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四论 伯伟 　　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方式之一﹐唐宋以後﹐诗文评点即趋兴盛﹐明清以来的小说和戏曲批评中亦数见不鲜。这种批评形式往往又和选本结合在一起﹐为读者点明精彩﹐示以文章规矩﹐但也因此而被通人讥訾。可是人们听惯了“载道”、“言志”、“美刺”、“褒贬”的“大判断”﹐再来看这些纯粹以作品优劣为重心的“小结裹”﹐也未尝没有亲切实在乃至耳目一新之感。 　　评点起於何时﹖学者持论不一。有说起於梁代﹐如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云﹕ 　　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锺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 　　曾国藩《经史百家简编序》亦云﹕ 　　梁氏刘勰、锺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後或以丹黄识别高下﹐於是有评点之学。 　　有说起於唐代﹐如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凡例》云﹕ 　　古人文无圈点﹐方望溪先生以为有之﹐则筋节处易於省览。按唐人刘守愚《文塚铭》云有朱墨圈者﹐疑即圈点之滥觞。姑从之。 　　有说起於南宋﹐如吴瑞草《瀛奎律髓重刻记言》云﹕ 　　诗文之有圈点﹐始於南宋之际而盛於元。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苏冖篫m印诽嵋□疲? 　　宋人读书﹐於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FJF】□【FJJ】《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於南宋末矣。 　　前人意见﹐大致如此。考文学评点之成立﹐实始於南宋。但评点法的形成﹐却当溯源至前代。评点之意﹐包括“评”和“点”两端﹐又与所评的文本联系在一起﹐宋人合而为一﹐遂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样式。自南宋以降﹐评点流行於世﹐甚至无书不施评点﹐更有其广泛的社会历史原因。因此﹐探讨评点的形成﹐也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寻源究本。 一、章句与评点 　　“点”即标点。溯其原始﹐起於古人章句之学。将章句与评点联系起来﹐始於曾国藩。其《经史百家简编序》指出﹕ 　　自六籍燔於秦火﹐汉世掇拾残遗﹐支分节解﹐於是有章句之学。……科场有句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科场时文之陋习也。 　　但曾氏推崇章句而贬斥圈点﹐吕思勉《章句论》对此提出了批评﹕ 　　圈点之用﹐所以抉出书中紧要之处﹐俾人一望而知﹐足补章句所不备﹐实亦可为章句之一种。徒以章句为古人所用而尊之﹐圈点起於近世而訾之﹐实未免蓬之心也。 　　“标点”一词﹐或起於南宋。《宋史?儒林八?何基传》云﹕“凡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我甚至怀疑﹐“评点”一词的最初义也就是标点。如敦煌遗书S.2577《妙法莲花经卷第八》下云﹕ 　　余为初学读此经者﹐不识句□文﹐故凭点之。 　　“□”是倒字符﹐即“句文”应作“文句”﹐“凭点”当即“评点‵O□谡饫□氖导室馑季褪潜甑恪５□戮淦鹪瓷豕牛□伊鞅淦亩唷Ｗ嚷运等缦隆? 　　《礼记?学记》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贾公彦疏﹕“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可知﹐分章断句﹐以便理解段落大意﹐是先秦以来初学者的主要课程之一。旧说章句起於子夏﹐《後汉书?徐防传》载其上疏云﹕“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於子夏。”子夏名卜商﹐是孔门弟子中以“文学”着称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他在孔子身後﹐曾居河西教授﹐为魏文侯之师。司马贞《索隐》指出﹕“子夏文学着於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所以﹐他“发明章句”是极有可能的。 　　早期断句之符﹐势必较为简单﹐大致有钩(□)、有句(□)、有＝、有点(□)有□、有囗。“□”表示钩勒﹐《流沙坠简》的《屯戍丛残》中一简有此三符﹐王国维说﹕“隧长四人﹐前三人名下皆书□以乙之﹐如後世之施句读。盖以四人名相属﹐虑人误读故也。”杨树达认为此符即《说文》中的“□”﹐以示钩识。5句(□)用以表绝止﹐《说文解字》“□”部云﹕“□﹐有所绝止而识之也。”句、读为叠韵字﹐其意相同。“＝”为叠字符﹐赵翼云﹕“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画﹐始於石鼓文﹐重字皆二画也。後人袭之﹐因作二点。今并有作一点者。”(《陔余丛考》卷二十二“重字二点”条)点表示灭除﹐施於误书之字上。《尔雅?释器》云﹕“灭谓之点。”郭璞注﹕“以笔灭字为点。”刘知几《史通?点烦》篇云﹕“文有烦者﹐皆以笔点其上。凡字经点者﹐尽宜去之。”“□”为“私”的古字﹐据何琇《樵香小记》卷下“□地”条云﹐实为三角圈(△)﹐它和四角圈(囗)一样﹐同为缺字符。 　　从汉代以来﹐章句之学有了新的发展﹐疵儢o诜终露暇洌□喾欠□胖□馑□芨谩５□甑惴□疟旧砣慈杂蟹17梗□诙□鸵攀橹芯捅４媪瞬簧僬庋□姆□拧Ｆ涫褂媒隙嗾咭汛锸□咧郑□送猓□褂斜硎咀值亩烈舻募呛拧?7这些符号有些与後来的评点符号相同或相似。早期的文学评点﹐无论是《古文关键》、《文章正宗》、《文章轨范》﹐还是刘辰翁批点的诗集或说部﹐从“点”的角度来看﹐也只有简单的圈点而已﹐与前代的标点符号关系密切。 　　评点中又有以不同色彩的笔点抹以表示不同意义者﹐其实也有所传承。甲骨文中已有用朱、墨两种笔写字﹐继而再刻者。旧题孔安国《古文孝经孔氏传序》云﹕“朱以发经﹐墨以起传﹐庶後学者睹正谊之有在也。”三国时董遇“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三国志?王肃传》裴注引《魏略》)﹐这是用於训解经籍﹔《颜氏家训?勉学》云﹕“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是用於校改文字。《史通?点烦》篇云﹕“昔陶隐居《本草》﹐药有冷热味者﹐朱墨点其名﹔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字。由是区分有别﹐品类可知。”这是为了区分品类。齐梁以来﹐这种情况已相当普遍﹐大多是为了醒目。道教文献中亦有此例﹐如陶弘景《真诰》卷十九“翼真检第一”云﹕“《真诰》中凡有紫书大字者﹐皆隐居别抄取三君手书。……有朱书细字者﹐悉隐居所注﹐以为志别。其墨书细字﹐犹是本文真经始末。”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条例”云﹕“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宋人读书﹐多用朱、墨笔﹐即继承了这种风气﹐如朱熹、黄【FJF】?【FJJ】、何基、王柏等。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引用《勉斋批点四书例》﹐其中点抹例云﹕ 　　红中抹﹕ 　　纲、凡例 　　红旁抹(一本作黄旁抹)﹕ 　　警语、要语 　　红点﹕ 　　字义、字眼 　　黑抹﹕ 　　考订、制度 　　黑点﹕ 　　补不足 　　这里有点有抹﹐其实已经是一种评点了﹐因为它带有批评性和欣赏性。这种做法﹐也被王柏所继承。文学评点之用不同色笔表示﹐可能始於谢枋得。《读书分年日程》卷二《批点韩文凡例》自称是“广迭山法”﹐其中所提到的就有黑、红、黄、青四色笔﹐用以截、抹、圈、点。後世最着名的当然是方苞评《史记》﹐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中云﹕ 　　震川(方苞)评点《史记》﹐自为例意。略云﹕朱圈点处﹐总是意句语叙事好处。黄圈点处﹐总是气脉。朱圈点者人易晓﹐黄圈点者人难晓。黑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朱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 　　略作比较﹐就能够看到评点符号与章句符号一脉相承的关系。 　　章句之学到汉代演变为传注﹐这是由於经义难明﹐故於符号之外﹐又须申之以言说。汉人讲经之法有三﹐即条例、章句、训诂。《後汉书?郑兴传》载﹕ 　　晚善《左氏传》﹐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 　　三者虽然都是用以讲解儒家经典﹐但方式不同﹐训诂以解释经中字义为主﹐章句以解释经中文义为主﹐条例主要是归纳经文中的凡例﹐据以理解经义。这时的章句主要是博士对弟子的口说﹐以後写定。既是口头解说﹐务求详密﹐於是癒衍癒繁。所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赞》)﹐“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所以从西汉末年开始﹐就有了对这种学风的批判。到东汉末年﹐学风开始转变为对博古通今、通理究明的追求。晋人一方面承汉代章句之学的演变趋势﹐又受到佛经疏钞的影响﹐於是在儒家的经典解释中也流行起义疏之学。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喋e盼木鳌诽嵋□疲骸八稳硕嘟补盼模□出笔毖”敬嬗诮裾撸□还□□７募摇﹗奔绰雷媲□豆盼墓□□贰18□R《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谢枋得《文章轨范》。兹以此诸书为依据﹐从评点角度看汉晋以来的经疏之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区分章段。