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Gossiping 看板 #1D7AtUye ] 作者: Epimenides (No.13) 看板: Gossiping 标题: Re: [问卦] 有没有李远哲的八卦?? 时间: Fri Dec 31 00:05:46 2010 这是一篇李远哲的讲稿 立场当然是他本人 这篇讲稿大致交待了他的成长过程 演讲的对象是学生 我想对学生来说满有激励作用 某几段落也满幽默好笑 可以对他本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文章不短 没有耐心可以直接左转出去了) 一位科学家成长的过程 李远哲 中央研究院院长 钱院长、钱主任、刘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首先祝贺淡江大学55周年校庆。55年的 学校还蛮年轻的，我是1936年生，所以今年算是70岁的年轻人。我说70岁的年轻人是因为 最近可能大家看到报导，再过20年，我们对细胞重建修复的生物技术会有很大的进展，以 後人类的年龄听说可以延长到1000岁，那是非常严重的事，到那个时候，很多人到医院苦 苦哀求说：「医生，我累了，让我走吧！」，医生就说：「不，我们是为维护生命而存在 着的，你900岁了，还要再努力工作100年，才让你离开。」这是个可怕的构想。 今天我在这里跟各位谈我的心路历程，也讲讲对年轻人的一些期许，不过各位也一定会想 说：「你是跟我们有半个世纪时代落差的人，你的经验对我们有用吗？」我想，时代环境 确实很不一样，但是一个人走过的路，对别人总是有用的，所以我今天愿意跟各位分享我 成长的过程──一个科学家是怎麽样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成长过来的。 我刚才讲我是1936年生的，我妈妈是幼稚园园长，所以我就是在幼稚园出生，在幼稚园的 环境里长大的。我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到了尾声，美军势力一直在 往西移动，日本节节败退。那时候的台湾是在日本统治之下，所以我们刚上一年级就开始 担心美军的轰炸，上学都拿一个头巾，用棉花做的很厚的头巾，让炸弹爆炸的时候不要伤 到我们的头。一开学就在防空演习，演习了不久，有一天我们听到飞机的声音不一样，不 像战斗机，是个非常沉稳的声音，没想到，第一颗炸弹就丢到离我家50公尺的地方，我家 的门都炸开了。那时我们躲在防空洞里，轰然一声地大家都吓了一跳。因为我家隔壁是一 个学校，日军把那个学校当作司令部，美国不晓得是怎麽知道的，第一颗炸弹就扔那里， 那一天在新竹丢了不少炸弹，现在的清华大学那一带是燃料厂，海军放燃料的地方，烧得 遍地通红。我们没带东西就往山上跑，跑到姑母的佃农家里住，没想到一待就是两年，过 着没有上课，非常快乐的日子。 我们到了山上，我父亲说：「你哥哥刚上中学，要在城里面救火」，所以看着我说：「远 哲，你是家里最大的男人」。我那时只有7岁，但是我父亲说：「你要保护家人，帮妈妈 做很多事」，我说好。从第二天开始，我就跟我姐姐到山下挑水，每天大概挑15趟，只有 7岁就做了很多非常辛苦的体力劳动，也学种菜，农夫做的很多事我们都学了，但在这段 日子里面，我接近大自然，常常到外面捕鱼，有时候三更半夜到树上捉黑文鸟，在牠们的 蛋孵化之後，我们半夜就把整个鸟巢摘下来，把黑文鸟带回家养，看牠们的成长。我们在 山上满山遍野地跑，有时候还找到狐狸洞，口渴的时候就采甘蔗吃，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整个季节的变化、气候的变迁，学了很多。有时候看到老农民采了竹子之後，把竹子剖开 ，把竹皮分出来作竹篮子，我每天都在那里看，一个礼拜之後，我自己也拿一把刀砍竹子 ，把它劈开，也做了竹篮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是很愉快的。有时候我也有些大的 发现，比如说台风过境之後，湖水溢流，就像瀑布一样流到下面。第二天我在下面玩，发 现石头就像筛子一样把很多鱼就夹在里面，我就把邻居的人都叫来，翻开许多石头，捉了 一篮一篮的鱼。後来当有人问我，在我接受教育的这样多年之中，那一个时段对你是最有 用、最好的？，我总是说：没有上学在山上接近大自然、从大自然学习的这两年对我是最 有用的。当然，那些日子要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去体会恐怕是不容易的。 我也记得战争结束前的最後几天，我在山上看到日本的一个小男生，15岁左右，他是特攻 队。你们可能不晓得日本到後来节节败退，一个飞机飞出去之後看到美国的船队，航空母 舰，或者是巡洋舰，飞机就直接冲下去打舰艇，把大的战舰打沉，那时候很多日本大学学 化学的人护送过氧化氢从日本到台湾，把过氧化氢装在飞机上。许多20岁、18岁的男孩都 死了，到最後开车、开飞机的是15岁的小孩。那一天我在山上看到15岁的男孩子在树底下 哭，我虽然很小，才不过是9岁的小孩子，就问他说：「你为什麽哭？」他说：「明天是 轮到我上飞机要打美国军舰的日子，我明天就不在这世上了。」他在那里哭。过了两天我 又看到他，我说：「你不是去了吗？」他说：「飞机的一个仪表坏了，我不能够下去，就 回来了。」我就说：「你自己弄坏的喔？」他不置可否地在那里笑。 大战结束之後，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转变。我们看到日本人走了；我第一 次听到三民主义、自由平等；我们拿着国旗到火车站迎接国军，社会的转变对我们冲击很 大──社会制度的改变，政权的更换，还有後来政府的腐败到恶霸。那时候我虽然年轻， 还掌握一些社会到底是怎样在改变的情况。我们那时候从报章杂志上看到巴勒斯坦的难民 问题，以色列建国把巴勒斯坦的人赶出来；後来在大陆中共革命战争的过程里，看到报纸 上写的开封陷落、金元券在上海兑换的暴动、共军过长江，一直在小小的年纪里受到很多 的冲击。在这转变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活是很苦的，因为那时候很多物资都要用在战争 上面，我家有9个兄弟姐妹，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从学校回来常常要做火柴盒子赚点外 快。 小时候，一个让我比较不容易适应的事情是小时候在日本统治下长大，我只会讲日语，不 会讲闽南话，大概没有人会讲国语。战争结束之後，我从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转到一般的 国民学校，同学看到我就说：「你是三脚的。」因为他们骂日本人是狗，四条腿的，台湾 人是人，是二条腿，我不会讲闽南话，就说我是三条腿的-「三脚仔」(闽南语)。每天上 学，全班的50个人都找我吵架、打架，我跟我堂哥两个是转进去的，每天面对着50个人， 在口袋里面装满了石头，因为我们打不过啊！一面丢，就一面走回去。但因为这麽打着， 三个月我们都打成一片，变成很好的朋友，闽南话也学得很快，三个月之後就讲得「很轮 转」。 在这个时候，有些事情对我是影响比较大的。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学国语，从ㄅㄆㄇㄈ 开始学，到了五年级时已经可以看书了。进步得很快啊！