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目录 序 总论 前言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第一讲 汉代　【二、汉代选举制度】 第一讲 汉代　【三、汉代经济制度】 第一讲 汉代　【四、汉代兵役制度】 第一讲 汉代　【五、汉代制度检讨】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第二讲 唐代　【二、唐代考试制度】 第二讲 唐代　【三、唐代经济制度】 第二讲 唐代　【四、唐代兵役制度】 第二讲 唐代　【五、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 宋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第三讲 宋代　【二、宋代考试制度】 第三讲 宋代　【三、宋代赋税制度】 第三讲 宋代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第四讲 明代　【二、明代考试制度】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第五讲 清代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第五讲 清代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第五讲 清代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第五讲 清代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第五讲 清代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第五讲 清代　【七、变法与革命】 钱穆年表 钱穆先生小传 王昆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毕明迩﹕关於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序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传﹐把秦以後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於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於一二人之私心﹐全耨揭怗妆W诎邓淖掷茨ㄉ保空馐俏蚁胄匆徊恐泄□□沃贫仁分□诙□颉５□捎诠□掖缶种□□矗□饺松□钪□话捕ａ□□约合胄吹模□械奖日庖徊渴楦□匾□囊不褂校□虼舜耸橹沼诿挥行础Ｒ痪盼宥□耆□脑录洌□泻尉粗□壬□□医惭□泄□□□□蔚檬□□□财谥挥形宕危□看沃幌蘖叫Ｅ保□治□猛敬颐Γ□约捌渌□跫□□２荒芏岳□飞洗□持贫认□赋率觯□□芊11樱□辉窈禾扑蚊髑逦宕□跃俅蟾佟１纠聪朐倬徒惭菁锹及言诮惭菔蔽醇疤岬降模□允略霾埂２恍医惭萃瓿桑□壹案荷搜澂。□诖似诩洌□挥芯□Χ源私哺澹□偈赂慕板Ｖ坏镁驮□锹几逵杏朐□惨逯甲呤□ι陨孕Ｕ□□□渌□辉偃笫瘟恕＝□慈舫□拊福□苄闯□徊拷舷瓯傅闹泄□□沃贫仁罚□蚴糁列遥□丑耸榈靡郧老瘸式逃诙琳咧□埃□嗫缮宰孕牢濬□16诖酥滦缓蜗壬□□酪狻Ｈ粑藓蜗壬□庖环□矫□□□诵Ｅ椋□膊换嵊胁执偻瓿芍□□摹４烁宄醭桑□谝痪盼宥□臧嗽挛以谔ㄖ醒澂Ｅ薄Ｋ煤笥钟醒□迹□胄匆槐尽把芯恐泄□□□□沃贫取钡慕滩模□馗迤谙奚跗龋□司痛烁迳约有薷模□缣拼□牧剿爸疲□鞔□母乘爸贫鹊龋□□腥□尚伦柿喜谷耄□显□迳晕３涫担□豢稚卸嗍杪├□螅□信味琳咧□刚□? 　　一九五五年八月钱穆於香港 总论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後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至於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於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这问题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对於新的县政﹐我们该如何建设﹐旧的省区制度﹐又该如何改进﹐实在值得我们再细来研究。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着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正取得。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於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於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於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舖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舖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舖了就不见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配寸﹐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舖的﹐散漫的﹐於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於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於是社会成为一种平舖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麽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坐观。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於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癒来癒多﹐做官人也癒来癒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通﹐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於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纨□子弟了。於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系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传统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将。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虽说此後这一毛病可以没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於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癒繁密﹐人才癒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後不如前之感。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於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於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癒後癒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癒後癒少了。此後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几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而且建立中央﹐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舖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舖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麽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於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麽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将最後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麽事都待集体商量过﹐於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於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前言 　 　　此次呈贵会邀约讲演﹐讲题大体规定是讲中国历代的政治得失。但中国传统政治﹐历代间﹐也极多变迁﹐若笼统讲﹐恐不着边际。若历代分别讲﹐又为时间所限。兹仅举要分为五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後继续讲宋、明、清。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这一番讲演﹐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但要讲制度甚不易。在史学里﹐制度本属一项专门学问。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而且亦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後影﹐渐渐地在变质。如此讲制度﹐才能把握得各项制度之真相﹐否则仍只是一条条的具文﹐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於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有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这些﹐在当时也未必尽为人所知﹐一到後世﹐则更少人知道。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纵然事过境迁﹐後代人都不了解了﹐即其在当时也不能尽人了解得﹐但到底这不是一秘密。在当时﹐乃至在不远的後代﹐仍然有人知道得该项制度之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有记载在历史上﹐这是我们讨论该项制度所必须注意的材料。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後代人单凭後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即使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我上述的历史意见﹐单就中国历史论﹐如今所传历代名臣奏议之类﹐便是一项极该重视的材料。那些人﹐在历史上﹐在他当时﹐所以得称为名臣﹐而他们那些奏议﹐所以得流传下﹐仍为此後较长时期所保留﹐所诵览﹐正因为他们的话﹐在当时﹐便认为是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的。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所以到後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我们单就上举七端﹐便见要讲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其事甚不易。我们再退一步﹐但就制度言﹐也该先定一范围。我此刻首先想讲政府的组织﹕换句话说﹐是讲政府职权的分配。即就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看中国历史上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我们便可借此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及其内在之根本意向。第二范围想讲考试和选举。照理应该先讲此一项﹐让我们先知道中国历来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由是再讲这个政府之怎样组织﹐及其职权之怎样分配﹐就更容易明了其内在之意义。因为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是第一义。至於政府内部各项职权之究应如何分配﹐这已属第二义﹐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至於政府内部职权之怎样分配﹐这是政府的组织法﹐却并非产生政府的根本大法。因此照理言ㄐ挠晼憔q□□赜诘谝环段□５□蚁旅嫠□玻□蚯蠹蚪菀酌鳎□识□□肆礁鱿金恐□群□棺□恕５谌□龇段□蚪舱□□母乘爸贫龋□馐钦□□赜诓普□□萌绾未□淼闹贫取Ｕ庖环段□部煽吹盟□苤匾□Ｖ泄□郧白ｎ仓贫妊馗□牡谝徊渴椋□拼□庞拥摹锻ｕ洹罚□钕纫幻攀鞘郴□□词巧鲜龅牡谌□段□４谓惭【□□瓷鲜龅诙□段□Ｔ俳仓肮□□闶巧鲜龅谝环段□Ｏ衷谖□奖憬彩銎鸺□□戎肮□□慰际裕□俅问郴酢６出谌□段□种唤补赜谔锔车囊幌睢５谒姆段□蚁虢补□烙氡□壑贫取Ｑ□□苏□□氖蔷□茫□Ｎ来苏□□氖俏淞ΑＵ庖环段□布□匾□Ｆ渌□缪□Ｖ贫冉逃□贫鹊龋□疽埠苤匾□□□蚁氲□哟怂母龇段□□粗赋吕□□□沃贫鹊难馗铮□看永□肥率瞪侠幢冉纤□暮没担□□莸笔比说囊饧□此得魉□牡檬□Ｔ诖怂姆段□酝獾模□蛟莶簧婕傲恕?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甲、皇室与政府 　　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只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於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现在专说汉代政府究是怎样组织的﹖我们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在此方面﹐我亦只想提出两点来加以申说。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我们知道﹕秦以後﹐中国就开始有一个统一政府﹐在一个统一政府里﹐便不能没有一个领袖。中国历史上这一个政治领袖﹐就是皇帝。这皇帝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皇位是世袭的──父亲传给儿子。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麽要世袭呢﹖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城市。後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况且世界各国﹐在历史上有皇帝的﹐实在也不在少数。我们不能说﹐中国从前不用民主选举制﹐而有一个世袭的皇帝﹐便够证明中国传统政治之黑暗与无理性。在封建时代﹐本来有很多家庭有他们世袭的特权﹐这些皆所谓贵族。但从秦汉以後﹐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以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从前封建时代﹐政府和家庭﹐有分不开的关系﹐现在则不然了。组织政府的是一个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一个家。不过在那时﹐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这是秦汉时代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此下中国政治史上一向要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要讲汉代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让我先举一实例﹕当时皇帝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而两边的组织﹐大小不同。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这真是皇宫里的“秘书”了。汉代开始的尚书﹐其职权地位本不高﹐後来才癒弄癒大。最先尚书只是六尚之一﹐这是皇帝的秘书处。若说到宰相的秘书处呢﹖共有十三个部门﹐即是当时所谓的十三曹﹐一个曹等於现在一个司。我们且列举此十三曹的名称﹐便可看出当时宰相秘书处组织之庞大﹐与其职权之广泛。一西曹﹐主府史署用。二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并包军吏在内。二千石是当时最大的官﹐以年俸有两千石谷得名。可见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经宰相的秘书处。三户曹﹐主祭祀农桑。四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略如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五词曹﹐主词讼﹐此属法律民事部分。六法曹﹐掌邮驿科程﹐这像现在的交通部﹐科程是指一切交通方面之时限及量限等。七尉曹﹐主卒曹转运﹐是管运输的﹐略如清代之有漕运总督。八贼曹﹐管盗贼。九决曹﹐主罪法。此两曹所管属於法律之刑事方面。十兵曹﹐管兵役。十一金曹﹐管货币盐铁。十二仓曹﹐管仓谷。十三黄阁﹐主簿录众事﹐这是宰相府秘书处的总务主任。这十三个机关﹐合成一个宰相直辖的办公厅。我们只根据这十三曹名称﹐便可想见当时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於皇帝。因为皇帝只有一个笼统的尚书处﹐只有一个书房。最先的尚书也仅有四人﹐而宰相府下就有十三个机关。这相府十三曹﹐此诸皇室尚书的范围大得多﹐而且此十三曹的权位也很重﹐也竟俨如後代之专部大臣。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以上单据一例来讲皇室和政府的区别。从中国传统政治的大趋势看﹐一般意见一向是看重这区别的。 　　乙、中央政府的组织 　　现在说到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当时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它是副丞相。按照汉代习惯﹐用现代语说﹐这里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规定﹐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因此当时最高行政长官实在是丞相。依照文字学原义﹐丞是副贰之意。所谓相﹐也是副。就如现俗称嫔相﹐这是新郎新娘的副﹐新郎新娘不能做的事﹐由嫔相代理来做。所以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麽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理﹐皇帝可以不负责任。为什麽又叫宰相呢﹖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事在祭祀。祭祀是最重要事在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古人称“化家为国”﹐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於是他家里的家宰﹐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本来封建时代﹐在内管家称宰﹐出外作副官称相﹐所以照历史传统讲﹐宰相本来只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蜕。但正因如此﹐所以秦汉时代的宰相﹐他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这在周官书里的天官塚宰的职权﹐便是如此的。但现在的宰相﹐他既要掌管国家政府的一切事情﹐他再没有工夫管皇帝的家事﹐於是在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之下﹐设有一个御史中丞﹐他便是御史大夫的副﹐这个人就住在皇宫里。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是住在皇宫的。皇室的一切事﹐照例都归御史中丞管。御史中丞属於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隶属於宰相﹐如实则皇室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从另一方面讲﹐宰相的来历﹐本只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管家﹐自该管皇宫里的事。那是封建旧制遗蜕未尽。但从另一方面看﹐只好说﹐皇帝也不过市政府下面的一部分。所以宫廷事﹐也归宰相来统治。那时﹐皇帝有什麽事﹐交待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麽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这是当时皇帝与政府关系之大概。 　　再说汉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又称中二千石。因他们都是中央政府里的二千石﹐以示别於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长之亦是二千石而名。若讲到这些九卿职名的来历﹐却很有趣味﹕太常在秦代叫泰常﹐这个常字﹐本当作尝。他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依四时奉献时物﹐让祖先鬼神时时尝新﹐故称泰尝。在古代﹐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古代的住宅﹐东偏是祠堂﹐即庙﹐西偏是家屋﹐即寝。生宅死宅﹐连在一起。後代民间此制虽废﹐皇宫仍沿旧轨。直到清代﹐太庙不是紧贴在皇宫的东边吗﹖古代的家庭﹐最重要的﹐可说不是活人而是死人﹐祭祖自属大事。宰就是掌管杀牛祭祖的。所以汉廷九卿的第一卿﹐也是管祭祀的。这个官﹐正名定义﹐该属於皇家﹐管皇家的庙﹐管皇家祭祖的一个家务官。不好算是朝廷公职。其次是光禄勋。这个官名﹐直到清代还有﹐但这三字的原义﹐却早就忘失了。依文义讲﹐勋该就是阍﹐古音相同﹐这是皇家的门房。光是大义﹐光禄该即是大麓﹐禄麓音同相借。为什麽门房称大麓呢﹖此因古时代的皇帝﹐多半靠山住家﹐好像宋江在梁山泊﹐朱贵在山脚下开设酒店﹐好通报消息。所以皇帝居山﹐房门就设在山麓。尚书上说舜管尧的大麓﹐那便是舜做了尧的宰相。换言之﹐乃是当了尧的门房。因此光禄与勋是古今语﹐都指门房言。卫尉是一个武职﹐掌门卫屯兵﹐这是皇宫的卫兵司令。当时凡属军事方面的官都称尉。太仆犹之是皇帝的车夫﹐《论语》﹕“子适卫﹐冉有仆”﹐仆是赶车的。皇帝出去﹐太扑就替他赶车。那是皇帝的汽车司机。廷尉是掌法的﹐犯了皇帝的法﹐都归他管。如此看来﹐太常管皇家太庙﹐光禄卫尉﹐一是门房头儿﹐一是卫兵头儿。这都是在里面的。皇帝出门﹐随带的是太仆﹐在外面有人犯法﹐就是廷尉的事。大鸿胪﹐一直相沿到清代﹐就等於外交部。也如现在之礼宾司﹐是管交际的。胪是传呼义。古礼主宾交接﹐由主传到主身边的相﹐再由主身边的相传到宾边的相﹐由是而再传达到宾之自身。鸿即大义。大胪是传达官。宗正是管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异姓亲戚的。以上七个卿﹐照名义﹐都官的皇家私事﹐不是政府的公务。