹐誓死抗日的事迹﹐读之亦令人十分感动。在《孽海花》中自始至终贯串了反帝的精神。 　　其三尽述官场的腐败。书中说﹕当时的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後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封建君主慈禧太後和光绪皇帝各树党羽﹐各怀心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第二十回、二十一回写到卖官鬻爵的事﹕先是有一个叫余敏的﹐走了慈禧太後前总管连公公的路子﹐花了银子﹐由一个"库丁"当上了"东边道"﹐却目不识丁﹐这使光绪很不平﹐抓住机会﹐就办了一个"降三级调用"。慈禧知道後大发雷霆伺机报复。二十一回写鱼邦礼谋取求上海道的官职﹐他礼花了一、二十万两银子﹐走了皇妃的师傅闻太史的路子﹐好不容易补了一个缺﹐几天就被太後革了职。朝廷里的那些达官贵人又是如何呢﹖上自尚书、中堂﹐下至巡抚、督办﹐面对内忧外患﹐一个个懦弱无力﹐醉生梦死。就拿威毅伯（影射李鸿章）来说吧﹐他是作者抨击的主要对象。第六回中写到中法战争时说﹐冯子材在镇南关大破法军﹐杀了数万人﹐……"算把法国的气焰压了下去"﹐可惜威毅伯却"只知讲和﹐不会利用得胜的机会﹐把打败仗时原定丧失权利的和约﹐马马虎虎逼着朝廷签定。"第二十四回讲到中日甲午战争﹐说他虽然被迫派了军队到平壤设防﹐但还是"请了英、俄、法、德各国出来﹐竭力调停﹐口舌焦敝﹐函电交驰……不料议论癒多﹐要挟癒甚﹐要害坐失﹐兵气不扬……"结果大败而归。小说在二十五回更进一步通过主战派闻韵高之口谴责威毅伯﹕"这一次大局﹐全坏在威毅伯倚仗外人﹐名为持重﹐实是失机。"对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其四讽刺了官员的无能。二十五回写到主战派的两位首领高理惺和龚和甫﹐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谈灾变﹐一个说梦占"﹐甚至为自己的一只宠物鹤逃走而写了一篇《失鹤零丁》。湖南巡抚何钰斋自告奋勇去打仗﹐他的准备工作仅是训练三百个专门打靶的士兵﹐余下的时间便是邀了几个清客"画山水﹐拓金石"﹐"一到晚上﹐关起门来﹐秉烛观书"﹐以为这样便可以打败日本。他还别出心裁地"竖起一扇五六尺高白底黑字的木牌﹐牌上写着'投诚免死牌'五个大字"﹐还写了一张劝降告示﹐企图"借军威行仁政﹐使日人不战自溃"。这是多麽的可笑﹗结果﹐自然"纶巾羽扇的风流﹐脱不了弃甲曳兵的故事﹐狂奔了一夜﹐败退石家站"。（第三十二回）嘻笑怒骂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小说的男主人公金雯青（洪钧）是光绪时状元郎﹐作者也对他做了贬斥。这位出使德、俄、意、奥四国的堂堂公使﹐自嘘精通西北地理﹐当了公使﹐便想立下"千秋不朽之业"﹐花八百镑银子买了一张帝国主义分子绘制的中俄交界图。他竟自得地说﹕"我得了这图﹐一来可以整理整理国界﹐叫外人不能占据我国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来我数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补证》﹐从此就有了确实确实证据。"（第十三回）他把图刻印出来。喝酒时吹嘘"长图万里瓯脱坚"。可是这张伪图并不正确﹐後来成了沙俄侵占我国邻土的口实﹐"一纸书送却八百里"江山的黑幕简直让人欲哭无泪。 　　（三）、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後﹐开始在这块殖民地上办各类报刊。紧随着政治入侵、经济掠夺而来的无疑是文化渗透。最初由传教士们办的报﹐继而为洋商们办的报刊﹐都给予爱国志士们极大的启迪。一部分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开眼看世界"﹐蓦然发现报刊是获取西方先进知识、思想、技艺促进改造社会的一个便利的工具﹐这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 　　晚清小说的初兴﹐得力於上述知识分子的倡导。中国的文人政治家们﹐借助报业宣传变法思想﹐通过办报等方式参与政治。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於自下而上的舆论。他们选择了或"发现"了尚未成为"高雅"文学的小说。他们将这些"稗官野史"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尝试通过小说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晚清小说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倡导下深入民众心中的。