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我听到赵少康访问总编辑的时候听见有关CSI 找了一下网站内容有3页 ************************************************************************* 原文出自http://sa.ylib.com/read/readshow.asp?FDocNo=885&CL=4 CSI真实现场 从检察官、刑警到教育人员，都感受到热门监识科学影集的冲击。 撰文╱郝克（Max M. Houck） 翻译／王道还 图:检察官以杀妻罪名起诉老牌影星布莱克，并提出证据，指出他有杀妻的动机与机会。 可是2005年3月16日，陪审团以缺乏物证的理由裁决他「无罪」。 他开释後亲吻律师；律师手上拿的是从布莱克脚踝上取下的监视器。 监识科学一直是推理小说的骨干，无论是爱伦坡的杜宾系列（第一篇发表於1841年)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第一篇发表於1887年）、 1976年起在美国播出的热门电视影集「昆西法医」（由艾美奖得主克鲁曼主演）， 还是现在极为叫座的CSI影集（自2000年起播出）。 福尔摩斯利用物质证据（physical evidence，亦称物证）追查犯罪者的方法， 例如检验血液，许多後来都成为真实的办案技术。 监识科学在20世纪开头几年，整合成一个专门行业，可是直到20世纪最後10年， 由於DNA分析技术问世，大众才突然意识到监识科学的存在与能耐。 监识科学从来没有这麽热门或脍炙人口。 去年10月，美国有八个犯罪影集挤入收视率前20名，包括CSI（犯罪现场调查）各个系列。 那个月某个星期四，美国打开的电视机有27%播放的是CSI。 有线电视台中，「电视法庭」（CourtTV）每星期有四天播放「监识档案」， 那是一个纪录片影集，介绍真实的犯罪案件，由真正的科学家解说。 这些节目让人以为监识实验室配备了训练精良的团队、成套的尖端仪器、充份的资源， 能及时解决每一个案件。 不过，大众知觉与实况之间的差距，非常巨大。而且这些电视影集走红之後， 有些人开始抱怨「CSI效应」。至少有些检察官与法官认为，陪审员受到了CSI影集的影响 ，对物证的要求已达到不合理的程度。 至於「CSI效应」是否存在，是否对法庭行为产生了可以测量的结果，仍然是辩论的题材。 不过，CSI影集有几个影响，倒没有人怀疑过，例如警察的行动， 现在警察会蒐集更多物证；例如教育机构，有些监识学程的注册人数， 增长率得以指数表示；例如负荷过重的监识实验室，它们绝不像电视上光鲜亮丽、 以蓝光照明的分析殿堂。 CSI对法庭行为的影响 在刚播毕的第六季CSI，有一集里有个电视记者带了摄影师到犯罪现场，想拍摄调查人员 的行动。监识实验室主管葛里森断然拒绝，他说：「电视上太多监识科学节目了。」 许多检察官与法官都会同意这句话，因为他们相信陪审员受到「CSI效应」的影响。 但是CSI之类的节目对於陪审员在法庭中的期望，究竟有哪些影响呢？ 2003年，新闻界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报导了从检察官与法官那儿听来的故事， 显示陪审员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2005年，美国俄勒冈州地方检察官、美国地方检察官协会副主席马基斯（Josh Marquis） 告诉美国哥伦比亚电视网的新闻记者：「现在陪审员希望我们每一个案子都要提出DNA证据 ；他们预期我们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期望那些技术就像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 一点不错，洛杉矶一桩谋杀案的陪审员就抱怨警方没有将一件沾血外套送去做DNA监定。 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被告已经承认他到过犯罪现场。 法官评论道：电视节目教了陪审员有DNA监定这个技术，但没有教运用的时机。 在德拉瓦州，有人研究陪审员处理证据的方式,有位受访的陪审员因为案子涉及复杂的 DNA证据而抱怨道：这类问题在「CSI影集中」并没有发生过。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个陪审团决议开释一名谋杀嫌犯，理由是缺乏物证， 尽管检方找到了两名目击证人。检察官认为这是CSI效应。 纽泽西州亚特兰大市的一名辩护律师李文（Joseph Levin） 告诉当地的新闻记者：「过去五年，陪审员与他们的期望有很大的变化。 在闭门审议时，陪审员可以向法官提出问题，他们会追究他们认为应该有 而没有出现的证据。他们想知道指纹或DNA在哪里。要是没有的话，他们要知道理由。」 2004年年底，美国老牌影星布莱克（Robert Blake） 在加州以杀妻罪名受审，检方指出布莱克有杀妻的动机与机会，并传讯证人， 指证布莱克曾经教唆杀妻。