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走向一统 -由成都平原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交涉 胡川安* 1. 主旨、重要性及学术背景 中国古代不同区域间的多元与异质 民国初年的新史学其根本基调在於历 史的重建，当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时，和中国史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尤其 是古史的研究。(注1) 史语所挖掘殷墟的一部分原因即在於对抗安特生提 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注2) 。殷墟发掘之後，城子崖的发掘，学者一 般认为证明了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说法正确，也为打破「中国文明西 来说」提供最佳的证据。夷夏东西的二元对立，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影响很 大，学者认为他提出多元起源的看法，且这样的看法影响其後的张光直、 苏秉琦等重要的考古学家。(注3) 二元对立的看法一直要到50年代以後才 被一元论所取代，仰韶--龙山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绍文化发展到龙 山文化再到历史时期的一元论代替。张光直先生提出所谓的「龙山形成期 」，认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 土生土长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然而，一元论背後所充满的汉族中心 主义与民族认同是不言可喻的。 (注4) 八○年代以後，苏秉琦从区系类型发展出「多元一体」的说法，他在 晚年综合其毕生想法的着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注5) 中提出的观点认 为在以往的思考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 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当成是历史本身。这在长期以马列主义 为指导意识型态的大陆考古学界是相当大的突破。他从鬲的研究表明，中 国的古文化有许多的起源，不像以前所说的由中原向四周发展，而是相互 影响着，各有各的方向。商王朝时，周人已在东部兴起。周王朝时，秦人 已在陇西兴起，周、秦各有来源。而在北方，燕山南北的燕人走的是另一 种发展道路，在南方，活动於江汉平原的人走的是不同于中原的道路。( 注6)换句话说，所谓的多元一体，基本上是中国考古学在已经建构的考古 分期体系中，逐渐领悟到各地文化的演变经常是秉承传统，而与另外地区 有所不同，於是进而划分出若干谱系不同的文化区，不同文化区的物质文 化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保持着各自风格上的传统。 苏秉琦与其追随者的理论虽然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和启发性，然而仍有 两个最大的盲点。其一为解释文明起源时所谓的中国文化根源地的说法， 苏氏以为燕山南北长城内外的北方为中国文化的起源处，而非过去所强调 的三河地区。然而，诚如杜正胜所指出的，苏秉琦的新见解受到当代民族 国家的影响，与「中华」民族的定义有关，应为有所为而发。(注7) 其二 则是所谓「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多元」 承认在现今中国范围内的每个区域各自有独特的文化；「一体」则是在复 杂多样的文化之中还有一个蕴含於其下的文化共性。这种看法背後所反映 的问题： 学术的「多元一体格局」其实和政治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是互为表里 的，当今的中国，多民族是社会事实，但维系国家统一才是真正的政治目 的，所以多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国家」毋宁更在「多民族」之上。类似 的思考反映在学术上，所谓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强调「一体」重於「多元 」。(注8) 中国本部秦汉以下虽是一统的局面，然而其本质应为多元(注9)， 即 使秦汉帝国以下所辖的郡县，其差异性也相当大，何况於此之前。或许苏 氏的理论更符合目前民族国家的情况，而非公元前3000年的「中国」。中 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地域主义高涨，如何寻求一套新理论使得地方与中央 的关系维持平衡，应是这套理论之後最大的核心关怀。(注10) 从一个更广阔的学术史脉络来看，中国考古学与民族主义、历史学之 间始终有牵扯不清的关系，研究者始终强调历史学是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特 色，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假如中国第一个由国家执行的连续性大规模 发掘不是殷墟，而是一处史前遗址，一个以社会科学为主要取向的考古学 便可能在中国诞生。」