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语言政策与少数民族语言活力 (转自：语言公平网站) 林修澈◎政大民族学系 序论 一、语言政策的基础条件：语言与民族认定之间的关系 　　1 民族认定的过程 　　2 检验「语言-民族」对应律的适用幅度 　　3 汉语方言 二、语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三、民族语言成员的民族语言使用 四、现行语言政策下的民族语言活力值 　 序论 中国的语言政策是要推行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但中国的民族政策却要尊重 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其实早在民族认定工作进行伊始，语言与民族认定之间 的关系，已经把两个政策卷在一起。所以「民族」同「语言」及「方言」之 间，错综复杂，使得普通话强力推行，而「其他各种语言及方言」便以各种 姿态快慢不一衰退。 本文在「语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条件下，来看各族语言使用的转化，由 单语而双语而转用他族语，也推估民族语言活力值来反证语言政策的影响力 量。 一、语言政策的基础条件：语言与民族认定之间的关系 1 民族认定的过程 中共体认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民族政策」的重要性远在「 语言政策」 之上。不厘清国家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语言政策，很 难要求国家指出明确的语言政策。民族事务工作的首要之务是「民族认定」 工作（中国用词是「民族识别」）。 「民族认定」是在国家对於国内少数民族给予正式承认，并给予集体权性质 的「民族权」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事务。这个民族认定工作在政权建立 之初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大规模的工作则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一九七九年 底。民族认定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4，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在1953年）首先认定了三十八 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九族系属「公认」（朝鲜族、回族、满族、蒙古族、 苗族、维吾尔族、瑶族、彝族、藏族）不待查验，自然成立。另有29族（白 族、保安族、布依族、傣族、东乡族、侗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 族、高山族、哈尼族、哈萨克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拉祜族、黎族、僳 僳族、纳西族、羌族、撒拉族、水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土族、佤族、 乌孜别克族、锡伯族、裕固族、壮族）经过国家认定而正式获得承认。 第二阶段（1954--1964，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在1964年）又认定了十五个民 族（阿昌族、布朗族、达斡尔族、德昂族、独龙族、仡佬族、赫哲族、京族 、毛南族、门巴族、麽佬族、怒族、普米族、畲族、土家族、阿昌族、布朗 族、达斡尔族、德昂族、独龙族、仡佬族、赫哲族、京族、毛南族、门巴族 、麽佬族、怒族、普米族、畲族、土家族）。 第三阶段（1965起到现在，第三次全国人口在1982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在1990年）再认定二个民族（珞巴族、基诺族）。 中共的民族认定的依据有三：第一，结合中国实况，灵活运用斯大林关於民 族四个基本特徵的理论﹔第二，从民族集团的现状出发，注意分析其长期的 社会历史发展情况，做到历史与现况相结合﹔第三，尊重本民族集团中大多 数人意愿。 我们根据第一点，追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做为核心概念的四个基本特徵， 即是：（1）共同的语言、（2）共同的地域、（3）共同的经济生活、（4） 共同的心理素质。在这里，斯大林仍然把语言列为构成民族的第一个基本特 徵。 2 检验「语言-民族」对应律的适用幅度 在正常情况下，「语言-民族」对应是呈现「一对一」对应，但是中国过多 做政治考量，对语言要素并不很重视，所以对这一个「民族-语言」对应律 并未严格遵守，同时对「语言-方言」的分界也不太着意。因此，民族的边 界，因为语言同民族脱勾及语言同方言混乱，而纠缠不清。104语言＋102方 言＝54民族（高山族除外），见下表。 (略) 104语言对应54族（高山族除外），出现21族有多语对应一族的现象，其中 12族兼有方言问题。有「方言」问题的共有36族，其中24族是单语但有方言 。 至於一语对应多族，采取民族人口未达1％不予计算的标准，共有8语属於「 一语vs多族」的情况，见下表： (略) 3汉语方言 汉族也在「公认」的情况下，使得汉族内众多「话」的语言学位阶，在「语 言」与「方言」之间纠葛。隶属汉语族之下的语言（晋语、吴语、徽语、赣 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话）都「公认」为「方言」，这些「方言 」群的成员，也自然而然属於「汉族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倒是客家案例有 些怪异，客家话固理所当然是「汉语方言」，以中原正统自居的客家人却被 「半分割」为「民系」，亦就是「支系」「半民族」的意思。 二、语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中国的语言政策，同民族政策之间，关系密切，两者合看，更容易看得清楚 。中共民族政策的精神在於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落实。