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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大忠大孝後庭花:二十世纪小说里的相公情结
时间Fri Jan 28 18:48:3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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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大伟
对於旧社会的多种「文化遗产」,现代人抱持又爱又恨的矛盾情结:一方面
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却又念念不忘。「相公文化」就是遗产之一。「相公」
是男扮女装的小旦,原则上「卖艺(唱戏)不卖身」,但历代文献也指出多
种「卖身不卖艺」的例子。「玩相公」要花钱,只有富裕的男性才消受得起
,而当时经济不独立的女性、贫穷的男性没有能力消费,所以「玩相公」成
为公子哥儿的男同性恋文化。有人大骂相公腐败变态,也有人主张相公是
「阴阳同体」的前锋。人们匆匆忙忙给相公贴标签,却未必进一步思索相公
在历史中的流变。如果冷静一点,有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就会浮现。
这篇文章要探讨一个现象:二十世纪的小说对於相公的执迷。虽然一般认为
相公是昨日黄花,可是相公的魅影并没有被我们抛在古代,反而被现代作家
再三召唤出来。
在进一步谈论小说中的相公之前,要先谈定位暧昧的「相公」一词:这个词
有时「贵」有时「贱」,有时「贞节」有时「淫荡」。这种高下对立,和
「灵」「肉」对立相关:重视灵魂的相公被视为高尚,兜售肉体的相公就被
鄙为下流。在十九世纪的「相公大全」《品花宝监》已经在题目点出「品」
(品评高下)的执迷:全书不断「品评」相公的高下,卖艺的空灵少年是
「红相公」,卖肉的情慾男妓是「黑相公」。类似的区分也套用在历代妓女
身上:低级妓女卖身,高尚妓女不卖。
既然社会爱性却又谴责性,於是相公和妓女就纷纷和性事撇清关系,并且从
称呼下手。比如说,高级妓女在《海上花》改称「先生」,低级妓女在《品
花宝监》改叫「媳妇」;「先生」、「媳妇」听起来和性无关,所以比较高
尚。一般认为「相公」这个词的前身是「像姑」──长得像姑娘的男孩──
但「像姑」的性暗示强烈,所以被发音类似的「相公」取代。但是,原本没
有性暗示的「相公」终究还是被贴上性的标签:「相公」在李碧华的小说
《霸王别姬》里就是骂人用词。就算是不用「相公」而改用「旦角」,「旦
角」也沦为贬词:在巴金的小说中,「旦角」未必唱戏,反而更常陪有钱男
子打情骂俏。
老实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要社会对於「相公」一直抱持偏见,不管
改用什麽称呼都逃不了歧视目光。既然不可能找到中立的称呼,在这篇文章
中我还是沿用「相公」一词。
先前提及,灵肉对立逻辑是品评相公的法则,而这种法则也扣在「梨园」一
词上头。相传唐明皇在梨园训练艺人,此後「梨园」就指戏剧界。十七世纪
的散文名着《陶庵梦忆》里,作者张岱将「玩相公」的男同性恋情慾明白称
作「梨园癖」;不过,二十世纪的戏曲专书提及「梨园」时,若不是极力否
认「梨园」和同性恋的关系,不然就乾脆完全不提及相公。
现代的戏曲论述去「芜」存「菁」现象,也在二十世纪的小说中出现。不过
小说毕竟不是硬帮帮的论述,不便赶走活色生香的相公。既然要留相公在小
说中过夜,小说家不得不为相公「漂白」,多呈现可爱的部分,并剔除可憎
的元素。吴继文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世纪末少年爱读本》,骨架出自《品
花宝监》,血肉却纯情许多。《世纪末少年爱读本》显得洁净雅致,不像
《品花宝监》一样炫耀性爱。
综观二十世纪的小说,相公先被当成负面教材,後来又转型为正面教材。在
二十世纪早期,相公还没翻身。当时的文豪,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
作者吴沃尧以及鲁迅,虽然并没有在小说中描绘相公,但还是忍不住找机会
写上几笔。吴沃尧在一九一○年去世之前,发表了一篇〈沪上百多谈〉,列
举上海一百种奇观,其中包括「珊家园多小屁精」,而「小屁精」就是骂相
公的词。鲁迅在一九二三年发表《中国小说史略》,书中提及《品花宝监》
的段落常被引用。鲁迅说,清朝不准士大夫召妓女,於是只好「不得已」以
男代女,改召相公,造就出《品花宝监》的大环境──不过,鲁迅的说法并
不可靠。《品花宝监》明白显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嫖女现象仍然存在
,嫖男行为也不合法,但公子哥儿「偏偏要」弃女就男。「不得已」和「偏
偏要」之间的重要差距,鲁迅并没有指出来。鲁迅另外说过,「我们中国最
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他藉由男扮女装这个象徵讽刺积弱不振
的中国。对於相公,鲁迅想来没有好感。
吴沃尧和鲁迅不爱相公,同时期的「海上说梦人」却在《歇浦潮》津津乐道
「啖余桃优伶中计」。「歇浦」是上海的别名,一九二一年发行的章回小说
《歇浦潮》展现民国初年的上海情慾风光,听说颇得张爱玲欢心。「余桃」
是指同性恋,「优伶」是指俊美的戏子,但书中这位男身女相的美男子并不
服侍同性,反而专门交接有夫之妇。先前说过,有余钱的男性才有能力「玩
相公」;不过当时上海女子已有本钱包养相公,「玩相公」不再只是男人和
男人之间的交易。女子有了钱,也就可以发展女同性恋关系;《歇浦潮》另
描述一位有夫之妇包养女性小白脸,两人类似当今的女同性恋情侣。刚才提
及的富婆「玩相公」事迹败露,丈夫醋劲大发:他一方面气愤自己的女人出
墙,另一方面又嫉妒美男人被自己的女人玩。丈夫要求和妻子分一杯羹;丈
夫说,「既然夫妻,何妨做个同志」──原来丈夫想当「余桃同志。」从这
段情节可以见,同时爱女也爱男的已婚男子,以及同时接受女客男宾的相公
,都在民国初年的上海谱出倾城奇恋。
然而,在内忧外患的大时代,爱国主义才是正道,倾城之恋要遭人白眼。巴
金在「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长篇小说之中,以类似《红
楼梦》的技法,描绘五四时期某四川家族的兴衰。五四时期,新旧价值猛烈
冲突;现代化的震央在上海,四川保持了安全距离。大家族的冲突主要源於
世代之间的差异,而相公往往是走火线。儿子辈拥护一男一女配对的自由恋
爱,而父祖辈娶妻之外,还娶姨太太、玩小旦。也就是说,文明的世代主张
「一对一的异性恋」,而封建的世代耽迷「一对多的各种恋」(坐拥姨太太
;吃小旦豆腐)。在两方壁垒分明的情势中,小旦和姨太太都被画入年轻人
的敌方,都算是旧社会的畸形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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