如赵岐作《孟子章句》﹐卷首《孟子题辞》云﹕ 　　於是乃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 　　所谓“章别其旨”﹐一方面分章段﹐一方面作《章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孟子章指”条云﹕ 　　赵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间作韵语﹐谓之《章指》。《文选注》所引赵岐《孟子章指》是也。 　　佛教义疏体尤其重视分段、重(即层次)。这在佛门可能有其自身的传统﹐然而中土佛经分章段﹐始於道安﹐却有可能受到儒家章句之学的影响。但佛经义疏不仅分章﹐且进而分段﹐仍有其自身的特色﹐并反过来给儒家义疏以影响。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在《学而》篇目下疏云﹕ 　　论语是此书总名﹐学而为第一篇别目。中间讲说﹐多分为科段矣。 　　如“学而时习之”下疏云﹕ 　　就此一章﹐分为三段﹕自此至“不亦悦乎”为第一﹐……又从“有朋”至“不亦乐乎”为第二﹐……又从“人不知”讫“不亦君子乎”为第三。 　　又如其《礼记义疏》﹐将《礼运篇》分作四段﹐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乾卦“文言”分作六节﹐其《尚书正义》疏《洪范》“二五事”分作三重﹐《毛诗正义》疏《关雎序》“《关雎》﹐後妃之德也”分为十五节。可见﹐区分章段乃义疏体之通则。 　　宋人评点诸书﹐亦好分段。如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上评韩癒《获麟解》“反覆作五段说”评《师说》“最是结得段段有力”﹐评柳宗元《桐叶封弟辨》“一段好如一段”。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二评柳文此篇“七节转换﹐义理明莹”﹐其卷六韩癒《送浮屠文畅师序》也常以“此一段最高”、“此一段义理最精”、“此一段尤切近人情”等语评之。直到金圣叹评《西厢记》﹐将其分作十六章﹐又将第一章“老夫人开春院”分作十五节﹐一一评点。这种区分章段的评点方式﹐当来自於经典义疏之学的影响。 　　评点有时往往在文章之末用数语括其主旨﹐如《文章正宗》卷一《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隧》文末批云﹕ 　　愚按此篇要领在“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一语。 　　又卷七贾山《至言》文末云﹕ 　　按山此书专规帝与近臣射猎而已﹐何至借秦为谕﹖盖秦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故穷奢极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虽未至是﹐然不与近臣图议政事﹐而与之殴驰射猎﹐则佞幸进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难者﹐此忠臣防微之论。 　　又如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三苏轼《秦始皇扶苏论》文末云﹕ 　　此论主意有两﹕说(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其祸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赵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当以为戒。一说李斯、赵高敢於矫诏杀扶苏、蒙恬﹐而不忧二人之复请者﹐其祸不在於斯、高之乱﹐而在於商鞅之变法﹐始皇之好杀﹐後世人主果於杀者﹐当以为戒。前一段说始皇罪在用赵高﹐附入汉宣任恭显事﹐後一段说始皇之果於杀﹐其祸反及子孙﹐附入汉武杀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这种在一篇之末总括大意的评点法﹐亦如赵岐之作《孟子章指》﹐於“每章之末﹐括其大旨”的方法。 　　其次为开题(或曰发题)。释氏讲经多有开题﹐《高僧传》卷四《竺法汰传》载晋简文帝请汰讲《放光明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奁h朊骷□肪硎□庞小斗□闳艟□狻芬晃摹Ｓ帧读菏??武帝纪》云﹕“中大通五年二月癸巳﹐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受佛经义疏体的影响﹐此後儒家讲经也重视开题﹐如《陈书?儒林传》谓“简文在东宫﹐出士林馆﹐发《孝经》题”﹔又云“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谈玄论道﹐亦重视发题。《陈书?马枢传》载梁邵陵王萧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隋书?经籍志》录开题书有梁蕃《周易开题义》十卷、梁武帝《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春秋发题义》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录有《周易发题义》一卷、梁武《周易开题论序》十卷、大史叔明《孝经发题》四卷等﹐可知重视开题乃晋宋以来经疏之通例。14据《广弘明集》卷十九所载﹐中大通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讲经﹐首先由都讲枳园寺法彪唱题﹐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继由梁武帝发题云﹕ 　　……名摩诃般若波罗蜜﹐此是天竺音﹐经是此土语。外国名为修多罗﹐此言法本。具含五义﹕一出生﹐二涌泉﹐三显示﹐四绳墨﹐五结鬘。训释经字亦有三义﹕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变灭﹐是名为久。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释“论语”二字﹐亦同乎发题格式﹕ 　　凡通论此“论”字﹐大判有三途﹕第一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舍音依字﹐而号曰论﹔一云伦、论二称﹐义无异也。第一舍字从音为伦﹐说者乃众﹐的可见者﹐不出四家﹕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第二舍音依字为论者﹐言此书出自门徒﹐必先详论﹐人人佥允﹐然後乃记﹐记必已论﹐故曰论也。第三云伦、论无异者﹐盖是楚夏音殊﹐南北语异耳。……音字虽不同﹐而义趣犹一也。 　　尽管在汉代以来儒家经说中也有类似的解题﹐如孔颖达《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指出﹕“《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但多较为简略﹐佛家经疏的开题则联篇累牍﹐所以此後的儒家义疏亦往往如此。 　　後世评点﹐在文章题下也往往着数语﹐类似解题。如《古文关键》卷下曾巩《唐论》题下云﹕ 　　此篇大意﹐专说太宗精神处。 　　又如《崇古文诀》卷三贾谊《□屈原赋》题下云﹕ 　　谊谪长沙﹐不得意﹐投书□屈原﹐而因以自谕﹐然讥议时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狭矣。 　　又如《文章轨范》卷一“放胆文”下云﹕ 　　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雅入俗﹐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此集皆粗枝大叶之文﹐本於礼义﹐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 　　方回《瀛奎律髓》将所收入的唐、宋五七言律诗分作四十九类﹐每类之下﹐皆着数语﹐实为解题。如卷三“怀古类”下云﹕ 　　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可以为法而不之法﹐可以为戒而不之戒﹐则又以悲夫後之人也。齐彭、殇之修短﹐忘尧、桀之是非﹐则异端之说也。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於斯焉。 　　直至金圣叹之评《西厢记》﹐开笔所评即云﹕ 　　《西厢》者何也﹖书名也。书曷为乎名曰《西厢》也﹖书以纪事﹐有其事﹐故有其书也﹐无其事﹐必无其书也。今其书有事﹐事在西厢﹐故名之曰《西厢》也。(《寥a□玫诹□抛邮槲飨峒恰肪碇□?) 　　仍然是开题格式。又需注意者﹐此以问答方式展开﹐恐怕也是有得於儒佛传疏之文的启示。 　　总之﹐评点从符号到格式﹐多受章句之学影响。惟有追溯及此﹐方为探源究本之论。 二、论文与评点 　　论文之作始於曹丕的《典论‧论文》。将论文之作与评点联系起来﹐始於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其後曾国藩亦有类似意见(见前引)。评点既然是“评”和“点”的结合﹐当然需要追溯其“评”的渊源。 　　钱锺书《管锥编》评论陆云的《与兄平原书》云﹕“什九论文事﹐着眼不大﹐着语无多﹐词气殊肖後世之评点或批改﹐所谓‘作场或工房中批评’(workshopcriticism)也。……苟将云书中所论者﹐过录於(陆)机文各篇之眉或尾﹐称赏处示以朱围子﹐删削处示以墨勒帛﹐则俨然诗文评点之最古者矣。”其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从《周南》评论到《颂》﹐若一一移於《诗经》诸国风、雅、颂之首﹐即成评点。《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对《诗》的评论﹐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若移於卷首﹐即是总评《诗经》﹔将“郑声淫”(《卫灵公》)置於《郑风》之下﹐即是总评一国之风﹔将“《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移於《关雎》诗下﹐即是总评一诗。