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悌 （一） 康乐和黄进兴在1981年主编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 可以看成台湾当代史学努力引介西方史学论着的里程碑。在此之前，台湾虽然 还处於戒严时期，许多西文着作都受到管制，但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只要愿 意，还是可以接触到许多理论和实证作品。而且在当时相对单纯的环境下，学 生对靠着原（英）文吸收新知，反而有极大的热忱。 一方面，这个时候的学生以直接阅读原文书为傲；一方面，市场上也很少有历 史类的翻译着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虽然是一本小书，却意图涵盖许多重 要的课题（包括历史是科学吗？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政治史、思想史的 价值，社会史和社会历史，经济史、历史人口学、量化、心理学、科学史、艺 术史），[１]难怪引起相当的瞩目。由余英时教授慎重其事地为这本书写序， 以及译者的坚强阵容，都不难想像当时的历史学界是把这本译着当成什麽样的 大事来处理。 此後，随着一批在西方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学者返国，学术环境日趋热络，翻 译工作也受到更多的重视。其中，由康乐主编的新桥译丛尤其醒目。在1980年 代十年间，先後问世的译作近二十本。除了一系列韦伯的着作外，在史学方面 的译着包括了《史家的技艺》、《欧洲经济史》三册，以及一本《年监史学论 文集》。[２] 所谓「十年有成」，这一套丛书在康乐长期策划下，累积了一定的成果。台湾 学界对韦伯学说的认识，这一套译丛应该有很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几本译 着的译者、编者，像是梁其姿、张彬村、周婉窈，都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从早 期闭门苦读原典，到自己下海从事翻译，进一步说明了译作在史学界受到的重 视。在早期介绍年监学派的努力中，梁其姿编译的《年监史学论文集》和周婉 窈翻译的《史家的技艺》（作者Marc Bloch是年监第一代的创始人），是两本 重要的作品。 （二） 进入1990年以後，翻译作品的类别日趋多元。在出版社方面，除了麦田和卢建 荣主编的西方经典着作，其他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也参与了这一波的翻译事业。 除了理论着作之外，这一波译作和1980年代比较不同的是，更着重在实证性的 作品，并且兼顾了西洋史和中国史的论着。 在理论方面，这一波的关怀重点，和1980年代康乐、黄进兴主编《史学与社会 科学》时，已经大不相同，後现代的影响清晰可见。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历 史的真相》[３]一书最具代表性。三位作者都是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者，而 且都是女性，相当「政治正确」。这本书对後现代史学的发展，其思想社会背 景，有深刻有趣的分析。作者们一方面对後现代史学抱持高度的同情，一方面 又站在史家的立场，对後现代主义中强烈的相对主义意涵有所批判。 本书的译者曾翻译过费正清的《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因为部份人名和 专有名词的误失，受到一些批评。再度翻译《历史真相》一书，除了译笔风格 略显艰涩，也有不少误译之处。我原本答应帮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在翻阅原稿 後，发现不能不负责任地只写一篇序言，於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没有报酬 的情况下，将原译文作了许多修正。但对译文的风格，却没有更多力气更改。 全书印行後，固然被学界普遍采用，但也有一些对译文的批评。我一方面觉得 遗憾，一方面仍然认为这本译着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在西洋史译着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年监学派的一些经典性代表作品，开始 陆陆续续被引进国内。如果说在台湾过去十几年的史学研究中，有一种派别能 引起持久而广泛的兴趣，必定非年监莫属。在梁其姿、汪荣祖、赖建诚及甫当 选中研院院士的夏伯嘉等人的介绍下，年监学派很早就成为历史系学生耳熟能 详的名字。透过各种各样的介绍文字，我们对年监的历史、演变、代表人物和 着作，都知之甚详，但年监学派实际的历史作品，读过的人大概不多，就像英 文中说的more talked than read。 Braudel译作的问世，却打破了这种局面。曾有西方的评论者说过，如果诺贝 尔奖有历史奖的话，Fernand Braudel一定是最佳人选。这句话很容易就可以 让我们看出Braudel在年监学派及整个西方史学界的影响。而在Braudel诸多着 作中，三本以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为题的巨着， 更是他享誉学界的代表作。这套书的法文原着於1979年起陆续出版，英译本第 一册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则於1981年在美国、英国各出版社出 版。中译本《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则由顾良、施康强译 出，於1992、1993年由北京三联书局出版。台北的猫头鹰出版社买下大陆本译 文的版权，在1999年出版了繁体字版。 这种由台湾出版社向大陆取得中文译着的版权，在台湾再出版繁体字版的作法 ，最近几年相当流行。台北商务出版的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达尔文的 《物种原始论》、蒙田的《蒙田随笔》等一系列的经典译丛，是很好的例子。 