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 南怀瑾 着 讲在前面 在讲过《论语》以後﹐又引起大家研究《孟子》的兴趣﹐希望再讲《孟子》。其实﹐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学﹐我是很肤浅的﹐过去所讲的《论语》﹐也只是为了时代的需要﹐东拉西扯地讲了一大堆废话﹐想不到大家还很爱好﹐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新旧文化交流互变的冲击时代﹐只好采取配合时代趋势的方法来研究。我也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贡献大家作参考。至於怎样去深入﹐自古以来﹐关於《孟子》的着述非常多﹐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努力去探讨、去寻求。 提到《孟子》这部书﹐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我还在童蒙的时代﹐等於现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期﹐就开始接受家庭和老师的督促﹐要读《孟子》了。那时候读书﹐还要背诵得来﹐老师每天教一节﹐明天就要站在老师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诵上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悉﹐不能有错﹐错了要受罚﹐甚至用戒方打手心。当时并不注意内容的讲解﹐只要认得字﹐读得来﹐背得清楚。这一节背好了﹐老师再教第二节。 这里有一点要顺便说明的﹐这也是历史时代转化演变的资料﹐就中国文化史的演变来看﹐虽说是小事情﹐却有关大题目。我们那个时代﹐还承受清朝末年的遗风﹐社会是旧式的社会﹐是典型的古老农村社会。印刷还不发达。《孟子》啊﹐《论语》啊﹐也有一章一章分开来卖﹐并不一定要买全部的书。记得我在开始读《孟子》的时候﹐是先读《离娄》这一篇的。 我们那时代称呼老师叫“先生”﹐并不叫老师。学工学商的老师叫师父﹐也不叫老师。戒方就是上古时代所谓的“夏楚”﹐是老师们处罚学生的鞭答。这种处罚很有用处﹐说句良心话﹐现在想起来﹐还蛮可爱的﹐并不像现代人所说的那样可怕﹐更不会有什麽妨害自尊心等等麻烦的副作用。当然﹐这些道理很难讲﹐只能说古今时代不同﹐思想、教育、观念等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过去历史上无论是哪方面的成功人物﹐差不多都经历过戒方式的严格教育﹐可是并没有妨碍他们的伟大成就和伟大人格。对吗﹖当然﹐过分的体罚我也是不赞成的。 我们在童年时代﹐开始读《孟子》的时候﹐所有的内容﹐讲解的要点﹐究竟是说些什麽﹖老实说﹐都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教我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名儒﹐在前清有功名﹐後来还受清廷的保送﹐出过洋﹐到过日本留学。我们是请他到家里教书﹐管吃管住﹐对他恭恭敬敬。那种家庭教师﹐在清代﹐就叫做“西席先生’”。大体说来﹐实在还不错。至少﹐在受到尊敬方面﹐比现在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教我们读《孟子》时﹐也是不大详细讲解。我呢﹖当小孩的时候﹐读书也不太用心﹐正好引用陶渊明先生的话来遮羞﹐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 当时的老师、宿儒和大人们都说﹐在前清要考功名﹐非熟读此书──《孟子》不可。当然四书都要读熟﹐不过﹐无论考不考功名﹐文章要作得好﹐便要熟读《孟子》。什麽“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韩癒啊﹗柳宗元啊﹗苏东坡啊﹗他们都是从《孟子》的文章里钻出来﹐才有那样伟大的成就。当然喔﹗什麽莎士比亚啊﹗培根啊﹗叔本华啊﹗与孟子并不相干。因为那个时候的大ゔ^壬□牵□炖□虮氏乱□玫拿□裕□蠖嗍钦庑┐□澄幕□写笕迕□说幕啊Ｈ羰窍衷谌□艘□茫□愠陕湮椤Ｖ挥幸□蒙□勘妊撬□牵□潘闶摈帧Ｎ胰衔□□庵窒窒蟛皇谴□档墓叵担□荒芩凳枪沤裰型狻12戮晌幕□低ㄊ逼诘南谓酉窒蠖□选? 後来我们进了洋学堂──就是现代化的学校﹐正碰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推翻旧文化﹐几乎是举国若狂﹐大家跟着闹了一段短时期﹐对於传统文化的旧文学﹐一再吵着要废除。慢慢地﹐我们这些基本上从旧式教育出身的﹐对这些书本﹐也渐渐地淡漠起来。 不过﹐凡事若是从童子功开始学的﹐始终很难忘情的﹐尽管时代不同﹐在思想观念的领域里﹐它的确占了很牢固、很重要的席位。可是後来的新教育、新课本﹐由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到现在﹐我发现仍然没有完全离开过旧文化。尤其是《孟子》﹐几乎每一级学校里的国文课本﹐都要选上几段重要的文章。青年人尽管不重视﹐但对孟子的文章还是读过﹐反感归反感﹐读还是要读。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保持历史文化於不堕。现在面对这麽多的先生们﹐由我来讲《孟子》﹐实在有点战战兢兢﹐不大好意思﹐这真叫作“班门弄斧”﹐当着内行耍外行﹐自耍活宝。 春秋无义战 现在我们为了要研究《孟子》这本书﹐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现实社会的环境﹐就会觉得并不枯燥。而且对孟子的人品和风格﹐也更有一层深刻的认识。那麽才会知道後世的人﹐为什麽把孟子承继在孔子之後﹐称他作“亚圣”﹐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都知道﹐远距我们现在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上﹐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当然﹐这只是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事不干己﹐无切肤之痛地加个评论而已。如果我们也生长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痛苦悲愤的现实环境里﹐大概就不会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了。这个时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这两个名词所包涵的时代﹐都有几百年之久﹐如果我们用人物作中心代表来讲﹐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却是到了战国时期了。春秋时期也罢﹐战国时期也罢﹐这两个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时代﹐却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团。 可是在後世看来﹐这个时期﹐则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後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传到现在﹐也会一直延续到未来。 我们知道﹐孔子当时亲身经历了痛苦时代的忧患。他在晚年﹐有系统地整理了中国文化的宝典﹐删诗书、订礼乐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据他本国鲁国的历史资料﹐开始着作了一部最有名的历史和历史哲学的书──《春秋》。 在这部书里﹐记述了东周以来两百多年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教育等等变乱的前因後果﹐同时也包涵了对於历史人文、文化哲学的指示──如何是应该﹖如何是不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善恶﹖怎样才是正确的是非﹖ 我们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时代的大题目。那个时代侵略吞并的战争﹐绵延继续了两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础﹐开始逐渐地被破坏﹐社会的紊乱、经济的凋蔽﹐所给予人们的痛苦﹐实在太多。现在我们简单引用董仲舒的话﹐便可知道那个时代乱源的要点﹕ 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 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这便是孔子着《春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孔子着《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点﹐“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 但《春秋》这部书并不是非战论﹐它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战争哲学是为正义而战﹐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只有两次是为复国复仇的战争﹐那是无可厚非﹐不能说是不对的。所以他说﹕ 今（指春秋时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伐侵攻不可胜数﹐而复 仇者有二焉。 关於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则更严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为什麽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 以孔子的论断﹐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们眼光的短视﹐重视现实而忽略了文化发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经‧坤卦》的文言中便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後来的董仲舒﹐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便说﹕“细恶不绝之所致也。”所谓细恶﹐便是指社会人士缺乏远大的眼光﹐对於平常的小小坏事﹐马虎一点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个时代的大紊乱了。 我们现在不是讲《春秋》﹐而是介绍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追溯它的远因﹐顺便提到《春秋》。继春秋时代吞并侵略的紊乱变局﹐又延续了两三百年﹐便是我们嚏怃衙痋怃偌o焦□逼淞Ｎ陕业那樾危□却呵锸贝□泄□□□薏患啊８韝銮抗□闹詈钪叵质担□缁岬姆缙□□叵质担□嘀豢嗔艘话愕睦习傩铡? 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什麽他会有这样远大的影响﹖这正是我们研究探讨的主题之一。 司马迁编撰手法中的孟子 在前面﹐非常简单地提到战国时期的时代环境。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司马迁写《史记》的编导手法﹐在他的笔下如何描写孟老夫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来写传记﹐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应该分开来﹐单独地写。但是司马迁往往会把一两个人的列传合起来写﹐或者连带几个人写成一堆。难道他是为了节省稿纸﹐节省笔墨吗﹖不是的﹐他是把历史上同一类型的人和事﹐或者类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来写成一篇。我们读了﹐可以作一强烈的对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启发﹐从历史经验的镜子中﹐反映出立身处世的准则。 因此﹐司马迁写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类型的荀子写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传》。在这一篇里﹐他又举了很多与孟子、荀卿类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辉映。 看来他好像偷懒省事2或者是认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传记似的。其实不然﹐一个文人笔下的传记文章﹐如果有意乱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话﹐小题大作﹐大可洋洋洒洒﹐各自构成专篇。可是司马迁的风格﹐是有他的哲学的、学术的中心思想﹐他绝不愿意乱来。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带出了战国当时一大堆的有名诸子﹐并非是漫不经心地随意而为﹐实在是有他聪明绝顶、度金针而不落言诠的妙用。我们读《史记》﹐几乎和《春秋》三传一样﹐任何一字一句﹐绝不可以轻易放过。甚至《史记》中任何一个表﹐都不是随便绘制的。 他写孟子、荀子﹐同时又连带写出与孟子相同时代中的风云人物﹐如商君（鞅）、吴起、孙子、田忌。又说“齐有三驺子”﹐当然极力描写三驺子中的另一位谈天文、说地理、讲五行之学﹐大受当时人们所重视、尊敬﹐不像对孟子那样的冷落、凄凉的──驺衍。 从驺衍以次﹐又说﹕“齐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骄、驺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当然﹐也包含了同一时代性的人物关系。 再以後便写荀子（卿）﹐由荀卿而连带说到庄子、墨子、公孙龙、剧子、李俚、屍子、长庐、吁子等等。不过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我们要注意他这句“不论其传”一词的涵义﹐很有深度﹐也颇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节关於墨子的事﹐这是对墨子时代还待考证的附带说明。如说﹕“盖墨子﹐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後。” 我们读《史记》﹐随处可以看到司马先生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启发性﹐与睿智存疑等等的编导手法。所以说好好地仔细读它﹐可以启发慧思。 我们读《孟子》一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一开始﹐便可以看到孟子当时一种受尽冷漠歧视的味道。同样地﹐司马迁写孟子﹐首先也引用了这一段﹐然後才说到孟子的籍贯、出身、学历﹐说明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至於说孟子并非子思的学生﹐则是另一考据的问题。司马迁很可能弄错了）。《史记》上的这篇也和《伯夷列传》差不多﹐没有太多的叙述就完了。只说孟子阐述孔子的学说思想﹐作了七篇书﹐就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本《孟子》。 古今中外﹐许多被後世认为是多麽伟大﹐能影响干秋万世的人物﹐在当时﹐大多数都是那麽凄凉寂寞的。就因为他在生前不重视短见的唯利是图﹐对自己个人﹐对国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风格来为人处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样的人﹐如果当时稍微将就一点﹐自己降格以求﹐迁就一点现实﹐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马先生举出驺衍来﹐与孟子当时的处境作一强烈的对比。 驺衍和孟子的强烈对比 在孟子见齐宣王、梁惠王﹐陈述那些理论思想的时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们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与孟老夫子同时代的驺衍他们﹐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说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於无垠。…… 是以驺衍重於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撤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喝石官﹐身亲往师之。 我们读了这段历史资料﹐便可以看到与孟子同一时代的驺衍﹐也同孟子一样去见过齐宣王、梁惠王。甚至还到过燕赵两国﹐受到燕昭王无比的崇敬。他当时的声望之高﹐所受各国诸侯们的欢迎款待﹐那种威风﹐那种排场﹐假如从重视现实虚荣的社会眼光来看﹐驺衍当时的威风架子实在摆足了。哪里像梁惠王对待孟子那样﹐毫不客气地称呼一声“叟﹗不远千里而来。”满不在乎的味道。至於齐宣王﹐对孟子也并不表示太大的欢迎。 可是驺行呢﹖“重於齐”﹐他在齐国极受尊重﹐连一般的知识分子稷下先生们﹐也连带地受他影响﹐都受到齐王的敬重、优待。 驺衍到了魏国（梁）﹐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於现代﹐一个国家的领袖﹐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他一样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国宾的大礼接待驺衍﹐所谓“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就是当时现场实况的纪录。 驺衍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行撇席”﹐赵国有名的权贵豪门平原君﹐不敢和驺先生并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後侍从﹐比礼宾司的大礼官还在恭顺。到了行馆以後﹐请驺先生坐下﹐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个座位打扫清洁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这种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艺术上﹐司马迁只用了四个字﹐便描述得淋漓尽致﹐他只用“侧行撇席”就够了。由此看来﹐今古文学写作的技巧艺术有如此的差别﹐所以现在从白话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学们﹐便要特别细心地去读﹐去研究﹐不可以马马虎虎。 驺衍到了燕国﹐那更神气了。当时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拥彗先驱”﹐亲自到国境边界去接他﹐而且手里还拿着清道用的扫把﹐表示作他学生一样的为他开道。接到了王宫以後﹐“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请求作他的学生﹐愿意和驺先生门下那些弟子同样的受业。因此特别为了驺衍新建一座碣石宫来供养他﹐常常亲自到驺先生所住的地方来听课﹐和一般学生对待驺老师同样的恭敬。 我们读了司马迁这几句书﹐可以看到他用简短的文字﹐就把战国时期享有盛名的学者之光荣事迹﹐紮紮实实地记述下来﹐而且特别只附带写在孟子和荀子的传记里﹐这岂不是一种极高明的编导手法﹖拿当时极受尊敬的驺衍﹐和备受冷落的孟子作强烈的对比﹐给大家看。这是历史时代的悲剧﹖还是人生的悲剧﹖抑或闹剧﹖或者是现实荣华和千古盛名的对照呢﹖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启发了。 我们在座的﹐以及社会上各方面﹐许多人都在感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太重现实。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人活在世间﹐就要生存﹔渐渐地﹐慢慢地﹐不知不觉就会重视现实。感叹别人重视现实的我们﹐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上﹐老实说﹐有时又何尝超越现实﹖何尝不重视现实呢﹖只是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却有极少数的人﹐他始终漠视现实﹐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弃自我而为天下人着想﹐不顾自己短暂一生的生活现实﹐而为千秋万代着眼。因此﹐也就受到人们一种超越的崇敬﹐称他为“圣人”了。 这个道理﹐其实不用我们来说﹐司马迁在《孟子》这篇传记里﹐已经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里评述驺衍说﹕ 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全文里﹐他说驺衍先用阴阳玄妙的学术谈天说地﹐讲宇宙人生与物理世界因果交错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听的人各个为他倾倒。其实驺衍这套学术﹐就是中国上古理论物理科学的内涵﹐也是上古科学的哲学内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随便轻视。 不过﹐以司马先生的观点看来﹐驺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样﹐深深感慨人类文化的危机﹐尤其当时国际间政治道德的衰落﹐社会风气的奢侈糜烂﹐他为了要有所贡献﹐希望改变时代﹐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欢迎、接受的学术出来﹐玩弄一下。其实﹐他的本意﹐还是归乎人伦道义﹐所谓“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他那些谈阴阳、说玄妙的学术﹐只是建立声望的方法而已。所谓“始其滥耳”。 当时那些王公大人们﹐一开始接触到驺先生的学术思想﹐惊奇得不得了﹐都愿意来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驺衍真正要他们以人伦道德来作基础的时候﹐他们便又做不到了。 这种现象﹐你只要看看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的求仙求道、求长生不老的历史故事﹐以及当代一般学各种宗教神秘学人们的作为﹐便可了解“千古皆然﹐於今尤烈”。 再从轻松一绝j慕嵌壤唇玻□舱□缜迦苏砸淼母锌□□桓鋈巳羰且□笪难□帐醯某删停□□□拖质瞪□罘５□逋唬□□□□懿话驳男睦怼Ｒ虼耍□□摹堵□□分兴担骸笆□□钊宋椅纯眨□胍蚴□胁辉□□Ｐ苡阕孕μ靶纳□□纫□□□峙虑睢﹗? 处世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的论述观点还没有完﹐他又说﹕ 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於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代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柯称大王去分□。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内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缨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这里劈头第一句话﹐就说驺衍在那个时代﹐“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受到国际间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说的种种荣宠。跟着便说驺衍当时的情形﹐哪里像孔子周游列国时﹐还在陈蔡之间﹐受到饿肚子的遭遇﹔又哪里像当时的孟子﹐始终在齐梁之间受到穷困的苦恼。 但是﹐话又说回来﹐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难说﹐有的人一味重视现实﹐有的人却轻视现实。例如周武王以仁义作号召﹐结果讨伐纣王以後﹐自己做起皇帝来了。所以像伯夷、叔齐他们﹐觉得这种假仁假义是很可耻的事﹐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也不下山来吃他周朝的饭。 接着﹐司马迁又以孔子为例﹕卫灵公有一次问他军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闭口不答。孔子并不是不懂军事﹐只是不愿意再加重他们军国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样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赵国之前﹐也向孟子请教过﹐结果﹐孟子避开正面的问题﹐只告诉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分□）﹐由於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乐。後来受到戎狄的侵犯﹐国人愤慨﹐要起而对抗。但是古公亶父却不忍心战场上的杀戮﹐於是忍痛离开自己的乡土、国业﹐改迁到歧山山下。大多数的豳人﹐由於爱戴他的德政﹐也都随他迁居。而後经由季历、文王的发扬光大﹐各地人民自动前来归附﹐竟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时﹐很轻易就取代了残暴的纣王﹐而改国号为周。 司马迁接着说﹐孔子、孟子他们﹐并不是不懂得怎样去“阿世苟合”﹐向时代风气妥协﹐为了自己本身的现实利益﹐随便去迎合别人的意见。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为也。所以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那些功名富贵。因此﹐他们所讲的那些天理人伦、政治道德的理想﹐对於现实社会﹐就好比拿一个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进一个圆形的孔中一样﹐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里能够达到救世济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随後司马先生又举例﹕商汤时代﹐伊尹不得志的时候﹐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想尽办法﹐去作商汤的厨师。因此受到商汤的赏识﹐请他当辅相﹐发展了他的抱负﹐使商汤成为历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样﹐在他穷困的时候﹐只帮着那些赶牛车的人喂牛﹐混口饭吃。但结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机会﹐而受到秦缪公的重视﹐请他当辅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强起来。 这些过去历史上的人物也不错啊﹗为什麽呢﹖有理想﹐有抱负﹐尚未得志时﹐不妨将就别人一点﹐先取得别人的信任﹐肯与你合作以後﹐才慢慢地引导他们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种处世的办法啊﹗ 比如像驺衍﹐他当时的学术、言论、思想﹐虽然看起来很怪﹐不合於学问的大道﹐好像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国际间的重视。所以﹐这也许是他一种入世处世的方法。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导当时那些执政者﹐慢慢地走上仁义道德的政治路线。那麽﹐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铲和百里奚的喂牛一样﹐都是别有苦心的了﹗ 至於说﹐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种严正的作人处世的态度对呢﹖还是驺衍他们那种立身处世的方式对呢﹖碰到这种问题﹐司马迁往往不下一个肯定的结论﹐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学的问题。有矛盾﹐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是与非﹐由读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两面的资料﹐都放进孟子的传记里﹐陈列摆设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说明。你买了票﹐参观了这些资料以後﹐你要的是哪一样﹐但各取所需﹐各凭所好了。不过﹐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随便﹐不可马虎。 