与明代相比﹐晚清小说与新闻的关系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小说的传播不再仅凭手抄本或刊印本传流於市。而大多首发於报刊﹐分章节连载。从一开始写就是为了报载。有些作者写成一章发表一章﹐边写边发。小说发表後受到市场欢迎﹐再结集印成单行本出版。《孽海花》第一、二回首发於杂志《江苏》﹐金氏後来交由曾朴修改续写﹐再由上海小说林社、《小说林》杂志、《真美善》杂志陆续出版。 　　政治、社会、官场的关注可以称之为晚清时代小说的整体特点。从晚清的主体小说曾被鲁迅先生命名为"谴责小说"来看﹐已经能大致了解了它的内容即以抨击时弊、揭露官场黑暗为旨归。晚清小说借助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服务於政治﹐也"服务"於读者的阅读兴趣。用市场的法则维持小说的生产了﹐传统小说的成书及出版方式是一次性完成的。受众对它的鉴赏必须是在成书後能进行。这决定了它必须具有完整性﹐要有鲜明的主题﹐注重高潮的设置。报刊连载小说﹐由於其定期、连续的出版方式﹐常常是边写边发表﹐读者在作者尚未完成整部作品的情况下便已先睹为快了。作者与读者几乎是同步进行着创作与鉴赏。在小说的结构上﹐报载小说也有一些别於传统小说的要求。即要求婑垣湳鴃戚撰芺蝖撰击央潺铳鸺s辽偻瓿梢桓龉适禄蛞桓鱿喽远懒５墓适碌男鹗觥７裨颖□琳呔突崴魅晃尬叮□□黄鹪?"听下回分解"的兴趣。作者可运用这种方式﹐迅速地将社会热点问题化为小说中的章节﹐也可以根据读者反馈﹐将他们不再有阅读热情的故事快速地结束。 　　《孽海花》的结构属开放体﹐开放体主要指小说的人物、情节呈现出开合自如的状态。但开放体的结构必须围绕一个基本的、固定的主体展开。《孽海花》的众多人物、众多事件都可以另起炉灶﹐从头写起。它既可以在任何一处结尾﹐也可以在任何一处继续下去。如果把每个故事比覂侥晼怂[桑□敲凑飧□Ω傻拿扛鲋□诙寄苌□□尚碌闹Ω伞Ｕ庵纸□狗绞阶钍室擞谛词笔隆12瓷缁帷12瓷□叩母髦秩恕Ｔ□釉□岢觯?"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孽海花》又是穿珠式的﹐主要人物金雯青和傅彩云一贯到底﹐穿珠式起到"一根线"的作用。因此﹐吸引读者的能量相对要大的多﹐也容易使受众对主人公产生亲近与熟悉感﹐便於记忆和理解。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注重史实﹐同时又缺少新闻自由的中国民众﹐一向对於有事实依据或隐射某一知名人物、隐指某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小说兴趣盎然﹐中国的考据之风盛行﹐恐怕难脱此干系。中国是一个舆论社会﹐在中国传播史上似乎有一条定律﹕凡小说涉及社会热点、牵涉到某社会性人物时﹐就能迅速、广泛地流传。毫无疑问﹐《孽海花》受新闻之益非浅。 　　八、传播论 　　23、树前沿意识 向纵深开拓 　　──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1992年 年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於11月7日至10日在古城邳州召开。同时邳州市还成立了《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及业余研究者共50余名﹔收到论文20余篇﹐还有刘冬、刘怀玉、冯子礼、张清吉有关施耐庵、吴承恩、《三国演义》、《醒世姻缘传》的专着四部。 　　会议表明﹕江苏的明清小说研究正向纵深发展。会议交流了国内外明清小说的研究成果﹐并就明清小说研究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继续加强明清小说的本体研究 　　明清小说本体的研究﹐即审美价值、认识意义、道德意义的研究任何时候都是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对此﹐代表们具有较强的前沿意识。继几年的沉寂之後﹐1992年的红学界连续爆出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欧阳健就脂砚斋批本《红癒敌猼^嫖蔽侍夥１□艘幌盗形恼拢□杂诖雍□室岳醇赋啥□鄣闹□庹□□尽逗□□巍肺□逗□□巍氛吒尽16□荆□渲械呐□镂□苎╠鄣闹燎谆蚝糜阉□印１□阏呱踔敛斡肓恕逗□□巍反醋鞯墓鄣悖□岢隽酥室捎氡缰□□闶侨□烧□橹舋挠杏跋炱木呒壑档恼□橹□弧Ｕ獯位嵘希□□俅翁岢觯□Ω蒙羁谭此?"新红学"七十年来的路子是否走正。检讨红学研究的原有基础是否稳妥。他从版本学的角度对脂砚斋抄本作了"来历"、"题署"、"年代"、"讳字"、"格式"、"文字"六个方面的考辨﹐论证了脂批本《红楼梦》是一种後出的本子﹐批语系後人所加﹐从而进一步向胡适《红楼梦考证》这部"新红学"的奠基之作提出挑战﹐明确地阐释了自己关於"程甲本早於脂砚斋抄本"的论断。