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秦国的医和、医缓，西汉的淳于意，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华佗、张仲景，这些并不 需要仰仗专业知识，早已进入史家视野的几位名医纪事外，恐怕也就是有关“张仲景所着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之作”的专业性评价，以及一句 “两汉四百年，医学不断发展”的泛泛之论了。 秦汉史的研究，被称之为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一块屡经深耕细作的熟地”。据张传玺先生 的介绍，中国学者以近现代的观点和方法对秦汉史进行研究，大约始於1900年前後。在 1928年之前，由於专业史学研究者极少，故尚属“文史不分”的阶段；其後，时值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不久，学术界围绕国家命运与前途，就“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 ”展开了长达10年左右的论战，“秦汉”作为关键性朝代而备受关注，从而大大推动了有 关这一历史时期的深入研究乃至教育机构的产生。 迄今又过了20年，不知这方面的文献又增加了多少。若要通读一遍，显然是不可能的。较 为便捷可行的办法自然是尽可能多地找些近人之作来阅读，看看他们“站在前人肩膀上” 的归纳总结。结果是一般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仍是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 的工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就文化与科技而言，虽涉及各种思想理 论、文学艺术、天文地理，以及建筑、水利、交通之各个方面，但真正深入到医学领域内 部的论说却较为少见。究其原因，大概是由於：始于宫廷之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含括人、官、事、书等四方面内容的“史”，无论中外，自古以来便是以政治及相关内容 为主线；尽管中国自20世纪初便已经进入“新史学”的历史时期，但所谓“新”，无非是 指观点与方法的变化。在更为晚近一些的时代，随着科学跃居“当代显学”之位，於是才 有了从这一角度述史钩沉、论其规律变化的所谓“科学史”分支与专门研究队伍。因而就 一般史学论着而言，或为避免喧宾夺主、干扰主题之阐述，或因有意回避自己并不十分了 解、难以深入的知识领域，从而呈现出许多名曰“断代”、力求“全面”之史学论着的目 光所向，仍是以“政治史”为核心。虽然力图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加以深入而广泛地论 说，但对“科技”内容大多点到为止。对此，我以为非常自然，因为“通史”的构建、“ 全面”的论说，必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个“肩膀”当然也应该包括专事“医学 史”研究者所提供的成果。那麽，医史方面为其提供的可资利用的基础性砖石又是如何呢？ 有关秦汉时期医学问题的论着绝对不少，但毋宁称其为“屡经耕作”（重复）更为贴切； 虽然在诸如出土文献的文字考释等方面不乏“深耕细作”之功，但囿於某种“范本”之论 的制约，所以“总体框架”方面存在的问题始终得不到适当的修正。 因此，当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而使得史学界出现了“走出疑古时代”之论时，医史界亦谓 ：“出土的文物资料总是冲击着史学家的陈旧观念，把中国文明历史向前推移”；并希望 能有《神农本草经》出土，以证其成书於先秦时代：“我们期待着新的出土文物资料出现 ，以解决这一本草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客观事实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简帛医书为 代表的、一系列西汉前期之医学着作的出土证明：不仅《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当在其後 ，而且那时连“针刺疗法”都看不到。换言之，出土文献不仅未能将秦汉时期的医学发展 状况向前推移，反而是对经典早成的“范本之论”构成了致命的冲击。出土文献对於“一 般史学”和“医史学”何以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作用，其原因恰恰在於：前者秉承的是 “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态度，对古来基於圣贤史观形成的种种“传说”持谨慎 态度，因而便显得比较“保守”，而一旦有了出土实物为证时，某些“传说”遂得以证实 ，华夏文明的历史自然得以向前推移；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医史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范本之 论”乃是除了“传说”，根本没有什麽实证材料的虚构之论，因而出土文献不仅无法为其 助威，而且会以其实实在在的“原始性”证明经典着作根本不可能成立在前。