《毛诗》有大序、有小序﹐“序”的作用﹐本来是序引作者之意﹐它列於全书之首或一篇之首﹐是对一书或一诗“大旨”的说明。後世的评点﹐也往往含有这类意思。王逸的《楚辞章句》﹐亦篇篇有序。当然﹐这些议论还未免有些大而化之。魏晋以下﹐有了专门的论文之作﹐时人不仅以专文发表对文学的意见﹐而且在书信、序跋和言谈中也往往涉及文学评论。其勒为专书者﹐当推《文心雕龙》和《诗品》。《诗品》一书又名《诗评》(见《隋书?鴃戚撩줿)﹐同时湘东王萧绎也着有《诗评》。品评诗人诗作﹐亦往往有就某人某篇而言之者。如《诗品》评班姬“《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卷上)﹔评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於风雅”(同上)﹔评袁宏“《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卷中)。也有就某一句诗而评之者﹐如评张翰、潘尼“季鹰‘黄华’之唱﹐正叔‘绿蘩’之章﹐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并得虯龙片甲﹐凤凰一毛”(卷中)﹔评陶渊明“‘欢颜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同上)。唐代以来﹐诗格流行﹐作者也往往举出诗句以为格式。同时﹐唐人的选集也颇为发达﹐其中也时有评论。至宋代而诗话兴起﹐评论之作﹐联篇累牍。评点之“评”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考察历代论文之作与评点的关系﹐除了文论本身的发展以外﹐唐代以来有这样一些文学批评现象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诗格与评点。诗格是唐代以来极为流行的一种批评样式﹐从中唐开始﹐诗格中好论“势”。其中的许多“势”名﹐往往是四字一组的形象语﹐如“狮子返掷势”、“猛虎跳涧势”、“毒龙顾尾势”等等。诗格中所说的种种“势”﹐落实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上﹐指涉的实际上是诗歌中的句法问题。到了宋代﹐“法”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中令人十分关注的热点。古典诗歌发展至晋、宋时代﹐开始重视“佳句”、“秀句”﹐并且在批评上衍生出一种“摘句褒贬”的方法﹐这表明诗歌创作和批评由《诗经》中的重视一章转变为五七言诗中的重视一联。“句法”最早出现在杜诗中﹐其《赠高三十五书记》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王安石对杜诗句法深有会心﹐《唐子西文录》指出﹕“王荆公五言诗﹐得子美句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六也指出﹕“半山老人《题双庙诗》云﹕‘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此深得老杜句法。”杜甫是宋代诗家的新典范之一﹐这一新典范的确立﹐与王安石、黄庭坚的关系最大。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瓣香杜甫﹐实以“句法”为中心。黄庭坚在其诗文中多次使用“句法”一词。如“句法清新俊逸﹐词源广大精神”(《再用前韵赠高子勉》)﹔“传得黄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之二)﹔“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答王子非书》)等等。从此以後﹐“句法”成为宋代诗学的中心观念之一。《彦周诗话》把“辨句法”作为诗话定义的首要内容﹐黄庭坚鼓吹的“点铁成金”﹐其核心也是“句法”。范温《诗眼》秉承其意云﹕“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诗人玉屑》卷三、四专列“句法”、“唐人句法”、“宋朝警句”、“风骚句法”等。从理论本身的发展看﹐“句法”是沿着唐五代诗格中所讨论的问题演变而来﹐所以﹐其格式也往往是四字一组的形象语。如《诗人玉屑》卷四的“风骚句法”﹐即有“万象入壶”、“重轮倒影”、“新月惊□”、“衣衮乘龙”等名目﹐其中有些与唐五代诗格中的“势”名极为类似﹐如“孤鸿出塞”、“龙吟虎啸”、“碧海求珠”等﹐可知其为一脉相承。诗歌强调“句法”﹐文章则强调“文法”、“章法”。如陈□《文则》﹐强调的便是为文之法则﹐其中“己”部七条专论句法和章法。至宋代评点诸书﹐在看似零散的评论中﹐实际上贯注着对“法”的追求和重视。如《古文关键》开篇“总论”部分﹐便列有“看文字法”、“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论作文法”等﹔《文章轨范》对诸家文章的评论﹐也特别重视“句法”和“章法”。如卷一评韩癒《上张仆射书》云﹕“连下五个‘如此’字﹐句法长短错综凡四变﹐此章法也。”“又连下三个‘如此’字﹐长短错综﹐此章法也。”“此三句无紧要﹐句法亦不苟且。”陈振孙《崇古文诀序》也以“昔人所以为文之法备矣”推许此书。这种关心﹐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显然是自唐五代诗格顺承而来的。元人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二《批点韩文凡例》﹐注云“广迭山法”﹐可知出於谢枋得(迭山)而又加以增广。其中有这样的说明﹕ 　　一、大段意尽。黑画截。於此玩篇法。 　　二、大段内小段。红画截。於此玩章法。 　　三、小段内细节目﹐及换易句法。黄半画截。於此玩句法。 　　不同的符号表示不同的意思﹐但重视的是“法”。到明、清的小说评点﹐也还是注重“法”。如金圣叹评点《水浒》说﹕“《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又说﹕“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三《读第五才子书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指出﹕ 　　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於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於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於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於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 　　所以﹐评点家讲“文法”﹐也往往用形象语为之﹐一如唐五代诗格中的“势”名。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卷三说《水浒》中的“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举出所谓“草蛇灰线法”、“锦针泥棺荎橧﹜侥繲X娓捣鄯ａ薄Ⅰ昂嵩贫仙椒ａ薄Ⅰ梆浇盒□曳ａ钡龋□庑├□濬□罄幢幻□诟谄馈度□□菀濉贰18□庹□馈逗□□巍匪□坛小Ｈ绾笳□诘谝换孛寂□行吹溃?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有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予亦於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谬误。 　　综上所述﹐诗格对评点的影响﹐就在於对“句法”、“章法”和“文法”的关心﹐以及用四字一组的形象语对“句法”和“文法”加以形容。 　　其二﹐选集与评点。据《隋书?经籍志》的说法﹐选集始於挚虞﹕“苦览者之劳倦﹐於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从那时开始﹐选集就有区别优劣﹐也就是文学批评的作用。唐以前的选集﹐现存较完整者仅《文选》和《玉台新咏》﹐另外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李充《翰林论》﹐仅存佚文数则。从这些文献来看﹐早期选集表达文学批评的方式﹐主要通过序文以及选目的多寡或以何种作品入选来体现的。虽然《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中都有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但从《隋书?经籍志》的着录来看﹐它们和选集本身是分开的。章学诚和曾国藩都曾经指出﹐评点起於锺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这个意见虽说不错﹐但仍须下一转语﹐齐梁的文论是经过了唐人选集、选注的转换﹐从而影响到评点形态的产生。 　　唐代的选集颇为发达﹐以诗歌选集而言﹐即多达一百三十七种。如果把敦煌遗书中的写本材料考虑进去的话﹐为数当更多。从这些唐人选集中可知﹐他们利用这种形式进行文学批评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更有所新创。有些恁i□呐□拦勰钊匀患□刑逑衷谛蛭闹校□缭□帷扼嬷屑□颉贰18□薄豆□慵□颉返取５□乇鹬档米14獾模□词墙□烙锖脱Ｅ□岷显谝黄鸬男问剑□庖淮刺蹇赡艽右蟓[开始﹐它较好地体现了选集的批评功能。殷璠曾编有三部选集﹐其中《荆扬挺秀集》已佚﹐《丹阳集》尚有遗文﹐完整流传下来的是《河岳英灵集》。 　　殷璠《河岳英灵集》二卷﹐有叙有论﹐每个诗人名下各系以评语。这种方法﹐显然是对於锺嵘《诗品》的继承。他在《叙》和《论》中指出“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同时标举自己所选的诗“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是他所理解的盛唐诗的特色﹐即风骨、兴象、声律皆备。