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同行 西蒙波娃在马赛只待了一年，一九三二年，她前往里昂执教。她的授课内容吸引了 不少学生，其中有位金黄头发面色苍白的漂亮白俄姑娘奥尔佳。西蒙波娃没想到， 日後这个姑娘会在她与沙特关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奥尔佳身上有种「心绪不宁的狂暴脾气」，换言之，有种疯狂，而这种疯狂正是西 蒙波娃欣赏的特质。她比奥尔佳大九岁，两人意气相投，建立了密切关系。沙特透 过西蒙波娃认识这位女孩，他被她迷住了。很明显，他努力地取悦她，西蒙波娃将 一切看在眼里，但她并不吃醋，她想努力从这种「三重关系」中获得充实。但事情 没这麽简单，沙特热烈地爱着奥尔佳，「变得如杜鹃般瘦削和狂热」，这是他与西 蒙波娃在一起所没有的疯狂，西蒙波娃感到了一种羞辱。 三重奏不能再持续了，奥尔佳没取得教师文凭，为此她的父母很生气，要她回家。 行前，奥尔佳与沙特发生了几次激烈争吵，两人爱情告终。当她重新回到他俩的生 活中时，奥尔佳的妹妹万达出现了，这次沙特把爱情转移给她，他为她特别写了出 〈间隔〉的戏，一种新的激情来临了，并且这次的激情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战中有 一年，沙特听闻万达生病喀血，他打算娶她，这样他才能被获准去看望她，他甚至 为了她把与西蒙波娃的通信销毁，因为怕万达看见。不过这件事他告诉了西蒙波娃 。 沙特说：「在青春期，当我能爱女人的时候，我想要她的全部。」「独身生活是我 的原则，我生来就是当光棍的。」 他们这种独特的爱情宣言，衍生出两个鲜活开放而绝对自由的个体，这种相处使他 们避免了在婚姻体制内极可能遭遇的情感磨损、厌倦与疲乏，（西蒙波娃後来说过 ：「我和沙特的关系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来，我们只有一次 在就寝时是不和谐的。」）而使他们更充分地激发解读彼此生命的慾望与兴趣。在 跨过了常规的情爱形式後，他们进入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之中。 爱侣、朋友、并肩作战的斗士 　 沙特一直对遇到的女孩们说，她们应该写作。他说一个人只有创作虚构出来的作品 ，才能避开生活中的遭遇。而西蒙波娃最有力地实践了他的观点。她头脑明晰、意 志坚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 西蒙波娃的第一部作品是小说《女宾》（L' Invitee）。《女宾》的主题明显取材 於一九三三年的沙特－西蒙波娃－奥尔佳三角情感纠纷。在这部小说中，西蒙波娃 避开此类主题惯用的心理分析和手法，而向读者展现了存在主义小说的模式，特别 提出了「他人」这个存在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第一部小说的成功促使西蒙波娃放 弃了中学教职，投身写作。一九五四年，西蒙波娃的《名士风流》获龚固尔文学奖 。这部小说是法国战後左派知识分子圈子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它描绘形形色色知 识分子的形象，战争胜利後的幻想及其破灭，与共产党、东欧、美国矛盾又困难的 关系，面对殖民主义的无能为力以及对古拉格现象的觉悟……这本书在法国知识界 引起如此巨大的回响，对现实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出乎作者预料。 一九四六年，西蒙波娃与沙特有过一番对话： 西蒙波娃：「我想要写一写自己。第一个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於我意味着什麽？ 我以为我很快能把这个问题打发掉。