附带地再说明一下﹐他在这篇《孟子荀卿列传》里﹐最後说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样的理想﹐但是作人处世的方向又同中有异。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国﹐当了楚国的属地兰陵（山东）地方的首长──兰陵令。後世发展成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与不幸﹐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虽日天命﹐岂非人事哉﹖司马迁又不作肯定的评语﹐这等於你坐上公共汽车﹐或在公共场所﹐往往看到“银钱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语一样有味道。对吗﹖ 苏秦与孟子的时代 为了研究《孟子》这本书﹐我们在前面先简单扼要地提出了战国时期﹐和孟子同时的学术思想界的一般人物﹐作为比较﹐作为陪衬﹐使我们在研究孔孟学术思想时﹐藉以启发自己的慧思﹐同时也可以由此认识孟子之所以被尊为亚圣的道理。 但是﹐只从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去了解孟子还不够。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与孟子同一时代中﹐国际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也是我们历史上着名的风云人物──苏秦。他真是摆足了历史上的威风﹐但他也在年轻时期﹐受尽折磨﹐足资青年效法、惕厉。 在中国的历史上﹐後世一般研究史学的儒生们﹐尽管不重视苏秦﹐看不起苏秦﹐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上﹐这些大人先生们﹐暗地里都还是摹拟苏秦的那一套。甚至还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尤其是当时代在变乱之中﹐要想拨乱反正﹐苏秦的那一套﹐是不容忽视的﹐并不简单。 时下有些国人﹐往往很幽默地把现在美国的基辛格﹐比作苏秦。讲实在的﹐基辛格还不够资格与苏秦相提并论﹐比之苏秦那两个小兄弟苏代、苏厉﹐还差得多。 苏秦生在孟子同一时代的东周﹐是洛阳人。东周的洛阳﹐是当时中央周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尽管那个时代天下诸侯互争雄长﹐争取霸业﹐眼里已经没有中央的周室﹐所谓“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但是东西两周的首都所在﹐到底还是有它悠久的历史文化。苏秦便出生在那个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研究一个人的生平﹐这点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他在少年的时候﹐和张仪、孙膑、庞涓几个人﹐都是从鬼谷子求学。鬼谷子的确是当时以及後世的一个神秘人物﹐也是属於道家之流的隐士﹐我们暂时不去讲他。苏秦离开了鬼谷子以後﹐便想有所作为。他研究一下当代的局势﹐只有秦国足以举足轻重﹐能够影响当时的整个天下。所以他的目标﹐就指向了高据西陲的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秦惠王的时代﹐也正是由商鞅变法以後﹐讲究法治、讲究富国强兵的一个时期。而後﹐再经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的励精图治﹐才奠定了始皇一统天下的基业。 苏秦抱着满怀希望到秦国去﹐大概先变卖产业﹐又借了些债﹐置办得很豪华﹐带了很讲究的行装到秦国。见到秦惠王﹐提出了他对天下事的整套构想和计划。 在当时的观念里﹐这种情形就叫做“游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什麽考试取士的用人办法﹐一般学者知识分子﹐都靠游说诸侯权贵而取得功名富贵和权力。即如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等提供王道德政的意见﹐在那个时代的风气﹐也都属於游说的作法。不过﹐後世有些人把游说这个观念﹐打入了纵横之学、策士之流的范围﹐很看不起﹐所以就特别把亚圣孟子的事迹﹐列於游说之外了。 秦皇霸业的蓝图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好好读一下《战国策》和《史记》﹐其中有关苏秦当时游说的言论和思想﹐实在不能轻视﹐也不可忽视。他第一次见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说辞﹐也是标榜王道的作法。不过﹐他是针对当时的现状﹐特别强调他自己的军国思想与战争理论。他说﹕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 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 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 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 意﹐臣请奏其效﹗ 苏秦初见秦惠王所提出吞并诸侯﹐“称帝而治”的蓝图﹐也便是後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线。结果﹐非常有趣﹐他的计划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决了。难道说﹐当时秦惠王的野心﹐还不及他的青孙秦始皇吗﹖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孟子同样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秦惠王当时对苏秦的否决辞是怎麽说的。 秦惠王说﹕“据我所知﹐一个羽毛还没有长丰满的鸟儿﹐是不可能高飞的。一个人文教化还没有培养成功的国家﹐是不可以随便征伐别人的。同样的道理﹐德政方面﹐还没有紮下深厚的根基﹐是不可以随便动员国民的。领导人的政治教化与感召力量﹐还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顺服﹐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责任﹐劳烦自己的高级干部去担负更艰巨的任务的。你苏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远千里而嫔j轿业墓□遥□险庋□泵娼痰嘉遥□浅８行弧２还□□Ｍ□鹊浇□椿嵊心敲匆惶欤□傧蚰阕ｕ掀虢獭﹗蓖炅耍□乱痪洌□谇扒謇唇玻□褪嵌瞬杷涂土恕Ｔ谙执□□褪乔□萃蹙倨鹗掷纯匆幌率直恚□偕斐□沂掷醋急肝帐炙涂土恕? 这一段在古文怎麽记载呢﹖文字写得美极了﹐可是现代人读起来﹐不大容易了解当时的现场实况。所以大家便马马虎虎地看过去﹐认为这些老古董没啥意思。《战国策》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须大臣。今先生伊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可是在当时﹐年轻的苏秦还要装呆﹐不肯马上告退﹐仍然继续讲下去。想把他的学问知识连肚肠脑髓都翻出来似的。你看﹐这多麽不懂事﹐不识时务﹗他在这个时候﹐把中国上古以来的历史哲学、战争论、战略思想﹐一古脑儿都搬出来支持他当时所构想的统一天下的计划蓝图。其中﹐他说道﹕ 是故兵胜於外﹐义强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屈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世界﹐必须国富兵强﹐具有战略上的必胜能力﹐然後才有道义可讲。在国际外交上﹐你的兵力强盛﹐那麽你内在的道义观点﹐才能发挥作用。他的这一段话﹐甚至於整篇的建议书﹐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认为﹐凡是现代的国民﹐应该把《战国策》等书好好研究﹐拿它和孔孟之学互相研究。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作为治事与立身、立国的中心。以《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为权变、应变、适变、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实在很有必要。千万不要认为这些书是老古董﹐根本不去摸它。要知道﹐你根本还没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哪里知道这些古董之为古﹖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ㄚy嗽埔□疲□□遗灼□逃形幕□姓庑╒Σ兀□翟谑呛□□濬□□曳浅﹖上□? 关於《战国策》和《孙子兵法》的综合研究﹐我已经在“历史的经验”的讲课上﹐介绍过一部分﹐所以现在在这里只好从略﹐简单地提些要点而已。 苏秦说的哪怕再有理﹐无奈却不合时宜﹐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秦惠王当时面对这样一个外国来的年轻人﹐该有多讨厌﹗ 这还没有完﹐这一回对秦惠王的当面说不成功﹐他还住在秦国的旅馆里﹐一次又一次地写计划﹐写报告﹐送给秦惠王﹐希望他采纳。结果﹐上了十次的计划报告﹐秦惠王没有半点下文答复他。换句话说﹐秦惠王根本没有理他。不过﹐还算好﹐并没有认为他是国际政治上的疯子﹐没有把他驱逐出境。可是﹐也没有给他一个小职务干干﹐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钱。 这一下﹐苏秦真完了﹐“一钱逼死英雄汉”﹐所谓“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带出来的黄金快用完了﹐身上穿的那件充阔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大概多少还有一点点零钱﹐可是绝对没有交际费用﹐再也没有长期住下去的能力了﹐因此只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家。 苏秦的还乡 原文对苏秦回家的一段情景﹐虽然只用了简单扼要的三十六个字﹐却描写得活龙活现﹐痛苦不堪。我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一段来讲﹐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青年﹐多注意一个人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经验的教训。不灰心、不气馁、不怨天、不尤人﹐立志奋发图强﹐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像苏秦当时那种遭遇﹐据我所知﹐我们在国外求学读书﹐或者从事其他方面的青年﹐有些也同样有这种痛苦的遭遇。结果﹐缺乏苏秦那样的勇气﹐被现实打击下去﹐大有可为的前途就白白牺牲了﹐真划不来。我们且看苏秦这一段历史经验故事﹕ 赢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 不下□任﹐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我们读中国古文这三十六个字﹐当然先要认得字﹐知道了每个字的字义──说文、训佑﹐再来会意﹐便可知道作者当时描写得刻画入微。看故事是有趣得很﹐但读了以後﹐也为苏秦的遭遇觉得很惋惜。 他在秦国没有办法了﹐只好打回家的主意﹐人既失意﹐钱又花光了﹐怎麽办﹖他不负气自杀﹐只能忍辱﹐用千万个忍字﹐来坚强起自己。於是他只有“赢腾履蹻”了。什麽是“赢縢”呢﹖赢縢”也就是“行縢”的意思。赢是满。縢是那个时候准备走远路的裹脚﹐等於後世的绑腿。蹻是草鞋。他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家﹐只好用裹腿布把自己两只小腿满满地裹起来﹐以免长途走路﹐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伤﹐然後又说他的鞋子也破了﹐新的买不起﹐只好穿上一双草鞋。短短四个字﹐便轻轻易易地形容了他当时的倒霉落魄相。 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像开始到秦国来时有黄金百斤﹐雇人搬行李﹐那种神气的样子了。只有随随便便把破衣服、破行李捆成一堆﹐随身携带着好走路。好了﹐他这样狼狈地收拾起行李。“负书担橐”﹐又把那些带去的书都背在背上﹐书当然丢不得的﹐那个时候买书不像现在这麽方便﹐印刷术也还没有发明﹐书是用一片一片竹简刻上去的﹐那是知识分子的资本﹐所以绝不能丢﹐只好背在背上。我的天哪﹗你看那些破书﹐不知道有多重啊﹗背了书还没完﹐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归成一堆﹐做成担子来挑﹐就像从前种田的朋友挑大粪那样辛苦。他就这样一副寒酸相﹐从秦国首都──陕西的咸阳﹐回到他的故乡──河南的洛阳来了。 这一路回来﹐真够辛苦﹐你要知道﹐他当年还在青年阶段﹐因为失意、穷困﹐已经弄得没有一点英俊的样子了。“面目黧黑”﹐看起来又黑又瘦﹐干瘪的穷酸相。但是这还是他的外形。最难堪的﹐还是他当时内心的痛苦﹐那实在是无脸见江东父老。可是这个时候﹐天涯茫茫﹐又到哪里去呢﹖叶落归根﹐不管好不好﹐有个家﹐有个窝﹐总是好的。因此只好硬着头皮回家。当然﹐进了自己的家﹐一定很难过﹐惭愧得不得了。不要说是苏秦﹐大家把自己换作他的处境﹐就可想而知那种“状有愧色”四个字的千万痛苦了。 千古人情的嘴脸 这样还不算什麽﹐等他到了家以後﹐更难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织布﹐看到他回来的那副落魄相﹐当着家人的面﹐也没有勇气来迎接他﹐再谈不到慰问了﹐只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里的工作﹐摆出一副冷漠的态度。他的嫂嫂们﹐当然不会问他吃过饭没有﹐根本是见如不见﹐相应不理的样子﹐哪里还肯为他到厨房去做饭呢﹖那个时候﹐是宗法社会的大家庭制﹐他的老婆要看嫂嫂们的风向﹐嫂嫂们又要看着一家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麽办。结果呢﹖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样子﹐一句话也不和他讲。你想﹐他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面子怎麽办呢﹖ 苏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年轻的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在原文上是怎样记载呢﹖他遭遇到这种情形﹐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自己重重地叹一口气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你看﹐这是一种什麽胸襟﹗什麽器度﹗他对於目前周围的情形﹐一点都不迁怒怨恨到别人身上去﹐只是深自反省自责﹐认为他的太太、嫂嫂、父母等人对待他这种情形﹐都是他自己的不是、无能﹐并没有埋怨他们的冷淡﹐更不会借酒浇愁﹐要打人、要接人﹗ 还有一点要注意﹐苏秦的老婆﹐尽管当时对他的态度上很冷淡﹐可是并没有像周代的姜太公、汉代的朱买臣两个人的太太那样﹐因为嫌他穷﹐嫌他没有出息﹐就要求离婚而去了。姜太公、朱买臣後来得志了﹐同样情形﹐他两个｣‘丑戚戮a□蠡乩矗□□□荚饩芫□恕Ｋ□健案菜□咽铡保□褪窃谥□虺颊饨诠适吕镆□玫幕啊Ｖ劣谒涨氐奶□□□忻挥性诒车乩锕睦□□□镏□□□窭□飞闲矶□推蘖寄改茄□鞣ａ□蛭□廾魑募窃兀□臀薹ｕ橹□恕Ｕ馐撬潮愣阅昵崤□□□翘岢鲎14獾氖拢□胛鸺□帧? 其实﹐苏秦的这种遭遇﹐并不特别﹐古今中外的人情﹐大体上都同一例。我所谓大体﹐当然不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假如我们把历史上许多成功成名人物﹐在他艰难曲折的阶段﹐都搜罗来做一番研究﹐你便可以看出社会的人际状况﹐大概都是如此﹐反而觉得见怪不怪了。如果自己认识不够﹐非常介意这种反面的情况﹐便会产生愤世嫉俗等等变态心理。甚至无论你日後有成就没有成就﹐对人对社会﹐很可能形成一种仇恨的偏差心理。 我们随便提一点大家所熟知的历史经验﹐在所谓读书人的文化界中﹐让我们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诗﹐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时代的痛苦。“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就是元稹的名句﹐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呜。 此外﹐如韩信没有得志以前﹐不但要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而且饥饿时﹐想吃一口饭都不容易﹐没有人理他﹐结果只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可怜他的遭遇﹐把自己带出来的饭包施舍给他﹐让他吃了一餐饱饭。 後来﹐韩信功成名遂﹐当了三齐王回到故乡时﹐不但没有报复那个叫他爬在裤裆下的无赖少年﹐反而鼓励他、感谢他。同时﹐他又寻访那个施舍一个饭包的洗衣妇人﹐但始终没有找到。於是他只好把千两黄金﹐投在当年洗衣妇在那个河边洗衣服的河里去﹐表达他无限的谢意。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韩信以千金投河﹐感谢漂母一饭之恩的故事。 因为韩信具有含垢忍辱﹐受恩必报﹐受辱不怨的这种气度﹐也就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主要条戚戚痋v芎罄此□脖涣醢罘蚋舅□鄙绷耍□□部□ㄊ乒σ挡惶福□绻□ｎ沧魅说钠佽龋□魅说奈兜溃□□疟群焊咦媪醢羁砂□枚嗔恕＜词谷缦钣穑□谧魅朔矫妫□惺焙蛞脖攘醢羁砂□５比唬□庵皇墙沧魅耍□惶复κ拢□□泊κ拢□怯中肓淼北鹇哿恕? 讲到韩信的故事﹐相反地﹐正好拿汉高祖刘邦的遭遇作一对比。当刘邦在青年的时代﹐一天到晚到处游荡、闹事﹐不务正业﹐一事无成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责备他几句﹐说他这样没有出息﹐实在比他二哥刘喜差多了。老二规规矩矩为家里添置了产业﹐所以家里人都很喜欢他二哥。至於他大哥﹐很早就死了。有一次﹐刘邦带了几个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回家吃饭。他的大嫂骗他说没有饭菜了﹐朋友只好离去。刘邦自己到厨房一看﹐原来饭菜还有的是﹐於是怀恨在心。 後来他当了汉高皇帝﹐封他二哥为代王﹐封他弟弟为齐王﹐就一直没有封他大哥一家人任何职位。他父亲向他讲了﹐於是便封了一个“羹颔侯”给大哥的儿子、这是对他大嫂当年不请他朋友吃饭的回报。当未央宫落成时﹐他大宴诸侯群臣﹐席中向他父亲敬酒时说﹕“始大人常以巨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刘仲就是刘邦的哥哥。刘邦问父亲﹕你现在看我比起二哥来﹐哪个有出息﹖哪个弄的产业多呢﹖搞得他父亲啼笑皆非﹐无法答话。你看他多小气﹗哪里真够“豁达大度”四个字的份量呢﹖ 不过﹐话说回来﹐刘邦比起历史上其他许多的帝王﹐他又的确好得多﹐有些地方还不太失“豁达大度”的作风﹐所以历史上对於汉高祖这四个字的评语﹐也可说是由於比较性格而来的评论而已。 我们讲苏秦失败的情形﹐又顺便扯出了这些故事﹐都是为了说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态。我们现在讨论孟子﹐顺便联想到孟子的母亲对於孟子教育上的伟大之提F□献铀□员硐殖龊退涨□娜徊煌□氖□腿烁瘢□驼□幻咸□蛉说慕袒澹□凶琶芮械墓叵怠? 苏秦成功的秘诀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苏秦当时发奋图强的另一页。他回到家里以後﹐在那种重重打击的情形之下﹐不怨天﹐不尤人﹐已经太难得。同时他又踏实地作一番自我检讨﹐因此﹐他在含垢忍辱之下﹐连夜检阅自己的藏书﹐在几十种古书里﹐他特别找出了姜太公所着、与《阴符经》有关的谋略之学。他重新开始研究阴符谋略﹐仔细去抉择它的精要。读到夜里想睡觉时﹐他便拿起锥子来刺自己的大腿﹐以警觉自己。因此我们古人有勉励青年人求学的名言﹐所谓“头悬梁﹐锥刺股”。其中锥刺股的典故﹐便出自苏秦这件事的。好在他有强健的身体﹐能够熬得过这种自虐式的刻苦奋斗﹐所以大腿常常被刺得血流到脚上﹐他都能忍受得了﹐如果没有充沛健康的体能﹐那就早已完了。他这样的用功﹐经过了一年﹐便很自信地能说动当时各国的政治领袖﹐所谓“当世之君”的人主们了。他的原文是从前面提过的“皆秦之罪也”之後﹐接着还有这样的记载﹕ 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 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 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王霸互用的失败 我们讲到这里﹐暂且告一段落﹐先回转来看有关苏秦成功与失败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於苏秦的学术思想问题。 大家都知道﹐他在少年时代﹐和张仪、庞涓、孙膑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膑和庞涓出山以後﹐正值当时国际间的风云排荡之秋﹐在军事的战争上都有所成名﹐这不在本题范围﹐不去讲他。苏秦与张仪和他们不同﹐走的是政治路线。 搞政治﹐当然要牵扯到学说思想问题。我们看过苏秦初见秦惠王的游说资料﹐很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在出道之初﹐讲的也同当时一般学者一样﹐大体都是从传统文化的王霸之道的学说思想范围﹐来分析当时的现势﹐贡献自己的主张和计划。并没有什麽特别之处﹐更没有如後世小说家所想象的﹐鬼谷子传了他一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特别本事。 为什麽苏秦当时所讲比较正规的学术思想﹐却不能被当时的老板们──所谓“人君”的人主们所接受呢﹖这是为了什麽﹖如果只拿文化衰落、政治道德败坏等老套观念来看﹐当然也是理由﹐实际并不透彻。究竟是什麽原因﹖大家不妨多去读读书﹐多用思考去研究研究看。不过﹐由此显而易见的是苏秦那种初期正反互相参合的学说﹐已经无法扣动当时的人主们之心弦﹐何况我们的孟夫子﹐动辄就搬出王道的大道理呢﹗那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到处吃不开了。 很可惜的是﹐苏秦後来还有十次对秦惠王的建议论文﹐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否则﹐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文化遗产中﹐也必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一定也占有相当的价值。不过﹐话说回来﹐苏秦本人的思想﹐只讲现实﹐并不注意学说思想的真正精神。也许﹐他认为那些建议意见﹐是失败的﹐所以便没有让它流传了。 《阴符经》的启示 第二﹐《阴符经》与苏秦後来成功的问题 我们看了以上的资料﹐都知道苏秦从秦国失败回家以後﹐关起门来﹐苦苦地再来用功读书。据说﹐读的是。周朝初期极富传奇性的人物──姜太公（吕尚）所传的那本《阴符经》。因此﹐自秦汉以後﹐很多人都在找这本出过历史性的大风头、有旋乾转坤之能的神秘奇书。学政治的﹐学军事的﹐甚至学神仙道术的﹐统统都在找它。另外有个类似的传说﹐圯上老人──黄吽戚戚戚敌洸洫a槐臼椋□帕级亮艘院蟛拍茉俣瘸錾剑□晌□弁跏Φ姆缭迫宋铩Ｓ腥怂担□萆侠先烁□帕嫉模□闶恰端厥椤罚□虼诵矶嗳艘财疵□□痢端厥椤罚□朐谄渲姓页銮□霉γ□还□慕菥丁?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阴符经》和《素书》﹐据学者们的考证﹐都是伪书﹐是後人所假造的。那两本真书﹐早已收归天上﹐不落人间了。而且我们现有的《阴符经》有两种﹕一种是所谓黄帝时代所着的《阴符经》﹐是道书﹐当然也可以在其中牵强附会﹐套上政治学、军事学、谋略学等许多大原理原则。还有别一种《阴符经》便是所谓《太公兵法》﹐实际上都是伪书。书本虽然出於後世才人的伪造﹐但它的内容、价值﹐却不可以因为是伪书便一笔抹煞。这等於国际市场上某些精良的赝品﹐不但可以乱真﹐甚而有时简直可以同真了。 现在我们再来讲苏秦。他在家里﹐又下了一年昼夜关门苦读的工夫﹐便很自信能说动当时的人君们。难道说《阴符经》真有这样神妙吗﹖你若把流传下来固有的《阴符经》﹐或《太公兵法》﹐或者《鬼谷子》那些书都拿来研究一下﹐如果自己没有高度的智慧﹐足资自我启发的话﹐那你很可能要被那些书本所困扰﹐变成一个食古不化﹐迂腐而迷好神奇﹐癒来癒不切实际的老冬烘了。 但是﹐根据史料的记载﹐苏秦再度出来的成功﹐的确是由研读《阴符经》所致。这又是什麽原因呢﹖因为在我们的古书里﹐所谓阴符也好﹐六韬三略也好﹐这些书本统统属於谋略学的范围。大体上﹐所有论说的内容﹐都是用古代简练的文字﹐根据天道、物理等奇正反复、阴阳互变、动静互用的原则﹐来说明应用在人事上的原理。这所谓人事﹐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等等人际关系的事务。苏秦再读《阴符经》以後﹐启发了他的思想﹐重新仔细研究当时的天下大势﹐使他有了新絮u羰荆□纬梢惶资屎嫌诘笔惫□氏质频男碌哪甭怨瓜耄□虼吮憬□12判模□匀衔□俣瘸錾剑□厝豢梢郧泻系笔比酥髅窍质档男枰□□囟ａ岵赡伤□囊饧□□棺约扞□稍竿□? 由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世界上不管哪一门学问﹐必须要从读书求知识﹐受教育而建立基础。但是书本上的知识﹐都是由於前人的经验累积所集成的产品。当你吸收了这些知识经验以後﹐必须还要自己能够消化﹐能够加以发挥﹐产生出你自己新的见解﹐才是构成学问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呆呆板板地被它所范围﹐那就变成了所谓的“书呆子”了。其实﹐书呆子的确也是人类文化的艺术产品﹐有他非常可爱的一面。但是﹐往往运用到现实的事务上﹐便又很可能流露出非常可厌的一面﹐成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古人名言的反映了。苏秦他再度的出山﹐便是由书呆子的蜕化而成功的。 图取个人权利 第三﹐我们要注意苏秦在历史文化上的价值问题。 我们历史文化的根本基础上﹐几千年来一仍不变的重心所在﹐就是传统文化中王道的精神﹐也便是孔孟一系儒家学术思想的道统。严格说来﹐这种文化维系续绝的道统所在﹐倒并非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故。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先天性地爱好人道和平﹐重视接近天则的王道教化﹐而薄视巧取豪夺的权谋所致。 因此﹐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尽管有非常可爱、非常重要的诸子学说思想﹐但也只能把它用来作为文化学术的旁通陪衬﹐而不能认为是正规的文化中心思想。更何况如苏秦、张仪之流的纵横谋略之学﹐只是从个人的权利思想出发﹐图得个人平生的快意﹐他的用心动机﹐并没有为国家天下长治久安作打算。因此﹐虽然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上□赫一时﹐风云了二三十年﹐但毕竟要被历史的天秤称量下去﹐并不予以重视。 再侗寣撬[撬淙恢皇羌蚵缘囟亮饲懊嬉□鏊涨爻龃Φ哪切╦柿希□□诖筇迳希□芽闪私馑□巧钍艿笔钡氖贝□肪场５缁岱缙□图彝□尘八□跋□Ｋ□２荒芟窨鬃印19献幽茄□哂小叭啡欢澂豢砂巍钡奶亓６佬械木□襉扪板Ｋ□运□贾罩荒艹晌□桓龃竽甭约遥□桓龃匣鄣姆卜颖□佽晕薹ｕ晌□桓龀□驳氖□恕Ｄ敲矗□谡饫镂颐嵌杂诜卜蛴胧□说姆忠埃□秩绾卫聪乱桓龆ㄒ迥兀亢芗虻□? 在现实的人生中﹐只为自己一身的动机而图取功名富贵的谋身者﹐便是凡夫。 在现实的人生中﹐如不为自己一身而谋﹐舍生取义﹐只为忧世忧人而谋国、谋天下者﹐便是圣人。 所以我们只要看苏秦的传记上﹐当他学成再要出门时的豪语﹕“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器识志量只在财势而已。 在这里﹐使我想起当年在四川时﹐听一位西蜀的前辈朋友﹐告诉我们戏中几句幽默的戏文。其实﹐我觉得不单是平常的幽默﹐简直是对英雄主义的讽刺﹐也是人生哲学的透视。现在可以用来对苏秦的这个历史故事作类比。 川戏、汉戏﹐差不多都是同一系统的地方性艺术。也和京戏一样﹐在作戏的时候﹐要配上那些吵死人的大锣大鼓。当然﹐京戏原来就由安徽湖北戏变来的﹐大锣大鼓也有极大的学问﹐年轻同学们对这一部分国粹不可以太轻视。 现在我要讲的﹐当川戏中唱某一出大戏时﹐先在震天价响的大锣大鼓开场下﹐出来了两位披大氅﹐武生打扮的绿林英豪。他们用大氅遮住面目﹐在戏台上先用英雄式的快步转上一圈﹐然後在戏台的中央当众一站﹐虎虎有生气地撩下了遮面的半边大氅﹐就开始唱起他们自报名来的道白了。一个英雄唱的是﹕ “独坐深山门幽幽﹐两眼瞪着猫儿头。（当年四川路摊上卖给劳力人们吃的白饭﹐添在碗中高高超出鼻尖的那种便饭﹐就叫做玺跔撰L＃┤缫□录页蠲颊梗□□嵌够ａｕ□┌杞从汀﹗? 你看﹐所谓占山立寨的英雄豪杰们﹐他最基本的要求﹐和最终的目的﹐还不都是为了吃饭吗﹖只是被他这种装扮﹐配上幽默的对白和做作﹐一说穿﹐人生本来如此﹐於是就逗得人哈哈大笑了﹗ 另一个跟着唱白的是﹕ “小子力量大如天﹐纸糊（的）灯笼打得穿。开箱豆腐打得烂﹐打不烂除非（是）豆腐干。” 这可真够幽默了﹐这四句话说穿了人毕竟都是人﹐就是这样的平凡﹐拆卸了英雄心理上的伪装﹐谁人又有多大的了不起呢﹖ 好了﹐笑话也说过了﹐由这个笑话的题材﹐我们再回转来看苏秦的动机﹐所谓“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的语句文辞﹐和所引用川戏中的两首白话诗来对看﹐就不用我再来下结论了。 