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小伟 中国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着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着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後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於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後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於巫 　　诗歌和其他艺术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邧摰GⅠ敢魄樗怠埂Ⅰ赋宥□怠沟榷嘀炙捣ｕ恼□郏□馊瞬蛔阌□邸Ｖ泄□浼□希□睬『糜械鬯词逼诘摹富魇□允□□愿杈派兀□偈蘼饰琛﹗梗ａ吨袷榧湍辍返鬯丛□晏□□肝□□焓现□瘢□□瞬倥Ｎ玻□蹲阋愿璋算淞﹗梗ａ堵朗洗呵铩□爬制□罚□盖槎□谥卸□斡谘浴Ｑ灾□蛔悖□枢堤局□□堤局□蛔悖□视栏柚□□栏柚□蛔悖□恢□种□柚□□阒□钢□﹗梗ｕ飞獭睹□□□濉□□颉罚□付现襉□瘢□赏林鹑狻﹗梗ａ对骄□椤罚╕鹊燃窃兀□员父髦植□10骼囱□抵□骋慌上档难□嗣枪餐□饕□□迷谥泄□挠□晕淖钟凶懦浞值哪﹕□浴Ｎ掖□猓□庑┬□□残碛涝睹挥薪崧郏□残碇挥心﹕□慕崧郏□残斫崧□歉髦炙捣ｕ闹泻汀Ｒ蛭□还□庑┬□平窈蠼□允裁囱□娜死嘧刺□魑□Ｐ停□怯胧栏艟辟□两袢匀还□旁□忌□畹牟孔迥兀□故且杂□锥□某沙□15□□套刺□□庑┤笛楹途僦□□加涝恫豢赡苋非心Ｄ獬鋈死□□即瓷□贝□奈幕□□□恕? 　　鲁迅《门外文谈》自称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张"劳动创造"论的。这用於口头创作﹐本来也不错。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但在汉民族的诗歌发展过程中﹐似乎却缺少了这样一个环节﹐这曾经使一部分奉行统一规律学说的人士大惑不解。我想﹐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字起源早﹐历史和文献不必依赖口传形式保存﹐何况象形文字早就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符咒作用的缘故。 　　中国古文字起源之一﹐是来自卜蓍﹐这是由一个有趣的发现证实的。1899年﹐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的学者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偶然在向来被叫做「龙骨」的中药上面﹐发浀傶P衩氐姆□潘频幕ㄎ啤＞□□芯濬□□髡馐且恢值笔鄙形幢蝗鲜兜墓盼淖郑□谑撬□扇税阎幸├汤锼□械摹噶□恰苟悸蛄讼吕矗□□戳撕笫莱莆□讣坠俏摹沟难芯俊?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号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专门着录甲骨文字﹐1913年孙诒让的《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着。从此殷商时代的文献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断定目前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朝後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化混沌」的时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礼。」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如同今天保留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一样。「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预测）某事吉凶祸福的两种方式。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占卜预测的仪式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的音乐性﹐也许这才是中国诗歌的由来。例如﹕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 　 就具有明显的节奏和韵律感﹐无疑是後世诗歌的先声。 　　卜蓍形成的着作﹐就是向来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易》是一部博大精深﹐意蕴深厚的伟大着作﹐我们无意对它作全面的评价﹐只想指出在它的的卦爻中﹐已经保留有完整的古代歌谣﹐如描写抢婚风俗的﹕ 　　「屯如邅如﹐ 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屯》六二） 　　 「乘马班如﹐ 泣血涟如。」（《屯》上六） 　　 （大意为﹕男子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到女家来了﹐他不是强盗﹐ 而是来为婚事来的。马儿走远了﹐女子还在伤心地哭着。） 　　又如描写牧场景象的﹕ 「女承筐﹐无实﹔ 士(圭+□)羊﹐无血。」（《归妹》上六） 　　（大意为﹕女人抬着筐子轻盈地走着。男子剪着羊毛干净利索。） 再如描写作战胜利後情景的﹕ 　　「得敌。 或鼓或罢﹐ 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或欢宴宾朋情景的﹕ 　　「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後一首从双鹤唱和作比起兴﹐已与《诗经》中的许多诗歌手法相似了。 二﹐诗教与文化设计 据说孔子五十读《易》﹐「韦编三绝」。但中国诗歌史﹐一般以为是由他删诗﹐订为《诗经》为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以前的诗歌或者没有收集和保存下来﹐包括孔子删除的那些﹐另一方面则是由於後世儒生﹐尤其是汉儒崇尚孔子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以「微言大义」之说﹐把《诗经》的地位抬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实源於西周的文化设计。 　　诗在周公设礼之初﹐已有特别意义。《周礼》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春官宗伯下‧大师》）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颂诗成为政治、外交或礼仪上的重要活动的表达方式之一。我们不妨随手举几个例子﹕ 　　《左传‧文公三年》﹕「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饷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於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这里引用的《菁菁者莪》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 　 《左传‧隐公二年》﹕郑庄公听从颖考叔之劝与其母姜氏「隧而相见」时﹐「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此之谓乎﹖」这里引的诗﹐保存在《诗经‧大雅‧既醉》中。 　　