我记得那一年过年的时候，妈妈 给我压岁钱，我哥哥说要到书店去买书，我就跟他到一家「雅雅书店」──这个老板後来 被枪毙了，说思想有问题，那时候思想有问题的人是很容易被枪毙的，那种在威权统治下 的可怕情况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像的。我跟我哥哥到雅雅书店，看到一本叫《开明少年 》的杂志，是上海开明书店在上海出的，那个时候上海还没有沦陷，我哥哥买中学生杂志 ，我买一本《开明少年》回去看。那《开明少年》打开看的时候，真的是大开眼界，其中 有一篇报导，叫做《蓝色的毛毯》，讲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後，怎麽样把社会转变过来 ，从一个农奴的眼光看整个社会的转变，给我很大的冲击。我看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後的台 湾那麽的不理想，社会的腐败让我们年轻人看了真是受不了！我常常跟妈妈说：「妈妈， 我们不必要接受这样的一切，社会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所以五年级的时候，我就一直 相信社会是可以改变得更好。 我小学的时候，头两年在山上没有念书，後来很努力的，三年级、四年级念了些书，但是 我一上五年级後，听说全省少年棒球比赛第一届就要开始，我们学校在选拔棒球选手，也 许是我跟人家打架，满口袋的石头每天都在丢，球也丢、接得不错，就被选为棒球选手， 接受训练。从那时候开始，五年级每天下午我没有上课就到操场练打球。我们大家知道台 湾少棒的训练跟职业棒球队一样严谨，我们从丢球开始、滑垒、挥棒、怎麽样挥得平，每 天下午都在练，我打的位置是二垒手。我们的校长是一位军国主义者，无论做什麽我们的 小学一定要得冠军，所以我们在新竹县得冠军之後，後来也到台北现在的二二八和平公园 跟龙山国小、西门国小比赛，我们後来得过全省第三名。到了六年级时，全省少年乒乓比 赛要举行，我也打乒乓，其实我小时候除了念书之外，到外面打球的时间实在很多。那个 时候更夸张，一到学校老师就叫我们跳绳，因为打乒乓球，脚的跳弹力是很重要的，每天 早上跳绳，中午过後开始打对角球，短球、长球，打到最後，我常常跟老师说：「我觉得 乒乓拍子变成我身体的一部份，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血液是流到乒乓球拍里面才流回来的。 」我那时候打哪个角落都打得很准，结果我代表新竹县参加比赛，我们这队得到了省冠军 。全省乒乓球比赛的前一天，我们到庙里去拜，我不相信这一些，就在那里拿着香说希望 明天全军覆没，因为我不相信，没想到我说全军覆没的时候校长正好站在我的後面，他就 从我的头顶「呯」地打了一下。虽然已经过了快60年，每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头还是 会痛一下。後来第二天我们得了冠军，我跟校长说：「你看，拜神明是没用的，我说全军 覆没，但我们还是赢了，是靠我们的实力赢来的。」校长：「你不对，因为你不相信，你 讲的不算，我在後面讲的，我们的祈福才算。」 那阵子，有人晚上到学校补习，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到学校补习，不是那麽认真，那麽 严厉，大家还是很轻松地过日子。我们国小毕业的时候，新竹中学是从桃园、苗栗、新竹 县三个县招生，那时候还没有新竹市，这三个县里面要录取100名，所以那时候考新竹中 学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有口试，小学的校长在训练我们准备考试时，口试的预演题就是 「你将来要做什麽？」。有人说想做老师，有人说想做医生，校长说：「不行，不行，新 竹中学不要说这样的人，一定要说当总统。」我记得到新竹中学去口试的时候，大概有好 几百人是从新竹国校报考的，第一个进去口试，被问：「你将来要做什麽？」，回答是： 「我将来当总统」；第二个进去，「你将来要做什麽？」，「我将来当总统」，一连串的 都当总统。但是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要当科学家」，那个口试的老师说：「你为什 麽不是当总统？新竹国校都是要当总统的，为什麽你不当总统呢？」我说：「我真的是想 成为一位科学家。」 後来，我很有幸地被录取，到新竹中学以後的三年确实是相当美好的日子。辛志平辛校长 对三育并进的教育非常坚持，所以中学一年级如果50公尺游不过，暑假还要补习，一定要 游过50公尺才让你升学；音乐方面，音程练习一定要从 Do-Re-Mi-Do-Mi-Re-Mi-Fa-Re-Me-Fa开始，一直到初中三年级毕业时要唱八个音阶，所以 到了初中毕业的时候，无论什麽歌拿起谱来就可以唱歌，我们的训练是非常严谨的。但让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新竹中学那时候有个「学生自治会」，学生们觉得我们将是国家的主人 ，学生自治会主办所有的活动，包括初中、高中的学生都在内。很多课外活动像戏剧社、 合唱团、管乐队，或者是班级间的比赛、壁报比赛，这些都是学生自治会在办的，而且那 时候功课很少下课又早，下午三点钟就下课，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做课外活动。我从来没有 一天是在夕阳西下之前回家的，有时候打球打到眼睛看不见球，才拿起书包慢慢地从新竹 中学的山坡走回去，回到家里作点习题之後，就看很多课外书，课外书看得非常非常地多 。 我还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位原住民同学。那时候新竹中学被指定为原住民的学校，有很多原 住民的学生在我们班上，他们50分就可以及格，我们要60分，但是每次有越野赛跑、田径 比赛，为班上得光荣的都是原住民的学生，歌唱比赛也是一样。後来有人问我：「原住民 同学在你们班上学业赶不上，他们会不会有自卑感？」我说：「没有啊！因为辛校长一直 推动三育并进的教育，所以原住民为班上争取到的光荣比平地学生还多，其实他们也有很 多成绩非常不错的人。」 前一阵子，一个原住民电视台找到一位我班上的同学，是一个泰雅族的头目，我已经超过 半世纪没看到他了，他希望安排跟我对话，我真的非常期待看到他。有一年，一位原住民 同学得了肺病，但是回到家乡还是得非常努力地做农事，结果就去世了。我们的班导师苏 森墉老师是音乐老师，新竹中学有十年在全省合唱比赛得到冠军，都是苏老师一手培训的 ，他就作了一个曲子，是追悼歌。歌是这样开始的：「风萧萧雨飘飘，朋友已经默默的去 了，你是多麽强壮而年少，你背负着山地无数人的希望，你将是山地的英豪，怎麽想得到 …….」，我们还开了一个追悼会。那时候日子过得很温馨，在学校里过着非常理想的生 活。直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苏老师来找我说：「远哲，你们班上同学大家处得那 麽好，你们同学都想升学，都要升高中，如果全班同学都能考上新竹中学的高中部不是很 好吗？」他建议说：「我们为什麽不组织个升学共勉会？你的理化、数学都很好，应该可 以帮忙班上的学生。」我觉得老师的这个建议很好，就说：「好，我应该帮班上的同学把 理化学好。」 我於是就开始到图书馆收集很多很多资料。那时我有一位堂兄叫刘远中，他在台湾大学念 物理，我也请他到台大的图书馆把很多物理学的书借回来。我那时候很认真，初中的时候 ，有一阵子不打球了，回到家里就看这些理化的书，开始写讲义。