他认为"重新梳理胡适《红楼梦》版本考证的逻辑顺序﹐重新检验他的最後结论﹐才是求得红学发展和突破的最明智的选择。"省红学会秘书长曹明指出﹕欧阳健对版本的考证不仅对程甲本早於脂抄本提出了证据﹔而且对打破"红学"研究停滞不前的状况也大有裨益。此外﹐陈玉书、张训《浅议秦可卿的出身》一文﹐也对《红楼梦》中的人物秦可卿的身世问题与刘心武同志作了商榷。 　　江苏是明清小说的繁胜之地﹐结合地方特点﹐会议对几部名着的创作环境进行了深入探讨。黄俶成在其《施耐庵籍贯考辨》（载《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1期）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水浒》描绘的自然环境、历史环境、人文环境来验证施耐庵是以故里扬州兴化为蓝本来写《水浒》的。他指出至今兴化阳山还留有许多书中所写的战绩和遗迹。而持相反意见的诸祖仁《施氏家谱不可轻信》一文﹐在对新发现的资料进行考证後﹐提出"施氏家谱"存在着"元朝辛未进士"﹐"邑（文）庠生"、"迪功郎"等三个无着落的疑点。他认为施彦端家谱为其祖先所载的各种头衔均属虚假。因此﹐施氏家谱不可全信﹐施耐庵是扬州兴化人的结论也站不住脚。王伟康的《儒林外史与扬州》一文对扬州的古老文化进行了考证﹐指出《儒林外史》展现了包括名城扬州在内的广阔地域的生活画面﹐从客观上反映了十八世纪上半叶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宣啸东的论文《三国演义与邳州市》择取了这本名着中《白门楼曹操斩吕布》、《屯土山关公约三事》等回的情节﹐论述《三国演义》的本事与邳州的渊源关系。 　　会上对明清小说的创作思想和社会性也进行了探索。夏兴仁《<西游记>中的长生不老是永恒的社会意识》提出﹕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在《西游记》的字里行间、人物思想言行中表现得甚为突出。他认为﹐事实上﹐追求长生不老是人类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无论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还是在科学极端进步的未来﹐只要自然规律不突破﹐这个愿望就始终存在。因此﹐这是个永恒的主题。《西游记》所集中反映的这种具有人民性和人类共同具有的心理矛盾和意识﹐富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值得认真研讨。明清两代是理学思想的弘大发明时期﹐过去﹐在明清小说研究中多重视李贽等进步的思潮对世情小说的影响﹐而忽略了从理学营垒中的分化、理学思想的衰变全面考察其对小说创作的浸染。赵兴勤《从理学的衰变和对世情小说内容的制约》从明清小说带有一定程度思辩色彩这个特点﹐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文化总背景。对明清小说中所表现出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以及"情"与"理"的矛盾作了新角度的诠释。 　　文学是人学﹐小说尤其是如此。对小说人物艺术形象的研究﹐无论何时﹐都应特别重视。陈建生《再论<金瓶梅>人物性格系统》一文是他《初论着<金瓶梅>人物性格系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2期）的续篇。他从性格组合的角度把《金瓶梅》人物的复杂性格梳理成有机的"三大系统"。他认为这些系统狤旰啎弥餺R宋锖凸适碌牧刺跻谎□坊废嗫郏□纬闪８濉13徊妗６嗖愦巍６喾轿坏耐□戳□怠Ｈ鲜逗驮擞谜飧瞿谠谛愿裣低常□唤龆岳斫馊□榈慕□蛊鸬骄僮闱嶂氐淖饔茫□□夷艿玫礁□嗟拿姥□硎埽□拐獠棵□□哂蟹岣坏娜鲜都壑怠３掠袷椤洞咏到□鲎呖垂毓□蜗□姆绮伞犯爬□恕度□□菀濉分械娜宋锕赜鸬闹矣隆４室濉６欠乔宄□19靼鬃鋈说刃愿裉卣鳎□潭□□第□萑嗣裨谖□舜κ婪矫娴闹势印17嬷俊17□保□衔□毓□蜗罂沙莆□谢□褡宓赖碌目□＃□獯笳庵?"古风"﹐有其现实意义。 　　在作品的研究方面﹐王立兴的论文《刘鹗筑路开矿论辨》很值得一读。他根据所涉猎的材料﹐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对晚清谴责小说家刘鹗和筑路开矿问题﹐提出了新看法。论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申办芦汉铁路、作为英公司买办插手山西、河南两地矿务等事件上。并且以史实为据﹐说明刘鹗流放新疆的原因与全国收回路矿运动的斗争形势密切相关。吴国对是名着《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实证﹐对於考察研究吴敬梓思想的民主倾向有一定帮助。