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upidduck ((0‵◇′0) 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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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Re: 大忠大孝後庭花:二十世纪小说里的相公情结
时间Sat Jan 29 17:03:3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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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大伟
听说佛洛伊德生前的一大疑问是:「女人想要什麽?」他想研究这个问题,
因为他毕生都在探讨男人想要什麽,而女人只是被要的对象,至於女人要什
麽却不被讨论。我们也可以问:「『男人扮成的女人』想要什麽?」人们通
常只讨论男人会被男扮女装的相公吸引,却不问相公本身想要什麽,甚至不
让相公开口说话。在巴金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家》之中,小旦是道具,用来
强调封建社会丑恶面──他们没有开口的机会,更不可能为自己的处境辩护
。《家》只写出老男人迷恋小旦的美色,却没说小旦心里想要什麽。不过,
九年之後,一九四○年的《秋》对於小旦的态度则变得温厚。早在《家》就
露过面的某位小旦,终於在《秋》的结尾吐露自己的处境:在乱世之中,他
没有钱也没有家,但只要锁定一位恩客,他就有了金主也有了家人。恩客贪
图饭饱之後的淫慾,而相公只要淫慾之前的饭饱。
据我猜测,相公的地位约莫在一九四○年代出现变化。先前,相公是旧社会
的同路人,被当作封建时代的帮凶;之後,相公站在旧社会的对立面,变成
封建时代的受害者。《家》和《秋》对於相公的态度不同,呼应了相公定位
的改变。一九四○年代起,相公有了说话权,愈来愈理直气壮,甚至背负起
国仇家恨。《卧虎藏龙》原着作者王度庐在一九四八年推出的武侠小说《燕
市侠伶》就是个好例子。小说主人翁乍看是女孩,其实是男旦,他的父亲也
是「娈童」出身。
主人翁不男不女,正好对应其他暧昧属性:他乍看只是伶人,其实也是武人
;看似要在燕市(即北京)卖艺,其实是要行刺朝廷大官、为父报仇。周遭
男女因为侠伶而勾动淫慾,而侠伶只记挂伦理。侠伶为父报仇,是大孝;他
决心刺杀帝国中央的奸臣,又是大忠。在《家》,旦角是「家」的污染来源
;在《秋》,旦角变成「家」的同情对象;在《燕市侠伶》里,那家不家、
国不国的时代,旦角更升格为「家」与「国」的扞卫战士。
中共政权成立之後,中国文坛风云变色。奇的是,相公并没有马上打入黑名
单,反而翻身为英雄。秦瘦鸥在一九五六年印行的《秋海棠》以男扮女装的
旦角作为主人翁;此书脍灸人口,被着名导演马徐维邦改拍为电影。这位伶
人痛恨自己被色慾薰心的军阀当作女人对待,也感叹形状如秋海棠叶子的中
国被凌辱,於是便放弃原本阴柔的艺名,改而自称「秋海棠」──他认为自
己和中国是命运共同体。以家国为重的秋海棠,也进一步调整形状了相公和
「家长/父亲」的关系:长久之来,从《陶庵梦忆》、《品花宝监》到巴金
的小说,相公认恩客作父,是父亲角色的「玩物」;在《燕市侠伶》中,相
公为父报仇,化为父亲角色的「分身」;在《秋海棠》中,相公娶妻生下後
代,更进一步成为父亲角色「本尊」。从一个角度来看,相公成为父亲,摆
脱了不男不女污名,彷佛为相公一族争取尊严,看似进步;可是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相公迎合传统家庭的逻辑,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回归传统。
在众人熟悉的《霸王别姬》中,旦角程蝶衣固执守旧,而生角段小楼却随波
逐流。在小说版本中,小楼放弃戏曲,移居香港,可是蝶衣在文革前後都守
住梨园工作。虽然蝶衣曾被不同政权视为叛贼,但他每一次背叛其实都是效
忠的表现:政权要他别演,可是他偏偏要演;他在背叛政权的时候,都是对
中国传统戏曲效忠。虽然多次被骂作相公,卷入男色纠纷,但蝶衣始终如一
。小说中流离失所的宝剑,始终都是由蝶衣守护,小楼反而守不住——这宝
剑正象徵了传统的薪火。
《霸王别姬》小说原着和电影版本最大的差异之一是:前者有香港观点,後
者没有。李碧华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完成小说初稿,正值中英谈判香港回归一
事後不久。李碧华陈述香港不知何去何从的心情,不过采取中国观点而非香
港观点的导演陈凯歌并没有沿袭这份心意。另一位和香港观点对立的中国作
家凌力,在一九九九年出版一部庆祝香港回归中国的长篇小说《柳摇金》。
虽然《柳摇金》和《霸王别姬》的政治关怀不同,《柳摇金》的主人翁「柳
摇金」也是难辨雌雄的旦角。在梨园里,戏班子就是戏子的家,故称「家班」
;在家班中,程蝶衣和柳摇金这种不男不女的旦角反而是家的栋梁,比一般
男子更强悍可靠。程蝶衣和柳摇金再三遭受性搔扰,却不屈不挠,爱家爱国
。
我在这篇文章谈论小说中的戏子,而不是现实社会中的相公。二十世纪的小
说家不断把相公和性事区隔开来,彷佛只要相公不做爱就可以走出社会底层
的阴影。可是,现实社会中的相公要吃饭,不像小说中的相公一样争取抽象
的尊严。他们必须看市场的脸色来办事:在戏曲仍有卖相的时候,相公们可
以纯卖艺,也可能挂羊头卖狗肉,以卖艺之名行卖肉之实。史家指出,在一
九三○年代的上海,常见女性装束的男孩阻街拉客;这些女性化男孩被叫作
「兔子」,据称来自〈木兰诗〉:「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典故
。後来中共政权成立,妓男妓女都被扫荡;不过,近年来「money boy」
(收钱的男孩)在各大都市兴起,彷佛相公投胎转世。但消费者口味已变,
「money boy」不穿女装而要亮出阳光肌肉,不唱戏曲而改唱卡拉OK。关
锦鹏的电影《蓝宇》以「money boy」为主题,电影里的「money boy」和小
说里的相公一样讲究情义、不论金钱──这种理想,毕竟和金钱至上的社会
现状有所出入吧。
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文学、电影里的婊子、戏子却倾向抵抗这
种刻板印象,不断证明妓女、相公也有情有义,甚至大忠大孝。二十世纪小
说里的相公,和十九世纪的先辈大不相同:《品花宝监》的相公风花雪月,
二十世纪的相公却更在乎情操。然而我们左右张望,在文学之外,不但相公稀
少,连情操也都罕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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