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大学何为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年 05 月 【自序】 将近年所撰关於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 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於学界同仁的着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 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 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 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着述添加若干略 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 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 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 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 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 大改革四文，虽然也入各种集子（如沈颢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3年9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钱理群、高远 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阳、李猛编《 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 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辨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麽？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於“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 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 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於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 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於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 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於，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 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 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 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 皇的口号背後，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 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 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於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 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 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参见杜小真、张甯主编《德里达中国 讲演集》134页），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 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 那麽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 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 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 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於她不是‘办’在中国 ，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 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 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 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於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 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於北大改革诸文开篇。 在我看来，後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 戏——还在後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 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 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 ，关注“大学的理想”（参见约翰‧亨利‧纽曼着、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学的功用”（参见Clark Kerr着、陈学 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学术责任”（参 见唐纳德‧甘乃迪着、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也 努力“走出象牙塔”（参见德里克‧博克着、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 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进入“美国校园文化”（参见 亨利‧罗索夫斯基着、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参见詹姆斯‧杜德斯达着、 刘彤等译《21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教育学家的着述固 然精采，以下三段关於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 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 清晰。（雅斯贝尔斯着、邹进译《什麽是教育》1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於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 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 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 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 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布鲁姆着、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 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 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杜小真、张甯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 6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 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 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 ，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 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 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 、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着”视野之外， 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 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 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 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 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 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於“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 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 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麽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 ）上的专题演讲，後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 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事 ”》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 读，并获广泛好评。至於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 百年”（文稿刊《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10期），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 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 那麽，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 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 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於传递或接 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麽，永无止境的“叩问” 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麽说，类似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 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 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 ”，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 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着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 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 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麽、有什麽、还能做些什麽。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阳光普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浓郁的水仙花香中，编定 全书并撰序 【目录】 自序 大学记忆 大学之道 ——传统书院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 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 ——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事” 设议院与开学堂 从新教育到新文学 书法的北大 北大边缘人 大学理念 我们需要什麽样的大学 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 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 ——答《人民日报》记者徐怀谦问 大学三问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我的大学观 我看北大百年变革 附录 在《读书》杂志关於大学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为大学校长“正名” 我看“大学生就业难” 我的大学 我的“八十年代” ——答旅美作家查建英问 “好读书”与“求甚解” ——我的“读博”经历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学院的“内”与“外” ——答《读书时报》记者问 学者与传媒 ——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许燕问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http://0rz.net/a71Tr ■警惕学术专业化潮流 ◎陈平原 大师们曾经是大学校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的背影和传说永远地留在了人 们的记忆和怀念里。大学里还能否出现特立独行、学问与情趣兼备的大师？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分工潮流是否合理？8月5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在三联书店以《现代中国的文人学者》为题，缅怀了前辈大师们的风采，论述了知 识分工带来的现代学者缺乏情趣与独立个性的问题。 　　■演讲摘录 　　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个性与共性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一个很熟悉的朋友做社会学研究，我们有一场争论。他说你 们做文学、做思想的就几个人，鲁迅、沈从文，有什麽好说的。这些人的论文有多 大的代表性？ 　　鲁迅在中国有多大的代表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接下来他问我，你这 个问题即使讲清楚了又有什麽用？能上升为规律吗？我想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我气不过，因为他说你们做文学的讲的都是没有普遍性的、不能往前推演的 那种论题，我跟他讨论说，其实做社会学、经济学的，有模式、有模型、有统计， 表面上很客观，其实也是根据研究者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框架。 　　