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的名义 ◎葛兆光 读历史书，书上总是说唐帝国多少大方和自由，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很留恋 那个自己很酷很阔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自信和骄傲，使唐人觉得中国就是整个“天 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门大敞开着，还说这是“海纳百川 ”。一千二三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侣到中国来，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临行 时总是送一堆书，儒经也有，佛典也有，连那些不那麽能登大雅之堂的《游仙窟》 甚至《素女经》、《玉房秘诀》，也随便他们钞回去，并不觉得这就被偷窥了国家 机密，也不觉得这就丢了上国斯文，倒总觉得这是“以夏变夷”。只有一回例外， 就是在吐蕃日益强大，弄得唐帝国寝不安席的时候，于休烈上过一份奏折，叫《请 不赐吐蕃书籍疏》，但是，好像也没有下文，该送的照样送，大包小包，看看日本 人自己编的《将来书目》，就知道这种“文化馈赠”在唐代是多麽大方。 大方的背後是富强，自由的基础是自信，到了帝国外面突然出现敌国外患的时 候，汉唐以来中国人那种睥睨万国的心理就开始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八尺卧榻变 成三尺行军床”的宋代，尽管口头不说，心里却总是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个写 诗写得很好的张耒就说过，“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君臣不以挂於口 而虑於心者，数十年矣”，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下，让过去的自信和大方，统统变成 了谨慎和紧张，只是口头不肯多说，害怕一言成谶。 这个时候，有人意识到书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识不能随便的外传了。理由 呢？据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尊严。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劄子》中，相当郑重 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文字，原因是什麽呢？因为怕传到北方的辽国。据 说，当时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里面有很多朝 廷的内部消息，欧阳修说“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於朝廷不便”，另外呢？ 据说有的文字不那麽高雅，说是怕“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实 际上是怕北方的辽人小看了大宋，丢了国家的体面。欧阳修的建议结果如何？我没 有考察。表面看来，理由相当正当，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体面，不能不小心。 几十年以後，元佑四年（1089），也算是他的学生吧，那个有名的苏辙出使了一趟 北方，就在《北使还论北边事劄子五道》里说，我们大宋的民间印刷品，“北界无 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 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 ，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意思和欧阳修的差不多，大概是应他的呼吁，第二 年也就是元佑五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 不得写录传布”，“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於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关 安危的背景下换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气，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变成了惴 惴不安。 小心翼翼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当国家毕竟还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间时，这 种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过，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马上就变味道，知识分子为了 国家安危和尊严出的主意，反过来却授政府以柄来钳制言论。他们也许没有想到， 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样可以夹带私货，特别是怀有某种不良意图 的执政者越俎代庖，把这种正当行为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的时候。就在这份元佑五年 （1090）的礼部令中，藉着对敌国的担心，执政者便暗度陈仓，顺手就控制了本国 的知识和思想空间，禁令中说，不仅“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就 连“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於学者，方许镂板”，而且“候印讫，送 秘书省”，这口气，这腔调，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 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沿着惯性往下走，接下来，皇帝伪装成政府，政府替代了 国家，以“国家”的名义钳制新闻出版的官方行为，似乎接连不断。北宋的大观二 年（1108），由於各地书商生意红火，有个负责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员叫苏棫的，就 建议把印刷权力收归国子监，不要让民间的书商自己印诸子百家的书，免得“晚进 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到了 政和四年（1114），一个叫做黄潜善的人，也乘机大讲时文的坏话，把他们自己用 来考试的时文和导致考生死背教条的毛病，都算在了出版商的身上，说因为读了书 商的东西，他们的学问“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三年以後（1117），又有人 就引用控制印刷的禁令，觉得读书人现在讲话写文“不根义理”，就是读了“编题 ”、“类要”之类的出版物，所以建议“禁绝书肆私购程文镂板市利”。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来是士人的建议，最後钳制的是士人自己。以“国家”的 名义，政府有了对思想控制的合法权力，於是，关於出版的钳制就越来越严厉。举 两个南宋的例子，一个是对於自由思想的控制，庆元二年（1196），国子监建议， 读书人要以《语》、《孟》为师，不能传习语录，应当禁止这些语录出版，免得这 些“欺世盗名”的理学家思想坏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奥论》之类的书统统销 毁。一个是对政治新闻的管制，像南宋绍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销毁各种小报 ，因为它“始自都下，传之四方”，把各种本来只让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 事、程文，甚至“官员陈乞未曾实行之事，先传於外”，搞得民间的小报比官方的 朝报还受欢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销毁，把新闻大权统统收归自己，规定只有官方 朝报才可以报道消息。 其实，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 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 ，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 “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原刊於《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http://www.ywsl.com/bbs/bbsshow.aspx?id=2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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