又如士季谏晋灵公﹕「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左传‧宣公二年》）这里前一句所引诗为《诗经‧大雅‧荡》﹐後一句在《诗经‧大雅‧□民》。 　　再如晏子相齐﹐「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勿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因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於禽兽者﹐以有礼故也﹐故《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公湎而不听。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曰﹕『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矣。』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後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晏子》）这里引的诗就是《诗经‧□风‧相鼠》的结句。 　　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将诗运用在外交场合的﹐第二例是用於评论的﹐三四例则是用在以臣谏君﹐作为公理常识引用的。 　　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引用得体﹐要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势﹐如第一例中所引《菁菁者莪》原意即是颂相聚之欢的﹐正适合於那种微妙的外交场合﹐这被认为是「类」﹐所谓「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春秋左传‧襄公十五年》）「不类」被认为是有失礼仪的行为。引用全诗来「类」当前情势﹐也并不容易﹐所以也允许只引用其中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後世有「断章取义」的成语﹐即出於此。 　　如今一般认为﹐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属於地方民歌﹐「雅」（《大雅》《小雅》）是朝廷乐调﹐「颂」（《周颂》、《鲁颂》《商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包容既广﹐题材亦泛﹐所以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也。」（《礼记‧经解》）「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论语‧泰伯》。包咸注为「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朱熹的注则说是「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得之。」）同时他也不否认诗有其他功能﹐「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以《诗》被订为「六经」之一。 　　汉代文化政策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於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历史》第三章）的现象﹐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後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於此。据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但是形式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诗歌创作。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骚赋原其初﹐也可以说是长诗﹐想象奇特瑰丽﹐感情真切奔放﹐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样式﹐也从此和诗歌一途分道扬镳﹐故存而不论。 　　真正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倒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象《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 入亦愁。座中何人﹐ 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 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 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 　　格调自由﹐情感真切﹐把离人游子在塞北的乡愁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另一首大胆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也同样如此﹕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紮紮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至於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後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是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於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後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ﾋ陑g乙樱□缙洳挥煤危　蛔孕10淞16指□澂筛枰□□谑怯写□灾□□□谇□□纾□愿杏诎□郑□凳露獃Ⅲ□嗫梢怨鄯缢祝□□癖≡啤﹗箍杉□胶菏□璐醋鞯闹髁鳎□匀皇羌坛小甘□骞□纭勾□车摹咐指□姑窀琛? 三﹐诗歌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於式微。社会动乱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於乱者特多﹐於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於是产生了「生死情结」。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底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中古时期文人生活‧文人与药》）他认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觉﹐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时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发展史上尤其如此。