为了落实「民 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中共建党建国几十年的实践行动里，可以归纳 出以下几个具体重点： (一)大量培养民族干部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 (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 (四)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的自由 (五)尊重民族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 (六)帮助民族经济的发展 关於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现行的《宪法》（1982）从[第一一六条]到[第 一二一条]恢复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自治权利，并根据国家情况的变化增加 了自治权利的新内容。宪法赋予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六个方面的自治权 ，即：（1）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权； （2）财政管理权；（3） 经济管理权；（4）文化管理权；（5）组织公安部队权；（6）使用当地通用 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权利。在这里，可以体会到民族语言的使用需要有民 族自治地方作为载体。 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是中共的一贯政策，宪法继续用 法律予以充分保障。[第四条]规定：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 俗习惯的自由。 [第一三四条]还规定：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对於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还规定：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 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 种或者几种文字。 综上所述，《宪法》（1982）正视了国内的民族关系，明确规定和充分保障 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 国家制定的法律中，为了保证在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民族特点贯彻执行，有的 法律中也做出了有关的规定。从1979年到1986年3月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大约50个法律，其中近20个法律，对民族问题作出了规定 ，但没有为民族语言特别制订。 中国根据〈自愿自择〉的原则，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或选择一种现 成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充实或完备其文字。各民族语言文字方案一 经通过，即受到法律承认，并在该民族地区推行。这种为少数民族创造文字 的事蹟是中共宣传民族政策的重头戏，但揆诸事实，这些新创文字却推行不 力或推行不易。 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出版和广播事业的发展实际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 努力。从中央到有关省、自治区、自治州，先後建立了许多〈民族出版社〉 。这些出版社，用民族语出版大量书籍，早期重心在翻译和出版了马恩列斯 毛着作和有关政策文件，现在则转向社会科学读物、科学技术读物、文化艺 术读物、文化艺术作品以及教科书、工具书等，尤其是整理出版少数民族文 字的文学、历史和医学名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种语言的广播 ，在内蒙古、西藏、新疆、广西、吉林，黑龙江、云南、青海，四川，甘肃 等省区或自治州的广播电台，也相继开办了多种民族语言的广播节目。 国家先後在中央和各有关民族地区建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的研究机构; 在民族 院校开办民族语文专业，培养了大批从事民族语文的教学、科研和翻译人才 。并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编写各少数民族 语言简志。 这些情况，可以视为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自由的客观发现，又是对这种自由 进行保护的措施的反映。只是实际上发挥的效果，相较於汉语的推展，便会 觉得脆弱，而对前途只有「审慎的乐观」。 中国也积极发展双语教学。此处的「双语教学」，指：对民族学生可以采用 汉语与一种民族语言为教学用的语言。但是，「汉语」就是「汉语」，「一 种民族语言」却不一定是「本民族语言」。中共根据各民族语言及文字的使 用情况，定出这样的教学语言政策： (一)在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小学中，应尽快恢复民族语文教学，使学生 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并根据需要同时学好汉语文。 (二)对有独立语言而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全的民族，允许他们可以自愿采用汉 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未必是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 (三)允许民族自治地方自编本民族语文教材与民族补充教材，加强少数民族 文字课本的翻译、出版、印刷、发行的工作。 中共近年急於推行「双语教学」，到底推行「双语教学」究竟有什麽利益？ 利益有二：(一)推行〈双语教学〉，正是在实践民族政策里的一个要点〈尊 重民族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有利於民族团结，并博得尊重少数民族的美 名。(二)有些民族地区，汉语不流通，无法做为人际沟通的工具，当然也不 可能成为教学语言。因此，为了普及民族教育，确有推行〈双语教育〉的必 要。 