由这七卿﹐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政治﹐还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度下遗留的陈迹﹐然而那时已是化家为国了﹐原来管皇帝家务的﹐现在也管到国家大事了。譬如太常就兼管教育﹐因为古代学术都是在宗庙的。西方也一样﹐直到现在﹐在他们﹐教育和宗教还是分不开。光禄勋原是皇帝的总门房﹐现在皇宫里一切侍卫都要他管。那时皇宫里的侍从﹐还不完全是太监﹐而且太监很少﹐大部分还是普通人。当时一般要跑入政府做官的人﹐第一步就得现进入皇宫里﹐充侍卫﹐奉侍皇帝﹐让皇帝认识﹐然後得机会再派出去当官。这些在皇宫里服务的﹐多半是年轻人﹐当时称作郎官﹐都归光禄勋管。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也就做过郎官。太仆呢﹖因管车马﹐所以国家一切武装﹐好像“坦克车、飞机”之类﹐他也连带管了。廷尉就变成司法﹐大鸿胪就变成外交。这是历史演变。我们推寻出这一演变﹐却并不是说汉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一个封建政府﹐而当时的九卿还是皇帝之私臣。因此等卿都隶属於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国家公事。此外还有两个卿﹐就是大司农和少府﹐都是管财政经济的。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所以我们说当时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鲜明划分的。当时全国田赋收入是大宗﹐由大司农管。工商业的税收﹐譬如海边的盐﹐山里的矿﹐原来收入很少﹐由少府管。这九卿﹐全都隶属於宰相。我们上面讲九卿﹐照名义来历﹐都是皇帝的家务官﹐是宫职﹐而系统属於宰相﹐岂不是宰相本是皇帝的总管家吗﹖但换句话说﹐便是当时政府的首长﹐宰相﹐可以管到皇宫里的一切。举例来说﹐少府掌管皇室经费﹐而少府属於宰相﹐宰相可以支配少府﹐即是皇室经济也由宰相支配。这样一讲﹐岂不是皇室反而在政府之下了吗﹖本来封建时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但到了郡县时代﹐化家为国﹐宰相管的﹐已经是国家了﹐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正式的首长。从前私家家庭中的各部门﹐也就变成公家政府的各部门。封建时代﹐以家为国﹐周天子是一个家﹐齐国也是一个家﹐鲁国又是一个家﹐这样的贵族家庭很多﹐天下为此许多家庭所分割。那时在大体上说﹐则只有家务﹐没有政务。现在中国已经只剩了一家﹐就是当时的皇室。这一家为天下共同所戴﹐於是家务转变成政务了。这个大家庭也转变成了政府。原先宰相是这个家庭的管家﹐现在则是这个政府的领袖。 　　以上对汉代的三公九卿﹐已经讲了一个大概。这是当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情形。 　　丙、汉代地方政府 　　汉代的地方政府﹐共分两级﹕即郡与县。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县数当然也随时有变动。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後世称美﹐这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区域﹐最高为省。一省之大﹐等於一国﹐或者还大过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实在太多了。但就行政区域之划分而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汉代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也是二千石。不过九卿称为中二千石﹐郡太守是地方上的二千石。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这又是汉制和後来极大的不同。九卿放出来当太守﹐并不是降级。地方二千石来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级﹐名义上还是差不多。当时全国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悇瀞撰诳僙儹灠遉靽禲澄L勺ㄔ钡降胤嚼吹鞑榈慕写淌贰Ｈ□□治□□□龅鞑榍辟□恳磺□梢桓龃淌罚□骄□恳淮淌返牡鞑榍□颖□换岢□□鸥隹□Ｋ□牡鞑橄金恳灿邢拗疲□□□娑ｕ□□□蹩疾欤□□跻酝猓□簿筒欢喙堋５胤绞导市姓□鹑危□怯商□馗涸鸬摹Ｕ□□纱淌防吹鞑椋□还□币桓龆□俊Ｋ□蕴□毓儋憾□□□□丑淌吩□贾皇琴焊□□偈□男」佟８□菡□□娑ㄏ金康鞑椋□菔切」僖材艹迫巍６□椅├涔傩　Ｋ□愿宜蹈医玻□匏□芗伞Ｕ庑┐淌罚□鲜粲谟□坟□﹔使□□褂惺□甯鍪逃□罚□ㄊ论雷嘀醒□思盎使□□囊磺惺虑榈摹２看淌泛褪逃□返囊饧□□急ｕ娴礁痹紫嘤□反蠓颖□痹紫□俦ｕ娴皆紫唷８痹紫嗨□ㄖ□紫嗟模□闶钦庖桓黾嗖斓脑鹑巍? 第一讲 汉代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上面讲了汉代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官﹐但这许多官从哪里来的呢﹖什麽人才可以做宰相御史大夫乃至这个部门的长官呢﹖这是讲中国政治制度上一个最主要的大题目。在古代封建世袭﹐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府﹐做官人有一定的血统﹐自然不会发生有此问题。但到秦汉时期便不同了。封建世袭制度已推翻﹐谁该从政﹐谁不该从政呢﹖除却贵族世袭外﹐首先令人想到军人政治﹐谁握有兵权﹐谁九掌握政权﹐支配仕途﹐但汉代又并不然。其次令人想到富人政治﹐谁有财富﹐谁便易於入仕﹐易於握权﹐但汉代也不然。我们讲汉代关於此一方面的制度﹐要到汉武帝以後﹐才渐趋於定型。那时已有了太学﹐好入现在的国立大学。当时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於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汉朝这样的管很多﹐中央虽只有三公九卿十多个﹐地方上的太守就有一百多个。）他们的子侄後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这已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这在西方﹐直到近代还见此制。中国则自汉武帝以後便变了。当时定制﹐太学毕业考试甲等的就得为郎﹐如是则朗官里面﹐便羼进了许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却不就是贵族子弟。至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县令也如是。但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譬如台北市的人﹐不能当台北市的市长﹔但台北市政府从市长以下的一切官﹐在汉代称为掾属的﹐那就绝对要用台北市的本地人。不过辟用掾属的权﹐则在长官手里﹐这叫做辟属。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由再想自己辟用。此外各卫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己任用。现在这个太学生考了乙等﹐譬如他是会稽郡人﹐他便回到会稽﹐指定由郡县政府试用﹐这所谓补吏。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後应有的待遇。 　　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遣﹐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後﹐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ル~滔土济谴蠹曳１硪饧□□饨卸圆摺Ｕ□□戳怂□堑囊饧□□俜直□粞∪斡茫□馐且桓龇绞健Ｕ庖恢盅【□□炔欢ㄆ塚□参抟欢ｕ难【倩□亍５胤矫褚庖部删□□□□徘洌□□□罅牛□部删佟Ｋ□僭虺莆□土迹□土际侵赣刑爻霾拍艿娜恕５诙□质翘厥獾难【□□┤缯□□衲暌□扇顺鍪剐倥□□鍪刮饔颖□枰□ㄍ夤□铮□艹钥啵□苡Ρ洌□□匠鍪咕□虻娜耍□□□３Ｏ纶□髑螅□灰□晕首约河写瞬鸥桑□梢宰约罕ㄑ　Ｓ秩缇□永镆□镁□氯瞬牛□蛉缁坪泳隹塚□枰□□爸嗡□娜耍□蠹抑□烙姓庵秩瞬牛□蠹铱梢跃□□约壕醯糜邪盐眨□约阂部芍苯永从ρ　Ｕ馐且恢痔厥獾难【佟﹕罄从钟幸恢钟卸ㄆ诘难【□□蔷褪茄【傩17□﹕扞□幌蛴汹□畹胤讲炀傩19恿□舻摹５□胤秸□□惺辈２蛔14庹饧□拢□ρ∪艘膊挥辉尽﹕何涞□保□□铝艘淮乌□椋□笠馑担耗忝琴即笠桓隹□□羲稻姑挥幸桓鲂19右桓隽□艨梢圆炀俚匠□Ⅲ□鞘翘□挡还□□氖隆６□业胤匠□俚闹霸穑□唤鲈诠芾□姓□□垢锰婀□椅锷□瞬牛蝗粢荒曛□塚□□桓鲂19右桓隽□舳佳〔怀觯□杉□敲挥芯〉匠□俚脑鹑巍Ｓ胧焙何涞劬拖铝□写蠹夜□椋□痪傩19恿□舻牡胤匠□儆θ绾未Ψ﹗Ｕ庖焕矗□臀□沃行纬闪艘恢钟卸ㄆ诘难【佟Ｎ蘼□绾危□靠□磕甓家□俪□桓隽礁鲂19恿□衾慈□稹﹕扞□话俣喔隹□□辽倜磕暌□帕及俣嘈17□偕铣□ⅠＵ庑┤说搅顺□Ⅲ□２荒芟裣土及阌薪虾媒峡斓某錾恚□□谴□□故前膊逶诨使□镒□桓隼晒佟Ｈ缡窃蛞桓鎏□□□□彼□址５降胤秸□□涞崩羰糁□螅□□曰褂邢Ｍ□徊炀俚交使□镒□桓隼伞４□□诶墒鸱□窦改辏□俜址３鋈□Ｗ源游涞□院螅□扞□鸾□纬闪艘恢忠荒暌痪俚目□□17□□辽倜磕旮□□□陆□桨俣喔鲂17□肜墒穑□□改昃鸵□辛角□觥４忧盎使□□睦晒偈涛辣疽仓挥卸□□笥摇Ｗ源酥贫刃纬桑□□□□旰螅□使□□睦晒□□腿□急涑煽□□17□□□切╝□□17□□侄喟胧怯商□□弦瞪□估舫錾淼摹Ｈ缡窃蚧实鄣氖涛兰□牛□□沃幸脖渲柿恕Ｈ□涑纱笱□弦档那嗄曛□斗肿恿恕Ｓ谑谴游涞□院螅□扞□淖龉偃私□□涑啥际嵌潦槌錾□恕﹕罄蠢墒鸪涑猓□□□址４斡玫娜瞬啪《啵□谑蔷桶盐薅ㄆ谘【□□厥庋【俣嘉□胃橄拢□送局挥行17□炀俚囊惶趼罚□馐堑蕉□菏贝□氖铝恕Ｕ庖恢贫龋□钟煞智澂炀□□萁出桨凑栈□谑□壤□峙洌□莆□ｕ睢Ｄ鞘笔强□□□□□蚧□牡貌炀僖恍17□□墒切17□怀晌□桓霾握□矢竦拿□疲□言□葱19恿□舻脑□宥际□□恕Ｗ詈笥钟煽□□炀僦□螅□醒朐偌由弦环□际浴Ｕ庖恢贫龋□谑腔岷嫌薪逃□12姓□迪啊13【儆□际灾□南钍中佽□即镉谕瓿伞? 　　我们从此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後﹐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後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这样的政府﹐我们再也不能叫它做贵族政府。郎官之中虽然也尽有贵族子弟﹐但究竟是少数。我们也不能称之谓军人政府﹐因郎官并不是由军人出身的。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因这些郎官﹐都不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这样的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并不是由其血统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麽关系﹐或者是大军人大富人﹐才爬上政治舞台。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第一讲 汉代　【三、汉代经济制度】 　 　　上面讲的是政府之形成﹐及其职权分配之内容。下面要讲到支持政府的主要经济问题﹐即赋税制度。汉代对於轻徭薄赋这一理想算是做到了。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可见战国税额﹐是不止什一的﹐在孟子以为什一之税已是很好了。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纳三十多一点的税。甚至当时人还说有百一之税的（见旬悦《前汉纪》）﹐并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後历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这因中国疆土广﹐赋税尽轻﹐供养一个政府﹐还是用不完。然而汉代税制﹐有一个大毛病﹐当时对於土地政策﹐比较是采用自由主义的。封建时代的井田制早已废弃﹐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所有权属於农民私有﹐他可自由使用﹐也可自由出卖。遇到经济困乏﹐田地可以买卖﹐就形成了兼并。若我们进一步问﹐为什麽政府税额轻了﹐农民还要卖去自己的田地呢﹖这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须讲到当时的人口税兵役税﹐乃及社会经济之全体貌。此刻无瑕涉及。但耕户卖去了他的土地所有权以後﹐他就变成一佃农﹐田主对佃农的租额是很高的。有的高到百分之五十（即十分之五）。结果政府的租税癒轻﹐地主癒便宜﹐农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地主向政府只要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这是讲的田租。 　　但这里已牵涉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封建时代﹐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土地为封建贵族所专有。耕田者依时还受﹐这是井田制度一项主要的条件。现在封建破坏﹐土地归民间私有。既属私有﹐自可自由买卖。政府只管按田收税﹐不管田地谁属。卖田的和买田的﹐双方共同成立一种契约。这纯是民间经济贸易关系。所以在自由买卖下的大地主﹐并不即是封建贵族。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择优经济条件而形成。他可以自由买进﹐也可以自由卖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有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以後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欣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的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 　　再说全国土地﹐也并非全属耕地。则试问非耕地的主权﹐又是谁的呢﹖一座山﹐一带树林﹐一个大的湖﹐在封建时代﹐自然是四封之内﹐莫非王土﹐耕地非耕地﹐同样该属於贵族。耕地开放了﹐散给农民﹐平均分配﹐成为井田﹐而非耕地则成为不公开的禁地。山林池泽﹐贵族另派管理员如虞人之类去看守。後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这一些时时闯入禁区的﹐在当时被目为盗贼﹐而他们这种耕地以外的生产﹐则称之为奸利。政府设官防止﹐有权征讨。待後防不胜防﹐讨不胜讨﹐索性把禁地即山林池泽也逐渐开放了。只在出入关隘﹐设一征收员﹐遇在禁区捕鱼伐木的﹐只就其所获﹐征收其所获几分之几的实物﹐这就在田租之外﹐另成一种赋税。这是关税商税之缘起。所以称之曰征者﹐原先是征伐禁止的﹐後来只以分享获得为妥协条件﹐而仍以征字目之。这一种转变﹐春秋末年﹐已在大大开始。土地狭或是人口密的国家﹐如郑、如晋、如齐﹐都有此现象﹐都有此措施。然直到秦汉统一政府出现﹐关於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却依然承袭旧贵。他们认耕地为农民私有﹐而非耕地﹐即封建时插扑蛂戚戚慾a□蛉晕□□宜□小﹔谎灾□□闯晌□跏宜□小４艘蚍饨ｕ笞宥家严□□□皇﹔实□患遥□邢□衫吹姆饨ｕ□常□□腥□□纳搅殖卦螅□盏笔比斯勰睿□闳□榛适摇Ｔ俅诱庖凰□腥ｕ墓勰钣跋斓礁乘爸贫龋□□缘笔狈才╢镒馊牍橹畲笏九□□涞闭□□□选６□胶３卦笾□霸蚴羯俑□□ｕ╚实鬯接谩Ｕ庖环直穑□舴谴臃饨ㄊ贝□□□镏贫纫约捌渌□恋厮□腥ㄖ□直□□渌道矗□悴灰酌髁恕? 　　现在再说﹐此一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也颇合理。因耕地多﹐田赋是大宗﹐而山林池泽的商税只占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划归皇室﹐这也并非皇帝私心自肥。但战国以下﹐盐铁之利逐渐庞大起来﹐社会经济情形变了﹐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这一转变﹐是开始定制时所不曾预料的。正如清代末年﹐并不知商埠对外通商关税之逐年增添﹐却把此事让给外国人去管﹐後来遂吃了大亏。清代如此﹐汉代亦复如是。商税渐渐地超过了田租﹐於是少府收入﹐反而胜过了大司农。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汉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经济拿出来﹐这等於是把皇室私款来捐献给政府。所以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最主要的是如盐铁商人等﹐也能如他般大家自由乐捐。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政府之号召。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有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麽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盐铁商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盐没有一认不吃的﹐铁也没有一家不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这山与海的主权﹐却在皇帝手里。现在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政府派管理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政府﹐於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之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可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直到清代﹐小节上的变化虽然有﹐而大体上宗还遵循这一政策﹐总还不离於近代之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一制度﹐也不专限於盐铁两项。又如酒﹐这是消耗着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来做成的一种奢侈享乐品﹐因此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这些制度的後面﹐自然必有其理论的根据。我们要讲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到历史上种种实际制度之措施。而讲中国经济制度﹐却又该注意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一种历史真相。所以我讲汉武帝时代的盐铁政策﹐却远远从古代井田制度与山泽禁地在法理上所有权之区分﹐制讲到少府与大司农的税收之分配於政府与皇室之由来﹐而由此再引伸出盐铁官卖来。这并不专是一个思想与理论的问题﹐而实际上则有极占重要的历史传统之现实情况来决定。为了这一问题﹐在当时也争辩得很久﹐到汉昭帝时还有一番热烈的讨论﹐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政府的财政主管大臣在特别召集的会议席上往返辩论﹐互相诘难。有当时一位民众代表事後留下一份记录﹐就是有名的盐铁论。当然民间主张开放﹐政府主张国营。而当时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则非熟究当时人的意见﹐是无法悬揣的。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呀﹗ 　　我们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是近於主张如近人所谓的节制资本的一面﹐而在对农民田租方面﹐则也已做到了轻徭薄赋﹐但并未能平均地权。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纵不能将全国田亩平均分派﹐也须有一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惜乎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於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　亩尽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第一讲 汉代　【四、汉代兵役制度】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历经了不得已的压迫才发明这样的制度的﹐而我们在汉代也就早已实行了。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这一规定也有其内在的意义。因为二十才始成丁﹐照理可以独立耕种。就农业经济言﹐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平均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来一个荒年﹐储蓄就完了。倘使三年不荒的话﹐六年就该有二年之蓄﹐九年就该有三年之蓄。而农业社会﹐也绝对不会连熟到九年以上﹐也不会连荒到三年以上。一个壮丁﹐二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但要他为国家服兵役﹐则应该顾及他的家庭负担。所以当时规定﹐从二十三岁起﹐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了。这一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我们让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後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绝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在汉初﹐政府中人﹐本来大部由农村出身﹐他们知道民间疾苦﹐所以能订出这一法规。近代的中饱怃A□□□锸幼约阂酝□恼□未□常□炙抵泄□挥谐商椎恼□卫砺郏□挥写□恼□嗡枷爰摇５比辉谥泄□酝□□骼铮□苌儆凶ｎ舱□卫砺鄣氖椋□埠苌僮□普□嗡枷□冲擅□娜宋铩Ｕ獠２皇侵泄□硕哉□挝蘩砺郏□匏枷搿Ｖ灰蛑泄□潦槿硕喟胱隽斯□□□嵌哉□紊系睦砺酆退枷耄□缈稍谑导收□沃斜硐至恕Ｓ貌蛔牌究罩□椋□牙胂质担□赐瓿伤□楸旧系囊惶卓绽砺邸Ｓ谑侵泄□恼□卫砺郏□绾拖质嫡□稳诨□弦涣恕７裨蛭□裁椿实酆驮紫喽ㄒ□秩□兀课□裁词送颈鼐□炀俸涂际阅兀课□裁刺镒飧昧η蠹跚崮兀课□裁瓷桃底时疽□咏谥颇兀课□裁垂□癖□□□蕉□□□瓴趴□寄兀克□晕颐且□芯恐泄□酝□恼□嗡枷耄□愀米14庖酝□恼□沃贫取Ｖ泄□霾皇且桓鑫拗贫鹊墓□遥□□恳恢贫戎□竺妫□脖赜舋渌□匀坏睦砺酆退枷耄□目徘崆嵊米ㄖ坪诎档茸置姘牙匆槐誓ㄉ蹦兀?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只有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 　　汉代中央军队有两支﹕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当时南北军全部军队合共不到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当卫兵是极优待的﹐来回旅费由中央供给﹐初到和期满退役﹐皇帝备酒席款宴﹐平时穿的吃的﹐也不要卫兵们自己花钱。 　　当戍兵就不同了。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担负。