这不奇怪﹐也可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说解释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着称於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畴届憧n奈氖濬□缈兹淞９豸印17蹊濉４瞵r、徐干、陈琳、应阳等。这些人各着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後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後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於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时代为什麽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样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原因的。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讨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鲁迅说﹐「思想通脱以後﹐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可见要实现变革创新﹐是需要「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汉代及以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地位也是低贱的。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鲜明主张﹐囧礄R耍□媒裉斓幕八稻褪俏难□乙帐跫业纳缁岬匚豢涨疤岣撸□灿纱艘□鹆司赫□□庖彩欠17顾□豢扇鄙俚囊蛩亍Ｔ谡飧鍪逼塚□懦鱿至讼执□庖迳系氖□恕?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东汉末年﹐本有「月旦评人」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生活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举荐制度的基础。曹丕作《典论‧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分析﹐进而对当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创之作。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虑﹐但是後代认为他的批评没有丝毫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倒是中肯、公正、态度也满亲切的。後来继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品评高下﹐评论优劣的着作﹐对当时以至後世的文艺繁荣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可见繁荣文艺永远需要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後人看来﹐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的束缚﹐但心里面横亘了佛学所谓「生死」﹐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 奄忽如飙尘」﹔ 　　「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 　　「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 　　「四时更变化﹐ 岁暮一何速」﹔ 　　「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 　　　…… 　　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包含复杂﹐有「服药」、「狂饮」、「放诞」一类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作伪」一类奇特的风气﹐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精神指向上癶廕兜m艽□牟煌□□罢咭蛉松□蕹６□非笊□□拿芏龋□笳咭蛉松□邢薅□蛲□□竦某□剑□比灰灿腥顺鋈肓秸咧□洌□龆□逖裕□蛱妊鹕剿□□蛞牢□镌埃□龆□蔚□□蛐炎聿环郑□蜣咽□□浮Ｕ獗旧砭投际亲魇□南殖煞瘴□蜕霞烟饽俊Ｔ谔獠纳希□何毫□□氖□璩□恕冈登椤怪□猓□植□□恕干剿□埂Ⅰ柑镌啊购汀感□浴沟炔煌□□桑辉谑□缟希□虺鱿至俗匀磺逍拢□靼紫□╕闹髁鳎辉谛问缴希□蚬餐□饔谖迤□缘恼□耄□佽□纬闪送暾□厦艿母□伞? 　　比如「诗与酒」﹐仿佛有天生的不解之缘﹐实际上﹐这也是汉魏之际文人「放诞」的风习首开其端。随手举例﹐便有《古诗十九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後汉书‧孔融传》说他「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丕《典论‧酒诲》说荆州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於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刺之﹐验其醉醒。是酷於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曹植《与吴质书》云﹕「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范云《赠学仙者》曰﹕「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世说新语‧任诞》说张翰有「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之语﹐而毕卓则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身为吏部郎﹐还曾夜入邻舍盗酒﹐被人当场抓住。《晋书》束皙曰﹕「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史书上记载的石崇使美人劝酒事﹐显示出主人的残酷的殷勤。这些都是说明问题的材料。 　　这一时期的「隐逸」大诗｡|赵□鳎□沙剖前丫朴胧□□灯鹄吹牡谝蝗耍□□坏□跃拼罅咳胧□□灾劣诩负跗□□芯疲□职岩□扑□玫木辰缬檬□桁偬□乇泶□隼矗ｕ渭□跹□吨泄攀逼诘奈娜松□睢□娜擞刖啤罚□６鸥Α犊上□肥□疲骸缚□挠κ蔷疲□残四□羰□４艘□涨苯猓□嵘□笕昶淞﹗箍晌皆□鞯母舸□□袅恕Ｓ烧庖幌咚□鄄斓笔钡钠渌□匾□□耍□绮苤病４罴□９豸酥□12涣樵说龋□部梢源铀□枪值□男形□锌□□□歉髯圆煌□男奶□□□缘剿□鞘□璧牡自獭? 　　佛学的传入还极大的增加了中国文化的体系化过程。曾经出家为僧的刘勰所着《《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系统化的第一部专着﹐同样佞佛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又是第一个整理辑编古典文献的人﹐钟嵘的《诗品》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着。