当时我刚好听到一个笑话，有一个人说他做了统计，中国留学到美国的女孩子 有一半嫁给她们的导师。根据他的抽样调查，他们学校总共有两个女生是从中国来 的，其中一个嫁了。这个说法从理论上没有问题，统计没有问题，结论也很对，但 是我说你的统计没有任何意义。 　　问题并没有解决，起码让我认识到一个问题，其实不同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学 和社会科学，它们除了理论设计、工作模型、操作方法不一样以外，还有一个根本 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个体的人？不是五千万，不是一亿，而是一个人，对这些个 体的人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学习、思考、表达等等值不值得 你专门做研究，人文学告诉你很重要，但社会学告诉你这不太重要，因为个别的人 对於整个模型来说是没有什麽意义的。 　　文和学的分开 　　晚清专业化成为主流，文和学彻底分家，这是我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传统中 国文人，有人专攻文章，有人专攻学问，但是文和学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一点其实 一直没有分开。 　　中国历史上很多大文人有学问，科学家也会写文章，但是晚清以後随着西方的 制度进来以後，我们的专业分工越来越明晰，以後我们会越来越偏于或文或学，文 、学之间彻底分开。最後一代保留文和学兼修的比如梁启超这些人，上世纪30年代 以後进大学的基本上就是文、学分开了，到今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分开的。 　　当然你可以说人可以全才，可文可学，有的人学问好，有的人文章好，没有什 麽问题，古代也是这样的。清代的诗人袁枚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人一辈子最怕没有 专长，很小的时候就立志将来进入文苑传，想进入文苑传的赶快主攻诗文，最怕你 犹豫不定。建功立业必须这麽做。 　　其实文和学的分开在古代有这个倾向，但不是特别明显，但到了现代以後这成 为一个主流，到今天基本成为一个客观事实。当然，专业不一样，问题也不一样， 问题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专业不一样，你是做自然科学你不会写文章，没关系， 你做原子弹研究，写诗写文对你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甚至你做社会科学研究，你做 经济、法律等其他研究，做人口研究，你不会写文章问题也不大；但是做人文研究 的，做文学、史学、哲学的，你不会写文章那太可怕了，我关注的是这一点。现在 连人文学者也都不会写文章，那问题就大了。 　　未名湖边再没有这样的风景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写过一篇文章《即将消逝的风景》，这篇文章在 大学生中流传比较广，大学生是如何看待学校老师的，大学生是如何看待值得他们 鉴赏品味的学者的？我文章里面说到除了上课以外，还有一种办法，“从夫子游” 。 　　古代从某某夫子游，不是读书，不是考试，很大程度上是跟你朝夕相处。我进 北大的时候，刚好那一届北大开始招博士生，中文系只有两个博士生。我只是负责 跟各个老师聊天，系里除了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还有四个老师，四个老师各有不同 的专长。我的导师告诉我你有空就找他们聊天，因为当时中国的博士制度刚刚建立 ，还不知道怎麽教博士生，中文系老师大体上都没有博士学位，所以他说我也不知 道怎麽办，你们来聊天吧。所以我的任务就是不断地跟这几位老先生聊天，聊了这 麽几年就算毕业了。我那篇文章里有一段比较形象，说我的导师整天抽烟，我喝茶 他抽烟，这样过了三年的时间我被薰陶出来了。那时候制度不完整，所以有比较大 的自由度。 　　其实像北大校园里好就好在有一批这样的老先生值得你聊天，值得你鉴赏，值 得你品味。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和导师到未名湖边，有人念起了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 人的梦。”大学校园里面，包括我所熟悉的北京大学校园里面，这些老先生们成为 最为亮丽的风景，可是随着这些老先生逐渐去世，未名湖边再没有这样的风景可以 看了。我进来的时候还有王力等先生在，等到我成为老教授的时候差不多没了，我 们学校文化大革命中间没有留下学生。老一辈的学者除了学问以外，他们的个性、 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才情是学生们阅读、欣赏的对象。这些人过去了，校园里再也 没有这样的人了，未名湖边再没有这样的风景了，我说没有他们，未名湖肯定会显 得寂寞多了。 　　我们这一代还能成为风景吗？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这些人也会逐渐变成老教授。 　　所谓学术上青黄不接大概属於危言耸听，学问会不断地往前推进，可是就读书 还是读人而言，我们这一代教授还能不能成为校园里面的风景，我不敢说。这有几 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制度的问题。我进北大的时候，校园里面有好多七八十岁的老先 生在散步。今天北大校园里没有多少老先生了，老先生全住到校园外，越住越远。 即将成为老先生的人，按照规定63岁退休，校园里面没有63岁以上的人，那是很可 怕的现象，都是年轻人的校园不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校园。也许这种制度性的设置， 使得校园里没有老人了。 　　我最近看报纸上说娱乐圈二十多岁已经老得不像样了，学术界五六十岁还是年 轻的学者。我的一个朋友比我大15岁，我们共同写文章发表，人家称他年轻学者， 他说我都快60了，哪还是年轻学者。在人文学里面，60岁绝对不是一个即将退休的 状态，精神上不是那样的。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到了60岁再往下发展很难了，那时 候主要的任务是当伯乐。人文学者到60岁以後才是经验最丰富而且能够出大成果的 时候。 　　第二个原因是师生关系，正因为我们住得很远，老师进课堂匆匆讲完就走，你 也匆匆我也匆匆，我们只是教书、讲课、改作业、给分数，而没有更多地跟学生接 触，尤其是本科生没有更多机会跟着名的学者面对面交流，面对面谈那些跟专业没 有关系的话。我上文学课只跟你谈文学，别的我不管，只有同代人可以对话，没有 上下两代人的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跟当年我进大学的时候校园有一大批 七八十岁的老先生有直接关系，所有的遗传大部分是隔代遗传，我和我的父亲有代 沟，我和我的爷爷很好对话，因为我们没有利害关系，所有学术界的对话跟你最接 近的这两代人矛盾最大。 　　最後一个问题，我辈学人。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是很张狂 ；老一辈的先生特立独行，你会发现学问是一回事，做人或者说为人处世是一回事 。80岁先生的着作我们读起来很有趣，反而是60岁的人多多少少受束缚。专业上我 们不担心，我们总会做得越来越好，作为大学教授，他除了专业做得好，还要课讲 得好，还要值得老学者们欣赏。 　　今日中国学术界风气已经养成了，而且专业化已经成为主流了，我们都成为一 个一个专家，我相信日後的读书人会永远地怀念像金克木先生这样博学深识有专家 之学的杂家，以及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陈平原谈前辈学人风采 　　自学成材的杂家金克木 　　金克木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最多、最能代表其 风格的杂家型学者，并成为北大未名湖边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传说。 　　我认识金克木先生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干，自己跟自己 下棋，然後就是写文章。我们到金先生家里基本上是听他说话。到最後十年不断地 听他说我不行了，要死了，过两天又有文章出来了。我对他的睿智、不拘一格留下 极为深刻的印象，见什麽人说什麽话，我是学文学的他讲文学，别人来他谈考古， 什麽都乱谈，每件事他都说，而且大体上都能说到点子上，现在很难找到这种人。 　　