但是检方提不出布莱克开过枪的证据（火药迹证） 或可证明他在现场的血液喷溅物证，因此2005年3月陪审团开释了他。 有人引述一位陪审员所言：要是检方「有那些物证的话，就坐实了布莱克的罪名。」 负责本案的检察官起诉过50件谋杀案，只有这一件吃了败仗。 （译案：这个案子已进入民事诉讼，今年3月地方法庭的陪审团判决布莱克得为妻子死亡 负责，需赔偿3000万美元给亡妻的子女，布莱克正在上诉中。） 在CSI影集走红之前，大多数检察官担心的是，陪审团无法理解DNA证据的复杂细节。 不过，现在他们却得花时间说明电视节目与真实状况的差别；辩方律师在挑选陪审员时， 往往会询问他们收视监识节目的习惯。 有些检察官会设法排除CSI效应的影响。在亚利桑那州、伊利诺州、加州的法庭里， 检察官会传唤所谓的「缺乏证据」（negative evidence）证人出庭， 让他们提醒陪审员：在真实的情境中，刑警在犯罪现场往往找不到物证，例如DNA或指纹。 不过，有几位法界专家却提出论证，认为CSI效应也许纯属虚构。引述亚特兰大律师李文 说词的记者，也报导了纽泽西州高等法院法官迦罗佛罗（Albert Garofolo）的说法： 「一开始，我的反应也许是『对，真的有CSI效应』，但是我认为这只不过是疑心而已， 做不得准。我们觉得可能有那麽回事，但真相是，我不记得曾听陪审团说过他们现在期望 更多证据。」 2005年，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犯罪、法律、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柯尔（Simon Cole） 与学生狄欧梭（Rachel Dioso）在《华尔街日报》写道：「电视节目也许会影响法庭， 这不是不可能但是主张CSI之类的电视影集实际上增加了无罪开释的案例，就站不住脚了。 教人想不到的是，这种主张连一点儿证据都没有，得不到监识科学的支持。 对於陪审团达成决议的过程，已有坚实的研究成果，但是没有一个研究发现过什麽CSI效应 。证据都来自道听途说。」 今年2月，看来像是研究CSI效应的第一篇论文问世了，作者波德拉斯（Kimberlianne Podlas）是名律师，同时担任美国北卡罗来那大学葛林斯波勒分校的助理教授， 教授传媒法与传媒伦理。她的结论是，可能担任陪审员的人里，常看CSI节目的人与不看这 个节目的人，做出「无罪开释」心证的机率以及推理过程，都没有差异。 简言之，CSI效应并不存在。不过，有几位参与这个研究的人说，缺乏监识科学的证据令他 们不安，虽然他们知道物证并不会解决假设的罪名。 有人提议研究真实的案例，至少有五位研究生（三位在美国，两位在英国）正准备提出研 究CSI效应的论文，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虚拟与实境的差异 图:司法机构与监识实验室已经涌入数以百万计的物证， 储存、管理都是教人头疼的问题。 无论监识科学节目对陪审团的要求与裁决有没有测量得出来的影响， 电视让大众对监识科学的调查过程与监识科学的能耐，产生了扭曲的印象， 却是铁案如山。举个例子好了，电视影集中扮演监识人员的角色，兼具警官、刑警、 监识科学家的身份，而在真实世界中，并没有这样的职位。 执法、侦查以及物证监识，每一个都是复杂的领域，各有各的教育、训练与方法。 从1980年代末起，监识实验室里的分工已有常模。 每一位监识科学家都必须知道其他次领域的能耐，但没有一位科学家精通犯罪现场调查的 每一个领域。 此外，监识实验室通常不是应有尽有，因而无法从事所有类型的分析，理由不外成本过高 、资源不足、需求罕见。电视影集中的监识科学家有充裕的时间对付每一个案子； 经常有好几位刑警、技术人员、科学家全力投入一个案子。这些都与实况不符。 在真实的情境中，每一位科学家手上都有许多案子。 大多数监识实验室的主要烦恼就是积案如山，大多数增加预算的要求往往源自解决积案的 压力。 虚构的监识科学节目与真实世界脱节，还表现在它们展示的科学技术上。 马里兰大学的资深监识科学家毛里楼（Thomas Mauriello）估计，CSI影集中的监识科学大 约有四成是虚构的。 斯特森大学法学院科学、技术与法律全国资讯中心（NCSTL）主任韩德森（Carol Henderson）在该中心的出版品上说：陪审员「要是发现检方没有利用某些他们以为已经 问世的新技术，有时不免失望。」 同样地，职业侦查员也无法像影集里的侦查员那麽样精确。 电视角色也许可以用一架仪器分析一件未知标本；仪器的萤幕不断闪现讯息， 还有不断闪烁的灯号，然後结果就吐露出来了：媚比琳唇膏，42号颜色，批号A-439。 同一个角色也许接着就去侦讯一位证人，向他宣布：「我们知道被害人曾与你在一起， 因为我们在你的衣领上验出了她的唇膏。」在真实情境中，检验结果很少那麽明确， 监识侦查员也许不会直接侦讯嫌疑犯。 虚拟与实境的差距可能造成匪夷所思的後果。 例如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一位警官遭遇到这种要求：「被害人的车子遭洗劫， 他看见後车厢有一根红色纤维。