那时候没有影印机，要 用钢板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写讲义之後，印刷给班上的同学，我那麽努力做了好几个月，有 一天我堂兄回来，他看到我还在写钢板，就说：「你还在写钢板？」我说：「是啊！」他 把我写的资料看了，说：「远哲，很奇怪耶，高中生大概也没有念这麽深耶！」我说：「 是吗？这个很简单耶。」後来过了两个礼拜，我姐姐正在准备考大学（她後来是在师大理 化系念物理），有一天我堂哥回来，我姐姐就说：「堂兄，这问题很难，你替我解解看。 」我堂兄看了之後说：「喔！这个题目远哲会解。」他就给我解，我解开了後就交给我姐 姐，从那个时候起我姐姐就对我非常不谅解，觉得这个小孩子丢了她的脸。不过，那是我 第一次深深体会到其实我们在学校上学坐在课堂里面，迷迷糊糊地听老师讲课讲得好有道 理，但学的没有自己当老师教别人时学的那麽多。我一直跟老师说：「老师，不对啊！我 们到学校来应该是当老师，你们听我们讲，不是你们讲我们听，你们听我们讲的话，我们 会学得更快。」确实是这样，後来当老师之後，我教的很多课是我从来没有上过的，但是 因为要教，所以自己学了很多，这些老师给你的挑战，或父母给我们的挑战，往往对一个 人的成长有深远的影响。 我还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念书，妈妈在缝衣服，用脚踏着缝纫机，很老旧 的针车，我说：「妈妈，声音小一点嘛，我们在念书，你这样干扰我们不好。」妈妈就说 ：「远哲，你埋怨的话，你自己把这个声音弄小嘛！」我觉得有道理啊！为什麽埋怨妈妈 呢？所以第二天就开始把针车全部解体，然後一点一点地看，到底哪里有声音出来，有时 候是镙丝没有旋紧，有时候有些地方加了些油，结果这个针车真的没声音了。那时我妈妈 看了说：「远哲，现在声音没有了，但是这个针车缝衣服的时候，上面的张力跟下面张力 不一样，通常是对称的，但是我缝的衣服上面是一直线，下面是歪的。」我把上面的部分 也拆开来了，然後调节压力，修了好几个月，针车就像新的一样。 在那个过程里，我每天都在缝衣服，要试车，後来我缝衣服的技术变得非常好。有一天， 我表姐要我妈妈替她缝一件内裤，我妈妈在忙，就跟我说：「远哲，你替她缝一下吧！」 我表姐站在那里很不好意思，她的内裤居然是一个男孩子替她缝制的。初中毕业的时候， 我被保送到高中，有很多时间，我伯母在开幼稚园，所以我替我伯母做幼稚园的围巾，做 了100件，我姐姐也做一些，但是妈妈每次看到我做的跟我姐姐比较，就说：「远哲做得 这麽漂亮、这麽快，你是个女孩子，为什麽做得这麽慢？而且做得这麽不好？」当然我後 来也学到了，做父母亲的绝对不要把兄弟姐妹做比较，这是最伤感情的事，我姐姐一直看 着我说：「为什麽这个小孩子这麽讨厌？」其实我姐姐是很不错的，是位好姊姊，但就是 有一个小弟弟做女红做得比她好。 我早上缝衣服，下午就拿个装饮料的水桶去打网球，打到满身大汗，皮肤晒得像黑人，高 一的时候成为网球校队，也参加全省高中网球比赛，不过那时候我的生活有点疯狂。疯狂 的是，我相信生命是无止尽，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可以做很多事。我记得参 加高中网球比赛回来一礼拜後又参加全省露营大会，新竹中学的管乐队是大会乐队，我去 吹喇叭。那一阵子除了学校里面的很多活动，如合唱比赛、球赛、壁报比赛花了我很多时 间外，有一位生物科老师说我们教学时需要解剖图，他说：「远哲你画画得不错，能不能 替我画几个挂图？」於是我每天到三更半夜还在画挂图。高一下学期时我真的病倒了，太 累了。医生告诉我：「你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休学一个月，在家里静养一个月。」我听 了医生的话，就在父母亲的监督之下在家静养了一个月，这个月对我是非常痛苦的，因为 我是非常有活力，喜欢做活动的人，要静静地在家里休养一个月是非常痛苦的事。 但这一个月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深深地思索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麽？回想在初中时看的 很多伟人传记，也想到社会的转变带给我们的影响、我自己的擅长，那时候想得很多，也 感觉到生命的可贵，生命毕竟不是无止尽的，是有限的。在这一个月的思索之後，就像有 人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那时候下决心要过有意义的生活，不能像无头苍蝇 一样，打球、壁报比赛、管乐队这样子跑，应该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到底怎样才能过得有意义？我感觉到的就是：「我应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能为人群社稷 做出贡献。」我也检讨到我自己的擅长，觉得我应该成为一个科学家，另外，我也感觉到 我们在我们生活环境里，如果不积极地、主动地想办法超越环境给我们的一切，环境就会 影响你，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束缚。当人家看到你就说：「喔！他是谁的小孩。」别人看了 看：「是是，他的举止像他的父亲。」或者是，「他是新竹中学毕业的」，「是啊！新竹 中学的学生就是这样子。」在台湾社会长大的也就是这样子。因此我有个非常强烈的愿望 ─-「我应该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应该受环境的束缚、环境的影响，我要努力超越环境 」。我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成为一个理想的人，希望为人群做 一些贡献。我离开高中的时候，曾对很多同班的同学讲：「我确实是满怀着理想，要走出 自己一条路的人。」 那时候我离开了校门，很幸运地被保送到台湾大学，我从小学打棒球、打乒乓到考入新竹 中学之後，就一直没参加过升学考试，所以我也相信准备入学考试是没用的。我没有受到 准备升学考试的危害，这是好事。我一进到台湾大学校门之後，就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 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为人群社稷做出贡献，第二个，我希望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 起改造我们的社会。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半世纪以前的事，但我一路走来这个理想没有改变 。 当然，我年轻的时候想成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的愿望，随着岁月的消失以及自我的成长， 慢慢地转变到不只是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也要培养优秀的年轻科学家。我这样的 决心能够了解的人不多。我高中有一位同学跟我谈得比较来，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比较有相 似的看法。有一天我们上物理课的时候，校长拿了点名簿走进来说某某某，他站起来，就 开始哭。我往窗外看，下面有两辆吉普车在那里，有几个穿便衣的宪兵围着我们的大楼， 我知道他一定要被捉了，校长带他走了，他到吉普车上还一直哭，就这样被捉走了。