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概念与其经济介面 ‧历史月刊 2005/05/20 中国考古学上呈现的许多大型复杂社会，例如红山、良渚、 陶寺、朱封、石家河……等遗址，常被界定为「古国」，亦即古代的「国家」。 【文／许倬云】 三月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古代文明的讨论会，会中讨论的主题之 一，即是古代文明的群体性质，大多数学者，遂以「国家」的观念，讨论考古学上那些复 杂的大型社会。我则以为「国家」的观念，代表政治权力，包括「国家」对於其人民以公 权力的名义，强制约束个人的行为（法律），收取人民的财富（赋税），及人身的服役（ 徭役，兵役）。一个政治权力主体的大型社会组织（国家），不论其君主，民主或阶级统 治，往往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与一定的统治疆域（领土的主权）。然而，凡此观 念，都在近代的国家形态，始呈现具体的内涵。 在古代，大型社会群体，还会有其他的形态，一方面，自古迄今，不同的社会复杂体系内 也还有许多不同的变化过程，出现过各种形态的社会群体。近代国家的定义，多是欧洲文 明崛起时，以其演变结果，推广於世界各处，以致举世以为这一近代国家形态，乃是人类 社会群体的终极模式！ 中国考古学上呈现的许多大型复杂社会，例如红山、良渚、陶寺、朱封、石家河……等遗 址，常被界定为「古国」，亦即古代的「国家」。 同时，一般意见又往往从这些文化遗址分布，推论出「古国」的势力范围。这一推论的过 程，真实似有检查的余地。 人类行为，当有发生经济活动的介面，其在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性，当不下於人类基於支 配欲而引申的政治行为。物质生活中，取得生活资源，在自家生产，与暴力掠取外，贸易 交换是最为常见的行为。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逐渐发展了生产生活资源的能力，例如农 业与畜牧，人类遂有定居的社区。此时，由於各地自然生态不尽相同，各地有其特产，也 因此有本地难以取得的资源，以其所有易其所无，遂有区间贸易的行为。在两河流域古代 文明，受冲积平原自然条件的限制，缺少木材石材，於是，两河流域的「城市」，常以神 庙为中心，派遣商队远道取得这些自己欠缺的生活资源，神庙是集合人力与财力的指标， 也是分配物质及支配人力的机构。两河城市的政治化，以至成为有力者执掌主权的城邦国 家，即由此发轫，然後才演变为大型的王国。以中国地区及其周边可见的情形言，由中国 西去的「丝道」，自古是重要的区间贸易通道。「丝道」的路线颇多，从北计算，至少有 三、四条平行而又交叉的路线。兹以其通过天山南路的一条路线来谈，那些分散在绿洲上 的城市，亦即《史记》、《汉书》所记载西域的「居国」，实际上是自东往西长程贸易线 上的商站。这些「居国」与其邻近的「行国」，亦即牧民的社与群，彼此之间又有互依的 共生关系。 这一西域所见大型复杂社会中，其经济介面决定了社会性质，也因为商路上，东方西方文 物都有遗留；於是，其考古遗址呈现的特色，遂既有诸方文化杂存的现象，各个绿洲与「 居国」之间，又有相当的同质性。若缺少文献资料参证，单凭这一同质的现象，即可能因 此而定位为同一文化系统的大型政治体，统一了天山南路的绿洲地带。 我们往往低估了古代人类相互通联求取生活资源的能力。以台海考古学为例，澎湖即有采 取石材的遗址，而台湾则有澎湖石材加工的石器！横渡台湾海峡不是易事，以新石器时代 的航海能力，居然可以搬运澎湖石材来台，其经济介面的行为动能颇为惊人！ 以此推论，我大胆的假设，3000年前曾在陕北兴盛一时的朱开沟文化，其分布范围，跨越 黄河大弧形地区，以河套及水流域为中轴，东边沿黄河有一半朱开沟文化遗址，南达山西 省；西边也有一半遗址，沿黄河南达陇西。 至少这一东侧沿河的遗址，分布在狭窄峻险的河道西侧，其实并非很好的定居之地；我以 为这些遗址可能是今日河套一带居民求取西南食盐的商站！ 