论到戍兵的期限﹐却只有三天。这又是沿袭封建时代的旧习惯。封建时代国家规模小﹐方百里便算大国了。如是则由中央到边疆﹐最远也不过五十里。要到边疆戍守﹐只要半天路程。若在边三天﹐前後共不过五天就回来了。这在封建时代﹐戍边不是件苦事﹐随身带着五天干粮便够。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後﹐似乎没注意到这问题﹐还叫老百姓戍边三天。由会稽（江苏）﹐到渔阳（热河）﹐在政府说来﹐还只要你服役三天﹐这是从来的旧传统。可是路途往返﹐就得半年以上﹐衣装粮食要自己带﹐多麻烦呢﹖天下一统了﹐国家体制变了﹐而秦始皇帝的戍边制度却没有改﹐或许政府事情忙﹐而且兵力统一了六国﹐得意忘形﹐没有注意到这些小节上﹐然而因此就引起社会大骚动。陈胜吴广的革命﹐便由此而起。近代中国人都好说中国二千年政治没有变﹐试问古今中外﹐哪有如此理﹖亦哪有如此事﹖就论戍边制度﹐一到汉代就变了。汉代戍边还只是三天﹐可是你可以不去﹐只要一天出一百个钱﹐三天三百钱﹐交给政府﹐便可免戍。有一百个人不去﹐应该是三百天的免戍费﹐由政府把来另雇一人肯去的﹐一去便要他服三百天的戍役。他也得了这一笔钱﹐不仅足够在边用度﹐并且还可留一点安家﹐这是一种变通办法。照理论﹐则人人该戍边三天﹐纵使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汉代曾有一个宰相﹐真叫他儿子亲到边疆去﹐真当三天戍卒﹐这便成为历史上的佳话了。 　　汉郡长官有太守﹐有都尉﹐犹如中央有丞相又有太尉一般。太守是地方行政长官﹐都尉氏地方军事首领。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 　　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眠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以代替。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说到这里﹐却有一严重的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遇有不克尽此政府所规定的职责的﹐那便就是犯法了。犯法就得抓去﹐有的便因此充当官奴﹐强迫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於是有的人便宁愿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要是在後代﹐无业谋生﹐还可以做乞丐、做流氓﹐政府不会来管。但在汉代是不许可的。你要当义务兵﹐你要去修飞机场、公路﹐你要纳人口税﹐你的名字住址﹐都在政府册子上﹐不去就要出钱﹐出不起钱便是犯法。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於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政府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但有钱的养着大批奴隶﹐反可发大财。譬如入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这在《史记‧货殖传》里讲得很详细。这是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如何可相提并论呢﹖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着例。 第一讲 汉代　【五、汉代制度检讨】 　 　　让我们简要指出一些汉代制度之缺点。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至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此事又激起社会多数人的反对﹐结果失败了。但王莽的废止奴隶政策﹐却继续为东汉政府所承袭。东汉时代也屡有废奴的诏令﹐但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便﹐此项诏令是不会有实效的。其次说到军队制度﹐中国地大人众﹐虽说分区训练各别的兵种﹐但每年一个月的操练是不够的。中央南北卫﹐像是常备军﹐实际上﹐时期也只一年﹐数额也仅有七八万人。结果全国皆兵﹐并不够用。遇到打仗﹐各地调遣﹐如会稽吴楚﹐远赴渔阳上谷﹐也不方便。所以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再次讲到政府组织﹐上面说过﹐皇权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这话固不错。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碰着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相权。并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皇帝私人﹐无论怎样好﹐宪法上规定它不能过问首相的事。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处无权。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这样一来﹐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就大了。汉武帝临死时﹐芊憧丑憧k严人溃□□□鸦饰淮□□《□诱训郏□□聪劝颜训鄣哪盖状λ馈Ｋ□□佬』实勰暧祝□负笤谀诠苁虏缓茫□□适易芑剐枰□斯芾怼Ｒ郧盎适乙驳糜稍紫喙埽□□何涞哿□紫嗟氖露加伤□芰耍□紫嗄睦锬茉□诺焦□谑隆Ｓ谑俏涞哿偎溃□梢桓龌艄庾龃笏韭泶蠼□□ㄕ□Ｕ馐腔使□□拇□砣耍□艄馐腔始仪灼荩□凶矢窭创□□始摇５□绽恚□紫□缇褪腔使□□拇□砣耍□□镁褪歉被实郏□衷诨实鄄话言紫嘧龌适掖□砣耍□□诨使□□砩枰桓龃笏韭泶蠼□□醋ｏ□实鄣拿Γ□缡蔷捅涑赏饷嬗性紫啵□诿嬗写笏韭泶蠼□□□使□统□14鸵追５□逋弧５笔币怀仆馔Ⅲ□怀颇诔□４笏痉ｕ蠼□□艄飧ㄕ□□□悄诔□煨洌□馔16蛉杂性紫嗤持巍﹕罄凑训鬯溃□２□赝踝龌实郏□挥屑柑欤□职阉□狭耍□□10盒□邸５狈狭６保□艄獯□□适遥□偌□徘淇□帷Ｓ腥怂担焊们朐紫嗖渭印﹔艄馑担□馐腔实奂沂拢□貌蛔咆╣嗾□□煨洳渭樱□颐侵灰槎ㄇ胧净侍□缶屯炅恕﹔艄獾囊环□埃□蹩春孟褚灿兴□睦碛伞Ｋ□鸦饰患坛械弊骰适宜绞拢□适沂虏槐匾□□□煨淅丛□拧Ｋ□恢□阑适抑□嬖塚□捎谟谢实郏□□实壑□嬖塚□捎谟姓□□Ｋ□曰饰患坛惺钦□□拢□７腔适沂隆Ｕ獠２皇俏颐怯孟执□勰罾辞克道□罚□诘笔崩□非槭翟绫救缡恰Ｋ□栽诟吆笏哪辏□□幸悔□椋□祷实奂簿貌灰眩□豢墒籼煜拢□□撼脊□樘娲□男禄实邸Ｂ篮缶Ｓㄈｅ崴粒□19挥兴道□实鄄灰□食□Ⅰ﹔艄庖院螅□□皆□辏□训郾溃□糙□撼家樗□Ⅰ﹖杉□实□老□□钦□□ｇ砉娑ａＨ粲龌实畚匏茫□捌渌□浠□□愿冒凑照□□饧□□榫龆ａ５□庖彩且恢植怀晌姆ａ□□曰艄獾靡陨舷缕涫帧６□一艄庾菟嫡□□煨洳槐卦□呕实□拢□□□砸□偌□渌□□□罅爬垂□樗□Ⅲ□杉□艄庖彩乔橛兴□樱□２桓胰□□车笔毕肮摺Ｔ倬土硪坏闼担□□壬惺橹皇腔实鄣哪谕19厥椋□□谕18钪埃□至□粲谟□分胸□□衷诨适矣至碛幸桓龃□砣耍□艄庖源笏韭泶蠼□□ㄕ□□謇凑屏旎实鄣拿厥榇Γ□□蝗猛饷嬖紫嘀□阑适沂拢□□创□□适依垂□收□□拢□缡窃蚧适页□皆谡□□□希□瞧癫皇且□龃竺□。克□院罄春盒□巯氚鸦羰先ｕ□骷□□慊指淳芍疲□杂杏□分胸├垂芰焐惺椋□缡潜阌捎□分胸┤腹□□反蠓颖□丑□皆紫啵□谕15胪獬□□□滞ａ□笏韭泶蠼□□忝挥腥ㄖ亓恕﹔艏乙簿涂逄□恕＞痛艘唤塚□杉□扞□贫龋□诨实塾朐紫啵□适矣胝□□□洌□肥怯幸环□遄玫摹Ｋ涿挥杏残怨娑ａ实劬佽圆恍碓□耪□蔚囊痪浠埃□庖膊２皇谴笫□怼６□胰粢□实劬霾辉□耪□□拢□窃紫嗟娜蚊□愠晌侍狻＞偷笔抢□非槭担□炔荒苡忻裱』实郏□脖阋皇辈荒苡写□砻褚獾墓□崂醇喽秸□□Ｕ馐抢□诽跫□□蓿□７且涣礁龌实鬯揭庖□□说摹Ｓ谑腔适矣胝□□□实塾朐紫嘀□洌□觳幻夥５□矶嗟奈19罟叵怠﹕何涞圩约菏切鄄糯舐裕□□约豪咳ａ□胁簧跻□簦□□懒耍□□□嫠□蟠□』实圩畔耄□谑抢匆晃淮笏韭泶蠼□□ㄕ□□愠隼次侍饬恕﹕盒□□韵拢□羰纤浒埽□□□故谴笏韭泶蠼□□馄莞ㄕ□□故悄谕４ㄖ兀□獬□ㄇ幔□谑怯型趺□□憾□恕Ｍ趺□闶怯纱笏韭泶蠼□□□莆沾笕ｕ摹５蕉□汗□涞郏□陀谇笆□□蚺麓笕ㄅ月洌□郧资□瘢□谑巧惺榈匚蝗战□又亍６□獬□脑紫啵□捶殖扇□霾棵拧１纠慈□□窃紫唷８□尽15□反蠓颖□□导试紫嗍侨□□□琢□﹕罄匆蛴写笏韭泶蠼□□岵褰□矗□□杂职汛巳□□涑纱笏就健４笏韭怼４笏究杖□胺直穑□桓龉□芰烊□銮洹Ｔ谖骱菏保□鞠氚汛烁母锢吹骱痛笏韭碛朐紫嘀□逋坏模□欢□庋□焕矗□笏究胀耆□涑赏獬□□□笏韭砣匆廊淮□□适摇４忧坝□反蠓蚬艿玫焦□Ⅲ□衷诖笏究展懿坏焦□Ⅰ２唤鲐╣喔拇笏就绞鞘□埃□□反蠓蚋拇笏究找彩鞘□埃□ㄖ匾廊辉诖笏韭硎掷铩Ｕ食故腔始液驼□□ㄏ□□植磺逯□省Ｖ泄□讼抡□□□乃□接□诽ａ□闶茄□饲魇疲□苫使□□□嘶氐秸□□摹６□撼跄辏□□涞鄣乃揭猓□蛩餍园颜□ㄈ□僭谧约菏掷铮□□□皇敲□怀绺叨□眩□等ㄔ蛟谏惺椤﹔谎灾□□蚴怯苫实劾醋芷涑伞Ｋ□院蟠□泄□伺□拦□涞塾惺挛拚□□馐且酝□睦□芬饧□﹕汗□渥陨硎且缓没实郏□鞯郏□碌鄱己茫□欢□皇侨耸潞茫□挥辛11潞弥贫取Ｒ虼嘶实酆茫□虑橐沧龅煤谩﹔实刍盗耍□□□紊喜２辉□泄苁□实鄣闹贫龋□馐嵌□赫□沃贫壬系囊桓龃笪侍狻Ｒ彩墙□粗泄□□沃贫仁飞弦桓龃笪侍狻? 　　选举在汉代﹐也发生了问题。照汉代原来的制度﹐在汉武帝时﹐只叫地方长官每年要选举些孝子廉吏﹐这已经讲过了。但後来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阻塞了﹐於是大家都争要当孝廉。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後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进城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後来又因请托舞弊﹐逼得朝廷於察举孝廉後再加上一番考试﹐如是则全失却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但中国政权﹐却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从此以後﹐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後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不致偏荣偏枯。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又汉制郡县长官﹐例须避用本郡本县人﹐如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於地方性。这样才开始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而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风气相移﹐却可使各地文化经济水准﹐永远走向融和﹐走向平均﹐不致隔绝﹐不致分离。这一制度﹐自汉代起直至清代始终沿用。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一最应着眼之点。惟今所欲讨论者﹐则为汉代之选举制﹐是否合於近代所谓之民权思想。第一﹐汉代察举﹐其权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长官贤良的固须采访民间舆情﹐选拔真才。但长官营私舞弊的﹐却可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二则选举了送到中央﹐如何分发﹐则悉听中央命令。後来并於选来的人﹐又加以一番考试。这样则岂不是汉代的选举权实际便完全操之在上不在下吗﹖而且汉代选举﹐就大体言﹐最先必进学校读书﹐才获补吏。补吏以後﹐才获察举。这由教育而行政实习﹐由行政实习而选举﹐再由选举而考试﹐由考试而任用之几个阶段﹐骤看极合情理﹐切实施行﹐像不会出大毛病。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因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就不易得。第一是书本不易得﹐古代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更无印刷。印刷术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演进之大贡献﹐应该远胜於近代新发明之原子弹。这是世界人类以最伟大的发明﹐这项发明虽始於中国﹐但也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费就大了。帛是丝织品﹐其贵更可知。而且要抄一本书﹐必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因此读书求学﹐便有着绝大限制。但若你生来便在一个读书家庭中﹐那一切困难﹐便都易解决了。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所以说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了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只要家庭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後人。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於被人察举之可能了。上面说过﹐汉代选举﹐是分郡限额的﹐每郡只有几个额﹐於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当时的大门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国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几家有声望的﹐我无以名之﹐名之曰门第的社会。这并非封建社会﹐也并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但一样有不平等。虽非封建贵族﹐而有书生贵族。虽非工商业资本﹐而有书籍资本。国家的政治制度﹐虽没有对那些家庭许下世袭特权﹐但他们因有家庭凭借﹐无异於有世袭的特权了。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但就汉代察举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实在不好算是一种坏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这不只是汉代选举制度如是﹐我们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後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让我们在来看汉代的制度﹐他们将政府和皇室划分﹐将宰相和皇帝并列﹐这不好说全出帝王私心﹐也不能怪他们安排得未尽妥帖。当知任何一制度﹐也决不会尽善尽美﹐更无罅隙的。当至少他们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再说到恁i僦贫龋□辽偎□且讯□谜□□萌烁糜幸豢凸郾曜迹□荒苋□驹谏险咧□叫暮枚瘛Ｖ辽偎□且讯□脢孟畋曜迹□桓檬茄□车那资瑁□桓檬鞘屏Φ拇笮　Ｇ椎墓□那康母坏模□疾还淮讼畋曜迹□澂扇∫幌钜越逃□胫□队胄姓□迪爸□杉ａ□炊ㄈ∩峤□酥□曜迹□□侄□闷骄□峙涞饺□□鞯厍辟□庖膊荒懿凰凳窃诘笔币阉愫侠□□□阉憧□饔虢澂降牧恕Ｖ劣诰□谜□撸□幻嬷髡徘峥砑倨矫瘢□幻嬷髡挪靡指缓瘢□贾缕降龋□庖膊凰愕煤诎担□凰愕梦蘩怼Ｖ劣诖撕□难荼洌□蘼墼谡□□橹□希□蘼墼谘【僦贫壬希□蘼墼诰□谜□呱希□荚獃５□嗣□　﹔适矣胝□□墓叵担□站糠５□顺逋唬谎【僦贫龋□降自斐擅欧□鹿笞澹痪□弥贫取１□壑贫榷济挥信□茫□汲雒□×恕５□颐遣荒芤虼艘槐誓ㄉ保□岛扞□拗贫龋□蛩狄磺兄贫戎皇亲ㄖ朴牒诎担□馐俏颐潜馗迷偃□晁档摹４讼挛航□媳背□□贾彰挥邢裱□恼□□□虼艘裁挥邢裱□闹贫炔□□□币□教拼□５□拼□巡皇呛扞□睦涎□樱□现贫龋□□只涣苏感碌囊惶住Ｖ□□□拼□男轮贫扔殖隽嗣□。□未□衷倩灰惶住４讼旅鞔□□宕□踩□恕Ｖ灰蛭颐谴丝滩豢粗乩□罚□谎芯坷□罚□□运抵泄□郧匾韵铝角□暾□味际且谎□□贾皇亲ㄖ屏阶忠芽砂□ｎ×耍□涫凳遣蝗坏摹?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甲、汉唐相权之比较 　　　　　 　　汉和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上次讲了汉代制度﹐现在继续讲唐代。先讲唐代的政府﹕政府与皇室的划分﹐自汉以来即然。惟就王室论﹐皇位世袭法﹐永远无何大变动﹐只是朝代的更换﹐刘家换了李家﹐此等是并不重要。但就政府来说﹐其间变化则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於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迡飺W模□□拼□紫□虿捎梦□敝啤﹔谎灾□□扞□稍紫嘁蝗苏莆杖□□姓□笕ａ□□拼□虯严嗳ｕ直鸩僬朴诩父霾棵牛□尚矶嗳死垂餐□涸穑□彩戮□鞑棵胖□嵋槎□龆ａ﹕撼□挥幸桓鲈紫啵□□稣□□写笳□拢□喑Ｓ写蠡嵋椋□馐腔实墼紫□推渌□３嫉幕嵋椤Ｌ拼□虯严嗳ａ□殖杉父龌□兀□饧父龌□乇阈氤４ａ嵋椋□淳龆ㄕ□□磺凶罡哒□睢﹕扞□紫□掠懈痹紫啵□□反蠓颖□颐且部伤担□紫嗾莆盏氖切姓□ａ□□反蠓蛘莆盏氖羌嗖烊ａＬ拼□紫喙灿腥□鱍妹牛□笔背莆□□。阂恢惺槭。□□畔率。□□惺槭　４巳□≒叭ａ岷希□诺扔谝桓龊撼□脑紫啵□□嗖烊ａ共２辉谀淞﹗　　? 　　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门下省主管长官为侍中﹐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唐分官阶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处元老﹐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三品以下﹐始为实际责任官吏。中书令门下侍中及尚书令皆为三品官。若论此三省之来历﹐尚书本是皇宫内廷秘书﹐已在讲汉代制度时讲过。中书依官名论﹐也即是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侍中则是在宫中侍奉皇帝。故就官职名义言﹐这三个官﹐原先本都是内廷关。而到唐代﹐则全由内廷官一变而为政府外朝的执政长官﹐和以前性质完全不同。其实宰和相﹐在春秋时代﹐也仅系封建贵族的家臣﹐但到秦汉则化私为公﹐变成了正式政府的执政官。此後宰相失职﹐却又有另一批皇帝内廷私臣变成了正式执政官的﹐便如唐代之三省。何谓失职﹖因宰相职权﹐本该领导政府﹐统治全国的﹐後来此项职权﹐被皇帝夺去了﹐皇帝把他们的私属像中书门下尚书之类来代行政府宰相的职权﹐这是东汉以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事。现在到唐代﹐才有把以前宰相职权正式分配给三省。换言之﹐亦即是吧以前皇室滥用之权重交还政府。 　　乙、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 　　　　　 　　现在再说中书门下尚书龰戚雈zㄖ□峙洌褐惺橹鞣17睢Ｕ□□磺凶罡呙□睿□杂芍惺槭》３觥４酥肿罡呙□睿□□迳鲜腔实鄣内□椋□谔拼□凶觥半贰薄７彩糁匾□□轮□罡呙□睿□欢ㄒ□实巯码沸兄□５□导噬匣实圩约喝床２荒狻半贰保□□抵惺槭︿舛ａ□怂□健岸ㄖ汲雒□薄Ｔ谥惺槭≒谐□惺榱钗□□□偻猓□栌懈背□佟爸惺槭汤伞薄Ｖ惺槭汤芍□拢□钟小爸惺樯崛恕保□倍钣舋□巳酥□唷Ｖ惺樯崛斯傥徊２桓撸□□□侨从心庾□□分□ａＳ鲋惺榉２济□睿□嘤伤□悄庾□Ｖ泄□□紊系拇□彻勰睿□砸灰饧□□游□裨瘢□□□２蝗【□诙嗍□□缥鞣剿□街□裰□□瘛６□泄□舜□常□虺Ｇ笕【□谙腿恕４呵锸奔从小跋途□又淞敝□担塩□蹲蟠□罚□Ｄ囊蝗讼停□筒赡赡囊蝗说囊饧□□偃羲□骄□停□蛟□慈【□诙嗍□Ｏ褪糁剩□谑袅濬□泄□□持□什恢亓俊Ｖ泄□巳衔□灰□淙耸窍驼撸□湍芄淮□矶嗍□２幌投□銎臼□濬□俏拮闱嶂氐摹Ｕ庖还勰睿□从吃诤扞□难【僦贫壬希□慵□飨浴Ｋ□怨□业难【偃ａ□２煌懈队谏缁嵋话忝裰塚□□队傻胤匠□傩惺怪□Ｕ绽恚□胤匠□儆Ω迷裣投□巍Ｋ□仁且晃幌统□□□阅懿╓捎□椋□□□已“握娌拧Ｕ馐抢砺邸Ｖ劣谑率抵□荒苋□嫌诶砺郏□蚴袅硪晃侍狻＜慈缣浦疲□惺樯崛四飧澹□嘤芍钌崛烁髯阅庾□□俏健拔寤ㄅ惺隆薄Ｈ缓笤儆芍惺榱罨蛑惺槭汤删痛诵矶喑醺逯醒《ㄒ桓澹□蚣硬钩湫奕螅□晌□□节□椋□缓笤俪仕突实刍□浑纷帧＞□□泛螅□闯晌□实鄣拿□睿□缓笮写锩畔率　Ｋ□蕴拼□□□ㄖ汲雒□□ａ□遣儆谥惺槭　﹔实壑煌□食□范□埂４□畔率≒□艹□偈讨屑案背□偈汤山踊翊讼钰□楹螅□醇佑韪春耍□馐嵌源讼蠲□钪□偕蟛椤Ｔ诿畔率Ｅ讨惺汤芍□拢□栌腥□傻谌□豆□□街□案□轮小薄８□轮泄傥徊２桓撸□□曰实圳□橐嗟貌渭右饧□Ｈ裘畔率》炊源讼钰□椋□唇□□□榕□７突梗□莆□巴抗椤薄Ｒ饧唇□□□櫫扛暮笏突怪惺槭≒啬庵□狻Ｍ抗橐喑啤胺獠怠薄胺食埂薄安祷埂钡龋□湟庖迓韵嗤□４讼钔抗榉獠抵□ㄔ蚴糁蠲畔率　Ｈ粢越袢展哂锼抵□□畔率::□剖且恢指笔鹑ａＣ恳幻□睿□匦朊畔率「笔穑□嫉梅５□□叫□堋Ｈ缑畔率〔煌□飧笔穑□惺槊□畋悴坏眯邢隆Ｚ□纷灾惺槎ㄖ济畔赂瓷笫中□瓿珊螅□此蜕惺槭≒葱小Ｉ惺槭≡蚪□兄葱忻□钪□ａ□□诰龆□□钤蛭奕ｕ□省? 　　丙、中央最高机构政事堂 　　　　　 　　政事堂此种制度﹐亦有相当麻烦处。如中书省拟好命令送达门下省﹐如遇门下省反对﹐即予涂归封还﹐如是则此道命令等於白费﹐即皇帝之“画敕”亦等於无效。故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原先常在门下省举行﹐後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会议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若尚书省长官不出席政事堂会议﹐即事先不获预闻命令决夺。故唐人目光中﹐须中书门下始称真宰相。唐太宗在未登极前﹐曾做过尚书令﹐即太宗即位﹐朝臣无敢再当尚书令之职﹐因此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常虚悬其缺。仅有两个副长官﹐即尚书左仆射及右仆射。尚书左右仆射若得兼衔﹐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即得出席政事堂会议﹐获得真宰相之身份。最先尚书仆射都附此职衔﹐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但到开元以後﹐即尚书仆射不再附有出席政事堂之职衔了。如是则他们只有执行命令之权﹐而无发布命令及参与决定命令之权。他们职掌的﹐并非政府的最高职权﹐因此也不得认为真宰相。但唐制除三省长官外﹐也有其他较低级官员而得附参知机务或同三品平章事等职衔的﹐如是则此人亦得参与政事堂会议。此如现今内阁中之不管部大臣﹐行政院中之不管部的政务委员﹐虽非某一部的主管长官﹐而得出席捸撞滨椵吽戚撮煄摹厥牷熬局c４说热吮厥枪傥凰涞投□绺菏蓖□模□嫉眉哟酥跋巍５笔钡纳惺槭。□蚵缘扔谙衷诘男姓□骸Ｒ蛩□还苄姓□□还艹雒□Ｕ□□淖罡□□梗□蛟谡□绿谩７彩艋实勖□睿□陔纷种□拢□爰痈恰爸惺槊畔轮□　保□葱胝□绿没嵋檎□酵ｕ□□缓笤偎蜕惺槭≒葱小Ｈ粑醇痈恰爸惺槊畔轮□　保□□苫实壑苯臃３龅拿□睿□诘笔笔侨衔□□ｕ模□荒□□旅娓骷痘□厮□腥稀９仕怠安痪□「箴教ａ□蔚梦□贰保ㄖ惺槭∥湓蛱旄某品锔螅□畔率∥湓蛱旄某起教ａ□□馊允撬狄磺谢实圳□□□鼐□惺槊畔铝绞　Ｆ涫翟蚧实鄣内□罚□□居芍惺槟庾□? 　　但中国传统政治﹐仍有一大漏洞。在唐代﹐也并无皇帝决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径自颁下诏书之规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中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事实上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不经　阁鸾台何为敕﹐此是留□之批评武则天的话﹐而刘□之因此遭了杀身之祸。武则天以下的唐中宗﹐也便不经两省而径自封拜官职。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觉得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在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此在历史上传下。