殷璠又在所选诗人的名下各着评语﹐然後附以作品﹐这实际上代表了由评论到评点的过渡。评论中有总评﹐有评论全篇﹐尤多摘句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其评语的格式及用词亦颇类似於《诗品》和《文心雕龙》。如《河岳英灵集》卷上评常建云﹕ 　　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斯言。曩刘桢死於文学﹐左思终於记室﹐鲍昭卒於参军﹐今常建亦沦於一尉。悲夫﹗ 　　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 　　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 　　然一篇尽善者﹐“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属思既苦﹐词亦警绝。潘岳虽曰能叙悲怨﹐未见如此章。 　　我将这一段文字分为四节﹐第一节评其生平﹐亦如《诗品》之评古诗“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评李陵“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等。第二节总评其诗。第三节为摘句批评﹐亦如《吽撰L肪佟拔逖灾□□摺薄５谒慕谄廊□□□嗳纭妒□贰肪俟攀□翱痛釉斗嚼础薄Ⅰ伴□执够□怠逼涝唬骸耙辔□□□印﹗蹦╜渌瞥□淞段男牡窳??诔碑》之评潘岳“巧於叙悲”。殷璠《丹阳集》虽不完整﹐但从中仍然能够看到许多评语是从《诗品》而来。如评储光羲诗“务在直置”﹐《诗品》评陆机诗“有伤直致之奇”﹔评丁仙芝“迥出凡俗”﹐《诗品》评袁宏“去凡俗远矣”﹔评蔡希周“殊得风规”﹐《诗品》评何晏“风规见矣”﹔评张彦雄“不尚绮密”﹐《诗品》评颜延之“体裁绮密”﹔评张潮“颇多悲凉”﹐《诗品》评曹操“甚有悲凉之句”﹔评张晕“巧用文字﹐务在规矩”﹐《诗品》评张华“巧用文字﹐务为妍冶”。所以﹐後人也有将殷璠与锺嵘相提并论者﹐如毛先舒《诗辩坻》卷三指出﹕“殷璠撰《河岳英灵集》﹐持论既美﹐亦工於命词。可以颉颃记室﹐续成《诗品》。” 　　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受到殷璠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即指出其“如《河岳英灵集》例”。如二书同为两卷﹐同以五言诗为主﹐同在人名之下系以评论等。而在选诗的时间起迄上﹐与《河岳英灵集》也正相衔接﹐显然含有续选之意。但他特别推崇大历时期的诗人﹐则与殷璠有所不同。另外﹐他更为重视摘句的运用﹐列举的佳句较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多处袭用《诗品》语﹐从论文到评点﹐经过这样的转换﹐痕迹极为明显。兹列表如下﹐以作对比﹕ 　　选集已经将选文与评论相结合﹐只是评论在作者名下﹐与评点之在作品或文句下略有差别﹐但也只是一步之遥﹐而注释的格式就与评点基本相同了。 　　唐代的文学注释﹐最着名同时也最有影响的是《文选注》。注本的格式往往是以本文为大字﹐注文为小字。大小字的格式来自经学﹐在简牍时代﹐根据所书文本的用途及重要性的差异﹐其长度及文字的大小均有区别。如《六经》书於二尺四寸之简﹐《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春秋》二尺四寸﹐《左传》只有八寸。就是因为《孝经》、《论语》为初学者所读﹐在当时未列入“经”﹐而《左传》是“传”的缘故。王充《论衡?量知篇》说﹕“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我们看唐代的抄本﹐经传合一时﹐也是经文为大字﹐注文为小字的。这种格式从经学开始﹐影响到其它典籍。文学亦然﹐无论是《文选》李善注还是五臣注﹐都是本文为大字﹐注文为小字。後来的评点格式也是循此发展而来的。 　　注释主要是对於文本的解释﹐但其中也往往含有评论的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字便是从前人的论文之作而来。李善注《文选》引用的典籍﹐遍及四部﹐多达一千九百四十六种33﹐其中也包括了诗文评论着作﹐如曹丕《典论论文》、傅亮《文章志》、挚虞《文章志》、《文章流别论》、佚名《文章录》、李充《翰林论》、江邃《文释》等。如卷十二木华《海赋》之末引《翰林论》云﹕ 　　木氏《海赋》﹐壮则壮矣﹐然首尾负揭﹐状若文章﹐亦将由未成而然也。 　　又卷四十八扬雄《剧秦美新》题下引《翰林论》云﹕ 　　扬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义。 　　李善注还用到了锺嵘《诗品》﹐如卷二五刘琨《答卢谌诗并书》的书末﹐李善这样写道﹕ 　　久罹厄运﹐故述丧乱﹐多感恨之言也。 　　即出於《诗品》评刘琨语﹕“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而李善注本身﹐有时也含有评论的成分。在後世的评点书中﹐往往有将注释与评点相结合者﹐如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诠》等。从选集本身的发展来看﹐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注释的成份偏多﹐即为注捱汃堁l鄣某煞□□啵□蛭□辣尽５□谥□鲂问缴侠此担□□呙挥卸嗌偾铲稹Ｎ颐且残□梢运担□【□蔷咛宥□５钠赖恪４友【□狡赖悖□彩撬忱沓烧碌难荼洹? 　　其三﹐诗社与评点。宋元以来﹐结社之风颇盛﹐据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条记载﹕ 　　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蝨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诸行亦有献供之社。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体社、台阁社、最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鱼呈献﹐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十闲等社。 　　“社”起源於宗教活动﹐最早为祀土神之社﹐其後“社”的范围、性质转变并扩大﹐则有东晋以慧远为代表的莲社。由此而继续发展﹐至宋代则各事之结合﹐皆得以“社”名之。35但在各种“社”中﹐以诗社最为人所重视﹐所谓“非其他社集之比”。宋元时期诗社众多﹐一方面与当时结社的风气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这种观念决定的。 　　考察诗社与评点的关系﹐不能不注意到诗社的评诗活动。但宋元时代诗社活动的资料比较零散﹐略能见其梗概的是吴渭编《月泉吟社诗》一卷。37虽然它成书於元初﹐但反映的应该是宋代的风气。从其步骤来看﹐先有稿约﹐包括交稿的时间、方式、地点、题目、题意、诗体﹐继而聘请评鉴者品评﹐举其优劣﹐列出名次﹐最後奉送奖品﹐并将诗集编印成册。这应该是宋代诗社的一般程序。月泉吟社聘请的是方凤、谢翱、吴思齐三人为考官﹐观其品评方式﹐全同评点﹜祪尿鉯菕戚愤{钤疲? 　　前联妙於纽合﹐後联引陶、范﹐不为事缚﹐句法更高。末借言杂兴﹐的是老手。 　　评第十四名喻似之云﹕ 　　语健意深﹐虽首句叠字﹐微欠推敲﹐後联与末韵过人矣。 　　评第四十八名感兴吟云﹕ 　　此诗无一字不佳﹐末语虽似过直﹐若使采诗观风﹐亦足以戒闻者。 　　评第五十七名柳州云﹕ 　　二联见田园分明。第四句最好﹐“晒”字欠工。 　　其摘句图则依起句、联句、结句分别列之。诗社是一种文人集团﹐考文人集团之兴起﹐可追溯至汉代的藩王宾客。但较为典型的应该是建安时的文人集团﹐他们往往由集团首领命题作文﹐或同题共作﹐并且互相讨论﹐指点妍蚩。如曹植云﹕“世人着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与杨德祖书》﹐《文选》卷四二)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中也有对当时文人的评论。文人相聚﹐往往如此。《南史?颜延之传》记载﹐颜问鲍照自己与谢灵运优劣如何﹖鲍照云﹕“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舖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锺嵘《诗品序》谈到当时诗坛“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现象﹐也是和当时诗歌创作风气的兴盛联系在一起的。品评者必须是一时翘楚﹐且评语中肯﹐方能使人信服。《唐诗纪事》卷三上官昭容下记载其评沈?期、宋之问诗云﹕ 　　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服﹐不敢复争。 　　至於作诗之有赏赐﹐当起於应制。《新唐书?文艺传中?宋之问传》载﹕ 　　武後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虯诗先成﹐後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後览之嗟赏﹐更夺禳拨膝씿 　　诗社之有奖赏﹐当沿此而来。《月泉吟社诗》第一名罗公福在得到的“送诗赏小札”中﹐即有“诗成夺锦”之句。北宋诗社的成员多为官僚﹐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常常互相品评诗作。如欧阳修《圣俞会饮》诗中有“更吟君句胜啖炙﹐杏花妍媚春酣酣(原注﹕君诗有‘春风酣酣杏正妍’之句)。吾交豪俊天下选﹐谁得众美如君兼。诗工□刻露天骨﹐将论纵横轻至钤”(《居士集》卷一)﹔《招许主客》诗有“更约多为诗准备﹐共防梅老敌难当”(同上﹐卷十一)。汪藻幼年作“一春略无十日晴”诗﹐“此篇一出﹐便为诗社诸公所称”(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三)。 　　自北宋末年开始﹐民间诗社发展起来﹐吴可《藏海诗话》记载﹕ 　　幼年闻北方有诗社﹐一切人皆预焉。