(注11)史语所的考古学带有浓厚的历史学性格，而 这个历史学性格的考古学使她在一开始的发掘上又与追寻国族的起源划上 等号。 (注12) 历史学者与考古学家心中所系所念者都在为「中华民族」 寻求起源 (注13) 。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与外界恢 复交流，经济生活逐渐好转，民族自信心随之恢复，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 又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相当热门的话题，考古学也成为表现民族主义情绪高 昂的工具之一。最近引起相当大的讨论与争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 中国文明起源」工程，虽然招集了数百位文史学者和科学家从事「科学工 作」，但不难从其中寻求到民族情绪高涨的表现 。 (注14) 然而，所有的理论都必须向新出土的材料低头，这也是为什麽文明起 源的说法从西来说、二元说、一元说以至於多元说。即使现实的意识无所 不在，但必须承认的是，中国考古学在过去的七十五年当中仍获得很大的 成就，对於上古史的理解也相对的深刻。当中原以外的古文明持续不断的 被发现，在现今中国范围内的考古图景大异於过往的认识而使得理论的框 架不断的修正。如何解释这些「遗忘的过去」，成为考古学家、艺术史家 与古史学者最重要的课题。 历史学家对待大量出土的考古材料能提供什麽样不同的视野与观点？ 以往古代社会史的研究，运用的材料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这个部分获得 很大的成就，对於古代国家的形成与社会性质的变化已经有初步的认识。 然而，当考古学与艺术史家(注15)已经注意到古代中国的空间差异与多元 性，历史学家在这块园地上是否仍要固守着文献，呼吁「走出疑古时代」 ，强调古典文献的正确性((注16) ，则是必须深思的问题。目前古史学者 所使用的文献多集中在东周成书的作品，我们不否认其中所包含的真实性 ，但它受到的润饰与修改往往是当时作者的想法，而远大於历史过程中的 「真实」。(注17 ) 古典文献并非不可用，但应该与考古材料之间寻求一 个适当的框架与位置。(注18) 或许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於：当中原周边发现相当多与中原相 异的文化、打破了过去中国文明单一起源的看法时，而这些文化却是过去 文献当中所没有记载的，在我们过去的历史知识之中所缺乏的，我们如何 解释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间的矛盾、差异与异例(anomaly) (注19)。以本 论文所要讨论的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为例，在商代後期 已经是一个阶层化的复杂社会，制作青铜的技术成熟，并且大异其趣於我 们所熟知的中原青铜风格。然而，具有自身文化特徵的成都平原，在历史 发展的过程中与历史知识的建构里，却被後世的史家所遗忘。历史记忆的 遗忘使得成都平原的人群自觉的为华夏自古以来的一部分，为炎黄子孙的 一个分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注20)。故当考古家「发现」了这 个文化时，都曾使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感到意外。就如王明珂先生所论及 的，华夏边缘的考古新发现常被视为「中国文明的又一源头」。但是，这 样的说法并不能解释他们为何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未能 解答多元如何成为一体的问题。(注21) 多元与一体之间究竟是本相或是形成的现象？如果是後者，它的动力 又是什麽？这即是本论文的问题与核心关怀。在第一个层面上，它有其学 术史上所要回应与检讨的方向，即欲拨开层层掩盖於现实意识下的中国考 古学与历史学，进而探讨上古中国发展的过程；在第二个层面上，所关心 的是古代中国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并将以成都平原作为论述的例子。 这个研究以成都平原作为论述的核心，其原因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普遍 性在於春秋战国北方的生态边界形成後(注22)，包括长江流域与岭南地区 的广大西南与南方地区，在历史时期不断的被包含吸纳入所谓的「中国」 的范围内；特殊性则在於成都平原材料的丰富，虽然目前的考古材料尚不 完全，但已经可以部分的展现出「中国化」的过程。(注23)透过对於成都 平原这个区域的研究，将更有助於对古代中国多元的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 。(注24) 另外，由於部分的考古学者和古史学者已经对於成都平原的材料作过 不同方向与取径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相当丰硕，也具有启发性。