但是，事情的复杂，绝非想像的简单。由於民族语言教学体系不完备，只有 几种民族语可以从小学持续到大学以上（朝鲜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藏 语止於中学，其它民族语言的处境更是险恶。因此，民族语教学系统的学生 就很难避免转入汉语教学系统去升学的处境。 一九八七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招生工作法规性的文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 行条例》中，第二十四条专门规定： 用本民族语文授课的民族中学毕业生，报考用汉语授课的普通高等学校，应 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汉语文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另行命题，不翻译成少数民族 文字，并用汉文答卷。其他各科（包括外语试题的汉语部分）可翻译成本民 族文字，用本民族文字答卷。在考汉语文的同时，由有关省、自治区决定， 也可以考少数民族语文，并负责命题（试题、参考答案，评分标准报国家教 育委员会备案）。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的考试成绩分别采50%计入总分， 但汉语文成绩必须达到及格水平，方能录取。 既然汉语文的重要性很难降低或排除，双语教育便很容易让少数民族认为是 无谓的负担，甚至在汉语全然不流通的民族地区，也视民族语言为「拐棍」 （拐杖，即学习汉语的进阶工具），认为教学的正途是「丢掉拐杖走路」。 即使是民族语教学体系完备的民族，也有相当比例的民族学生，在选择教学 语言时，扬弃本民族语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1984）蒙古族学生，选用 蒙古语教学28.0%，选用汉语教学46.4%，选用双语教学25.6%。而这里的「双 语教学」，是：汉语为主、蒙古语为辅。可以说：连蒙古族学生（以赤峰市 为例）也只剩下1/3选用本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更甚者，这不到1/3蒙古族 学生主要是北部牧区学生，亦即他们之所以选择蒙古语，未必是喜欢本民族 语言，而是没有能力去选用汉语。 民族语文教学出现了「拐棍论」和伴随而来的「急於丢掉拐棍」的思想干扰 。有些领导干部在民族语文教学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是「民汉并举，重在通汉 」，意即：在不通汉语的民族小学中，应在低年级首先使用民族文字教学， 并同时学习汉语文，到高年级用汉文教材教学时，也要用民族语文进行辅助 教学。 这种「民汉并举，重在通汉」的教学法，可视为「老双语教学法」。受汉文 化影响甚深的白族，一向采用这种教学法。白语一度被认为是汉语的「方言 」，到 1950年代经过调查研究，才确认为属於藏缅语族的一种民族语言， 可见汉语对白语影响的深远。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教育界的一项学术调 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该县近四十年来的汉语扫盲的速度来推算，要扫 除该县现有的文盲，最快也得130-150年。如果改用白语白文，则只要10多 年;所以扫盲的最佳良方，就是使用民族习用的语言。 三、民族使用语言的转用 民族的语言使用，在强大外语影响下，会循「单语人→双语人→转语人」的 途径转变。 目前53民族（高山族及俄罗斯族除外）的语言使用情况如下表（见下页）。 在表中，53族可以分为四级，第四级有13族本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的单语人在 10％以下，其中有5族甚至已经没有本民族语言的单语人（0％）。而转语人 （即使用他语而不使用民族语）高达99％的有2族（满族、畲族）；往下在 90％以上的有1族（土家族92.95％）；往下80％以上的有2族（仡佬族、赫 哲族）；居80～50％的有3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居50～ 10％的5族（保安族、羌族、京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其中鄂温克族 转语人情况比较轻微，只有12.36％，但单语人低到仅有2.91％，八成五（ 84.73％）的人口集中在双语人。 第三级（50～10％为单语人）有21族，其中有11族的转语人同样也在50～10 ％之间，其中怒族情况最重（49.79％），转语人几达50％；往下10％以下 的有7族；另有3族（基诺族、麽佬族、人登人）为0％。 第二级（80～50％为单语人）有14族，转语人均在50％以下，其中转语人在 50～10％的有3族（苗族、侗族、蒙古族），在10％以下的有10族，而景颇族 则为0％。 第一级（80％以上为单语人）有5族，其中维吾尔族高达99.46％；藏族的单 语人虽有82.08％，但转语人稍高，有3.94％之多。 民族使用语言的转用表 (略) 四、民族语言活力值的估算 根据黄行对现时下中国少数民族60种语言做语言活力值评估，他选用10种领 域：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出版、媒体、文艺、宗教、经济、信息，分 项评估，在总和出综合活力的评估，下表列出综合及分项的活力值与60种语 言间的排序，并且将它们分成3级。 若将下表简化，但是却把3级分法细分为7类，则新面貌见下表： (略) 民族语言活力值估算表 结论 一个语言的大量使用人口及文字化，对於现行语言政策下的语言活力，影响 极为深远。语言人口一千万以上的壮语，没有悠久而流通的文字来配合，语 言活力反而落入第二级。本民族自身若放弃使用民族语言，大量使用人口及 文字化的优势仍然会丧失，满族人口近年也突破千万，满文有悠久历史并为 清国官方文字，如今满语竟成为死语。相对的，处於隔绝孤立的环境，人口 少，不需要文字化，民族单语人比例高，语言照样有强生命力。只是不卷入 整个大社会的整合，与近代化不相接触，自外於语言政策，也溢出本题，不 必论列。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若不对现行的语言政策调整，长程来看，是 益趋衰退。 （初稿尚待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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