下面会提到的《叫魂》是另一个例子。台湾出版商的这种作法，固然反映了两 岸整体经济趋势的某些面相（大陆生产、台湾加工或包装），也显示出中国大 陆在翻译西方学术着作上的努力。 以Braudel的作品为例，不仅上述三本名着早已经译成中文，他的其他几部作 品，像《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法兰西的特性》等，也都有译本。 除了像蒙田、孟德斯鸠这一类的经典作品，或是布罗代尔（台湾译为布劳岱尔） 等西洋史研究的名着，大陆各出版社也大量翻译了海外学者（西方人或华人） 的中国史论着。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有计划地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最引人注目。其他各地的出版社，从北京到南京社科院，到贵州人民出版社， 也零零散散地翻译了不少着作。整体来看，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的重要中国 史论着，几乎都可以在中国大陆找到中文译本。这些译作固然偶尔会出现一些 不可思议的错误，像是把Perry Link对二十世纪初叶鸳鸯蝴蝶派的研究[４]翻 成「北京鸭与花蝴蝶」，但大体而言，却为我们在台湾的历史教学带来莫大的 便利。 回到台湾的年监学派译作，除了布劳岱尔的三册巨着外，麦田出版社在今年又 出版了年监学派最畅销的代表作《蒙大犹》。[５]和布劳岱尔一样，这本书同 样是台湾史学界谈论不已，却鲜少有人阅读的名着。从一座村落的地理生态谈 起，本书详细描述了一群乡下人的婚姻、感情、宗教、性爱、死亡。新鲜的视 野和书写，不仅对研究者、学生有示范启迪之功，在台湾一片书写村史的热潮 中，这本书也应该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除了法国的年监学派，英国以Past & Present期刊为中心的左翼史家的作品， 也陆陆续续被译介到台湾。其中，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作品，被麦 田出版社大量译出，最为醒目。《资本的年代：1848-1875》（1997出版）[６] ，《帝国的年代，1875-1914》[７]，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８]三部曲 ，虽然是卷帙浩繁的通史性钜着，但由於霍布斯邦的文字流畅、取材新颖，再 加上时报开卷版十大好书的推波助澜，在市场上引起极大的回响，至少售出七 、八千套，是学术性历史着作少见的成绩。 接下来，麦田又出版了霍氏的《民族与民族主义》[９]、《盗匪：从罗宾汉到 水浒英雄》[１０]和《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 [１１]。前者放在台湾社会激烈论辩的民族认同的架构下考量，其实有相当强 的现实意义。後两本书虽然是一般性地讨论民众叛乱问题，但对西方学者处理 中国民众叛乱问题，仍有相当的启发。像Elizabeth Perry的经典名着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就引用了Hobsbawm在上述两本书中的见解。我们在熟读了西方 学者对中国群众叛乱问题的各项研究後，再回过头来读这两本霍氏的中文译着 ，格外能体会二者发凡摘要的贡献。学生如果对社会史中的相关议题感到兴趣 ，这两本书无疑地是最佳入门着作。 在霍布斯邦之外，麦田又出版了Past & Present大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劳伦 斯．史东（Lawrence Stone）的名着《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 。[１２]虽然是英国左派史家的作品，但和上述年监学派勒华拉杜里《蒙大犹》 一书中的议题，遥相呼应，有许多共同关怀的课题，这些课题也形成了当代史 学的主要特色。 除了霍布斯邦、史东，由卢建荣主编的这一套麦田历史选书，最近即将出版另 一位英国左翼史家E.P. Thompson的成名作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短短几年间，这套书系己经在英、法史学名着的译介上，建立了一定 的声誉与基础。今年，麦田接受纯智文教基金会的赞助，开始进一步规划一系 列的西洋史名着的翻译工作。如果这一套书系够稳定的持续下去，必定会为台 湾的西洋史教学和研究，奠定紮实的根基。 除了西洋史着作的引介，第二波（1990年代）翻译潮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 方学者写的中国史专着也受到青睐。其中，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最为 市场所锺爱，各种译作相继问世。台湾第一本译成中文的是他的百万畅销名作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 1980。这本书在1981年问世以後，成为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中最畅销的大众读 物，锋头之健，完全不输给前述的《蒙大犹》。中文版在1994问世，题为《知 识分子与中国革命》。[１３]可惜的是，这本在西方世界叫好又叫座的名作， 却被台湾的中文译者白白糟蹋。译文表面读起来流畅通顺，实际上却是错误连 篇，令人不敢置信。更糟糕的是，作者还自作聪明用他的反共八股评点全书， 严重玷污了原作的意旨。[１４] 接下来出版的是：《胡若望的疑问》[１５]和《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１６]陈国栋在联合报的一篇书评中，对後者有不少的微辞。 除了这几本已经出版的作品，史景迁的其他几本着作也已经先後译成，即将出 版。包括他的近代史教科书（The Search of Modern China）（时报），洪秀 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nquan）（时报），以及《妇人王氏之死》（麦田）。