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为一般人所看不起。据此一例﹐便知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但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的一切法制﹐有时往往有不严格遵守的﹐此亦是事实。但严格说来﹐则此等事总属胡闹﹐不可峞愤憓铪ホ平｣珏a螅□实鬯较轮环饧父鲂」僦埃□膊恢掠写笥跋□Ｖ钡剿纬□□□嬲钥镓房□□□□保□ｕ露□辏□》耆□鲈紫□嗉倘□埃□□嬗□烧云瘴□紫啵□□实圳□芬欢ㄒ□□紫喔笔穑□丝叹稍紫嗉纫讶□迦□埃□皇闭也坏礁笔鹑耍□孟铍分迹□次薹ㄐ邢隆Ｋ翁□婺苏偌□撼蓟嵘贪旆ａ□笔庇腥讼滓樗担骸疤拼□实墼□幸淮蜗码肺淳□紫喔笔穑□嗽诟事妒卤涫保□笔鼻霸紫嘁阉溃□实哿偈狈余稍紫啵□从缮惺槠蜕洳沃□□抡吒怯。□窨煞麓朔绞桨炖怼保□□奔从腥朔炊裕□健疤拼□事妒卤洌□湓□麽朔绞剑□□□沂北渫ㄈㄒ税旆ａ＝翊笏紊□剑□挥Σ纱朔绞健﹗比缡窃偎纳烫郑□蔷龆ㄓ傻笔笨□飧□□笔鸶怯︵邢隆５笔彼味伎□猓□□飧□□吹扔诠□裾□□ｕ寄暇┤敝□暇┤谐□□Π傻笔笨□飧□□钦钥镆澹□上菜翁□娴牡涨装□埽□罄醇次□翁□塚徽獠潘阃瓯噶苏庖悔□返姆ｕㄊ中板８□菡庖坏憧矗□泄□□□恼□危□荒芩祷嗜ㄏ嗳ｎ澂环直穑□磺腥□苫实圩ㄖ啤Ｎ颐亲菀□邓□亲ㄖ疲□膊荒懿蝗衔□故且恢直冉虾侠淼目□鞯淖ㄖ啤Ｋ□沧杂兄贫龋□杂蟹□桑□２蝗□苫实□蝗说囊庵纠淳龆ㄒ磺械摹Ｎ颐窍衷谟Ω米14庠谒□囊磺薪舷昝艿闹贫壬希□床槐刈ㄔ谧ㄖ朴朊裰鞯淖盅凵险□础? 　　再说回来﹐唐代中书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多时有至十几人﹐最少则只有两人﹐即中书令及门下侍中。开会时有一主席﹐称为“执笔”。讨论结果﹐由他综合记录﹐等於现在之书记长。此项主席轮流充任。有时一人轮十天﹐有时一人轮一天。大家的意见﹐不仅由他综合记录﹐而且最後文字决定之权亦在他。这是唐代宰相一职﹐在采用委员制中的首席来代替领袖制的一种运用与安排。 　　丁、尚书省与六部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後﹐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唐开始时是吏礼兵民（户部）刑工﹐唐太宗是改为吏礼民（户）兵刑工﹐至宋朝初年次序是吏兵刑民（户）工礼﹐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其次序为吏户礼兵刑工﹐这次序遂为以後所沿袭。吏部主管人事及任用之权﹐官吏必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官﹐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官﹐宰相不过问﹐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管民政户口等事﹐吏部主管宗教教育事宜﹐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主管建设﹐各有职掌。若以之比拟汉代之九卿﹐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就官名本义论﹐等於是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掌管人事﹐名称恰当。又如汉代掌军事的为“卫尉”﹐卫仍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就名义言﹐也偏在皇家私的祭祀﹐唐代改为礼部﹐便确定为政务官了。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之绝大进步。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此为中国政治史上一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 　　尚书省乃唐代中央政府组织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庞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六部共二十四司。每部之第一司即为本司﹐如吏部之第一司为吏部司是。其余各司各有名称。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於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妐S嵋椤Ｎ薮说认握撸□蜃ㄔ诒臼“旃□Ｌ拼□忻□拗板短屏□洹芬皇椋□匆蚣窃卮松惺槭≒辛□恐□橹□□萌耍□拔穹峙涞榷□□４耸槎缘笔闭□□鞑棵鸥髯橹□□飨钫□塩叭耸路峙洌□□邢□腹娑ａ４耸樗斐晌□泄□□飞闲姓□ｕ嬷□薜洌□撕笏蚊髑甯鞔□□□厥哟吮□蠓ｕ洌□钗□玺□Ｇ□嗄昀矗□□彝菩姓□瘢□筇逡源耸槲□浞叮□薅啾涓□４撕笾醒胝□□□涠□□辉谥惺槊畔路19□畹牟糠郑□劣谥葱忻□畹纳惺槭×□恐贫龋□虼游从写蟊涓□４恕短屏□洹芬皇椋□堤菩□谑保□筇逡捞拼□中蟹ｕ娑□爰□□伤凳堑笔钡木咛迨率涤胂中兄贫龋□氡局□硐牒拖Ｍ□哺煌□Ｖ泄□□飞瞎赜谡□沃贫确矫嬗辛酱竺□辟□辔□吨芾瘛罚□患础短屏□洹贰Ｇ笆槲□泄□惹厥贝□酥□谕邪睿□肯狄恢掷硐胝□□淖橹□□栊础Ｒ嗫晌绞且徊坷硐氲南芊ａＦ渥羁爸厥诱撸□宋□□卫硐胫□□恐贫然□□□挥兴亢晾砺鄣暮奂＃□患□□蔷咛宥□厦艿目凸奂窃亍Ｎ颐嵌链耸椋□憧上爰□泄□糯□酥□□翁觳牛□绕湓诓宦漵诳仗感□耄□□馨岩磺欣砺刍□删咛迨率刀□帕锌□粗□徊恪Ｋ□浴吨芾瘛匪洳皇且徊坷□肥椋□荒茏魑□惹厥贝□闹贫仁反筇迳峡矗□□凳且徊坷砺鬯枷氲氖椋□ξ□彩鱿惹卣□嗡枷胫□匾□牧稀Ｖ劣淞短屏□洹罚□蛉芬咽翘拼□导实男姓□ｕ妫□□拼□□□□媸底裱□Ｋ涓焕硐□□殉墒率怠Ｖ挥伞吨芾瘛范□萁出健短屏□洹罚□庖徊街瑁□部扇衔□侵泄□□卫□飞弦患□□慕澂健５□颐翘浮短屏□洹返模□圆挥□龅彼□且徊坷□肥椋□□窃靥拼□质抵贫鹊氖椋□□ν□钡彼□且徊坷砺酆退枷氲氖榭础Ｒ蛱拼□硕哉□紊系闹种掷砺酆退枷耄□家言诖耸橹写蟛烤咛寤□贫然□恕Ｖ贫鹊谋澈螅□加τ欣砺酆退枷搿Ｒ磺兄贫龋□霾换崞究瘴薅说夭□□Ｈ粑颐呛雎粤酥泄□酝□质档恼□沃贫龋□□纯仗钢泄□艘酝□恼□嗡枷耄□簿鑫奘谴Α? 　　戊、唐代地方政府 　　　　　 　　以上讲的唐代中央政府﹐现在续讲地方政府。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似较汉代进步了﹐但以地方政府论﹐则唐似不如汉。唐代已渐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中央大臣﹐比较汉朝要更像样些﹐但地方长官则较汉为差。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唐玄宗时﹐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县级以上为“州”﹐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州设刺史﹐在汉最先本为监察官﹐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唐代有三百五十八州﹐较汉代郡数多两倍余。唐“县”分上中下三等﹐六千户以上为上县﹐六千户以下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下县。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其长官称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其长官称长。可见唐代的县比汉县为小。唐代的州也分上中下三级﹐十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即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其职权比重﹐较之汉代差逊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之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於中央之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不得不希望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於是把州县多分级次﹐由下到中﹐由中到上﹐升了几级﹐还如没有升。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亦灵活。由县令升郡太守﹐便是二千石﹐和中央就请地位相埒。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於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於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己、观察使与节度使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汉代丞相为政府最高首领﹐副丞相即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御史大夫职权﹐不仅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并监察及皇宫之内﹐这已在汉制中说到。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之机构﹐不属於三省。换言之﹐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了。此即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汉代相异之点。唐中宗後﹐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此即所谓“分巡”“分察”。监察中央的谓之“分察”﹐监察地方的谓之“分巡”。中央方面最要者为监察尚书省内之六部﹐中书门下两省不在监察之列。唐德宗时﹐尚书六部﹐吏礼兵工户刑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谓之分察。分巡则分全国为十道﹐派去监察之御史﹐称为监察使﹐後改巡察按察诸称﹐最後称为观察使﹐意即观察地方行政。在汉制﹐此事规定六条视察﹐大体范围﹐不得越出於六条之外。在唐代﹐名义上仍是巡察使﹐观察使﹐明明是中央官﹐派到各地区活动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川停驻地方﹐称为地方更高一级之长官。地方行政权掌握在手﹐其地位自较原置地方官为高。姑设一浅譬﹐如今制﹐教育部派督学到某几大学去视察﹐此督学之地位﹐自不比大学校长。彼之职务﹐仅在大学范围内﹐就指定项目加以视察而止。但唐代则不然。犹如教育部分派督学在外﹐停驻下来﹐而所有该地区之各大学校长﹐却都是受其指挥﹐他可以直接指挥各大学之内部行政﹐而各大学校长俯首听命。这一制度﹐无异是降低了各大学校长之地位。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於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後来却变成三级。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假使此项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於是便形成为“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於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东汉末年之州牧﹐即已如此﹐而唐代有蹈其覆辙。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而安史之乱後﹐此种割据局面﹐更形强大﹐牢固不拔。其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有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後﹐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後终至把唐朝消灭了。这与後来清代的情形也相仿佛。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就如现在的省主席。清代的总督巡抚﹐就名义论﹐应该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的。但结果常川驻紮地方﹐其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训致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到後此辈巡抚总督﹐却不受中央节制﹐中央也便解体了。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内外政权分合一大条例。总之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於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现在专说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汉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第二讲 唐代　【二、唐代考试制度】 　 　　甲、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 　　　　　 　　上会我们曾讲过汉代的选举制﹐到唐代﹐此项制度﹐实际上已完全由考试制度来代替。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远在战国晚年﹐已有一大批中国古代的乌托邦主义者﹐在提倡选贤与能﹐在提倡考课与铨叙﹐其用意在规定一项政府用人之客观标准。汉代选举制度即由此提倡而来。唐代的选举﹐其实还是由汉代的选举制演变﹐而我们此刻则称之为考试制。　　　　　　 　　汉代是乡举里选之後﹐而再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试的。其先是对策﹐对策只是征询意见而已。直要到东汉晚期﹐左雄为尚书﹐才始正式有考试。其时则考试只为选举制度中之一节目。迨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逃亡﹐中央地方失却联系﹐一切制度全归紊乱﹐乡举里选的制度﹐自亦无从推行。於是朝廷用人没有了标准﹐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滥用人员﹐不依制度。曹操以陈群为尚书﹐掌吏部用人事﹐陈群始创设九品中正制。此制大体﹐就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俱高者﹐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由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然後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让各地大小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别记入。不论其人已经做官或从未入仕﹐皆可入登记表。表内详载其年籍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所以主持这项工作的便称九品中正。这些表格﹐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後呈送吏部﹐吏不便根据此种表册之等第和评语来斟酌任用﹐分别黜陟。这样一来﹐官吏之任命与升降﹐比较有一客观标准。而此项标准﹐则依然是依据各地方之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依然仍保留有汉代乡举里选之遗意。所由与近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不同者﹐仍然是一丛众﹐一从贤。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此是一理论。至於贤人而实不贤﹐中中而并不中正﹐则蝼渐B皇率怠Ｖ辽僭诓□撼跣写酥剖保□鼙纫郧奥□薇曜几髯栽□盟饺撕玫枚唷Ｒ皇敝贫冉□Ⅲ□糁纬吻澹□芗业牡锰煜拢□庵贫纫灿泄叵档摹? 　　但究竟此制仅为一时的救弊措施。如同某药治某病﹐病癒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迨及晋代统一天下﹐以迄於南北朝﹐对於陈群此制﹐都继续采用﹐不能加以更新﹐这样毛病就出了。首先是人人想获大中正品题提拔﹐便纷纷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无才﹐不仅地方行政要减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单独存在。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这是第一点。再则中正评语﹐连做官人未做官人通体要评﹐而吏部凭此升黜﹐如是则官吏升降﹐其权操之中正﹐而不操於此本官之上司。这是把考课铨叙与选举混淆了。於是做官的也各务奔竞﹐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也无法奈何他。在陈群时﹐为什麽要大中正定由中央大官兼职呢﹖此因当时地方与中央已失却联系﹐故只就中央官来兼任大中正﹐好由他推选他的本乡人士之流亡在中央者备供中央之任用。但又为何中正簿上定要连做官人一并登记品评呢﹖因为如此做法﹐便可把当时已经滥用不称职的一批人澄清除去。这些都是陈群创设此制时之苦心。因此九品中正制就其为一时救弊起见﹐也不算是坏制度。但到後来﹐因施行的时间空间关系都不同了﹐而还是照样沿用﹐遂终於出了大毛病。 　　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後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於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岉螥晰E钪贫戎□匀簧□□Ｖ贫刃氩欢仙□□□侄ㄐ朐谙质祷肪诚质狄□笙律□□□贫染獃瞧究沾幽骋恢掷砺鄱澂□□□□荡酉质抵胁□□摺Ｎ┐酥窒质抵兴□□□□讼钪贫龋□蛞啾厝挥舋湟惶桌砺塾刖□瘛＠砺□谴酥贫戎□□裆□□□质凳谴酥贫戎□□河□辟□□呷币徊豢伞＜慈缣拼□磺兄贫龋□捕喟胧怯赡媳背□荼涠□矗□舋淅□吩ㄔ矗□嘤舋浯□尘□瘛＝裉□颐侨窗牙□非卸希□桓畔□７峦夤□贫龋□髅髦□勒庖恢贫扔胂质挡慌□希□聪胪品□质道辞ｎ椭贫龋□□榔涿□桓锩□Ｆ涫蹈锩□谋局剩□Ω檬峭品□贫壤辞ｎ拖质档模□獃鞘峭品□质道辞ｎ椭贫鹊摹Ｎ颐谴丝蹋□幻婕确穸□舜□持贫缺澈□囊磺欣砺鄹□荩□幻嬗趾雎粤讼质祷肪忱锩娴囊磺姓媸狄□蟆Ｋ□晕颐谴丝痰睦砺郏□敲锸酉质档睦砺邸６□颐撬□胪□闹贫龋□彩遣磺邢质档闹贫取Ｈ艨辖邮芤酝□□方萄担□庖环缙□怯Ω镁□□懦□摹Ｔ诓懿俚笔保□尚芯牌分姓□贫□行□谝皇保□□撕蟠酥贫饶□夭槐洌□□〈猿觯□罄慈吮阒还志牌分姓□撇缓茫□涫嫡庖灿行╥┤鳌? 　　乙、唐代之科举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癒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癒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後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傲T□筇逅道矗□弦郧笆墙澂降摹﹕褐乒娑ㄉ倘瞬荒茏龉□□龉偃艘嗖荒芫□蹋□缇□□∠涤傻胤秸□□炀俪时ａＯ衷谧杂杀塩贾□┬幌拗疲□幢□□哺坏梦□倘嘶蚬□恕Ｒ蚬□倘耸亲ㄎ□郊夷崩□摹Ｏ衷谒□际郧笕□□蛐胱ㄐ奈□□曳□瘛４讼畋□□□庖幌拗疲□诘笔背莆□砑仪灏祝□匀徊12嫖淳□腹□□曳□稍谀淞４送庠虻胤焦俨辉偌右韵拗疲□瓷晁椭醒耄□缮惺槔癫烤傩锌际浴﹖际约案瘢□次□□考暗淞＝□考暗诒阌凶龉僮矢窳恕Ｖ劣谑导史址４斡茫□蛐刖□□舨恐□倏际裕□□贾赜谄淙酥□潜砑翱谑裕□思靶姓□□牡取４□掷癫靠嫉氖遣叛□□舨靠嫉氖歉闪贰Ｓ忠蚶舨渴杂薪□俊19□□羁疲□蚀酥朴殖瓶凭僦啤Ｗ蕴浦燎澹□酥仆菩形痍　＜此镏猩较壬□□迦ㄏ芊ｇ铮□□乇鹕栌锌际匀ａＵ庖恢贫龋□诶砺凵希□霾豢煞且椋□□罄慈匀皇敲□“俪觥Ｈ晃颐遣２荒芤蚱涑隽嗣□。□騲汛酥贫纫槐誓ㄉ薄Ｎ秸□□萌耍□尾荒□裰魍镀狈绞健Ｆ涫滴鞣浇□□难【偻镀保□□纬19挥忻□　６□椅颐前严中型ㄐ械闹贫壤醋魑□□狼□嗄昵暗木芍贫戎□恢指□荩□鞘亲畈缓掀槭档摹Ｔ谖鞣较中械乃□矫裰髡□危□皇切姓□煨淙□笞芡郴蚰诟笞芾碇□啵□擅裰诠□。□送庖磺杏萌吮阄薇曜肌Ｕ庖□纬10廾□︿兀克□晕鞣皆谄溲【僬□瘟煨渲□猓□沟貌巫貌捎弥泄□目际灾贫壤唇□７□堑乃□轿墓偃斡梅ａ６□谖颐窃蚩际员愦□媪搜【佟９侍啤《庞又板锻ｕ洹罚□茁□郴□塩词遣普□刖□茫□□宋□【佟Ｆ涫翟诤何□【□□谔萍次□际浴﹖杉□谥泄□□未□成希□际院脱【偈怯型□□挠靡□屯□□墓δ艿摹Ｎ鞣较中忻裰髡□危□讼狄恢终□痴□危□□窆俅筇逶谕□持醒∮茫□挛窆僭虿环值潮穑□砭□际浴４讼罟□簦□梢圆灰蛘□窆僦□□欢□□□浞□裰□Ｕ稀Ｔ谥泄□蛞磺杏萌耍□□究际院皖□穑□加幸欢ｕ目凸郾曜肌＜次桓咧猎紫啵□灿幸欢ｕ淖世□拖拗疲□实鄄２荒芩吒阌萌俗髟紫唷Ｈ缡窃虮涑芍胤ｕ恢厝耍□实□仓荒芤勒盏笔辈怀晌姆ｇ囱∮谩９镀湮□栽匠□诖酥窒肮叻ㄖ□猓□簿筒槐囟ㄒ□灰辉谧裳□谝狻Ｕ庖膊荒芩邓□耆□奘谴ΑＨ绫匚街泄□凭僦贫仁且恢钟廾裾□撸□梢欢□实鄣乃揭馑□斐桑□飧□缓侠怼５敝□魏我恢种贫戎□□Ⅲ□问墙□梢欢□酥□揭獗隳苁迪至耍□獗阄拗贫瓤山病Ｈ粑酱四嘶实燮燮□裰塚□□移敬似燮□□隳茏ㄖ萍赴倌辏□沤裰型猓□□薮死怼Ｈ裘裰谌□艘灼□灼□□颐且参蘩碛稍□刺岢□裰髡□巍Ｆ臼率到玻□凭僦贫认匀辉诳□耪□ａ□馐际强凭僦贫戎□谠谝庖逵刖□裆□□﹕扞□难【□□怯煞饨ｕ笞逯锌□耪□ｕ囊惶趼贰Ｌ拼□墓□□貉。□怯擅诺谔厥饨准吨锌□耪□ｕ囊惶趼贰Ｌ拼□□诺姆段□□现詈扞□□愦螅□□杂伞Ｋ□跃痛说懵郏□颐强梢运堤拼□恼□斡纸澂搅恕５笔币话惴敲诺谥腥耍□肚钭拥埽□□□□迹□□□璺鹚碌涝憾潦椤Ｈ缤醪□词墙瓒劣诤蜕兴露□院笞龅皆紫嘀□蝗耍□购笾拥墓适拢□两翊□□鸦啊５□拼□目凭僦贫龋□翟谝嘤忻□　９示僖欢搜灾□□笔笨凭俾既::漵忻□睿□铲□□犊荚蛉肺尴拗啤Ｓ谑且虮塩既酥□尴拊黾樱□□既：□睿□嗖坏貌恢鸩椒趴怼６□□□□斗肿樱□沼谇蠊僬叨啵□霉僬呱□□□□薹ｏ膊澹□挥欣┐笳□□淖橹□段□Ｌ拼□昂笕□倌辏□蛘□ㄖ□□牛□渭涌际哉哂□从□啵□谑钦□□兴焐栌性蓖夤□□泻虿构□□□绞渴□诠□□蠊僬呤□谑濬□课薰□□俜β唬□□羧湃耍□馐钦□塩□胖械拇罅鞅住４讼盍鞅祝□钡浇袢杖匀淮嬖淞５敝□□□鞣剿□降拿裰韝锩□□擞烧□ｕ豢□哦□稹６□泄□蜃蕴埔韵拢□阋逊噶苏□塩□胖□鞫尽Ｒ运□人□□曰鹁然穑□唤鍪且╓欢圆。□□一嶂５霞又ⅠＨ粢□饩鲋泄□缁嶂□□祝□虻笔怪□斗肿硬辉偌□械秸□我煌荆□愀媒崩□□桃担□勾厦鞑胖亲□鞔说馈Ｈ唤□□趾芤妆涑勺时局饕濉Ｔ谖鞣绞窍扔辛酥胁□缁幔□扔辛诵滦斯□套时荆□缓笤□创蚩□送荆□□耪□巍６□泄□虿蝗唬□伤底粤胶阂岳矗□缫寻颜□塩□鸥□□□鞯兀□欢辖崩□□斗肿蛹尤胧送荆□□□庇盅挂止□套时尽Ｖ还奈枞宋□笱□撸□贝蠊□□床唤崩□宋□笊倘耍□４蟛啤＝谥谱时荆□骄□厝ａ□筇迳鲜侵泄□□飞系拇□痴□摺Ｕ□未胧□□嫘脑谝□济窦浯厦鞑胖牵□恍砥湮□郊也屏Υ蛩阄尴拗频姆17埂Ｓ谑侵□斗肿泳呵笊险□挝杼ㄈ□龉□□送境涑猓□斐闪苏□紊现□分撞　６潦槿顺晌□□≒□尽Ｈ粼诮崩□□抢锤锩□□凑□□□ａ□瞧竦昧耍靠杉□魏沃贫扔欣□嘤斜祝□２皇俏颐堑拇□痴□沃□蹲ㄖ坪诎担□蘩□裕□薹ｕ龋□词且磺泻侠□杂蟹ｕ鹊闹贫热□几貌欢细慕辟□欢仙□□? 第二讲 唐代　【三、唐代经济制度】 　 　　甲、唐代的租庸调制 　　　　　 　　现在再讲唐代的经济制度﹐主要的仍先讲田赋。唐代的田赋制度成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缴还政府。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承北魏以来。均田制所与古代的井田制不同者﹐井田乃分属於封建贵族﹐而均田则全属中央政府﹐即国家。