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篇文章不该放在火凤板的，但是我觉得可以联想一下司马家这种大家族的规模和 组成，所以就转过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颍川豪族是一支对东汉乃至魏晋社会政治産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势力。东汉政权的建立 、党锢之祸的爆发、汉魏之际的政局演变，都与颍川豪族密不可分。它处於全国豪族网的 核心位置，是东汉各地豪族官僚化、士族化程度最高者之一。它能够完整地反映东汉豪 族向官僚化、士族化演变的总趋势，是考察东汉豪族演变的一个范本。 一、颍川豪族的官僚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僚化是豪族政治地位的保障和政治影响力发挥的主要途径，也是 衡量其群体在东汉豪族中所占地位的一项重要标准。而官僚化的程度主要是由爲官人数的 多少和担任官职的高低来决定，因此本部分将从颍川豪族的爲官人数和官职的高低两个角 度对其官僚化加以论述。 (一)东汉时期颍川豪族爲官人数的统计与分析 爲了全面地认识颍川豪族的官僚化，我们将史籍中所记载的东汉各阶段颍川豪族担任 郡国守相及公卿级官员的人数放在豫州及全国范围内加以统计与比较，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颍川豪族在爲官人数上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徵： 1． 从整体上看，颍川豪族担任郡国守相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在豫州五郡国豪族总数中 占有相当的比重。就各时期而言，颍川豪族在光武帝时担任郡国守相级官员的人数达 到 44.44％的最高点，献帝时担任九卿级官员人数达到最高点，占豫州的75％，担任三公级 官员人数占33.33％。从豫州所辖五郡国均爲豪族势力极爲发 达地区的客观现实考虑，颍 川一郡豪族所达到的最高值不可谓不高，即使在党锢期间，郡守人数仍占21.43％，九卿 级官员占28.57％，三公级官员占 23.08％。 2． 从全国来看，颍川豪族爲官人数在东汉官僚体系中占有相当比重。颍川豪族担任 守相官员人数在光武帝时达到最高值5.97％，整个东汉则维持在4.97％的高水平上。担任 九卿级官员人数在桓、灵帝时达到最高值爲9.52％，在总体上则维持在8.19％的高水准上 。颍川豪族担任三公级官员人数占全国的百分比则有较大的波动，在光武帝时无一人担任 三公，而在灵帝时达到高峰爲8.33％，就是在灵帝党锢期间颍川士大夫豪族遭受到了沈重 打击的情况下，颍川豪族担任守相 官员人数仍占3.43％，九卿占8.16％，公卿占8.33％。 3． 颍川豪族爲官人数比率较高的时期主要集中在光武帝、桓灵二帝、献帝三个时期 。更始元年刘秀略地颍川，刘秀成爲颍川豪族投靠的首选，傅俊、王霸、臧官、祭遵、 祭肜、冯异、丁綝、铫期等跟随光武帝征战四方，成爲东汉政权建立的主要支柱之一，从 而凭藉战功纷纷担任高官。桓灵时期是东汉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斗争激烈的动荡期，而颍 川士大夫豪族恰好经过安、顺帝时期的孕育发展之後，已在全国士大夫豪族网中占有核心 位置，凭藉其在整体上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及社会关系网， 李膺、杜密、贾彪、陈寔、荀爽 、刘陶、刘翊、尹宙、郭禧、郭曼等人纷纷进入东汉官僚系统，成爲清议运动的主力。献 帝时期是由群雄割据向曹魏代汉的政治演进期，自初平二年荀彧投奔曹操开始，至建安中 後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在荀彧的举荐之下大多加入了曹操集团，据《三国志‧魏书‧荀彧 传》注引《荀彧别传》载，先後有戏志才、荀攸、锺繇、陈群、苟悦、杜袭、辛毗、赵俨 、郭嘉等人。颍川士大夫豪族从而在曹操集团内部实现了官僚化，并在曹魏代汉之後的官 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补充： 所谓豪族。即其産生的基础是乡村社会。它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集团。