同样的猜测，还可试之於良渚文化的发展。 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一度十分兴盛，其发达时期可能正是当地海退之时。当地居民在海水 退出的地区，发展了稻耕农业，也发展了极度惊人的玉石雕琢工艺。然而，良渚文化社群 ，何以如此富有？若单纯从当时农耕水平，未必能有余力，兴建数十处人工山陵及大型建 筑，以及耗费人力、物力於精美的玉石雕刻。我大胆假设，良渚文化的兴盛，也未尝不可 能与其食盐贸易有关。海退之时宁绍丘陵地带，当有不少咸水的沼泽，经过自然风乾，当 地即可能有大量盐产。良渚文化遗物中，有一种石制的戽斗，初以为是稻作农业的戽水工 具。但是，石制工具，用来戽水，是否太重？若是用来刮取沼泽边上积聚的盐层，岂非更 为有效。 若年从这一大胆的假设推衍，良渚文化的遗址，过了长江，还可见其分布，北向达到今日 山东、江苏的接界之处，这些北向分布的遗址中，颇有良渚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共存的 现象。有人以为良渚文化社群，征服了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地区，遂有些不同文化混杂的遗 址。这种解释，可能全由大型复杂社会是一个政治体着想。若是也从经济介面的交换推测 ，则北向发展的良渚文化遗址，是否也可能是良渚文化人群北向贸易的商站？ 凡此都只是大胆推测，如何求证还须更多的考古资料。此处暂且一说，作为历史上诸多可 能性的一些悬想项目。 由此同一思考方向我们还可考察中国皇朝政权的性质，是否在大一统的政治意义外，还有 其他颇可寻思之处。我以为，中国这庞大的复杂社会，获取生活资源与确保经济利益，即 是我人可以寻找其功能的方法。 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属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天下国家。所谓天下国家者，意指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乃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秩序。因为没有边界，这一秩序有 无限的进退空间。西周封建实是殖民帝国，姬姜人民，随处武装移民，就地封殖，夺取当 地资源，维持其人民的生活。周代封国，其实是一系列驻屯在交通路线及战略要地的城堡 ，「国」是城国，国护的驻防基地，周王室的号令，只能达到城邑的「国」，城外即是乡 野。国人（君子）与「野人」之间，是华夏与夷狄的区分，其中并不意味「君子」的文化 优於野人，姬姜与其外的异姓，以婚姻继承，也以城乡国野的资源共享，逐渐的融合为一 个一个在地的共同体，缓慢将国人的殖民帝国，转化为春秋战国的列国。於是国人的封建 网络，本是线形交织，在列国在地自我充实後，逐转化为战国的领土国家。 秦汉统一天下，中国本土建置郡县。这一庞大的政治体，因其内部的安定，区间贸易，互 通有无，基本上，由於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各处特色足以互补，中国颇可自给自足。拙作 《汉代农业》一书，即是探讨中国全国市场经济网络与精耕农业及农会工业的关联性。不 过，这一天下国家，依然因其没有边界，其汲取资源的吸管，渐向中国以外伸展。中国与 四夷诸群体之间，或和或战，其实都有经济介面的活动。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贸易还是 交往的常态，是以汉人文献资料（例如，〈盐铁论〉，史汉中各外国传……）都陈述外地 牲口、产品大量输入中国的现象。中国开通西域是为了「断匈奴右臂」，西域远在边外， 人口不多，匈奴中国之间的军力平衡，未必有显着影响，中国西进，还是为了将西方贸易 从匈奴转移到中国。是以西域道上，中国商贩络绎不绝。开通的西南夷，也是经济介面的 利益见功，而完全未在经西南夷联络西域的战略目的上，有任何後果。 