佩六国相印的显赫时期 在战国的後期﹐国际上所有盛极而衰的强国﹐尽是一片纷纷扰扰的局面﹐都畏惧崛起西边的强秦﹐没有哪一国真敢和秦国抗手争衡的。即如孟子所见最大的、最古老的齐国之君齐宣王﹐也不例外。那麽﹐苏秦这次的再次出门游说﹐要想实施他合纵抗秦的联合国计划﹐实在也真不容易。不要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如此之难﹐即如後世的历史上﹐以一介平民的书生﹐毫无背景﹐毫无凭借﹐要想掌握整个天下於股掌之间﹐成立一个空头联合战线的王国﹐除了苏秦以外﹐实在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们读历史﹐不管从哪种角度来衡量﹐随便怎麽看不起苏秦的作为﹐但他毕竟还是有他对当时时代贡献的功绩存在。他後来能够南北奔走﹐把国际间联合战线组织成功﹐身佩六国相印。在私的方面﹐果然耀武扬威地让他家人和嫂子们羡慕不已。在公的方面﹐他也着实作到了吓阻强秦而不敢轻易发动侵略的战争。因此而使当时战事连绵的天下时局﹐能够由他手里一直安定和⑶健间撩荂戚殇蚑灨挣a□笔钡牧□□詈钌钍芷淅□□浣拥厥沟笔碧煜赂□□娜嗣瘢□芄淮□□簿樱□□□庥谡秸□致淼幕龌迹□翟谝彩呛艽□墓Φ隆Ｋ淙凰□晃□质道□妫□愿鋈酥饕逦□龇５悖□□撬□□斐墒鹿Φ奈耙担□窨汕嵋椎啬ㄉ贰Ｊ率瞪希□献釉诘笔保□灿兴□茨堋? 如照孔子评论管仲等人物的语调﹐假如孔子迟生在苏秦之後﹐也许会给他一句“可谓能矣”的评语呢﹗ 历史的是非﹐到底也有公论﹐我们只要看一看刘向着《战国策》的序言﹐便可知苏秦的确也有可贵可爱的一面。如刘向所说﹕ 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後王师之﹐道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 故孟子、孙卿（荀卿）儒术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於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苏秦的小弟）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 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於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荚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荚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我们要注意﹐苏秦第一次游说的失败﹐是先走强国的路线。这一次他再度出门游说﹐经由赵国﹐先到北方的燕国。燕文侯被打动了心﹐最後对苏秦说﹐愿意把全国的力量托付他﹐以便从事南北联合阵线的合纵工作。并且给他足够的活动资金﹐又为他装备豪华的外交马车。如《战国策》所记﹕ 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今主君幸教﹐琚戚敌m菀园惭啵□匆怨□印Ｓ谑顷逅涨爻德斫鸩□灾琳浴? 从此苏秦便一路顺利地到了赵国来游说赵肃侯。结果赵王也和燕文侯一样﹐愿意把国事全部付托给他﹐而且比燕王更加倍地供给苏秦活动资金和外交排场。 如所记﹕ 赵王曰﹕寡人年少﹐莅国之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乃封苏秦为武安君﹐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绵绣千纯﹐以约诸侯。 你看﹗这一下苏秦的神气更大了。他到了韩国﹐结果韩宣王又是说﹕“敬奉社稷以从。” 接着﹐他到魏国来说动了魏襄王﹐也就是孟子批评他“望之不似人君”﹐看不起他﹐施施然而去之的魏襄王。结果他也同燕赵韩一样﹐完全听命於苏秦。 等到苏秦再到齐国来见那一位向孟子请教过﹐结果是话不投机的齐宣王﹐也是“敬奉社稷以从”﹐向他拱手拜托了。 最後﹐他到南方说动了楚国的威王﹐楚王当然也是以“谨奉社稷以从”作结论。到此﹐司马迁写《苏秦列传》便说﹕“於是六国纵合而并力焉﹐苏秦为纵约长。”“纵约长”﹐相当於现在所谓联合国的秘书长。“并相六国”﹐同时兼任当时国际上六个国家──燕、韩、赵、魏、齐、楚的辅相职务。 这个时候的苏秦﹐神气可大了。现在美国出了一个小小的基辛格﹐哪里能够与苏秦相提并论。 不过﹐最有趣的﹐是《战国策》中﹐首先在《秦策》里所记述苏秦那篇的结尾一段﹐他写实的描写﹐也和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写的一样有趣。虽然我认为《战国策》里对苏秦的一段结语﹐正好为他作盖棺论定的画龙点睛。不过﹐为了文章安排的次序顺畅﹐我们还是采用了《史记》的一段﹐更为条贯。 苏秦组织联合战线的合纵计划﹐由北到南﹔一路外交活动的成功之後﹐他必须回转北方﹐向开始发起的燕赵报告。在北上的途眳捸樊o刖□□□墓氏缏逖簟Ｕ庖宦沸欣矗□竺媸檀拥某导菡笫疲□浅﹕拼蟆Ｋ嫘械男欣詈臀蓝樱□比灰部上□□□□媸峭□缡□恪８□慰龈□□闹詈□寂汕擦颂乇鹗菇诶椿端退□Ｄ侵稚衿辟□蛑本拖嗟庇诘笔敝凑普□ｕ闹詈钔跽咭谎□? 因此﹐搞得当时在洛阳的中央天子周显王﹐听了这种情况﹐心中也有点惴喘不安了。因为苏秦本来是他中央直辖治下的平民﹐并且在他第一次出来游说时﹐也曾先向东周提出过意见﹐结果被打了回票。所以这次周显王更显得有些难堪了。因此﹐只好派了专人为他清理还乡的道路﹐又加派了一位代表远到郊外去欢迎他。如＆﹐ 北报赵王﹐乃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於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 苏秦的书生本色 现在我们继续看苏秦回到故乡後的记述﹐不但是很有趣味的历史故事﹐同时也可以启发我们对人生观的哲学思想﹐以及作人处世﹐在义、利之间的取舍﹐非常值得注意。先看这一段绝妙的原文﹕ 苏秦之昆弟妻嫂侧日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偏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这段原文接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天子周显王也派特使出来欢迎之後。 苏秦当时那种威风荣耀﹐比起唐朝的士子们﹐考取了进士便自比做登仙而升天的情景﹐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妻嫂﹐全家人都出动到郊外去欢迎他。等到苏秦的全副仪仗到家以後﹐他的兄弟、太太、嫂子们﹐都不敢拿正眼来面对着他﹐只敢低着头﹐偷偷地拿眼角瞄视他﹐而且都弯着身子﹐用半跪式的姿态侍候他﹐等着他来吃饭。 苏秦看了这种情景﹐就笑着对他的大嫂说﹐你在我当年失意回家时﹐不肯为我做饭﹐现在为什麽又这样地多礼呢﹖我们读了苏秦这句“何前倨而後恭也”的问话﹐果然觉得他也未免有点小气。但要知道﹐这是人之常情﹐除非真正的圣哲﹐可以淡忘过去的嫌隙。不然﹐任何一个平常人﹐都会有这种介意的心理存在。只是耿耿在心的介意﹐没有采取难堪的报复做法﹐已经算是第一流的豪杰之士﹐何况苏秦还坦坦白白地用笑脸说出他的幽默话呢﹗好了﹐理论少讲﹐我们快看这一幕家庭闹剧是怎样地演出。 他的嫂子听了苏秦类似讥讽的幽默以後﹐挂不住了﹐生怕苏秦会拿权势来报复她﹐干脆便一跪到地﹐扑下了身子﹐正如後世所谓的“五体投地”的拜倒在地﹐一面向他道歉﹐一面说了一句非常坦白的良心话﹕因为我现在看到你官位又高﹐钱又多﹐所以我要对你好好地巴结了﹗这句“见季子位高金多也”真让人拍案叫绝﹐如果也用金圣叹批小说的手法来讲﹐可批﹕“好个苏大嫂﹗可以浮一大白。” 苏秦问得讥讽、幽默。苏大嫂答得也真够坦率﹐真够心直口快﹐说出了千古人情的真话。 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礼敬﹐是要极高度的学问修养才能做到。否则﹐绝对纯朴﹐没有学识的人也能做到。除此之外﹐人与人相处的礼敬态色﹐不是为了权势的高位﹐就是为了你有多金值得重视。如果既有高位﹐又有多金如苏家的老三﹐当然会有人向他拍马屁了。 季子﹐是苏大嫂在家里叫苏秦老三或三叔的口头语﹐并不一定是苏秦的名字。不过﹐古人的口语﹐记之於文字﹐後来往往便把它当作了文词。 我想这种人生滋味的经验﹐在每个人的心史上﹐或多或少都有过记录的。只是在苏秦这里﹐叔嫂两人的对话中﹐坦白地说出了人情世态的真相﹐便觉得够刺激﹗够痛快﹗ 也由於苏大嫂的坦率﹐便接着引出苏秦对人生观的哲学言论。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新闻记者来访问他﹐所以不是要记者发表的私人意见﹐更不是他代表合纵政策的联合公告（一笑）。当他听了他大嫂的话﹐便很感慨地说﹕唉﹗当年落魄回家的苏秦﹐也就是现在的我﹐同样的一个人﹐当你富贵的时候﹐亲戚朋友都畏惧你﹐敬重你。当你贫贱的时候﹐人们就轻视你﹐把你看成不值一顾的人。像我苏秦这样的人﹐对於人生的遭遇﹐也深刻地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味道﹐何况平常的一般人呢﹖注意﹗我们要特别注意原文中“况众人乎”这句话的语意。为什麽呢﹖苏秦的语意是很坦白地说﹐像我苏秦这样有出息的人﹐虽然有一半是运气﹐但是也算难得了。至於一般平常的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努力的成果﹐有这种好运的机会。因此﹐世界上那些注定要受委曲的人们﹐还不知有多少哩﹗这便是苏秦的哲学观点﹐苏秦的书生本色﹐的确明通世故﹐透达人情到了极点﹐所以他的成就﹐也并非偶然侥幸得来的。 但是﹐这一段文章里的“况众人乎﹗”也可以照一般的解释﹐是说像我的家人亲属们﹐在我失意的时候﹐也是那样地鄙视我。现在在我得意的时候﹐又这样地巴结我。至亲骨肉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毫无关系的外人呢﹗ 这还不算﹐最可爱的是苏秦接着说出他的坦率话。他说﹕假如我当年自己手里有靠洛阳城郊的好水田二百亩﹐那我宁可在家里享受田园之乐﹐在农村社会作一个小小的富家翁﹐享享福﹐谁又愿意出去奔走四方呢﹗不过﹐我苏秦真要有那种好的家庭环境﹐那麽﹐我今天哪里可能一身掌有六个国家的辅相大印﹖ 所以人生的福祸都很难说﹐我们如果从道德果报的观点来看﹐便有後世宗教家们所说的﹕“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如果只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便符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至理名言。 讲到苏秦所说人生哲学的道理﹐使我联想起现代史上一位名公巨卿的故事。当他少年时﹐开始出来学军事﹐当小排长的时候﹐他的同袍看到他日记里写着﹐如果他有五百块大洋﹐可以回家买几亩地来种田的话﹐实在不想这样辛苦。他哪里想到後来居然成为国家重镇﹐在历史上留名呢﹖同样情形﹐在唐末的乱世中﹐吴越王钱鏐﹐原先也只想在贩盐的行业里﹐多纠集些人手来保护自己﹐他哪里又预料到後来能屏障东南﹐做到了“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的封王局面呢﹖再说﹐朱元津要不是因为当小和尚碰到荒年﹐出去化缘也难得温饱的话﹐他也不会去投军。当时他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後来竟然当上皇帝。当汉光武刘秀还没落在民间的时候﹐他的最大希望﹐只想做到帝都卫戍司令的职位﹐然後讨到阴丽华来做老婆﹐“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就志得意满。哪里又想到竟然作了汉代中兴的令主呢﹖诸如此类历史人物的类同故事很多﹐不再多讲了。 不过我们要知道﹐像苏秦那样的人物﹐在踌躇满志的时候﹐仍然能不失书生本色。播然憬悟到人生哲学的道理﹐总算不太容易。但是﹐苏秦是属於豪杰之士的人物﹐豪杰也是凡人﹐不能以他的一个人生﹐来偏盖一切的人生观念。另外如孔孟一系的儒家圣哲们﹐他们的人生哲学﹐一开始发心立志﹐便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如各个大宗教教主们的救世淑世主义者﹐当然又比苏秦的人生境界﹐超越了许多。其他如道家的隐士们﹐那种遗世独立的情操﹐又是另一种人生类型的风格。 因此﹐我们在现实的人生社会里﹐必须有独立不倚的澡雪精神﹐才能挺拔在“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例如宋人陆仲微有一段对人生观的名言﹐实在可作为热衷於富贵中的清凉剂。他说﹕“禄饵可以钓天下之内才﹐而不能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猴士﹐而不能陆沉天下之英豪。” 苏秦的义利之辨 在艰苦中成长成功之人﹐往往由於心理的阴影﹐会导致变态的偏差﹐这种偏差﹐便是对社会、对人们始终有一种仇视的敌意﹐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更不同情任何一个人。爱钱如命的悭吝﹐还是心理变态上的次要现象。相反地﹐有器度﹐有见识的人﹐他虽然从艰苦困难中成长﹐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义的胸襟怀抱。因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 苏秦是豪杰之士﹐所以他在憬悟到人生的正面和反面﹐人性的美好和众生相的丑陋以後﹐便慨然拿出千金﹐普遍散赐给宗族和朋友们。同时还报过去穷困时对他有恩惠的人。当他第二次出门到北方去的时候﹐有一位乡邻﹐借给他一百钱做路费﹐他便加十倍的回报﹐还了他百两黄金。这种举动﹐看起来、说起来很容易﹐事实上﹐到了自己头上﹐要痛痛快快、慷慷慨慨地做起来﹐就真不容易。还有太多的事例﹐在此不多作讨论。 原文中接下去﹐另一小节的记载﹐很好笑。当苏秦在家乡正做这样豪举的时候﹐有一个乡亲是当年跟他到北方燕国去的﹐可是苏秦这次却对他没有什麽表示。这个人干干脆脆﹐自己直接向苏秦说﹐我跟你没有功劳﹐也总有些苦劳﹐为什麽你不给我一点好处呢﹖苏秦说﹐对不起﹐其实我没有忘了你﹐只是你太过份了﹐当我在艰苦的时候﹐很需要你跟着我﹐帮忙我到燕国去﹐可是你看我当时在赵国没有什麽成就﹐所以在我渡过易水要到燕国去的最困难关键上﹐你再三想离开我﹐不肯再帮我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正是我困难得要命的时候﹐多麽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和鼓励。可是你却很势利﹐真让我痛心极了。所以现在我故意把要给你的一份摆在最後﹐也是给你一点教训的意思。好了﹐你现在又当面来要求﹐当然有﹐这一份便是我为你准备的﹐现在你拿去吧﹗ 在《史记》里﹐司马迁写《苏秦列传》﹐把这样一件小事也记载上去﹐这正如现代的我们写白话传记一样﹐在一件小事上﹐一个小动作上﹐特别加以叙述﹐此中往往衬托出很重要的观念﹐要读者好好去思辨﹐好好去体会。 最後﹐司马迁写着﹕“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於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但後来刘向在《战国策》的序言上﹐却说﹕“秦人恐惧﹐不敢窥兵於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这里与《史记‧苏秦列传》所载相差十四年的问题在哪里呢﹖司马迁说的十五年﹐是苏秦手里的事。刘向说的二十九年﹐包括了苏秦、张仪、苏代等当政的年限。张仪是他同学苏秦一手计划培养的﹐故意造成反对派势力﹐帮助秦国破坏了苏秦合纵以後的计划﹐另创一个连横的联合战线﹐与苏秦的原计划相抗衡。其实﹐都是他们两个同学的袖里乾坤﹐故意一正一反来玩弄诸侯﹐摆布天下。同时因苏秦的影响和培养﹐跟着又有他的弟弟苏代、苏厉等﹐也是走他的老路﹐纵横捭阖於当时的国际局势之间。 反正总结起来﹐都由於苏秦一手的创作﹐而减弱了当时国际间的连绵战争﹐维持了二、三十年大体上还算和平安定的局面﹐虽然最後苏秦还是在齐国被人行刺而死﹐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功绩﹐却不能不归之於苏秦的谋略。 生死之谜 可是﹐最近我听人说﹐又有新的出土资料﹐足以证明苏秦当时在齐国并没有被刺死﹐可能只是受伤或是的装妗蝑A□□堑赖赖氐氐墓Τ缮硗耍□橐□□恕﹕罄椿够畹较嗟笔系乃晔□? 我是没有亲眼看到这些资料﹐到现在还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假如是真有其事﹐那麽我们对於苏秦的评价﹐还要高得多了。这样一来﹐范蠡的逃名归隐﹐虽然独步於先﹐後来的这个苏秦也很高明﹐他使写历史的人﹐更并不清他的下落﹐岂不是比范蠡逃名得更有趣﹐真不愧是鬼谷子的弟子了。後世道家的神话传说﹐当苏秦功成名遂之後﹐便回去找他的老师鬼谷子﹐学道修仙去了。 不管如何﹐苏秦一生的作为﹐在历史文化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到﹐他是位非常高明的豪杰之士﹐他既不想做英雄﹐当然也谈不到圣贤的作为。但也不能像过去学者们的成见一样﹐只把他打入谋略家﹐好像他只懂得纵横捭阖的阴谋策略﹐完全忽略了他对当时历史时代上﹐的确已经做到了挽救战乱危机而措置和平达二十多年的贡献。有多少人的生命财产﹐都在他的一念卵翼之下而安享了天年。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战国末期的战史﹐包括国际性、地方性的大小战争来看﹐便可知道过於轻视苏秦的功劳﹐那也是很不公平的。 那麽﹐为什麽又说他不想作英雄呢﹖这很简单﹐在他後来左右逢源、摆布整个国际天下在他指顾之间的时代﹐他没有一点野心﹐想走那三家分晋﹐或者田氏篡齐的作为。就如他在燕国﹐以及他在赵国﹐受封为武安君那段时期﹐也没有过分地干扰弱国之燕、赵的实际内政。再拿他得志回家﹐分财施人的作风﹐来对比研究﹐便可想见苏秦书生本色的个性﹐的确有过人之处。 如果新近的传说属实﹐真有新出土的资料﹐证明苏秦後来是逃名隐遁了﹐又安享余年﹐还活得不算太短的长寿。那麽﹐就要对他高明的人生哲学观点另加评价了。或者﹐在他经历上﹐对於人世间的历史哲学观点﹐确如范蠡他们一样﹐另有独到之处。在这里﹐使我想起了明代苍悢{笫σ皇滋食□□恼苎□饩常骸八上挛奕艘痪植校□钌剿勺勇淦迮獭Ｉ裣筛□猩裣勺牛□暇故漵□虏煌辍﹗碧茸魅缡枪郏□撬□癫皇歉□衿媪寺穑? 再说﹐司马迁特别为苏秦写了一长篇的列传﹐不厌其详地为他记述合纵的情形﹐也实在有他的深意存在。关於苏秦死後的传说﹐究竟如何﹖他也有点怀疑﹐只是资料不足﹐不敢写得太过分。但是他对後世一般人对苏秦的看法﹐也不太同意。不过﹐不能说得太明显﹐恐怕後来的人﹐不讲道义﹐只想学谋略﹐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不好。我们只要读一下他在《苏秦列传》最後的评语﹐便可知道了﹕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於权变。而苏秦被反问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间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我们在讲述《孟子》之前﹐花了不少时间来讨论孟子时代战国末期的情势﹐又附带地多讲一段苏秦故事﹐用来衬托出孟子特立独行的立身处世的圣贤之道﹐究竟是为了什麽呢﹖ 因为我们生当此时此地﹐现实世界的局势﹐就如春秋﹐就如战国﹐尽管时代有不同﹐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形势都有不同﹐但在大经大法、大原则、大原理的变化之际﹐国与国间﹐人与人间﹐古今中外﹐并无例外。所以特别提醒注意﹐希望年轻的同学们﹐为国家的将来﹐为自己﹐都能花些精神﹐多去读《春秋》、《战国策》这些书﹐只要能够善於读它﹐必定会有用的。的确是“其智有过人者”﹐例如苏秦、张仪两位同学﹐故意制造了正反相妨﹐而又相辅相助的反复阴谋﹐便使整个天下﹐在他们手里玩弄﹐使天下在他们手里安定。由此而知﹐今天世界上的故唱和平﹐实力倡乱的反复阴谋等等﹐只要你真正懂得《战国策》的策眼﹐便可一觑看穿﹐眼姚祠t钡摹? 同时﹐我们这次讲《孟子》﹐正好看看孟子与苏秦等人先後都见到的齐宣王、魏襄王他们﹐当时的国势和他们的内政国情是怎样的。为什麽孟子要这样说﹐苏秦和齐魏两国的王者﹐又要那样做﹐这是什麽道理﹖在《孟子》本书上找不出相反的资料﹐而在《史记》、《战国策》上﹐却可以找出一些道理来。所以我采用了这个研究方法﹐不但不会使苏秦“独蒙恶声”﹐也可将《孟子》读得活活泼泼的﹐富有生气﹐因而更能领略得亚圣之所以为亚圣也。 戊子三十六年﹐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摈秦﹐以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 己丑三十七年﹐秦以齐魏之师伐赵﹐苏秦去赵﹐适燕纵约解。 壬辰四十年﹐宋公僵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癸巳四十一年﹐秦张仪伐魏﹐取蒲阳﹐既而归之﹐魏尽入上郡﹐以谢秦﹐以仪为相。 丙申四十四年﹐赵式灵王雍元年﹐是岁秦称王。 丁西四十五年﹐苏秦自燕奔齐。 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张仪免﹐出相魏。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辛丑元年﹐卫更贬号日君。 壬寅二年﹐孟柯适齐。 癸卯三年﹐楚赵魏韩燕伐秦﹐攻函谷。 甲辰四年﹐苏秦已死﹐魏请成於秦﹐张仪归﹐後相秦。 乙已五年﹐秦代蜀﹐取之。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为赧王。 丁未元年﹐齐伐燕取之﹐醢子之﹐杀故燕君啥。 戊申二年﹐楚屈匀伐秦。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为君。 庚戌四年﹐秦使张仪说楚、韩、齐、赵、燕、魏连横以事秦﹐秦君卒﹐诸侯复合纵。 辛亥五年﹐秦张仪复出相魏。 壬子六年﹐张仪死﹐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 癸丑七年﹐秦甘茂代韩宜阳。 经史合参 我们这次研究《孟子》﹐是采用“鴃惮x喜巍钡姆椒ａＫ□健熬□保□褪恰睹献印菲咂□谋揪□Ｋ□健笆贰保□褪侵该献铀□Φ氖贝□□□缙肓旱裙□笔痹悸钥芍□氖妨稀３□恕睹献印繁揪□□猓□□迸□险焦□笔毕喙氐睦□纷柿希□此得髅献哟嫘募檬赖木□袼□淞? 过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读《孟子》﹐往往觉得很枯燥乏味﹐只是为了传统的要求﹐作教条式的信仰﹐填鸭式的记诵﹐或多或少﹐总存着不是绝对信服的心理。如果把学力加上年龄﹐再加上对世事的经历和观察﹐慢慢到了年事老大﹐才会觉得孔孟之学在人道的立场上﹐的确是有它圣之为圣的道理。但学力加年龄加阅历﹐说来只是一句话﹐实际上却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同时夹杂着许许多多的甘苦。所以我认为针对现代情况的需要﹐用经史合参的方法来认识孟子﹐也许有很多方便。 讲到这里﹐顺便想起一个历史上有关孟子的故事﹐那就是明太祖朱元津的趣事。朱元漳当了皇帝以後﹐大概也和我们年轻时的心情思想一样﹐非常讨厌孟子﹐他认为称孟子为“亚圣”﹐把他的牌位供在圣庙里﹐实在不配﹐因此取消孟子配享圣庙之位。晚年他的年事阅历多了﹐读到《孟子》的“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虑而後作﹔征於色﹐发於声而後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後知生於忧患﹐而死於安乐也”一节﹐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认为孟子果然不失为圣人﹐是亚圣﹐於是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圣庙之位。 这个故事表面看起来很可笑﹐蛮好玩﹐实际上也正好说明了我们研究孟子的中心关键。同时也是英雄与圣人、王道与霸术分野的道理。 梁惠王的先世 现在我们手里拿的这本《孟子》﹐第一篇是《梁惠王〞痦孩m蛹□夯萃酢９赜谒□堑亩曰埃□□木阍塚□菔备樵谝槐撸晃颐窍衷谙纫□蚜夯萃醯笔钡奈汗□槭疲□韝黾虻□牧私狻? 梁惠王便是魏惠王﹐因为他当时迁都到大梁（河南开封）﹐所以一般习惯﹐又称他为梁惠王。 战国时期的魏国﹐是和韩、赵两国一样﹐他们的祖先原来都是晋国的重臣。到了春秋末期﹐在晋昭公之後﹐便衰弱到“六卿强﹐公室卑”的情势。魏国的祖先﹐也是晋国後期的重臣──六卿之一的魏桓子﹐他和另外两家晋国的重臣韩康子、赵襄子﹐共同阴谋灭了苟家的智伯以後﹐便三分其地而据以称强了。这个阶段﹐也正是孔子的晚年时期。 跟着﹐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战国时期开始。魏国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经学的熏陶。孔子过後﹐子夏讲学河西﹐便是这个时期的事。魏文侯另外还有一位高明的老师田子方。又向当时有名的高士段干木谦虚请教﹐他和段干木是师友之间的交谊﹐有很好的感情。因此他把魏国打好基础﹐变成战国初期的一个文化强国。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历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 魏文侯死後﹐他的儿子魏武侯继起﹐在文化的成就上﹐当然比不上他的父亲﹐但在武功上﹐则更强大。他用了历史上名将吴起﹐同时与韩、赵灭掉宗主国的晋国﹐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後﹐他的儿子继位﹐干脆直接称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 梁惠王当然比不上他的祖父魏文侯﹐而且也比不上他的父亲魏武侯。同时﹐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比起他父亲、祖父的时代﹐又更复杂困难了﹐这也是事实。不过历史上的名将孙武子的孙子───孙膜﹐打垮他同学庞涓的一场着名战争﹐那个庞涓﹐便是魏惠王亲信的大将。在晥毯车J□夯萃跻苍□泄□蘸盏恼焦Γ□虯芄□□□17怨□７喂□６□一鼓芡□驳铰场10馈７巍18５裙□闯□□退□ｎ弧Ｍ□币惨欢群颓匦９□谕饨簧辖□６淘莸暮推健? 商鞅和梁惠王 可是魏惠王在历史上﹐却有一件很滑稽的遗憾﹐也可以说是很滑稽的损失﹐那便是把一个在他手里的人才﹐轻轻地漏过溜掉﹐使他後来在霸业的企图上吃了很大的亏。这个人便是使秦国变法图强的商鞅。 商鞅﹐卫国人﹐所以也叫卫鞅﹐又叫公孙鞅﹐因为他的本族姓公孙。在当时宗法封建的社会里﹐他是不受人尊敬重视的一个青年﹐因为他的生母不是元配﹐在宗法社会里没有家族地位之故。 商鞅从小就爱好法家刑名之学。因为在他本国不得志﹐战国当时的国际之间﹐又正是人才交互外流的时代﹐他便到魏国﹐作了魏国的辅相公叔痤的门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还来不及向魏王推荐﹐他自己便生病快要死了。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问他说﹕“假如你的病好不了﹐对我们的国家前途﹐有些什麽话要吩咐﹖”公叔痤说﹕“我的门客﹐有一个卫国的流亡青年公孙鞅﹐虽然年纪还轻﹐却是一个奇才﹐希望你重用他﹐绝对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见。”梁惠王听了﹐门声不响﹐也不表示意见。到临走的时候﹐公叔痤便叫所有的人退出去﹐又单独和梁惠王说﹕“如果你不肯用公孙鞅﹐便解决了他﹐不要叫他出境。”梁惠王听了只好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梁惠王走了以後﹐公叔痤马上叫商鞅进来﹐对他说﹕“刚才惠王要我推荐我死後的辅国人才﹐我推荐了你﹐他的意思不肯接受。我的立场﹐先有公﹐再有私。先对国家贡献是事君之道﹐再来对你讲私话﹐是尽到我人臣之道以後﹐才来讲你我之间的友道。” 这点要特别注意﹐在我们上古的历史文化里﹐尤其在春秋、战国之间﹐常有这一嚏戚撰琐A碌睦□樱□浞直硎疽桓鋈说娜烁褡鞣纾□怨□运降牡酪褰绫稹１砻婵雌鹄春孟窈芤跸眨□谒盗矫婊啊Ｊ率瞪纤□枪饷骼诼涞厮得鞫跃□馈３嫉馈15训乐□涞母鞅鹆３。□夹胍□兴□淮□□攀遣桓扞诵摹２焕４诵摹Ｈ绻□邓□且跸眨□灿幸跸盏牡赖拢□扔诤笫佬吹奈浯蛐::担□髅饕□冒灯魃巳耍□□诜３霭灯鞯纳材牵□挂□□□幸簧□翱创颖　蓖ㄖ□艘院螅□隳懿荒芴拥霉□□鸵□茨阕约旱闹腔酆捅臼铝恕? 因此公叔痤便接着告诉了商鞅﹕“我的心﹐对公对私都要尽到最大的力。所以我後来对惠王说﹐如果不用你﹐便杀掉你。他似乎同意了我的意见。你赶快想办法走吧﹗迟了﹐就要完蛋。”商鞅听了﹐对公叔痤说﹕“你放心吧﹗他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哪里又肯听你的话杀我呢﹖”换句话说﹐商鞅了解梁惠王的心理﹐根本没有把他商鞅这个人当一回事。所以他还是暂时留在魏国不走。 梁惠王从公叔痤的家里出来以後﹐便对左右亲近的人说﹕“公叔痤真是病得昏了头﹐他叫我把国家大事交付给那个卫国来的流亡小子公孙鞅﹐那是多麽荒谬的想法﹗真是可悲之至﹗” 後来商鞅投奔到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奠下了後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过了两三年以後﹐商鞅又说动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魏公子印﹐打了胜仗﹐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当时没有听信公叔痤的话。公孙鞅也因此而受秦国尊封为商君。所以後来通称他为商鞅﹐便是由这个历史故事来的。 再过十年以後﹐秦孝公死了﹐他的儿子继位﹐也称惠王﹐这便是苏秦见过的秦惠王。商鞅失了依靠﹐在秦国的政坛上失败得很惨﹐有造反叛变的嫌疑﹐因此又逃亡到魏国﹐但被魏国拒绝了﹐最後走肮q蘼罚□磺毓□凡痘厝□□艹盗阎□潭□馈? 虽然说历史上的因果报应﹐毫厘不爽。