均田是郡县制度下的井田﹐而井田则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说到租额﹐则仅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较之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项目﹐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中国既是一个农业国家﹐人民经济﹐自然狴`隼低恋匚□鳌Ｌ拼□庥沟髦疲□钜□靡猓□谖□裰撇□□袷勾蠹矣刑□兀□钥上蚬□彝炅浮８□痔□氐淖匀皇亲扯。□憧沙槌□□荆□□□乙逦穹□邸Ｓ卸∮刑铮□匀挥屑遥□┬瞪缁崂□募彝□□担□钜□氖侵□恐□椋□□艺魇账□徊糠值挠□啵□膊晃□　Ｌ拼□庥沟髦疲□筇灞群扞□ｕ罡□幔□档蒙鲜且恢智後吒「车闹贫取６□易庥沟飨金糠置鳎□刑锸加凶猓□猩硎加杏梗□屑沂加械鳌４酥频淖罡哂靡猓□谑褂猩碚咄□北赜刑镉屑遥□谑嵌哉□□魇沾饲嵛５乃岸睿□□峋醯靡子诟旱＃□桓型纯唷Ｕ馐翘浦平鲜□诤褐浦□□淞? 　　乙、唐代帐籍制度 　　　　　 　　然而这一制度﹐即从北魏均田制算起﹐时期维持得并不久﹐而且推行也并不彻底。因为北朝乃及初唐﹐全国各地﹐都是大门第豪族分布﹐而他们则依然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即使是不彻底的均田制度﹐也并不能长久持续。推行了一时期﹐便完全破坏了。依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帐籍之整顿。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自小孩出生﹐到他成丁﹐以至老死﹐都登载上。当时的户口册就叫籍﹐全国户口按照经济情况分列九等。此项户口册﹐同样须造三份﹐一本存县﹐一本送州﹐一本呈户部。政府的租调﹐全都以户籍为根据。帐则是壮丁册子﹐在今年即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这是庸的根据。唐制每岁一造帐﹐三岁一造籍。壮丁册子一年重造一次﹐户籍册子则三年重造一次。一次称一比﹐引起可以用来和上期的簿帐相比对。唐制﹐州县经常须保存五比﹐户部经常保存三比﹐如是则地方政府对户口壮丁变动﹐可以查对到十五年﹐户部可以查核到九年。这一工作相当麻烦。户口有异动﹐田亩有还授（丁年十八授田﹐六十为老还官）﹐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地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这须具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ㄐ撒t蚝懿蝗菀桌□貌凰□﹖銮姨拼□芸毂阕呱狭颂□街伟哺蛔闱渴５墓饷魇贝□□鞘侨瞬幻飧械叫︵÷╖词俏薰卮筇宓摹Ｄ骋患业哪昀险咭延饬□□□□拿□置挥邢□□□『19映□罅耍□挥刑□行露　Ｐ率诹颂□模□故嵌□咕扇说拿□帧Ｕ庑┤道谅□６悄衙獾摹Ｈ欢□庑╒闶谴撕笞庥沟髦剖□艿淖畲笤□颉﹖峙虏２灰□酱□□谔□啵□锬短□□□□夭还环峙洌□□庥沟髦圃绲帽览Ａ恕Ｕ馐且恢秩耸碌乃尚浮Ｖ劣诘胤胶狼看竺诺诖又形璞祝□枞糯讼钪贫戎□□梗□歉□挥盟盗恕＜淳驼始□贫妊裕□杉□恳幌钪贫戎□菩杏爰绦辟□脖卮□幸恢钟胫□嗟钡牡赖乱庵居敕□裰页现□嶙Ⅰ７裨蛲椒ｕ荒芤宰孕校□萑环□家饷溃□帐峭饺弧６□胰魏我恢贫龋□脖赜肫渌□贫确５□换□跋□９史惨恢贫戎□闪Ⅲ□簿獃谴酥贫瓤梢缘□莱闪５摹Ｔ偎荡讼钪贫龋□漵靡馄慕□葡执□□降募苹□□谩Ｕ庖□□□裰塚□扛黾彝□□扛鲎扯《颊展说剑□苹□健Ｔ诮□□蠊婺５乩□每蒲□臣疲□煌ｕ奖悖□□17榛睿□::６跞菀祝□星腋械接欣□选９糯□煌塩炔槐悖□□□橹□虻□□秸乓喙螅□樾床槐悖□庑╖际谴笪侍狻Ｔ谡庵智樾蜗拢□□诘羌侵鸾□砺遥□酥萍次薹ㄍ菩小Ｆ炔坏靡眩□庞指某闪剿爸啤Ｌ拼□淖庥沟髦疲□伤到□□斯糯□□锞□镆宦鱿啻□木□麽□常□□剿爸圃蚩□Ａ舜撕笞杂删□弥□群印? 　　丙、唐代的两税制 　　　　　 　　唐代的两税制﹐开始在唐德宗健中元年﹐为当时掌理财务大臣杨炎所策划。自此以来﹐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制度。因此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故称两税。此制与租庸调制之不同﹐最显着者﹐据唐时人说法﹐两税制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这是说你从江苏搬到湖北﹐也如湖北人一般﹐不分你是主是客﹐只要今天住在这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如是则人口流嵼砥撒峞掸灠{恕Ｓ炙怠叭宋薅≒校□云陡晃□睢薄Ｕ馐撬的阌卸嗌偬铮□□□阆蚰闶斩嗌僮狻Ｈ缡窃蛞逦窭鸵鄣戎种指旱＃□不窠夥帕恕Ｕ獠荒懿凰凳谴酥浦□麽ΑＨ欢□□□辉偈谔铮□窦渥杂杉娌Ⅲ□□粤剿爸埔恍校□惆阎泄□糯□□车木□铩９跆铩14□铩19庥沟鳎□庖还岬钠骄□厝ａ11故芴锬兜淖龇ｕ蚱啤Ｕ庋□唤夥牛□钡角宕□□际侨菪硖锬蹲杂陕蚵簦□杂杉娌ⅠＵ庖恢贫群凸胖葡嘟希□灿兴□拿□　＞莸笔币话阋饧□担□庥沟髦迫□鱿金糠值煤芮宄□□衷诠椴16谝黄穑□渌凳中□虻□□□站孟嘌兀□言□椿□本图虻睦蠢□□耍□龅秸□□□们□□□美鸵郏□植幻庖□黾有孪金俊６□庑┬孪金濬□纠丛缇陀械模□灰巡16诹剿爸姓魇樟耍□衷谠侔汛讼金考尤耄□癫坏扔诩颖墩魇铡Ｕ馐撬笆障金坎环置髦□祝□□□匾□模□蛟诖艘恢贫裙娑ㄗ舛畹囊幻妗Ｖ泄□□飞系奶锔持贫龋□贝泳□镏频阶庥沟髦疲□□□鞯刈舛睿□烧□□娑ａ□蚶词且宦善骄□摹Ｈ绾褐乒娑ㄈ□□耙唬□浦圃蛳嗟庇谒氖□□耙唬□庠谌□□鞯兀□宦善降龋□薏唤匀弧５□剿爸票惆颜庖淮□常□慈□□鞯靥镒庹胀□还娑ㄊ□钫魇盏哪且幌罹□穹掀□恕Ｔ诰芍疲□裙娑□颂镒舛ｕ睿□缓笳□□斩钫魇眨□侔汛蜗钍绽吹奶镒庾魑□□□磕昕□□牟普□丛矗□饪伤凳且恢至咳胛□龅闹贫取５□剿爸浦□娑ㄌ镒舛睿□蛳袷橇砍鑫□氲摹Ｒ虻笔毖钛锥ㄖ疲□艘勒掌涠ㄖ频那耙荒辏□刺拼□谥□罄□□哪甑奶镒馐杖胛□曜级□娑ㄒ院蟾鞯氐恼魇斩畹摹Ｈ缡且焕矗□僬□□恼魇帐中□希□羌虻□Ｅ碌枚嗔耍□梢员□饷磕甑鞑櫫臣瓶烟锸□突□诓岬戎种值穆榉常□□嘁蚨□鸬谋撞∪创罅恕Ｒ蛭□□艘焕矗□捅涑闪艘恢钟残怨娑ａ□娴靥□桑□澂辉儆腥□□恢碌淖舛詈退奥柿恕?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讲。据当时陆贽的奏议说﹕臣出使行经﹐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阒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这因为两税制之创始﹐本因以前的帐籍制度淆乱了﹐急切无从整理﹐才把政府实际所得的田租收入﹐以某一年为准而硬性规定下来﹐交各地方政府即照此定额按年收租。若某一地以某种情况而户口减少了﹐垦地荒旷了﹐但政府则还是把硬性规定下来的征收额平均摊派到现有的垦地和家宅去征收。於是穷瘠地方﹐反而负担更重的租额﹐形成如陆贽所说﹐由五家来摊分十家的负担﹐这岂不凭空增加了他们一倍的租额吗﹖於是那地的穷者癒穷﹐只有继续逃亡﹐其势则非到一家两家来分摊这原来十家的负担不止﹐而此一家两家则终必因破产而绝灭了。 　　再换一方面推想﹐那些逃户迁到富乡﹐富乡的户口增添﹐垦地也多辟了。但那一乡的税额也已硬性规定下﹐於是分摊得比较更轻了。照此情形﹐势必形成全国各地的田租额轻重不等﹐大相悬殊﹐而随着使各地的经济情况﹐走上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癒富裕。这是唐代两税制度严重影响到此後中国各地经济升降到达一种极悬殊的情形之所在。虽说此後的两税制﹐曾不断有三年一定租额等诏令﹐但大体来说﹐自唐代两税制创始﹐中国全国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额一律平等的现象﹐则是极显着的事实呀﹗ 　　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让我再举一实例。据当时的陆贽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百文。往输其一﹐今过於二。又据四十年後的李翱说﹕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两百﹐税户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今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二匹。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耶﹖假今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比建中之初﹐为加三倍。这一项田租改征货币的手续﹐也从两税制起直延续到现在。最主要的是﹐则是政府为这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起见﹐而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自两税制推行﹐政府便一任民间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总之﹐这一制度之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至大项目。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後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这虽不能说是历史上之必然趋势﹐然而也实在有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而始形成此一大变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先秦时代的封建贵族﹐唐以前的大家门第﹐到中唐以後逐渐又在变。变到既没有封建﹐有没有门第﹐而城市工商资本﹐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又始终不使它成为主要的文化命脉。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其营养。若使中唐以後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这一点﹐也足说明何以中唐以下之两税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丁、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 　　现在再把汉唐两代的经济财政政策两两相比﹐又见有恰恰相反之势。汉代自武帝创行盐铁政策﹐这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而在经济之上层加以一种限制。其下层贫穷﹐政府却并未注意到。总说汉代田租是很轻的﹐但农民并未得到好处﹐穷人还是很多﹐甚至於逼得出卖为奴。政府的轻徭薄赋﹐只为中间地主阶层占了便宜。唐代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用意﹐在不让民间有穷人。租庸调制的最要精神﹐不仅在於轻徭薄赋﹐尤其是侧重在为民制产。至於上层富的﹐政府并不管。在开始﹐商业尽自由﹐不收税。而每一穷人﹐政府都设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水准以上的生活。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这一情形﹐似乎唐代人更要高明些。他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这更有些近似现代英美的自由经济。汉代人似乎不大高明﹐他只注意不让你过富﹐而没有法子防止一般劳苦下层民众之陷入於过穷。不过这也仅是说汉唐两代关於经济政策之理想有不同﹐而亦仅限於初唐。待後租庸调制崩溃﹐改成两税制﹐茶盐各项也都一一收税﹐便和汉代差不多。至於汉代之盐铁政策﹐起於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调制之破坏﹐以及茶盐诸税之兴起﹐也由於玄宗以下﹐先是向外开疆拓土﹐直到德宗时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总之是由兵祸而引起了经济制度之变动﹐则汉唐并无二致。 第二讲 唐代　【四、唐代兵役制度】 　 　　唐以前﹐中国兵役制度﹐遍及全民众﹐可说是一种兵农合一制。依照现代人讲法﹐这是一种社会经济与国防武装的紧密联系。唐代兵役制度改变了﹐可说是另一种的兵农合一制。我们不妨说﹕兵农合一可有两种方式﹕一是汉代的方式﹐一是唐代的方式。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於农﹐亦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於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於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把武装集团同时变成生产集团﹐每个军人都要他种田﹐却并不是要每个种田人都当兵。这一制度﹐从北周苏绰创始﹐唐代人不过踵其成规。从历史上讲来﹐唐制似乎又要比汉制好一些。因为中国国家大﹐户口多﹐不需要全农皆兵。全农皆兵﹐反而变成有名无实﹐训练不精。只要全兵皆农﹐不是军人坐食饷粮﹐安逸无事﹐就够了。这种全兵皆农制﹐在当时称之为府兵。 　　为何叫府兵呢﹖上面讲过﹐当时的地方政府分两级﹐下一级是县﹐上一级是州﹐这都是管地方行政的。府兵之府﹐是在地方那个行政区域州县之外的另一种军事区域的名称。府是指的军队屯紮地。譬如在台北市﹐台北县这一地区里﹐另划一个军事区域﹐这区域就称为府。唐代都称之为折冲府﹐折冲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这些军人又是怎样来历呢﹖当时户口本分九等﹐这都是根据各家财富产业而定。我们只由此一节﹐也便想见当时的政治规模﹐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你想在一千多年前﹐全国户口就调查得很清楚﹐而且还要根据各家经济情况分成九个等第﹐那是何等细密的用意﹗据当时法令﹐下三等民户﹐是没有当兵资格的﹐只在上等中等之中﹐自己愿意当兵的﹐由政府挑选出来﹐给他正式当兵。当兵人家的租庸调都豁免了。这是国家对他们的优待。此外则更无饷给﹐一切随身武装﹐也许军人自办。这样的人家集合上一千二百家﹐便成一个府﹐府就等於现在的军区。若果某地是军事要地﹐便在那地方设立一个府。募招上中等人家壮丁籍为府兵。这种府的数目﹐有时多﹐有时少。大概唐代全国共有六百个到八百个府。若假定这八百个府都是中府的话﹐那唐代全国便有八十万军队﹐大概最少也有四十万。而这四十万乃至八十万的军队﹐并不要国家一文钱﹐一粒米来给养﹐因为他们自己有田有地。他们一面保卫国家﹐一面还自立生产。这八百个府的三分之一（将近三百个）﹐分配在中央政府附近﹐即唐代人之所谓关内﹐即山西函谷关以西长安四围之附近地区。其余三分之二﹐四百到六百个府﹐便分布在全国﹐而山西和其他边疆又比较多一些。其他地区又少一些﹐有一州只有一府的﹐或一州并无一府的。府兵也是到了二十岁才开始服役﹐每个府兵须到中央首都宿卫一年。此外都在本府﹐耕田为生﹐而於农隙操练。当宿卫的﹐叫做上番﹐番是更番之意﹐商贩则正如汉人所谓践更。只汉人践更﹐是在地方服役﹐唐人上番﹐则向中央服役而已。府地距离中央五百里的﹐宿卫一次得五番﹐一千里的七番﹐一千五百里者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十二番。照番数计算﹐五百里者往返两次﹐适抵二千里者往返一次。一千五百里者往返三次﹐适抵二千里以外者往返两次。计番数﹐可以轮番到中央﹐上宿平均劳逸。若遇国家有事﹐则全国各府均可抽调﹐并不与宿卫番数相干。这是说的兵队。至於军官呢﹖在中央直辖有十六个卫﹐每个卫﹐都有一个名称﹐各卫的都设有大将军。有事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待战事结束﹐兵归於府﹐将归於卫。军队回到本乡﹐在他府里有一个折冲都尉﹐是主平时训练的。所以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并不统带军队。武官立功﹐以勋名奖励。文官份品级﹐武官份勋阶。故武官又称勋官﹐勋官有爵号无实职。立功以後﹐最高的在朝做大将军﹐多数还是回家种田。然而他获有勋爵﹐国家社会对他自有某种优待。有事是经济的﹐有时是名誉的。《木兰词》所谓策勋十二转﹐勋位也是一级一级升上的﹐这不是升官﹐而是升勋。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唐代就根据这个府兵制度来统治全国﹐同时向外发展﹐变成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後来府兵制度也失败了﹐怎样失败的呢﹖这也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而实由於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至於不可收拾。第一﹐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轮值宿卫﹐这些当宿卫的府兵﹐论其家庭经济﹐都是很殷实的﹐平素的生活也都过得好﹐这因穷苦家庭的子弟根本不准当兵的。在唐太宗时﹐这种士兵到中央宿卫﹐皇帝自己也时同他们在宫廷习射。政府看得起他们﹐他们也就自觉光荣。後来天下太平﹐每常几万人轮番到中央﹐没有事情做。皇帝当然也不再注意到他们了﹐於是今天某大臣要盖花园﹐明天某亲贵要造宅第﹐都向军队商量﹐借多少人手去帮忙。士兵变成了苦工﹐受人贱视。下次遇到上番值宿﹐便多逃亡规避。第二﹐在唐初﹐府兵出外打仗阵亡﹐军队立刻把名册呈报中央﹐中央政府也马上会下命令给地方﹐立刻由地方政府派人到死难士兵家里去慰问﹐送他勋爵﹐给他赏恤。阵亡军人的棺木还没运回﹐而政府一应抚恤褒奖工作都已办妥了。这等事关系极大﹐尤其在军队的精神上﹐有说不尽的鼓励。我们看现代西方国家﹐也在这样做。但中国唐代﹐早就这样做了。到後来﹐军队和政府﹐还是犯了一个松懈病﹐疏慢病。军队士卒死亡﹐不一定即速呈报到中央﹐中央又不一定分头转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不一定特为此事到他家里﹐战事也结束了﹐军队也复员了﹐但死者家属﹐还不见政府派来人。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便这样地渐渐失去了。此外已经有了相当勋位的军人﹐正因为勋位仅仅是一种荣誉﹐并不与实职官员一般﹐换言之﹐他还是一个兵。而於是政府要员﹐有时还要派他去服力役﹐给差唤。因此勋位在身﹐不为荣而转为辱。倘使别人称呼你勋位如中尉、上校之类﹐已不是一种尊敬﹐而成了一种讥讽了。武官的勋名被人看不起﹐军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後来癒趋癒坏﹐政府刻意开边﹐开边需要防戍边疆的军队。本来府兵打完仗就复员﹐现在变成没有复员了﹐要你长期戍边。最初去戍边的﹐还可交替轮番﹐後来後方不上紧﹐第二批新的不送出去﹐第一批旧的要想复员也复不成。於是两年三年地继续﹐而这些兵本都是殷实之家的子弟﹐他们的衣服、马匹、兵器﹐都是自己置备制造随身携带去的。因为他们天地不要租﹐又不要向国家当差服役﹐所以有力量自备武装﹐长短肥瘦当然称身﹐刀枪轻重﹐也能配合他的体力﹐马的性格也懂得﹐他的生命要靠这些的﹐前途立功﹐也要靠这些﹐所以一切衣甲、兵器、马匹都很好﹐很讲究﹐很精良﹐这也是府兵之不可及处。而且那些府兵﹐仍恐国家薪饷不够用﹐随身还要带点零用钱。唐代用绢作币﹐大家携带绢匹﹐到了边疆﹐边疆的营官说﹕你们的绢匹该交给我﹐存放在储藏室﹐待需要时再领取。於是故意叫士兵们作苦工﹐一天做八点钟的﹐要他们做十点钟﹐吃睡都不好﹐处处折磨他﹐希望他死了﹐可以把他存放的财物没收。这许多事﹐正史所不载﹐要在许多零碎文件中﹐才可看出。然而正因为这许多事﹐唐代的府兵制度就垮了台。即如杜工部诗﹕“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就是说军队没有复员﹐没有休息了。於是府兵怕到边疆﹐在本府先自逃亡。出外不返的﹐也都家破田荒﹐没有後代了。後方兵员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这如称皇帝的皇帝﹐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於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那何尝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所以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该放大眼光﹐不要单就制度来看制度才得呀﹗ 第二讲 唐代　【五、唐代制度综述】 　 　　现在再略一综述唐代的制度。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阻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後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後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後﹐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勘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後有唐﹐唐以後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第三讲 宋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甲、宋代中央政府 　　　　　 　　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转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此刻先讲宋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从相权讲起。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於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於唐﹐却不能说有什麽大变动。一切因循承洁慰嵿逌\□模□皇瞧扔谑贝□□扔谕饷嬉磺行问疲□耐坊幻妫□碜９扛牡脑诒洹Ｗ菟邓□斜涠□□床荒芩邓□薪□ⅠＫ沃□谔疲□缓盟迪穸□褐□谖骱海□惺露□拚□Ｓ行问仆魄ａ□□拗贫冉□Ⅰ? 　　乙、相权之分割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亦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又和枢密院同称两府。枢密院是管军事的﹐本是晚唐五代传下的一个新机构﹐宋人不能纠正﹐把它沿袭下来﹐成为一重要官职。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然中书和枢密对立﹐也就是宰相管不着军事。　　　　　　　 　　再论财政﹕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司本是唐代尚书六部下面的官名。但唐代自安史乱後﹐往往因财政困难﹐而甚至有宰相自兼司职的。宋代又因其弊而不能革﹐却变成政府财权专落在司的手里。所谓三司──第一是户部司﹐第二是盐铁司﹐第三是度支司﹐度支即是管经济出纳的。在唐代﹐有宰相亲自兼领尚书的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为对财政问题直接处理方便起见﹐此虽不可为训﹐究竟是由宰相来亲握财政大权﹐还可说得去。而宋代﹐则此三个司的地位提高了﹐独立起来掌握着全国的财政﹐这是极不合理的。所以王荆公为神宗相﹐想要变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那个新衙门（即制置三司条例司）里。这一措施﹐在荆公是想把财政大权重新掌握到宰相手里﹐正如唐代之由宰相来兼领司职。司马温公对此极表反对﹐他说﹐财政该由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让两府侵其事。这里却见到荆公温公对当时制度上之一种歧见。荆公之意﹐是想把财政大权仍隶属於宰相﹐这属制度问题﹐非人事问题﹐与当时三司长官之称职不称职不相干。荆公是想重新厘定三司权限﹐要把当时所谓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军民财政之职权三分重新绾合。