我跟 他谈得很来，很多事情都跟他谈，我妈妈听了这件事後，好几个月都睡不着觉，她以为下 一个是我，可能就这样不回来了，她非常担心我的安全。我那时很多思想也许是先进的， 也许对很多愿意跟着时势走的同班同学而言是无法了解的，我有几个堂兄可以了解我的思 想，但是了解的人不多。我有时觉得很寂寞，也有不少疑惑，也常希望能够重整旗鼓。当 我找不到谈诉的对象时，我记得我常在傍晚时分骑自行车到新竹头前溪的下游，坐在那里 沈思，夕阳西下的美景里，野鸟与清澈的流水交织而成的图画让我的时空无限展开。头前 溪那时候水流不多，水面很广，也许跟半世纪以前淡水河的下游一样。我看着这夕阳西下 ，美丽的云彩，心里头得到一些慰藉，把很多我的理想、要走的路、愿意这麽走的决心， 重新确认。那一阵子，我觉得如果没有头前溪的晚霞，我的生活该会是很苦的，好在有头 前溪像一位心灵的母亲慰藉着我。 後来我进入台湾大学，在台大有一些经验是很有趣的。我在大学里住第八宿舍，伙食办得 很差，我们一进大学就看到社会腐化的一面，办伙食的人自己不缴钱，他买了东西给厨房 煮，厨房的工友又污一些，像炒花生米给一公斤他只炒半公斤，污半公斤走，还有很多同 学自己在外面买菜，然後到餐馆里污一些饭到自己房间里面吃。这些很不可思议的事就在 一个大专院校里发生，风气是这麽地败坏。我那时候一直希望能够希望集结志同道合的人 改造社会，所以我跟同寝室的人开会检讨说这实在不行，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典范，办伙食 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同一寝室的人就开始办伙食，办得很好。我们住在第八宿舍，第七宿 舍的人到了下半月都到第八宿舍包伙食。我在中学时训导主任常骂我麻木不仁，操行分数 要给我丙等，我的班导师花好几个小时才替我争回甲等，没想到到台大的第一个学期就被 记嘉奖一次。那个时候的这些活动，第七宿舍的很多人还记得。我回国到立法院作施政报 告的第一天，有一位侨选立委上台之後就说：「李院长，你以前在台大第八宿舍办伙食办 得不错，我那时候住在第七宿舍就到你们那里包伙食。」他还记得。 我到台大的时候，一直想要成为一个好科学家。这个志愿很强烈，後来结交了些朋友，其 中有一位叫张昭鼎，是化学系高我两届的学长，後来变成很好的朋友。他是辛苦奋斗过来 的人，他父亲过世之後他在台大法学院做工友，晚上读夜校，後来考到台大化学系。我跟 他谈到一些学化学的事，我说：「昭鼎兄，我真的想成为一个好的化学家，在台大好好地 选择修化学系的课，好好努力，毕业之後会成为好的化学家吗？」他想了一下说：「最近 我们也在讨论这些事，这个可能性很渺茫。」我说：「奇怪，台大不是最好的学校吗？台 大化学系的教授这麽努力在做研究，为什麽在这里好好学，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化学家呢？ 」他说：「远哲，你可能不晓得，我们最近理学院的学生、物理系的学生大家最感兴奋的 事就是，20世纪前半叶对微小粒子运动规律的掌握出现了革命性的进步。一个微小的粒子 像电子与原子核，它不只有粒子的性质，也有波的性质，这种新的力学叫做量子力学，分 子是这些小粒子──原子核跟外围的电子──组成的。你如果要成为好的化学家，要多念 物理，而这些物理的课化学系的学生念得很少。第一个，你可能要念量子力学，从微小的 粒子到了解宏观现象，你要学好热力学、统计力学。你如果要了解物质的性质的话，要学 电磁学，要做好实验的话，要学电子学跟电子学的实验。」他一口气就讲了六个学科，然 後说：「这些课化学系都不教。你如果要成为一位好学者，你会讲日文加现在学英文大概 是不够的，理学院的学生学德文可能也不够，还要多学别的语言。」他一口气讲了很多， 我看了看：「那你们都学这些东西吗？」他说：「我们哪有那麽多时间啊？」 於是我跟张昭鼎说：「这个暑假我们不回家，在宿舍里面我们从热力学开始轮讲。」他说 ：「好啊！」所以那个暑假我真的没有回新竹，在宿舍里我跟张昭鼎两人就开始轮讲热力 学，那本Lewis and Randall的书是美国研究生在念的，这门课念得很辛苦。有时候有些 事情没搞清楚，去找系里的教授请教，问到底是怎麽一回事？系里的教授每次都是拍着我 的肩膀说：「远哲，你太年轻，这些事情你现在还不必懂，以後再学。」我一直追问下去 之後，他就老实说：「其实我也不懂。」 後来到大二的时候，我到物理系学电磁学。你们学校有一位郑伯昆郑老师，那时他在物理 系当助教，我跟几位物理系的学生一起在晚上轮讲近代物理与量子力学，大概礼拜一、三 、五晚上，都在物理系助教的房间里轮讲。後来我在物理系也念了电子学、电子实验，也 与一些同学轮讲统计力学，而且大三的时候，在我学德文的第二年，也到外文系学俄文， 俄文後来也学了两年。所以我大一时张昭鼎说的要成为好化学家应该做的几样事，我确实 都做了，那时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确实很认真，已经不到外面打球了。每个礼拜天晚上十二点，我就把下个礼拜的日程写 得密密麻麻的，其中有半个小时是打网球，是不能少的，除了这个半小时之外，每天都在 努力用功读书。礼拜天早上一早就到图书馆占位子，因为那时候环境不好，没有很多地方 可以好好念书，图书馆一开就进去，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所以我在大学四年确实是非常地 用功求进步的，那时也没有电视，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除了唱片欣赏会，学校里的社团活 动也不多，我们就这样子走过了台湾大学四年的岁月。 那个时候我们很单纯地用功做学问，没有人想到留学，我们一直说要好好探求真理，所以 台湾大学那时理学院的学术风气很不错。当时研究所刚开始创办，我们大四时化学系第一 年招收研究生。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作毕业论文，我找了一位年轻的教授，做了一些用电泳 的方法快速分离锶与钡离子的工作，有一天，老师看到我做研究很有成绩，很高兴地带我 到外面，说请我吃饭，给我一杯啤酒。我那时候口渴，啤酒就一饮而尽，我当时不晓得自 己的身体里没有消化酒精的，酒喝了以後就觉得很奇怪，电灯怎麽忽然开始摇，後来电灯 变得好像西瓜一样大，然後我就不省人事了。我的老师把我背回实验室，把我放在长椅上 ，半夜三点钟醒来後，我才知道刚刚吃了一碗面，喝了两口啤酒後就不省人事了。 到後来大四的时候，很多女生在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我就问你们在做什麽？她们说申 请到国外留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大学毕业後还有到国外留学这一条路，不过，我们要先 接受预备军官的训练。我毕业的那一年是1959年，金门炮战的时候，听说最激烈的时候每 平方公尺就有一颗炸弹落下来，很多年轻的预备军官当排长，年长的看不惯这些年轻小伙 子一进来就当排长，炮战最激烈时就常常请他们去修补被炸开的电线，也听到几个朋友炮 战时去世。所以很多人就说这样子当炮灰是不值得的！他们都说我们是炮弹射击比较精准 的人，理学院毕业的都当炮兵，结果很多人就去考研究所，我是到清华大学考原子科学研 究所。我考研究所是为了躲开金门炮战不要当炮灰，後来我从国外回来谈及此事，很多大 官像国防部部长，觉得非常不以为然，认为你不是爱国的人。