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本无意在这样的时刻讨论此事，这篇文章最初也只是上个星期的一点心情笔记 。对於我所不够了解的事，我只抱持怀疑的认识，而不会一头热的讨论。这篇文章的後续 也是抱持着这样的态度。 只是在现在这种时候，连抒发心情也得仔细小心(今天我观察看板的人数，始终高居不 下)， 还是有点废话得说一说。我无意也厌倦讨论最近的事，在这篇文章的後续，我只想 讨论我所接触到的几位老师与长辈，也兼及我所了解的一些已故的先辈。不管是先前所说 的孔德成老师的学问与态度或高去寻、石璋如等先生都是放在这个读书与心情笔记中的。 而心情笔记的感受性大过於分析性，「诠释性」大於实质性。故在上一篇文章中，感叹 性的语气在六段当中的结语占了一半。 之後讨论的一些书与人，我将先述及现在的指导老师杜正胜先生的一本新书《新史学 之路》。熟识我的朋友都会知道，大学时代我就相当喜爱杜老师的作品。当时不管读的懂 或读不懂，囫囵吞枣的一股脑的读进去。直到後来，有志於做上古中国的研究，渐渐的对 於文章或书所回应的学术脉络才清晰起来。或许我不敢说我对於杜老师的作品全部读过， 但是罗列在史语所网页上的书籍与文章是阅读了九成以上了，这也包括一些杂文与报纸上 的文章。大学时代也就期望能够在他的指导下完成我的硕士论文，现在正在努力的完成当 中。在我所阅读的书中，也许相当偏狭，但从我这样短浅的目光中，我相当尊敬这样优秀 的人文学者。 或许是带着这样尊敬的心理，不管是老师上课时所说的话，或是关於我论文的几次讨 论，我都会将重点记录下来。必须承认的是，除了论文的事以外，我与杜老师没有其他的 交情。将老师的文章、学术与个人的生涯结合是我「创造性的诠释」。 屡屡出任新职的杜老师都受到社会极大的关注，我不清楚他的生涯规划与官场际遇， 也无意讨论此。然而不论是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对於其学术背景都缺乏应有的认识与理解 。作者於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前夕所出版的两本书，一为此本《新史学之路》；另一本则 是《艺术殿堂内外》。 长期以来，国内的学术界与社会的互动并不大；吊诡的是，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仍 是人，远离人群的历史学家却以人为对象，不免使人产生质疑。台湾社会自解严以来，社 会经历了一连串不小的骚动，即使在象牙塔内的学者也为之震撼。作者在本书自序中即言 明：「我从学术的象牙塔眺望这座塔所植基依存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在沸腾，这个社会正 在脱壳，这个社会正企图羽化，我便情不自禁的撩落去了。撩落去，思想重於实务，教育 文化多於政治社会。」如此的夫子自道正说明了台湾社会的蜕变与学术之间的交互关系。 学术与社会之间虽不必然直接相关，但研究者的视野根植於所依附的社会，所关怀者也应 会与这块土地息息相通。 然而，或许有人会质疑，作者钻研中国古代史，与此块土地之间的关系何在。事实上 ，作者的历史研究表现了台湾史学发展数十年来的学风特色。历史研究的发展有其主观与 客观的面向，也有他所承袭传统的特点，随着社会的转变，也会造成观察历史角度的变化 。举例来说，中国的上古史学者往往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每每挖掘到一个大 型遗址时，即强调它与中国文明的「灿烂起源」相关。事实上，中国的疆域范围广大，生 态区域复杂，即使在当下的中国也非铁板一块，更何况是古代中国的来源复杂，那时生活 於南方的人或许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吧。故这样的研究多多少少反映当下中国民族情绪 高涨的一种倾向，强调中国的传统何其辉煌，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应该也脱 离不了关系。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社会与学术互动之间的交互辨证，也可以由此 来理解这本书。作者本身也承认他曾经被教育成中国人，也以中国文化人自居，但现在面 对的是蛮横威胁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的中国。作为一个专业的史家，不禁就会质问何者才 是中国文化的本质了。但是在此之中，则会少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多了一些被高涨民族 情绪所掩盖不见的角度。 进一步而言，或许我们应该质疑的是，为什麽我们所学的历史尽是中国历史。以日 治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为例，当时的文政学部采讲座制，由一位教授下领数位助手和学 生共同组成。当时的史学部下设本国史〈即是日本史〉、以中国为主的东洋史、南洋史 、西洋史与史学理论等。如此的配置即使在目前看来也是相当的先进，视野也十分广阔 。而国民党五十年的统治下，史学的研究仍以中国史为重。台湾史在解严後的发展虽逐 渐成为显学，但仍固守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将视野扩大，我们将会发现，即使在中 国历史的研究中，以往也只强调汉族中心的历史。作者曾经指出，北方的小麦，南方的 稻米，三代的青铜冶炼等，都应该放在整个亚洲大陆的历史研究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结 论。很多政治人物或记者认为作者的立场为所谓的「去中国化」，在我看来，说此话的 人可能完全不明了「中国」的内涵到底是什麽，所拥抱的是一个未知与虚幻的中国泡影 。