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copam (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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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分享] 王伟忠编织「光阴的故事」 郭台铭、严长寿分享强者的童年
时间Fri Nov 28 16:07:23 2008
原文转自：http://0rz.tw/8e5at
更新日期:2008-11-27 记者:廖怡景
王伟忠的新作「光阴的故事」，彷佛是一张用岁月编织而成的心网，让鸿海集团总裁郭台
铭、亚都集团总裁严长寿谈起儿时记忆，话匣子一开，就顺着回忆的长河流下去……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麽想
……。」谈着近来收视开红盘的新作「光阴的故事」，「电视鬼才」王伟忠不禁哼起这首
深植在他脑海里的小调。对於王伟忠而言，制作这类的故事，就好像是替自己，以及同样
身为四、五年级生的观众，把过往年少的岁月，重新温习一遍。
「做节目很像撒一张网，网进很多观众的共鸣；也很像办桌，放了很多桌子，摆上了菜单
，只要很多人来，就很开心。」这回，王伟忠不仅让自己沉浸在旧时的记忆里，许多企业
老板和名人也上钩了，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亚都集团总裁严长寿谈起儿时记忆，话匣子
一开，回忆就顺着岁月的长河，流着流着……。
第一幕／代工天王郭台铭…
我是在埔墘长大的，那时候板桥跟台北市就是一座光复桥连起来。小时候是跟着外婆住，
我不是在眷村长大，而是在本省人的社区里面长大。可是我外婆不会讲台湾话，只会讲山
东话、烟台话；所以，我第一个会讲的是外婆的山东话，第二个会讲的是台湾话；等入了
小学，才开始学ㄅㄆㄇㄈ，国语是我的第三种语言。
那时，我回家讲的是山东话、烟台话，出去外面跟朋友玩，就讲台湾话。每次外婆去买东
西都会带我去做翻译，甚至还靠我的台湾话跟卖菜的杀价。有时候杀价成功，外婆就会给
我两三毛的零用钱，那时会觉得自己立了好大的功劳。
我是埔墘国小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候，学校根本不是学校，只是借了一个像是里民代表大
会的礼堂上课，只能坐几十个人，埔墘国小就从那里开始。等到我父亲的工作调回板桥，
我就转到板桥国小去了。
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
在那个时候，日本式的传统教育观念很重，还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老师都是非常严厉，
很踏实、认真、用心地在教我们。每一个班的老师都有藤条，还有木板，如果题目答不对
，或者作业没有写好，老师就会问说你要藤条还是要木板，我们可以自己挑。
我们认为老师打我们都是爱护我们的，都是来教育我们向善、把工作和功课做到最好；不
会有任何人想说：唉呀，老师你打我们，我们家长会去怎麽样……我想我们都没有这种观
念，那时我们都非常尊敬老师。如果，叫我们罚站十五分钟，老师不叫我们走，我们绝对
不敢离开。
一本漫画书，全班传阅…
我们家里是信佛教的，但教堂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信教才能去，所以我就去了几次，累积
了几个月的成绩，我记得第一次拿了几瓶奶粉和一袋面粉回去，妈妈很高兴。後来面粉吃
完了，妈妈就用面粉袋给我们做成内裤，小时候就穿着这种上面印有中美国旗、外面买不
到的内裤到处去玩。
虽然，过去那个年代物质很贫乏，可是精神一点都不贫乏。有任何好东西也都会拿出来彼
此分享，有时候谁去买了一本好的漫画书，就会拿到学校供全班传阅。
搬砖块防洪，不分省籍…
那时，我们家周边都是田埂，都是本地人，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感觉到说你是外省人啦、本
省人的。大家有什麽困难，都彼此帮忙；比如说淹水，那时候排水系统不好，大家就帮忙
去搬砖块、钉木头，把门口进水的地方挡起来；彼此都互相扶持，不会想到你是来自哪里
、我们又是来自哪里。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现象，随着物质生活富裕，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个社会比较负面
的东西，没有看到人性单纯和善良的一面。我现在回忆起来，比较想念台湾过去那种单纯
、和善、尊重伦理的共同价值观。
第二幕／饭店业教父严长寿…
我是三十六年次的，民国四十几年开始上学，那是一个非常贫苦的环境。
就像一位作家形容诗人叶慈的故乡爱尔兰：「那个时代这地方贫穷是一个事实，既不感觉
不光彩，也不觉得羞耻」。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大家都很穷，都在一个很
拥挤的环境里面生存，但一点也不觉得羞耻，不过，也不会觉得不光彩。
为了补习，新店骑到中山堂
我对几位哥哥都是非常佩服的，他们比我更早接触到困苦的环境，都是在非常小的时候，
就要忍受辛苦，除了要努力自己找机会读书学习，还要想办法拿钱回家。
我记得，我大哥在新店的中华彩色工作时，那时我家住在新庄，他下班後要到中山堂附近
补习，一路都是用脚踏车来做交通工具，可以想像他光是这件事就花多少时间。这麽辛苦
就是要让自己更好，那真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
练好英文，让外国人看得起
但在美国运通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居然还是有许多外国人来台湾，他们把美国运通作为
通信处，我们帮他们收集信，然後他们拿护照来领取。
我当时就发现，如果能够把我的英文练好一点，我的服务就可以让这些客人更感动；其实
，我那时的念头已经超越了想要赚钱，或是得到人家的赞赏，我甚至觉得我好像某种程度
上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点事。
那时候，就是像我一个这麽卑微的角色，都有那种希望台湾被人家看到、要人家看得起我
们的好强心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旁徨，因为每一个人出社会都有大学学历，但其中有些人还是会被分
配到去做很基层的工作；而当你面对这种基层的工作时，你心情的调适会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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