但魏国割地迁都这一幕﹐到底都是导自梁惠王的失策﹐没有君子之度的领导长才﹐糊里糊涂地写下了历史上这一出滑稽剧本﹐徒留後人扼腕长叹。 孟子见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愤难受的阶段。他与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同时太子申被掳。又与秦国一战﹐损失了公子印﹐割让了河西之地﹐迁都大梁。实在是他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所以他想网罗礼聘外国的人才﹐例如在齐国闻名的客卿驺衍、淳於髡等人﹐也都受过他的邀请。尤其他对驺衍的莅临﹐曾经亲自到郊外去欢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宾之礼。他是受到商鞅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他父祖的光荣局面﹐甚至能进而窥图霸业。 不管他是什麽心理﹐也不管他是哪一类的领导人物﹐至少他当时的作法﹐的确是有迫不及待的求才若渴的意图。 我们先了解了这些简略的历史资料﹐再来研究孟子见梁惠王的一段﹐才能找出孟子学说思想的精彩所在﹐而不觉枯燥乏味。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回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後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与孟叟 这一段的文字记载﹐无论是孟子本人或是门人们的记述﹐措辞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饰﹐直截了当描述当时孟子见梁惠王一段不太愉融膆仍I啊Ｓ绕湮颐橇私饬肆夯萃鹾罄炊枣阊艿慕哟□□□匆豢此□悦献勇□辉诤醯难□樱□芟匀坏模□笥泻癖Π嶂□□至恕?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对孟子的称呼﹐既没有像春秋时代诸侯对孔子的敬重﹐尊称一声夫子﹔也没有像战国当时诸侯们礼贤下士的作风﹐尊称一声先生。他却干干脆脆地称呼一声“叟”。这个“叟”字﹐好听一点来讲﹐便是老先生的意思。不礼貌一点﹐便是老头儿的意思。当然﹐梁惠王当时的一声“叟”﹐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头儿呢﹖无法考查。这要看他当场的礼貌态度﹐和称呼的声调来决定它的涵义了。可惜当时没有电视录影（一笑）。但无论如何﹐这一声“叟”﹐并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而且本章的记述﹐描写这一段不太愉快的谈话﹐在文字的气势上﹐表达得很明白。如此直接记载这一个“叟”字的称呼﹐对孟子的伟大倒没有什麽损失﹐反而衬托出梁惠王始终不成器的风格﹐一副吊儿郎当、不庄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听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问题以後﹐就很庄重地对梁惠王说﹕“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样﹐谋国的居心﹐只图以急功近利为目的。那麽﹐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们﹐也只求顾全自己的家族利益。这样影响所及﹐一般的国民﹐也就只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这种观念发展下去。一定会使全国上下各阶属﹐都变成以利害为生活的重心﹐造成‘当利不让’的风气。这样的话﹐国家就太危险了。” “因为唯利是图﹐‘当利不让’的结果﹐自私自利的观念会越来越严重。在历史上﹐有许多的事实可以证明﹐互相争权夺利的结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乱逆行。那些本来具有万乘之尊的大国﹐发生弑君叛变而自据称王的﹐都是当时那些高位重臣﹐所谓千乘之家做勋G吹木□隆Ｍ□□兀□切╠□酥□遥□痪尴屡驯渌□焙Φ模□捕际悄切┌俪酥□业闹爻妓□诘氖隆﹗? “至於侵略吞并的思想﹐更是由於‘权利欲’的驱使﹐所以目前万乘之尊的大国﹐便想吞并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国﹐便想吞并百乘之众的小国﹐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说不够多的。原因在哪里呢﹖都是为了急功图利、争夺权利的结果。如果不了解先行仁义﹐而只求近利为前提﹐自然而然要变成非侵略他人、夺取别人的所有﹐就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 “其实﹐真能实行仁义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绝对不会有遗弃其近亲的可能。真有义气的人﹐绝不会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认为您──惠王只有推行仁义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舍大取小而只顾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们根据《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绎它文字的内涵﹐略略加以说明﹐大致就是这样的对答。当然﹐如果说是译文﹐那便大有问题。因为这样的说法﹐与古文原文的简练原意﹐也许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过﹐大意是不会太过差错到哪里去的。而且这样一来﹐把孟子对梁惠王的答话﹐看得很明白。孟子并没有太过迂腐古板﹐只一味地叫他行仁义﹐而不管梁惠王当时所处的情势﹐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这样孟子才不失为一个识时务的圣哲。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远见、有抱负﹐与梁惠兰急功近利的政见不能相合而已。 我们先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来从两方面看这一段对话﹐讨论他的内涵。第一﹐是司马迁的记载。第二﹐是历史的证验。 司马迁对梁惠王和孟子的观点 司马迁写《孟子列传》﹐是把孟子与荀卿的列传合写成篇的。关於孟子传记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见梁惠王这一段思想作重心来述说的。如说﹕ 孟轲﹐绉（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 游事齐苤戚戚戚浔R荒苡谩Ｊ柿海□夯萃醪还□□裕? 刚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 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 用孙子（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 务於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 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据史记列传的记载﹐关於孟子的生平﹐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关孟子千秋事业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书﹐用不着司马迁再来述说。他在本传里﹐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点﹐是主张传统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愿讲当时侵略吞并的不义之战﹐也不愿只讲霸术。所以和梁惠王当然也谈不拢﹐这是王道与霸业、圣贤与英雄分野的必然结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与梁惠王这一段主要的对话﹐比较详细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关梁惠王的一段记述里﹐他说﹕ 惠王数被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驺衍、淳於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 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 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由於司马迁写《史记》﹐处理资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细地读完全部《史记》﹐细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许多历史哲学的重点被他的手法瞒过﹐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读书所误﹐而不知道司马迁的微言重点所在了。 他写孟子传记﹐只是述说孟子之所谓孟子的正面﹐等於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但是对孟子的侧影或背後的记录﹐司马迁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辞。可是他把它插进魏世家当中去隐藏起来﹐牷撑Y咦约郝□□□罢摇４□寤帷? 他说梁惠王自从兵败国破﹐迁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够恶劣万分。但是他还想力图振兴﹐还肯“卑礼”──很有礼貌地﹐“厚币”──用很高的费用﹐邀请招待各国的名贤当顾问。例如驺衍、淳於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请到大梁来了。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心境非常恶劣﹐处境也很尴尬（如记载所说﹕ “我（寡人）真不行﹗这多年来打了三次败仗﹐我的儿子（太子申）被齐国俘虏了﹐我的得力上将也战死了。弄得国家非常空虚﹐实在羞对祖宗和国人﹐我对目前的局势觉得太惭愧了。” 他又对孟子说﹕“老先生﹐你不辞干里的辛劳来到敝国﹐实在是我们的荣幸。不知你将如何为我国谋利﹖” 孟子说﹕“惠王﹐你不可以这样过於注重利益。你做领导人的这麽重视利益﹐那些高级臣僚的卿大夫们﹐也就只顾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国民﹐就都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样子上下争利﹐你的国家就太危险了。做一个领导人﹐只要提倡仁义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讲究什麽利呢﹖” 如果依照司马迁这一段的记载﹐我们读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极了﹗可爱可敬的孟夫子﹐讲的道理是真对。但是梁惠王这个时候﹐好像是百病丛生﹐垂死挣紮的危急。你这包颠扑不破、千古真理的仁义药剂﹐他实在无法吃下去﹐而且也缓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麽能听得进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马迁写到这里﹐谁是谁非﹐他却不下定论──实在也很难下定论。因为千古的是非﹐本来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结论。所以他不写了﹐但是﹐他在《孟子列﹔传》里﹐却写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多情。”就这样的轻轻带过去了。这是多麽有趣、多麽耐人寻味的手法﹗ 义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讲过了﹐炾J谖颐窃□囱刑帧睹献印繁窘诘闹氐恪Ｊ紫纫□私猓□戏蛴谏□闭焦□逼塚□□乙苍队喂□□□□训浪□娴氖悄敲从乩□欢□质坡穑磕训浪□枣阊埽□踔寥绲笔狈缟杏嗡抵□棵亲莺徂沣氐淖鞣纾□坏愣疾换崧穑? 我们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的。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进身之阶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贵的办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样作﹐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而且可以加重语气地说﹕是不屑於那样作。为什麽呢﹖因为他是抱着古圣先贤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义﹐完全从济世救人的宗旨出发。他希望在那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肯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领导人物﹐促使他齐家、治国而平天下。 所以他针对梁惠王的问题﹐当头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学上义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还是存着梁惠王也许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乃圣人之用心也。再说﹐无论是谋国谋身﹐“仁义之道”的确是真正大利。只是人们都只贪图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顾及长远的巨利。所以都变成心知其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等史料的记载﹐当时孟子是先到齐国而後才到魏（梁）国的。《孟子》这部书﹐不问它是孟子自己写的﹐还是他门下弟子们记录了他的话而编成的﹐为什麽发生在後的事情﹐却偏放在最前面呢﹖因为孟子的思想学说中﹐义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点之一。 孟子与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来说﹐根据前面所说的魏国的历史背景﹐所处的地理形势﹐西有强秦﹐东有刚打败了他的齐国﹐南有强大的楚国﹐北接的韩、赵﹐虽然同是自晋分出﹐独立的同源邦国﹐但亦各有怀抱。在客观形势中﹐又恰逢弱肉强食的时代﹐他自然希望蚻蠽糬秤芊憔暆w鹄矗□踔劣谧詈贸删桶砸怠＜偈鼓阄沂堑笔钡牧夯萃□□蟾乓餐□□嵊姓庵窒敕ａＫ□运□患□矫献邮保□惶溉室澹□□诰臀剩骸耙嘟□幸岳□□□□俊闭饩浠埃□衷跄苤冈鹚□谴淼模空馐翟谑侨饲橹□﹗﹗? 这也是我们读书要注意的地方。读任何书﹐先要绝对的客观﹐然後再设身处地地﹐作主观的研究分析。譬如对於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问孟子对於魏国有什麽有利的贡献﹐经过前面一番较为客观的分析﹐就不会主观地认为他完全不对了。可惜以前大多数的读书人﹐多半不作这样绝对客观的分析﹐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误解仁义中埋没了。 孟子答复梁惠王说﹐你梁惠王何必谈利呢﹖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这是中国文化千古以来﹐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的最大关键。而在後世的读书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联想到“对我生财”的钱财之利这一方面去了﹔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利。至於义﹐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条。因此便把仁义之“利”错解了﹐而且把仁义的道理﹐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如此一来﹐立身处世之间﹐要如何去利就义﹐就实在很难办了。 举一个实例来说﹐我们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这是利﹐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起来呢﹖这就发生了义利之辨的问题了。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就是不义之财﹐是违背了义的道德﹐是不应该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我不拾起来﹐他人也会拾去﹐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到底该不该拾为己有﹖儒家对这种问题﹐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非常严谨的个人的道德观念。 但是﹐由於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後世读《孟子》的人﹐大致统统用这衙脏E罾炊痢睹献印罚□馐汀睹献印罚□谑蔷头５□肆街执砦蟆５谝皇俏蠼饬肆夯萃跷驶爸械睦□□皇窍烈宓睦□妗５诙□侵淮庸糯□□虻奈淖稚辖馐停□□蠼饬嗣献拥拇鸹埃□晕□□唤踩室宥澂唤怖□妫□选袄□庇搿耙濉本佽缘囟粤２鹄戳恕Ｆ涫挡２蝗□耍□勒赵□挠孟执□□阋淮出姆窖岳炊粒□涂纱佑锲□辛私獾剿□暮□澹□□烂献硬２皇遣唤怖□□□歉嫠比夯萃□□菔垢还□勘辟□苟际切±□□眩蝗□尤室遄攀秩□觯□攀歉□旧系拇蠹□罄□? 了解了孟子这句话的真正涵义所在﹐於是我们就可认识孟子﹐并不是那麽迂腐的了。他并没有否定利的价值。他只是扩大了利的内涵﹐扩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观念的存在﹐那麽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艺术、生活……等等﹐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佛﹐也还是在求利。小孩学讲话﹐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中去看。《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词﹐以及上下系传等﹐谈“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而说“不利”的﹐则有二十八处。但不管利与不利﹐都不外以“利”为中心在讨论。《易经》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个字。所以《易经》也是讲利﹐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因果律﹐也妧p嫠呷嗣且曰□频囊颖□梢缘玫接嗲斓墓□Ｏ喾吹兀□□簧埔颖□愕糜嘌曛□□Ｋ□裕□□剖恰袄□冒采怼弊钣欣□男形□? 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头﹐绝对离不开《易经》。所以说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价值﹐那麽《易经》等等我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我们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对义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确的认识。 同时﹐我们还可以提出两点来作反证﹕ 第一﹐韩非子说﹕“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仁贼﹐利在其中。”他说﹐棺材店老板希望别人死﹐并不是心坏﹐并不是不义﹔汽车厂老板希望大家发财﹐也并不是心好﹐并不是好义。两种不同的心理﹐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赚些钱﹐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韩非子的这段话﹐等於为“利”字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当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中﹐能够产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麽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当用、该用、要用、可用、适用、值得用的条件下﹐那麽对这人、或事、或物来说﹐就构成了价值﹔也就是对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经》中卜筮方面所显示的﹐可归纳为“吉。凶、悔、吝”四种现象。实际上就只有吉凶两端。吉是好的﹔凶是很坏﹔而悔为烦恼﹔吝是困难。简单说﹐悔、吝也就是小凶。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与凶两端。吉、凶怎麽来的﹖《易经‧系传》上说﹕“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凡是一动﹐就会发生或吉、或凶、或悔、或吝的结果﹔不是吉就是凶﹐不是凶就是吉。有了这项理解﹐就知道利与不利之间的辨别﹐须要从动用之间而分。 由这里引申出来﹐可知孟子对梁惠王说的仁义﹐就是大利。因为在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都在互相梒跔摩a□抑□小Ｈ绻□幸桓龉□遥□娴囊匀室遄魑□喂□淖罡□□颖□擞迷谀谡□饨簧希□敲醋詈□氖□□□捅囟ㄊ鞘粲谡飧鲂腥视梢宓墓□摇? 玩弄仁义的权智 汉代桓谭《新论》说﹕“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指出上古时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这是最高的无为而为的境界。到了後来五帝的时代﹐以德来治天下﹐这已经差了一层──有为而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等而下之三王用仁义﹐五霸用权智﹐可以说是每下癒况。 又《长短经》的《反经》第十三说﹕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失。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 这是道家思想的论点。这里指出﹐仁义的确是一种好德行﹔但是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样﹐变成人们用来争权利的一种工具。由此就可以了解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说的那些话。 老子曾说﹐道德颓落﹐才有礼义之说﹐他也经常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当时老子对於仁义礼乐的道德观念批评得很厉害。庄子也曾说﹕“仁义者﹐先王之蘧庐﹐可以一宿﹐不可以久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的征伐口号﹐大体上也都是标榜仁义﹐而实际上并不是真行仁义﹐只是利用仁义的美名﹐以达到争权夺利之目的。所以庄子说仁义只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临时寓所﹐一幢别墅﹐并不是自己久远安身的家﹐只可以偶尔住一住﹐不可以长久住下去。意思就是说﹐仁义这种道德观念﹐只可以在道德极其衰微的时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长久地死用。如果长久用下去﹐就会被坏人利用仁义之名﹐作为政治上争权夺利之实了。 孟子思想被夹缠不清 综合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孟子对梁惠王所说的关於义利之辨的话﹐试作一个结论。 第一﹐孟子一开始就对梁惠王说﹐你何必去贪求这种眼前短暂的近利、小利呢﹖你应该提倡仁义的道德观念﹐推行仁义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长远的大利。因为孟子的中心思想﹐是想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道德之治﹐所以他对梁惠王就这样直接地提出来﹐不保留﹐不婉曲﹐不虚饰﹐这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不问利害的道德行为。 同样是孟子的这个意思──劝梁惠王行仁义政治的意思﹐假如换了当时另外一些游说之士﹐例如苏秦、张仅这一班所谓纵横家的谋略之士来说﹐那麽他们就绝对不会像孟子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这一班人﹐一定会拐另一个弯﹐婉转地对梁惠王说﹕“我有一个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长远之计﹐你梁惠王想不想听﹖”这样先卖一个关子﹐吊梁惠王的胃口。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麽回事的时候﹐他才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天下是如何混乱﹐道德沦丧﹐人人都在渴望仁义。你不妨如何利用仁义﹐如何以仁义为口实﹐颁布一些政令﹐那麽天下的人民都到你魏国来了。你有这许多人民﹐领土也会增加﹐国家富强﹐自然就完成你的霸业了……等等﹐迎合梁惠王的心理﹐诱导他听从他们的说辞﹐慢慢实行仁义的政治。当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自己有进身之阶。 第二﹐无论东方或西方﹐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学术思想﹐都是以求利为原则。如果不是为了求利﹐不能获利的﹐这种文化、这种思想﹐就不会有价值。 从哲学的观点看﹐一切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离苦得乐”。饥饿是苦﹐吃饱了则得乐。疾病是苦“﹐医好了则乐。天气太热则苦﹐到树荫下乘凉﹐或到有冷气的房子里﹐全身清凉则乐。畛D猩□□囊磺行形□□□□康亩荚淞袄□嗟美帧保□簿褪俏颐侵泄□幕□兑拙□飞系摹袄□冒采怼保□簿褪窍执□勰钕氚旆ㄔ谖颐腔钭攀保□畹脢□谩Ｏ裆璺ｇ□锰□裟埽□换□掌辟□乐顾□吹奈□荆□康亩际鞘刮颐呛煤玫□钭牛□庑╖际恰兑拙□分兴□档摹袄□冒采怼薄Ｋ□匀魏挝幕□□魏窝□邓枷耄□绮荒芮罄□□挥欣□眉壑担□蛑毡乇惶蕴□? 即如宗教家们的修道﹐也是为利。修道的人﹐看起来似乎与人无争。实际上出世修道的宗教家﹐是世界上是讲究牛求自利的人﹐他抛弃世间一切去修道﹐修道为了使自己升天或成佛﹐这也是为了自已。虽然说自利而後利他﹐那也只是扩充层次上的差别﹐其唯利而图是一样的。为了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这也是为了利。 自从孟子讲仁义﹐强调了义利之辨以後﹐影响到後世的重视义利之辨﹐而渐渐地﹐後世的义利之辨﹐又与自私无私之别﹐混为一谈﹐以为“义”与“无私”同义﹐“利”与“自私”不殊。因此汉唐以来﹐儒家的义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与无私之别﹐两者分不开来。所以谈义利之辨时﹐往往在逻辑上就会夹缠不清﹐而使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於产生“儒家思想没有什麽了不起”的错觉。 因为後世受此影响﹐每谈义利之辨﹐就成了谈有私与无私之辨。遂进一步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牵涉到人类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公与私之辨的问题。 以我们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来说﹐关於公与私之辨﹐有两派极端相反的思想。一为墨子﹐一为杨子。其实他们都由道家的思想脱胎演变而来。 墨子讲“义”﹐但是墨子讲的﹐和孟子讲的﹐虽然同为一个“义”﹐却有不同的观念﹐含义上是有所差异的。墨子讲的义﹐是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头顶到脚底﹐都可以放弃自己而去为别人谋利﹐是彻头彻尾的牺牲袚w遥□岳□鹑恕? 而杨子──杨朱的思想﹐则与墨子绝对相反﹐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并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却该全部给我。他是主张天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假如能做到这样﹐又是另外一种社会形态了。 