屠儿为《蜘蛛》诗﹐流传海内。 　　元佑间﹐荣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为学馆。质库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货角梳陈二叔皆在席下﹐余人不复能记。诸公多为平仄之学﹐似乎北方诗社。……诸公篇章富有﹐皆曾编集。……今仅能记其一二﹐以遗宁川好事者。欲为诗社﹐可以效此﹐不亦善乎﹖ 　　因为是民间诗社﹐成员多默默无闻﹐其诗学修养不深乃可以想见﹐所以常需由一、二人主盟﹐予以品题。这些诗集编集出版的时候﹐也常会将评语一并录入。可惜这类书多已亡佚﹐幸而《月泉吟社诗》尚有残卷流传至今﹐能略存当时旧式。诗社活动中每有评点伴随﹐其学诗之际﹐亦当注重评点。这是诗文评点成立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诗社给予评点成立的影响。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方式之一﹐由於这种方式成立较晚﹐所以其受到以往文论之作的影响较多。本节为之一一分疏﹐乃叙述之方便。就其实际状况而言﹐其作用往往是综合发生的。 三、科举与评点 　　科举制度形成後﹐对於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在唐代已经表现得很突出。不仅创作如此﹐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也是显然的。最明显的就是诗格、文格和赋格类着作。唐人诗格的写作﹐或以便科举﹐或以训初学﹐而赋格的写作﹐几乎都与科举有关。《因话录》卷三云﹕“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册府元龟》卷六四二载後唐长兴元年(930年)学士院奏本﹐也提到“依《诗格》、《赋枢》考试进士”。据史志着录﹐上述五人中﹐除李程外﹐都有诗格类着作﹐如王起《大中新行诗格》、白居易《金针诗格》、白行简《赋要》、张仲素《赋枢》等。此类书风行一时﹐却多已亡佚。现存的诗格均已收入《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附录三所收唐人《赋谱》﹐也是与律赋写作有关的。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在回答“唐诗何以胜我朝”的问题时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宋诗是否真的不及唐诗﹐此处不拟置论﹐但宋代科举考试科目的变更﹐的确给文学带来了与唐代不同的影响﹐评点的形成即为其中之一。 　　元人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云﹕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试诗赋。至神宗朝王安石为相﹐熙宁四年辛亥议更科举法﹐罢诗赋﹐以经义论策试士﹐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此经义之始也。宋之盛时﹐如张公才叔《自靖义》﹐正今日作经义者所当以为标准。至宋季则其篇甚长﹐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後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 　　宋代的科举科目繁多﹐但为人重视者仍然是进士科。进士科的考试﹐自王安石立经义而废诗赋﹐至元佑年间蚅螫貥W□□账沃□溃□朔戏趾希□妇□锤础５□幼芴迳纤担□诮□靠频目际灾校□□车牡匚幌陆担□□濉２呗鄣牡匚簧仙□谴笄魇疲□嫌鹨浴疤埔允□Ｅ俊蔽□伤得魈剖□某删停□从车木褪钦庋□桓鍪导首纯觥? 　　王安石废明经科、止诗赋试﹐目的是要能够选拔出通经之士﹐不能以雕虫小技或徒事记诵而登第。儒家经义自汉代以来﹐言人人殊﹐统治者每以己意附会经义﹐藉以钳制士子的思想﹐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就是如此。他将自己的“新义”作为考试的准则﹐颁於学宫﹐俾举子研习。这就决定了试经义并不能自由发挥个人见解﹐只是对既定的经义如何发挥的问题。经义通过文字而落实﹐故士子应试还得注意文章的作法。即使到了南宋废止《三经新义》﹐但考试方法既定﹐也是从为文的格式上去讲求。最早的评点书﹐不涉及诗而涉及文﹐又多讲究文法、格式﹐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五》说宋代科举是“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与诗赋、记诵不同﹐“议论”和“大义”是与文章﹐也就是古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评点在宋代的出现﹐与科举考试科目转变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宋人魏天应编《论学绳尺》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论学绳尺》提要云﹕ 　　是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考宋礼部贡举条式﹐元佑法以三场试士﹐第二场用论一首。绍兴九年定以四场试士﹐第三场用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成﹐经义、诗赋二科并同。又载绍兴九年国子司业高闶[FJF]诸[FJJ]子﹐称太学旧法每旬有课﹐月一周之﹔每月有试﹐季一周之﹐皆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云云﹐是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故有专辑一编﹐以备揣摩之具者。天应此集﹐其偶传者也。 　　即指出此书与当时风气的关系。虽然此书编於霰皉M□□笔贝死嗍楸厣醵啵□颐谴诱獠俊芭即□敝□髦锌梢酝浦□笔钡囊话闱樾巍Ｋ未□□靠剖Ｅ猿〈味嘤斜淝ａ□笾麓游跄□缴苁□□昶□轮□埃□辔□某。□撕笤蛭□□　Ｎ蘼燮湮□□□模□詈蠖际鞘圆呗邸﹗堵垩□□摺匪□战晕□奥邸碧澹□□蛩萍丛诖恕＞硎住堵劬鳌芬□忡□镌疲? 　　省闱多在後两场取人。谚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场皆平平﹐未必得。若论策中得一冠场﹐万无失一。……盖有第一场文字不相上下﹐则於此辨优劣也。 　　此书所录之文共分十卷﹐一百五十六首﹐每两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如“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等。每篇文章的题下先标出处﹐次为立说﹐这两部分类似解题﹔再次为批语﹐点明文章妙处。正文句下多有笺解﹐《四库提要》谓“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其实还有批评。如卷一彭方迥《帝王要经大略》﹐正文与笺解以大小字区别﹕ 　　论曰﹕圣人之自治有常道。常是经﹐谓帝王自治有经常之道。故所持者约而其用博焉。约是要﹐博是大﹐用是略。夫中国之所以异於外裔者。气象好。以经常不易之道存焉耳。此是要经。而圣人所以自治其中国者。应破题﹐“自治”字是主意。初岂以远人之变而易吾之常也哉。应常字﹐是经。如其舍我之常徇彼之变。反接上面常变二字。…… 　　可见本文之下的文字是含有批评的意味﹐涉及到文脉、字眼﹐以及稍感玄虚的“气象”等。在全文之末﹐另着评语﹐往往是将同属一格的两篇文章、或分属两格的前後文章作比较。这些评语﹐有助於举子掌握省闱作文之法。 　　在每篇文章之前皆列有批语﹐这些批语可分作三类﹕一是“批云”﹐当为编者或笺解者所批﹔二是“某某批云”﹐如“陈竹林批云”、“徐进斋批云”、“冯厚斋批云”等﹐共有十四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考官批云‵O□灿卸□□叽ΑＦ渲杏械幕钩鱿至丝脊俚拿□郑□纭翱脊倥费羝鹈□□啤薄Ⅰ翱脊傺□芭□钡取﹖脊僭诰僮拥奈恼律嫌信□铮□衫匆丫谩Ｌ拼□蕴□□20□澹□辔□撬兄□□□脊倥□□□□谩巴ａ被颉安弧币蛔侄□眩□未□际灾厥泳□濉２呗郏□□□俏灏僮帧２□僮值奈恼拢□笔钡目凭僦贫纫步□餮厦埽□季硪话阋□□□□莱绦颖□詈笠远ㄈ□　Ｎ□丝级ｕ呦拢□□□枰□钥季碜邢钙缆邸﹗端位嵋□□??选举六》贡举杂录举士十二宁宗嘉定十年正月九日臣僚言﹕ 　　初考(官)以点检为名﹐盖点检程式﹐别白优劣﹐而上於覆考(官)。覆考(官)以参详为职﹐盖参订辞义﹐精详工拙﹐以上於知举。至於知举取舍方定。 　　这虽然讲的是南宋情形﹐但与北宋熙宁以後的情形应大致相似。从《论学绳尺》中所列的考官批语来看﹐其中一则是“知举批”﹐见卷九《圣人大明至公如何论》﹐语气比较决断﹕“意味深长﹐议论明莹﹐说得‘大明至公’字﹐非苟作者。”以此推之﹐其余各则“考官批云”﹐当是覆考官的批语。从其语气来看﹐也多含荐举之意﹐如批彭方迥《帝王要经大略》云﹕“说有根据﹐造辞老苍﹐较之他作﹐气象大段不同。真可为省闱多士之冠。”(卷一)批缪烈《孝武号令文章如何》云﹕“议论正大﹐文势发越﹐可谓杰特之作。”(卷一)又批李发同题之作云﹕“立说尖新﹐造语警拔﹐真百鸟中之孤凤也。如缪烈论以表章六经为主意﹐固是正说﹐但立说稍同﹐不如此篇奇伟﹐甚刮人眼。”(卷二)批危科《文武之道同伏羲》云﹕“意甚古﹐语甚新﹐下字亦甚异。此论中巨擘也。”(卷二)批叶大有《太宗英宗仁恕如何》云﹕“就本文立说﹐议论有据﹐文字明洁﹐真佳作也。”(卷四)批陈文龙《理本国华如何论》云﹕“有学问﹐有识见﹐有议论﹐有文藻﹐反覆转摺﹐不费斧凿﹐健笔也。‘心之精神’四字﹐亦有本祖。”这样的评语﹐真可谓“参订辞义﹐精详工拙”了。从考官的批语到评点的评语﹐其递转的痕迹在《论学绳尺》一书中﹐可谓赫然在目。 　　《论学绳尺》卷首《论诀》“诸先辈论行文法”引戴溪语云﹕“据古文为文法。”所以衡量经义、策论在行文方面的优劣﹐也以唐宋名家古文为标准。例如﹐徐霖《太宗治人之本》下“考官批云”﹕ 　　文有古体﹐语有古意﹐当於古文求之﹐其源委得之柳子厚《封建论》。(卷一) 　　批吴君擢《唐虞三代纯懿如何》云﹕ 　　文字出入东莱议论﹐法度严密﹐意味深长﹐说得圣人本心出﹐深得论体﹐可敬可服。