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０年代社会运动1＞ 八０年代台大学运──怎样成为自己 作者：罗叶 -------------------------------------------------------------------------------- 　　《瞧啊，这个人！》是存在主义大师尼采的智慧杰作，我曾经很想买来拜读，却迟迟 没有付诸行动，唯独对该书副题「 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印象深刻；在我试图 回溯八○年代台大学运的此刻，内心所隐隐惶惑不安的，便也正是「人怎样成为自己」， 我如何走过那段巅狂岁月，蜕变成现今的我？由於一九九○年退伍後，我几乎一直都是个 「编辑」，而这又是我高中、大学生活的重要学习，因此不妨循这线索找回去，看看曩昔 的自己，寻味过往的同志情谊。 整个八○年代的台湾，可说是以「美丽岛事件」揭开序幕，它发生於一九七九年 十二月十日，经过一番逮捕与军法审判，肃杀声浪淹没了同情。当时就读国三下 学期的我，正为七月高中联考作准备，放学後，偶尔会从南门国中绕远路，散步 到龙山寺附近等公车，顺便翻阅书报摊的党外杂志；但因发生美丽岛事件，当时 的新闻局长宋楚瑜先後查禁《八十年代》、《亚洲人》等刊物，使我失去课余窥 奇的乐趣，或许正因为这样，我只好专心读书、打打篮球发泄精力，几个月後顺 利考上建国中学，少了党外杂志浪费时间，说起来应该感谢宋楚瑜。 　 　　进入建中後，文学热情逐渐萌发，不假思索就加入校刊社，准备当个建青编 辑。我开始阅读大量闲书，小说、散文、哲学思想、从牯岭街买来的过期杂志， 课业成绩渐趋滑落，却自得其乐的酝酿文学梦。如此升上了高二，正式进驻建青 编辑室，杂书照看不误，多出的则是策划、写稿、学习面对完稿纸；倘若仅止於 这些，绝对不需太多时间，但因掺杂对课业、家庭的反叛，编辑室便成为避难所， 经常藉故请公假，与好友窝在里头抽菸、听披头，偶尔看书或写稿，要不就是跷 到台大打撞球，苦闷与紊乱构筑着所谓的「红楼才子」，而成绩一落千丈，高二 上学期三次月考，数学相加不到一百分，兼又对化学不感兴趣，闹了一场家庭风 波，下学期便转念社会组。转念文组後，课业成绩意外好转，连数学课本也能像 小说般甘於捧读。成绩没问题了，烦躁的却是校刊编务上的审稿制度，在那接触 过程里，我认识到国家机器对学生思想的箝制，这使我对国民党难有好感，升上 了高三又很嫌恶「三民主义」，尽管我在阅读孙中山原典时感觉颇佳，但教科书 与原典差异甚大，过度阐述附凿後，可能连孙中山本人都搞不清，又因被列入联 考科目，使它成为填鸭教条，不再是活泼思想更遑论信仰。於高三上学期曾经帮 学生辅导室编辑《成长》刊物，下学期，李晶华老师送我一张云门舞集入场券， 依稀记得那已是联考前第三十七天，表演地点国父纪念馆，舞码正是着名的《 薪 传》。傍晚时分，我就带着三民主义教科书出门，想利用搭车时间猛Ｋ一阵；然 後我进了表演厅，在欣赏《薪传》时，原本颇爱那布幔灯光塑造的意象，它模拟 先祖们「唐山过台湾」，结尾则安排一群孩童上场，象徵国家新希望；偏偏就在 那瞬间，背景音乐「国歌」响起，全场观众肃然起立，而我对於其中夹杂国家认 同颇不以为然，兀自坐在原位，内心交织着莫大挣扎与恐慌... 。我隐约听见後 排观众的指责，但就是不肯起立鼓掌！散场後，我随人群涌出户外，在回家的公 车上，映着微弱灯光，俯视手中的三民主义教科书，猛然感觉它犹如狗屎；但是， 为了考上大学、为免辜负母亲的期望，就算狗屎吧，我还是硬吞下去了。 　 　　八三年大学联考後，我进入台大社会系，展开一段孤独的摸索。在情感上 ，大一浸淫於狂热的初恋，大二坠落失恋的深渊。在文学上，开始写作诗或小说， 试着向报纸副刊投稿。至於校园活动，甫入台大，正是吴叡人担任代联会主席， 相对於国民党的长期掌控，当时的改革派学生彷佛让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包 括大学新闻、大学论坛、医讯、法言等社团刊物，八二年即以「普选」推动校园 民主，要求代联会主席由全体学生选举产生，但因未被校方接受，进而标榜「还 我学生权，还我自治权」，攻占代联会作为学运据点，这也便是我在活动中心所 见到的「学生政府」。 　 　　