如果把墨子和杨子两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细的研究﹐那会怎样呢﹖依墨子的思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牺牲﹐只图利他人﹐这是做不到的。那麽依杨子的思想﹐普天之下﹐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利益着想﹐绝对不为别人的利益牺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显﹐那当然是不行。人类可真是奇妙的动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这个程度﹐却也没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类都这样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无私﹐也难做到。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无私﹐则天下共利﹐结果自然很好。或者依杨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为自己﹐绝对不妨害别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现代所说的﹐争取自己个人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倘使做到﹐那麽也可天下太平。但这两派的主张﹐事实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和杨子两种极端相反的主张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调和论﹐是兼容并蓄而仲裁为适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汉以後变了样的儒家思想）﹐当然是崇奉了仁义之义﹐向梁惠王提出建议。同时﹐在提出建议时﹐也不采用当时纵横家们为博取富贵权势所惯用的游说态度。孟子虽懂得游说的辞令技巧﹐但却不用﹐还是很严正地主张行仁由义﹐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说只有仁义最好。 我们不妨引用清人的两句诗﹕“莫言利涉因风便﹐始信中流立足难。”正好作为孟子对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风格﹐其难能可贵的定评ꄿ 或者说﹐所谓义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谓“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的大义之义。义理之义﹐义者﹐宜也之义﹐并非狭义广义等的义利之义。其实﹐都是一样﹐不管是什麽伟大的义理﹐都是力行於义﹐才能有利於成其为君子﹐所以这也是利便是义﹐义便是利的真实道理。 由於义利之辨的文化思想发展下来﹐到了宋明以後﹐构成中国文化的商业道德﹐便有“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的说法。即使专事求利求财的商业行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义利之辨。可以说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业道德上的教育成果。 玩物丧志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顾鸿雁糜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四﹕“贤者而後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圃﹐囗鹿攸伏。囗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牛刃)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日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段话﹐当然不是在同一天里﹐紧接着前面的一段话说下来的﹐应该是另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因为这一段谈话﹐在梁惠王说话的语气上﹐不像前一段那样生硬疏远﹐比较上情绪稍见好转。根据司马迁所写的《孟子列传》以及有关梁惠王的历史资料看﹐梁惠王在初次接见孟子的时候﹐不可能有书中所记载的那麽热忱。史料上对孔孟的记载﹐孔子最失意倒霉的时候﹐是在陈绝粮那个阶段。而孟子受困於齐梁之间﹐也正是他一生中﹐最不得意的时候。梁惠王如果一死﹐他只有收拾行李回家的份了。 这段文章﹐如果以现代的眼光﹐从字面上去读﹐似绿R19挥惺裁粗卮□囊庖濉Ｉ厦婕窃厮担赫獯蚊献雍土夯萃跫□娴氖焙颖□夯萃跽□谕跏业拇笤傲种猩12挠卫馈＃ㄓ孟执□挠□曰蚬勰罾此担□□剿凳怯□ㄔ埃□鞣匠谱骰始一ㄔ埃□蚧始宜饺说氖裁幢□□啵□峭跏叶谰菀陨托脑媚康牡胤剑□沤□□希□习傩罩荒□镜迷对兜模□吹酱Ａ５奈□剑□□安坏茫□褪蔷蘖虐俟□□参幢啬芩吒憬□□摹＃? 梁惠王站在一个大池沼上﹐抬头看看在树梢上栖息飞翔的鸿鸟、野雁﹐低头看看园中安详吃草的小鹿。从宫里出来﹐接触到大自然的景象﹐心里觉得舒畅而快乐。於是再看看孟子﹐然後对孟子说﹕“喂﹗你们这些讲究仁义道德的贤人先生们﹐是不是也喜欢这种园林风光﹖是不是也喜欢这些珍奇的飞禽走兽﹖” 这种语气﹐这种问话﹐当然是话里有话﹐包含了许多近於令人难堪的意思。假如是现代你我遇到这种场面﹐可能掉头就走。可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上﹐不能如此。更何况孟子﹐自有他的抱负和立场﹐不能像我们今日这样做。所以他还是答复了梁惠王。但从孟子的答话中﹐可以看出孟子的修养。 尽管梁惠王的问话中﹐包含了轻视的昧道﹐而孟子的对答﹐还是持着郑重的态度﹐还是很严肃的﹐他用单刀直入﹐似教训非教训的口吻告诉梁惠王说﹕ “一个贤者﹐是要等到天下太平﹐大家都享受到安乐的生活之後﹐才会去享受这种园林的乐趣。可是一个不贤的人﹐即使有了这样的园林﹐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而且更不能永远享受。 像《诗经》大雅篇灵台章说的﹕‘当文王开始准备建筑灵台﹐仅仅开始计划﹐如何设计﹐如何部署的时候﹐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前往﹐群策群力﹐共同来从事这项工程﹐於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前完工。本来在最初的时候﹐文王还不打算急着完成这件事﹐可是﹐由於百姓们自动自发地来帮忙﹐所珧|芸斓匕旌昧恕﹗? 灵台提前完工以後﹐在灵园里面游览﹐看到那些安静悠游的母鹿﹐身子胖胖的﹐毛色光亮夺目﹐在林梢飞翔的白鸟﹐丰润皎洁、自由回旋。文王站在林沼的岸边玩赏时﹐又看到了满池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活活泼泼地在水中跳上跳下。” 孟子继续说﹕“这诗篇的记载﹐就说明了文王劳动老百姓来建筑这囿园﹐而老百姓却喜欢他那麽做﹐把他的台叫做‘灵台’﹐把他的池叫做‘灵沼’﹐并且很高兴他有麋鹿鱼鳖可以玩赏。古时候的贤君﹐就因为能和老百姓同乐﹐所以自己才觉得快乐。” 孟子借这则文王建灵台的历史故事﹐向梁惠王提出了一个为君的重点──应该与民同乐。 接着﹐他又引用《书经》的记载﹐讲述了一则完全与文王建灵台情形相反的故事。 “当夏朝的暴君夏桀在位的时候﹐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之於天下﹐就好比太阳一样﹐除非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自夸他的政权和太阳一样是永恒的。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们恨透了他。所以《书经‧商书‧汤誓》篇记载﹕一般的百姓们﹐因为深深怨恨夏桀而说道﹕‘你这位如同烈日似的暴君啊﹗你什麽时候才会没落呢﹖你赶快没落吧﹗我宁愿和你这暴君一同灭亡﹐也不愿再忍受你暴政的残害了。’一个作君主的﹐使人民怨恨到宁愿和他同归於尽的地步﹐即使拥有美好的台池、鸟兽﹐又怎麽可能安享下去呢﹖” 孟子这样把握住机会﹐列举两个历史上的经验。述说周文王是如何深得民心﹐所以建立了延续七百多年的悠久政权。又相反地指出三代时期的夏桀﹐遭遇老百姓的怨恨﹐以致迅速败亡。 在我们现代读到这段书时﹐或者会感觉到﹐孟子所列举的这两个史实﹐其所阐明的为政原则﹐可以说是大家都明白的普通常识﹐并没有什麽高深的道理。这就是我们读古书应该注意的地方了。 我们要知道﹐在孟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什麽社会福利制度﹐统治者不会去建筑一个公园﹐和老百姓共有、共享。一起游乐。只有帝王的宫室。才会有如此伟大的建筑﹐老百姓根本不准去游玩的。所以孟子当时提出这两个史实来﹐就等於建议梁惠王实施我们现代的共有、共享的政治思想。在时代背景上而言﹐孟子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种政治思想﹐实在是了不起的。此其一。 同时﹐我们透过这一段记载﹐可以了解我们固有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上古时候﹐就早已经有了这种共有、共治、共享的公天下政治思想。自从夏朝开始﹐演变成家天下的政治制度﹐所谓帝王世袭的政治制度开始以後﹐帝王们的享受﹐才和老百姓有了分别。而孟子在他的那个时代﹐能劝导一个有野心要据地称雄的人主﹐恢复共有共享的公天下政治制度﹐他的主张和这种精神﹐还是相当可贵的。此其二。 再从後世的历史看﹐自秦汉以下﹐曾经有四个时代的类似事件﹐都与孟子这一节的政治思想有关。第一是秦始皇建筑阿房宫﹔第二是隋炀帝造迷楼﹔第三是宋徽宗造艮岳﹔第四是清慈禧太後造颐和园。这四次着名的伟大宫廷建筑的结果﹐都印证了孟子在这段书里所说﹕“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理论的正确性。此其三。 阿房宫与秦始皇 对於秦始皇的阿房宫﹐唐代的大诗人──和杜甫并称为二杜的小杜──杜牧﹐曾经构写了一篇《阿房宫赋》﹐作了很生动的介绍。他一开头就说﹐秦始皇并吞了六国﹐统一天下之後﹐便把四川的山头﹐砍伐得像秃子的脑袋一样﹐而把这些砍下来不可胜数的木材﹐运到咸阳去建筑阿房宫了、试想看看﹐台湾也是盛产木材的地方﹐经过日本人五十年的砍伐﹐也没有被砍得山头光秃秃。而四川的面积﹐比台湾大上若干倍﹐他为了建筑自娱的阿房宫﹐一下子把那里的树木砍光﹐该有多少木材﹖同时这些木材的砍伐、运输﹐制成梁柱门窗等等﹐又需要多少人力呢﹖ 何况这仅仅是建筑材料的一部分而已﹐还有石头等等其他方面的建材﹐以及施工建筑的人力物力﹐更是难以统计了。花费这数以万计的人力和物力﹐建起来的阿房宫﹐又是个什麽样子呢﹖ 占地是方圆三百多里﹐高到看起来快接近天日了。从北面的骗山一直南下﹐转向西边和咸阳连接起来了。把渭川和樊川两条河川的水﹐也引导流进了阿房宫﹐造成了宫里的人工河流湖沼。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华丽精巧﹐各种不同型式的宫室﹐像蜂室那样多。在水上架的长桥像卧龙一样。凌空搭的复道﹐从宫殿下面通到南山的山脚下﹐五色缤纷﹐有如挂在天上的彩虹。在这许多宫室中﹐每一间房子﹐一天之中﹐都可以变换成四季的不同气温。 秦始皇又把没收来的六国的财宝、美女﹐全都集中到这阿房宫来﹐把人家的鼎当作煮菜饭的锅子用﹐把玉当作石头用。妃子上万﹐早晨这些宫女打开镜子梳妆﹐那些镜子有如夜空中的繁星那麽多。飘拂在窗前的长发﹐有如乌黑的浮云。渭河的水每天早晨上涨﹐浮现了一层滑腻粉红的颜色﹐原来就是阿房宫里所流出来的宫女们洗除脸上隔日胭脂的水。半山腰袅袅上升的云雾﹐却正是阿房宫焚烧椒兰等等贵重香料的烟雾。秦始皇这位暴君﹐就在这个走进去难分东西南北的阿房里朝歌夜宴地享乐。 这样秦始皇就快乐了吗﹖大不然。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秦始皇因为想求得长生不老的药﹐听信了一个方士卢生的话﹐必须隐秘起来﹐才可以求到不死的药。他就住进那隐秘的复道里﹐往来於二百七十间密室里作乐。除了他要杀人时﹐狱吏见得到他以外﹐丞相大臣﹐和七十名博学之士﹐都只有照他传来的命令办事﹐根本见不到他﹐更谈不上提什麽意见了。後来这位卢生和一位自韩国来的侯生商量﹐认为秦始皇如此专断横暴﹐嗜杀而好贪权势﹐不可以替他求仙找不死药﹐於是双双逃走了。秦始皇知道这个消息﹐大发脾气﹐活埋了四百多人泄愤。 像这样躲在复道里一天到晚发怒杀人﹐又有什麽真正快乐可言呢﹖正如孟子说﹕“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三辅黄图》 或者说小杜生於唐代﹐比秦始皇晚生了七八百年﹐况且阿房宫被项羽进咸阳时﹐放一把火烧掉了﹐他在赋中的描写不一定实在。小杜的《阿房宫赋》﹐是否有史料为依据﹖或是仅凭他的才华和想象写成的﹖无法考据。但是紧接着秦代之後的汉人记录﹐应当不会太离谱了。 《三辅黄图》这本汉代的着作里﹐记载着说﹕阿房宫又叫做阿城。原来是秦惠王在这里建造宫室﹐还没有完工就死了。始皇统一天下以後﹐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扩大范围﹐建筑阿房宫﹐占地方圆达三百多里﹐造了许多离宫别馆﹐跨过了山谷﹐把一望无际的高山大岭都遮盖起来了﹐专门供秦始皇车辆通行的道路﹐从宫室到骊山﹐就有八十多里长﹔并且在南山的顶上﹐建筑了一道巍峨雄伟的阙门﹐高高矗立在上﹐似乎和天上飘过的云彩相接﹔还开了河道﹐远远地把樊多﹗哩的水﹐接引到阿房宫里来﹐灌进壮阔的池沼中去。仅仅是阿房宫的一处前殿﹐从东到西有五十步宽﹐约三十丈（汉朝度量衡制度﹐很难考实）﹐南北之间则有五十丈深。上面可以坐上万的人﹐下面建有五丈旗﹐用最贵重的建材兴建﹐横梁是用木兰架设﹐门则用磁石砌成。仅仅一处前殿﹐就这麽瑰丽﹐正殿和其他宫室的情形﹐就可想而知。另外还有四通八达的双层高架复道﹐和那些楼阁连接起来﹐而且通往咸阳。 证之这一段汉人的记载﹐和小杜的描写相比﹐除了杜赋的文体更美﹐易於使人记忆外﹐同阿房宫实际状况是极相近的。 还有更可靠的史料﹐那是在《史记》中﹐司马迁叙述了鸿门宴上项庄舞剑志在沛公的一段故事後﹐立即就说﹕项羽知道汉高祖自鸿门逃回坝上﹐引兵他去﹐便“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寥寥的“火三月不灭”五个字﹐可以说完全证实了那些笔记、诗赋的可靠性。在今年（一九七七年）不久前﹐美国加州的一场森林大火﹐毁了那麽广阔的山林。当然﹐林木蔓延起来比较快﹐但也只延烧了个把月。而阿房宫的大火﹐却烧了三个月之久。这一比较﹐就可见阿房宫规模的恢宏了。 然而秦始皇又享受了多久呢﹖可以说﹐阿房宫动工之日﹐正是秦朝政权开始崩溃的时候。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结论说﹕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益骄固。成车叫（陈涉一呼揭竿而起）﹐函谷举（汉高祖进兵）﹐楚人（项羽）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後人而复哀後人也。 他的这一结论﹐正是孟子对梁惠王所说“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这句话的发挥。尤其是“後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後人而复哀後人。”两句话等於指责了隋炀帝的错误﹐也为後来的宋徽宗、慈禧太後这些人作了预言。 迷楼与隋炀帝 可不是吗﹖且看隋炀帝这位着名的荒淫皇帝的行径﹐他早上调戏後母被发觉﹐恐怕他老子杀他﹐派人秘密杀了做皇帝的父亲。当天晚上对後母逞了兽欲﹐第二天就发丧即皇帝位﹐又把他的哥哥杀死。 第二年的季春三月﹐就驱迫二百万名壮丁﹐在洛阳建筑宫室。远从长江一带和广东等地﹐收集奇材异石。又向全国各地搜罗珍奇高贵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运到洛阳﹐布置在宫廷的园林中﹐供他赏玩。同时特别开一条水路﹐把汴河的水引到离宫中﹐并造龙舟﹐供他在水上游乐。他所建的宫廷园林﹐占了方圆二百里的广阔土地。在园林中又造了一处人工海﹐周围有十几里路。海上又想象方丈、蓬莱、瀛海等三处仙岛﹐建起人工岛来﹐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台、观、楼、阁、宫殿等等﹐连绵地分布在山上。海的四周又建筑了十六处庭院﹐每院都住有许多美女﹐每院的主持人﹐都给予四品夫人的高贵头衔。海里的荷花、宫殿前的花木﹐如果到秋冬季节自然凋谢了﹐就命人用纸或绢缎﹐制造假花﹐安放在树枝上和水中﹐只要褪了颜色﹐就随时换新的。十六院的食物﹐更是互相争求精美﹐来讨好他的胃口。至於他驱使八万人拉着他的龙舟﹐经运河到扬州游玩﹐船只相接二百多里的奢侈行为﹐是人人都知道的。 他又曾驱使一百多万壮丁﹐作历史上的第六度修筑长城。历史上记载﹐他搞这些用来自娱的工程﹐所驱迫的四百万人力﹐其中一半以上累死在工地。 不但是人民受到迫害﹐就是连鸟兽﹐也不得安身。他为了要做一件新的大氅﹐在即位後的第三年﹐通今天下各州各县﹐进贡白鹤的羽毛。於是全国上下﹐都纷纷捕白鹤取羽毛。当时在四川的乌程县里﹐有一棵十丈多高的大树﹐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鹤巢。可是树太高了﹐没有办法上去捕鹤﹐也无法张那麽高大的网罗。但是﹐如果不将这鹤的羽毛取来进贡﹐就犯了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弄得不好﹐甚至会诛九族的﹐於是老百姓只好砍伐树根﹐准备把树弄倒了﹐以便捕鹤。大概是树上的大鹤﹐恐怕这样会伤害到小鹤的生命﹐所以在树上拔下自己身上可以制大氅的羽毛﹐投到地上来。而诌媚的地方官﹐不念鹤自己拔毛的痛苦﹐反而说是一种祥瑞的征兆。报告到宫里﹐讨隋炀帝的欢心﹐以期博得一个加官进禄。 他建筑了这些地方﹐经常在有月光的夜晚﹐带上几千名美貌的嫔妃宫女﹐都骑了马﹐在大园林中夜游﹐而且还特别作了歌曲﹐在马上演奏歌唱。可是﹐这样还不满足﹐他後来又认为宫殿虽然壮丽宽敞﹐可惜没有曲房小苑﹐幽轩宫室。如果再有这一类型的布置﹐就更快乐了。於是他身边的侍臣高昌﹐介绍了一位高明的建筑设计师项升。依照他的愿望﹐设计了一张蓝图﹐呈献到宫里。隋炀帝看了以後﹐非常满意。立即下令向天下搜索材料﹐又征调了几万名壮年男子﹐建造了一年多才完工。所花费的钱财之多﹐难以统计﹐连国库也因此空虚了。这座新的建筑﹐除了华丽以外﹐更十分精巧别致﹐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人们走进去了﹐往往会整天都找不到出路。隋炀帝重重地赏了项升为五品官及千匹库帛外﹐更得意扬扬地对近臣说﹕“即使是真的神仙到了这里﹐也一定会迷了路的﹐这真好比一座迷楼。”於是後世的人也都管它叫迷楼了。 迷楼建好以後﹐隋炀帝在里面的荒淫生活﹐更是不忍卒睹﹐不忍卒闻﹐也不忍去说了。到後来健康大损﹐虚弱得终日昏睡﹐无法清醒。到了夏季﹐一天要喝几百杯水﹐面前放一大块冰﹐还是口渴得烦躁不安。最後﹐隋炀帝再度南游到扬州﹐被起义革命的百姓抓住﹐他想饮毒酒自杀被拒绝﹐最後被宇文化及叫人用绳子把他勒死了。 而他在洛阳的迷楼呢﹖当唐太宗起义﹐提兵打到京城﹐看到这座迷楼﹐便说﹕“这是用千万老百姓的血汗脂膏建筑起来的哪﹗”於是就下命令把迷楼烧了﹐也是烧了好几个月才烧光。这又是孟子所说“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的另一形态的印证与发挥吧﹗只可惜那时候的人﹐没有充分发挥与民同乐的思想﹐致使素称英明的唐太宗﹐也和项羽及清末的八国联军一样﹐都做了“焚琴煮鹤”、大煞风景的事。 这位荒淫到极点的君主﹐穷奢极侈﹐看来是享尽了那种皇家宫室的园林之乐。事实上﹐不但当时是喝凉水﹐对冰盆﹐甚至还落得一个被勒死的结果。所以後代诗人李商隐的隋宫诗便有﹕“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的感叹。春秋时代的齐景公﹐也建筑供给自己玩乐的一个台﹐并且还想造一座大钟﹐当时的贤相晏子便反对面劝谏说﹕“敛民作钟民必哀﹐敛哀以谋乐不祥。” 艮岳与宋徽宗 至於宋代那位被金人俘虏了十几年﹐终於死在异邦五国城──塞北漠地的徽宗皇帝。如果我们说北宋的败亡﹐就是败亡在他“独享宫室园林之乐”的生活上﹐并不为过。虽然当时是由一些宦官、奸佞﹐如童贯、蔡京之流乃至於装妖弄鬼的道士﹐专政弄权。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得他的宠信﹐掌握到政权﹐细按史实﹐都和他的独夫之乐有密切关系﹐这又是较之秦始皇、隋炀帝﹐更进一步危害到政治。 擅长揣摩他人心理和巧言令色等谄媚功夫的宦官童贯﹐一得到徽宗欢心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江苏、杭州一带﹐去搜索江南的书画古董﹐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奇珍异物。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几个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里时﹐在信上总是为蔡京说上些好话﹐再加上一个常到皇後那里画符念咒的道士徐知常﹐透过大学博士范致虚在京里为奥援﹐於是徽宗的心里对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从此播下了北宋败亡的种子。 後来童贯在江南搜索珍玩的事﹐癒来癒大﹐竟然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应奉局”﹐扩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等手工艺品﹐无一不包﹐样样都要。每天都有几千人﹐在那里为皇帝尽义务作苦工﹐而所用的这些价值昂贵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负担﹐皇家是不给钱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当时苏州有朱冲、朱□父子﹐本来是犯法受过刑的人﹐在蔡京的下面做事﹐很得欢心。於是蔡京就推荐到童贯的下面听差﹐而做起官来了。一次徽宗看到童贯送到京里的花石﹐非常高兴。蔡京从宫廷的内线中﹐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嘱咐朱冲﹐秘密地搜集浙江的珍异送到京里。最初送去的三株黄杨﹐徽宗颇为欣赏﹐嘉勉了一番。这条路子一打开﹐以後送到京里的花石和珍玩﹐就越来越多﹐年年增加﹐运输的船只﹐在汴京与淮河之间往来不绝﹐而被人号称为“花石纲”。因此更得到徽宗的喜爱﹐而命令朱冲的儿子朱□﹐在童贯下面﹐主持应奉局和花石纲。 朱□这小人得势之後﹐横行霸道﹐真是不可一世﹐一方面向内府需索﹐一伸手就是上百万﹐少也几十万﹐他说是为了替皇帝办事要用的。皇家管钱的人﹐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谁也不敢得罪他﹐内府的钱就好像是他口袋中的钱了。在民间他更是严搜刻括﹐巨细无遗﹐就是穷乡僻境、深山大壑中隐藏的东西﹐也逃不过他的搜括﹐老百姓家里的一石一木﹐只要稍微有一点赏玩的价值﹐就派兵卒闯进去﹐贴上皇家的黄色封条﹐责令原物主负责保管﹐如果有所损失﹐就是对皇帝不敬﹐一定杀头。如果是较大的东西﹐搬运不便﹐就连物主的房屋也给拆掉。假如有人家有一件东西稍微畸形一点﹐又被指为不祥而获罪。在室外郊野的东西﹐不论是山巅谷底、深渊巨壑﹐都千方百计﹐不惜人命找来。运输这些东西的船员们﹐也是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有时甚至凌辱到州官县官的头上。 这种情形之下﹐老百姓卖儿鬻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道路为之侧目﹐而已经种下了後来方腊的一场大乱﹐严重地动摇了国本。 最严重的是“艮岳”的建筑﹐徽宗因为没有儿子﹐心里总是不惬意。有一个也是以画符念咒常常出入禁宫的道士刘混康﹐对徽宗大谈其风水之道。说什麽京城的西北方﹐具备了调和天地、顺应阴阳的地理。如果在那里堆起一座山来﹐将地势加高﹐一定会多子多孙的。徽宗听信他的话﹐动员老百姓﹐把那里的地势加高了几丈。後宫恰巧有几个嫔妃生了儿子﹐於是徽宗更加相信。到政和七年﹐便命兵部侍郎孟揆﹐在京城上清宫的东边﹐依照余杭凤凰山的形势﹐筹筑一座万岁山。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时间﹐才把这座山筑成﹐命名为“艮岳”。 艮岳的规模﹐在徽宗自己作的《艮岳记》里﹐有大致的记载。尽管只是梗概﹐我们读了以後﹐也要惊奇得张口结舌。现代一些国际驰名的什麽公园、什麽乐园的﹐比较起艮岳来﹐也逊色得多。如果阿房宫、迷楼、艮岳这些历代的宫室园林﹐今天还在的话﹐中国的观光胜景﹐恐怕是世界首屈一指。 徽宗自己描写他的得意杰作有一节说﹕“……按图度地﹐庀徒潺潺﹐累土积石﹐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与四滨、林虑、灵壁、芙蓉之诸山﹐最琼奇特异瑶琨之石。即姑苏、武林、明月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於雕栏曲槛﹐而穿石出罅﹐冈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後相续﹐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陇﹔连绵而弥满﹐香山怀谷。”从开头这一小段文字﹐就可见这座山的恢宏气魄﹐把全国的名胜古迹﹐奇石异木﹐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宋人张吴的笔记里﹐还指出了这些东西从各地搬来的运输情形﹐都是越江渡海﹐甚至把城廓都凿开来﹐以便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损伤地得以通过。 在南宋时候﹐四川一位僧人祖秀﹐写了一篇《华阳宫记》﹐所写的“艮岳”景物﹐许多是在徽宗自己的记中未曾说到的﹐可能是艮岳筑成以後﹐还在陆续增加修建。祖秀和尚的那篇记中最後的描写“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於斯尽矣﹗”可谓道尽了一切。 而徽宗自己作的记中﹐结语说﹕“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岩之底﹐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会﹐纷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此举其梗概焉。”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比起梁惠王那一句“贤者亦乐此乎”来﹐更神气得多了。 可是我们再把他被掳以後﹐押解到女真去的时候﹐在中途驿馆题的一首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和他的《艮岳记》放在一起﹐对照咀嚼一下﹐真要感慨万千了。这又是孟子所说“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的照会。 所以清人吴楚村对他有两段极严厉但也极适切的批评。一则说﹕“徽宗任市井丐儿﹐为此纵欲逆天之事﹐其与隋炀帝、陈後主一律也。然炀帝之颈﹐斫於宇文化及之手﹔陈後主之身﹐陨於台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殁於金虏沙漠之地。天岂有意肆毒於三君哉﹗无乃自取之也。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三君兼有者乎﹖” 另一段说他筑艮岳是“极土木之盛﹐弹亿万之财﹐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是时强狄在外﹐渐为国患﹐宋之君臣﹐曾未见其思犯预防之心﹐而徒今日敛民货﹐明日劳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离﹐天命亦叛﹐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他用孟子的话作了结论﹐也等於演绎了孟子这两句话。 颐和园与清末 但是﹐正如杜牧说的“後人哀之而不能鉴之﹐亦使後人而复哀後人”。清人对宋代徽宗皇帝作了如此严刻的批评﹐可是清朝的末代﹐并没有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放在当前﹐经常对照对照﹐看看自己可曾变成那副模样﹖所以後来有了慈禧太後的兴建颐和园﹐大动土木﹐搜括天下﹐弄到民不卿生。当时列强环伺﹐乘隙而入﹐强行索取﹐纷纷要求割地、赔款。後来八国联军一役﹐西人的坚甲利兵﹐进逼北京﹐清廷毫无阻挡能力﹐结果慈禧这位老太婆只好带着小皇帝﹐狼狈而逃。 最後终於把清朝祖宗打下来二百多年的江山断送了。幸亏国民革命乃属义师﹐鼎革之时﹐还优待了清朝末代皇帝的家室﹐并且保留了那座用老百姓血汗建成的颐和园﹐应该为後世万代很好的殷鉴吧﹗ 凤阁龙楼与李後主 检讨了这几个“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的皇帝﹐贪享园林之乐的结果。我们更想到一位极有诗才的末代皇帝──李後主被俘後的诗﹕ 江南江北旧家乡﹐四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又另一阙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写来字字是泪﹐句句是血。而当时那些吴苑宫闱广陵台殿﹐以及凤阁龙楼等等的昔日繁华﹐却不能与民同乐﹐可见没有“共有、共享”的社会福利﹐是不会长久的﹐独乐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国家﹐当时统治阶层的奢靡状况﹐也是如此﹐甚至还要更厉害。