徐保卫《接近李渔》一文则从生活、小说及戏剧的创作、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政治观点等方面对李渔重新作了评价﹐也使人耳目一新。 　　(2)致力於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明清小说研究要吹入新鲜空气﹐避免说老话、套话、大话。在研究方向、方法上﹐不仅要纵向开拓﹐而且要横向发展。首先﹐要重新面对原始资料来考证小说史的起源问题。朱恒夫的《目连戏中孙悟空故事叙考》以翔实的资料证明﹐在戏曲中有许多小说材料﹐这些资料不仅开辟了研究《西游记》的新途径﹐而且说明小说的起源不是孤立的﹐它是同时代姊妹文字艺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结果。萧相恺则在《关於通俗小说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证》一文中明确指出﹐以往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三个层次上的错误倾向﹕一是把敦煌石窟所藏的几乎所有叙事文学作品一概称之为变文﹔二是把所有这些所谓变文又一概当作和尚俗讲的底本﹔三是导出"说话"源於印度的结论。他认为应当正本清源﹐通俗小说的正源是在"杂戏"之中﹐"杂戏"的发展孕育了"说话"技艺﹐"说话"乃是通俗小说的父祖。 　　与会者一致认为﹐明清小说的研究要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服务。小说研究者一方面要增强事业心﹐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另一方面也要拓宽读者面﹐古为今用﹐把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艺理论作为现代文艺创作的主要理论支架。近年来﹐明清小说在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无论是研究论文还是鉴赏文章都没有打入作家这个读者群。一讲到文学的创新和突破﹐似乎只能去套外国的文艺理论模式﹐这是怪现象。中国古小说是一个文化宝库﹐明清小说研究者有责任总结其中的精华﹐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小说创作理论﹐为作家、文学艺术家们提供借鉴。 　　(3)积极开展应用研究﹐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筑和管理相结合﹐是这次研讨会的另一重要议题。东南大学旅游资源应用与开发研究所所长郑云波从旅游文化的角度作了发言。他指出旅游事业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又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所有人类高级创作的物质都能转化为资源。中国古典小说正是这样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把小说研究与旅游事业联系起来﹐根据古典名着中的许多人物、景观、情节来设置旅游景点﹐不仅可以加快经济建筑的步伐﹐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而且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真正植根於我国古老的国土之中﹐顺乎国情、民情。如此﹐明清小说的研究将更加根深叶茂。峏]□度□□菀濉妨鞔□豕悖□□愦笕褐谒□舶□□□蛑□皇且蛭□獠渴槭侵腔塾□甭缘脑ㄞ础Ｆ浼渲□嗟恼铰跃霾摺17绞踝橹□痪傧腿文堋９饨惶概小17斓寄甭愿□笕肆粝铝吮□蟛聘弧Ｊ澜缟闲矶喙□疑枳□呕□苟源思右匝芯俊Ｚ□菔侨□□适碌姆11榈兀□矶嗍录□腿宋□脑□投挤５□谡饫铩﹔嵋槠诩洌□□菔小度□□菀濉酚τ醚芯炕嵊氩渭用髑逍::笛刑只岬淖塩乙黄鸫涌□１镜刈试吹慕嵌龋□怨适虑榻诘母谋□驮俅丛熳髁颂教郑□佽□贫□丝□５墓婊□﹔嵘稀度□□菀逵肫笠盗斓寄甭浴罚ㄖ泄□笠荡笱□霭嫔?1991年10月出版）一书的主编介绍了该书的编撰出版情况。他说﹕关於领导谋略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华之一。发掘其间的领导谋略思想和斗争经验﹐将应用研究与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结合起来﹐有利於提高现代企业领导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同时﹐也有利於拓展《三国演义》研究的视野。