温公则主一仍旧贯﹐只着眼在人事上﹐并非着眼在制度上。若就制度论﹐则军民财职权三分﹐到底是不合理想的。 　　再次说到用人﹕向来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什麽人该用﹐什麽官该升﹐这是宰相下面尚书吏部的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就等於铨叙﹐後来改名审官院。又把审官院分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别置三班院﹐来铨衡一辈内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则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如是则不仅宰相和唐制不同﹐就是尚书成为行政总机关的制度﹐也都破坏了。 　　丙、君权之侵揽 　　　　　 　　以上指述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都分割了﹐这显见是相权之低落。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及以朝仪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制还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这一类的转变﹐说来甚可慨惜。但历史演变﹐其间也不能仅归罪於一切是黑暗势力之作祟﹐或某某一二人之私心故意作造出。宋太祖在後周时﹐原是一个殿前都检点﹐恰似一个皇帝的侍卫长。他因缘机会﹐一夜之间就作了皇帝﹐而且像他这样黄袍加身作皇帝的﹐宋太祖也并不是第一个﹐到他已经是第四个了。几十年中间﹐军队要谁作皇帝﹐谁就得做。赵匡胤昨天还是一殿前都检点﹐今天是皇帝了﹐那是五代乱世最黑暗的表记。若把当时皇帝来比宰相﹐宰相却有做上一二十年的。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像样。试看五代时﹐又哪几个皇帝获得像冯道般的客观地位与受人尊崇呢﹖然而皇帝到底该是一皇帝﹐他是一国之元首﹐皇帝太不像样了﹐其他一切官﹐会连带不像样。现在要拨乱返治﹐尊王是首先第一步。而且皇帝的体统尊严不如宰相﹐也易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猜疑。据说当时宰相是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所以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就事论事﹐这也该有可愿。固然这也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以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於如此。若使在唐代﹐由门第传统出头的人来处此局面﹐他们决不会如此干。又像西汉初年一辈朴讷无文来自田间的人﹐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但他们当时的用心﹐终还是可原谅的。不过事情隔久了﹐这事情演变之本原意义忘失了﹐後人便只见得皇帝之尊严与宰相之卑微了。 　　其次讲到皇帝诏书﹐此乃政府最高命令。在唐代归宰相中书省拟定﹐此种拟稿叫做熟拟﹐亦称熟状拟定。熟状拟定是详拟定稿的意思。中书熟拟送呈皇帝﹐皇帝只侵揽了在纸尾批几句﹐用皇帝御印可其奏﹐此谓之印画。经此手续後﹐便可降出奉行。此项手续﹐其实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用现代话说﹐皇帝在政府所下的一切最高命令有他的同意权。到宋初﹐宰相为避嫌﹐为推尊皇帝﹐为使皇帝的威望地位抬高﹐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写一劄子﹐这是一种意见的节要﹐对於某事提出几项意见﹐拟成几条办法﹐送由皇帝决定﹐所谓“面取进止”。然後宰相再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所以宰相面取进止的诏文﹐仅是一种草案或条陈﹐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这与唐代宰相之熟拟相差就很大。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後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再说﹐政府的一切重要指示﹐本埙^膊２蝗□□谢实圳□沸兄□摹Ｔ谔拼□□□绿煤帕钏姆剑□渌□率樵惶锰□□纬趸褂写酥疲□笔辈10教锰□屏χ赜陔访□５□罄幢阌汹□□梗□惺椴坏孟绿锰□□谑歉挠胫□又富印Ｆ涫祫□右不谷缣锰□﹕罄从幸坏胤焦□□环□惺榇Ψ郑□言□□庾啵□□诖笈□□罟□滦虢惦反Ψ郑□从胫□樱□嗟弊嗖谩Ｕ獠皇撬未□磺姓□钪□龆ㄈｕ闳□榱嘶实□穑空庖恢贫龋□缴褡谑保□故欠狭耍□孕碛胫□印＞荽酥畹悖□芍□未□紫嘀□□啊?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便联想到像我们现代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独裁与专制。宋初有一件故事﹐宋太祖时﹐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後交给太祖﹐恰好这人是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愤然说﹕“这人怎好用”﹐就把这名纸撕了﹐掷在地。赵普不做声﹐把地上废纸捡起来藏了。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早把前日捡起的破纸用浆糊黏贴了携带身边﹐即又把这纸送上。太祖诧问﹕“如何还是此人”﹐赵普答道﹐据某意见﹐暂时更无别人合适。太祖也悟了﹐点头说﹕“既如此﹐便照你意见用吧﹗” 　　我们讲到这一故事﹐还可想象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道地读书人﹐只因宋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後﹐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论语》。後来人却说赵普已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仔细读。然而赵普却已是宋代开国一好宰相﹐即就前讲故事便可见。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般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而赵普也如此了。那时相权虽低﹐我们仍该根据历史事实﹐不能单凭自己想象﹐骂中国传统政治全是帝王专制与独裁。而且宋王室家训相传﹐要尽量优假士人﹐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而北邡U畹郏□脖冉衔薇├埃□拮ㄉ谩Ｋ未□贫戎□钡悖□谏Ⅲ□谌□□辉谧ㄓ氡□Ｖ钡侥纤文□谑保□芽焱龉□□实□笔毕率痔□□笔背莆□□□□辜□鸪□挤呖□□凳虏怀鲋惺椋□俏□艺□﹖杉□未□嗳ａ□褂兴□□晨凸鄣牡匚弧Ｎ颐谴丝讨桓□堇□防此邓尾蝗缣疲□□剿未□紫嗍□埃□磺腥允侵贫任侍狻２２皇侵挥谢实圩ㄖ疲□□灰□贫取? 　　丁、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於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於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麽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麽事﹐又是谁也不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麽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於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後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後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於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麽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麽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於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麽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麽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後﹐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第五讲 清代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於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於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於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於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於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於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邹容也说﹕“至於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於登天﹐开坊类於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於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於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第五讲 清代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於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於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於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於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於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请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於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灯。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後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後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於地租。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麽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後﹐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癒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麽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第五讲 清代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癒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於是民变四起﹐　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所以此後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嘉庆年间﹐一次次变乱不停﹐以後有激出太平天国。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他们比较象样的是军制﹐但始终未觉悟到水师之重要。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大抵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了。第一论国名﹐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立一个国家而号称天国的呢﹖这是他们对西方耶教一种浅陋的知识之暴露。再加上太平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他们的下意识﹐似乎受此影响﹐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之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辛亥革命﹐国号中华民国﹐这因革命党里有了读书人﹐所以不同了。而且洪杨一出来就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他们自南京内哄以後﹐杨秀清杀了﹐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号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成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就是满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正因满洲人初兴﹐便能用中国知识分子﹐而洪杨集团则不能。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哪里有全不饮蝀吽惮╱蠾翩慾A酝□□反□橙□客品□□怀□□恍┤庋笞诮檀旨＃□旄柑煨郑□慌珊□裕□隳艹闪耸拢课颐遣槐刈萋燮渌□□磺校□□此□悄切╘□□倜□□椭□浔厝换□□堋Ｈ籼□教旃□晒α耍□闶侨□恐泄□□肥□芰恕５笔钡暮檠睿□２皇峭撇环□□澹□□□峭□庇忠□品□泄□□坷□罚□□运□侵豢捎惺□堋＝□□闹泄□耍□□苍谙氚阎泄□□坷□吠品□耍□□愿□喽蕴□教旃□□□椤５□耙□祷乩矗□□教旃□肥□芰耍□□□逭□ａ□簿痛哟酥鸾□□频街泄□耸掷铩Ｖ泄□顺鋈畏饨□罄舻囊捕嗔耍□□颖涑上婢□牖淳□□惚瞥雎□逭□□院笾□浞ａ? 第五讲 清代　【七、变法与革命】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後的变法和革命。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於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後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後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後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後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後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於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於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後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後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於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全。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於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後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是看来很正确的。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後﹐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後﹐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背丐搯J谖颐窃蚨杂谡□紊系囊磺兄贫龋□孟衲靡恢质匝榈奶□壤从Ω叮□佽源酥贫炔19挥薪□牍沧鸸残胖□常□掌疽桓隼砺劾辞沂砸幌拢□□侍饩痛罅恕Ｉ踔疗渌□□乙涣礁鲈碌男露□鳎□蚴羌父鋈说男吕砺郏□颐且哺□四美此吒闶裕□吒阌谩Ｊ晕誓睦镉形蘩□芬蛳□恼□危□薮□逞馗□闹贫龋□□梢哉娓鼋□５闷鹄吹模课颐怯菜抵泄□□芬□坏茫□泄□缁嵝氤沟椎馗脑欤□颜□沃贫群透锩□品□目诤呕煜□谝黄稹Ｎ颐遣２桓□堇□肥率担□□杖乱□虻埂Ｆ涫嫡□侍庖炎□松恚□巡皇悄持终□斡胫贫雀麽虻梗□持稚缁嵊刖□脢脢脑欤□□侨□课幕□梅掀□恕﹖杉□枷肜砺郏□舱庖徊糠值模□蓟崆Ｉ娴奖鹨徊糠帧Ｎ淳□喾矫婵悸牵□淳□□逼谥□椋□俏薹ｎ拖露□鄣摹? 钱穆年表 　 　　1894 清光绪廿一年,生於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後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 卅六岁 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後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 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 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 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 四五岁 《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 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 先後任教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 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 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 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 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 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 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6 六二岁 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 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 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後赴欧访问 　　1961 六七岁 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 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 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 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 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 撰《八十忆双亲》 　　1976 八二岁 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 八四岁 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 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 与三子、幼女会於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 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 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 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後一课 　　1988 九四岁 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 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 八月卅日逝於杭州南路寓所 　　1992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先生小传 　 　　钱穆先生於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六月初九（公历７月３０日）生於江苏无锡﹐於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卒於台北﹐享年９６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着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大师、着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元（１９１２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七房桥以钱家先世七房受名。钱穆曾祖绣屏为国学生﹐祖父鞠如为邑□生。祖父治五经和《史记》。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时有神童的美称﹐１６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於身体多病﹐未求取功名。母蔡氏﹐乡里称淑德。钱穆有一兄一姐两弟。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四年间得到良师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华山、顾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养的启发、获益匪浅。