西方国家共有共享的社会福利制度、民主自由的思想﹐那还是十四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後的事﹐距今不过几百年而已。 从这些历史事实﹐以及李後主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知道﹐孟子所说的“贤者而後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的两句话﹐不但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此﹐即使一个家庭的兴衰﹐每一个人的成败﹐也都是如此。尽管是做了庞大的事业﹐拥有千万美金﹐如果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建立起一个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基础﹐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有形的财富﹐只是暂时属於你的﹐而不是真正为你所有的。当你到了眼睛一闭﹐两腿一伸的时候﹐一块钱也不是你的了﹐这也就是孟子说的“贤者而後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 再说﹐物质环境好﹐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快乐﹖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固然﹐物质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到人的心情与思想。但有高度精神修养的人﹐同样地能够以自己的心﹐去转变环境的。如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并不因为物质环境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如果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和这一些精神的修养﹐纵然有再多的财富﹐再好的物质环境﹐而他的心理上﹐并不会快乐的。前面我们所举历史上那几个君主的史实﹐固然是很好的例证﹐我们如果再从现代西方国家的精神病学家或心理病学家手上的病例去研究﹐也可以获得证实──“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移其粟於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正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於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涕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手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正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於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岁罪﹐斯天下之民至焉。” 《清明上河图》的背面 当然﹐由於孟子的伟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养﹐一直讲王道政治的精神﹐也感动了梁惠王﹐已经渐渐听得进孟子的话了。所以两人在这一段谈话语气中﹐已经表现出来﹐不像前两次﹐一边说﹕“老头子﹐你从那麽远跑到我大梁来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办法﹖”一边却答﹕“何必一开口就谈利﹐谈谈仁义吧﹗”那麽格格不入了。这次的谈话情形﹐就比以前融洽一些﹐好像比较更谈得来了。 所以梁惠王说﹕“平心而论﹐我对我的国家已经尽心尽力地去做了。譬如说﹐在我的国境以内﹐黄河内套﹐如果遭遇了水旱天灾、粮食歉收的凶年﹐我就把河内的人民﹐迁移到河东来﹔同时在河东征收了粮食﹐送到河内去﹐使河内的人﹐不至於受到饥饿的痛苦。假如是河东遭遇到什麽灾害的时候﹐我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去照顾帮助河东的人民﹐这都是我尽心仁爱人民的事实。你是讲仁义的﹐要我施仁政的﹐我这样不是正符合了你的主张吗﹖现在看看我的邻邦﹐他们没有这样做﹐可是他们的人民并没有减少﹐我曾经照你的理论那样做了﹐我的人民也没有增加起来。这是什麽道理呢﹖” 梁惠王为什麽会提出这些问题来﹖假如以现代的人口观念来看﹐世界人口爆满﹐各国粮食都发生问题﹐普遍在推行家庭计划﹐哪里怕人家的人口不少﹐而自己的人口不多呢﹖固然他那样应付凶年歉收的态度﹐也是理所当然﹐政府应有的责任。但在方法技术上来说﹐弄得老百姓搬来迁去﹐那麽辛苦﹐也未必是最好的措施呢﹗ 了解了当时的国际情势和人事的背景﹐权臣谋士们心术品格的卑劣﹐再来看《孟子》这一段书就更有味道了。虽然孟子说的是可取之道﹐与不可取之道﹐谈的是理论。但是以孟子谈话的气势、口吻﹐和当时国际情势配合起来看﹐那麽孟子的话﹐和当时的谋略家﹐纵横家们没有两样﹐他的态度是赞成的了。其实在精神内涵上﹐还是大有不同。 前面已经讲述﹐齐宣王时期出兵攻伐燕国﹐打了胜仗﹐占领了若干土地与城市。但仍有下文﹕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於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彳奚我後﹐後来其苏。”’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罩食壶浆﹐以迎五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讫倪﹐止其重器﹔谋於燕众﹐置君而後去之﹔则犹可上也。” 前文讲到齐国打燕国﹐把燕国拿下来了。可是国际上不同意﹐看不过去了。诸侯之间﹐计划组织一个联合阵线﹐要打齐国。这时﹐齐宣王问孟子﹐现在诸侯们要联合起来﹐替燕国打抱不平﹐攻击我们齐国了。孟先生﹐你看我应该怎麽办﹖ 孟子说﹐就我所知﹐我只听说过以方圆七十里领土﹐而领导了天下﹐像南汤当年就是这样兴起的。可还没有听说过﹐拥有方圆千里的一个大国﹐竟然还会畏首畏尾的。 从孟子这段话的论调﹐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终归是战乱的时代。不管你圣人高明到什麽程度﹐时代的趋势﹐国际政治风气的力量﹐毕竟很大﹐个人的思想观念终究还是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时孟子就以力的大小来立论了。 孟子又继续引经据典﹐用《尚书‧商书》上仲虺诰文“汤一征﹐自葛始”的一段话对齐宣王说﹐《尚书》上仲虺制的诰文上记载﹐商汤为了除暴安良﹐从“葛”这个小国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天下的人都信服他。当商汤向东面征伐的时候﹐西面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的时候﹐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他们都抱怨说﹐为什麽不先来我们这里﹐而把我们摆在後面呢﹖ 孟子说那时各方面的老百姓们﹐盼望商汤的王师﹐像久处大旱的农民﹐对着万里无云的晴空﹐盼望着能有云霓的涌现一样。 不过历史上汤武那个时候﹐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了。也许是仲扈这位左丞相﹐在制诰时对商汤仁义的强调宣扬。 孟子继续描写商汤征伐时﹐部队纪律良好的情形说﹐当商汤的部队打来了﹐当地的老百姓﹐做生意的还可以照常做生意﹐种田的也照常种田﹐一点也不受影响。 像这样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在我们的历史上﹐像这样好的部队﹐像这样不扰民的战争﹐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问题全在於这位指挥部队的司令官是一个什麽样的人。 仁将──曹彬 如历史上有名的仁厚将军﹐宋朝初兴时的曹彬。他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後主──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船上吟诗填词“四十年来家园﹐三千里地山河”的李煜。 当时曹彬围攻南京半年多﹐连秦淮河、白露洲、西门水寨都占领了。到最後﹐只要一仗就可以轻易攻进金陵──南京城了。李煜也准备要投降了。在这紧要关头﹐总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麽病呢﹖大家都着急﹐都监──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先锋──前敌指挥曹翰等都到总司令部去探病。问起生的是什麽病﹐曹彬说是心病。於是大家纷纷主张找医生﹐还要找名医。曹彬说﹐不必找医生﹐我的病医生治不好﹐只有你们各位能医好。大家问什麽办法。曹彬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进南京的时候﹐不许随便杀一个人﹐也不许任何人奸淫掳掠﹐做不做得到﹖这时一班将领们只好说﹐你命令下来就好了嘛﹗曹彬说﹐不行﹐要先发誓。於是大家就发誓。发过誓後﹐立刻下攻击令﹐打进了南京城﹐而城里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呢﹗ 潘美的难以控制﹐曹翰的好杀﹐都是事实。当宋太祖赵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时候﹐曾告诫曹彬最好不要多杀人﹐对李煜一家人﹐更是要加以保全。曹彬当下迟疑不答﹐既不抗拒命令﹐也没有明确的答复。他只问副将──副司令要派谁来负责。赵匡胤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见了潘美、曹翰等人﹐发表他们作副司令。不过﹐当着他们﹐交给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宝剑﹐告诉他说﹐你拿着这把剑﹐“如朕亲临”﹐等於我本人在场一样﹐凡是副将以下不听命的﹐我授权给你﹐你只管照军法办理﹐先斩後奏﹐一切由你全权作主。他一面对曹彬说﹐一面眼角看着潘美、曹翰。吓得这些人汗流泱背﹐只有禀报﹕“末将听命”的了。 曹彬的高明还不止如此。他又向赵匡胤请调一位将军田钦祚﹐来担任另一路的前敌指挥官。弄得潘美、曹翰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姓田的﹐既狡猾﹐又贪污﹐爱争功﹐又不肯负责。同时又最喜欢打小报告给赵匡胤﹐常常忌功而倾轧同事。曹彬所以请调了他来参加战役﹐作用是准备平定江南之後﹐送点功劳给他﹐免得他在後方捣乱﹐又增加赵匡胤的怀疑顾虑﹐而对前方有所牵制。这就是曹彬高明的权术大用了。 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後﹐李後主在无可奈何之下﹐穿着白纱衫帽﹐亲自向曹彬投递降书。他先见副帅潘美﹐只好叩拜如仪﹐潘美却也答拜叩头还礼。进一步﹐便要上船晋见大元帅曹彬﹐他也设拜叩头。曹彬便叫左右告诉他说﹕恕我“介胄在身﹐拜不及答。”换句话说﹕对不起﹐我是军人﹐只好以军礼接见你﹐不能跪拜还礼了﹐请原谅。 行过了投降的典礼﹐正副元帅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两只大船﹐很礼貌地请李後主上船饮茶。由岸上到战船上的跳板﹐当然是独木板。李煜素来是养尊处优﹐平时生活﹐哪里受过一点罪﹐今天忽然要他经过独木板上船﹐实在没有这个胆子﹐再三排徊不敢踏上去。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来。 曹彬的确是很仁厚﹐他招待李後主吃茶的时候﹐他问起李煜家庭的成员﹐知道总共有三百多人﹐就替他准备一百条官船﹐给李煜三天时间﹐收拾财物﹐带着进京。并吩咐他尽管多带些财物去﹐暗示我曹彬不要钱﹐可是到了京里﹐还是有人要钱的﹐得准备送红包。然後放李煜这些人自己回去﹐连卫兵都不派一个跟着。其他将领们很不放心﹐但曹彬并不在意。他说﹐放心﹗他连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生怕掉下水去﹐可见他怕死得很﹐哪里会有逃跑的勇气。 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等李煜走了﹐他吩咐副将潘美代理职务﹐表示自己要暂时离开总司令部三天﹐把统率部队的责任交给他﹐并特别交代不许杀人犯军纪。然後带了二百名亲信﹐在李後主的宫殿四周布防保卫﹐不许任何人闯进李煜的宫中。自己则亲守在大门口﹐以防止下面的士兵们﹐以对待敌人的态度﹐进去危害骚扰。第三天以後﹐李煜带了三百多人上了船﹐他才进宫去﹐查封了宫里的财物﹐造册呈报给朝廷。 据宋人的笔记﹐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後来奉命攻打九江。打进了九江﹐纵兵掳掠﹐还要屠城。而他自己却装了二十几船的财货宝物﹐悄悄地运回家乡去了。与曹彬相较之下﹐就有天壤之别了。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将。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的後代也很好﹐孙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後﹐被誉为圣後﹔相传还有一个孙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灵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人。历史上仁厚的名将﹐当然不只曹彬一个﹐其他还有很多﹐这里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 这就是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风范。打仗时只要屈服了敌方的领导阶层就好﹐而对老百姓则是慰问、关怀、救助﹐像及时雨一样﹐老百姓当然高兴。孟子说﹐像这样的仁义之师﹐所有《尚书》上仲虺在诰文上记载﹐那时的老百姓天天盼望着仁主到临﹐仁主来了﹐就有好日子过﹐就能离开水深火热的苦难。 孟子引用了《尚书》的话以後﹐又针对当时的情况对齐宣王说﹐现在燕国内政那麽紊乱﹐又虐待他的人民﹐你发兵去攻打燕国﹐这时燕国的老百姓以为水深火热的生活可以有所转机﹐他们将会有好日子过了﹐所以他们从家里拿出吃的喝的﹐高高兴兴地招待你的部队。如果你反而杀了燕国的百姓﹐捆绑他们的子弟﹐拆毁他祭祀祖先的宗庙﹐搬走他们贵重的宝物﹐使燕国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那怎麽可以呢﹖ 至於国际上的观感与反应﹐你要知道﹐天下各国诸侯对你国势的强盛﹐本来就畏惧三分﹐现在你打下燕国﹐得了加倍的土地﹐又不行仁政﹐各国诸侯为了自己的安全﹐同时又有了口实﹐自然要联合起来攻打你了。这等於是你自己发动天下的兵来讨伐自己。现在你只有赶快发布命令﹐释放俘虏﹐停止掳掠﹐再召集燕国的臣民代表开一个会﹐替他们选出一个贤君来﹐然後班师凯旋。这样还来得及阻止各国对你的联合攻击。 仁义的实质与权谋 从历史的资料看﹐齐、燕的结怨﹐有两件事足以启发後人的睿思。 第一是﹐燕王哙传到昭王以後﹐燕国起来复仇。要复国仇﹐必须要内政修明﹐力图强盛。而内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争取为先。他第一个就采用了郭魄“千金市马骨”的精神原则﹐广求人才﹐得到乐毅这一批贤能之士﹐一战连下齐国七十二城﹐湔雪了国耻。 第二是﹐在那个时候﹐苏代曾对燕昭王说过这样一句话﹕“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他认为仁义的精神和行为﹐是个人对自己的一种最高修养。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国的政权﹐治理天下的百姓﹐仅仅讲究仁义的道理﹐是没有用的。把苏代这个理论和孟子的话对照一下﹐则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义的思想和精神没有错﹐只是在方法上﹐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变通。 其实﹐苏代的话仍然不脱纵横家的论调﹐把仁义限制在个人的修养上。我们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纣之前﹐曾经和姜太公商量过。据《太公金匾》的记载﹕“武王问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後事者昌﹐先事後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时而生﹐是为妄成。故夏条可结﹐冬冰可释。时难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准备起兵攻伐纣王之前﹐对姜太公说﹐现在殷纣王因为暴虐无道﹐已经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国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来还会变本加厉﹐天下将更动乱﹐百姓将更痛苦。现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动﹐把殷纣的政权拿下来呢﹖ 姜太公对武王说﹕据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时、地利、人事等这些客观因素和时代趋势的人﹐当势不利於自己﹐而无法实现理想时﹐他是不会怨天的。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将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麽就不会轻易去责怪别人了。所以处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观的因素衡量清楚﹐对别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据这些条件﹐作好周密的计划﹐然後按计划行事﹐一定会成功的。反过来﹐如果不能把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说﹐那就必然失败无疑。而且﹐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时机成熟﹐唾手可得的时候﹐你却迟疑不进﹐坐失良机﹐这样不是太可惜吗﹖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经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这就不对了。一件事情﹐时机到了﹐大势所趋﹐由不得你﹐而你却偏偏不采取行动﹐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业更要注意。至於时机不到﹐或者时机已过﹐却勉强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会持久的。譬如夏天﹐枝叶茂盛﹐花开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结果。等到严冬来临﹐则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当的时节﹐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机﹐一个恰当的时机很难遇到﹐但却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经有这样的话﹕“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谓之道﹐谓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鬻子名熊﹐着《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仁道。能使全国上下安居乐业而心悦诚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并不着意去追求争取﹐而自然由他人拥戴﹐那麽你便立了信。为天下民众除害﹐换言之﹐谁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谁﹐这就是仁。如果顺天应人﹐自然获得权位﹐执政以後﹐全国上下亲爱精诚﹐和睦相处﹐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内在的灾祸危难﹐则和衷共济﹐同心协力。能做出这种政绩﹐那就真是为帝为王的材料了。 同样地﹐我们可以了解﹐孟子的赞成──至少是不反对齐宣王伐燕﹐并没有违背他一向所主张的“仁义”思想。而仁义也不一定如後来所说的﹐只是完成个人美好人格的修养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说法﹐在客观条件的需要下﹐战争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则不但不违背仁义﹐且合乎仁义。照鬻子的理论推衍﹐一场为天下除害的战争﹐也就是仁道的伸张。 总之﹐孟子因为燕国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热中﹐所以不反对齐国去攻伐﹐这并不违义。他的论调。可以说和当年姜太公对武王所说的﹐是同一个方向。问题是齐国之伐燕﹐没有做到如鬻子所说的那几个原则﹐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实上﹐基於当时时代趋势等因素﹐孟子的思想并不像孔子那样宗周。因为历经七百多年来的中央周室﹐实在已是一个扶不起来的破砂锅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义﹐为民造福﹐他便可辅之为王。 孟子在魏齐的外一章 孟子为什麽不能得到齐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这实在使人有“读兵书而流泪﹐替古人担忧”之慨﹗为了解答历史上这一疑问﹐就不得不回来再综合研究齐宣王与梁惠王一下了。 齐宣王的风格 战国末期的齐国﹐已非西周时代的﹗日齐国﹐也非东周初期的齐国﹐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後代﹐篡位而据为己有的新齐国。尤其从齐威王开始称王以来﹐齐国便成了与秦、楚分庭抗礼而互相争霸的大国了。 齐威王死後﹐他的儿子辟疆继位﹐称宣王。据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田婴）的门客齐貌辨的观察﹐说﹕“太子（指齐宣王）相不仁﹐过颐系视﹐若是者背反。”由此而知齐宣王的相貌和个性的一斑。所谓“过颐”﹐便是方面大腮﹐满脸福相的描述。也可以说是脑後见腮﹐不可往来﹐後有反骨的相貌。所谓“豕视”﹐便是像猪看东西一样﹐表面很糊涂似的﹐而实际上﹐心中自有主张﹐很精明﹐而且不时偷看到两旁的东西。所谓“不仁”﹐不是说他一点也没有仁慈的心肠﹐而是说他是个不容易对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实上﹐齐宣王也可算是一个英明的主子﹐有他父亲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赋。而且根据《孟子》的记述﹐他爽朗地承认有好勇、好货、好色的多种毛病﹐婉转地推掉孟子的高论﹐也可以说是不凡的作风。 朝中文武多才士 在他亲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邹忌为相﹐但却召回了被邹忌所排挤﹐而具有上将之才的田忌为将﹐任命孙膑做元帅﹐一战而擒杀了魏国的名将庞涓﹐俘虏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举而震动国际﹐威加海内。 齐国﹐不但一跃而为当时国际上的政治大国﹐而且是赫赫的经济强国。 当此之际﹐齐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级干部﹕ 孟尝君（田文）继邹忌为相国。 礼遇高士颜囗、王斗﹔甚至间接优待鲁仲连等不世人物。 优容淳於髡的滑稽隽才。 他听了邹忌及王斗当面批评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话﹐一下子便任用他们与淳於髡等所推荐的一批人﹐而使得齐国大治。 邹忌事宣王﹐仕人众﹐宣王不悦。晏首（齐臣）贵﹐而仕人寡﹐王悦之。邹忌谓宣王曰﹕“忌闻以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进仕者﹐以几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进门而欲见齐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 宣王因趋而迎之於门﹐与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於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进谏。” 宣王忿然作色不说（通悦）。有间。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谓土地人民之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夫□云（同陨）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 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无骐囗(马录)耳（良马之名）﹐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逡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痁撌覂E嗖缓檬恳玻□位嘉奘俊﹗? 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尽毂（音斛﹐绉纱曰毅﹐纺丝而织之。）也。” 王曰﹕“何谓也﹖” 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顺其所好。辟﹐避其所恶。）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日﹐不如爱尺毅也。” 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 於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王斗这番说词﹐等於当面讽刺他的缺点﹐但齐宣王仍有雅量接受﹐不像秦汉以後的帝王﹐动不动便加以“处士横议”﹐或“大不敬”的杀头罪名。 赞美词与利害关系 至於说到宣王不肯听信臣下的劝谏﹐在用人上。信任不专﹐或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事﹐大概不会错的。例如他前任相国邹忌的一番婉转譬喻﹐便是针对他这毛病而说。 邹忌俯八尺有余﹐身体(日失)（日侧有光艳也）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明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答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通熟）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通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求於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俔W唬骸吧疲　蹦讼铝睿骸叭撼祭裘衲□娲蹋ｎ□╘讶酥□□撸□苌仙停簧鲜橼晒讶苏撸□苤猩停荒馨□橛谑谐□□殴讶酥□□□芟律汀﹗?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後﹐时时而间（去声）进。期年之後﹐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於齐﹐此所谓战胜於朝廷（与敌国战胜於朝廷之内也﹐即政治作战胜利之意）。 贫贱骄人 虽然宣王有用人不专的毛病﹐却能面对颜(斤蜀)的顶撞﹐公然改变盛怒之威﹐愿执弟子之礼。最後﹐颜(斤蜀)不受封而辞去﹐他又好像只能礼贤而不能真下士。 齐宣王见颜(斤蜀)﹐曰﹕“(斤蜀)前。”(斤蜀)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斤蜀)﹐人臣也。王日‘(斤蜀)前’﹐(斤蜀)亦日‘王前’﹐可乎﹖” (斤蜀)对曰﹕“夫(斤蜀)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斤蜀)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 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家也）五十步而椎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宣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锰。’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左右皆曰﹕“(斤蜀)来﹐(斤蜀)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囗（音巨。天上神兽﹐鹿头龙身。悬钟之木刻饰象之﹐因名曰囗。