他认为﹕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研究的深厚土壤﹔基础研究也要着眼於新观点、新知识的概括和应用﹐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李灵年在总结中指出﹕这次研讨会发扬了好的会风﹐内容充实、有特色﹐学术气氛热烈和谐。代表们在如何巩固前沿﹐并占领更广阔的读者领域方面形成了共识﹐今後要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全面占有资料﹐反对以先验的臆测代替科学探讨的倾向。不说过头话﹐不过早下结论﹐不钻牛角尖﹐不进行人身攻击。在今後的事业中共同努力﹐使我省的明清小说研究取得更大成绩。年会得到了邳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邳州市市长邢党婴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八、传播论 　　24、大荟萃 大检阅 　　──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 　　1994年年会学术讨论会综述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暨1994年学术讨论会於1994年11月7日至11月9日在兴化市召开。与会代表共62人﹐收到论文40余篇。会议期间﹐代表们就明清小说研究的诸方面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王立兴代表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作了十年工作汇报。会上通过无记名报票选举产生了第三届明清小说研究会理事会。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成立於1984年12月﹐1988年11月召开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十年来﹐学会在发展会员、团结全省研究队伍、努力开展学术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迄今为止﹐会员队伍已由成立时的67人发展到165人。此外﹐继大丰施耐庵研究会、淮安市西游记研究会、连云港市镜花缘研究会三个地方研究群体後﹐又相继成立了东台市明清小说研究会、盐城市水浒研究会、邳州市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会、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四个群体﹐共有团体会员150多人。 　　据统计﹐十年来学会会员共发表了明清小说研究方面的专着42部、大型编着7部﹔校注整理25部、改编1部、翻译1部﹔发表论文508篇、其它文章69篇。一些优秀成果先後获奖﹔1985年﹐会员的专着和论文获得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的有9项﹔1988年﹐获得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以上的有7项﹐其中陈美林的专着《吴敬梓研究》获二等奖﹔1991年﹐获得第三届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的有4项﹔1994年﹐获得第四届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以上的有6项﹐其中陈美林《吴敬梓评传》获一等奖﹐何永康的《红楼美学》获二等奖。 　　由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办的《明清小说研究》创刊9年来共出版了33期﹐已成为小说研究会发表学术成果的主要阵地﹐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另外﹐由各分会编辑的《耐庵学刊》、《西游记研究》、《镜花缘研究》也显示了工作实绩。由於研究会逐步形成了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并在整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整体考证方面处於全国领先地位﹐新华社於1990年刊发电迅稿称"江苏省已成为明清小说的研究基地"。 　　这次会议﹐是对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队伍的大检阅﹐是对上述学术成果的大荟萃。