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李玄 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论》1.3(1924)，後收入《古史辨》第 一册下编。 2. 相关的学术背景可以参考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5》(北京：三联 书店，1997)；马思中、陈星灿，〈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安特生致瑞典皇 太子信及其释读〉，《古今论衡》8(2002)：10-17；Magnus Fiskesjö and Chen X 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Joh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 uities, 2004). 3.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4. 张光直晚年反省其一元论的说法，也承认其民族主义的情绪，可参考张光直，〈二十 世纪後半的中国考古学〉，《古今论衡》1(1998)：38-43。童恩正指出五○年代以後 中国考古学一元论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可参见Enzheng Tong, Thirty years of Ch inese archaeology (1949-1979) ,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5.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6. 关於苏秉琦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地位，可参阅俞伟超，〈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座里 程碑〉，《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3-9。张忠培、 李季，〈苏秉琦与21世纪考古学〉，《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 社，2001)：10-14。邵望平，〈考古学区系纇型理论带来的史学变革〉，《苏秉琦与 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5-19。许倬云，〈介绍「中国文明 起源新探」─一个新的学术主题典范〉，《汉学研究通讯》16：3(1997)：345-346。 7. 杜正胜，〈中国古代史研究─台湾观点〉，原文为哈佛大学第一届杨联陞讲座讲词， 後收录在《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社，2004)。 8. 杜正胜，〈中国古代社会多元性与一统化的激荡—特从政治与文化的交涉论〉，《新 史学》11：2(2000：6)：2。 9. 近二十年以来，在中原周边发现相当多与中原相异的文化，打破了过去中国文明单一 起源的看法，这些文化为过去文献当中所没有记载的，它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也相当高 ，如果说它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一个「未知的中国」，可参考Jessica Rawson ,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ies ,(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1996)。1999年新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基本上可以反 映目前的考古图景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现状，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Shaugness 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 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也可参考Rod erick Whitfield and Wang Tao, Exploring China’s Past: New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in Archaeology and Art,(London:Saffron,1999). 10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先生认为中国目前地域主义的高涨正好与考古学中强调地 域文化的独特性互为表里，Lothar von Falkenhousen,” The regionalist paradig m in Chinese archaeology”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 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1. K.C.Chang,”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Vol.13,no.2,1981。 12 杜正胜，〈旧传统与新典范〉，《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 eology.” Antiquity 67.(1993):839-49 13.关於中国考古学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王明珂指出的一段话相当值得思考：「 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在中国国族建构中不只是塑造、凝聚国族而已，它们还 在国族内部区分核心与边缘。这是由於，当时流入中国的新学术，如语言学、体质学 、民族学、考古学与历史学，多少皆与『民族』概念声气相通。在『民族』概念下， 一民族被认为是有共同语言、体质（血统）、文化，而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群。语言学 、体质学、民族学被用来考察各民族范畴与其间区分，历史学则被用来追溯『过去』 ，以说明此民族范畴与区分的由来。」王明珂，〈导言〉，收录在王明珂整理，黎光 明着，《川康民俗调查报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14.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引起的争议与论战可参考由刘莉和陈星灿所编辑的〈夏商周 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考古》。 15. 以青铜艺术来说，过去注意中原艺术风格的历时变化，对於周边地区的特殊风格仍 本着「一元中心」的思考方式而强调中原的传播。透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对於「 区域风格」的强调也成为艺术史家所关心的议题，空间因素占有很重要的因素。关 於整个学界研究取向的变化，可以参考陈芳妹，〈商代青铜艺术「区域风格」之探 索—研究课题与方法之醒思〉，《故宫学术季刊》15.4(1998)。 16. 这样的看法由李学勤所主张，且为很多学者所附和，他们相信古典文献上对於夏商 周的讨论，透过近来的考古发现可以更加的确认其正确性，其代表作品为李学勤， 《走出疑古时代》(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成与结构 上，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所控制的很大一个地区，类 似的专书包括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1997)；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王立 新，《早商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相对的，研究商代的国外历 史学家倾向於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商王朝的实际领土并不清楚，很可能 是一个由无数条道路和营地(encampment)联系起来的网络，而非一个庞大的政治实 体，商王朝的实际范围可能不超过两百公里。相关的研究可以参考David Keightley , “ The late Shang state: when, where, and what?,” In The Origins of Ch 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5 (1979~80)；Edward Shaughnessy,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the extent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kingdoms,” Asia Major 11(1989). 17. 关於此的批评可以参考Robert Bagley,” 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 logy.”收录在《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册)(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1992)：209-55。在这一篇文章当中Bagley说到：「文字的历史 为考古设置了双重的危险。