每十六钟共一囗。）﹐天下之士﹐皆为役处﹔辩知（智）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万物无不备具﹐而百姓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坚门间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斤蜀)对曰﹕“不然﹐(斤蜀)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於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ㄐ叹铈x□□５苯裰□馈Ｄ厦娉乒颜撸□硕□□摹Ｓ纱斯壑□□堑檬□□哂耄□陨灾锩穑□鹜鑫拮逯□保□□□嗝陪汤铮□部傻枚□幸苍铡Ｊ枪室状□辉坪□骸□由衔唬□吹闷涫担□韵财湮□□撸□匾越旧菸□校□萋□旧荩□蛐妆卮又□Ｊ枪饰奁涫刀□财涿□呦鳎晃薜露□□涓Ｕ□迹晃薰Χ□芷渎徽呷瑁□霰匚铡﹗□嗜铡□婀Σ涣Ⅲ□樵覆恢痢﹗□私孕依制涿□□□奁涫档抡咭病? 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於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差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杨功名於後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日‘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毅﹐是其贱之本与。’ 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日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守﹐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颜(斤蜀)辞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专道也。然而形神不全。(斤蜀)愿得归﹐晚食以当向﹐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责﹐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命令）者王也﹐尽忠真言者(斤蜀)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 君子曰﹕“(斤蜀)知足矣﹐归真反璞﹐则终身不辱也。” 滑稽大师──淳於髡 另有淳於髡﹐完全不同於颜(斤蜀)的作风﹐他运用滑稽的高调﹐对了齐宣王爽朗的胃口。 他身为齐之赘婿﹐长不满六尺﹐而滑稽多辩﹐早为齐威王时代的左右宠臣。到了宣王时代﹐也同样受到重用。他是个有心人﹐也见过孟子。与孟子的对话﹐下文再谈。 有一次﹐在一天之内﹐他同时又推荐七个人﹐请齐宣王录用。宣王虽然觉得淳於髡太过份了﹐但辩论一番之後﹐还是照样任用不误。 淳於髡一日而见七士於宣王。 王曰﹕“子来﹐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 淳於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药名）於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罩黍（山名）梁父（山名）之阴﹐则郗（仰也）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 而且在军事方面﹐当大家说不进去话的时候﹐如果淳於髡来个猪狗的趣味性比喻﹐宣王就听进去﹐立刻放弃了原来的作战计划。 齐欲伐魏﹐淳於髡谓齐王曰﹕“韩子卢（韩国有黑大名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髡（免名）者﹐海内之狡免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疲倦）於前﹐犬废後﹐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勤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 齐王惧﹐谢将休士也。 又一次﹐齐宣王想征伐魏国﹐魏国派人暗中送礼给淳於髡﹐请他设法阻止。淳於髡公然贪墨﹐受了礼物。齐宣王有密报﹐也知道了这回事﹐但经他滑稽解说﹐又对了宣王的胃口﹐结果还是取消了作战计划。 齐俗伐魏﹐魏使人谓淳於髡曰﹕“齐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宝壁二双﹐文马二驷﹐请致之先生。”淳於髡曰﹕“诺﹗” 入说齐王曰﹕“楚﹐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夫代与国﹐使仇敌制其余敝﹐名丑而实危﹐为王弗取也。” 齐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谓齐王曰﹕“淳於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马也。” 王以谓淳於髡曰﹕“闻先生受魏之壁马﹐有诸﹖” 曰﹕“有之。” “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 淳於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虽刺髡﹐於王何益﹖若诚便﹐魏虽封髡﹐於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於王何伤乎﹖” 齐宣王开战国养士之风 《史记》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说齐宣王好养士﹐就好像开了一个议院或参政院﹐也相当於现在的研究院。如云﹕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於髡、田骄、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国孟尝君──田文跟着他学样﹐也喜好养士。甚至﹐孟尝君与齐宣王还争相养士﹐大家熟知的冯援弹铰﹐毛遂自荐﹐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等﹐统称他的门下﹐号称有食客三千之多。高明之士如鲁仲连﹐也是孟尝君的座上客。 由於齐宣王和孟尝君争相好客﹐而开创了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此後﹐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都以好客养士号召﹐名动诸侯﹐而影响於国际之间。 不过﹐养士的风尚﹐除非有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的环境、器度与见识﹐或者还可以利多弊少。到了战国末期﹐自孟尝君、信陵君以後﹐其余大公子们的养士﹐利弊就很难说了。甚至可说弊多於利。人与人间的交情﹐主客之间的感情﹐不是基於利害关系的﹐实在不多。即如孟尝君晚年﹐被逐去齐﹐虽然经过冯言爰设法﹐仕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後来他重返故国後﹐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风光。那些门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尝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尝君逐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於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孟尝君曰﹕“有。”“君满意杀之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不知。” 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谕﹐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无）故去﹐愿君勿怨。” 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书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为言。孟尝君既反﹐因谢病﹐老於薛。 後来﹐赵国的大将廉颇﹐屈而再起﹐也曾有过孟尝君门下士同样翻版的情形。 特立独行於滔滔浊世的孟子 齐宣王时代﹐养士的风气是这样的盛行﹐而游说之士在齐国又这样的多﹐但总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个人的富贵功名﹐以至於谋生而已。 像我们的亚圣孟老夫子一样﹐特别受到齐宣王的重视而处处待之以礼﹐确是异乎寻常。无奈人情重利而轻高远﹐所以孟子教之以仁义之道﹐齐宣王不是不知道﹐实在是做不到。这也是孟子所说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反过来说﹐孟子学孔子﹐毕竟成为千古歌颂的圣人﹐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径。所以後来淳於髡替孟夫子难过﹐想要影响他改变作风。但孟子始终特立独行﹐不愿曲学阿世。所以《孟子》全书所说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经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绝不肯说侧面的谀词。 像淳於髡﹐他便不同了。有一次﹐孟尝君的封邑薛国有难﹐齐宣王并不想出兵相救。结果﹐淳於髡一片滑稽说词﹐又打动了齐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於髡为齐使於荆还﹐反过薛﹐而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迎之。谓淳於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忧﹐文无以复侍矣。”淳於髡曰﹕“敬闻命。” 至於齐﹐毕报。王曰﹕“何见於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 齐王和其颜色﹐曰﹕“言喜﹐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攻哉。 吏民千古两相妨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四﹕“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禀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光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历史政治上的因果 这是孟子家乡的事﹐孟子是邹人﹐邹大约只有现代的一个小县那麽大﹐姑且称他为一个国。其实邹和邾﹐也都属於鲁国的境内﹐用现代的观念来讲﹐相当於鲁国的一个独立市。 邹和鲁国﹐发生了权利上的争执﹐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冲突。邹穆公问孟子说﹐在这一次和鲁国的激烈冲突当中﹐我的高级干部死了三十三个人﹐而这些干部的属下和辖区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肯为他们的长官效死。要是杀掉这些人吧﹐人数实在太多了﹐杀不胜杀。可是不杀罢﹐他们将来还是这样眼看着长官战死而不去援救﹐这样怎麽行呢﹖真是杀也不好﹐不杀也不好﹐你看应该怎麽办呢﹖ 孟子说﹐在平时遇到水旱灾害﹐农产歉收的訄祪瞗捞j睦习傩彰敲挥蟹钩浴Ｄ昙痛螅□硖迦醯模□鏊涝诼放裕荒昙颓幔□硖褰Ｓ常□叩枚□模□屠胂绫尘□□蛲□由□Ｔ谧拚庋□桓鲂︵〉牡胤剑□油龅娜耍□透叽锛盖□酥□啵□剂四闳□咳丝诘暮艽蟊壤□５□悄阏□□牧覆掷锩妫□嗟氖橇甘常□瓶饫□那□埠艹湓＃□凶愎坏牧α堪镏□庑├习傩铡﹖墒悄愕母刹棵牵□笔辈19挥邪牙习傩盏耐纯嗲樾胃嫠唚悖□□钦庋□韭□澂焕碚□拢□□□泻α硕嗌□习傩盏纳砑倚悦□﹖鬃拥难□□□釉□□倒□□鍪乱□乇鹦︵慕魃鳎□彩率怯幸蚬□ㄓΦ摹Ｔ趺闯鋈□□驮跹□乩矗蝗绾未□耍□艘步□绾未□恪Ｋ□栽谄绞崩习傩粘粤怂□□俚目鳌Ｏ衷谒□且簿脱劭醋潘□堑某□偈苣眩□怀隼淳仍□恕Ｕ庹□撬□羌６鍪保□□俨痪仍□□堑囊恢只贡ａ□隳鹿□褂惺裁春迷鸸致裨沟哪兀咳绻□咏褚院螅□敌腥收□□□□习傩眨□习傩盏比灰簿途窗□□堑某□□□背□儆心训氖焙颖□□堑比痪突崞此烂□□﹔□戎□恕? 这一段中﹐孟子所说的理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也是政治领导人的最高领导原则。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後﹐才开始确立﹐并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我们的《易经》老早就有这种思想﹐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至於孟子﹐这里所引用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 在政治上﹐我们看历史的演变﹐就是因果报应。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们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现象来说﹐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开电视﹐看见他突然冒险访问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响力。同时也预料到以色列的贝京﹐也一定会去埃及报聘﹐也可以说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将来对於中东地区的谋和﹐犹太与阿拉瓷撙G雒褡迦□邮驮梗□芑嵊邪镏□摹＜俣ㄎ颐谴ι碓谝话倌旰螅□毓□防纯凑庖欢卫□罚□饬饺酥□涞囊煌□焕辞樾危□约俺闲哪焙陀敕竦囊蚬□ㄓΓ□蚴且患□谝蚬□缮希□苡腥□模□苤□档氖虑椤? 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我们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麽来的江山﹐也将怎麽样的失去﹔怎麽样取得的政权﹐也是怎麽样的交出去。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 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宋朝的皇帝赵匡胤﹐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而是陈桥兵变﹐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当时的皇帝﹐是後周的柴荣。他在位时死了﹐儿子还小﹐只有六七岁﹐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等於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就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当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时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记得陈桥兵变时﹐欺她寡妇与孤儿。谁知二百余年後﹐寡妇孤儿又被欺。”“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征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我们再看清朝﹐进主中国﹐是孤儿寡妇入关﹐而最後一代皇帝﹐又是寡妇孤儿悄然出关。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读了元人那首诗﹐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果然二百余年後﹐母子君臣出塞难。”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他大哭起来﹐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安慰说﹕“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这就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的道理。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都是怎麽起来﹐也是怎样下去。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 至於《孟子》书中的“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两句文言﹐尤其别具韵味ㄐ戚慾A蔡乇鸨□埂Ｆ竦□焦□贝□睦习傩彰侨□耍□负跏朗来□□睦习傩眨□际枪□耪庵旨杩嗟娜兆印﹗袄先踝□豕帝郑□痴呱６□□姆健﹗贝□鼐Ｅ且黄□髅窦11牡木跋蟆１□梗□彝矗Σ袷茄杂镂淖炙□芫Σ湫稳莸摹Ｉ缁岬钠恫〉搅苏庵智樾危□阏□缱笞谔牡氖□□担骸笆朗掠朴菩涫挚矗□□□迨醪咧伟病９□蘅琳□坝汤担□裼屑12母□嗄选﹗辈还□八祷乩矗□颐乔铱此□焦□桃捣４□纳缁嵯窒竽兀克淙幻挥忻献诱饬骄浠澳茄□□遥□□窃谖镏饰拿鞣17怪□碌囊话闵缁嶙纯觯□┐逑缯虻乃□淦□希□际形拿鞯幕□畏４铮□□谋湎嘟□□□灿小袄先趵□毓释粒□痴呱４λ姆健钡木翱觥Ｓ绕涠晕颐且话憔哂谐龉□袢鹊男睦聿√□纳缁岫□裕□餐□□嵊写吮□□□竦□皇撬□沂笔迫□硕□眩? 君道与臣节 除此以外﹐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讨论。 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干部们﹐死难的不少﹐但是他们的部下﹐以及基层的民众们﹐根本视若无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们平常也都读过《孟子》﹐但是重点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我们後世读来﹐也未仔细寻思﹐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 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终不变的。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当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着《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紮下根基的﹐则归功於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如《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精神﹐如重然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间﹐士大夫们死难於臣节、尽忠报国的典型﹐比之以往的历史﹐更加激烈而具体﹐更加庄严而可敬。 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讲三道﹐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但事实上﹐以商纣的暴虐﹐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种种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间﹐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将近一个世纪﹐还有“殷之顽民”﹐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最明显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其实﹐历史上所记载的“殷之顽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因为作史者立场﹐所以称他们为“顽民”﹐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时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余信手拈来﹐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义不投汉﹐集体自杀以全节义﹔项羽的八千子弟﹐统统战死乌江﹔这些都是荦荦大者﹐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应该大书而特书的。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或是後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礼遇﹐虽依法执刑﹐死後仍善为安葬﹐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而对那些轻易投降﹐卖主求荣的﹐便为他们另外立了“二臣传”﹐以表示有亏节操。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岂可以尽把它列入“愚忠”两字而轻轻抹煞。而且这种节操的养成﹐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在民主体制的时代﹐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那便是大错特错﹐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 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邹是战国当时的蕞尔小国﹐微不足道。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死难的如此之多。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表示邹鲁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尽管主懦国弱﹐而文化教育的风范﹐始终未变。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忠﹐那麽问题就太不简单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们的一种警告﹐一番抗议。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 历史上的基层政策 讨论到前面中国文化﹐有关历史哲学这一类问题﹐我们看到自从孔子着《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的精神以外﹐历代历朝的历史﹐也都是继承孔子的学术重点──《春秋》责备贤者﹐特别是要求君圣臣贤﹐或明君良相的一贯精神。对於林林总总遗下编氓的一般国民们﹐从来没有过於苛求﹐并非像邹穆公的希望一样﹐要求基层的国民们﹐也要层层尽忠﹐为他们的长上──长官去尽忠尽节。 有人说﹐我们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比起西方後来的历史学观点﹐大为逊色。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暂且不谈。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载﹐特别注重﹐也特别强调君臣之间──执行仁义政纲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贞和奸佞。而对於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几乎都忽略了。过去虽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吏”﹐大体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现代观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员。事实上﹐依我的研究看来﹐两千年来的一部中国政治史﹐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政治体制──礼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说﹐不论君主或民主﹐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与变乱﹐基本上的问题﹐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层干部上面。历代的大小变乱﹐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於官逼民变﹐吏虐民反的结果。过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们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许多高明的论政﹐如切中时弊的奏议﹐以及讨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学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对中央政府执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时逢明君﹐宠加采纳﹐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阁﹐位入中枢﹐官阶癒来高﹐隔离民间疾苦﹐距离民痪也癒远。试问﹐又有几人肯请求降调﹐愿意深入乡村民间﹐作一个里正、保正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基层干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几乎是一个永远矛盾﹐无法调和的事实。譬如﹐美仑美奂的伟大建筑﹐在外观上﹐一定是舖置名贵高华的装满﹐绝对不可能把基层的泥沙粗石摆出来。但事实上﹐这座宏传建筑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层厚实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颠倒来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无法落成。人们只瞻仰表层的高华﹐总是忘却了基层的功绩。所以由平民而变成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以後﹐渐渐距离基层的平民癒来癒远。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结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战国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论上﹐固然仍须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实上﹐却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离开民瘼癒远。汉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视二干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离下层民众还是很远。唐代重刺史──即等於汉代重视二千石郡守的遗风﹐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数是分发考取功名的进士们来担当其任﹐因此难免有“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的气概﹐而於基层民间的疾苦﹐也就癒来癒远了。於是﹐外面则藩镇（军阀）专权﹐目无中央﹔内廷则宦官操政﹐女祸把持﹐天下事就不问可知了。 顺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诗﹐夹点笑话给大家轻松轻松。这首诗是描叙一个人一生的转变情况﹐现在如用来比方过去历史上官与民之间隔﹐却也很有趣。它的前面两句﹐便是刚才提到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可以作为旧时代达官而兼名士的写照。接着是“而今事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後面两句可作为一般社会民生基层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职後清苦生活的写照。