(卷二) 　　批丘大发《三圣褒表功德》云﹕ 　　立论高﹐行文熟﹐用事详赡﹐笔力过人。其学识得之《左氏》﹐其文法得之东莱《博议》。 　　批黄朴《经制述作如何》云﹕ 　　文势圆转﹐意味深长﹐盖自吕东莱《七圣论》中来。(卷五) 　　批语中多次提到吕祖谦﹐吕氏有《左氏博议》﹐自称“为诸生课试之作也”(《左氏博议序》)﹐书中“枝辞赘喻﹐则举子所以资课试者也”(同上)。其书流行一世﹐所以能为时人所取法。宋人选本朝文字示人以门径的书颇多﹐虽然流传至今者无几﹐但从《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引用南宋绍兴年间太学博士王之望的话“举人程文﹐或纯用本朝人文集数百言﹐或歌颂及佛书全句﹐旧式皆不考﹐建炎初悉从删去﹐故犯者多”来看﹐这些样板文字已成为剽窃之资。而要真正写好经义、策论文字﹐还须上溯於古文文法。吕氏曾选韩、柳、欧、苏等人的古文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作文门径﹐题为《古文关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五云谓此书“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可知此书原本有评有点。所谓“以教初学”﹐实际上还是为了科举作文。楼【FJF】□【FJJ】《崇古文诀》(本名《迂斋古文标注》)“逐章逐句﹐原其意脉﹐发其秘藏”(刘克庄《迂斋标注古文序》﹐《後村大全集》卷九六)﹐也是为了写好场屋之文的需要。刘克庄说他“以古文倡莆东﹐经指授成进士名者甚众”(同上)﹐即可了解其书与科举的关系。而这方面的典型之作﹐应数谢枋得《文章轨范》。 　　王守仁《文章轨范序》指出﹕“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於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字句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文之奥不止於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全书以“侯王将相有种乎”七字分标七卷﹐此语原出《史记?陈涉世家》﹐但只有到了宋代﹐真正打破了门阀的垄断﹐通过科举考试﹐穷阎白屋之士一跃而为侯王将相的希望得到了实现。全书将文章分为“放胆文”和“小心文”两类﹐其每集之下的文字也能充分表明其书於科举的关系。如王字集下云﹕ 　　辩难攻击之文﹐虽厉声色﹐虽露锋芒﹐然气力雄健﹐光焰长远﹐读之令人意强而神爽。初学熟此﹐必雄於文。千万人场屋中﹐有司亦当刮目。 　　将字集下云﹕ 　　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婉曲﹐有抑扬﹐有顿挫﹐有擒纵。场屋程文论﹐当用此样文法。 　　相字集下云﹕ 　　此集文章古得道理强﹐以清明正大之心﹐发英华果锐之气﹐笔势无敌﹐光焰烛天。学者熟之﹐作经义、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有字集下云﹕ 　　此集皆谨严简洁之文﹐场屋中日晷有限﹐巧迟者不如拙速。论、策结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异人待之。 　　由此可知﹐当时的不少评点之作﹐实际上是为了科举而写的。现在流传下来的早期评点书﹐几乎无一不是如此。 　　宋代经义、策论文字﹐有一定的格式﹐特别是到了南宋﹐“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论学绳尺》提要语)。评点之作也多着眼於此﹐如《古文关键》首列“总论看文字法”﹐就有“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之说﹐其评论古文﹐也往往在起承转合处为之点明。《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云﹕“此是东坡应制科程文六论之一﹐有冒头﹐有原题﹐有讲题﹐有结尾。当熟读﹐当暗记﹐始知其巧。”後来的制举文(即八股文)就是由此演变而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人物品评的关系密切﹐由此而影响到评论家﹐常常以人体的各部分来比喻文学。但是在与科举有关的文学评论中﹐这种比喻又有其特别之处﹐就是常用头、项、腹(腰)、尾等﹐来表示文章或诗歌的结构。唐代佚名《诗式》举“杂乱”病曰﹕ 　　凡诗发首诚难﹐落句不易。或有制者﹐应作诗头﹐勒为诗尾﹔应可施後﹐翻使居前﹐故曰杂乱。 　　已见这类比喻的端倪。又唐代佚名《赋谱》云﹕ 　　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至今新体﹐分为四段﹕初三、四对约三十字为头﹐次三对约四十字为项﹐次二百余字为腹﹐最末约四十字为尾。就腹中更分为五﹕初约四十字为胸﹐次约四十字为上腹﹐次约四十字为中腹﹐次约四十字为下腹﹐次约四十字为腰。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二引《金针诗格》云﹕ 　　第一联谓之“破题”﹐欲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又如海鸥风急﹐鸾凤倾巢﹐浪拍禹门﹐蛟龙失穴。第二联谓之“颔联”﹐欲似骊龙之珠﹐善抱而不脱也。亦谓之“撼联”者﹐言其雄赡遒劲﹐能捭阖天地﹐动摇星辰也。第三联谓之“警联”﹐欲似疾雷破山﹐观者骇愕﹐搜索幽隐﹐哭泣鬼神。第四联谓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 　　这段文字是否真出於白居易之手﹐当然很可怀疑。但唐代以《诗格》、《赋枢》等为标准考试进士﹐而白居易又是为当时举子所“宗”的五人之一﹐因此这段文字还是与当时的科举有关。五代神辟《诗格》﹐有“论破题”、“论颔联”、“论诗腹”、“论诗尾”等节目﹐反映的还是当时的风气。宋人评点诸书﹐凡与科举有关者﹐也多有此类论调。上引吕祖谦和谢枋得的说法即可作为例证。又如《论学绳尺》卷首《论诀》引冯椅“论一篇之体”﹕ 　　鼠头欲精而锐﹐豕顶(似为“项”之误)欲肥而缩﹐牛腹欲肥而大﹐蜂尾欲尖而峭。 　　又引欧阳起鸣“论头”、“论项”、“论心”、“论腹”、“论腰”、“论尾”。如“论头”云﹕ 　　论头乃一篇纲领﹐破题又论头纲领。两三句间要括一篇意﹐承题要开阔﹐欲养下文﹐渐下莫说尽为佳。欲抑先扬﹐欲扬先抑﹐最嫌直致无委曲。讲题、举题只有详略两体﹐前面意说尽﹐则举题当略。前面说未尽﹐则举题当详。缴结收拾处要紧切﹐前後相照。 　　这里说到对题目的破、承、转、结﹐成为南宋以来的程文定式﹐明、清八股文有所谓破题、承题、起讲、大结等﹐便是由此演变而来。元代以来﹐一般的文学理论中也多有此类论调﹐如旧题杨载的《诗法家数》﹐其中“律诗要法”节便讲起、承、转、合﹐分别就破题、颔联、颈联、结句阐述之。旧题傅与砺的《诗法正论》也有类似说法。明人王昌会《诗话类编》卷二“论起承转合”云﹕“以律诗论之﹐首句是起﹐二句是承﹐中二联则衬贴题目﹐如经义之大讲﹐七句则转﹐八句则合耳。”起承转合成为律诗的一般章法﹐也成为“三家村”塾师的启蒙语。又王鹗提出“作文三体”﹐有所谓“入作当如虎首﹐中如豕腹﹐终如虿尾”(王恽《玉堂嘉话》卷一引)﹔乔吉提出的“作今乐府法”﹐有所谓“凤头、猪肚、豹尾”(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八引)﹐似乎也与上述说法有关。 　　上文提到﹐最早的评点书不涉及诗而多评文﹐实与科举有关。而宋末的刘辰翁全力作诗歌评点﹐似仍与科举有关。元初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指出﹕ 　　宋末须溪刘会孟出於庐陵(即欧阳修)﹐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於是诗又一变矣。(《圭斋文集》卷八) 　　宋代科举有记载者到度宗十年(1274年)为止﹐五年後宋亡﹐直到元代延佑年间才恢复科举。在这四十多年时间里﹐诗歌风气兴盛起来。陆文圭《跋陈元复诗稿》指出﹕“科场废三十年﹐程文阁不用﹐後生秀才气无所发泄﹐溢而为诗。”(《墙东类稿》卷九)刘辰翁的评点﹐主要是授以诗学门径。其子刘将孙《刻长吉诗序》云﹕ 　　先君子须溪先生於评诸家诗﹐最先长吉。盖乙亥避地山中﹐无以纾思寄怀﹐始有意留眼目﹐开後来。自长吉而後及於诸家。开示其微﹐使览者隅反神悟﹐不能细论也。……每见举长吉诗教学者﹐谓其思深情浓﹐……最可以发越动悟者在长吉诗。(《养吾斋集》卷九)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些学诗者中﹐多数可能是东南一地的诗社成员。所以﹐其诗歌评点与科举实亦有间接关系。 　　在宋末元初的诗社中﹐有些也仿效科举法﹐评其优劣﹐列出名次。合为一书﹐即成评点。如宋末元初月泉吟社﹐几乎完全效仿科举活动。拟定题目﹐按期交卷﹐然後誊副糊名﹐由考官定以名次﹐定期揭晓﹐发放赏品。如第一名罗公福﹐其真实姓名为连文凤﹐糊名法即仿效科举。评语云﹕“众杰作中求其粹然无疵﹐极整齐而不窘边幅者﹐此为冠。”(《月泉吟社诗》)便类似考官评语。被评诸人﹐也往往以门生自居。如罗公福《回送诗赏札》云﹕“抚景兴思﹐慨唐科之不复以诗为试﹐觊同雅之可追﹐窃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维乎公是。”第二名司马澄翁则云﹕“置诸榜眼﹐壮此诗脾。……录其善者﹐愿为吟社之门生﹔罗而致之﹐景仰骚坛之座主。”(同上)又如越中诗社﹐曾以《枕易》为题集卷三十余份﹐所聘评点者即称“考官李侍郎”。黄庚《月屋漫稿》、张观光《屏岩小稿》同录《枕易》诗﹐为“越中诗社试题都魁”﹐并附有批语。到元、明之际﹐这种方式仍然流行。如李东阳《麓堂诗话》指出﹕ 　　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於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 　　虽然这些仿效科举的行为主要是诗社活动﹐但伴随这一活动的评点﹐也是与科举密不可分的。 　　上文说到南宋已降经义、策论文字渐成定格﹐於是有起承转合之说﹐影响及诗学理论﹐成为一般的通说。後世评点﹐也往往有用其说者。如金圣叹、冯舒、徐增之批唐诗、批杜诗﹐皆用此法。