它指引着考古工作者到哪里去看，造成考古学的样本与 传统趋向一致；它还告诉我们要看些什麽。」中译本可见贝格莱(Bagley)，〈长江 流域的铜器与商代考古〉，收录於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编，《奇异的凸 目》(成都：巴蜀书社，2004)：123-154。 18. 张光直先生曾经呼吁成立中国先秦史系，以处理大量的考古资料所带来的问题，相 对於李学勤认为传统文献的可信，张光直先生却认为由传统文献建构出来的中国上 古史已经面目全非，参见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 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1-12。 19. 对於考古材料当中「异例」(anomaly)的讨论，以及不规则、矛盾现象的解释，可以 参考Richard A. Gould, Living Archaeolog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 ty Press, 1980).。另外，Robert Darnton认为：「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 个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知道自己触及到某些东西。由一个文献最晦涩的一面着 手，我们或可以揭露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这样的思考途径，甚至可能进入一个陌 生而美妙的世界观。」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1984),5.关於这两本书的启示来自与 王明珂先生的讨论，上述的节录也采自他的翻译，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 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xxvii。 20. 王明珂先生对於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人类学有相当精辟的分析，他与後现代主义者 所强调的「近代建构论」有所差别，认为「炎黄子孙」的建构是长远历史建构与想 像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是基於一长远的「族群形成过程」。 相关的文章可以参见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3(2002)：583-62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 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 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Ph.D. disse 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21. 王明珂，〈中国古代考古惊人发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4年北京论坛论文稿。 22. 关於北方边界的形成，最经典的作品为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近年的作品可以参考Ni 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The Ca 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3. 我的论文为〈从多元走向一统〉，称「一统」而非「一体」之因乃在於「一统」指 涉的是秦的统一中国，一统的过程是透过政治征服的运作。而「一体」则为成都平原 的人群自觉和认同为「中国人」，是一段历史记忆遗忘的过程。 24.Trigger曾以多元性为议题讨论考古学派间区域与区域间由空间因素所引发的「内在 发展」与「传播」的问题。可参考Bruce G. Trigger,” The Explanation of Dive rsity,”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 ity Press,1989),pp.329-369. 25. 这类研究的作品较好的范例为艺术史家的作品。譬如：以过去所忽略的长江流域文化 而言，艺术史家Jessica Rawson和Robert Bagley强调南方对於安阳的影响，Bagley 更企图扭转「安阳核心」的看法，他讨论江西新淦青铜器时，不从其与安阳的关系， 而是从其与二里岗的关系讨论。可参见Robert Bagley,” 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台北：故宫博 物院，1992):209-255、贝格立，〈南方青铜器纹饰与新淦大洋洲墓的时代〉，《吴 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集》(香港：两木，1997)：125-136；Rawson则讨论南方青铜器 对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影响，Jessica Rawson,” 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Hena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57,London,1994,pp.1-24.罗森还强调周人兴起与南方的四川和广大长 江流域的关系，参见Jessica Rawson,”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British Academy Albert Reckitt Archaeological Lecture,19 October 1989,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XXV,1989,pp.71-95.或是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Archaeolog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353-449. 26. 许倬云的相关文章可参见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求古编》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体系网络与中国的分合〉，《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王德权的批评文章可以参见王德 权，〈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关於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网络分析」的讨论〉，《新 史学》14：1(2003)：196。许倬云的回应文章可以参见许倬云，〈对王德权先生「古 代中国体系的抟成」的回应─许倬云先生的对话〉，《新史学》14：1(2003)。事实 上，强调国家政治力量对於古代帝国的形成也见诸於日本学者，参见佐竹靖彦，〈中 国におけろ国家と社会—地域性的観点〉、鹤间和幸，〈秦帝国の统一と地域〉，收 入森正夫编，《旧中国におけろ地域社会の特质》(平成2-5年度[1990-1993]年度科 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名古屋，1994)。也可以从较为广阔的 世界史脉络加以理解，相关的书请参见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Gills ed., The World system :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New York : Routled ge, 1993.华勒斯坦在这本书当中与古代史家和考古学家的讨论，值得对於社会科学 理论有所迷恋的历史学家好好思考。另外，考古学家关於古代世界核心—边缘的关系 也是此一议题的相关思考，参见 Michael Rowlands, Mogens Larsen and Kristian Kristiansen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 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文明化的政策」”Civilizing Projects”是Steven Harrell的词，他的使用方式指 的是汉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教化，请参见Steve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 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28. Robin Yates的几篇文章都有处理到这个问题，包括”Cosmos, central authority, and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 in Empires: Perspectives fro 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State Control of Bureaucrats under the Qin :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Early China 20(1995):331-65.