刘孝标《世说新语》在中国小说史上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他们都是东晋时中原士族南下後﹐相继建立的南朝「宋齐梁陈」中短暂梁朝的人。范文澜有「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梁朝已有新体文学的萌芽」的看法（《中国通史》第二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比较一下这种论点与鲁迅的有何不同。 说起来﹐ 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後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他儿子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後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陈寅恪先生认为﹐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些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就有密切的交往﹐梁朝沈越及王融等在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分为四声﹐创立声律﹐这既吸收了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直接受到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参《金明馆丛书初编‧四声三问》）。这显然对隋唐律诗的形成以至宋词的形式美起到不言而喻的作用。　 四﹐盛唐之"盛"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麽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不着声色地渗滴为泉﹐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於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无所拘束﹐待得到山西吉首的壶口时﹐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急泻而下﹐奔腾不羁﹐声势浩大﹐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瑰丽雄奇的唐代诗歌。 　　至今唐诗犹存万首以上﹐如果不是中间以至後来百年以上的频年战乱﹐其数当在数倍甚至数十倍上。後人所称宗师大家﹐也有数十人之多﹐前後辉映﹐灿若银河﹐流光溢彩﹐熠熠生金。其人或倜傥风流﹐或蕴籍含蓄﹐或意气风发﹐或舒卷自如﹐如握天地灵珠。有神鬼暗助。令後世诗人豪士常有虽可望而不可及﹐虽可羡而不可逼﹐虽可钦而不可学﹐虽可敬而不可亵之感慨。其流风播及当时周边民族﹐其遗韵直透当世中西诗坛。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麽估价都不算过分的。但是如何评论唐代大诗人的渊源﹐就难免会发生一些歧见。我认为﹐就盛唐并世而立的诗歌三大家而论﹐李白是以道为主﹐承接谢灵运融会玄言佛理﹐上蹑老庄屈骚﹐自出机抒﹐开创百代雄风﹐所以被誉为「诗仙」﹔王维深研佛理﹐冲淡平和﹐所以被看作「诗佛」﹔杜甫则忧患苍生﹐致君尧舜﹐所以被崇以「诗圣」。他们的诗才也是盛唐之「盛」的一个方面﹐他们的命运又与唐之盛衰相始终。这说明早在盛唐之音里﹐已伏下後世「三教圆融」的基因了。中唐以後﹐又有韩癒「文起八代之衰（注谓汉魏六朝）﹐道济古今之穷」﹐振兴儒学﹐而白居易则大异其趣﹐他以禅机入诗﹐圆融三教﹐通俗易懂﹐他们除在当时主盟文坛诗坛而外﹐实为宋明理学发端之源﹐对後世影响至巨。至於唐诗各种流派﹐无论是以题材划分为「边塞诗」、「闺情诗」、「田园诗」、「山水诗」、「送别诗」、「市井诗」等等﹐还是以时期风格区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其传情状物﹐以情入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始终盛传不衰﹐对於後世诗人来说﹐都有着某种启迪、规范甚至垂典的意义﹐以至清人所选的一部《唐诗三百首》﹐成为近世中国人的发蒙及普及读本﹐所以造出一句口号﹐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新唐书‧文艺传》论唐代文风之变迁时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夷始﹐沿江左余风﹐制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濡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嚅哜道真﹐涵咏圣涯﹐於是韩癒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合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一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矣。」这也大体道出了唐代诗风的演变和特点。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着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隋唐不仅疆域辽阔﹐善於吸纳从西域引进不少异族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它的统一﹐实为"南北文化"﹐即五胡以来交融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後﹐由中原士族融会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视古今。 　　文化上的「南北」之说﹐首见於魏徵《北书‧文苑传》（《隋书‧文学传序》亦同）。他在比较了汉魏六朝以来逐渐形成的大江南北风习差异後﹐认为﹕「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於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於时用﹐文华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居﹐各去长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我们不妨比较以下南北诗风的差异。北歌如《琅邪王歌辞》﹕ 　　　「新买五尺刀﹐ 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於十五女。」 刚健质朴﹐奇特新警。而南歌则以《子夜歌》为代表﹕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哀怜婉转﹐形象生动。同是情歌﹐一则大漠雄风﹐展其阳刚之长﹐一则清溪百回﹐极尽阴柔之美。唐诗恰好就是沿着魏徵设想的「各去长短﹐合其两长」的方式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使它拥有着历史上从未具有﹐从此以後则视为当然的雄厚优势。 　　