然而我是孤僻的，加以当时对校园民主毫无体认，反倒感觉「学生政府」 太狂妄，这便错过了原可提早结识的诸多好友，直到大三担任《台大法言》总编 辑，才逐渐走向改革派学生阵营。大二後的暑假里，挥别失恋情苦，我意外阅读 鼓吹台湾意识的若干书籍，对社会环境有了关注，正巧社会系同学何棋生当选法 代会主席，在其盛情邀请下，我允诺主编《法言》，首度尝试报纸编务。最先推 出的，是由许舜能执笔的「女教官涉嫌宿舍餐厅经营弊端」，引发法学院训导处 震惊，相关压力接踵而来；不过，那位女教官後来终究被调职，事实证明我们是 对的，这使我发现「媒体正义」的力量。基於这开始，以社会系学生为主的法代 会重返改革派阵营，但仅只站在边缘，并未参与社团串联；刺激我们的踽踽独行 的，彷佛是法学院训导处的颟顸审稿，无论时评散文或新诗，他们都能挑毛病， 这便唤醒我建青时期的记忆，缠斗的意志愈趋坚定。为了让《法言》彻底转型， 大三下学期起，总编辑改由许传盛接任。我们初识於建中，进入社会系後，他一 直参加大新社，透过他，大新主笔们也为《法言》跨刀，我则较常赴台大校总区， 逐渐熟识大新社的林志修、吴介民，医讯社的王增齐、王作良，乃至其他社团朋 友们。 　 　　就在这年五月十一日，母亲节上午，政治系四年级学生李文忠在傅钟下静坐 绝食，抗议校方对他的退学处分；事件导因是他「大一英文二修或三修不过」的 争议，由於双方认知殊异，先前已活动中心召开公听会，但因李文忠积极参与党 外运动，退学处分夹杂了政治考虑，而国防部的徵兵召集令又火速寄来，更加深 整件事情的阴谋论，改革派学生为争取平反时机，遂趁母亲节园游会开幕之际， 於椰林大道游行抗议，直接挑战孙震校长的行政权威。 　 　　我是在「公听会」当晚结识李文忠的，基於义愤与同情，母亲节当天便为 他的绝食守夜。那一天，从下午到深夜，情治系统大举动员进出台大，可以想 见国民党对此事件的关切；隔天，校方即应学生要求，组成「九人教授调查委 员会」，稍後并建议校方准予李文忠复学，由於孙震校长曾经允诺接受教授决议 ，绝食行动便告收场，孰料学生们竟遭行政当局欺骗，李文忠等人遂赴行政大楼 前抗议，与三十多位校警发生肢体冲突，多名学生受伤，而李文忠也在五月十六 日被迫南下入伍服役。 　 　　李文忠事件落幕後，林志修代表改革派参选代联会主席落败；法代会主席 何棋生即将任满，国民党方面运作夺回法代会，遭大学新闻披露；医讯社王作良 等六人因主导李文忠绝食事件，遭校方处以留校察看，校内学运动能一时式微。 但在暑假期间，以大新、大论为主的社团学生南下鹿港，参与反杜邦设厂运动， 则是学运脚步跨向社会的重要尝试。 　 　　升上了大四，只能以「诸事缠身」来形容。首先，社会系的难兄难弟们交卸 法代会，转任毕业生代表联合会干部，且将我引荐为毕业纪念册总编辑，先前我 编过的报纸期刊都是黑白印刷，为求补充彩印经验，决定挑下那个重担。其次， 针对纪念册的预算规划，我结识了毕代会财务长－－女友阿咪，失恋两年後又再 恋爱，自然也是很花时间。大四一开始，我正式登记为大新社员，而大新旋即因 审稿问题遭校方惩戒停社一年，社长许传盛、林国明、陈明祺均被记过，改革派 社团乃串联签署「争取校园言论自由联合宣言」加以声援，却遭台大「连络中心」 刊物恶意中伤；於是，大新社决定举办「惜别演讲会」，在大陆社、三研社及多 位研究生参与下，尽管校方秘密探知演讲者名单，向各家长恐吓「上台演讲者一 律退学」，仍难遏制如箭在弦的抗争风潮。 　 　　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傍晚，暮色渐沈中，改革派学生将台大校门口每棵椰 子树绑上黄丝带，现场播放Joan Beaz 的抗议歌曲，大横布条上写着「只要真 理存在，我们终将回来」；稍後，学生群众千百集聚，不安气氛隐隐笼罩，经由 林佳龙等人开场後，确立了「和平不理性」局面，学生们接棒畅言盛况空前，而 这也正是台大《自由之爱》团体的摇篮。基於这场演讲会的成功，校方未敢妄施 惩戒，「自由之爱」团体又於十二月十日举办「肥皂箱演讲会」，同一天「自由 之爱」创刊号出炉，担任地下编辑的我忝受抬爱，负责撰写发刊词，劈头即是： 「让我们尝试检验真理的体质，就在土生土长的这块土地上，我们什麽都该重新 认识的－百分之百的自由与没有仿冒的爱！」