他要我检验那根纤维来自何物，找出那个物品是在哪一家 店买的，再查出购买该物品的信用卡卡号。」 积案如山 图:CSI主角凯瑟玲，她扮演的角色在真实世界中由好几个人分担。 真实世界的监识科学家，虽然装备比不上CSI影集里的团队，但的确拥有越来越 精密的先进技术。1980年代末问世的DNA检验方法，需要的样本比10元硬币稍微小一些， 而现行的方法只要几奈克（nanogram）血迹就够了。 新闻中经常出现毫无头绪的旧案水落石出、嫌疑人改列非嫌疑人、沉冤昭雪等故事， 都是先进监识技术的功劳。DNA、指纹、枪弹等资料库，已成为侦查被告是否为 多重罪犯的重要资源。 然而，许多监识实验室都在日渐增多的需求下挣扎，无暇创造电视影集里的亮眼成绩。 刑警对科学的能耐越欣赏，蒐集更多物证的压力就越大，於是他们认为需要监识人员协助 的案子越来越多，提交监识分析的物证也越来越多。 刑警过去在犯罪现场也许一次只蒐集五件物证，现在蒐集的物证在50~400件之间。 1989年，维吉尼亚州的监识实验室只处理几十个案子，今年接到的案子已膨胀到数千件。 用不着说，犯罪现场的物事不见得每一个都能或都应该取回检验。 实验室既然已积案如山，一个物事要是成为重要证据的机会不高，不妨搁置一旁。 但是源自电视影集的期待，不仅不切实际，还会产生社会、职业、政治压力， 教人以为要是刑警带回了一袋物证，其中包括菸蒂、速食品包装纸与其他垃圾， 这些物事大部份都会受到重视，排入分析时程。 所有的分析都必须由实验室人员完成，可是许多实验室的负荷已经过重。 例如美国麻州不包含波士顿地区，有630万人、8名DNA分析师（波士顿有3名）； 纽约市有800万人、80名DNA分析师。 但是麻州与纽约市的暴力犯罪率相近（每10万人分别是469.4件与483.3件）， 而这类案件最可能动用DNA证据。换言之，麻州雇用的DNA分析师远低於实际需求， 而在美国，麻州并不是例外。 好在麻州已正视这个问题，允许监识实验室雇用更多DNA分析师。 因此，新趋势的後果之一，是使本来已经非常严峻的积案问题更加恶化。 根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最近公布的研究报告，在2002年年底（这是研究者所能取得的 最近资料），美国监识实验室的积案已超过50万件，尽管实验室的检验效率至少是预期 完成率的九成。这份报告的作者估计，若要将2002年涌入实验室的监定案以每件限时30天 的效率完成，至少还要雇用1900名全职人员。 司法部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2002年，美国50个最大的监识实验室收到了120万件监定 申请；这些实验室的积案，在这一年之内就增加了一倍。 其实美国自1994年起，犯罪率就下降了，可是监识申请数量反而上升。 刑警蒐集的物证越来越多，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後果是，储存空间与储存设备的需求 随之增高，而物证的保存年限，地方、州、联邦各有法律规定，不完全相同。 储存物证必须克服的问题包括：必须有电脑、软体、资讯人员好分类与整理证据； 有储存生物物证（如DNA）的适当设备；有适当的储存空间。 在许多司法辖区内，超过一定年限的物证可以销毁或归还。陈年旧案或无头绪案件的物证 ，有可能扮演关键角色，因此那些物证的储存就很重要了。 美国纽约市卡窦佐法学院「昭雪计画」（The Innocence Project）的人员针对可能 有冤情的案子进行调查後，发现75%受理案件的物证都不见了。 光是管理确实存在的物证，也要克服一些困难。 根据美国刑事监定实验室主管协会（ASCLD）在2003年发表的一份报告， 美国的监识实验室至少有1/4缺乏管理物证用的电脑。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东北地区监识科学研究所（NERFI）主任、前纽约州刑事 监定实验室首长戴尔（Mark Dale）估计，未来10年至少要招聘一万名监识科学家， 才能解决上述各种问题。 此外，适度地更新设备要花13亿美元，购买新仪器至少需要投资2亿8500万美元。 对校园里的监识科学热潮 现在谈谈光明面罢。CSI各系列影集使大众开始对科学着迷，认为科学是令人兴奋又 重要的行业，美国自阿波罗太空计画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科学热。 就读监识科学学程的人暴增。例如檀香山夏米纳德大学的监识学程， 四年之内学生人数从15名增加到100名。 在我任教的西维吉尼亚大学，监识与刑事调查科学学程的学生， 2000年只有4名研究生，现在主修人数名列全校第三，超过500名。 【意犹未尽吗？欲阅读完整全文，请参阅科学人2006年8月号〈CSI真实现场〉】 -- http://www.wretch.cc/album/hanakodoll ﹡Han ﹡n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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