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平生所学，未负师友 2005-11-17 09:53:16　来源: 新京报(北京)　 ■人物 许倬云，海外华人历史学家代表。 江苏无锡人。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 ，後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後 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 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 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後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 士”。主要着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心路历 程》等。 随父迁台台大名师荟萃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跟辅 仁大学没有什麽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 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 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 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的父亲 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 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带着 全家人去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360万人，突然增加了150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 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 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 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 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 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後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 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 ——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 ，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同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 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 ，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 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同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 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 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 麽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 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 的吧。 转学历史归功傅斯年指点 对於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到台大之後，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 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 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後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 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 ，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 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麽 都感觉很有趣。 对於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 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後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麽 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 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麽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 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 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 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 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 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 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 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 追忆王世杰帮忙做杂务 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语所，但是 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我就辞去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 了，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6年。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 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 麽活，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 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但是 在台湾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样就给我一个 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的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 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後来1962年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 聘书，一份工资。1964年我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负 责一些琐碎的杂事。当时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总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 ，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昏，但是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让我的眼界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 。 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 作项目都是我“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世杰）先生，胡适 之先生故去之後，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被选为院长。我跟 王先生的关系，不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还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 流活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上下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一 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後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 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後的第三年我们开始 来往，後来很快就结婚了。 斥责李敖成了攻击目标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时间太久了，记不得了。这前後李 敖曾经着文攻击我。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 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 他不守规矩，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文星》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 ，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於他的编造。之後他跟《文星》的 萧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 史别的没有什麽，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 後来我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後他就 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从那以後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的，後来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 说：“你不要回来。”就这样，我就待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 口述/许倬云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 http://culture.163.com/05/1117/09/22OJ69GM0028000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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