我参与了後者的 译文还原、润饰工作，深知其苦。也写了一篇导读，将这本书放在美国中国史 研究的脉络中加以定位。 大体而言，史景迁的各项着作，和史东，特别是霍布斯邦一样，承继了英国史 学中优良的叙事传统，对台湾枯涩、贫乏的史学着作，应该有一新耳目的示范 效果。《妇人王氏之死》一书，不仅彰显了史景迁高超的叙事技巧，也在美国 的中国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中，另辟蹊径。我在序文中，特别拿这一本小书和 台湾的区域史研究作对比，希望能对学生有一些启发。 在史景迁之外，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１７]系列，和他的晚年定论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也先後译出。前者以重大的课题为主，呈现西方 学界（包括西方学者和华人学者）对中国各个朝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後者是一 本通史性的作品，大量引用了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成是这位汉学泰 斗对他辛勤创建的帝国的最後巡礼。 在我自己的解读中，西方汉学过去二、三十年中最耀眼的成就，应该是在社会 史研究这个领域，其中包括了地方组织、士绅社会、民众叛乱、民间宗教、地 方社会等。这个领域中出色的作品相当多，其中大多数都有简体字的中文译本 。我自己在教学时，相当仰仗这些译本，因为现在一般的研究生多没有阅读英 文原作的能力。多数研究生靠着这些中文译本，进入一个他们前所未知的中国 社会。也有一部份学生，因此引发浓厚的兴趣，投身中国或台湾社会史的研究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译本的功用绝不容轻估。 在这个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中，费正清的学生孔复礼（Philip Kuhn）是相当重 要的代表人物。他的两本专论《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和《叫魂：乾 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都分别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其中《叫魂》一书，和 上述许多译作一样，跨海来台，以繁体字重新印行。[１８]本来无人闻问的译 作，经过几家报纸书评版的介绍，败部复活，引起相当的注目，最後并入选时 报开卷版的十大好书。经过媒体的报导，这本书引起历史之外许多专业学者的 兴趣，也像其他几本书一样，有比较广的读者群。 由於这本书在市场上有不错的反应，同一家出版社决定循同一模式，将孔复礼 的另一本中文译着《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从中国大陆引进台湾。 这本书是Kuhn的成名作，是相当专业的学术性着作，很难唤起一般读者的兴趣 ，但却是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经典作品。如果出版社愿意引用同一模式，引进 另外几本代表性的中文译本，将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对中国社会史的了解。 从上面简略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重点。一、新一波的後现代理论，成为 这个时代历史学界的新宠。二、和1980年代的译着相比，实证性的历史着作受 到更多重视。绝大多数的译本都是实际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无涉。三、不论是 法国年监学派，或英国左派史家，在叙事和题材上，都有许多开创，对台湾史 学界的保守气息，应该有相当大的冲击。四、中国史的译作也慢慢出现。其中 不论是费正清的中国史新论，史景迁的叙事技巧，或孔复礼在社会史、文化史 上的原创性研究，都应该会为本地学生带来耳目一新之感。有心的学生，其实 不难在这些译作中找到更宽广的学习空间。 -------------------------------------------------------------------------------- [1] 参见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1981）目 录。 [2] 这一大套由康乐主编的新桥译丛，均於1989年由远流出版社出版。 [3] 台北：正中，1995。 [4]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5] 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udurie)着，许明龙译，《蒙大犹：1294 -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台北：麦田，2001），2册。 [6] 张晓华等译，1997。 [7] 贾士蘅译，1997出版。 [8] 郑明萱译，上下册，1996。 [9] 李金梅译，1997。 [10] 郑明萱译，1998。 [11] 杨德睿译，1999。 [12] 刁筱华译，上下册，2000。 [13] 张连康，丝路出版社。 [14] 我和南方朔曾经分别在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书评版中，对译者提出严肃 的批评。 [15] 黄秀吟、林芳梧译，唐山，1996。 [16] 台北：商务，2000。译者是阮叔梅。 [17] 原书名为China: a New History, 译者是薛絇，正中出版，1994。 [18] 台北：时英出版社，2000，译者是陈兼、刘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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