然而 ，部分的层面仍为学者所忽略。其一，除了重视区域间的独特性外，也不 能忽略历史过程中不同区域的互动与交流。中国的地方考古学家或历史学 家近年来编辑和撰写各种地域史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当中，往往过份强 调地域的特徵，而忽略不同区域的交流与互动。在我的论文当中，除了说 明中原对区域的影响，更进一步的要问区域对中原的影响，或是不同地域 的相互关系与影响。(注25) 其二，强调古代中国的抟成是透过中原国家政治力的运作，将多元且 异质的不同的区域社会纳入自身的过程。在这方面，过去学术界有相当大 量的作品讨论中国古代帝国形成与结构的问题。他们关注在春秋战国时期 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和网络，譬如：许倬云以曾以华勒斯坦的世界体 系讨论「中国是如何逐步形成为一个整合的大体系」，将市场和区域间的 经济交流作为建构古代中国体系的主轴，然而华勒斯坦的体系是否能应用 在古代世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相对的，在王德权对於许倬云体系论的 批评当中，指出一个较为符合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的关键性思考：「古代地 域社会异质程度高，各区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不显，在相对孤立的地域社 会上耸立起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这个政治体系通过制度建构，将相对孤 立的各地域联结在一个核心力量下。」(注26)另外，深受大一统思想影响 的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往往强调中国的统一与帝国的形成为历史的潮流 ，是进步且客观的结果，在这样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史观当中，往往会忽 视统一过程中不同地域的差异。在「统一」的大帽子之下，各地的文化与 区域间的特性是被压抑而消失的，这样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不同声音与文化。 其三，中原国家的扩张本身是一种「文明化政策」(注27)，它将自身 的宇宙观与价值体系透过行政与教化系统灌输於周边。(注28)余英时的一 篇具有精辟性见解的文章〈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中认为：身为儒者的官 吏，在地方推行儒家教化的同时，也顺道完成了教化的使命。(注29)对於 余英时的大部分看法是相当赞同的，然而有两个补充的意见，第一为教化 或「文明化的政策」并不只在儒家的学说中而已，它是战国以来弥漫於诸 子间的一种想法，後来并落实在秦代的法律当中。(注30)第二为「文明化 的政策」与「编户齐民」(注31)社会的成立是互为表里的。战国以前的商 与西周、春秋时代，人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基本上不均等，城内的「国人 」与城外的「野人」之间的封建义务并不相同，封建的义务主要行於氏族 之间而不及於一般人民，基层社会与贵族之间的文化和风俗差异相当大( 注32 )；当「国」、「野」之间的界限泯灭，郡县制成立之後，各地之间 不同的习俗也成为当政者的重要课题，如何整合各地的风俗、习惯而与新 成形的「领土国家」(宫崎市定语，指战国时代历经社会变化的七国)和帝 国合而为一，成为知识份子与国君都关心的课题。(注33) 2.历史学与考古学整合研究下的古代成都平原 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是本世纪中国最令人瞩目的考古发现 之一，也吸引了考古学者以外广大群众的注意。然而，从历史的研究看来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必须放在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发掘脉络中，不仅对於 两个祭祀坑的器物，也必须了解成都平原同一时期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与之前之後成都平原的相关发现参照比较，在多种脉络之中求得适当 的解释。 现在所称的三星堆遗址，是位於四川省广汉市北面，由於当地有三个 土堆隆起，当地的人将此地称为三星堆。三星堆遗址在1929年即有文物出 土，当时的农民燕道诚在马牧河北岸的月亮湾清理水沟时，从沟底偶然挖 出一批数量不少的玉石器，其中玉器的种类包括玉圭、玉璋、玉琮和玉璧 等，总数量超过400件。 燕道诚後来将部分的文物卖给古董商，在古物市 场广汉玉器也相当出名，引起附近和有兴趣学者的询问。当时在广汉传教 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 H. Donithorne)获知消息後，将部分搜集到的文 物交付华西大学博物馆，并与任职於其下的地质学教授作了第一次的考古 探察。