到美国之後，我走的路可以 说是化学物理学学程的路，人家问起我为什麽做此选择，我就说：「我在台大化学系的时 候，人家告诉我一定要把物理的基础打好，所以多学了物理。」我後来做的实验跟在台湾 走的这条化学物理学学程是有密切关系的，我在清华大学做了两年硕士论文研究之後，才 到美国。 在做硕士论文时有一个故事很有趣。当时有一位日本教授到台湾来教我们，那时候的台湾 ，得过博士学位在大学当教授的人不多，所以清华大学创设原子科学研究所时请了不少外 国人，有位是日本学者，是做放射化学的，叫滨口教授。他到我们的实验室来教我们做分 析化学，放射化学、放射性同位素的实验。他那时候对北投石的放射性同位素很感兴趣， 他教我们怎麽用白金坩锅把北投石那种不溶於强酸强硷的化合物，用碳酸钠高温融合成碳 酸物质後，才把它溶解出来。那时候我一直觉得他做的好像有点奇怪，你们可能知道，杨 惠珊做琉璃的时候，起初买了很多白金坩锅做琉璃，白金坩锅都毁掉了。我回国後，她有 一次来找我，谈她过去的事，她说：「很辛苦啊！起初用白金坩锅做琉璃，白金坩锅都坏 掉了。」我说：「你早应该来找我，我就会告诉你，处理含铅的化合物用白金坩锅是不行 的，因为铅跟白金会变成合金，白金坩锅会毁掉。」 我的老师，日本来的这位老师就拿几个白金坩锅把北投石放在里面，用碳酸钠做融合，我 就告诉他：「奇怪，这好像不对喔！我记得我大学二年级念定量化学时，定量化学的书里 面说：『如果有含铅的化合物的话，应该用浓盐酸把它变成铅的错合物，把它析出来，可 能要花一个晚上把铅溶出来，不然的话会跟白金变成合金』。」这位日本教授听了非常不 高兴，那时我觉得我们是谈真理、谈是非，但是他非常不谅解我第一堂课就找他的麻烦。 後来他分析之後说，北投石的硫酸铅有17%，但我看这个白金坩锅确实有一个环状的合金 形成，後来我自己重做了一次同样的分析，发现硫酸铅该是21％。有一天，滨口教授告诉 我说：「其实我发现你们台湾的学生很不错，比我们日本的教育大学的学生做得更不错。 」他这才第一次给我们肯定。不过很失望的是，我後来写成分析放射性同位素的论文，他 看了之後很高兴，就赶快拿去发表，把我分析的21%的硫酸铅涂改成他的17%，他分析的时 候一部份的铅已经变成合金，数据是不对的！他就直接送去发表。所以我发表的第一篇文 章当中的数据是不对的，是老师替我改错的。这件事情我一直放在心里，我曾经跟他讲， 说是不对的，但那位老师就是不承认。这事让我耿耿於怀。 後来我到柏克莱加州大学留学，发现师生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民主化的社会里面是完全不一 样的。我找一位教授跟他做研究，他叫做Bruce Mahan，我每次找他敲着门说：「 Professor Mahan」，他就看着我说：「Call me Bruce」，要我叫他布鲁斯。我们受儒家 思想培养的人，看到一位老师，直呼他的名字，是讲不出来的，我第二个礼拜找他，我说 ：「Professor Mahan」，他还是看着我说：「叫我布鲁斯」。过了六个月，我就开始叫 「布鲁斯」，就这样子一直以平辈交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学术讨论的活泼，老师没有架 子，这种风气使我非常受到感动。那时候吸引大家到美国学习的原因，一般说是美国富有 、科学很进步，但一个民主国家平等自由的观念也许是吸引威权专制的国家的年轻人的最 大的原因。 那时Mahan教授给了我一个题目，是跟光化学有关的，我说这个题目很有趣，我就跟他做 了。有一次我敲门找他，要他给我指点，Mahan教授看着我说：「我怎麽知道？我如果知 道早就解决了，就是我不知道，世界上没人知道，所以你要做博士论文，是你要自己解决 的事。」很奇怪的是，我每次找他，他从来没有给我任何指点，他说：「我怎麽知道？ How do I know? 你要自己去解决。」但他有一个习惯，每次到实验室他就问我：「 What is new?」我就把我自己在实验室里摸索想解决的事告诉他，他第二句话就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你下一步要做什麽？）」我就把我的构想告诉他，他 每次都点点头就离开。那时我常回到家里跟太太说：「奇怪啊！我到这个美国来，这个国 家老师跟学生很平等，但是我在中学的时候，老师什麽都懂，一到黑板前他可以滔滔不绝 ，怎麽样合成胺，讲什麽都懂，到了大学的时候，大学老师大概也懂不少，他们有时候会 说：『远哲，你还年轻，你不需要懂怎麽多』，我就知道其实这些事情他也不懂。但是到 美国之後，跟了一位很有名的教授，每次问他，他说：『我怎麽懂？我不懂。』我妈妈、 爸爸省吃俭用买了飞机票，我满怀着理想到美国来，找一位教授什麽都不懂，那到底是干 什麽的呢？」 但是过了一年多之後，我说：「我发现这个现象是这样，我要这麽做。」老师说：「你怎 麽知道的？」我说：「我在苏联的文献里面看到有一些人做这方面的事，便有了新的构想 」，他说：「你会念俄文哦？」慢慢地他就对我非常好奇，过了两年多，Mahan教授就说 ：「你可以把你做过的事情写成论文，可以得学位。」我那时候跟他抗议，我说：「我来 了两年多，你没有教我什麽，每次都在问：『What is new?』、『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然後你就说做够了，可以写论文了。」他说：「不、不、不，你真的是 做得很不错的，你真的是解决了一些问题，而且你很有创意，你解决的方式是很不错的。 」他说：「你如果觉得还需要做研究的话，可以留下来，我下学期要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一 个学期，你可以留下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我有很多的钱，也不用担心经费，不过实验室 的一些研究生你要照顾、照顾。」他就走了。那时候我就开始做离子跟分子碰撞的实验， 希望从角度分布、速度分布了解化学反应是怎麽进行的──这是肉眼看不见的，原子分子 的碰撞到底怎样把反应物变成产物。那时为了做研究，学了很多仪器设计，从机器加工、 仪器的设计、电子方面的设计学了很多，设计了非常复杂的仪器，做得满成功的，等到他 回来我已经有模有样，成绩很不错。所以我在柏克莱做了一年半的研究工作，结束之後， 哈佛大学的教授Dudley R. Herschbach邀请我到他的实验室继续做交叉分子束的实验，我 才到哈佛大学做化学动态学的研究，後来就是这个领域的工作使Herschbach教授跟我分享 诺贝尔奖。 我到哈佛大学做研究时，下定决心在一年之内把仪器做好，再做半年的研究工作後就要离 开。很多人说：「不可能！你设计一部仪器大概就要花一年」，我说：「是啊！这个仪器 很复杂，设计要花一年，但是我可以从外面的大架构开始设计，设计一个月之後，就送到 到机械工厂加工，到全部设计完成之後，零件都进来了，最後的一个礼拜我可以把仪器装 好做实验。」很多很有名的教授，包括一位加州理工学院来的教授说：「你是博士後研究 员，你说一年半要做完这个研究？」哈哈大笑！他说：「不可能的，怎麽可能。我在加州 理工学院有15个人跟我做，已经做了五年，现在才慢慢觉得应该怎麽做，你怎麽可能嘛！ 」很多人不相信，但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其实十个月之後，我就设计并建造出了非常复 杂的仪器。 那阵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每次把设计图拿到Herschbach教授的实验室讨论，他起初觉 得很有趣、很复杂，到最後他看着我就说：「远哲，如果没有像你这样有五千年文化传承 的人大概不会设计出这麽复杂的东西吧！」