这不是很幽默吗﹖ 明清两代﹐承元朝的政治体制演变﹐自中央级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级政治﹐即所谓省、府（州或道）、县治。虽然注重亲民之官的县官大老爷﹐但是那些多半是从进士、举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读书做八股文的书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师爷──刑名与钱谷两个得力助手的机要秘书。因此有人说﹐清代的政治﹐是为绍兴师爷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内阁中书衙门﹐下至府县﹐的确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间疾苦﹐所谓下情而能上达﹐几乎比登天还难了。 我们只是粗枝大叶地把历史上这些事实作个了解﹐那麽﹐便可知道过去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悬空独立的。各级的官吏﹐在理论上﹐应该是沟通上下﹐为民办事。而事实上﹐一旦身为地方官﹐“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任所欲为的事实也太多了。我们试想﹐以此图功﹐何事能办﹖以此谋国﹐焉得不亡﹗然而﹐我们的民族性﹐素来以仁义为怀﹐老百姓始终顺天之则﹐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们做到如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乐业﹐日子虽然苦一点﹐还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们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无路了﹐否则你做你的皇帝﹐当你的官﹐与他毫不相干。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重点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官吏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是如此﹐在邹穆公问孟子的时候更是如此。那麽﹐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甚至内心气愤得想杀些人来发泄一下﹐镇压一下﹐这岂非超越於政治原则之外﹐无乃太过乎﹗ 现在是民主时代﹐也是注重基层政治工作的时代。为民服务的基层工作﹐实在是一件神圣伟大的使命﹐很不简单﹐最上层到中枢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节一节地统统汇集到了基层。其间事务的繁忙﹐头绪的芜杂﹐并不亚於上层执政者天天开会﹐随时开会的痛苦。而最难办的﹐往往是各部门的政令﹐缺乏横的整体的协调﹐致使政令达到基层时﹐有许多矛盾抵触之处﹐无法执行﹐只好一搁拉倒。还有许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却不适用於乙地﹐更不合於丙地的事实﹐但是也例行公文﹐训令照办不误。实在难以作到﹐也只有一搁了事。还有最重要的﹐什麽高官厚禄﹐实至名归﹐风光热闹的事﹐都集中在上层朝市。基层工作者﹐必须具备有愿入地狱的菩萨心肠﹐和成功不必在找的圣贤怀抱。照这样情况﹐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穷乡僻壤﹐长期担任一个国民小学教员﹐是不是真能心甘情愿地尽心尽力去做得好﹖我对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於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总之﹐所得的结论便是﹐从古至今﹐基层的工作﹐能於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干。因此﹐真正参与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干﹐就是不肯干的人。往往为政府帮倒忙﹐作了丧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麽办﹖至於说贪污不贪污﹐那还是另一附带的问题﹐不必去讨论。 有时朋友们与我谈到的美国的社会政治﹐基层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说﹐不错。美国还年轻﹐历史还浅﹐所以历史文化的包袱也轻。甚至还没有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们永远如此年轻﹐不要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癒深﹐要想有所改革当然癒难﹐那就得慢慢地潜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立竿见影了。 至於经过民选﹐来自民间的现代官员﹐他们的功过、是非与善恶﹐且等历史作定评吧﹗不过﹐千万要记住﹐历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镜高悬﹐可以照见善恶而使原形毕露的作用﹐大须留心从事﹐多读民族文化的宝典﹐培养仁心仁术﹐以立己立人。 记得明人冯梦龙就有段论调怪诞的小品﹐写得很好﹐特别抄录一节﹐给自认为民主时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个借镜。 昔富平孙家宰在位日﹐请进士谒选﹐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岂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样。民主时代的民选﹐更须切莫作怪。我们看了这一段似幽默﹐其实严肃的小品文﹐再回转来看孟子答邹穆公的问题﹐便可以说﹐只恐穆公守上有责的有司们﹐早已经国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结论一句话﹕“君无尤焉”﹐又怎能责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邹穆公的观念中﹐认为他守土有责的重臣们既能尽忠﹐为什麽更下层的干部们﹐就不能为他们尽节﹖这个道理﹐在理论上讲﹐说来话更长了。总之﹐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重心﹐无论是儒家或诸子百家的学术修养﹐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为一的。仔细体认历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业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说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并无事业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应该是不圣亦贤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张江陵──居正﹐是万历当时的权臣名相﹐可算是一个大政治家﹐但因个性急躁﹐修养不足﹐所谓“操切为政”﹐往往便不能优容气节之士。好多理学名儒﹐因为意见不合而被压制不伸。但在张江陵当政的时期﹐的确做到了兵强国富﹐其功实有不可掩盖者。可是当他身死以後﹐结果弄得抄家破产﹐大儿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离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风﹐惯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处。但张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败﹐实在也不免有话分两截的必要。当时有人经过张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丛生﹐一片凄凉的景色﹐和当年的□赫对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笔提诗在张宅的破壁上说﹕“恩怨尽时归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这两句诗﹐和张江陵的生平﹐正好用来作为邹穆公问孟子这个问题的答案。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於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两大之间难为小 在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膝、薛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国。但在《论语》及《孟子》书中﹐都有所论及。所以国虽小﹐在孔孟的声光照耀之下﹐却也有名起来。《论语‧宪问》篇中记载着﹕“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就是这个滕国。不过孔孟两个时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样了。 这次是孟子从齐国再度回来﹐路过滕国。滕国是一个小国﹐而东北面毗邻了强大的齐国﹐南面又和强大的楚国接壤。我这个小国﹐夹在这两个大国的中间﹐所谓“两大之间难为小”﹐我应该向齐国靠拢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国比较好呢﹖ 滕文公把这个难题提出来﹐向这位高人孟子请教。孟子也的确是高明﹐他答复滕文公说﹕“你提出这个问题﹐对不起﹐我也没办法。有办法也不能讲﹐碍难启齿。”滕文公听孟子这样的答复﹐当然非常失望﹐脸色就沮丧难看。孟子见他这副样子﹐又过意不去﹐於是对他说﹕在不得已之下﹐那麽只有一条路比较好。你把你自己的内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团结起来。然後﹐加强你的国防设施﹐把护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墙加高加厚起来﹐巩固你国防线上的防御工程。和全国老百姓﹐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卫自己的疆土﹐虽然战死﹐也不离开本位﹐甚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强自立﹐宁可亡国﹐也不向任何一个大国投降﹐先有这样的准备﹐还可以有所作为。 在这里﹐我们看到孟子答复“两大之间难为小”的基本原则﹐只有自强自立的一条路。其实个人作人也是一样﹐不自强﹐不自立﹐不从自己本身想办法﹐在两大之羊﹐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来为自己解决困难﹐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个人事、国家事、天下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有自强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尤其以一个小国家为然﹐介於国际上强国之间的自处﹐除了自立自强以外﹐绝无其他妥协的良策。况且癒妥协﹐将癒增加困难。因此孟子便指出﹐宁可亡国﹐也不可丧失国格或人格的原则﹐作为答复。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四﹕“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後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有一次﹐滕文公再进一步向孟子请教说﹐薛和我一样是个小国﹐可是出现强邻的齐国﹐要在薛国建筑城池﹐也就是在薛国的领土上﹐建筑坚强的军事基地。薛国也是我的邻近小国﹐有同病相怜﹐唇亡齿寒的威胁。看这种国际趋势﹐下一步很可能要轮到我头上了。这种威胁实在让人忧虑。你看﹐该怎麽办好呢﹖ 这个薛国也早已归入了齐国的版图﹐被齐宣王封为孟尝君田文的地盘。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门下客﹐弹挟而歌的冯言爰﹐强作主张﹐代表孟尝君到薛国收取租债﹐一把火烧了所有债务人契据﹐以收买民心的名城。 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也是周代历史上最能谦让、最光荣的一代──太王的史实。他说﹐从前太王住在分□地﹐狄人侵犯他﹐难以自处﹐因此搬到歧山下面去住。并不是因为歧山比分□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分□被好勇斗狠的胡人欺凌﹐没有办法﹐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当时太王虽被迫迁移﹐但却忍辱负重地生聚教训﹐所以後代子孙──文王、武王起来﹐才建立了周朝几百年的政权。你可以效法他这种为善的精神﹐後代的子孙就一定能称王天下。大丈夫要创业就要树立一个美好的典范给後人﹐为了使子孙能够继承下去﹐在个人方面﹐无论读书、经商﹐或任何行业﹐都应如此。一定要有这个志向﹐能不能成功﹐那是天命。如今你地方小﹐四面又有强邻﹐只有用太王这种精神去做﹐勉强站起来﹐但不是站起来去跟人争强斗胜﹐而是自己勉励为善﹐巩固内部﹐自立自强﹐然後才能慢慢强大﹐受到别人尊重。 孟子这理论非常对﹐两大强国的斗争之下﹐处在中间的弱小国家﹐若想自立自强﹐的确是很难的。我们看宋初的局面﹐吴越王钱鏐的孙子钱椒﹐本来和赵匡胤、李後主一样﹐也是独立为王﹐他一看到天下大势﹐自陈桥兵变之後﹐赵匡胤号令天下的章法﹐他便表示投诚拥护﹐推赵匡胤当中国的老板。到宋太宗时﹐自己取消了国号。他认为这样做﹐则自己後代的子孙﹐不失为诸侯﹐永远是方面大员。否则的话﹐自己估计一切的能力﹐未必可胜得过宋朝。战败了﹐不只是自己难保﹐就是子孙也难保。其实他这样做﹐还是在等候时机﹐要想办法再起来﹐希望自己留有最後一点小本钱﹐必要时才能有所作为。 至於同时代的南唐李後主就不同了﹐虽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曾经向赵匡胤上表称臣﹐奈何他一天到晚感叹在诗词之中﹐诗词做得太好了﹐下不了决心﹐如果下得了决心﹐真正能够有所作为﹐早就起来有所作为了﹐即使打败了﹐也是光荣的。等到曹彬的大兵团攻到南京的时候﹐用一根绳子上吊也行﹐又怕死﹐要投降又觉得没面子﹐最後当了俘虏﹐被曹彬解送到京﹐只有在船上作诗感慨﹐那又有什麽用﹖赵匡胤批评他说﹐李煜肯把作诗填词的精神来治国﹐就不会是今天的下场了。所以要嘛﹐就强为善﹔不能强为善﹐就保子孙﹐留元气﹐以待後来。 国家大势如此﹐个人事业也如此。站得起来就站起来﹐站不起来就得见机振作。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他在站不起来时不肯爬﹐爬不动时又不肯躺下﹐还老是觉得自己是站在那里﹐其实并没有站着﹐这样就很可怜了。总之﹐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道理一样的。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者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邪﹐逾梁山﹐邑於歧山之下居焉。邪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於斯二者。” 人贵自立 在《孟子》书中﹐这一段和上一段﹐怎样看﹐都是同一个问题的重复记述。只是一个详细﹐一个简化而已。可能是孟子门人编辑时的疏忽﹐但无法考证清楚。 胜文公又问﹐我就算尽心竭力地奉承这两个国家﹐最後还是免不了他们的侵略﹐该怎麽办才好呢﹖ 孟子还是告诉他说﹐从前周太工住在分□地﹐狄人侵犯他。大王拿皮货和币帛去贿赂﹐可是没有用。又送狄人喜爱的狗和马去讨好他﹐仍旧没有收到效果。最後拿珍珠和宝玉去﹐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这等於後来宋朝对辽金元的情形一样﹐非常痛苦﹐也非常可怜。）在这种情形之下﹐太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迁都另作他图﹐离开分□这个地方。行前召集分□地的父老们﹐告诉他们说﹐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君子仁人﹐是不会拿用来保养大家的事物﹐来作害人之用。现在外族人来侵略我们﹐我曾经为了大家的安居乐业﹐送给他们好多财物﹐可是他们的侵略﹐始终没有停止。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们这块土地﹐得不到这块土地﹐将永不罢休。本来我是希望以我们现居的土地﹐使大家过安定生活的﹐而现在竟因为我有了这土地﹐使狄人不断来攻击我们﹐那等於我用土地来害大家遭受战争之苦﹐这是不应该的。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你们不必顾虑找不到更好的领导人。为了不牵累你们﹐我将离开这里﹐你们多加保重了。 我们从孟子这段叙述﹐可知在古代宗法社会里﹐一个好的领导君主﹐也是那麽可怜的。孟子只讲周太王这个例子。其实﹐上古史中﹐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後世和元朝的创业之主成吉思汗﹐在少年时代﹐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带﹐经常被人欺负﹐也是非常的可怜。境也是和周太王当时的情形差不多﹐只是元朝民族没有文化根基﹐所以不如周代绵延久远。 接着孟子又说﹐大王对他的子民耆老们谈话後﹐就带了家人﹐翻过梁山﹐跋涉到歧山下面定居。但是居住在原地分□的老百姓们都说﹐太王是一个好领袖﹐我们不可以失去这样的领袖﹐於是大家也放弃了在分□的土地﹐跟着太王到歧山下面一起居住﹐重新开辟新的天地。这样跟来的人很多﹐一股新兴的力量﹐像市集一样涌进歧山之下﹐巩固了大王的基地。 孟子又说﹐还有人持另一个论点﹐认为凡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所谓的“世居之地”﹐应该好好地守着﹐不可以在你这一代手里﹐放弃祖宗的基业。那麽你就宁可战死﹐宁愿亡国﹐也不要轻言放弃﹐只有死守了。 这是从守土有责的论点出发﹐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所在北宋时代﹐辽、金互相消长的时期﹐辽国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争﹐不可放弃河北﹐而有﹕“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的主张﹐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孟子这样画龙点睛一说之後﹐跟着又告诉滕文公说﹐你在这两者之间﹐不可矛盾﹐也不可因循﹐只有选择其中一条路去走。 历史上凡是动乱时期﹐像滕国这种环境的遭遇也很多。我们由此可了解﹐一个小国处於大国之间的艰苦。近如现代正在纷争的中东问题﹐那些小国之间﹐就有许多困难存在。现在世界上﹐不论欧洲、非洲﹐全球各地的小国﹐所遭遇到的困难﹐许多和战国时代的滕国一样﹐所处的环境﹐都非常矛盾。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容易了解的。 其次﹐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自己不能矛盾﹐当受到艰难或迫害的时候﹐就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当环境不能改变时﹐就要自己站起来﹐坚强起来﹐宁死而不向困难环境屈服。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金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来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於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後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口﹕‘孟子之後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王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通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於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去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论立身出处的原则 这是孟子晚年﹐回到邹鲁﹐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记录。鲁平公身边有一个得宠的近臣（弄臣）﹐当然不是什麽大臣﹐但随时跟在他的身边﹐在某些事情上﹐会成为重要的关键人物──後世得宠的宦官﹐就是这一型的人物──这个人叫臧仓。有一天﹐他看见鲁平公外出的车辆、卫队等等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出宫了。这时﹐他问鲁平公说﹐你以前出去﹐事先都会通知随从的人们﹐目的地是到什麽地方。可是现在﹐车辆人员都准备好了﹐下面的人还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他们又不敢来问﹐所以我来请示一下﹐你要去什麽地方﹖ 鲁平公说﹐我要去看看孟子。臧仓一听﹐马上抓住机会攻击孟子。他对鲁平公说﹐你为什麽要去看他﹖你尊为一国之君﹐为什麽轻易地亲自去看一个平民呢﹖你以为他是一个贤人吗﹖为人处世﹐能够合乎礼义的才是贤人。换言之﹐一个贤人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合乎礼义的。像孟子﹐父亲早死。後来母亲去世﹐他办理母亲的丧礼﹐远比以前办父亲丧礼隆重得多。对於自己的父母﹐办丧礼时﹐前後都有厚薄的差别﹐这就是不合礼制的事。这种人﹐你还去看他吗﹖鲁平公说﹐那我就不去了。 这里我们看到小人的厉害处﹐往往是在小的地方﹐找到一点点小事﹐轻轻地一拨﹐情势就转变了﹐这就叫做“谗言”。每个人的心理﹐具有先天性的缺点﹐最喜欢听信谗言和小话。尤其作一个高居上位的人﹐大道理、大话听多了﹐厌烦了。谗言小语乘虚而入﹐往往非中不可﹐此所以历史上都赞叹明智之君的难得。其实﹐何止为君﹐凡作领导人的都要注意。乃至当一个平民的家长﹐处理任何一件小事﹐也都要注意。古人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是不易的名言。 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是孟子的学生﹐那时他已是鲁国的大夫。鲁平公有一次与齐王会面修好﹐在商谈国际问题时﹐乐正子趁机极力推崇孟子。当时随行的其他大臣﹐也都说孟子如何如何好﹐所以孟子这次回到鲁国﹐鲁平公想要去看看孟子。现在乐正子得到消息﹐鲁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就去问鲁平公﹐你为什麽不去看孟子。鲁平公因宠信臧仓﹐当然就多少对他有所回护﹐答复乐正子时﹐就只说﹐有人告诉我﹐孟子办他自己父母的丧事﹐都有厚薄之不同﹐像这样的人﹐道德修养不够﹐所以我不去看他了。 乐正子说﹐这话从哪里说起呢﹖大概听人说﹐他对母亲的丧礼超过以前他对父亲的丧礼吧﹗这是因为他前一次是以士礼丧祭﹐行的是鱼、豚、鸡的三鼎祭礼。而後来他母亲死了﹐当时他有了大夫的身份﹐行的是羊、豚、鸡、鱼、肤的五鼎祭礼。（在抗战以前﹐大陆上行祭礼﹐还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别。三牲是家禽（鸡）、鲜鳞（鱼）、豚肥（猪肉）。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鸭）和肤（兔）为五牲祭。）这并不是他对父母的祭礼有厚薄轻重的不同﹐而是他的环境、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他还是在依礼行事啊﹗ 鲁平公这时候才明白﹐但是已经转不过弯来﹐於是说﹐不是的﹐我并不是指这一方面﹐我是说他所买的棺木、寿衣的质料不一样。给他父亲的是便宜料子﹐而用在他母亲身上的﹐都是价钱高的好棺木、好衣料、好被服。乐正子说﹐至於这一点﹐也不能说是在礼制上有所违越呀﹗丧祭用品的价格高低﹐是因为孟子的经济环境不同。他以前作士的时候﹐收入少﹐买不起价钱高的。後来当了大夫﹐薪水高﹐就可以花高价钱﹐买更美的棺停衣衾了。这是孟子前後贫富情况不同﹐关於礼制方面﹐则没有不对的地方。 这一段文章﹐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可是几千年来﹐社会上人情世态﹐都是这个样子﹐就是现代欧美各国也一样。中国的古谚﹐所谓“爱听小语”﹐以及“远重衣冠近重人”﹐一般人们﹐都是用这些小事来评论、衡量一个人的高低、善恶、是非的﹐甚至成为了道德人格的法码。 乐正子听到鲁平公这种推倭之词﹐也许心想﹐你身为一国的国君﹐又不是棺材店、殡仪馆的老板﹐注意别人买棺材、寿衣的事干嘛﹖分明没有人君之度﹐不似人君﹐所以无法说下去﹐也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反正知道他只是个爱听小话的人﹐就不再说了。 於是乐正子回过头来看他的老师孟子。当然﹐带有几分牢骚地说﹐我曾经向我们的老板鲁平公提出报告﹐关於老师的学问道德。鲁平公听了﹐原本要来看你﹐不料老板身边有一个亲信的小人───奸臣臧仓﹐在鲁平公面前说你的小话﹐放了一包烂药﹐阻止了我们老板不来看你了。 孟子对乐正子说﹐他来看我﹐自有促使他来的因素﹔他如果不来看我﹐也自有阻止他不来的因素。他的来不来看我﹐其实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那是天命。臧仓虽然是一个小人﹐说了我的坏话﹐但是他怎麽有这麽大的力量﹐左右我和鲁平公见面或不见面呢﹖你不必发他的牢骚了。 照文字来看﹐我们这一段﹐可用上面解释。但是其中“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这句话﹐我们如果作一番仔细的推敲﹐则发现它还有另一层的含义。 这两句话的文字很美﹐可作两面解释。一种是鲁平公如果去看孟子﹐那是因为乐正子的促成﹐他为孟子澄清了误会。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是另一个因素阻止了他﹐那是受了臧仓这个嬖人的谗言。而一个作领袖的人﹐不应该受到别人左右。现在他会受人左右﹐那麽这个领导人也就可想而知﹐没什麽可谈的了。所以不必要怪臧仓﹐臧仓只不过投其所好而已。在基本原则上﹐他根本就没有诚心想来看我。 另一种深一层的解释﹐孟子这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能够实现﹐那麽天下自然就会有人﹐有力量﹐使我受到重用﹐去推行我的理想。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麽不需要别人来阻止﹐我自己也会见势而止的。老实说﹐我的道行或不行﹐“这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机会﹐救天下﹐救国家、救社会﹔不得机会﹐个人把自己管好。这个“行”或“止”﹐不是人事可以安排的﹐在冥冥之中﹐自有一个不可知的气数。天下该得太平。我的道自然实行﹔天下该动乱﹐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所以我与鲁平公不能见面﹐实在不是人事所可以左右的。你不必去责怪臧仓的挑拨。 上面那句话﹐可作两层意思来了解﹐也可以说是孟子立身处世的大原则。历史上﹐现实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立身出处﹐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这种类似事件的攻击。只要多读些历史﹐多经历人生﹐反而觉得是很平常的事﹐一切都会处之泰然﹐看得无所谓了﹐就如孟子对乐正子最後的结论。 我曾经写过四句只像偈语不像诗的话﹐也正好在这里提供大家作一参考。“身入名场事可怜﹐是非争竞奈保天。看来都是因人我﹐无我何妨人尽贤。”其实﹐在大道理上﹐都是因为分别人我而有此烦恼。缩小在现实范围来讲﹐都是利害的冲突。人就是这样渺小可怜﹐但是这只是对个人自处的修养来讲。倘使要作一番事业﹐作一个领导人﹐就不能马虎﹐任凭情绪的冲动而听信谗言了。不然﹐因此而错失得力的人才﹐甚至牵一发而动全局﹐那就太不明智了。 到这里﹐《梁惠王》的上下两章﹐大概都研究完了﹐这也是研究《孟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梁惠王》上下两章的内容﹐是孟子一生中﹐一心一意想拯救当时极其动乱的战国时代的理想和抱负。他有救世的思想﹐所以他游历魏齐之间﹐希望能受重於一个政权﹐透过这个政权﹐推行他的思想﹐对天下﹐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而他的思想当中﹐最高的政治原则﹐哲学基础﹐就包含在这两章书中。同时也可以说是他学问成就以後﹐从中年到晚年﹐出来游历国际间的传记缩影。 （完） -- 皆力去浮矫﹐还归朴真。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66.111.7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