而是以一个强有 力的大家族爲核心，通过血缘、宗亲关系等超经济强制手段控制宗族成员、宾客、门生、 故吏、佃户等依附人口结合而成的一个大的宗族集团。其基本形态是以家族作爲其构成要 素，内部结构是各家族拥有各自的财産(主要是土地)和经营活动。两汉豪族大多由各类社 会阶层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途径转化而来。豪族的特徵是多元的，集政治权力、土地 财富、文化优势、宗族力量、武装势力於一身；从与权力的结合和文化水准的标准来划分 ，可分爲士大夫豪族和非士大夫豪族。两汉豪族始终处於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但在总 体上呈现出官僚化与士族化的 演变趋势。本观点参考了宇都宫清吉《汉代豪族论》、《 汉代豪族研究》；川胜义雄《汉代的社会和豪族的伸张》转引自崔向东《日本的两汉豪族 研究》，《中国史 研究动态》2002年第5期、杨联陛《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1936 年11卷4期)等人的观点综合分析而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从东汉颍川豪族爲官人数增减变化趋势上看，从光武帝至和帝时期是其增长期，而安 、顺帝时期与明、章、和帝时期相比较，除九卿级官员增加1人外，其余都呈明显下降的 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与光武帝时开始官僚化的颍川豪族的第一代大多去世，後代转化爲食 封贵族，官宦传续的世代维系较短；明、章、和帝时开始官宦传续的家数较少；安、顺帝 时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又在孕育和发展有密切关系。桓、灵、献三帝时在总体上是其增长的 最高峰，但作爲清议运动核心力量的颍川士大夫豪族在灵帝建宁二年的党锢之祸受到沈重 打击，使得颍川豪族在建宁二年至中平元年的爲官人数又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自党锢解禁 之後，特别是中平六年开始，何进、董卓先後控制中央政府的短暂时期，颍川士大夫豪族 又纷纷开始或延续官僚化进程，如荀爽，据《後汉书·荀淑传》载：“党禁解，五府并辟 ，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後公车征爲大将军何进从事中郎。”荀攸，据《三国志 ·魏书·苟攸传》载：“何进秉政，征海内名士攸等二十余人。”献帝时期由於以荀或爲 代表的颍川豪族成爲曹操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爲官人数仍保持着增长趋势。 总之，东汉颍川豪族的爲官人数，在豫州豪族中占有绝对优势，其仕宦地位也最高， 其一郡豪族的爲官人数在全国豪族之中，也占相当的优势。同时颍川豪族官僚化的 特性 在於其官僚化的进程与程度和东汉政局的稳定联系密切，政局稳定，其官僚化的进程就慢 ，程度就浅；反之，进程则快，程度较深。 (二)颍川豪族官职的统计与分析 颍川豪族官职高低与否决定着其官僚化程度的高低，也关系到在全国豪族网中的政治 影响，同时也是颍川豪族实现其政治意图、施加其政治影响的平台。 1． 颍川豪族在光武帝时所任官职多以军职爲主，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主要支柱。 主要体现在：(1)颍川豪族在东汉开国32位功臣中有8位之多，仅次於南阳豪族 居第二位 ，高於河北、关西豪族。(2)在光武帝时期有10人被任命爲将军级官衔，占此时所任命将 军63人中的15.87％，也仅次於南阳豪族居第二 位。(3)在《後汉书·光武帝纪》所记载 的78次征伐、屯戍防卫的军事行动中，颍川豪族担任主官的共15次，占总数的17.95％， 同样仅次於南阳豪族居第二位 2． 颍川豪族在东汉中央政府的尚书台及司法系统中处於最重要的地位。(1)在东汉，尚 书台成爲总理国家政务的行政中枢。尚书不仅参与国家机密，出纳王命，而且也掌握中央 政府的选举、任用、诛赏等大权。尚书令则是尚书台的最高长官，由皇帝直接领导，行使 最高权力。据《後汉书》记载，东汉一朝尚书令共55人，而颍川豪族就有7人，占总数的 12.73％，居全国第一位。在任职时间段的分布上，除韩棱在章帝时出任尚书令外，其余 爲郭躬、杜密、刘陶、陈纪、荀或、荀攸，且前述6人均集中在东汉中後期政局由外戚、 宦官专权到曹魏代汉的关键时期。