诗歌对於唐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这就是他们思维、存在的方式。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语）唐代科举特重诗赋﹐当时不但以诗取士﹐而且以诗品题﹐如白居易求顾况事;以诗干谒（即以诗见才﹐获得社会声名和权贵赏识）﹐如李白所谓「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故事。《新唐书‧选举志》说﹕「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为最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家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局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唐人取士所以尚诗文﹐是因为诗文能够发挥性灵﹐畅达意气﹐不能以稍有作伪﹐以此涵育薰陶﹐顺其品质﹐无论刚柔狂简﹐一一裁而成之﹐以见於事业。（参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四章）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世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後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於世是已。」其中「诗笔」之说﹐是指唐人还把创作诗歌的手法运用到其他文体中去了。诗歌在当时的影响﹐於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还是唐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唐人集中有大量的「应制诗」﹐那属於官员们的例行公事﹐不必多谈。宦海浮沉﹐朋友聚散﹐也例应有诗﹐以至出现了专擅此类诗歌的应时名家﹐如《全唐诗》介绍玄宗时诗人郎士元时﹐说他「与钱起齐名﹐自丞相以下出使州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故语曰﹕『前有沈（佺期）、宋（之问）﹐後有钱、郎。』」 这种风习还深入民俗﹐比如当时婚典中迎娶女方﹐女方要以扇遮面﹐合扈相见才撤扇﹐谓之"却扇"。要见新人之面, 男方例须作"却扇诗"。敦煌卷子中还保留着几首诗句﹕"青春新夜正芳新﹐鸿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P。3350"鸿叶"疑为"红叶"）﹐李商隐也有《代董秀才却扇》诗﹕"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若到团圆是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两相比较﹐自然有雅俗之别。从颜真卿有《请停障车、下婿、却扇诗等》奏章（《唐会要》卷八三）﹐可知那时风俗盛行之广泛。 此外敦促新娘打扮离家﹐还例有"催妆诗"。贾岛《友人婚杨氏催妆》曰﹕"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语气温存而迫切﹐实不亚於後世西人的小夜曲。 唐诗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如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的「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仱z橙胧蔽蓿俊故□庥胧□暗拇砦唬□蚪萸□鄣卮□□鲎髡叩牡毕鹿□场６鸥Α噶礁龌起棵□淞辟□恍邪尊厣掀□□４昂□髁肭□□□□挪炊□馔蚶□□﹗乖蚧钔岩蛔榈缬懊商□妫□渚漵猩□□蜗螅□渚涓幌拭魃□剩□渚涫翘□玖槎□□渚□□14□耷睢? 唐诗甚至也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语）唐代科举特重诗赋﹐当时不但以诗取士﹐而且以诗品题﹐如白居易求顾况事﹐以诗干谒（即以诗见才﹐获得社会声名和权贵赏识）﹐如李白"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事。为了博取诗名﹐唐人用尽心机﹐做尽张致。如陈子昂居京师十年﹐不为人知﹐听说有胡琴价百万﹐无人能辨﹐而日有豪贵传视﹐於是不惜巨资购得﹐并且声称明日某处具酒演琴﹐盼邀闻名者与之。第二天当着百余名流之面﹐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余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独异志》）这种爆炒自我的做法﹐在今天亦不失新异。毕竟陈子昂以《登幽州台歌》独步一时﹐不是大款弄富之恶俗。进士们更会找辄扬名﹐李肇《唐国史补》中罗列了他们的种种鬼花活儿﹐如"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等等等等。可见为了诗名﹐是什麽都做得出来的。 《新唐书‧选举志》说﹕"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为最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家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局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唐人取士所以尚诗文﹐是因为诗文能够发挥性灵﹐畅达意气﹐不能以稍有作伪﹐以此涵育薰陶﹐顺其品质﹐无论刚柔狂简﹐一一裁而成之﹐以见於事业。（参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四章）宋代赵捇歆X对坡绰□□肪戆嗽疲?"唐世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後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於世是已。"其中"诗笔"之说﹐是指唐人还把创作诗歌的手法运用到其他文体中去了。诗歌在当时的影响﹐於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所以雄据中国诗史金字塔之颠峰﹐其地位连近世傲慢不可一世的的「进化论」者都不可动摇﹐也是因为它普及之广﹐底面积之大的原故。现在所知的2000多位唐代诗人中﹐其社会身分上至帝王将相﹐公卿士大夫﹐下至和尚、工匠、舟子、樵夫、婢妾﹐更多的是出身寒素的下层文士。元稹、白居易的诗不但传诵於「牛童、马走之口」﹐写在「观寺、邮候墙壁之上」﹐而且进入了今人所谓的「文化商品市场」﹐「街卖於市井」之中﹐供歌伎演唱﹐村童竞习（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集异记里》有一则故事﹐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偶聚旗亭﹐"忽有梨园伶官数十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渐而约定歌何人词最多﹐即分甲乙。昌龄高适诗先後被歌﹐之涣不服﹐又约"诸伶中最佳之人唱之……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二子争衡矣。"结果妙伎所歌﹐正为"黄河远上白云间"。其事虽不必有﹐但既出唐人所载﹐必为唐人艳羡。若以版税为生﹐名诗人当不必穷愁潦倒﹐吟诵什麽《茅屋为秋风所破》了。 诗人而能生活在唐代﹐应该是一种幸运。