、”Body, Space, Time and Bureaucracy: Boundar y Crea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in Early China” in John Hay ed. Boundar ies in China, (London: Reaktion,1994):56-80.、”Purity and Pollution in Ea rly China.”收录在《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1997)：479-536。 29. 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1987)。 30. 以《睡虎地秦简‧语书》当中的记录最为明显：「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 不同，或不便於民，害於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 。……。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於为善也。」湖北云 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於1975年，相关的报告可以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 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31. 韩国的李成珪与日本的木村正雄都曾使用「编户齐民」这个词，此处所指的为杜正胜 使用的的「编户齐民」论，意指编户齐民为战国秦汉的国家主体，在政治社会结构当 中，有五项特性：1.构成国家武力骨干；2.是严密组织下的国家公民；3.拥有田地私 有权；4.是国家法律的主要对象；5.居住在「共同体」性的的聚落内。参见杜正胜， 《编户齐民》(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编户齐民论」的剖析〉，《清华学报 》24：2(1994)。 32. 关於「国人」与「野人」之间的关系与封建宗法的研究相当多，最好且综合性的研究 可以参见杜正胜，《周代城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杨宽，《西周史》(台北 ：商务印书馆，)。 33. 具体的表现可以显示在秦始皇对於各地风俗的关心与政策，汉代史书上对於风俗的关 心也基本上反映了这个趋势，包括《史记‧食货志》、《汉书‧地理志》和《风俗通 义》之中对於风俗的描述与讨论。关於从战国至汉代以来国君与知识份子对於各地风 俗的观心，目前学界尚无系统的研究。不过，研究明清的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观察到这个问题，「风俗」这个词 与英文中的「culture」、「civilization」、「custom」并不相同，在中文的历史 文献当中到处可见，并且历代的统治者认为是「攸关」社会的关键词。岸本美绪的分 析，可以参见〈「风俗」与历史观〉，《新史学》13：3(2002)。 34.葛维汉为美籍的教士，先後於1920年和1927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硕士与人 类学博士，1911年以衔教会之命赴中国工作，在中国的时间共38年，其中的36年是在 四川渡过。 35.D.C.Graham,”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u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 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6.1933-1934 36. 许多学者企图引用《周礼》、《山海经》，最多的则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 》说明三星堆的祭祀坑与燎祭相关或创造三星堆文化的人群为文献当中的「蜀」人 。然而，在三星堆所出土的器物上无法作出如此的推论，考古学可以透过物质文化的 变化了解器物分布的空间脉络，或是透过遗址的重建了解古代的社会结构。後过程(post-processual)学派的考古 学家更进一步的认识考古遗物中过去人群的精神生活与宗教习俗，然而从考古遗物中 推断过去人群的族属在本质上即有先天的困难。人类学家在民族的认定上逐渐的认识 到，族群与人群之间界限的划分透过主观的认同而非客观的区分。要以考古的遗留辨认古代人的族属是相当困难 的。然而，这也并非否定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族群之间的迁徙与殖民，必须透过 更确实的证据加以论断，而非与出土材料间相距将近千年的文献。关於考古学和族群 辨认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Sian Jones,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Construc ting Identitie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Routledge,1997). 37. 陈芳妹，《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8)：52。关於资源 使用、技术选择的差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见Pierre Lemonnier,” Introductio n,” Technology Choices: Transformation in Material Culture Since the Neoli thic(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38.关於夏王朝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所争论的焦点，大抵西方学这多认为夏王朝 与二里头不能简单的勾连；相对的，中国的学者则认为二里头为夏王朝。举例而言， Sarah Allen认为「夏」是周人为塑造统治合法性的神话，可以参见Sarah Allen,” The Myth of the Xia Dynas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84,no .2,pp.241-256；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1990年在UCLA召开的「 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Xia Culture)，邀请了各国学者讨论夏文化的问题，各式各样的见解在会议中都有提出， 关於会议的纪要，可以参见杜正胜，〈夏文化可能讨论吗？--1990年洛杉矶加大「夏 文化国际研讨会」纪要〉，《新史学》1：2(1990)，後收录在《古代社会与国家》(台 北：允晨文化实股份有限公司，1992)。 39.研究甲骨的学者认为中原的早期国家出现在殷墟时期，也就是商晚期，他们认为中国 早期国家的结构较倾向城市国家(city-state)的模式，领土范围大致在商中心附近一 、两百公里左右，关於此可以参见Robin Yates,” The city-state in ancient Chin a.” In 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edited by Deborah Nichols and Thomas Charlton,(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 itution Press,1997)。从最近的出土材料当中，刘莉与陈星灿认为中国早期国家的 形成应在二里头时期，以核心地区的庞大城市中心支配重要自然资源的边缘地区为特 徵，体现在贵重物品和生计物品两个系统的生产和再分配之中。贵重物品(即青铜器) 的生产与信仰系统密切相关，他要求不断的提供金属合金以满足贵族祭祀祖先仪式的 需要。可以参见Li Liu and Xingcan Che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中文版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 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1(2002)。 40 陈芳妹，〈艺术与宗教—以商代青铜艺术的发展与随葬礼制的互动为例〉，《故宫学 术季刊》：18：3(2001)。 41. 商代和西周艺术主流当中，人像艺术一向都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诚如张光直先生所 指出的，在美术上，种种的动物，或是动物的身体部分，构成装饰美术单元的一大部 分，而出现於青铜礼器上。参见Kwang-chih Chang,” Changing Relationships of Man and Animals in Shang and Chou Myths and Art.” Early Chinese Civilizat 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6),pp.174-96.。人像艺术的出现在以「中原为背景的中国」是较晚以後的发展， 相关文章可以参见Mary Fong,” The Origin of of Chinese Pictorial Representa tion of the Human Figure.” Artibus Asiae 49(1988),pp.5-38；Ladislav Kesne r,” Portrait Aspect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Chinese Ceramic Tomb Sculpt ure.” Orientations, August 1991,pp.33-42；Dietrich Seckel,” The Rise of Potraiture in Chinese Art.” Artibus Asiae 53( 1993),pp.7-26；Guolong Lai ,” Uses of the Human Figure in Early Chinese Art.” Orientations ,June 1999. 