会上﹐代表们坚持双百方针﹐发扬优良的学风﹐研讨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和特色﹕ 　　(1)作为一门学科﹐明清小说研究的理论框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後﹐在鲁迅、胡适、郑振铎等老一辈先驱者的倡导下﹐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体系逐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後﹐古典小说的研究又被注入了新鲜血液。特别是80年代以来﹐明清小说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范围更明确、课题更集中﹐硕果累累。作为一门学科﹐明清小说研究到底有哪些规律﹖学者们众说绘纭。夏兴仁在《浅谈明清小说研究》一文中认为﹕明清小说研究不能只囿於考证和求实的方法。在考证了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成书年代、版本真伪﹐出版时间等方面问题後﹐还应着重研究小说自身的艺术水平和存在价值。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被众多的人传抄、传阅、出版、评点、评论、传世﹐说明这部作品有很高价值﹐值得流芳後世。这就更需要把其思想意义、艺术水平作为大的工程来研究。萧相恺认为﹕界定通俗小说的范围是研究者和小说编撰者的首要任务﹐只有对通俗小说有了本质的认识﹐才能科学的划分其范围。中国历史上早就有"文雅"和"通俗"之分﹐这两个系统无论从创作目的、创作理论、创作实践上都有本质的区别。有人说划分两个概念标准的是"语体"﹐即"文言"和"白话"的区别﹐这不尽全面。他认为﹐界定通俗小说应依据三大特征﹕一是语言的口语化﹔二是内容的通俗化﹔三是精神的平民化﹐缺一不可。王学钧从中西小说比较的角度来探讨小说界革命与传统小说典范。他从二十世纪初小说学的提出考察了清朝末年小说界革命的宗旨。这场革獭敷捁佥鐧x□□18形鞣轿幕□鲎驳谋尘跋虏□□模凰□谝淮伟衙髑逍::底魑□桓稣□謇囱芯濬徊□阎泄□::的扇肓宋难□姆冻搿Ｖ形鞣焦赜谖难□母拍畈痪∠嗤□Ｔ谥泄□□::挡皇俏难□□蛭□□怯冒谆靶吹模欢□诟穸□盐难□缍ㄎ?"语言的艺术"。照此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应称作"文言的艺术"。小说界革命的内容虽然不完全涉及小说﹐但梁启超等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中国的文学概念从"文言的艺术"转化到"语言的艺术上"﹐把小说作为一门学问奠定了下来﹐对20世纪的文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2)作品的发挥、作者的研究和版本的考证﹐仍是研讨的重点 　　晚清小说浩如烟海﹐湮没无闻的不少在少数。发掘整理这批佚作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十二女杰演义》是晚清专门为中国历史上杰出女性歌功颂德的书。刘怀玉介绍了发现这部书的经过﹐并对此书的思想意义、作者、校者和出版者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评价。《英烈传》的作者历来有两说﹐一为郭勋﹐一为徐文长。"郭勋说"因有鲁迅、孙揩第、郑振铎、刘大杰、戴不凡等名有定论﹐似乎是不可更改的。朱恒夫通过对《皇明英烈传》等大量文献的查考﹐发现"郭勋说"的源头来自郑晓的《今言》﹐而郑晓是郭勋的政敌﹐言不可信。从文献来看﹐《英烈传》的作者当有三人。作品本身也透露出这部小说从开始编写到成为社会通俗读物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作者问题是《金瓶梅词话》的热门话题。国内外学者的论说不下三十种﹐可概括为两大类﹐即﹕一是文人独立创作﹔二是说话艺人历代累积集体创作。 　　周欣在《<金瓶梅词话>是佚名艺人独立创作》一文中另辟蹊径﹐指出文人和艺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金瓶梅词话》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具有完整性﹐构思亦较为缜密。而错乱主要在一些次要情节和年月、诗文等枝节问题上﹐这正好说明此宎堨B桓□杖说亩懒４醋鳌? 　　(3)对於名着的研究﹐朝着多种层次、多种方法、多种角度的方向深入《聊斋志异》是脍炙人口的名着﹐戴永文对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作者在小说中所流露的对花妖狐魅的深情是众所周知的﹔但人们对其间贯穿的理性思考却注目不够。"