他一直把我设计的仪器归功於五千年的文化传 承。我在做设计的时候，说明给机械工厂的师傅听，他站在我对面，我就拿一张纸把一个 很复杂的三度空间仪器，从他的方向画给他看。他每次看我画就瞪着我看，说：「我在这 里工作了25年，还没有看过一个人从反方向把三度空间的东西画得这麽清楚」，我说：「 我父亲是画家，他每天都把三度空间的东西写在二度空间里面，我常常从相反的那边看， 这个东西对我是很习惯的。」他觉得不可思议，怎麽有人可以把三度空间的东西从相反的 方向画得那麽清楚。我们在做仪器的时候，机械工厂的师傅都非常兴奋能成为这个团队的 一份子，这个团队的工作是非常愉快的。我记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我跟机械工厂的老板 变得很要好，我去的第二年，有一个pheasant season，打雉鸡的季节，季节一开始，他 就把打到的第一只雉鸡送给我，我在家里用开水烫，把毛拿掉後烤了一个雉鸡要吃，太太 一直说：「这只鸡原本这麽漂亮，很可爱的」，她一直讲讲讲，讲了之後就吃不下了。那 雉鸡我没有动手。 过了一年多，芝加哥大学要我去当教授，我就这样留在美国。我本来到美国，希望得到学 位後就回到台湾教书，没想到一拖竟过了32年。32年之後，我变成57岁，後来我的朋友张 昭鼎去世之後，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该回家的时候〉，我就打包行李回到台湾来，时 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过了12年，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的热诚还是不减。半个世纪前我 说：「我要成为好的科学家，希望为人群社稷做出贡献」，这个理想还在。当然我回到台 湾之後，更希望年轻人能够成为好的科学家，一起努力；希望跟大家一起，把志同道合的 人集合在一起，改造我们的社会，这个理想到现在还是非常热烈地在我的心中荡漾着。我 想大家虽然看到这个社会上很多事情有时候看来是不理想、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我们努 力的话，社会确实是可以改造的。 我刚才讲过，我是1936年生的，现在70岁，是跟你们有半个世纪的代沟的人。现在时代跟 以前不一样，我们往後在21世纪的日子确实会很困难，对於这些困难可能对像我这样年纪 的人还不会觉得那麽痛苦，但很多在座年轻的各位，确实必须认真面对。如果要问在21世 纪将看到什麽转变会对我们有深远的影响，我会说两样事。一个就是，从两个世纪以前开 始地球人口增加得很快，而且工业革命之後，我们的天然能源消耗跟我们的活动变得非常 激烈，我们以前的社会是在所谓「天人合一」的情境里发展过来的，人是生活圈的一部分 ，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这两百年这样走下来之後，本来对人类来讲是无穷大的地球变 成有限的，不但天然资源有限，大自然吸收人类产生的垃圾、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 个从无穷到有限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不注重这件事情，我从上世纪的发展看出， 上个世纪我们依靠石油，物质文明进展得很快，但我们马上要面对的就是液态燃料供需的 失调，将有很大的冲击会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 没有！我们的地球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还是延续着过去两百年来人类发展的轨迹在进展， 最近印度跟中国大陆的发展就暴露出人类这样走是不行的，但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跟印度及 中国大陆的人说：「你们不能跟我们一样！」他们一定说：「是你们以前走过的路污染了 我们的地球！」现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产生20吨，澳洲19吨，台湾 是名列第三的12吨。台湾是很可怕的，印度是0.96吨，大陆有2.72吨，台湾目前已经是所 谓过度开发的国家，对於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不觉醒的话，这样下去，温室效应带给我们的 冲击会很大，能源的争夺会使世界不安定。我就看出，911事件之後的很多事情多少跟能 源的争夺安排有关系。此外，以後过境的台风会越来越大，我上上礼拜坐飞机到美国时， 乱流很大，长达两个小时，我太太也说：「以後我们会常常看到这种乱流吗？这跟二氧化 碳的排放有关吗？」我们再不觉醒的话，这样走下去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我想大家要想清 楚。 我们碰到的第二个大困难是这样的，全球化的步伐走得很快，每次WTO的会议议场外一定 有人拿着旗子反对全球化。这是很有趣的，我们在经济活动方面已经全球化，资金超越国 界的流动，但是这个全球化到目前其实是走到一半，而走的方向又是很奇怪的。上个世纪 苏联跟中国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他们都相信马克斯、列宁讲的话，他们说：「劳动 阶级无祖国」，因而有共产国际的观念。劳动阶级没有祖国，但是走到这个世纪好像没有 祖国、跨国界做事的很多都是资产阶级，反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耘的人常受到不利的 影响，导致财富分配不均，不但是国家跟国家之间财富分配不均，一个国度之内的财富分 配也不均。而在政治上，国家的界线还是那麽地强烈，虽然科学家常说：「国家跟国家的 界线太空人是看不见的」，太空人看到的地球是美好的一个。大自然是没有国界的，国界 只是地图上的几条线，但事实是国家的界线还是非常地明显。所以我们有很多矛盾，国跟 国之间一方面说要合作，另一面又在竞争，在合作竞争的过程里面，只看到钱没有国界急 速地在流动，使我觉得现在只走到一半的全球化一定要把它走完。 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如果我们还不把整个地球当做一个社区，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一家 人，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有人会说：你说「我们全部的世界变成一家人」，意谓 着什麽？我说：「通常一个国家的存在，常常是透过抽税做财富的再分配，抽了税之後要 照顾一些人，全球化以後，整个世界都变成一个社区一家人的时候，那麽全球的问题也经 过抽税的方式由大家来帮忙。」欧盟慢慢在走入国界淡化的阶段，这是不是人类将要走的 路我不敢说，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我总觉得，现在我们面对的两样困局，地球从无穷变 有限，这个转变正在地球上发生，存在於从无穷到有限的地球上的我们怎麽生活，是大家 要认真想的。 另外一个就是像禽流感、污染的问题，是你们年轻人跟我们年纪不太轻的人要一起努力奋 斗的。