(2)在东汉中央政府的司法系统中廷尉是最高长官，颍 川l豪族从章帝元和二年郭 躬任廷尉起，至汉魏之际的锺繇，共有8人任廷尉，在全国豪 族中也居於首位。其中，阳翟郭氏凭藉世传法律的家学优势，连续五世共7人任廷尉，远 超过以律传家 的河南吴氏、沛国陈氏。 此外，就掌有京师重权的司隶校尉而言，颍川豪族就有4人担任，占东汉可考者共82 人中的4.88％，仅次於沛国豪族居第二位。任职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桓帝延熹後期至献帝建 安中後期，其中李膺、韩演以打击宦官、贵戚爲己任，锺繇则爲曹操平定关陇起了重要作 用。 3．从颍川豪族所担任守相级官员分布区域看，遍及东汉十三州。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可见，颍川豪族共担任守相62任，占豫州豪族184任的33.7％，颍川豪族在凉、兖、扬、 益、司、青、幽、冀、荆各州中郡守的任数，均高於本州的任数。说明颍川豪族通过大量 出任全国各州守相，对其所任职的地方性事务施加政治影响力，进而使其仕宦地位在全国 豪族之中居於核心地位。 其中颍川豪族所担任的河南尹、南阳太守的人数在全国居於前列。 (1)河南尹。《续汉书·百官志》云：“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地位明显高於一般的守相， 有奉朝请的殊遇。东汉河南尹可考者共72人，其中颍川豪族4人，少於汝南(7人)、南阳(5 人)，列第三位。其任职的时期均是较爲关键的时期：建 武元年东汉定都洛阳，统治极不 稳固，战略上处於强敌的包围之中，丁綝被光武帝任命爲河南太守，担起保卫後方的重任 。郭躬在诛杀阎氏外戚，拥立顺帝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被顺帝任命爲河南尹坐镇 京师。李膺、杜密在桓帝延熹二年起至党锢之祸爆发前的七年中，担任河南尹至少五年， 李膺、杜密凭藉河南尹这一官 ，利用职权给专权的宦官以沈重的打击，成爲党锢之祸爆 发的原因之一。 (3) 颍川豪族担任边郡太守达14任，占其守相总任数的23.75％，其中，颍阳王霸担任上 谷太守二十余年[2](《王霸传》)，颍阳祭氏当中，祭午爲酒泉太 守，祭肜爲辽东太守， 肜子参爲辽东太守，而祭肜子孙多爲边吏，皆有名称[2](《祭遵传》)。这又成爲颍川豪 族有别於关东各地豪族的又一个特点。 综 上所述，与其他地区豪族相比，颍川豪族的官职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从 其所担任的中央官职看，均是中央官僚体系中权力最重、地位最爲关键的要职，且其任数 也在各地豪族中居於前列。其二，从其所担任的地方官职看，均是在全国中居於重要地位 的大郡、要地，且其任数同样居於前列。其三，从其所任郡守分布 的广泛性上看，其官 僚化的全国性特徵十分显着。总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是东汉各地豪族程度最高的地区之 一。 二、颍川豪族的士族化 汉代豪族的发展趋势是官僚化和士族化，士族化是官僚化进程不断进行和加深的産 物。士族是士与宗族的结合，它不但是政治的存在，也是代表一种当时社会最具优势的 文化形态。士族的特质在於家风与家学。由於士族特质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士族超越阶级 、宗族、地域的限制，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摧折豪强、压抑私门，表现出自 制、制他的行 爲，另一方面以孝爲出发点，强调其家族、乡党、师友关系，形成私门的结合。因而汉代 士族化豪族又具有公私两面，使其区别於一般豪族。鉴於此，本部分将对其士族化予以 深入的探讨。 (一)颍川豪族士族化的前提：经学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後，经学成爲豪族入仕的主要途径。接受经学 教育、通经入仕成爲豪族利禄之所在。两汉之际文化中心西移、政治中心东移的趋势， 使颍川处於两者的交叉范围之内，从而使其成爲东汉经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爲其士 族化提供了文化上的凭藉。现分述如下： 1． 东汉中前期颍川豪族産生了张兴、丁鸿两位经学大师，在经学上有很深的造诣， 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誉。