我从来没感到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性别也 不感到烦腻。我跟沙特说：『对我而言，你几乎可以说，这个无足轻重。』」 沙特：「即便如此，你的教养还是与假如你是一个男孩所能得到的很不同，你应该 再往深处看看。」西蒙波娃：「我看了，结果是一种醒悟：世界原来是一个男性世 界，我的童年被男性编造的神话所滋养。」 这期间，西蒙波娃开始伴随沙特频繁地出访。她对旅游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常常 徒步或骑自行车考察风情景物。一九四六年，他们到了义大利。沙特安排了两个讲 座；他们被照顾得很周到。平生第一次，她穿了件晚礼服，并不华丽，只是又黑又 长，是从法国文化理事的妻子那儿借来的。 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间，西蒙波娃三次赴美国，第一次是去讲学，後两次是专程 探望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Nelson Algren）。她的美国之行产生了一桩热恋 事件。 她第一次离开以沙特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文人圈子，一头栽进美国文学界、学术界 的饭局。可以想像，这位和男人们坐在一起侃侃而谈的「沙特的女人」招来怎样好 奇的注视。这时她的一位重要情人出现了，尼尔森．艾格林，成长於芝加哥蓝领工 人区，偷货车流浪过，被判过监禁，离过婚，以写贫民窟为己任，住在租金十美元 的贫民区的一间房里。 他身高一八五公分，强健英俊，像西部片里的男主角，他简单地认为西蒙波娃「棒 极了」，他毫不迟疑地让她知道一个男人该如何表达对女人最直接的喜欢──拥抱 热吻，厨房中的旋转，把她带进卧室；他带她泡臭名昭彰的酒吧，带她去见小偷、 毒品贩子、妓女，那些正朝着毁灭加速行进的人，让她知道美国并非是人人都开着 汽车住着洋房的国家；他跟她谈美国的种族问题，推荐给她政治经济学家缪尔达 （Gunner Myrdal）的《美国的两难境地：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她非常喜欢， 这本书对她的写作具有深远影响，她的构想开始朝社会学方面打开。 当她一九四七年四月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朋友们惊讶地发现她戴着一枚银戒指，这 枚戒指她到死也没有摘下来。她与情人尼尔森‧艾格林相互戏称「青蛙妻子」与 「鳄鱼丈夫」，但这不仅仅是玩笑话，他是她心中最有丈夫感觉的人。多年後，西 蒙波娃写自传时，她对自己强烈的情感仍然直言不讳： 「人们议论他，说他不稳定，心绪阴沉，甚至神经质。我喜欢做唯一理解他的人。 如果说他有时粗暴、直接，如人们所说，也是出於防卫。他具有那种人间最稀有的 、我应该称作『好』的品质，如果这个词还没有遭到如此践踏。让我说，他真正关 心人。」 回到法国，西蒙波娃发现沙特的美国情人还待在巴黎没走，她与沙特只好躲在郊区 的小旅馆里，想念尼尔森．艾格林使她的情绪低落得常常在公共场合哭泣。 「我度过了难受的两个月。重返芝加哥并非不可能，然而放弃难道不更好？我焦躁 地把自己问得发狂。为了镇静自己，我不得不吃药。很可能，这些哭泣是我向衰老 及随後而来的终结投降之前最後的反抗：我仍然想要把阴暗从光明中分离出来。突 然间，我在变成石头，而铁条在锯开它，那真是地狱。」 同年九月她再度飞往芝加哥，仓促之中乘了一架老掉牙的飞机，中途一个发动机居 然坏掉，一路上几经风险。 这一年，沙特因发表反戴高乐的广播演讲而结下了大量的敌人。他与西蒙波娃常常 是漫画素材，穿高领衫、芭蕾舞鞋的男女青年成为存在主义的可笑符号。敌人的数 目似乎与名声成正比，沙特的剧作《胜利者》、《红手套》相继上演。西蒙波娃在 给尼尔森．