他们吐词为句﹐发言为诗﹐任情率意﹐无不中规中矩。当然﹐必须是大家风范。只会写点"噢呀呀﹐我好痛苦好痛苦"﹐恐怕是没有"追星族"拽着找你签名的。 唐代这种钟灵毓秀的特殊风尚﹐形成了一个适合於诗歌发展的「大环境」﹐一种有利与诗歌创作的「大气候」。诗歌之於唐人﹐有･z掌□退□□媵□荒芟□耄□庖彩呛笫啦豢善蠹暗牡胤健? 五﹐不尽诗流 　「绚烂之极﹐归於平淡。」随着诗歌在唐代瀑布般奔涌之後﹐宋诗相对来说﹐更象一条经过人工补缀修葺过的河道﹐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这里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警僻的话﹕「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侯﹐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癒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癒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後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後人挑舋﹐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後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後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舋﹐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 　　据说钱先生对《宋诗选注》并不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比较以後还算宽松﹐但是苏俄文艺理论已借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评论的观点」﹐在古典文学界声势浩大的传播开来﹐钱先生虽然无奈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小心地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模式和用语﹐但是这本1957年刚刚完成的东西﹐在1958年就被拔了「白旗」。至今看来﹐这册薄薄的《宋诗选注》不仅编选眼光独特﹐而且序言和注解都别憩犇棌I? 被近些年来海内外的宋诗研究者奉为圭臬。 　　钱先生还对宋代的基本状况作了这样一番提纲挈领的形象评论﹕「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後三代』的说法。不过﹐这个『後三代』有点象『金三品』或者『诸葛三君』那样﹐是把铜去配比金子和银子﹐把狗去配比龙和虎。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於前而……官五倍於旧』﹔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 　　如果不拿同一把尺子衡量历史﹐我们会发现各个朝代的优胜劣败原因不尽相同。汉唐盛大之际﹐周边谈不上有强敌﹐而宋代开国伊始﹐就面临北部和西北部民族建立的国家辽、西夏、金、元的轮番冲击﹐尽管纳币称臣﹐终不免国破家亡。所以有宋一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但谈起来总不免使後人摇头蹙额﹐痛心疾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着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於赵宋之世﹐後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邓子琴《中国风俗史》也以宋为「士气中心时代」的发端﹐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後﹐社会、国家所以赖以维持不坠者﹐厥为一般士人之气节、做人之风格。」 　　从大文化史角度看﹐此说不但很有道理﹐而且至为重大。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後﹐先有藩镇割据﹐後有五代十国﹐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国势遂一蹶不振。於是有韩癒倡导儒学﹐自"古文运动"而上溯儒学道统﹐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又有二程、朱熹以书院讲学﹐补济科举教育之偏颇﹐使中国文化得以体系性的延续和复振。而白居易出入佛道儒﹐通达性理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对宋代及後世文人影响也极为深远。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流思潮的佛道儒"三教"也由北朝开始的"论衡"制度﹐经过较量融通﹐而在宋代实现了"圆融"。所以唐人尽可以潇洒﹐而宋人想潇洒也却潇洒不起来﹐只有以"达观"的面貌退而求其次。他们之所以好"讲"﹐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文化磨合和复兴所必经的思辩。宋儒以"理学"着称於史﹐能够以讲究"词章义理"的"宋学"﹐与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抗衡﹐靠的就是这种水磨功夫。 有人说﹐诗已被唐人做完了。後人如果不甘心﹐只有另僻蹊径。宋人也确实这麽做了。他们一方面是"以文入诗"﹐开辟了"诗讲"一途﹐把诗歌当成文章来做﹔另一方面"玩潇洒"就另找方式﹐於是聪明地选择了唐五代看作"诗余"的小玩意儿"小令"﹐把它拿了过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而且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这就是名垂後世的"宋词"。既然有了宋词﹐我们似不必苛责宋人在诗歌上的絮叨了。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掌故﹐这就「乌台诗案」。北宋积弱﹐於是有「王安石变法」﹐也是改革积弊﹐力图振作的意思。王安石可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把自周公设礼以来「敬天法祖」的大文化设计都抛在一边﹐可见决心和勇气。至於他变法的成败得失的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当时不同意见自然不少﹐吵得不可开交了﹐於是出现了「党」﹐当时是「君子不党」的「党」﹐叫「朋党」。主张变法的执政派自然是「新党」﹐反对派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一刮塌子都被算作了「旧党」。「党员」的名单﹐是在他们倒霉的时侯﹐由对立面指认﹐用石碑把名字刻在上面的﹐不管参加活动﹐交纳「党费」与否﹐全然没有现而今因为功绩或功德﹐才能被「勒石纪名」的那般风光。 「乌台诗案」的受害者是鼎鼎大名的诗人苏东坡。「乌台」是负责官员监察工作的机构御史台的别称。苏轼不同意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被目为「旧党」﹐追究他的舒□在皇上面前「锻炼」罪名时﹐说他「盖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无食盐』。