金克木先生在北京大学当过图书管理员，他欣赏的着名学者来借书，他就把借 书条抄下来，人家借完他跟着借，他相信这些人的眼界高，这样的读书经历，自然 而然形成一套跟中文系、历史系都不一样的知识结构。他读书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 一套路子。 　　风流潇洒的黄侃 逝世71年的国学大师黄侃文人侠士的性格才情至今仍在校园流传。 　　辛亥革命以後黄侃（字季刚）先生回到学校读书做学问，他有这样的诗句：“ 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今天表面上是读书人，在当年却是游侠之士。所有读 过北大校史，或者是南京大学校史的，都知道黄侃先生的学问好，但是他上课三分 之二的时间在骂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真正谈学问。 　　北京大学教授中轶事很多的就是黄侃先生，他的性格、才情更像是晋人——— 晋人的风流潇洒，对侠的想像。除了有名的骂人及喝酒，他还带着自己欣赏的学生 到名胜古迹喝酒吟诗，这样的风流潇洒今天再也没有了。 　　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黄侃34岁，听到比他大两岁的刘师培说他没有传 人，非常悲苦，黄侃就说我拜你为师，拜长他两岁、学问跟他一样好的刘师培为师 。 　　■对话陈平原 人文学者的自我反省意识比较弱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了知识分工的问题，在现在的知识体系里面，这种分工是 不可避免的。你怎麽看待这种趋势？ 　　陈平原：其实我们现在不太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拿我自己来说，我也是有专 业的，在肩负自己专业的状态下，保持比较宽广的兴趣，或者能够跨越这种专业的 边界，做一些阅读、写作。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过於专业化，知识份子出了自己的 专业，对别的东西一概不知，那也会有问题。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人类 的命运、历史和社会都不关注，这是很可悲的。晚清以後，专业化是主要潮流。只 是我们对这个主要潮流要保持警惕，还要努力有所超越。 　　新京报：这里有一个悖论。且不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即使是同为人文 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一些学者，他们对文学等学科都是很 轻视的，你怎麽看待这种现象？ 　　陈平原：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我在《大学的虚和实》这篇文章里面提 到过，大家比较看重那些“实”的，比较轻视那些“虚”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 学之间，讲精神、讲品格、讲境界……这些是“虚”的，讲产值、讲实用性……这 些是“实”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折，就是从人文科学为中心转换到以社会科 学为中心，但是，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对这种状态缺乏警惕性，所以我认为，在意识 到自己的学科和意义的同时，要理解它的边界和局限。这种自我反省的意识在人文 学者里面比较弱，尤其是比较热的学科里面。其实，专业分工让我们对这个有不同 的看法，不同的立足点和不同的研究事业，这样，能让这个世界更丰富多彩。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份子如胡适、蔡元培等人，他们不仅在文化界 ，在社会上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有些学者如茅海建等人只愿意专注於自己的研究而 完全拒绝与外界的交流，你怎麽看这个问题？ 　　陈平原：对具体的学者来说，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有的学者专业做得很好， 但不善於表达，或者说不愿意把自己的专业成果大众化。但是，我不排除这一点— ——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公众发言，但是应该有所控制。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 首先是要尊重学者的选择；其次是知识份子确实应该在专业之外与公众保持联系。 我几年前就说过，学者既要做自己的专业，也要对公众发言，这既是一种学者的责 任，也是传播自己观点的重要途径。 　　■他方观点 现在的学院很难容纳“金克木们” 　　丁东(学者) 　　大家对“学者”的定义比较明确，就是从事某一专业研究并有一定成就的人， 大家对“文人”的意会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人，精通琴棋书画，读书，写文章， 比较有才情。这个概念比“作家”又要宽泛一些。陈平原讨论文人和学者之间的关 系，比上世纪80年代王蒙说的“作家学者化”不是一回事。他把学者和文人两个概 念提出来，要求学者有一些情趣，文人有比较好的学术训练，多一点专业知识。 　　他讲的金克木的情况很有意思。金克木死了多年，但像他这样的人现在还有。 这些人的特点兴趣比较广泛，比较有才气，不怎麽受学院派的学术规范的限制。金 克木在那个时代学历不完整不影响他在北大当教授，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学院 对类似他这样的人很难容纳。无论把这些人叫做文人或者有文人气的学者，他们都 是最有文化活力的人。如果学院或研究机构能够对这些人包容或开放，那麽对学术 研究肯定是有好处的。 现在最大的毛病是单一和僵化 　　谢泳(学者) 　　陈平原先生是我近年接触的中年一代学者中，在读书方面最重趣味的一个，也 是本身具有高学历而言谈文章中，最不把高学历当回事的学者。胡适是一路读上来 的学者，在他那个年代，可以说要什麽有什麽，但胡适对没有学历的沈从文、梁漱 溟、罗尔纲很尊敬。因为这是真读书人的感觉，只有半吊子学者和文人才用学历唬 人。 　　学科不同於自然科学，出身固然非常重要，但关键是一个人对知识有没有强烈 兴趣。 　　如果一个博士在拿到文凭後没有持续的读书习惯，或者没有读书的趣味，一般 是没什麽出息的。 　　中国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现在最大的毛病是单一和僵化，在体制外不能有 任何空间，所以越来越没有趣味。就以退休年龄来说，文史哲学者，过六十岁退休 ，这基本可以说是一个荒唐的政策，如果这个政策再执行二十年，中国的人文学科 会更可怜。 　　■现场问答 　　问题1： 　　像王国维等大师们在中国是不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陈平原：我不这麽认为，其实每个时代的专业有特殊性，就史学而言，其实很 多人对王国维有很多的批评，只是现在我们把他作为一个符号，特别强调他在专业 上的贡献，是很伟大的学者，但是你要说以後不可能再有，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我们做不到不等於後面的人做不到。 　　问题2： 　　您刚才说到金克木先生等等，他们都是自学成材，现在显然没有这样一套机制 ，从这方面来说对人才也是一种损失，您对这个问题有什麽见解？ 　　陈平原：现在注重文凭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面临这个 问题的，比如说博士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现在不是我没有文凭的问题，而是一定要 有名校的文凭，而且还要查三代。我们的学生去找工作，用人单位不是看你北大的 文凭，还要看你的硕士文凭是哪里，你大学本科的文凭是哪里，更有甚者问你哪个 中学毕业的，把竞争归到小学、中学是很不合理的。 　　对於学位过分推崇导致现在对一些特殊人才的压抑。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今天再有王国维这样的人进大学教书很难很难，我们很遗 憾。我同意你的感慨，过分地强调资历是不对的。 http://www.huaxia.com/wh/whrw/2006/00509789.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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