因为现在大家活得很长，我们不能就袖手不管了，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努力。今天很 高兴在淡江大学55周年的纪念讲座中跟各位分享我个人走的路，我对世界的一些看法。我 要特别跟各位讲的是，我在世界上碰到的很多人他们过得很愉快，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 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的成功只是出於天份很高，大家都是非常努力地一步一步地发展下来的 。我们大家都有天份，只要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大家可以找出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早一 些掌握自己的生命好好去努力，这是比较重要的。谢谢各位！ 问答: 一、院长今天讲得很精彩，在5、60年前台湾的环境下能造就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我现 在想问的是，在今天这个教育环境下，有没有可能造就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是我第 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於在今天的教育环境下，我们是否应该像以前一样着重精英教 育，还是教育要改成照顾每一个人，尤其是中下程度、弱势的每一个人，让他们能成为一 个好的公民？这两个问题请问院长。 答：关於你的问题，我可以讲一样事，每次有人谈到我做得这麽成功的时候，一定说台湾 的教育一定是很不错的，他们也常问我小学是怎麽过的？我就说：「我头两年没有上学， 後两年是打球。」我头两年从大自然中学习，我在小学三年级到课堂里上课，觉得好无聊 喔！大自然能够教我们那麽多东西，为什麽要在课堂上里面讲这些脱离大自然的事？但是 我高一的时候病了，让我想到要做自己的主人，我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给我的一切，学校讲 的、老师讲的跟我要的、我学的，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就像我在大学学了很多东西是化 学系没有教的。所以从这个观点看，任何人他愿意超越的话，一定是可以成功的。那时候 台湾很贫穷，而且老师并不那麽理想，所以才使一些人变得非常叛逆地说：「我们要改造 ，我们要超越。」从这观点看，目前的环境可能是比较不好的，目前大家过得比较富有， 而且我小时候下午三点钟就放学，现在学校占用学生太多的时间，一直要补习到很晚，使 学生不能够好好地发展，只变成一个考试的熟练工人。从这个方面看的话，目前的环境可 能是不好的，但是只要有人不去补习，而去挑战我们现有的制度的话，是会成功的。我在 清华大学做研究的时候，环境很不好，我为了合成一个碰到空气就会烧掉的化合物，到玻 璃工厂里面学吹玻璃，那是很辛苦的，但到美国之後就觉得做研究是这麽简单，这是因为 我们是在这里磨练出来的。所以在困境中成长的人，往往是比较冷静、比较强的，不管在 哪样的环境，只要我们能激励年轻人超越的话，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你刚才讲我们应该走 精英教育的路，还是注重普及教育，我倒是一辈子都相信，我们应该把社会上所有的人培 养上来，每个人的性向不一样，有些人做研究工作，有些人做艺术家，有些人做食物的工 作，有些人做立委、政治家，有人开车，当厨师，每个人都做不一样的工作。我们现在并 没有从多元化的观点来评监一个人，如果大家都接受「人生而平等，职业没有贵贱」的话 ，精英只是从学术的观点看某些人是精英，但是就待人处事、对社会的贡献而言，我想每 个人都是一样的。这里我要澄清一样事，六年前美国的柯林顿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说：「 No one left behind（不要让任何人掉队）」，那时候有人问我：「你们以前教改会的时 候的第二个口号，带好所有的学生，这是一样的吗？」我说：「不一样！完全是两回事。 」「No one left behind」是有一条线，然後每个人都在线的上面。我说：「这是不对的 ，不应该有一条线，每个人在多元社会里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要把所有人都拉拔上来 。」六年後的今天，美国有人在开始批评了，说：「因为『No one left behind』，他们 就开始考试，看哪个学生behind了，哪一班behind了，或哪一个老师没有教好，考试考得 越来越多。」变得跟台湾一样的，所以一个史丹佛大学的教授，我的好朋友，也写信跟我 说，很遗憾，美国的多元教育慢慢在学台湾不好的地方。人生而平等，职业没有贵贱，如 果社会上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价值多元的观念，还是要训练考试的工人，跟以前的科举一样 只靠笔试的话，是不对的。 二、我是化学系四年级的学生，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人的价值观都是说要求快、求速 成，可是我看到李院长一路走过来，我想问的是如何，不管是大学毕业或是接下来往社会 上如何做好最基础的、也是最紮实的基础科学？ 答：我们有个成语叫「欲速则不达」。求速、求快，赶快做，在好好规划的情况下每个阶 段都很快的达成，并不是坏事，但是你没有做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之後想一步登天，这是做 不到的，而且做不好。最近大家常常在谈国际一流大学的时候，人家问我说：「院长，有 没有机会五年过後我们就会产生国际一流大学？」我说：「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把好 的大学变成更好的大学，要把更好的大学变成最好的大学，这个是一步一步要做规划来走 的，不是说花了五、六百亿，一个学校就变成国际一流。你现在是大四还早，还年轻，但 是做学问也是，真的是需要一步一步紮实地去做。不过有一样事情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以前很多家长都希望小孩子到大学之後，学一技之长使他能一辈子在社会上生活下来，现 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知识更新很快，产业的更新也很快，我离开美国12年，我回到美国之後 就看到很多以前的公司都不见了，新的公司慢慢在上来，我们也看到很多可以重复操作的 事，或者是能够用电脑程式解决的事，都被聪明的机械人取代，人在做的就是机械不能解 决的，或预期不到的事。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我想你们在这里累积的知识，可能到後来用 途不是那麽大，但是你如果有一个习惯，继续不断学东西，而且你如果能够处理一些比较 复杂的事，那前途是无量的。所以我想在学校里学习，不是把书本的东西塞到你的脑筋里 ，你就以为是学一技之长，可以走遍天下，不是的，重要的是要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而 且要不断地学习新东西。