至於说被重 复了无数遍之医学发展史的“范本之论”，究竟给一般秦汉史研究者提供了哪些可资引述 的砖石呢？除了秦国的医和、医缓，西汉的淳于意，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华佗、张仲景 ，这些并不需要仰仗专业知识，早已进入史家视野的几位名医纪事外，恐怕也就是有关“ 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之作”的专业性评价 ，以及一句“两汉四百年，医学不断发展”的泛泛之论了。既然砖石仅有这麽几块，也就 无怪一般秦汉史研究者搭建的“断代专史”大厦于秦代，只能砌入“和”、“缓”二人； 入汉，则直逼东汉末年的华佗、张仲景了。 造成人们对於两汉时期医学发展几近空白之像熟视无睹的原因固然有许多，但其中之一便 是医史着作中惯见的文字性描述足以淡化人们头脑中对於时间长度的形象感觉而不致认为 有何不妥。例如，当《黄帝内经》被定位於先秦时代，紧随其後便是汉代出现了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华佗外科”时，恐怕无论是对说者而言，抑或就读者而论，都会很容易 在头脑中形成“伴随着前後相继的朝代更迭，医学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重大事件亦不断出 现”的印象。但如果将其做成图表，存在的问题便跃然纸上了：两大纪事之间至少相隔了 四五百年，而这四五百年，恰恰跨越了“两汉”这一中国古代科技、传统文化大发展的重 要历史时期。 1993年在四川绵阳出土了一具同属西汉时期、通体刻有诸多“线条”的木人。在没有任何 文字可以确认木人用途、“线条”含义的情况下，尽管可以接受其为表述“人体经络”的 说法，但却不能认同视其与马王堆医书、《灵枢·经脉》为同一系统的解释——彼此之间 相距甚远，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体系。 当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献、文物重见天日时，加上《史记》所载西汉前期活动於东方临淄之 医家淳於意的25则《医案》，除了上述业已指出的研究价值外，事实上还提供了具体分析 这一时期不同地域医学知识“多元并存”状况的重要线索。然而遗憾的是，囿于某种思维 方式的制约，主流声音在“时间座标”方面，将这些在今天来说无疑属於“文物”的出土 文献，说成了即便是站在其墓葬年代的时点上看，亦为“文物”的东西——形成於春秋， 甚至是更为久远的时代。在“空间座标”方面，将远隔崇山峻岭之江汉平原与四川盆地间 的知识文化归为“一元”；本该因这些出土“故旧”而不再孤单的淳於意，仍就孑然一身 栖居齐鲁之隅——似乎只有当罗列“最早”之事时，才会想起他的那些《医案》，并仅仅 授予他一个“最早病历记录”的荣誉勳章。因此，尽管可以在新绘的“秦汉医学史图像” 上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但还是无法填补两汉时期的空白状况。 总之，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後，便不难想到：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形成这一最重 要历史时期的“秦汉医学整体图像”的确需要进行“重构”了。在一系列精细个案的研究 基础之上，概括性的要点有三： 1.先秦时期：医学的理论与技艺水平均极为有限，并不存在人为描绘的“超前发展”状况 。 2.西汉时期：无疑存在“继承”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 渐出现了“各自为说”的新知识；而恰恰是这些独立城长的“各家各派”之说，才构成了 今本《黄帝内经》的主体内容。并极有可能在西汉末期出现了相互融合、“一异说”的态 势。 3.东汉时期：在界定了汇集诸多医学论文而成的今本《黄帝内经》、融阴阳五行於一体的 《难经》，以及“运气学说”、独立的药物知识体系等都形成於两汉之交至东汉後，不仅 可以据此剖析此前存在的不同学说、水准不等的治疗方法，及其整合、扬弃的脉络，而且 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医学领域中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总之，医学实际上是在经历了两汉时期的诸多发展变化後，才呈现出通常认为其在先秦即 已达到的水准；且与我们今天所知、所见的中医更为接近。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日期：2012-08-08来源：健康报网 （责任编辑：杨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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