如张兴“习《梁丘易》以教授。……稍迁博士。……显宗 数 访问经术。既而声称着闻，……爲梁丘家宗”[2](《张兴传》)。丁鸿据《後汉书·丁鸿 传》载，“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爲都讲，……肃宗诏鸿与广 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帝亲称 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说明当时颍川豪族的经学水平 在东汉中前期已享有盛誉。 2． 东汉颍川豪族私人传学较爲兴盛，颍川豪族一改西汉几乎没有私人传授经学的窘境， 纷纷开门传业、授徒。张兴“弟子自远至者，着录且万人”[2](《张兴 传》)，丁鸿“门 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2](《丁鸿传》)，锺皓“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 余人”[2](《锺皓传》)，李膺“以公事免官， 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2](《李膺传》 )。此外，其他地区的经学大师也客授颍川广收门徒。如建武後期南阳人宋均先後两次客 授颍川[2](《宋均 传》)，又如沛国桓典也于桓帝时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达数百人 [2](《桓典传》)，这无疑会对颍川豪族的经学化起到促进作用。 据统计，东汉私人传学在规模上超过於人至六千人以内的共27人，颍川豪族有3人， 占总数的九分之一，高於其周边的陈留(1人)、河内(1人)、南阳(2 人)、汝南(1人)、陈 国(1人)，并且在这27人中豫州共有8人，颍川占豫州总数的八分之三，居第一位，其人数 甚至超过徐州(2人)、并州(1人)、荆 州(2人)。东汉私人传学着录规模接近和超过万人规 模的共有4人，颍川就有1人，可见颍川豪族的私人传学规模之大④。 3． 东汉颍川豪族经学有如下特点：(1)擅长於论辩。如丁鸿善论难，在白虎观会议 定《五经》时，以才高论难最明，而得到章帝和诸儒的赞誉。这一点在颍川豪族的学术着 作上也有体现。如荀爽作《公羊问》及《辩谶》，苟悦作《申鉴》，刘陶作《七曜论》、 《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多属论辩性质的着 作。(2)多博通不专攻一经， 反对俗儒的繁琐之风。如荀淑，据《後汉书·荀淑传》载：“博学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 所非。”又《後汉书·韩韶传》亦载：“(韩融)少能辩理而不爲章句学。”(3)多与当时 政治环境联系密切的政论着作。如苟爽鉴於东汉政局衰败，而着《汉语》；苟悦不满曹操 专权，作《申鉴》、《汉纪》。 4． 颍川豪族在东汉有游学经历的共有4人。如丁鸿从桓荣受欧阳《尚书》，杜安年十 三入太学，号奇童；刘陶桓帝时游太学；陈寔少从樊英学《易》章句，後受业太学。游学 在东汉前期是豪族提高自身经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颍川即是外出游学人数较多的地区之 一，可见其加强自身经学化的主观愿望是何等强烈! 综上所述，受两汉之际至东汉中期社会经学化程度加深等因素的影响，颍川一跃成爲 东汉经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私学传授，招录弟子生徒的规模则居全国前列，经学化的 普及程度爲全国最高。这不仅爲其士族化提供了经学上的必要条件和素养，而且也是东汉 颍川士大夫豪族极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颍川豪族在学术上多博 通，不拘於章句；善 於论辩、注重通经致用，与政治现实联系十分紧密的特点，一方面爲其士族化提供了取得 仕宦地位，进行政治活动所需的实际才能；另一方面也 成爲其士族化过程中家学水平相 比齐鲁、三辅豪族有一定差距，在顺帝以後其群体纷纷由学术转向政治活动的的一个重要 原因。 -- 以下都是废话就省略就不再转录， 这些内容有没有会让你联想到和火凤有关的剧情或设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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