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卷一《赠李白》题下批云﹕ 　　唐人诗多以四句为一解﹐故虽律诗﹐亦必作二解。若长篇﹐则或至作数十解。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如此篇第一解﹐曲尽东都丑态﹔第二解﹐姑作解释﹔第三解﹐决劝其行。分作三解﹐文字便有起、有转、有承、有结。从此虽多至万言﹐无不如线贯华﹐一串固佳﹐逐朵又妙。自非然者﹐便更无处用其手法也。 　　这种以起承转合或分解的方式说诗﹐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未免拘泥牵强。画地为牢﹐只能是作茧自缚。王夫之对这种说诗格式曾有严厉的批评﹕ 　　起承转合﹐一法也。试取初盛唐律验之﹐谁必株守此法者﹖……且道“卢家少妇”一诗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树银花合”浑然一气﹐“亦知戍不返”曲折无端。……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气灵通﹐成章而达。……杜(甫)更藏锋不露﹐抟合无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转﹖陋人之法﹐乌足展骐骥之足哉﹖(《姜斋诗话》卷下) 　　清代中叶以後﹐这种说诗的论调就渐渐消失了。但我们考察这种论调的形成﹐不能不追溯至与科举有关的诗文批评﹐在其演变过程中﹐科举文的程式对於一般诗文批评的术语、方式也发生了作用和影响。评点也未能例外。 四、评唱与评点 　　禅宗在唐代兴起以後﹐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就文学批评而言﹐在思维方式、精神意态、名词术语以及着述形式等方面都有其痕迹。不过﹐批评形式的不同﹐如在诗话、诗格、论诗诗中﹐其受禅宗影响的程度和方面也是各异的。从评点的角度看﹐评唱的启示似不容忽视。 　　评唱是禅宗特有的着述形式之一﹐这种形式的出现是与禅宗的宗旨联系在一起的。禅宗强调自证自悟﹐不落言诠﹐但为了接引学人﹐又不得不诉诸语言文字。便宜的方法﹐就是引用古代大宗师的言行﹐或是举出他们悟道得法的因缘﹐使学人参而悟之。这样的言行或因缘就被禅家称作“公案”。三教老人序《碧岩录》云﹕ 　　尝谓祖教之书﹐谓之公案者﹐倡於唐而盛於宋﹐其来尚矣。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牍语﹐……具方册作案底﹐陈机境为格令﹐与世间所谓金科玉条、清明对越诸书﹐初何以异。祖师所以立为公案﹐留示丛林者﹐意或取此。 　　从唐代开始﹐禅师上堂垂示﹐常举古人公案﹐至宋代则更为普遍。如《五灯会元》卷十二《丞熙应悦禅师》上堂云﹕ 　　我宗无言句﹐徒劳寻露布。现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门户。 　　但公案也未必人人能悟﹐所以禅家常有“公案未了”或“未了底公案”之说。《五灯会元》卷十四《天宁禧□禅师》云﹕“丹霞有个公案﹐从来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诸人﹐且道是个甚底﹖”其後环顾左右曰﹕“会麽﹖”众曰“不会”。同书卷二十《梁山师远禅师》上堂举杨岐三脚驴子话云﹕ 　　这公案直须还他透顶彻底汉﹐方能了得。此非止禅和子会不﹐而今天下丛林中﹐出世为人底﹐亦少有会得者。 　　又对於同一公案﹐诸学人参证商量的心得也未必一致﹐甚至有偏颇误解。同书卷二十《焦山师体禅师》上堂举“临济四喝”公案云﹕ 　　这个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尽善。 　　由於这两点原因﹐於是禅家又有“颂古”和“代别”﹐对公案下转语、着见地﹐以转拨心机、启发学人。而最初以此出名的就是汾阳善昭禅师。《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中专集“颂古代别”。颂古是以韵文的形式对公案作旁敲侧击诗的引发﹐代别则是以直说的形式对公案加以弥缝修正。善昭禅师云﹕“室中请益古人公案﹐未尽善者﹐请以代之﹔语不格者﹐请以别之﹐故目之为‘代别’。”对於汾阳禅师的这种作风全面秉承的﹐是雪窦重显禅师。《祖庭事苑》卷一至卷四提及雪窦的着作有八种﹐其中就有《雪窦拈古》和《雪窦颂古》。圆悟克勤《碧岩录》第一则评唱云﹕“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而已。”因为颂古是用诗歌形式﹐意在言外﹐所以是“饶路说禅”。拈古是以直说的方式剖判公案﹐如同根据法律条文判案。也正因为是“饶路说禅”﹐学人往往仍然不易领会﹐於是有必要对之再作评说提唱﹐这就是“评唱”的产生。 　　现存最早而且影响最大的评唱﹐是成书於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的《碧岩录》(又名《碧岩集》)。《碧岩录》原先是北宋初期雪窦重显(980-1052年)从《景德传灯录》、《云门广录》及《赵州录》等书中选出的一百则公案﹐写成了一百则颂古﹐以阐扬公案的含义。至北宋後期圆悟克勤(1063-1135年)在其基础上加上垂示、着语和评唱﹐对於这一百则公案和颂古复加阐扬﹐乃成此书。由於雪窦很有诗才﹐所以其颂古在当时极为流行。圆悟《碧岩录》第四则评唱云﹕“雪窦颂一百则公案﹐一则则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他更会文章﹐透得公案﹐盘礡得熟﹐方可下笔。”圆悟禅师的悟性极高﹐辨才无碍﹐二十年间﹐多次为弟子剖析《雪窦颂古》﹐最後集结成书。关友无党的《後序》说﹕ 　　《雪窦颂古》百则﹐丛林学道之诠要也。其间取譬经论或儒家文史﹐以发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时为後学击扬剖析﹐则无以知之。圆悟老师在成都时﹐予与诸人请益其说﹐师後住夹山道林﹐复为学徒扣之﹐凡三提宗纲。语虽不同﹐其旨一也。 　　禅宗发展到北宋後期﹐各宗派之间既有对立﹐又有融合。大致看来﹐临济宗与曹洞宗的对立比较突出﹐而与云门宗则有融合的趋向。雪窦属云门宗系统﹐从云门文偃、香林澄远、智门光祚一线传下﹔圆悟属临济宗杨岐派系统﹐其法系为杨岐方会、白云守端、五祖法演到圆悟克勤。他在云门宗的典籍上加以评唱﹐这一事实也表明了两宗合流的趋向。唐代咸通年间夹山善会禅师在回答“如何是夹山境”的问题时﹐用了“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两句诗(《景德传灯录》卷十五《夹山善会禅师》)。圆悟在住持夹山灵泉禅院时最後一次评唱此书﹐故命名为《碧岩录》。 　　《碧岩录》的结构颇为特殊﹐它由以下五部分构成﹕一垂示(一本作“示众”)﹐是将本则公案的重点加以提示﹔二本则﹐就是雪窦选出的公案﹔三颂古﹐即雪窦用偈颂的形式阐扬公案﹔四着语﹐是圆悟在本则和颂古的字里行间所作的细微的短评﹔五评唱﹐分别附在本则和颂古的後面﹐是对本则或颂古的总评。广义的评唱﹐应该包括“垂示”和“着语”埣蛢S５□钦馑母霾糠值拇涡蛉绾?(“着语”散见於本则和颂古之中﹐非独立成篇)﹐却因版本不同而有差异。《碧岩录》的版本﹐最流行的是元大德四年(1300年)张炜(明远)的刊本(简称“张本”)﹐已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另外有成都刊本(简称“蜀本”)和福州刊本(简称“福本”)﹐均已亡佚﹐日本岐阳方秀(1361-1434年)的《碧岩录不二钞》和大智实统的《碧岩录种电钞》曾引录﹐并与张本作对校。日本还有道元禅师入宋时﹐以一夜功夫抄成的本子(简称“一夜本”)。次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张本和一夜本。前者以垂示、本则、本则评唱、颂古、颂古评唱为序﹐後者以示众、本则、颂古、本则评唱、颂古评唱为序。究竟哪一个次序能够反映其本来面目﹖学者有不同意见。如铃木大拙认为後者代表了古体﹐而伊藤猷典认为前者符合其原型﹐似乎更为合理。其次序应该是﹕垂示﹐本则﹐本则评唱﹐颂古﹐颂古评唱。兹选录一则如下﹕ 　　垂示云﹕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轨﹐亦今时之枢要。若论杀也﹐不伤一毫。若论活也﹐丧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传﹐为什麽却有许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试说看。 　　【本则】举。僧问洞山﹕“如何是佛﹖”铁蒺藜。天下衲僧跳不出。山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树﹐骂柳树。为秤□。 　　【评唱】这个公案﹐多少人错会。直是难咬嚼﹐无你下口处。何故﹖淡而无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话﹐或云“殿里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断古人舌头。人多作话会道﹐洞山是时在库下称麻﹐有僧问﹐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问东答西”﹐有底道“你是佛﹐更去问佛﹐所以洞山绕路答之”﹐死汉更有一般道“只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没交涉。你若恁麽去洞山句下寻讨﹐参到弥勒佛下生﹐也未梦见在。…… 　　【颂】金乌急﹐左眼半斤﹐快鹞赶不及。火焰里横身。玉兔速﹐右眼八两﹐□娥宫里作窠窟。善应何曾有轻触。如钟在扣﹐如谷受响。展事投机见洞山﹐错认定盘星﹐自是□黎恁麽见。跛鮛盲龟入空谷。自领出去﹐同坑无异土。阿谁打你鹞子死。花簇簇﹐锦簇簇﹐两重公案﹐一状领过﹐依旧一般。南地竹兮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公案。头上安头。因思长庆、陆大夫﹐癞儿牵伴﹐山僧也恁麽﹐雪窦也恁麽。解道合笑不合哭。呵呵﹐苍天﹐夜半更添冤苦。咦。咄﹐是什麽﹐便打。 　　【评唱】雪窦见得透﹐所以劈头便道“金乌急﹐玉兔速”﹐与洞山答“麻三斤”更无两般。