情"与"理"的矛盾是蒲松龄创作这部小说的最高原则﹐作者是如何处理对现实的描写和对理想的讴歌的呢﹖小说是借司马迁《史记》中篇末的赞语、以"异史氏曰"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发胸臆的﹐"异史氏曰"值得重视。吴九成的论文则考察了以中国文化为土壤、又给中国文化带来巨大影响的道教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创作题材上﹔其次表现在思想内容上﹔再次﹐道教的意象、思维模式和特征也给作者的艺术思想以潜移默化的渗透。 　　王伟康的《<儒林外史>对扬州盐典商人的典型化塑造》、张蕊青的《<三国演义>中知识分子形象扫描》和陈建生的《<金瓶梅>的男性魍魉世界》等三篇论文在评论名着人物艺术形象上颇有特色。王伟康指出﹕在以士人为中心的《儒林外史》画卷中﹐商贾形象占有一定比例﹐而其间大部分是扬州盐典商人的形象。作者通过对商人本质特征和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揭示了他们在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借以展示出十八世纪上半叶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因而不仅具有形象意义﹐而且有认识价值。张蕊青认为﹕集中描写知识分子的《儒林外史》在对知识分子全面性概括和规律性的揭示方面不如《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暴露的是知识分子的弱点﹐给人以丑恶的一览﹔而《三国演义》不仅形象地再现了封建社会中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而且把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主导性和一旦受挫时的依附性都展示了出来。可见《三国演义》才是知识分子的图谱和全息录相。陈建生用系统论的方法论对《金瓶梅》男性人物的性格系统作了探索。这是他对《金瓶梅》女性世界研究的进一步横向拓展。他认为﹕以西门庆为核心的男性世界内联以关月娘为首的女性群体﹐外则上联以蔡京为头子的官僚集团﹔下联应伯爵之类的无赖集团。如果将这男性的上层下层孤立地去看﹐只能看到分散的、个别的丑恶现象﹐只有对整个人物系统作全面观照﹐才能窥透社会的本质。 　　(4)更多的二、三流小说成为研究者注目的课题 　　明清时期的艳情小说《痴婆子传》向来被统治者列为禁书﹐这是因为"论者大凡着眼於此书的秽亵描写﹐将其与着意写床第﹐恣意描写性事的作品混为一谈"。王星琪在自己的论文中如是说。他认为﹕将《痴婆子传》斥为一味导淫之作﹐不仅近乎迂腐﹐而且枉费了作者曲意别调的一片苦心﹐甚至抹煞了作者借艳情形式﹐以摅愤慨的创意。他指出﹕当宋明理学被推向极端、将人们压抑的难以喘息之时﹐一种异端思想便应运而生。此时﹐从社会文化心态到人们的行为规范﹐以及价值取向、伦理道德都会发生深刻的、人性的觉醒。《痴婆子传》等书的价值正在於试图用情欲的火焰去焚毁理学的牢笼。从这一点上说﹐它具有进步意义。《钟馗斩鬼传》是一部未受到评论家足够重视的作品﹐沈漫涛在其论文中揭示了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她认为此书虽然以降妖作为主要内容﹐抒发的却是作者对统治者不重视人才的强烈不满。这部小说有着以鬼喻人、讽世明道的主题﹐斩杀恶鬼是对人间鬼类的严重警告。作者通过暴露鬼类的种种邪恶﹐以引起人们的警惕、激起人们的愤慨﹐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5)搜集古典小说中的民俗和文化现象﹐作出归类和思考 　　华夏素称礼仪之邦。生活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男女老幼的举止言谈都要节之以礼﹐以表示人们对皇权、神权、夫权的崇拜。这种文化现象在一些小说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比如《水浒传》中就有大量的关於君臣之礼、长幼之礼、亲朋之礼、道佛仪礼、谢恩之礼的描写。彭海、吴晓寅的论文《<水浒全传>中的礼节描写》把《水浒》中的跪拜、作揖、唱喏、合掌、以首加额以及许多与礼仪有关的词语加以归类、比勘﹐得出结论﹕这些礼节和词语分别透露出南宋、北宋和明朝的文化习俗﹐显示出不同时代的印迹和不同编撰者的文化修养。由此可以确定﹕《水浒传》是历代积累成书、经过多人写作修改而传世的。在中国仙话和明清小说、尤其是在《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中有相当多的关於屍解的故事。周俐在论文中重点阐述了屍解故事的由来。