於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即今日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馆长葛 维汉(David C. Graham) (注34)有了挖掘的构想，并於1934年协同林名均 带领考古队在当地进行为期十天的发掘。从挖掘的材料之中，葛维汉首次 提出「广汉文化」，将它的年代推定在铜石并用时代，下限推定在周代初 年，即公元前1100年前後。(注3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後，五○年代到 八○年代持续零星的发掘，至八○年代以後才有重大的突破。成都平原考 古最大的突破，即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在遗址除出土大量的文物外 ，尚发现规模宏大的古城。由三星堆所发现的青铜器上，没有任何的铭文 足以充分说明这些地方是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三星堆与商文化的差异是 古典文献当中所没有也无法说明的。(注36)相对於安阳以青铜铸造容器和 兵器，它以大量青铜铸作铜人、铜像，容器和兵器仅仅是少数。虽然它们 都以青铜铸器，然而在使用资源的概念和技术的选择上都不相同，技术的 选择背後反映了宗教概念与社会认同的差异，也显示了相异的社会内涵。 (注37) 从考古的材料中显示，在二里头三期，青铜已出现在墓葬当中。在中 国，青铜器铸造的种类与方向，除了与其他文明相同用来铸造成兵器外， 尚以青铜铸造大量的容器。而青铜的铸造牵涉到整体社会的组织与动员， 以冶矿的部分而言，从探勘、采矿、冶炼以至於青铜器的成形，背後所关 系到的组织动员与人力控制都说明了复杂政体的形成。故部分学者认为从 二里头开始，也就是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夏」(注38)，青铜器的出现大 致与「国家」的形成同步。(注39)二里头将青铜器资源集中於铸造兵器与 容器，成为中原一股重要的传统。这股传统背後有其宗教性的面向，主要 动力来自对於祖先的崇拜，然而，它并非以青铜铸造祖先的神像，而是铸 造出膜拜祖先的容器。(注40) 然而，从三星堆的发掘当中，在青铜容器中没有发现鼎的存在，也没 有任何可以用做烹煮的青铜三足或四足炊具的痕迹。不仅如此，二里头、 二里岗和殷墟青铜容器中的其他主要礼器，如爵、斝、觚等注酒和饮酒的 酒器，在目前所发掘的情形中也付之阙如。三星堆两个器物坑所出土的青 铜器，其中以大量的人物、动物、植物造像和许多饰件为主，这几个部分 占据三星堆青铜器类的大部分。然而，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在中原的青 铜文化当中所罕见或不见的。在现今中国范围内所发现的青铜文化，对於 人形造像的传统是相当缺乏的。(注41)从聚落范围和城址的面积来说，三 星堆古城的面积为和商代其他城址相较，算是较大的城址。以周长而论， 偃师商城城墙周长约5.4公里；郑州商城的周长则约7公里；湖北盘龙城周 长则仅1 公里。从聚落面积来说，郑州商城即使包括附属遗址聚落、作坊 与墓地也不及於三星堆遗址的12平方公里。诚如Lothar von Falkenhause n教授所言：「无疑，三星堆遗址应是东亚最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之一 。」(注42) 随着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掘，同时也对於三星堆文化的源起、分布 范围和周边的考古文化更加的重视。(注43)1995年底以来，陆续在成都平 原发现城址群及城内相关的遗存。几个遗址年代虽然不尽相同，但它文化 的总体面貌一致，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於其他考古学文化独特风格的 器物群。成都平原已经发现三星堆文化以前的古城共有六座，分别是新津 县的宝墩村古城、都江堰市的芒城村遗址、郫县的古城村古城、温江县鱼 凫村遗址、崇州市的紫竹村古城和双河村古城遗址。(注44)然而，据了解 ，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并不只这六座，其数目可能超过十座。(注45)另外 ，由於讶异於三星堆文化的高度发展，促使考古学对於其来龙去脉相当关 切。而90年代金沙遗址的发掘即部分回答了三星堆之後成都平原文化的走 向，从95年至今进行四次不同程度的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仍在持续不断 的发掘当中。「金沙遗址」自发掘後就被视为成都平原的另一个三星堆， 它的出土器物与三星堆遗址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并且回答了三星堆遗址没 落之後的走向。 (注46) 考古学家於九○年代对於成都平原的发掘，使我们更为深刻了解三星 堆之後与之前的成都平原，不仅从几个点，还可以将它连缀起来成为一条 具有自身文化特徵的线。目前已经可以从考古学文化当中确认从新石器时 代至西汉前期成都平原的文化特色。可以较为大胆的说，成都平原有其自 身通向高度复杂社会的方式与道路。(注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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