其他触物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可怜苏轼才高八斗﹐无奈得如此生拽强咬﹐何况还有酷刑伺候着呢﹖只得一一交代作文篇目和过从友人﹐「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衍﹐甘伏朝典。」这真是後世"坦白书"﹐"认罪书"一类文字的早期代表作﹐写过这一类文字的﹐很可以引坡翁为同调。平反以後苏轼曾回忆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又有《赠孙莘老》诗曰﹕「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大概是「莫谈国事」的最早样板。这种拉扯时事作为写作背景的办法﹐是把孟子「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世」说反用之﹐现今的读者不会觉得陌生。这为後世开了一个及其恶劣的先例。王安石「新党」的主要继承人便是《水浒传》里出了名的恶棍蔡京、童贯等辈﹐他「改革」的流产原因﹐也就不问可知了。 六﹐模仿和创新 　宋代以後的诗歌﹐更象一条人工运河﹐稳妥规整﹐顺直平坦﹐浩浩荡荡﹐沿着前人的定式流淌着﹐流淌着。却没有了激情澎湃﹐浪涛汹涌﹐尽管也想摆脱创新﹐但无论明人「宗唐」、「宗宋」之辨﹐还是清人「格调」、「性灵」之争﹐都象是河中偶尔出现的涟漪﹐顶多不过是个把漩涡﹐新鲜的思想和素材打这儿经过时﹐不过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又稳妥顺直地流淌下去了。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可以因此指责说﹐这一千年间的文人都是无能的﹐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在另外的领域大放异彩﹐这就是接续宋词以後的元代散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不过由於旨趣既多﹐难免不够专一﹐就象照像中想收入镜头的东西太多而散了焦﹐又象一个人既要双手不停地劳作﹐又舍不得抛弃背负的祖先流传珍宝﹐自然谈不上专一。明朝人袁宏道因此悟出应该「扬长避短」﹐反对复古拟古﹐主张创新变新﹐他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於秦。汉﹐诗则必欲准於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他甚至破口大骂崇古剿袭之徒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人家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紮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与张幼於》）清人赵翼更有解嘲之语﹐道是「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听来也不无道理﹐承认他们至少还有不输於前人的志气。 　　中国文化推崇辩证法﹐但不是靠「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而是在包容中继承﹐由包容中吸纳﹐从包容中融合﹐赖包容而发展的。「诗教」本为儒学大道﹐「诗言志」亦为儒学精要﹐做诗自然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部分。宋明「理学」被後人目为儒学的「二度复兴」﹐所以後来的科举中尽管以「制义」古文为要﹐但「试帖诗」也还是必修的功课。在诗歌传承上﹐唐代的「诗儒」杜甫理所当然得到了特别推重﹐他的诗格律工整﹐法度可依﹐不象李白那样才气纵横﹐飘忽不定。宋以後诗人大多崇杜﹐何况这些时代又有现成的苍生忧患可以描摩﹐可以抒写呢﹖ 　　实际上﹐宋以後的诗是在模仿和创新中的摇摆。如果说﹐唐五代的诗歌评论﹐象和尚皎然之《诗式》和当过和尚的司空图之《诗品》还是品鉴赏析型的﹐所谈也多「明势」、「取境」、「雄浑」、「冲淡」一类﹐有如禅偈机锋﹐意会而不言传﹐那麽宋人诗话就开始下笨功夫﹐总结起「作诗要诀」来。明清大量涌现的这一类着作﹐都谈得相当细致深入﹐具体而微﹐好比现在讲的「工艺流程」。李渔的《笠翁对语》「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还作为发蒙的教科书广为印发﹐为他开的出版社「芥子园」着实赚了不少银子。明代诗风先有以内阁宰辅「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雍容之作﹐癒久癒蔽﹐陈陈相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明史‧文苑传》）为了矫正﹐ 然後又有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也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好意﹐可惜这些人的才识胆学﹐恐怕连「中」都不够﹐於是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後七子」﹐他们「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依然复古﹐主张「（唐代）大历以後书勿读。」所以引出了前述袁宏道的一番痛骂。但袁氏「公安派」的主掑軚摹尽B□厩竽□□餍苑灯庸檎妫□□衔□骸附裰□□闹□淮□印Ｆ渫蛞淮□撸□蚪胥萄指救巳孀铀□健杜□朴瘛贰Ⅰ洞虿莞汀分□啵□淌俏尬盼奘墩嫒怂□鳎□识嗾嫔□２恍□□诤骸10海□谎□接谑８疲□涡远獃Ⅲ□心芡ㄓ谌酥□才□□郑□群们橛□□强上惨病﹗梗ａ缎鹦︵奘□罚╤炙担骸傅贝□尬淖郑□滔镉姓媸□﹗梗ａ洞鹄钭喻住罚┬獾比皇鞘□髦幸锻跹裘饕浴竿跹□菇谜□祆洹钢□□怪□锥说挠跋欤□□痪俨骄鸵□氐健干先□□梗□煌妒志鸵□ｎ【赴倌辏□暇苟际切胁煌ｕ摹﹗竿跹□鼓├繁患□□甘□椴还郏□翁肝薷□梗□腹□才伞沟氖涝笤蛞皇蓝□丁Ｍ□庇钟兄有省８吩□阂云媲陀纳畹摹妇沽昱伞估唇谜□腹□才伞梗□□□膊畈欢唷Ｃ髂┬彩歉錾缁岫□叶□枷牖钤镜哪甏□□芏喾矫嫫南笪航□□□允□扯□郏□从中Σ□诵矶啵□□搅健概伞梗□蘼劬褪盗□故怯跋□郏□际恰革笞永锇纬隼吹慕□□梗□蛘咚怠甘裰形薮蠼□□位□飨确妗埂? 　　「清承明制」﹐这不仅仅是指两代在典章制度层次的承袭﹐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继承。满州贵族二度入主中原时﹐既没有效法他们的先人夺取汴梁时的办法﹐将文物图书﹐宫室园林毁之一炬﹐人口财物掳掠一空﹐回到漠北受用﹐又总结了蒙古贵族顽强拒绝接收中原文化﹐以至百年後被逐入大漠的教训﹐一开始就决意在中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基业。他们以惊人的热情学习中国文化﹐以高度的自觉接受中国文化。这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平息了江南士人和市民的反抗﹐康熙还利用「博学鸿词」的特科﹐吸纳了一批熟悉中国文化精要的「贰臣」加入了官僚行列。於是终於出现了宋明理学向往的「盛世」──康、乾之治。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後一个盛世﹐也是近世中西文化冲突交流以来的最近一个盛世﹐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仅就文化而言﹐有几个值得一昍a牡胤剑? 　　第一是「集大成」。中国漫长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学艺术样式﹐几乎都呈现於此时﹐尽管单独看来﹐并不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准﹐但能「春兰秋菊﹐荟萃一时」﹐开成一个「博览会」﹐也并非易事。