42. 罗泰，〈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收入罗泰编《奇异的凸目─西方学者看三星堆》： 15。 43. 关於三星堆文化的中文研究大量的出现，要完全搜集且研读已经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 ，在99年三星堆完整的报告出现後，一些研究也没有看的必要了。1993年以前较为完 整的书目可以参见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後所附的书目。完整的报告请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 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另外几本较为重要的书介绍如下：关於考古学文化 分期的讨论可以参见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宋 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较为综合性讨论的专书 可以看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纵—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成都：巴蜀 书社，2002)；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成 都：巴蜀书社，2003)。 44.目前这些城址最详细的报告为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合作的《宝墩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发掘和研究》(东京：有限会社阿普，2000)。其 他有发掘简报的城址包括成都市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新津县文管 所，〈四川新津宝墩遗 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1；成都市文物考古队、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 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7；成都市文物考古队、郫县博物馆 ，〈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温江县文管所，〈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的调查 与试掘〉，《文物》1998：12。 45.据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告知。 46.「金沙遗址」的发掘地点目前打算申报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的保护公园，并打算兴建博 物馆，其所出土的文物，已出版的图录和报告可以参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淘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成都考古发现(200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7.目前对於古代四川的研究也为外国汉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 关於三星堆遗址西方语言的论文与专书论文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Robert W. Bagley,” A Shang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Orientations 21.11(1990),pp.52-67；” Sacrificial Pits of the Shang Period at Sanxingdui in Guangh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rts Asiatiques 43(1988),pp.78-86。匹兹堡大学的Ge Yan and Katheryn M. Linduff,” Sanxingdui: A new Bronze Age site in southwest China ,” Antiquity 64(1990):505-513。澳洲国立大学的Noel Barnard,” Some Prelimin ary Though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uang-han Pit—burial Bronzes and other Artifacts, Beirta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achenden Archleiologie9- 10(1990),pp.249-279。芝加哥大学的Wu Hung, All about the Eyes: Two Groups of Sculptures from the Sanxingdui Culture, Orientations 28.8(1997):58-66.。牛 津大学Jessica Rawson ed.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y, London: British museum and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96.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Robert Thorp,” Sacrificial Pits at Sanxingdui, Guanhan, Sichuan Province,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eleb rated Discoveri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Nationa l Gallery of Art and Kansas City: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1999.pp.206- 227。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Lothar von Falkenhausen, “Some Reflections on Sanxingdui”，收在邢义田所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世纪以前的地域文 化、宗教与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最早的一本英文专书 为Steven F. Sage, Ancient Sichuan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日本学者对於四川古代史也相当感兴趣，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近来也出版了一本四川古 代史的专书，参见古贺 登，〈四川と长江文明〉(东京：东方书店，2003)；西江清高於 2002年编了一本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认识，《扶桑与弱木》(成都：巴蜀书社，2002) ，其後有附1979~99年日本学者对於古代四川的研究书目。最近Robert Bagley集合了美国 、法国和英国的学者编辑了一本跨学科的作品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Seattle and New Jersey: Seattle Art Museum and Princeton Unive rsity Press,2001).处理古代四川的英文博士论文最主要为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目前共 有四本，包括匹兹堡大学的Ge Yan(葛岩),”The Coexistence of Artistic Style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action: Sanxingdui during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Rowan K. Flad, Specialized Salt Production and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at the Prehistoric Site of Zhongba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sin(Ph.D. dissertation, UCLA, 2004). 、Chen Pochan(陈伯桢),Sal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in the East Sichuan Basin, China(Ph.D. dissertation , UCLA,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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