艾格林的信里，向情人描述了她在巴黎井然有序的生活：八点到九点之 间起床，走到双叟咖啡（Deux Magots）喝咖啡，读报纸，在那里独自工作到一点 。与母亲，俄国女友，或犹太女友一起吃午饭。之後她到莫雷尔（Morel）夫人的 公寓里与沙特会合，下午的时间用来与沙特独处。晚上，根据沙特的需要，他们去 参加政治或社会活动，或者回到她的房间，开着收音机，做各自的事。 「互告新欢，而又执着於旧爱」──她奇特生活方式的最大优点是别的成年女人最 缺乏的──充裕的独处时间和精神自由。她选择住在旅馆里，因为她从很小起就不 打算过她母亲那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她不要做家务，「既不为别人做，也不 为自己做。」 这一年频繁的活动，及朋友们的种种需求，使得她无法集中精力做她最想做的两件 事：一是写《第二性》，二是策画她与尼尔森．艾格林的密西西比─南美之行。计 画中四个月的假期给了两位情人很多愉快的想像。但尼尔森．艾格林不明白，为什 麽西蒙波娃和沙特，在身体上的热情完全消失之後，仍然认为彼此是首要的。他开 始发问「为什麽不能永远在瓦巴尼亚街留下来，当我的妻子，为我煮肉，就着水龙 头洗袜子？」 而西蒙波娃只能在信中为他保证一个无限美好的夏天。 沙特与写作已成为她无法割舍的生活重心，这两者与她血肉交融，是她的意义所在 。当然，她也不能够轻易割舍尼尔森．艾格林。他的求婚使她获得了一个女人莫大 的心理满足感，她在信中温情脉脉，以胆小听话的「青蛙妻子」自居。他们之间的 通信後来被发现长达一六八二页，信中充满「我的爱」、「我锺爱的密西西比河的 丈夫」之类的称呼，并且她说：「七十六岁时我们一起去死。」 随着《第二性》的写作蓝图的日益清晰，她愈来愈离不开她所熟悉的图书馆和她的 资料，沙特也时刻需要她充当私人评判与编辑。为此，她告诉尼尔森．艾格林四个 月的假期必须缩短为三星期，这使得她的情人在共度的最後几天里脸色阴沉。 他们终於一起去旅行了。然而在美好的风光中，两人对事物看法的不同造成的一些 不和谐也显现出来，她不得不告诉他，要提前结束假期，因为要和沙特一起修改一 个电影脚本。尼尔森．艾格林很生气，西蒙波娃甚至感受到了他的敌意，她能理解 他，因为她在接受他的爱同时又不能放弃沙特。她还是提前走了。 一段时间後，尼尔森．艾格林的气消了，两人又有一次去义大利等地的长途旅行， 这次旅行很愉快。不久後，他获知自己得了普立兹奖，这个奖相当於西蒙波娃所获 得的法国龚固尔文学奖。 两人的关系因为距离还是逐渐淡了下来，尼尔森．艾格林终於不能忍受这种爱情相 处方式，他对於她的生命仍属於沙特这一点感到失望。他给她信的最後一句话是 「到此为止吧」。 一九八一年，记者采访尼尔森．艾格林时，他对西蒙波娃「把他的爱情当作一种伟 大的跨国奇遇发表」和出版他的情书感到大为光火，这时他已七十二岁，有心脏病 ，第二天，原本是他的小说记者会的日子，他却被发现心脏病突发而死在家中。 告别的仪式 　 一九四八年五月，《第二性》头几章开始在沙特主办的《现代》杂志上连载，出现 非常热烈的社会反应。 真正密集的写作在七月西蒙波娃从美国回来後才开始。为了完成庞大的写作计画， 她不时靠药物维持夜以继日的突击。酒和药影响了行文质量，读者发现她常常把相 似的话翻来覆去地周转。九月份她随沙特去阿尔及利亚，帮助他写《脏手》的电影 脚本。这时候，西蒙波娃早已失去了教书的工作，靠沙特的资助及《现代》的稿酬 度日，她把对沙特的帮助视为接受沙特支票的理由。写作的时间被占据，她心急如 焚，因为这时她刚刚涉足她始终不信任却认为不可回避的心理学。在对佛洛伊德心 理学的批判性陈述中，她再次揭示：生物、生理的因素不足以构成所谓「女性」， 社会秩序透过家庭结构间接地参与了对「女性」的心理轨道的复制。她的看法为後 来的女性心理学开了一个头。（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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