所以你在淡江大学要学习一个习惯，就是怎样学一个新东西，离 开之後回想在淡江大学的这几年，真的是学到怎麽样不断地学习，这样，你的前途就是无 量的。 三、很奇怪在李院长那个年代，在初中、高中就会想到国家、人生的问题，感觉上这个 问题的思考越拖越晚。以前是可能在高中要去思考的，後来拖到大学，现在到研究所，可 能未来还要到博士班才去思考。您觉得这个社会是不是有一种晚熟的现象？您怎麽看这件 事情？ 答：我刚才讲过，我是1936年出生的，那个时代的变迁非常激烈，我看到二次世界大战的 结束跟社会一步一步的转变，使人变得很早熟，所以等到社会愈来愈成熟或安定的话，普 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学生，可能不会想这些问题。以前因为社会变迁很快，使大家在思想 上变得早熟，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之後的这20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也会变得很快。 我们讲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我一直说上个世纪是美国石油工业的世纪，而这个时代已 经到了尾声，在石油供需失调之後，能源的争夺战、能源的缺乏不但会影响到大家依靠能 源的生活方式，连我们吃穿的东西都会受影响。美国农业的30%都是经过化学肥料而来的 ，吃一块面包，有三分之一是从肥料来的，也就是从石油来的，我们穿的衣服60%是从石 油来的，所以石油的供需失调之後，我们会面对很大的困难。台湾目前要面对的就是这之 後的20年世界的转变、社会的转变、环境的变迁，以後的年轻人可能又会变得早熟，想的 事情是全球化的事情，不再是自己家里面的事，可能真的要把整个世界当成台湾想。 四、我是化学系博士班三年级的学生，我的问题其实有点尖锐，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李院长 的看法。不晓得李院长认为台湾面临最大的困境跟问题是在哪里？是我们的政治局势，或 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还是说教育体制出了最大的问题？我也希望李院长帮我们预测下 一个科技的新方向，或是说诺贝尔化学奖的方向，你个人认为在哪里较有可能？ 答：我很简短地回答你的问题。在你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预测你心里可能想说统独的问 题，或是两岸的问题，我刚才讲过，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到了这世纪的中叶，要整个世界 的人变成一个社区，从这个观点看，我们国际间的合作、两岸的合作，是很重要的。我也 不希望看到大家用狭义的民族主义，来促进统一或者是独立这些事，我想我们用宽广的胸 怀要大家一起走，走到全世界都变成一家人。很多纷争在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往前看的时候 ，其实意义并不大，意义比较大的是怎麽样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是要全球一家人，大 家共同来解决，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倒是觉得我们的政治家要往前看，要全世界的人一 起来努力。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过我年轻的时候要学化学，那个时候因为上个世纪学术 的进步，在原子物理、量子力学方面的进步使学化学的人说，你要把物理念好了，才能好 好地研究化学。今天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一定会说：「不但要把物理学好，你要多花点 心神在生命科学的领域里面，因为生命科学最近有很大的变化，已经不是所谓『现象论』 的科学，而化学在生命科学的领域里是可以有很大的贡献的」。现在很多人都要制药，学 化学的人看了就说：「不会成功的」，为什麽呢？他不懂化学，很多制药方面如果没有化 学的人合成或转化，很多东西是做不成的，所以你如果问将来化学的方向，我说：「上个 世纪大家都说是物理与化学的进展对人类社会有很多贡献。这个世纪是新的生命科学，尤 其是基因方面的研究，会带来很多波动，这对人类的影响会是比较深远的。这方面的机会 很大，可以有很大的发现。」 刘丰哲（主持人）： 还有没有问题？我来向院长报告一个故事，我1968年我刚从美国大学毕业，我去教书，到 Wayne State University教书。有一天，一位物理系的朋友一早来告诉我：「你知不知道 有一个人，叫做李远哲的？」我说：「我没有听过。」那是1968，他说：「他是芝加哥大 学的一个教授，今天到我们学校来演讲，在化学系演讲」。他说：「我们系里头很多学物 理的人也去听，从来没有听过、看过一个人化学讲得这麽有意思。我看他物理都懂得比我 还多，很少有人有这麽大、这麽多的创意，可以给人很多的启示。」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 对李远哲这个人很感到兴趣，我从小喜欢看小说，看小说喜欢了解人嘛，所以我就一直放 在心里头，我想在台湾这个社会怎麽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一个人。当时的人通常在那边死念 书，读了很多书但没有自己的想法，那是我当时在美国看到的一般台湾去的留学生，我就 想台湾怎麽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到了几十年之後，我才第一次看到院长，今天听到这个 演讲，心里的问题就得到一部份的解答，我想我们的同学也一定能从这个演讲里头了解到 一些人一生成长的过程，我相信大部份人回家去会再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考虑，但是最好不 要因此睡不着觉。今天我们很谢谢李院长给我们这麽精彩的演讲。 李远哲： 刚才主持人希望你们不要回去睡不着觉，其实我想做学问的人都有相同的问题，常常想一 夜的事情睡不着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每次想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做一个了断，这 个问题不能解决，但是明天我可以尝试A、B、C、D，你今天回去之後下决心说：「我也要 这样地努力。」这麽下一个决心之後，心胸就会变得很开朗的，睡觉睡得很好，所以每个 人每天晚上，都应该有个习惯，就是把想过的事情整理之後，哪些事情是要明天开始重新 奋发图强的，那你就可以睡得很好，你如果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话，是很苦的。晚上疲倦 了，想不通的你要把它记下来，明天重新重整旗鼓地来开始。好！谢谢！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25.225.10.157 ※ 编辑: herculus6502 来自: 220.137.26.220 (12/31 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