之後，台大学代会通过决议，要求 废除审稿制度，改革派社团展开「大学改革方案刍议」签名活动，配合《自由之 爱》第二期出刊。当然，校园民主风潮受到大环境解冻的影响颇深，举例而言： 八五年十一月，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八六年五月，《当代》杂志创刊；到 了九月，《文星》杂志复刊，《台湾新文化》与《南方》杂志相继问世，这些刊 物都为文化界注入活水，较特别的是《南方》，其负责人吕昱因高中时代参加读 书会，竟被判处十多年的政治牢，出狱後仍对学运情有独锺，而我与好友游士贤 意外担任《南方》第二期美编，因此结识吕昱，辗转认识其他院校的学运成员。 　 　　八六年九月底更有一件大事，亦即民主进步党宣布成立，国民党在威胁逮捕 无效後，十月初，蒋经国宣称即将解除戒严及开放党禁。随後便是年底增额国代 与立委选举的重头戏，台湾首见两党对垒，许多大学生不禁投身为反对党助选， 而我与郭宏治、许传盛，去蔡式渊的国代竞选总部帮忙，在南方朔的带领下制作 文宣，因缘际会做出一份对整体选情颇有影响的传单。 选战过後，民进党大有斩获，学生们重返校园，其他院校的学运渐趋活泼，台大 《自由之爱》继续燃烧。八七年一月，关切校园情势的蒋经国终於有意将国民党 知青党部迁出公立大学，稍後「台大教授联谊会」成立，「教授治校」呼声高涨。 在社运勃发民心思变时空下，有一天，我在台大公馆附近遇见南方朔，他说即将 与朋友创办一份刊物，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做事？我听了，心中虚荣窃喜，但因当 时毕业纪念册尚未完成，只好简单婉谢，稍後始知那就是《新新闻周刊》，而我 迟至九○年退伍後，才进入新新闻担任文字编辑，继续受到南方朔教导。 　 　　八七年春节过後，《自由之爱》重新出发，对内厘清组织本质，对外则是 跨出校园。有监於大学改革非仅限於台大一隅，《自由之爱》第三期祭出「新社 会宣言」，那是郭正亮的力作；随後即有「大学改革请愿团」赴立法院请愿，如 此持续抗争至五月，又在校园内扩大游行要求普选，此事虽仍未成，改革派推选 的陈志柔却当选了代联会主席，为日後普选奠立基石。这时候，毕业纪念册也已 大功告成了，但身为总编辑的我并未毕业，说来不免有些好笑。基於各种因素考 量，我初上大四时便决定念「延一」，迳将一门必修课留到大五下学期。暑假里， 为求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去《南方》杂志打工当美编，当时总编辑已是郭正亮， 他邀集一批台大研究生主笔，陆续推出政经社会相关专辑，而在吕昱热心串连 下，《南方》对於校际学运的整合贡献甚大。我在《南方》打工半年，稍後转至 「三映」，那是由政大学运成员翁明志创办的传播公司，旗下另有「第三映象工 作室」，专门制作各种社会纪录片。当时正是台湾社运勃发期，劳工、反核、国 会全面改选... ，诸多议题前仆後继，街头频见示威游行，我则负责制作录影带 封面，由於收入有限，年底又到民进党兼差，担任《民进报》美编；或许是因为 这缘故，不愿隶属任何政党的我，入伍後竟被政战系统指为「民进党员」，前五 个月遭特别隔离，後来则是当工兵、盖营舍直到退伍，虽然日子比较苦，体魄却 也练得结实，不能不说是民进党「惠我良多」。 　 　　八八年开春後，大五下的我逐渐淡出学运，当时蒋经国崩逝不久，李登辉 政权犹未稳固。我想趁着当兵之前，读读书、写写稿、顺便练练退步的体能，闲 暇时便爱出游散心，两度到花莲凤林拜访许传盛，他也同样念大五而准备服役。 第二次去花莲休闲时，某天傍晚，我与传盛坐在电视机前吃晚饭，猛见萤幕中播 出警民追殴－－那便是着名的「五二○事件」，数千农民北上请愿，与镇暴警察 发生流血冲突，我们熟悉的许多学运同志也置身其中，头破血流、遭警拘禁，当 时我就对传盛说：「如果人在台北，应该也是那样子吧！」但我们只能为学运同 志默默祝福，因为，那已是告别，在入伍前夕，我们的心情已提早毕业。 --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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