秦汉在边地郡县往往有「道」的制度，这些「县」下的「道」（例如僰道、犁牛道）深入 戎狄，可能先是为了贸易而开辟的商路，继而成为移民拓殖的交通道路，最後则是官方经 此管道设立行政系统。从汉代以下，迄於清代这一充实边地的发展过程，一次又一次重现 於史书。古代希腊城邦的殖民，也由经济介面开始，母国的贸易在外面建立商站，然後有 相当数量的人民移殖新地，即在地建立新的城邦，与母国互通贸易，但不隶属於母国。中 国与希腊方式的不同，在於希腊是适合殖民，新城悬置海外，中国是先有网络上的郡县， 分布的据点之间，有无数空隙，随时以「道」的延伸，补充填实。经济介面的接合，有其 重要作用。 唐代帝国的声势盛大，但是帝国结构其实包括两套不同的管理。一套是内地本部，分道设 立州县，编户齐民，以文官系统管理。另一套是羁縻州府，治所多达将近全国州县之半数 ，涵盖地区十分广袤，尤以今日中亚为多。这些羁縻州府的首长，都是在地族群的君长， 挂了大唐的官衔（例如都督某处军事，某州总管之类），其实独立行使其治权。这些羁縻 州府，愿意与唐廷有此关系，不单是获得大唐承认其地位，也为了合法与中国贸易的利益 。有些贸易（如日本）是以朝贡为名，大多数的中亚部族，则迳以国内贸易的方式进行。 中国在中亚设立四镇，派兵驻守。从高仙芝在吐逻河之败的规模而言，军队人数不多，却 配备了不少工匠。例如杜环《经行记》所载，高仙芝军中的中国造纸工匠被阿拉伯人俘虏 ，遂将造纸工艺传入中东。高仙芝当时带去大批工匠，生产诸种产品，我猜想，也有可能 是就地生产中国工艺品，供应附近的市场，换取屯戍军队的给养。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 羁縻州府与中国的依存，仍是由经济介面功能所牵成。 唐代羁縻州府的建制，在中国後世历史上，沿用不绝。在边地的「属国」，其君主取得中 国册封，在国内是不折不扣的统治者，而对於与中国的贸易是以定时或不定时的朝贡，在 边关或港口，由中国官商承接商货，中国则以「赐贡」的名义，偿还贡品价值。举例言之 ，明清两代的琉球，不断派遣贡使来福建贸易，实是琉球与明清经济互动的重要项目。 在西南诸省，自从蒙古设立宣抚使等土官司，明清沿用此制。这些在地族群，大致言之， 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对明代中国是受中央监督的地方官，对其臣民是十足的统治者。 清代有过改土归流，但到民国时，云贵还是有土司土官。明清土官，也是以接受册封，保 持合法的自治者地位，而又以中国体制内的贸易与白人交换资源。云南马帮，以食盐为工 具交易土产，即是在地族群与中国市场的互动。 羁縻州府，土司土官的制度，以至日本朝鲜与安南等处的朝贡关系，无非是在中国「天下 国家」的体制内，另辟既非外国，又非本部的特殊空间。这些单位名义上隶属中国皇帝的 地位；实际上则是在体制内的治权独立；而又以此特殊地位，在互利经济介面，参加中国 庞大市场的资源交换。 以上所述，若以现代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为参考，中国的华夏体制，自周代以来，即在文化 介面之外，实也有相当重要的经济介面，维系其不在中国本部的族群中与其国的关系，使 其能参加中国的庞大经济体。「中国」的概念，实是一个文化、经济与政治三个介面的体 系，其内涵的复杂程度与系统性，不是单一介面的体系可比，竟延续两千多年！今日欧盟 ，是由欧洲经济共存互动发展为经济共同体，然後演变为一个区域性的国家联盟。欧盟的 发展，是由经济介面为主要接合的层面。中国传统上号称为皇帝制度的帝国体，揆其实际 ，又何尝没有经济介面，维系中国文经体系的功能！今日台海两岸关系，正在重要的转捩 点上。历史上经济介面的作用，当可有古为今用的参考意义。（作者为中研院院士） 【本文摘自历史月刊208期】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61.229.13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