日出月没﹐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道金乌是左眼﹐玉兔是右眼。才问道﹐便瞠眼云“在这里”。有什麽交涉﹖若恁麽会﹐达磨一宗扫地而尽。所以道﹐垂钩四海﹐只钓狞龙。格外玄机﹐为寻知己。雪窦是出阴界底人﹐岂作这般见解﹖雪窦轻轻去敲关击节处﹐略露些子教你见﹐便下个注脚道﹕“善应何曾有轻触。”洞山不轻酬这僧﹐如钟在扣﹐如谷受响。大小随应﹐不敢轻触。雪窦一时突出心肝五脏﹐呈似你诸人了也。雪窦有《静而善应颂》云﹕“觌面相呈﹐不在多端。龙蛇易辨﹐衲子难瞒。金鎚影动﹐宝剑光寒。直下来也﹐急着眼看。”…… 　　将其结构略作分析﹐垂示类似於解题﹔本则为古来公案﹐以散文为之﹔本则评唱﹐总评此公案﹔颂古为雪窦偈颂﹐以韵文为之﹔颂古评唱﹐总评此偈颂。而其中的着语则类似於夹评。刀剑为利器﹐禅宗常用来比喻截断一切知见会解、思虑分别之境。“杀人”、“活人”不过用来形容师家启悟学人时活杀自在的手段﹐实相反而又相成﹐无非指出向上一路。但学人若死於句下﹐则未免“如猿捉影”﹐劳而无功。这就是“垂示”所揭示的本则公案的大意所在。本则公案举僧问洞山“如何是佛”﹐圆悟禅师着语云﹕“铁蒺藜。天下衲僧跳不出。”铁蒺藜原是布在地上防止敌军进攻的障碍物66﹐这里比喻考量僧人的问题。而洞山回答“麻三斤”﹐圆悟禅师着语云﹕“灼然破草鞋。指槐树﹐骂柳树。为秤锤。”第一句话教人不必咬嚼此语﹐第二句说此语言在此而意在彼﹐第三句说此语是对学人的考量。本则评唱先举出四种误解﹐指出“若恁麽去洞山句下寻讨﹐参到弥勒佛下生﹐也未梦见在”。其实﹐制作一件袈裟的材料所需正是“麻三斤”﹐僧衣即代表僧人自身﹐以此启示学人彻底去粘解缚、反求诸己。本则评唱大意在此。“金乌”、“玉兔”为日月之代称﹐“急”、“速”则形容洞山答话如电光石火﹐间不容发﹐而其善於应答﹐亦未曾落於言诠。但学人不悟﹐以用为体﹐欲从言句上见洞山境界﹐则恰如“跛鮛盲龟入空谷”。花团锦簇用以形容洞山答语所创造的世界﹐但泥於句下﹐则以为麻是孝服﹐竹为孝杖﹐花团锦簇为棺材上所画的花草。如果这样﹐便真是“合笑不合哭”了。颂古即是此意。而颂古评唱则进一步揭示此意。可见﹐评唱是要将本则和颂古的妙处随时揭示﹐又加以提举总评。从其格式来看﹐与後世的评点完全一致。上文曾分别就章句与评点、论文与评点、科举与评点加以论述﹐但从形式上看﹐评点最为完整的样板应该是评唱﹐垂示即如评点中的题下总论﹔着语即如文中的旁批、眉批﹔评唱(狭义的)即如文末的总评。除了缺少涂抹标点的符号﹐评唱(广义的)是较为典型的评点形式。从形式上看是如此﹐从精神意态上看更是如此。上文提到经典义疏和文学注释对评点的影响﹐但从对待文本的态度来说﹐义疏和注释是谦恭的﹐而评唱对於古来的公案或偈颂是平等的﹐甚至是优越的。在这一方面﹐评点的性格与评唱也是极为接近的。 　　禅宗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深远的﹐例如﹐禅宗的术语曾影响了晚唐五代的诗格﹐禅宗的语录体曾影响了诗话体的产生﹐禅宗的偈颂则影响了宋代的论诗诗﹐这些都有大量的实证材料可以证明。评唱影响及评点﹐也是极为正常的。 　　《碧岩录》成书前就以抄录本形式流传於世近二十年﹐成书後﹐更是风行一时。《禅林宝训》卷四引心闻贲禅师《与张子韶书》云﹕ 　　天禧间﹐雪窦以辨博之才﹐美意辨弄﹐求新琢巧。继汾阳为颂古﹐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逮宣政间﹐圆悟又出己意﹐离之为《碧岩集》﹐彼时迈古淳全之士﹐如宁道者、死心、灵源、佛鉴诸老﹐皆莫能回其说。於是新进後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学者之心术坏矣。 　　希陵《碧岩集後序》指出﹕ 　　圆悟禅师评唱雪窦和尚颂古一百则﹐剖决玄微﹐抉剔幽邃﹐显列祖之机用﹐开後学之心源。……後大慧禅师因学人入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有悟。”因虑其後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 　　元大德四年张炜重新刊行《碧岩集》﹐署作“宗门第一书”﹐似乎并非其独自发明﹐而是此书自北宋末以来的广泛流传的真实写照。佛教、禅宗对宋代普通文人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举子程文多用佛语﹐以至於北宋後期以来的奏议诏令中﹐三番五次禁用佛书释典。而在南宋的科场中﹐士子多用的已是禅宗话头。《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举士十》载﹕ 　　孝宗乾道五年正月十一日﹐臣僚言﹕比年科场所取试文﹐遽不及前。论卑而气弱﹐浮虚稍稍复出﹐甚者强掇禅语﹐充入经义。……相习相同﹐泛滥莫之所届。此岂为士人罪哉﹖荐绅先生则使然。伏愿深诏辅弼﹐明?有司﹐自今试士﹐必取实学切於世用者。苟涉浮虚﹐及妄作禅语﹐虽甚华靡﹐并行黜落。庶几学者洗涤其心﹐尽力斯文﹐以称陛下总核之政。从之。 　　又同书《选举五‧贡举杂录》载﹕ 　　庆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吏部尚书叶翥等言﹕二十年来﹐士子狃於伪学﹐沮丧良心。……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以盖其空疏不学之陋﹐杂以禅语﹐遂可欺人。……盖由溺习之久﹐不自知其为非﹐欲望因今之弊﹐特诏有司﹐风谕士子﹐专意孔、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复传语录﹐以滋其盗名欺世之伪。……从之。 　　从朝廷再三下令禁止的情形推测﹐当时此类现象必然是屡禁不止。雪窦、圆悟皆有出色的文学才能﹐与当时的文人交往多而且密﹐深受重视。其书又有“宗门第一书”的美誉﹐在禅宗语录风行一世的时代﹐其渗透力之深远﹐似不容低估。雪窦除颂古一百则外﹐尚有拈古一百则﹐圆悟也曾为之评点阐扬﹐题为《佛果击节录》二卷。从评唱本身来看﹐後世有《从容庵录》﹐为宋天童正觉禅师颂古﹐元万松行秀评唱﹔又有《空谷集》﹐为宋投子义青禅师颂古﹐元林泉从伦禅师评唱。後人也常将评唱与诗学相提并论。如方回大德四年序《碧岩录》云﹕ 　　自《四十二章经》入中国﹐始知有佛﹔自达磨至六祖传衣﹐始有言句。曰“本来无一物”为南宗﹐曰“时时勤拂拭”为北宗﹐於是有禅宗颂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骂祖﹐无所不为。间有深得吾诗家活法者。 　　万松行秀《评唱天童从容庵录寄湛然居士书》云﹕ 　　吾宗有雪窦、天童﹐犹孔门之有游、夏。二师之颂古﹐犹诗坛之李、杜。世谓雪窦有翰林之才﹐盖采我华而不摭我实。又谓不行万里地﹐不读万卷书﹐毋阅工部诗。言其博赡也。拟诸天童老师颂古﹐片言只字﹐皆自佛祖渊源流出﹐学者罔测也。 　　因此﹐评唱对於文学的影响尤其重大﹐决非无稽之谈。其写作格式及精神意态对於评点形成的先导作用﹐通过以上的分析﹐两者间的脉络实清晰可辨。 　　评唱的语言风格一如禅宗语录﹐但更为简捷泼辣﹐尤其是其着语部分﹐更是正语、反语、雅语、俗语、冷嘲语、热骂语、庄语、谐语、经典语、疯癫语杂陈并置﹐无所不用。评点书中的文中夹评﹐虽语言风格有异﹐但同样简捷明快﹐一语中的。如《古文关键》常用“起得好”、“承得好”、“结有力”等评点结构﹐又往往用“洒脱”、“警策”、“炼句”等评点文字﹐这种时时处处的点评﹐恰似评唱中的着语﹐不断为读者或学人点醒眼目。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评点书中也不时夹杂禅语。如《古文关键》卷上评韩癒《获麟解》“麟之所以为麟者”句云﹕“百尺竿头进一步。”此即出於禅宗﹐《五灯会元》卷四《长沙景岑禅师》载其偈云﹕“百尺竿头须进步。”卷六《茶陵郁山主》记白云守端禅师偈云﹕“百尺竿头曾进步。”卷十七《黄龙祖心禅师》载其语云﹕“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又评《师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句云﹕“使《袁盎传》意﹐换骨法。”虽然江西诗派有“夺胎换骨”之说﹐但“换骨法”实与禅宗有关。後世如金圣叹之评《水浒》﹐那种冷嘲热讽的笔调﹐更是有得於禅宗旨趣。其《读第五才子书法》直用禅宗语“咬人屎撅﹐不是好狗”﹔其《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也每以赵州和尚之“无”说《西厢记》。所以讲到评点﹐也有人以禅喻之。如姚鼐《与陈硕士笺》指出﹕“文家之事﹐大似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惜抱轩尺牍》卷五)又《答徐季雅》云﹕“夫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不可言喻者要必自可言喻者入之。……圈点启发人意﹐有癒於解说者矣。”(同上卷二)评点的这种文学津梁的作用﹐实亦类似於评唱之接引学人﹐一旦悟理﹐则可得鱼忘筌、抵岸舍筏。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方式﹐就其最有民族特点、同时又使用得最为广泛而持久者言之﹐有选本、摘句、论诗诗、诗格、诗话和评点。其中评点方式的形成时间最晚﹐因此它所吸收的因素也最为复杂。上文从四个方面为之沿波讨源﹐如果要勉强作一概括性说明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章句提供了符号和格式的借鉴﹐前人论文的演变决定了评点的重心﹐科举激发了评点的产生﹐评唱树立了写作的样板。评点的批评注重细微的分析剖判﹐从局部着眼衡量﹐未免“识小”之讥。但放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的体系中看﹐评点所最为倾心的是文本本身的优劣﹐它努力挖掘的是文学的美究竟何在以及何以美﹐它注重对文本的结构、意象、遣词造句等属於文学形式方面的分析﹐同时也不废义理和内容的考察﹐尽管这在评点是次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抉发的。□ -- 患此病者﹐每迎风辄堕泪﹐由是得名。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66.111.7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