屍解的方式有多种、先死後蜕、棺内唯留一枝青竹杖是最常见的。这种奇怪神秘的对生的崇拜﹐反映了中华民族多样的图腾崇拜。 　　(6)在古典小说研究贴近时代、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管理和经营挂钩方面﹐有了可喜的尝试小说研究如何与经济建设的应用研究相结合﹖这是明清小说研究的新课题。明清之际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社会变化给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心态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赵兴勤、孔繁华的论文《徽州经商习俗与明清小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当时在徽州一带掀起的经商热潮以及新旧思想的种种冲撞。正是徽商的崛起给当时的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并使小说中有了经济生活侧面的写照。徽商敢於冒险、勇於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不仅扩大了小说表现现实生活的领域﹐同时也为後世研究明清之际的经济史、徽州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资料。《三国演义》是智慧与谋略的渊薮。周俊在题为《三国演义的现代化市场竞争价值》的发言中指出﹕《三国演义》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对於人类的贡献是整体性的。书中的领导谋略、战略战术、竞争意识对於炾鶠怜遛荂v芾怼14□□呗浴12畔９□绲扔τ醚芯坑凶胖苯拥闹傅甲饔谩Ｒ虼耍□度□□菀濉凡唤鲈毯□盼难□壑担□□沂欠17咕□玫谋□笏枷胱试矗□绻□右岳□茫□笥锌晌□Ｐ::笛芯咳绾斡□缁嶂饕寰□裎拿□夜常空馐怯τ醚芯康挠忠豢翁狻Ｗ魑□馐缎翁□□::档拇□□厝欢陨缁嵘□罘５□卮笥跋□ｇ延胶淘诜13灾兄赋觯豪□飞显□□泄□□位粕□::档姆豪摹５谝淮问敲鞔□╟辏坏诙□问敲窆□逼淞Ｗ源又谢□嗣窆埠凸□闪14院螅□瞥痹谥泄□□厣铣沟拙□﹗﹖墒窃诟母锟□诺慕裉欤□□炙阑腋慈肌14硗林乩戳恕﹔粕□::笛现馗□醋徘嗌倌甑牧榛辍10﹕ψ派缁岬陌捕ａ＞」□□□陨ａ平朔峭度肓诵矶嗖屏□臀□Γ□□撬枷牒臀幕□皇强课□怂□苎姑鸬摹Ｎ□裁椿粕□::德沤□恢梗□档蒙钏肌Ｋ□衔□鹤魑□恢治难□绷鳎□粕□::档牟□□17鞔□15跋毂囟ｕ□抛陨淼墓媛尚裕□芯克□谑裁幢尘跋虏□□16诤沃智榭鱿禄竦檬谐。□ｕ□男╠□来□□□绾胃□□□牧蛹＃□恢故巧缁嵛幕□芾聿棵拧３霭娌棵诺氖拢□彩俏难□芯空叩纳缁嵩鹑巍Ｎ□难□芯慷□□芯课难□□窍涟□模□荒苁刮难□芯恐□吩阶□秸□Ｐ::笛芯咳绾卫□孟执□□馔枷竦纫帐跏侄瓮卣故谐。□蚨琳摺９壑谄占坝判愎诺渥髌返奈难□□叮□馐怯牖岽□砻枪餐□脑竿□＝窈笕匀灰□诳□16□霉诺湫::滴幕□□馍隙□□嗟哪越睢19龈□嗟氖凳隆Ｅ□衔囊展□髡摺４笾诖□交□刮□琳摺９壑谧龊玫级痢５伎础２占啊８岣叩确矫娴墓□鳌Ｕ獯窝刑只峥□们笫怠15谐尚□Ｓ牖岽□砻翘教至宋难□咎逖芯亢陀τ醚芯慷喾矫娴奈侍猓□３以谥傅妓枷□闲纬闪斯彩丁? 　　後 记 　　本书所汇集的论文共二十四篇﹐其中十八篇先後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聊斋志异研究》、《南师大学报》、《文教资料》等刊物和《江苏出版人物志》（江苏人民出版1993年版銴胼I□小Ｆ渲?"红楼梦词汇"研究已列为江苏省教委1999年社科研究项目。书後有附录两种﹕《明清小说叙录》中的一部分是为《近代文学大辞典》（黄山书社1994年版）撰写的条目。《三十五种清代日记书录》已收入《名人日记》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清代日记的研究与清代小说尤其是清代新闻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多年来我对日记资料的搜集从未间断﹐1999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已把此项研究列为直接资助项目﹐这将使我在明清小说的研究中获得更多直接、间接的资料﹐相得益彰﹐触类旁通。 　　我的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帮助﹐特别是陈仁礼、李庆山的鼎力相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天体在运行吗﹖大地在静止吗﹖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