钱穆十二岁时遭父丧﹐家徒壁立﹐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他十三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深受校长（时称监督）屠孝宽的爱护。历史、地理老师吕思勉的教诲对钱穆影响很大。１９１０年冬钱穆因故退学﹐次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後﹐学校被迫解散﹐钱穆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１９１２年﹐钱穆十八岁﹐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次年任教鸿模小学（其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史地课程。他研读《孟子》、《史记》和獭敌７抯捱搹需肊緮｣@□窒捕痢抖□皆又尽泛脱弦胧□帧Ｊ鼻□乱晕瓷洗笱□□叮□□本┐笱□猩□愀嫠低犊颊□胂榷琳卵□稀段氖吠ㄒ濉罚□辞笃涫槎林□Ｋ□侄料脑□印吨泄□□方炭剖椤罚□蚱湮□本┐笱□瘫荆□识林□跚淞Ｋ□罄粗板断惹□钭酉的辍罚□┬□妒芳恰□□□瓯怼罚□词鞘芟氖榈钠舴Ⅰ? 　　１９１４年夏﹐钱穆任教设於梅村镇的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同时兼任鸿模小学的课。一年後才专在县四高小任教。在繁忙的教书工作之余﹐坚持读书﹐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钱穆授《论语》课﹐正好在读《马氏文通》﹐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是书１９１８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钱氏之第一部着作。又读《墨子》﹐发现多处伪误﹐成《读墨□解》。後询悉孙诒让有《墨子□诂》﹐才自知孤陋﹐於孙书逐字细读﹐并自此留心清代考据之学。钱穆因读严译《穆勒名学》有得﹐故对孙氏解《墨经》之未尽惬意处﹐逐条改写﹐成《墨经□解》。１９１７年秋﹐钱穆完婚。１９１８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１９１９年秋天﹐钱穆任後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五岁。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企望通过与幼童接触﹐改革教法﹐并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此期间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後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１９２２年秋﹐钱穆辞去後宅小学校长及泰伯市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不到一个月﹐应施之勉教务长之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１９２３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钱穆至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另开一课（第一至四年分别开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教者自编讲义）。钱囧t摹读□榇笠濉贰Ⅰ堵塾镆□浴贰Ⅰ睹献右□浴贰Ⅰ豆□□怕邸芳幢嘧□谒梗□笕□志□霭妗? 　　１９２７年秋﹐钱穆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１９２８年春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作《墨子》和《王守仁》。是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後事﹐因劳伤过渡﹐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 　　钱穆在苏州中学期间﹐课外主要研究工作为撰写《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２９年﹐钱穆与张一贯结婚。是年﹐顾颉刚、胡适相继来苏中演讲﹐钱穆得以与顾、胡相交。顾颉刚读到《系年》初稿﹐建议钱氏到大学教历史﹐并向中山大学推荐。钱氏虽获中大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恳请钱再留一年﹐逐不果行。钱与蒙文通曾通信论学。１９３０年蒙文通在南京讲学﹐曾来苏州与钱相见﹐畅谈数日。蒙文通赞誉钱之《系年》可与顾享林诸前贤的论着相媲美﹐认为“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由於顾颉刚的推荐﹐１９３０年秋﹐钱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时年三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是秋﹐恰逢刊载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出版﹐此文亦系顾颉刚先一年所约。是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刘逢禄今文经学家关於刘歆伪造经书《春秋左传》等不实之言﹐列二十八事﹐考据确凿﹐详实可信。此文既出﹐学林推服﹐胡适谓“钱谱为一大着作﹐见解与体例都好”。 　　１９３１年夏﹐钱穆始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亦请兼课。他在北大教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另开一门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各教授同时开出的上古史方面的课程有八门之多﹐意趣各异。故钱穆谓“当时在北大仵l危□赣诘潜缏鄢　薄１狈窖□缗ｅ瘢□淌谥□惨甯澹□涡Ｄ谕馊耸肯蚪惨迨以□ａ□□□陶呶唇捕□惨逡蚜鞔□Ｍ猓□谙□致邸? 　　翌年﹐北大教授钱穆开出选修课“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历史系负责人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现在已改为民国﹐对以前政治制度不必再作研究。钱穆则认为研究历史﹐对於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鼓励政治系全体同学选修这一课程。後来历史系同学也来旁听。当时中国通史为部定必修课程﹐１９３３年秋﹐傅斯年与同仁集议﹐以为国难方亟﹐当编刊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通史课本﹐藉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北大通史课向来分聘北京史学界名家共同担任讲席﹐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多人讲授﹐不相通贯﹐殊失通史意义﹐遂提议由一人独讲﹐贯穿始终。通史课後改由钱穆一人承担﹐一学年讲完﹐没有间断。学校特为他专置一助教。此课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加有高年级和其他院校学生旁听﹐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诸生聆听钱先生的课﹐感奋不已。此时﹐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一说有三人﹐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一人。 　　相对於过去在中学任教﹐钱穆在北大期间﹐课余多暇、生活安定。他利用北京书籍资料借购的便利和学人之间切磋交流学问等缘会﹐潜心修订、增补《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３３年秋得以完稿﹐１９３５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稿含考辨专文一百六十余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张。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误。钱穆通过研究汲塚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误讹﹐然後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痋憬纹頞①戚戚撰ꤲ0甏□５酱ｕ乩淼龋□ㄊ琅拍辏□柚□该堋４呵□焦□□实氖妨舷蚶茨岩钥坚纾□□抡庖晃爸□苟琳叨愿丛拥南惹匮□跏贰17□问酚辛嗣魑□娜鲜丁Ｕ馐乔□鹿αι詈竦拇□碜髦□弧Ｑ□缍哉庖唤茏髌兰酆芨撸□乱□⊥瞥缡鞘椤凹□□俊保□熬荨都湍辍范□妒芳恰分□螅□牡眉□啵□量膳宸□薄? 　　１９３７年５月﹐钱穆的又一代表巨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作者在北大上课之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书批评近代学者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宋之是非。他把清代学术的渊源上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学﹐指出清代汉学诸家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顾、黄、王开清代汉宋两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是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侧重论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论学思想主旨﹐指出诸学者对於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过去学者论清代学术﹐只强调考证﹐钱穆不仅重考证﹐尤重义理致用和终极信念。特别是作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後讲授此课﹐借此而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批评全盘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论。杨树达先生盛赞此书为“佳书”﹐肯定作者“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 　　抗战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於北大﹐又兼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人文荟萃﹐钱穆有幸结识了许多学者。除顾颉刚、蒙文通、胡适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冯友兰、陈寅恪、吴宓、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吴承仕、陈垣、孟森、马衡、傅斯年、萧公权、刘文典、杨树达、余嘉锡、闻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达、吴其昌、贺昌群及由南京来游者缪凤林、张其昀等数十人。而顾、汤、蒙与钱交谊最笃。这些学人各有所长﹐世局虽艰﹐而均能埋呇r□椋□□涤谐伞Ｔ诖似诩洌□□鲁Ｈ□鹆□□18「Ｋ路醚肮始□□晕轿□缴□淮罂焓隆Ｋ□眯浇穑□□嗣淄猓□『挠诖恕Ｋ□群蠊菏槲逋虿幔□胁簧倜伢牛□□捌咂摺笔卤□笪蘖ηｕ兀□□律18洹?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北大文学院迁至南岳。１０月﹐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经广州、长沙抵南岳。钱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岳市图书馆读宋明诸家集。一度钱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合住一屋。冯友兰把《新理学》书稿送钱穆审读、批评。学校旋迁昆明﹐乃结队经桂林、南宁﹐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南至蒙自。同事陈梦家曾选读钱穆通史课﹐力促通史教科书正式出版﹐以应时代、青年之需。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钱穆则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後移居寺中﹐撰着《国史大纲》。通史课程﹐前在北平讲授四年﹐迁来昆明後又两度讲授。每周四、六晚间开讲﹐二百余座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来自校内外的学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据窗台﹐或倚窗外﹐盛况又过北平时代。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加上钱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擅长讲演天才﹐感染力强﹐故讲者听者易引起共鸣﹐极一时之盛。 　　钱穆於１９３９年暑假携《国史大纲》书稿至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当时规定﹐书籍着作要经政府审查後方可出版。钱穆这类书﹐要经审查并依指示修改後呈请再审查﹐才能付梓。钱穆坚持己见﹐最後几经周折才於１９４０年６月按原稿出版。是书引论被学林推重为“近世大文章”。引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社会、学术思想﹐有其独立发展之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但必同时致力於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於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嚏惮襌瀊f兀□嵝胖泄□幕□髡□透□碌亩□τ肭熬氨乩醋韵让袼□莸奈幕□低车哪诓濬□＜健澳苡诠□颐褡逯□诓孔陨恚□□闷涠捞鼐□裰□□淞保□魑□肮□颐褡逵谰蒙□□□□础薄Ｇ□峦辞芯□妫汗□死劣谔窖肮□氛孚校□□灰饩菟□酥□担□烈馄苹担□嵫愿母铮□蜃允称涠窆□Ｈ□□吮嗨氖□□拢□参迨□嗤蜓裕□悦褡逦幕□馐豆嵬ㄈ□椤Ｆ湔陆诒晏獾阈迅魇贝□卣骷氨浠□□湟缱爬□分腔塾氪词丁﹗按呵□焦□窦渥杂裳□踔□似稹薄Ⅰ拔骱何闹握□□□萁板薄Ⅰ岸□菏孔逯□碌匚弧薄Ⅰ拔航□媳背□□诺淞薄Ⅰ疤镏啤薄Ⅰ氨□啤薄Ⅰ白诮獭薄Ⅰ疤拼□□□位□褂□缁崆樘□薄Ⅰ氨彼问看蠓蛑□跃跤氡浞ㄔ硕□保□约啊疤埔韵履媳本□梦幕□□□啤钡雀髡伦钗□□俊Ｇ□露岳□肺侍獾难芯濬□薇偃肜铮□尚〉酱螅□傻愕较叩矫妗Ｈ缣镏疲□□芙□鹘□继铩１蔽壕□□教拼□淖庥沟鳎□勺庥沟鞯搅剿胺ａ□铣梢桓稣□澹□叶员鹑瞬痪□獾拿恳桓鱿肝20╛谔逑殖鏊□拇呵锉史ａ６费□□瘛Ｇ□碌男矶嗦鄱隙加兄卮笃舴12裕□苁苟琳呔僖环慈□Ｈ缏鄞呵□焦□笫圃疲骸拔幕□冉□罟□鸫谓岷希□□□幕□蠼□罟□鸫握鞣□煌□蔽幕□蠼□罟□□渲鸫握鞣□冉□罟□□□嘀鸫挝□冉□罟□□□□﹗贬缰□饲按撕螅□缟堂鹣摹18□鹕獭１蔽耗掀帧17山鹎炙巍３迕鹈鞯龋□鞣□□谖幕□媳徽鞣□１煌□□氖吕□□偶□幌剩□□诖斯□讨校□□慕□虿欢侠┐螅□幕□嗖欢先诤屯骋弧Ｗ苤□□豆□反蟾佟菲亩啻醇□朗叮□皇□毒佟Ｊ鞘槌霭婧螅□缧腥□□□晌□鞔笱□ㄓ玫睦□方炭剖椋□□□毓奈枇斯愦笄嗄暄□樱□□17怂□强谷站韧龅娜瘸馈? 　　１９３９年夏﹐钱穆经香港、上海回苏州侍母﹐夫人张一贯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钱先生变换姓名﹐择居耦园幽僻地﹐除时或至上海晤吕思勉外﹐杜门不出。此时习英文﹐读美人所着世界史﹐并撰《史记地名考》。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钱穆离昆明之前﹐顾颉刚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邀钱氏同往开办。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１０月至成都履任。此期间﹐迁置嘉定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不足﹐校长王星拱特函请钱先生﹐获允讲学一月。１９４１年３月莅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两课。在嘉期间﹐曾应马一浮邀﹐莅岷江对岸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的政治问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地僻幽静﹐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钱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出旅行﹐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诸生启发很大。当时钱穆应上峰及教育部邀﹐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是书於关学最为详备﹐如对李二曲﹐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展示二曲一生精神。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中庸》未发已发问题﹐条贯叙述。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可惜原稿於教育部复员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仅存序目。书序发表在《图书季刊》上。当时撰着的另一着作为《中国文化史导论》﹐陆续发表在张其昀、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上。《导论》系就《国史大纲》所标之文化意识及其所致意之各环节﹐作进一步较系统的发挥。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详论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当时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的文章﹐除《导论》诸篇外﹐其余亦皆有关中国文化﹐而以宋明理学为多。这是钱穆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方面的一个新转变。钱穆在齐鲁大学授课时﹐也兼任华西大学的课。１９４３年秋﹐齐鲁国学所停办﹐钱氏应邀任教华西大学﹐兼四川大学教席。是秋与冯友兰、萧公权等应邀去重庆高级训练班讲学﹐在重庆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後﹐病情加重﹐遵医嘱休养。此时他静心读《朱子语类》﹐後移居灌县灵岩山寺﹐读《指月录》。研读之後﹐他对唐代禅宗最终转归宋明理学这一演变有了较深体悟。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次年钱穆东归故里﹐闭门着书。曾被邀请去常熟作演讲。是年１０月应邀前往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又兼云南大学课务。教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此时钱穆在省立图书馆研读宋、元、明诸禅师和金、元新道教的着作。１９４８年春﹐钱氏东返﹐应无锡富商荣家创办之江南大学聘﹐任文学院院长。时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为二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钱穆常雇小舟﹐荡漾湖中﹐幽闲无极﹐写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荟萃前人旧说﹐并成一家言﹐为近代庄子研究之重要着作。 　　１９４９年春假﹐钱穆与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在广州﹐他们二人曾同去番禺化龙乡黄艮庸家看望了熊十力。一日在街头偶遇张其昀﹐云拟在香港创办学校﹐坚邀与谢幼伟、崔书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张其昀先期赴台﹐谢幼伟等继续筹办学校﹐定名亚洲文商书院﹐内定钱穆为院长。後因谢幼伟因事赴南洋﹐崔书琴去台﹐乃邀唐君毅与张丕介共同效力。亚洲书院於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开学﹐夜间上课。１９５０年秋改建新亚书院﹐校址迁到九龙深水桂林街﹐日间上课。书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新亚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该院始设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後扩充为文理商三学院十二个系。创办时条件十分艰苦﹐师生多为内地去港人员。钱、唐、张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励并感染同仁与学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亦得到许多同道的支持。教授除初期的钱、唐、张外﹐稍後有赵冰、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有的纯尽义务﹐不取报酬。学校经费原靠沪商王岳峰支持﹐但王的经济实力有限。为筹经费﹐１９５０年冬钱穆去台北﹐受到蒋中正接见﹐蒋嘱其“总统府”每月拨三千港元供临时之用。在台湾期间﹐钱穆曾到各校及机关演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等﹐後都整理出版。《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扩充而成。１９５１年秋撰《中国思想史》。冬天再次到台北﹐次年春应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後出书﹐为学界所重视。同年４月１６日﹐应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学院新建礼堂演讲﹐刚刚讲完﹐屋顶水泥塌落﹐钱先生受伤﹐头破昏迷﹐幸能康复。 　　新亚书院以其文化理想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出一批高质量人才﹐引起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同情和尊敬﹐并逐步得到国际承认与支持。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间﹐先有亚洲协会代表艾维（Jameslvy）主动资助经费﹐继有耶鲁大学卢定（Harry Rudin）教授代表雅礼协会与新亚协议﹐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 　　钱先生坦率相告﹐即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教会学校﹐雅礼表示决不干预校政。