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upidduck ((0‵◇′0) 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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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近代中文词汇与日本的关系
时间Thu Nov 23 17:56:01 2006
文/王彬彬
一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
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
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後,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
,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
则是中国拚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
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
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
。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
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
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
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後,便在汉语中牢牢紮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
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
—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
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
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
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
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
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
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份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
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
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
、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
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
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
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
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後,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
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後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
麽?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麽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
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麽没
有像二十年之後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
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
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
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
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
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
,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
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
,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
,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二十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
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後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
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
方相遇後,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
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
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
「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
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
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
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後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
,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
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
。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後来,「德律风」这
种叫法终於湮灭。关於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
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
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
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於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
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
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
後,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
「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
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
,传入日本後,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
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
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
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後,汉语
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
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
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
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
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
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後,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
,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
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後,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
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
,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
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於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
被日本移植过去後,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紮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
种程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後
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
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後,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
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
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後,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於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
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後,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
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
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
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
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
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
、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後,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
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
,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
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
後终於「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
的译语时的遗憾。由於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
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
。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後,13世纪的马可.波罗
,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
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这是人所共知的。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
,全版《新约》於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华英字典》,字典
第一卷於1815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於1823年出齐。传教
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
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
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
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马礼逊这些先
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
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
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
「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
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於作西文概念的译语。
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
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
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後,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
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
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
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
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
位元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
的译语後,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
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
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
。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
。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
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
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
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
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
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
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
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
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
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
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
「主义」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
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
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
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
全句本意是说敢於犯颜强谏,致皇上於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
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
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
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
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
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
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
,只是後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
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着作的
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
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
。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
种译法,最後「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
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
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
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
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
」、「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
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
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
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
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
「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
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
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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