词作方面被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如纳兰性德及朱彝尊、陈其年等﹐散文方面如方苞、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戏剧如孔尚任、洪升的《桃花扇》、《长升殿》﹐绘画如石涛、八大山人、「四王」和「扬州八怪」﹐长篇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短篇笔记体传奇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包括久已不作的赋体文学﹐等等。当然﹐诗坛也有吵得热闹的四派──王士祯提倡的「神韵派」、沈德潜标榜的「格调派」、翁方纲倡导的「肌理派」和袁枚主张的「性灵派」。虽然以前人经验和後人眼光看来﹐这四派有一点象「瞎子摸象」﹐各执一端的味道﹐但是他们的理论准备、创作业绩和影响范围﹐显然都可以在宋代以後的诗坛上留一座席。 　　第二是「重总结」。这一时期文坛理论着述之多﹐是空前的。无论诗歌、散文、绘画、戏剧、都不乏大家之作﹐其影响直贯如今。其中袁枚的《随园诗话》、赵翼的《瓯北诗话》还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 　　第三个特点是「善融通」。康、乾时代各种文艺样式之间的借鉴融通是相当广泛的﹐尤其表现在後起样式长篇白话小说上﹐如《红楼梦》是灵活圆熟地把诗词歌赋运用於表现人物﹐预示命运上﹐把戏剧手法运用於组织故事﹐推动情节上﹐把绘画和园林艺术运用在营造典型环境上。 　　这种成就其实和康、乾二帝的文化雄心是相匹配的。从《古今图书集成》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及《四库全书》等大型和超大型书籍的编辑汇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当及时的文说惮亃cＷ魑□□懒酥泄□幕□淖詈笠淮□熳寰□鳎□□亲跃醪蛔跃醯胤滦□□□18鳎□Ｍ□淞肝闹巍股希□□ㄎ幕□ㄉ枭铣□跚叭恕Ｆ渲校□□『肜□□切坌牟□□□□魑□醇锹嫉摹甘□璐醋□诰□埂＞堇袂淄跽勋肌缎□□勇肌芳窃兀□肜□摹队□剖□肺□肝寮□□□嗤蚴住﹗拐庹媸且桓鼍□说氖□帧﹗队□剖□肥乔□〕频哿□□甑氖□骷□□骄□吕疵刻焖□□鹘□□□住Ｏ执婵□嫉摹队□剖□酚形寰硭耐蛴嗍祝□由系碧□匣适钡摹队嗉□泛突侍□邮钡摹独稚舖眉□分械氖□□□芗莆□耐蛉□□灏侔耸□氖住Ｎ薰趾跛□谌□滥悄昊毓耸钡靡獾厮担骸赣枰酝□胖□辏□□□□布赣肴□埔淮□□似□蚕噗辟□刹晃揭樟旨鸦昂□俊梗ａ队□剖□□嗉□肪硎□拧都□颊□饩浒稀罚╕比唬□飧□嗟闹皇蔷哂惺□稚系囊庖澹□□壹幢闶钦庵忠庖澹□苍□□虻虑辈坏锰宓男形□淮蟠□卮蛄苏劭邸Ｉ虻虑奔任□熳咏□迹□□旨孀攀□趁酥髦□唬□匀簧岵坏檬棺约何□熳拥拇□髦□渎衩徊徽茫□谑遣恢□□赝低档亓粝乱槐仕秸剩□蛩篮笄□【□环判模□该□哑湟攀□林□□蚣浩绞彼□蜃降墩呦搪佳桑□那远裰□﹗梗ｕ巍肚宄□笆反蠊邸罚╛□□虮凰篮舐竟住Ｕ馐缕纳贩缇埃□□幻挥辛饲□〉比障陆□希□图□淹诵□率说纳虻虑笔薄杆□躺矫魑庀麓海□□昶趵□蚕嗲住Ｓ窕拾咐艚裱炭停□熳用派□□嗜恕梗ａ队□剖□□蜕虻虑薄罚╟欠菥□肌赣闼□□丁沟姆缪藕颓榉荨５比唬□□谕□□睦碛桑□颐且部梢曰骋烧馐资□挡欢ㄓ质悄母鑫难□檀又□肌腹□狻沟摹Ｇ□『靡孕樽秩胧□□腥撕懿灰晕□唬□逞负椭茏魅硕甲魑耐诳喙□﹖杉□绻□□□鞘□可系摹讣□崴故澜缂锹肌梗□敲床蛔芬舶铡? 　　作为「文化政策」的另一面﹐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还罗织的细针密缕的「文字狱」﹐这正是自孔子删诗﹐创立「微言大义」说以来﹐由皇帝籀嚆O缘佳荩□谥泄□□肺杼ㄉ涎莸牧□ㄏ贰５佳莩淅□昧酥泄□淖趾痛驶愕亩嘀仄缫澹□愕糜猩□猩□□斫□□摹秆菰薄购汀溉褐谘菰薄褂殖銎娴囟啵□笔钡墓壑诳赡芏悸槟玖耍□□呛笕丝凑獬∠罚□粗挥兴母鲎值母邢耄骸覆胁蝗潭谩埂２涣狭桨俣嗄旰螅□飧龉顾加直环13锕獯螅□诟□□奈杼ㄉ瞎惴荷钊氲匕嵫□鹄矗□壑谝采咸ｕ涞绷私巧□□涔婺Ｆ□坪透挥谙胂螅□欢ａ崃钫庖□□砗寡眨□岳８□绲摹５□庖咽呛蠡埃□聪虏槐怼? 　　乾隆逝後不到五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西文化开始了大冲撞﹐以後出现了太平天国﹐以洪秀全「奉上帝教」为思想武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波﹐然後有清廷所谓的「同治中兴」﹐诗坛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同光体」。这是最後一个传统诗歌的派别了。「五四」的文化选择﹐是「打倒孔家店」﹐全面批判以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紧接着开始了「文学革命」﹐白话诗和白话小说占领了文坛的主流﹐欧化的「新诗运动」也随郭沫若的《女神》、《凤凰涅□》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拉开了帷幕。　　 但是﹐传统诗歌并没有相应地退出舞台﹐它仍然活跃在诗坛上﹐活跃在生活中﹐继续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深研传统文化的人士如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钟书等继续吟咏﹐一些新文学的闯将如鲁迅等私下也偏爱传统格律的诗歌。在文化上新旧交替之际﹐以传统诗歌形式反映时代现实内容的突出代表﹐首推毛泽东。毛泽东诗词不但为当代中国人熟悉﹐海内外评价也很多﹐就无须在下饶舌了。 七﹐结语　　 　　「诗为心声」。一部中国诗歌史﹐也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通过《中华五千年﹐诗歌一万首》的选编﹐我们可以浏览到这一曲折动人的历程﹐或雄奇壮观﹐或哀恸欲绝﹐或蕴籍风流﹐或刚烈勇猛﹐或冲淡ⅸ旭情挠说熬颇G耍□蛴湓眯朔埽□蛉崆櫫蛑郑□蝾Ｖ敲鞔铮□蛑势游□□□蚝□钔褡□□□秸□缭疲□□涡怂□□思视龊希□肭楸鸪睿□酱ｕ缥铮□袼籽萁出鹊龋□惨灰槐加垦鄣住Ｕ馐且桓稣嬲□暮Ｑ螅□□植恢褂诤Ｑ蟀憧占涞牟┐螅□辜嬗惺奔涞挠圃逗拖胂□奈耷睢? 　　「文化学」是一个当代热门话题。至於什麽叫「文化」﹐据说上世纪末以来﹐中西学者已经提出了不下二百种定义。但我们认定的是以下这一种﹕即「文化是以语言文字为符号的价值体系。」当今世界又处於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随着「冷战」结束後﹐意识形态世界的淡化﹐随着「环保意识」增强﹐科技迷信的减弱﹐随着旧的价值体系崩解後﹐信仰危机的加剧﹐随着信息时代人们更明晰地认识客观世界後﹐对自身认识的需求﹐文化的意义再次凸现出来﹐如同纪元初始时期的「轴心时代」一样。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真反思人类的历史﹐展望着新纪元人类的未来。 　　诗歌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最本原而且最本真的艺术﹐它铭刻着人类的理性与情感﹐睿智与思索﹐想象与呐喊﹐坎坷与坦途。有人预言﹐今後艺术将成为人类的上帝。如果没有「彼岸」上帝的话﹐我想是的。 (《中华五千年　诗歌一万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 Carfield,我们的生活完全失去了光彩﹗﹗ ※ 来源:‧BBS 水木清华站 http://smth.org‧[FROM: 210.7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