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不久﹐又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择址农圃道建校舍﹐由港府拨地兴工。新亚在创校六年後始有自建校舍。１９５５年春﹐获哈佛燕京社资助﹐有专款购置图书﹐建大型图书馆﹐出版《新亚学报》。钱先生办学旨在弘扬中国文化﹐虽获美国多方资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在校内悬挂孔子画像。港府在香港大学１９５５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钱穆赴港後﹐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氏独居无侣﹐生活维艰。１９５６年春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後就读厦门大学和新亚书院﹐後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钱穆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萌感情﹐後毕业於台北师大﹐复来香港﹐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１９６０年初﹐钱穆出国讲学﹐先後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後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後﹐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後回到香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港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後再卸任。１６年来﹐为办新亚﹐钱先生付出了多少精力﹗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着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１９６４年休假後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１９６５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２月返回香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７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此时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着《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後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後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於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着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後﹐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後﹐应张其昀之约﹐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着出版了《中国史学名着》、《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於学术思想方面的论着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於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於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後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８０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後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着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１９７７年﹐钱穆８３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１９８０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１９８４年﹐钱穆９０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１９８６年﹐９２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後一课﹐告别杏坛﹐最後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後﹐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後一部着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後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1)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於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享年９６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 　　的彼岸﹐而是魂归於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１９９１年１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回顾钱穆的学术道路﹐正如他的高足严耕望先生在《钱穆传》最後所指出的﹕“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後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後﹐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着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识性论着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着﹐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着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礡﹐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只到晚年﹐後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着﹐拘守成规﹐此为其着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於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於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着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後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2)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着名竣D枷爰摇Ｋ□难□踔□骱徒惭莶唤鼋□醒□醯摹13□淼募壑担□□矣猩羁痰乃枷胄院驼芾□浴Ｋ□曰迦瞬痪搿18□霾痪氲囊簧□□哉□龅纳□模□次馈10胙镂颐侵谢□褡謇□肺幕□□车木□□□咕茏殴□祷□５桃祷□南执□缁岫匀诵缘闹□猓□咕茏排贩缑烙昕□□唤□贝□□斐傻拿褡逦幕□□□乃□觥Ｋ□绺鹤拧拔□□□叹□□钡氖姑□□俏颐敲褡宓恼嬲□募沽海?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於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 　　﹐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於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3) 　　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渡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着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於今兹﹐从未後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4)因此﹐他的着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 　　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着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5) 　　注释﹕ 　　(1)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７年三版﹐ 第８６页。 　　(2)严耕望﹕《钱穆传》﹐载台湾《国史拟传》第５辑﹐第３１０－３１１页。本文多处采用了严先生的《钱穆传》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特向严先生致谢。除严先生论着外﹐本文的主要依据是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７月第１版。 　　(3)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序言﹐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１年版。 　　(5)除注(2)所说明外﹐本文还参考了如下论着﹕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载《钱穆纪念文集》﹐无锡县政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第１版﹔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８册﹐台湾牧童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９１年版﹔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 王昆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着。三联书店二○○一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十二元。九万八千字的小册子。很快读完这本书﹐首先因为电脑坏了拿去修﹐得以远离比特空间二十余天。其次﹐“钱穆”二字无疑是吸引我迫不及待的理由。钱穆的书买得不算少了﹐只要坊间可觅﹐搜罗一空。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湖上闲思录》、《中国史学名着》、《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等书放在床头﹐临睡前总要翻翻﹐却总也翻不完。曾有人反对我说不宜将钱公的书置於床头﹐那是需要正襟危坐﹐明灯一盏﹐细细阅读的。我是其言﹐遂将以上各书纳於书架﹐床头代之以一本《三侠五义》。这书是清末说唱艺人石玉昆的作品﹐问世之後又经传统文人之手润删﹐允称善本。俞樾为之作序﹐称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闲中着色﹐精神百倍。”自此书盘踞床头﹐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等一班豪杰﹐便与我之睡魔展开殊死战﹐揎拳捋袖﹐各显神通﹐欲罢不能﹐我常常是观战到天色微明方罢﹐真是“精神百倍”﹐从此不得黑甜香矣﹗尤其读到白玉堂化名金懋叔三试颜查散处﹐不禁拍床头而起﹐赞曰﹕“好文﹐妙哉﹗” 　　因为《三侠五义》实在影响睡眠的缘故﹐只好将钱穆重又请回床头。每天睡前读一点﹐想一想﹐不出三十分钟已酣然入睡。翌日又是好精神﹐回想一下头夜所读﹐若有所获。至於《三侠五义》﹐只好留待出恭时读了﹐因其时其地有不能久持之理由﹐每次以一二回为限﹐点到即止﹐皆大欢喜。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分五讲﹐分别从政府组织、选举、经济、兵役四个方面论述汉、唐、宋、明诸朝代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书中对於清朝政治制度的论述﹐体例与前四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强调其“部族统治”的特点。说起满清政权﹐钱穆先生的着作中基本上是没什麽好话的﹐断断续续读着钱先生的着作﹐发觉他的汉族正统意识很强﹐对於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扞卫和辩诬。钱先生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读他的着作﹐尤其是演讲一类并非十分严谨的着作﹐时常会读到类似这样的文字﹐他在谈到一个观点时常常会说﹕对於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看我的某某着作﹐或是﹐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得到正确或详细的解答﹐直到我的着作出现才有了较好的解决﹐你们去看我的某某书……﹐诸如此类。当然﹐钱先生有充分的理由自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按全书顺序读的﹐第二遍则按所论内容来读﹐即先读论述政府组织的部分﹐再读论述选举制度的部分﹐依次读去﹐论述清朝的留下来最後读。这样读的好处是对从汉至明的政治制度可以有一个系统和清晰的印象﹐不象初读那样感觉凌乱﹐同一问题被分割成了零散的几大块﹐一个问题尚未完全明白﹐突然就被另一问题打断了。 　　钱先生书中谈到历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几次提及汉朝。汉朝的地方行政是为後代所称颂的﹐全境有郡约一百余﹐每郡辖县十到二十个﹐比之现在全国十余个行省﹐每省辖县数十甚至数百为大大合理。汉朝官级较少﹐县之上是郡﹐郡之上便是中央﹐行政区域即小﹐管理较为直接﹐相当於没有现今省一级行政级别。说明当时经济生活简单﹐各个行政区划内基本可以各自为政﹐互相依赖程度不大﹐没有一种大规模的区域内运作。这在现今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钱先生所言﹕“……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是﹖”所以两汉的地方行政虽为历代称颂﹐後代却无法依样画葫芦的照搬。 　　我之所以提出行政区划这一话题在此饶舌﹐是因为看了《南方周末》第九百八十二期所载一系列关於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文章有感而发。现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千年前何其不同﹐从世界而言是全球经济﹐从中国而言是全国经济﹐一部分学者在积极讨论“大上海”﹐计划将上海的行政区域扩大﹐甚至将苏州、无锡等地囊括在内﹐以打破行政上的种种壁垒﹐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发展。试想﹐如若现今中国一如两汉时期﹐全国十几行省分为百余郡﹐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百余个郡为各自的即得利益所推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将造成什麽样的局面﹗ 　　推而及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要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绝不能生搬硬套。譬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关於废除死刑的话题﹐我很怀疑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在我所能看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是绝对反对废除死刑的。当然﹐应该加强死刑审判的监督复查力度。 　　扯远了﹐回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钱穆先生在政府组织部分特别阐述了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分立问题﹐竭力证明“皇帝专制”一说之误﹐不详谈了﹐总之在这一问题上小子我不怎麽认同钱先生的观点﹐钱先生仿佛只是在阐述“应该如何”﹐而忽略了“实际如何”。关於这个问题﹐同时参看黄仁宇先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关於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节﹐当会有另一种观感。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第五讲专论清代﹐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言辞是相当激烈的﹐大约与那一代人革命排满的情绪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对所谓“部族政权”也有言及﹐他的结论是﹐满清部族并未构成阶级统治﹔满人统治汉人﹐还是汉人统治满人﹐“不亦甚难言乎﹗” 　　最近常读钱穆先生和吕思勉先生的着作﹐发觉此二位先生性情恰成对照。钱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可以怒发冲冠﹐投笔从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而着作中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吕先生呢﹐正是个温文尔雅、刚正不阿的书生﹐从不将主观好恶表现在文章中﹐永远是那麽冷静而富於条理﹐如果他是一个古代的史官﹐一定是秉笔直书的董狐﹐虽坁v薷考χ□Γ□□亲永锬侵指涨亢图嵋悖□浅Ｈ怂□啊? 　　读其书思其人﹐青灯为伴﹐悠然入梦。 毕明迩﹕关於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九月三日《人民政协报》上有一篇评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章﹐读过之後﹐我去把这书再读了一遍﹐看法和原文作者丁先生有些不同﹐大致如下。 　　原文两处引用钱穆先生的论述後﹐都接着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好像是用周先生的话来帮助说明钱先生的意见似的。但是﹐周先生是把中国历史看做吃人肉的历史的﹐钱先生则主张对中国的历史应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周先生在谈到青年必读书时﹐是主张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钱先生的意见也正和他相反。两位先生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他们的有些话可能表面是相似的﹐但要用来互相说明互相支持﹐却是很困难很危险的。丁先生文章这样做了﹐如果不去看原书﹐读者有可能会把周先生的看法误认为是钱先生的看法﹐这就是误读了。 　　历代政治得失﹐顾名思义﹐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把中国的几千年说成都是封建﹐都是专制﹐是钱先生所最反对的。他的许多书里都讲到这一点﹐这本书也一样。有皇帝﹐不等於就是专制﹐反之﹐没皇帝了也不等於就没专制。在这本书里﹐得和失﹐钱先生主要是要肯定其得。认为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彩的东西不能抛弃。即以科举制度来说﹐许多史家认为是八股取士﹐害了读书人﹐也害了国家。而本书说﹕“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但後来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关於科举取士制度的许多具体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详引了。 　　丁先生文中讲到政治和权力﹐钱先生书中强调的是权力应有划分﹐应受监督﹐历代政治﹐在这方面也是有得有失。唐朝的节度使﹐权力太大﹐不受监督﹐唐朝就崩溃在这一制度上。 　　清代的政治﹐被钱先生认为﹐可说是全没有制度﹐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为了便於满族皇帝的专制﹐就废除了宰相(明代已废﹐清朝沿袭之)。最高命令就由皇帝发上谕。还有明的和暗的(直接秘密发下) 　　“这是纯粹出之於私心的﹐而私心决不能形成出制度。”不能把中国历史都说成专制﹐但清代的政治是专制的。对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现在不用 　　“满清”这词﹐但当年是用的﹐钱先生书中也用这词)书中说 　　“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於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气不满意。因对於历史的传统政治不满意﹐到对於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从这段引文﹐也可看出本书和鲁迅先生看法的不同了)这 　　“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或正是当年文化大革命追求的目标﹐而 　　“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的结果﹐也差不多是又出现了。可见﹐这历代政治得失﹐是一定应当好好研究的。 　　钱先生原书﹐除了政治﹐也讨论了经济﹐丁先生文没讲到﹐本文也不讲了。有一点还想提一下﹐就是关於太平天国。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一斑可以窥豹﹐本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和几十年来习见的观点不同的。 　　原书是一讲演集﹐是五十年代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讲的。历史﹐是应当成为战略的顾问的。今天读此书﹐或许也应将他与现实联系起来。只说书好﹐而不联系实际﹐正如毛泽东所说只夸好箭而不去射靶子一样了。 -- 不过﹐偶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66.111.7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