对於「中国」本质与内涵与复杂进行了解，才有可能提供历史知识与教育不同的观点 。 以我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而言，我讨论在现代四川省境内广汉出土的两个祭祀 坑。这两个祭祀坑大约在商代晚期，所出土的文物和我们过去在故宫博物院常见的青铜 器完全不同。它以大量的青铜面具展现其文化的特色，和同时期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差异 甚大。过去我们经常强调夏商周三代的传承，而且想像三代的范围，往往以目前的中国 国境想像过去生活在这块东亚大陆的古文化，认为他们都是「中国人」。但是，广汉三 星堆的例子告诉我们当时的四川与中原的关系，文化的差异如同现在中国与泰国的关系 ，存在着交流但远非相同的族群，即使它是中国，也是个「未知的中国」。 历史知识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密切的，对於其他文明也应该有一定的认识。这 本书中也收录了在几年前引起讨论的「同心圆」理论的相关文章。作者讨论了「本土─ 中国─世界」的概念，在当时片面又刻板的报导中，成为了所谓的「台独史观」。然而 ，仔细研读其中的文字，事实上可以发现，作者相当平实的说明其所学习的过程与反省 所得。在这套想法当中没有什麽样伟大的理论，只是一个常识性的想法。而且，这样的 想法在实际上并无落实到教材的编写当中。反对的一方往往摘取其中的只字片语即大作 文章，我们不禁要质疑是否因为立场而失去了接纳不同意见的空间。我不厌其烦的在此 指出作者於同时期在《自由时报》所登出的另一篇关於历史教育的文章，此篇提为〈大 家终於重视历史教育了〉的文章中认为过去的历史教育的缺乏在於，其一，只有中国而 无台湾，既无视於中国各地的特性，也脱离了国家的现实，导致本身严重的认同危机； 其二，简化中国历史，把中国史刻板化，以致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偏差；其三，遗漏 历史上中国疆域外许多重要民族文化与中国的交互影响。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究竟指责作者的人，其所谓的「中国」意涵何指。在出版这本书时，作者在当时的文章 中增写了後记，里面充满了感慨的语气：「历史的禁忌远比其他学科为多，现在面临时 代，社会大改变，我们最好先解放自己，不要在囿於年少所学的知识，不要被以前的观 念所束缚，不妨试着从我的新角度来看看历史，看看世界。」 上述所言反映了学术、社会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的研究最後必须落实於实 际的教育，而研究的立场则与所处的社会相关。作者指出了我们目前的不足，而在这本 书中除了提供值得思索的愿景之外，也将过去台湾史学界的努力与成果呈现出来。这个 部分可以说是提供台湾史学发展相当重要的史料之一，90年代初期，正值社会解放，作 者与一些朋友，推动了史学的改造运动。这个运动的具体成果即是《新史学》杂志的成 立，从出版至今，已届十四年。在这个运动当中，作者在本书中详细的叙述了她的传承 与开新，并且明确的指出她的局限与未来的方向。 在传承上，作者指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台湾史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史 语所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第一个机关，有「天下第一所」之称，执民初学术界之牛 耳，汇集了当时第一流的学者。这个机关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的败退而迁至台湾 ，大部分的研究人员与材料也随之而来。首任所长傅斯年同时也兼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台湾大学历史系成为培养战後历史研究人才的重镇。作者指出了这个渊源，并且详细的 讨论整个时代的氛围与其对後来史学发展的影响。《新史学》杂志也是秉持?这样的传 统而有所维新，简单的说，作者将史学研究比喻为人体的骨骼和血肉。在过去的研究当 中，偏重政治、军事或围绕着相关的议题，而且强调菁英而轻忽人民群众。这样的研究 彷佛建立了人体的骨架而无血肉，至於什麽是血肉呢？即是增益对於人民生活、礼俗、 信仰和心态的了解，并且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与联系性。将历史从上至下的观点调整至由 下至上，重新思考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形塑的原因。 一般人的历史知识来自於历史教育的启蒙，在以往的知识传授当中，我们被教育 成中国人，了解政治制度与朝代交替。这样的历史与我们生活的环境有何关系？历史 是帝王的与上层阶级的，大部分的人在此之中是隐匿的；或是我们熟悉一些与我们生 活经验差异甚大的历史。不管作为哪一种人，要寻找自身的许多问题，我们仍必须反 观历史以为自身定位，以寻求安顿之处。历史知识是需要普及的，它是一套时间的座 标，提供我们经验的处所。作者此书虽是一本学术着作，但文字流畅，适合阅读。对 於我来说，它提供了相当广阔的视野，而且立论坚实。里面也十足的反映了作者自身 关於历史与个人生命之间、社会与学术的相互辨证和教育的前景等相当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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